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类:修订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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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7-2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说:“对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凡是合乎条件的,应该优先选拔升入高等学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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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在文革的高潮期、约1966年夏天达到顶点(代表是西城红卫兵纠察队,甚至私设刑讯、[[羁押]]场所)。后来,[[毛泽东]]为了摧毁第一线党政官僚系统,通过[[中央文革小组]]对[[血统论]]进行了批判,情势渐趋缓解、回落。但它的影响仍以极大惯性,在继续革命理论的阶级路线框架中延续下去。其真正消除,是毛泽东去世后的1970年代后期,以至于1980年代以后的事情。此后这一称呼不仅逐渐消失,而且由于其在知识生产中所处的劣势地位,和其他阶级、阶层在社会生活中扮演角色的巨变,竟至具有了某种“旧时王谢堂前燕”讽刺的含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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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五类是1949年以後在中國社會上對某些人的稱呼,先是指履历表上出身填写为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的一群人,后来也根据血统论泛化到指称他们的子女为红五类,與黑五類相對。[1][2] 一說是对政治身份为工人、農民、商人、學生、革命军人等五类人的统稱,合稱工農商學兵。作为家庭成分(政治身份之一)的特定指称,带有彼时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复杂的、不易为后世所理解的感性意义。
名词释义
[编辑]“红”指这五类家庭成员在现实社会的阶级分层结构上,与执政党、现政权(“红色江山”)的性质是一致的,具有先天的政治正确性(“自来红”),是其阶级基础、主体和依靠对象。因而在种种资源占有、利益分配(升学、招工、晋级调资、分房、医疗等社会流动的机遇和福利)上,他们享有优先权;在政治参与(参军、提干、参选人民代表、从政为官)、接班人的培养(入队、入团、入党、选拔各种积极分子和入选干部后备队名单)上,享有优先权(因为“根正苗红”);在运动对象的选择、甄别上,享有豁免权。
文化大革命
[编辑]红五类在文革以前就已经实行的阶级路线中便早获得了多数优待,在文革中阶级路线被强调到绝对的情况下得到了更多倚重(也可以说是老红卫兵基于自身利益并得到当局认可的一种有意误读);与此相对,黑五类及其子女则被公开打入另册,列入专政对象。
文革初期血统论最为猖獗的时候,在正式文件中有过不提及“红五类”的红五类优待方法,包括优先升学,并优先参加红卫兵组织等[3]。这种一边倒的政治情势造就了红五类的优越感。在同龄人中,红五类子女比其他阶级、阶层出身的子女处于更优胜的社会主流地位,不但在正式的公众生活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即使在非正式的人际交往里,都拥有更多话语权、更多的交友机会,他们是交友选择的决定者,交友规则(范围、活动类型和内容、趣味、禁忌、处罚)的制订者和游戏的主导者、裁判者,而其他阶级、阶层出身的子女只能是被动适应者和响应者。即使是性情温和的红五类子女对后者都握有合法伤害权,不用说其中性情暴戾、极端者对后者更是动辄打骂、虐待。
这种情况在文革的高潮期、约1966年夏天达到顶点(代表是西城红卫兵纠察队,甚至私设刑讯、羁押场所)。后来,毛泽东为了摧毁第一线党政官僚系统,通过中央文革小组对血统论进行了批判,情势渐趋缓解、回落。但它的影响仍以极大惯性,在继续革命理论的阶级路线框架中延续下去。其真正消除,是毛泽东去世后的1970年代后期,以至于1980年代以后的事情。此后这一称呼不仅逐渐消失,而且由于其在知识生产中所处的劣势地位,和其他阶级、阶层在社会生活中扮演角色的巨变,竟至具有了某种“旧时王谢堂前燕”讽刺的含义。
参见
[编辑]参考资料
[编辑]- ^ 曹培. 文革中的我和我家. 香港中文大学. [2021-04-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30) (中文).
- ^ 徐友渔. 1966, 我们那一代的回忆. 中國文联出版公司. 1998 [2021-04-14]. ISBN 978-7-5059-3153-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4-18) (中文).
- ^ 1966-7-2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中说:“对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凡是合乎条件的,应该优先选拔升入高等学校。” 1967-2-19《中共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中说:“红卫兵应以劳动人民家庭(工、农、兵、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者)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