颜伯焘：修订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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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官宦世家。祖父颜希深官云南巡抚。嘉庆十五年（1810年）顺天（北京）举人。嘉庆十九年（1814年）甲戌科进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ref>朱汝珍《詞林輯略·卷五》</ref>历任陕西[[延榆绥道]]、督粮道等職。道光七年（1827年），颜伯焘随军征讨回疆，因转运粮草及兵马辎重有功，赏赐花翎。道光十年（1830年），颜伯焘出任[[陕西巡抚]]。道光十七年，任[[云南巡抚]]，改建[[滇池]]石闸，使周边农田得以灌溉。不久兼署[[云贵总督]]。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好的名声。道光二十年（1840年）农历九月，继[[邓廷桢]]之后，颜伯焘被 |
出身官宦世家。祖父颜希深官云南巡抚。嘉庆十五年（1810年）顺天（北京）举人。嘉庆十九年（1814年）甲戌科进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ref>朱汝珍《詞林輯略·卷五》</ref>历任陕西[[延榆绥道]]、督粮道等職。道光七年（1827年），颜伯焘随军征讨回疆，因转运粮草及兵马辎重有功，赏赐花翎。道光十年（1830年），颜伯焘出任[[陕西巡抚]]。道光十七年，任[[云南巡抚]]，改建[[滇池]]石闸，使周边农田得以灌溉。不久兼署[[云贵总督]]。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好的名声。《清史稿》夸他：“伯焘累世膺疆寄，娴习吏治，所至有声。”道光二十年（1840年）农历九月，继[[邓廷桢]]之后，颜伯焘被任命为[[闽浙总督]]。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一月四日，与浙江巡抚[[刘韵珂]]会商浙江添防、铸炮以及筹划收复定海事宜，积极主战。奏请军费二百萬两白银，整修加固炮台三座，招募新兵及水勇共计八千人，還打算造战船五十余艘。<ref>茅海建：《鸦片战争清朝军费考》</ref>[[第一次鸦片战争|鴉片戰爭]]期間，英艦於道光二十一年七月（1841年8月25日晚上）[[厦门战役 (鸦片战争)|進攻厦门]]，颜伯焘亲自在虎头山、镇南关等地指挥作战，总兵[[江继芸]]等将领相继战死，厦门一日內即失守，当夜，清军被迫退至同安。<ref>徐继畲记载：“颜制军驻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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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半日，大炮台被其攻破，遂致全军溃败。”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第一章第八节：“颜伯焘虚骄自大，意气用事，一战即败是必然的。不过……战后自认‘丧师辱国’，报告军情，不甚虚捏，比投降派还是好得多。”</ref>清廷以“未能進剿”之罪，将颜伯焘革职遣回原籍。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颜伯焘由福建回广东連平时，排场甚大，一共请了幾千名挑夫为他搬运家产。颜伯焘在漳州歇息了5天，当地縣令共花一万多两银子招待。顏氏的家属、抬夫、仆从有三千多人，吃饭时，每顿饭要安排400多桌酒席。<ref>[[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載：“前帅（颜伯焘）回粤，道经漳城（漳州）。二月杪，县中接上站差信，预备夫马供张。至初一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至初十日，余与英镇迎至十里东郊，大雨如注。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师有亲军营三百人，感恩护送回粤，沿途皆须酒饭犒劳，是以酒席数多。将至城边，见帅眷舆过，余将轿立于道旁，见大小轿十余乘，每轿皆夫四名，轿前则戈什哈引马，轿旁则兵役 八名，每轿皆然，虽仆妇使女之舆，未尝不然。……前帅过境，蒋令（龍溪縣令）实用去一万余金。”</ref>居家十二年。咸丰三年（1854年），太平軍起，被朝廷召回，因道路阻塞，不能到达京师，奉旨途改姑苏（苏州），帮办江南事务，不久病逝。《清史稿》有传。<ref>《清史稿·[[s:清史稿/卷371|列传一百五十八]]》</re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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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伯焘（1792年—1855年），字鲁舆，号载枫，别号小岱，广东连平元善镇人，巡抚颜希深孙，颜检子。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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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官宦世家。祖父颜希深官云南巡抚。嘉庆十五年（1810年）顺天（北京）举人。嘉庆十九年（1814年）甲戌科进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1]历任陕西延榆绥道、督粮道等職。道光七年（1827年），颜伯焘随军征讨回疆，因转运粮草及兵马辎重有功，赏赐花翎。道光十年（1830年），颜伯焘出任陕西巡抚。道光十七年，任云南巡抚，改建滇池石闸，使周边农田得以灌溉。不久兼署云贵总督。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好的名声。《清史稿》夸他：“伯焘累世膺疆寄，娴习吏治，所至有声。”道光二十年（1840年）农历九月，继邓廷桢之后，颜伯焘被任命为闽浙总督。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一月四日，与浙江巡抚刘韵珂会商浙江添防、铸炮以及筹划收复定海事宜，积极主战。奏请军费二百萬两白银，整修加固炮台三座，招募新兵及水勇共计八千人，還打算造战船五十余艘。[2]鴉片戰爭期間，英艦於道光二十一年七月（1841年8月25日晚上）進攻厦门，颜伯焘亲自在虎头山、镇南关等地指挥作战，总兵江继芸等将领相继战死，厦门一日內即失守，当夜，清军被迫退至同安。[3]清廷以“未能進剿”之罪，将颜伯焘革职遣回原籍。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颜伯焘由福建回广东連平时，排场甚大，一共请了幾千名挑夫为他搬运家产。颜伯焘在漳州歇息了5天，当地縣令共花一万多两银子招待。顏氏的家属、抬夫、仆从有三千多人，吃饭时，每顿饭要安排400多桌酒席。[4]居家十二年。咸丰三年（1854年），太平軍起，被朝廷召回，因道路阻塞，不能到达京师，奉旨途改姑苏（苏州），帮办江南事务，不久病逝。《清史稿》有传。[5]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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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编辑]- ^ 朱汝珍《詞林輯略·卷五》
- ^ 茅海建：《鸦片战争清朝军费考》
- ^ 徐继畲记载：“颜制军驻厦 督办，经营半载，安炮四百余门（大者万斤），屯兵六、七 千，不可谓之无备矣。突于七月初十日，逆船三十余只， 驶入厦门开炮，我兵亦开炮对击。我之铁炮，不如彼铜 炮之轻灵，我岸上之炮，又不如彼船中之炮之稠密。相 持半日，大炮台被其攻破，遂致全军溃败。”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第一章第八节：“颜伯焘虚骄自大，意气用事，一战即败是必然的。不过……战后自认‘丧师辱国’，报告军情，不甚虚捏，比投降派还是好得多。”
- ^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載：“前帅（颜伯焘）回粤，道经漳城（漳州）。二月杪，县中接上站差信，预备夫马供张。至初一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至初十日，余与英镇迎至十里东郊，大雨如注。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师有亲军营三百人，感恩护送回粤，沿途皆须酒饭犒劳，是以酒席数多。将至城边，见帅眷舆过，余将轿立于道旁，见大小轿十余乘，每轿皆夫四名，轿前则戈什哈引马，轿旁则兵役 八名，每轿皆然，虽仆妇使女之舆，未尝不然。……前帅过境，蒋令（龍溪縣令）实用去一万余金。”
- ^ 《清史稿·列传一百五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