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修订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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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六四事件之后，政治气氛紧张，经济发展停滞，民众精神低落，国际社会孤立的困难局势，中国政府在采取一系列被指责为侵犯人权的非常手段稳定局势的同时，也试图通过更加有效地改革来从根本上缓和国内外的各种矛盾。 |
为了应对六四事件之后，政治气氛紧张，经济发展停滞，民众精神低落，国际社会孤立的困难局势，中国政府在采取一系列被指责为侵犯人权的非常手段稳定局势的同时，也试图通过更加有效地改革来从根本上缓和国内外的各种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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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打消[[香港]]和[[澳门]]地区的焦虑和担忧，江泽民重申了“[[一国两制]]”的理念，请他们放心。“我搞我的[[社会主义]]，你搞你的[[资本主义]]，‘井水不犯河水’，我不会在港澳和台湾搞社会主义，你也不要把资本主义的一套搬到内地来。” |
为打消[[香港]]和[[澳门]]地区的焦虑和担忧，江泽民重申了“[[一国两制]]”的理念，请他们放心。“我搞我的[[社会主义]]，你搞你的[[资本主义]]，‘井水不犯河水’，我不会在港澳和台湾搞社会主义，你也不要把资本主义的一套搬到内地来。”這種說話，卻被外界解讀為中國不肯實行改革開放的借口。另一方面，江澤民不斷強調“井水不犯河水”，但卻大規模的讓河水去侵犯井水，使香港人對前途更擔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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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针对[[学生运动]]的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对“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事情”规定“七项原则”，其中包括根除[[腐败]]以及党内裙带关系。几个民愤较大的高官子弟很快落入法网（事实确凿，但还需查实具体身份）。在接下来的2年里，实行了许多条例以限制官员们范围广泛的特权：新年宴会降格为[[茶话会]]；旅行受到限制，不许在风景胜地召开会议；禁止公车私用，购买昂贵的进口轿车；削减年终奖金和发放物品等。 |
7月28日，针对[[学生运动]]的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对“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事情”规定“七项原则”，其中包括根除[[腐败]]以及党内裙带关系。几个民愤较大的高官子弟很快落入法网（事实确凿，但还需查实具体身份）。在接下来的2年里，实行了许多条例以限制官员们范围广泛的特权：新年宴会降格为[[茶话会]]；旅行受到限制，不许在风景胜地召开会议；禁止公车私用，购买昂贵的进口轿车；削减年终奖金和发放物品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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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17日 (五) 16:02的版本
六四事件，也称六四民运(民主运动）、八九学运、六四屠杀、六四风波、六四运动、八九学潮、天安门屠杀、天安门事件、六四动乱，简称六四，是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间及其后一场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政治事件，以大规模的学生、民众的较为平和的游行、示威运动开始，但是学生团体和政府之间在交涉中未能达成共识和政治妥协，最后以军队武力镇压造成数百至数千平民死亡而告终。一般认为事件的中心是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此外上海等城市也在这一期间进行了表达各种政治主张的示威游行。一般政治评论家认为此次事件导致了自1978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改革步伐的停步甚至倒退。而事件中的众多争论时至今日也尚未解决。
背景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开始由自由化知识分子、领导阶层的具有改革思想的人士和广大民间共同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20世纪80年代，世界正处于冷战的最后阶段。1985年，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推行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新思维”运动，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产生广泛影响。被中国政府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西方民主思潮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1988年，公开呼唤“蔚蓝色”西方文明的政论电视片《河殇》在中央电视台公开播出，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成为六四运动的思想前导。从世界范围内看，六四运动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当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内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環節。在六四事件发生的同一天，波兰团结工会在大选中获胜，推翻社会主义制度。随后不到一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发生和平演变，两年后苏联亦宣告解体，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这些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不到5年的时间中发生了政权轮替，并改变了原有的政治体制。
事件记录
起因
4月15日，胡耀邦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终年73岁。中共中央表示哀悼，并称他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军队杰出的政治领袖，长期担任党的重要职务的卓越领导人。”事件导火索是由于中国学生自发的 悼念中国共产党前总书记胡耀邦（中共文件显示，1987年，胡耀邦因对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纵容而被中共元老们要求辞职），但很快学生的纪念活动就演变成为一场反对“官倒”，反对腐败，争取民主、争取自由的抗争。事件的起因有着更为深刻和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以及与当时国内、国外势力的斗争和较量有关联。
4月16日，北京高校学生以及各界人士自发前往胡耀邦家庭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上海大学生进行了街头游行活动，表示哀悼。
扩大
4月17日，天安门悼念活动规模逐渐扩大，开始有学生到广场游行，纪念胡耀邦。当天下午，第一支游行队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的约500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悼念活动，活动中曾有警察试图驱散群众，但是没有成功。整个活动在下午6点半和平结束。活动中有外国记者和外交人员在广场照相，部分学生还接受了采访。到当天晚上，广场上已经聚集上千人，除了政法大学的学生外，还有其他高校学生和普通市民。
4月18日凌晨，又有一批约3,000人的学生队伍从北京大学出发，向天安门广场游行，沿途又有近千名清华大学学生加入。据称队伍中有9辆外国使馆车辆和一些外国记者随行。清晨，数百名学生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并向人大常委提交了一封请愿信，提出7点要求，包括重估胡耀邦功过、新闻言论自由、政府官员和家属财产公开、取消游行限制、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等。
上午8时，国务院信访办的一名官员出面，接见了学生代表郭海峰、王丹。两人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学生，这个要求在当天下午5时30分得到满足。此期间学生们继续静坐，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在广场聚集、静坐。学生们的口号是“民主万岁”、“自由万岁”。到晚上9点，广场已经聚集大约2万名学生。
当天在北京的几所大学出现了约700多份有关胡耀邦的大字报。在上海，情况比较稳定，只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的数千名学生在市政府前聚集，但是在18日凌晨就已经散去；在南京，有南京大学等高校的1万名学生在鼓楼广场举行悼念活动，但是也很快恢复平静。在全国其他地区，主要是大城市，虽然有大大小小的各种活动，但是多很快在平静中收场。
但是在北京，情况正在失去控制。据称，18日深夜，由于在新华门静坐的学生只剩下数人，武装警察将他们拖走时动手打人，被打学生回校广播控诉，次日凌晨，千余名学生开始向新华门聚集。
4月19日凌晨，有学生要求进入中南海献花圈，并提交之前7点要求的请愿信，武装警察筑成层层人墙，阻挡学生进入。有人高喊“李鹏出来”，并开始冲撞警方的人墙。赵紫阳在接到报告后，下令武警不得带刺刀，避免伤害学生，但是同时要保卫新华门。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亲自前往新华门部署有关事宜。同日，中共中央决定，4月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并向遗体告别。19、20日两天，新华门外学生继续聚集，并且发生严重的警民冲突事件。
4月20日，北大民主沙龙开会，学生们决定自己组织学生会，废除原先接受政府和校方领导的北京大学学生会，组建“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由丁小平、王丹、杨涛、封从德等七名学生领导。他们希望能够团结全北京市其他学校的学生，统一领导学生运动。会议还通过了《告北京高校书》，提议进行非暴力、不抵抗抗争，采取罢课的形式争取民主。当天，新华社就学生游行和新华门外的冲突首次发表评论，称“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次日，《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批评新华门外学生静坐事件。
4月21日北京大学学生开始罢课，抗议两天前一名学生被武警打伤的事件，也有一些罢课学生阻挡另一些学生上课。当天在天安门广场，继续有学生抗议，当天晚上广场上的学生人数剧增，达到20万人。广场上有人发表各种政治演说，要求民主与自由。与此同时，由诗人北岛发起、150名学者连署的一封表达支持学生的请愿信送交全国人大，但是未获接受。在全国，各地的示威活动升级，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试图进入北京声援，但是大多被阻拦，只有36人冒充工人身份进京。当晚，数万北京学生们提前进入天安门广场，包括数百天津骑自行车来京的大学生。
4月22日是胡耀邦的追悼会，前一天晚上，北京19所高校学生组成“临时行动委员会”，组织学生悼念活动。学生们提出3点要求：
- 请求灵枢绕广场一周，让同学们瞻仰胡耀邦遗容；
- 与总理李鹏对话；
- 官方报纸报道学生悼念活动。
学生这些要求最终都未能得到满足。上午12时45分，三名学生代表获准将学生准备的花圈送入人民大会堂，之后有3名学生周勇军，郭海峰，张智勇跪在人民大会堂前国徽下，中间的那个学生举着一个很大的纸卷，据称是7点要求。有人高喊“人家都跪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没人理”等话语，更多的广场学生齐喊“站起来！”。曾有工作人员试图将学生扶起。在追悼会期间，广场上坐满了等待一夜的几十万学生，为防止学生和武装警察的冲突，担心警力不足，从外地调来军队维持广场秩序，学生们在接近一昼夜的静坐后无结果，情绪激愤，由于将近傍晚，担心入夜出事，广场上的学生代表作出撤离广场并无限期罢课的决定，但学生对赵紫阳极大赞美胡耀邦的追悼词基本满意，随后学生们呼喊“通电全国，无限期罢课”口号，开始从广场撤离。
4月23日，赵紫阳按原定计划出访朝鲜。同一天，“北京市高校学生临时高联”向北京和全国各高校倡议，举行无限期罢课活动。他们称，整个事件已经转变为全面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这场大规模游行的焦点从“悼念胡耀邦”转变为“争取自由民主”。当天，北京《科技日报》突破政府的新闻封锁，在头版发表有关学生游行的活动，第四版又全版报道学生游行，称“学生的行动代表了十亿人民的呼声”。日本《产经新闻》将这次事件与匈牙利和捷克的革命相提并论，日本共同社则称，若工人也加入到学生队伍中，可能迫使政府使用武力镇压。
4月25日，清华大学“和平请愿组织委员会”提出与国务院、北京市委的领导对话，双方同意由15名学生代表与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忠德、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缪等人对话，可是最终因学生内部存在分歧，双方对话流产。在上海，上海市委没收了当天出版的30万份《世界经济导报》，该报有批评中央决定让胡耀邦在1987年下台的决定并同情学生游行等内容。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要求该报更换有关文章后出版，但是遭到总编辑钦本立抵制，最终该报在原文处留白出版，引起海内外巨大反响。
同日，李鹏、杨尚昆等人到邓小平住处汇报学生运动的情况。邓小平对于将学生游行定性为动乱表示赞同，并称“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四·二六社论
4月25日，中共中央将政治局会议和邓小平的看法通报赵紫阳和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李鹏还要求胡启立负责，由曾建徽起草《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称“四·二六社论），当晚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全文。社论称，“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学生制造混乱，“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社论发表第二天，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以市委的名义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要求党员群众认真学习四·二六社论精神，制止动乱；北京也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发表讲话，称要维护首都社会稳定，批评学生是在搞“文革”，是制造动乱。
部分人对将事件定性为“动乱”表示不满，很多大学党委组织报告中也有不满，称社论的发表在学生中有很大抵触情绪。
学生们对“四·二六社论”的发表反应强烈，他们召开记者会，反驳有关指责学生试图颠覆中共政权的言论，并再度提出多项要求，包括与李鹏对话、要求公安部长和新华社社长道歉等。学生们最后决定于4月27日发动大规模游行活动。
4月27日，大约5万名学生举行游行，警方保持克制，虽然事前明令禁止游行，但是在学生示威中并没有采取坚决强制手段阻挠游行活动。学生们的标语主要是“和平请愿，不是动乱”、“打倒官僚”、“拥护共产党”之类，活动中秩序良好，最终和平落幕。在中南海，胡启立召开宣传部会议，检讨之前新闻宣传方面的过失；李鹏随后要求《人民日报》再发表一篇社论，但是语气更加温和，以维持社会稳定为主旨。此外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遭撤职。对此，中国官方的说法是（原文如下）：
——中共上海市委认为，《导报》定于4月24日出版的一期报纸上，在用几个版的篇幅报道追悼胡耀邦同志逝世的座谈会内容中，有些如公开发表，对稳定当前局势十分不利，将会造成思想混乱，影响安定团结。为此，市委和《导报》名誉理事长4月22日约请《导报》总编辑、党组成员钦本立同志谈话，建议对报纸内容加以节选。钦本立同志表示同意，并打电话通知停发已印好的这期报纸，待重新排版后再印发。但是，后来了解到，原来报纸已经印好，有些报纸已经提前发出去了。而且，第二天早晨，海外某些报纸就刊出了所谓《导报》被“没收”、“查封”的消息，甚至外国电台也相继播出了类似的消息。23日下午，市委再次要求《导报》立即提出版面处理意见，钦本立等当时决定改版后发行。直到25日下午，改版后的清样还压在《导报》负责人手里，迟迟不签发。最后仍未出报。25日晚，《导报》负责人给市委写了一份《紧急报告》，坚持发行原已印好的那张报纸。鉴于《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同志严重违反纪律，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停止他的《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党组成员的职务，并向该报社派驻整顿领导小组。
很多人相信，正是由于果断处理《世界经济导报》，而使江泽民获得邓小平的赏识，最终成为选定的接班人。
4月28日，《人民日报》照前日李鹏的要求，发表了题为《维护大局 维护稳定》的社论。社论指出，中国需要稳定，当前压倒一切的大局是保持社会的稳定。无视这个大局，只能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灾难。 李鹏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共中央在基本原则上的意见是相同的，即必须立即平息风波，但是在具体作为上存在分歧。杨尚昆、乔石等提议应该与学生和群众展开对话，平息怒气；李鹏、薄一波、宋平等人则认为有人在故意煽动学生，破坏稳定。
4月29日下午，在全国学联的安排下，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以及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等，与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进行对话。袁木承认中共内部有官员腐败的问题，但是强调大多数官员还是好的，并称无新闻检查制度，而只有“总编辑负责制”；另外他也称胡耀邦是自己决定辞职，除了因为认为学运事件未处理好外，健康原因也是其中一个。但是他同时又批评北京高校中有些人故意煽动情绪，目前的情况“和当年的文化大革命有惊人的类似之处。”这段对话在播出之后，大部分学生还是感到不满，认为首先参与对话的学生代表无法代表大多数学生，而且袁木回避了一些实质性问题。但是也有许多学生认为对话十分成功，并希望政府应该多举行这类直接的对话。
但是当天下午，“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负责人王丹、吾尔开希等人在香格里拉饭店举行记者会，批评那样的对话“更象是一次记者招待会，由学生来充当记者，提问题。”当晚一些学生就提出应该由学生选出的代表参加另一场对话。在兰州，不满的数千名学生游行到省政府，要求与省长对话，但是未果，次日凌晨在校方的劝说下游行和平结束。在武汉也有学生发动了类似的游行活动。
4月30日的情况似乎有所平息，虽然9万北京大学生依然罢课，但是在许多高校，情况已经有所缓和，一些学校甚至已经全面恢复正常课程。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国务委员、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全国学联的建议下，与北京市17所高校的29名学生进行对话。
5月1日劳动节当天的态势也是基本平静的，不过“北京高校学生联合自治委员会”在北京大学召开记者会，宣布要举行全国的罢课活动，并提出要与政府对话，此外还提出要重新评估胡耀邦功过和学运性质、惩处420打人事件的肇事人、反贪污反腐败、允许私人办报和检讨经济政策失误。会议还倡议成立“全国学联筹委会”，统筹全国的罢课行动。当天在中南海，已经结束朝鲜访问回到北京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赵紫阳称要以疏导为主，坚决劝导学生复课。
5月2日，在上海多所高校的学生为抗议《世界经济导报》整肃事件举行游行。在北京，北京高校提请对话请愿团向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提交了另一份声明，提出要由民选的学生代表与政府对话，而且要求允许旁听、有电视直播，并且双方代表都有相同的时间发言，且保障学生代表的人身与政治安全。
新华社在当日的报道中说：“首都高校数十名学生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接待室，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共中央递交‘请愿书’。就对话问题提出12条要求、4点声明。”并在报道中详细介绍了这份声明的全部内容（全文如下）：
——一、对话双方应建立在完全平等，真诚地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上。在对话中，发言、质疑的机会应均等。
二、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应该由大多数高校学生（特别是参加此次四月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校学生）公认推出。同时我们认为，鉴于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在这次运动中没有起到任何正确的领导和有益的组织作用，因此我们决不同意由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指派学生代表，也决不承认由政府单方面未经广大同学的同意而私下邀请的学生充当学生代表。
三、我们提出学生代表组成方式如下：鉴于学生自发组织产生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在这次运动中一直起领导组织作用，并且在广大同学中获得了认可，可以由市高联出面联络组织，由首都各高校学生根据人数多少的比例各推出若干学生代表作为学生一方总发言人，其他代表具有列席旁听，并对学生方面的发言作协商补充，及向政府方面发言人提出质疑的权利。
四、政府方面出席对话的人员，应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级别以上，具有了解国家各种事物及决策权力的人员。
五、对话必须容许双方邀请的民间人士或团体的代表参加旁听，任何一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或阻挡。被邀请代表在对话过程中不具有发言权，但具有事后就对话内容发表看法的权利。
六、双方发言人必须有发言机会均等的权利。双方发言人每次发言必须限定时间，质疑应限定在3分钟以内，答问应限定在10-15分钟之内，容许发言人在问答中多次质疑。
七、对话过程中必须容许中外记者现场采访报道，同时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应现场直播全部对话过程。对话双方具有现场摄像、录音和记录的权利，任何团体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干涉和阻挠。
八、对话应在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的地点轮流举行，时间可由双方协商确定。
九、政府参加对话人员在对话过程中应尽量回答并在会后尽量解决可以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如果某些问题确实不能迅即答复，可商定在限定的时间内举行下一轮对话，任何一方不得无理拒绝。
十、为保证对话结果的法律效力，对话双方必须对对话结果出具联合公告，并经双方共同签字证明。
十一、必须保证对话双方代表的人身和政治安全。
十二、每一轮对话之后，必须在国家各大报纸及电台上如实报道结果，出具公告，并宣布下一轮对话的时间、地点顶事宜。
关于以上要求，我们声明如下：
一、为确保对话尽快达成，对以上要求，我们希望在5月3日中午12：00以前予以答复，并在对具体要求作答复的基础上，附注各条答复的理由，形成书面文件。
二、如果5月3日中午12：00以前我们得不到答复，我们将保留在5月4日继续请愿的权利。
三、关于第一轮对话我们建议在5月4日上午8：30，地点可设在北京大学。
四、此请愿书将抄送一副本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
国务院发言人袁木一天后对这些要求做出回应，表示学生的要求像是最后通碟，给予政府最后期限，否则就要游行，这是无法接受的；学生代表若触犯法律，政府也必须追究。他表示，政府与学生的对话应建立在互相信任和诚恳的基础上，不应有先决条件，并着重讲了三点：
一、他们（指学生）要求对话排除经过民主程序选出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和各高校的学生会、研究生会，提出不同意由他们组织的对话，而是要由在这次游行中非法组织起来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代表对话。把由学生经过民主、合法程序选出的组织排除在外，而由非法成立的学生组织来参加对话，这是不合情理的，也不利于学生之间的团结，容易引起学生之间的纷争。政府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
二、“请愿书”第二个问题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为谈判的对手，甚至要超越政府之上。这不仅不合情理，而且表现了青年学生相当程度上的一种幼稚的冲动。请愿书不仅提出了对话前政府必须事先答应的条件，而且提出政府什么人参加对话必须经过他们同意。他们规定政府出席对话的应为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以上，我想，对这些要求公众舆论也是不会同意的。
三、“请愿书”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并限期答复，还说如不按期答复，就要继续游行示威，这是最后通牒式的情愿，是带威胁性的。从“请愿书”中可以看出，确实有人在背后给学生出主意，挑起社会动乱。政府已多次说过，挑起动乱的是极少数人，广大青年学生要求促进民主、深化改革、反对贪污、惩治腐败是正当的，是合情合理的，与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政府希望学学生与背后挑起动乱的人分开，而自觉分开的最好办法是尽快复课，停止示威游行这类活动。我们指出，有极少数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恰恰表面了对广大青年学生的关心和爱护。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能够理解这一点。
五四谈话
4月30日赵紫阳回到北京。
5月3日，赵紫阳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但更多的篇幅是强调应该保持稳定。这份谈话缓和了学生激动的情绪，
5月4日，北高联发动五四游行活动，发表五四声明，随后就宣布将从次日起结束罢课行动。学生们的游行活动到下午3点左右就平和落幕。此时大多数人认为，在赵紫阳回到北京，亲自处理学潮以后，事件应该就将结束。
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作了如下报道：
赵紫阳总书记会见亚洲银行理事会的外宾时说 ：“现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一部分学生的游行仍在继续，但是我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信心。”
人民日报则在头版的显著位置刊载了如下消息： “……今天是五四运动70周年，北京20万青年以丰富多彩的内容来欢度自己的节日。万名新团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入团宣誓仪式，数万名青年分别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圆明园、官园等地参加各种游园活动……”
“……首都40多所高校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
“……游行组织者宣布：从5月5日起首都高校全部复课……”
5月5日的统计是北京80%的罢课学生已经开始复课，但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复课比例最低，只有50%，有些学生认为中央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不改变就不应该复课，当晚北大和北师大的“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布次日将继续罢课。
5月7日，北大学生自治联合会成员王丹召开民主沙龙，号召继续罢课，声援准备到中国记者协会请愿抗议《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记者。当天的美国《华盛顿邮报》也首次报道了两名学生领袖：北大学生王丹和北师大自治联合会主席吾尔开希。
绝食
5月13日，数百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抗议政府拖延5月2日北京学生要求的对话，并增加政府肯定学生运动为爱国运动、并推翻《四·二六社论》的要求。由于绝食学生濒临身体遭到不可逆损伤的边缘，政府无人出面，许多医院包括军队医院自行组织抢救，为抗议政府无人理睬，参加绝食的学生越来越多，其后北京市民加入声援队伍、募捐抢救，许多机关单位加入募捐队伍，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都捐资为学生治疗，近20个城市学生游行声援北京绝食的同学，铁路部门默许学生和医务人员不买票乘车，大量外地学生聚集北京。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约请知识分子出面斡旋，有严家其，戴晴，刘晓波等到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未果。
5月14日凌晨2点半，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等到天安门广场劝说学生返校复课。下午16时，李铁映、阎明复、尉建行等再次与30余所高校的学生代表进行了对话，未果。而学生的绝食请愿活动仍在继续，人数增加，并已经有人晕倒。
5月15日，由学生带动形成北京各行各业声援绝食学生的游行，长安街交通基本瘫痪，地铁前门站封闭，声援学生的游行车辆由学生自发组织指挥，游行学生的口号越来越明显针对赵紫阳、李鹏和当时教育部长何东昌，市民甚至武装警察对政府反应缓慢也产生不满，明显同情学生。当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中午抵达北京进行访问，由于广场上的学生仍在绝食请愿，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临时改在北京首都机场进行。而中央电视台每天转播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人民日报也不断报道，舆论也呈现同情学生一边倒的迹象。当天，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会议室，阎明复、李铁映、尉健行等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对话，对话因公开直播问题无限期中断。
5月16日，数十万北京各界群众涌向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的情愿要求。阎明复到学生当中劝说大家尽快停止绝食并返回学校。由于静坐绝食的学生和大量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原定的戈尔巴乔夫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的仪式安排被取消。
5月17日，赵紫阳会见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说学生把很多事情看的很天真，很简单，以为他们只要喊几句口号，党和政府就能在一天之内把什么问题都给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在党和政府与年轻人和学生之间缺乏相互理解。在电视公开报道上讲：我们所有重大决定都要请示小平同志。有人认为，赵紫阳这一说法使运动目标指向邓小平。其后发生了有人骑摩托车冲击邓小平住宅事件，有人用装满颜料的鸡蛋毁坏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画像事件。游行队伍的针对口号也开始转向邓小平。
5月18日，赵紫阳、乔石及胡启立到医院探望绝食送院的学生。同日李鹏和学生领袖在人民大会堂中进行50分钟的对话。但双方都态度强硬，最后不欢而散。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劝阻中小学生上街游行。
5月19日赵紫阳於凌晨4時50分前往天安門廣場對學生發表了感情激動的談話：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都忧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
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同时说一说我们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么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
说到这里，赵紫阳向在广场的学生们鞠躬，学生们热烈鼓掌，一些学生哭了。赵紫阳讲话结束后，广场上的学生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这是赵紫阳离开政坛前的最后一次向公众亮相。
当天，学生绝食团宣布停止绝食，改为静坐抗议。晚上，李鹏及杨尚昆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共告北京市党政干部大会，措辞严厉，宣布戒严，赵紫阳则没露面。之后，李鹏在电视发表演说，发布戒严令。会议尚在召开，就有人通风，各大学广播紧急通知，学生重新聚集，到各入城路口拦截军车，设置路障。当夜从外地调进北京的部队，分乘卡车、装甲车和坦克，分别从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等处向市区前进，均被市民和大学生阻拦，未能进入北京城。
戒严令全文如下：
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戒严令，由陈希同市长签发了实施戒严令的第一、第二、第三号令。
发布戒严令后，还是有很多中学生的游行队伍，和各企事业单位的游行队伍对天安门广场上静坐的学生予以声援，其中包括一些境外企业，送饮料和食品。事后有人指出，某些境外企业支持学生是为了煽动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戒严
5月20日北京开始戒严，外地军队接到命令，开赴北京参加戒严。北京市民和学生一起走上街头，阻止军队进城。但此时在北京郊区已经有了些零星的流血冲突。戒严期间，北京市区内也在许多交通要道口设置路障，市内交通出现不正常情况。由于军队受阻，在市郊水泥墩、翻倒甚至被点燃的汽车等路障面前，军车队排起了长龙。并陷入了市民与学生的包围中，在市民和学生的劝说和宣传之下，年轻的士兵显得不知所措。后来据称有军长级干部因拒绝执行戒严令而被撤职。阻拦军车进城的过程也发生多次冲突，而解放军方面，据中国官方说法：由于严格执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命令，在冲突中多人被打伤。
5月21日，天安门广场上出现数架军用直升机，低空往复飞行，撒下大量用大号字印刷的李鹏讲话传单，引起了广场上学生的骚动。
5月22日，正在加拿大访问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在多伦多表示：“要坚决保护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同时也要坚定地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5月23日，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再次举行游行示威活动。
5月24日，北京市急救中心公布，自学生绝食请愿以来的11天中（截至5月24日18：00），北京市各大医院共救治学生9158人次，留院观察8205人次，无1人死亡。
5月25日，国务院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公安、铁路等部门坚决制止学生冲击铁路、强行乘车进入北京。
5月26日，由于天气炎热，天安门广场上的许多学生开始转移到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前的树荫下。而同时，大量戒严部队仍在北京市区周边休整待命，准备随时进城。
5月28日，天安门广场上支起了一批从全国各地捐赠来的新帐篷。
5月30日，由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20余名师生集体创作的雕像“民主女神”被安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天安门管理处为此发表声明说，这是极其不严肃的行为，并称雕像所处的位置历来是重大节日期间矗立孙中山巨幅画像的地方，这样做是对国家尊严的侮辱和践踏。
6月2日，刘晓波、周舵、高新、侯德健宣布在天安门72小时有限绝食。
天安門清场
6月3日晚10时16分，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联合發出了措词更為嚴厲的第三项紧急通告，声称“解放军部队一定要按计划执行戒严任务，任何人不得阻挡。如遇阻挡，戒严部队将采取多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6月3日午夜11时至6月4日清晨，由于军队被阻，上街阻拦戒严部队的大学生和北京市民与戒严部队在北京城区和市郊多处发生冲突，军队对企图反抗以及旁观的民众开枪射击，一些企图对伤亡市民学生进行救护的医务人员和救护车也遭到军队射击。撤出天安门广场回校途中的一队学生（包括北京体院学生方政）被军队坦克辗压。此后若干天内，军队开枪射击民众的事件仍有发生。大多伤亡者被市民送往医院，也有死亡人士的遗体被戒严部队埋在各处（包括二十八中墙外）。有录像资料和图片资料证明解放军枪杀了数目不详的北京市民。另据中国中央新闻联播报道有多名战士被残害致死。而另一方面，香港報章報導有楊尚昆旗下的軍隊因為拒絕執行任務，與一支從外地調來的軍隊在長安大街對峙。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一九九零年七月十日第五次呈國務院報告《有關各地動亂、暴亂中傷亡情況統計資料匯總》[文件真伪目前未能证实]：
| 城市 | 群众死亡 | 群众受伤 | 军警死亡 | 军警受伤 |
|---|---|---|---|---|
| 北京 | 523 | 11570余 | 45 | 6240余 |
| 成都 | 277 | 2100余 | 9 | 550余 |
| 武汉 | 12 | 170余 | —— | 125 |
| 貴陽 | 29 | 290余 | —— | 150余 |
| 哈爾濱 | 7 | 90余 | —— | 190余 |
| 鄭州 | 6 | 130余 | —— | 150余 |
| 蘭州 | 21 | 200余 | 2 | 120余 |
但此数据之真伪目前还不能判断。
值得留意的是，中国的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这样报道了这一事件：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们的广播。
据传说，英语部的节目负责人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吴学谦的儿子。事情发生后，吴即被调离、审查，整个英语部工作人员都作了检讨。
此外，6月4日当日负责在新闻联播节目中主持的薛飞、杜宪着一袭黑衣、以沉痛的神态进行播音。此后不久，两名主持人即被调离新闻联播节目组。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广播电影电视部一名副部长因”支持动乱”、带领中央电视台等部门工作人员示威游行被撤职。
關於詳細的死傷人數，儘管各界眾說紛紜，但是一般咸認主要的死傷發生於軍隊往天安門推進的途中，而非柴玲所宣稱發生於天安門廣場上的屠殺。根據錄影資料顯示，當軍隊抵達天安門廣場時，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大多已經聽見鎮壓的槍聲而逃散，只剩下少部分學生留守在紀念碑附近不肯離去，被軍隊包圍後強制解散。刘晓波被拘捕后，在中国中央电视台说：「未曾看见军队向广场上的学生开枪」（大意如此）。针对柴玲的说法，一直在天安門廣場留守到最後一刻的台灣歌手侯德健在紀錄片天安門中说道：「事实还不够么？为什么要用谎言对抗谎言？」。
据当时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称“在几天的暴乱中”“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六千多人，死亡数十人”“有三千多名非军人受伤，二百余人死亡，包括三十六名大学生。”而后来死亡的军人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的称号，共十人。其中六人是在长安街翠微路口转弯时车速过快而翻车至油箱起火死亡。海外媒体的报导则多称死亡人数在千人以上，戒严部队死亡十多人。多数北京市民和学生及独立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为中国政府暴力镇压和屠杀和平示威的学生与市民，世界上也有媒体将之称为“六四屠杀”或“天安门屠杀”。中国政府则声称是“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取得镇压反革命暴乱的伟大胜利”（见当时《人民日报》及《解放军报》）。
六四尾聲
6月7日，由于戒严等多种原因，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本报启事》，全文如下： 近来由于各种原因，本报每天印报所需纸张供应有困难，印出的报纸也运送不出去，已无库房存放。为此，本报决定从今天起每天改出四个版（一版国内外要闻，二版国内新闻，三版国际新闻，四版综合）。情况正常后即恢复出八个版。这个改变实属不得已，请读者谅解。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6月24日。由此可见当时北京的局势还很不稳定。
6月4日之后，尽管外国政府强烈批评中国政府的镇压行为，中国政府仍然继续搜捕拘留了大批积极分子。赵紫阳本人则被软禁。遭到通缉的学生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周锋锁﹑翟伟民﹑梁擎墩﹑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封从德﹑王超华﹑王有才﹑张志清﹑张伯笠﹑李录﹑张铭﹑熊炜及熊焱。有一部分通过各种方法从深圳、珠海、海南等沿海地区逃到美国，法国等地，也有一部分人被捕后在国外舆论压力下在服刑期间被中国政府送到美国实行“保外就医”。这些人到外国后成为流亡的中国民运领袖，较出名的有王丹、柴玲、吾尔开希等，翟伟民﹑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张铭等七人仍在国内。王丹在事發後一直盡力留在中國，直到1990年代後期才被逼出國，經法國前往美國。
6月4日之后，各地的学生运动仍然持续一段时间，有许多地方学生和民众举行游行抗议政府的暴行和悼念被杀害的学生和市民。各地政府开始追究“动乱分子”。各地法庭则依据共产党的政策“从重从快”判决了一批社会上的“动乱暴乱分子”，一些人遭到处决。直至2005年，仍有人被关押。对干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则处理相对轻一些。
即便如此，六四之后全国各组织机构仍发动大规模的“清查”行动，追查六四运动期间人们的去向并备案。据称，参与过游行的一代大学生之后无一被批准入党，亦被排斥在政府部门之外，对其今后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十三届四中全会及以后的事态
6月25日，人民日报恢复每日八版发行。当日头版即以醒目的红色大字以及四张图片介绍了有关十三届四中全会的消息。标题为：“党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会”，副标题则长达一百七十二字：“审议通过李鹏代表政治局提出 关于赵紫阳所犯错误的报告 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 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书记处书记 撤销赵紫阳的总书记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中央委员和军委第一副主席职务 免去胡启立的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职务 免去芮杏文阎明复的书记处书记职务 全会之前 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 为四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必要准备”。
在当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右下角发布了小则《本报启事》，全文如下：
影响与评价
中国政府的反应及采取的措施
中国官方对事件的说法经过了从“暴乱”到“动乱”最后到“风波”的转变。更加中立而为外界所接受的说法可能是“六四事件”。
政府的说法：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称为“社会动乱”；6·4戒严指挥部清场时称为“反革命暴乱”；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称为“严重的政治风波”，后统一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或“八十年代末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风波”，刻意淡化事件对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影响。
值得留意的是，至今中国政府对于六四的反思和一些评议不允许公开化。对死难者家属的悼念亡灵的私人活动也进行骚扰何镇压。十余年来，尽管中国党政领导人已有几次公开面对海外媒体对“六四”平反问题的质询，但一直不正面回应评价当时的作为。2005年赵紫阳逝世的事件也没有重笔墨地报道说明，中共对于六四的处理似乎遵循一种路线，即让历史去评价。
中国政府不允许人民在公开场合谈论六四事件，公开在传统媒体上提及六四事件仍是中共的政治禁忌。纪念六四的活动在中国也被认为是相当危险的。每年六月四日左右在天安门广场都有加派警力以防止不可预料的事件。
在中国现在使用的各种教材中，对六四事件的介绍少之又少，青年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十分有限。在一版中国高校使用的历史教材中，对六四事件的原因是这样分析的（原文）：
——导致这场风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像邓小平后来指出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注：这段话摘自1989年6月9日《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02页）就国际大气候来看，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他们加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已极其泛滥。就国内情况而言，首先是由于包括中央领导层少数领导在内的各级领导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偏差和失误，使多年来思想战线上涣散软弱的状况没能得到根本扭转，忽视思想政治工作，严重地存在着精神文明建设“一手软”的现象。其次是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极少数领导干部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以权谋私，滋长了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造成党风和社会风气恶化，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降低。再有，当时物价大幅度上涨、经济秩序混乱，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之后，又面临生活水平将有所下降的情形，这也使他们产生了某些不满、误解和怨气。所有这些国际国内的因素，使一些热衷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深受鼓舞，他们大肆鼓吹思想上多元化、政治上“全盘西化”和经济上实行私有化，结果进一步造成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这场风波的规模之大、来势之猛是1949年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它使党和国家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部分中国官方学者的分析
他们认为：这是受外国势力利用的盲从；中国的学生和民众，对于当时正处于改革初期的社会的腐败等现象不满而宣泄情绪；中国的一部份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则想利用学生运动推翻现政府从而掌权；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希望能够建立一个顺从于西方社会的政府，从而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进行资本的经济殖民。
国内民众、政治异见人士及海外人士的看法及反应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八九民运的定性以及各种问题的争议仍然没有停止。中国民众的观点也不统一。
在苏联解体之后，一部分中国民众接受一观点，即如果当初没有平定动乱，中国也许先苏联一步走向政治变革。有人认为，六四是是历史上中国第一次可能走上民主道路的契机。很多人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会动用国家正规军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
八九一代（即见证八九事件的市民和七十年代前后出生的学生）这样评定六四：事件最初为学生运动，绝食至戒严后发展成为全民爱国民主运动（海外一般将其称作八九民运）。他们认为的这次爱国民主运动，是中国人民对专制暴政而进行的抗争。运动虽然在中国失败，但其引发了中国人民对民主与宪政的追求。
相当多的自由学者与异见人士公开表达纪念和平反六四的观点，要求实现和解促进民主与宪政。不断地有人突破限制，通过各种渠道（如体制内的对话、海外媒体、网络特别是BBS与网志）发出这种声音，但他们的言论或人身受到严厉的控制。最早披露SARS爆发的蔣彥永因为在2004年上書中国人大要求为六四正名，从而被软禁后加以监视。
一些人认为：由于事涉当时中共领导邓小平决策是否正当、赵紫阳被罢黜总书记、江泽民接任等问题，且担心会由平反引发的不可控的清算会危及中共执政地位，中国政府试图有意否认六四杀人的存在，并掩盖与压制任何关于六四的话题与活动，中国政府希望人民忘记曾经发生过这一事件。
一些学生领袖的反思
曾经参与过六四事件的许多学生领袖们也进行了许多反思，一些人意识到学生们也应对事件负有部分责任。有观点认为，少数激进学生深受革命理想的影响，以为流血会唤醒民众，不知退让和妥协，而学生们的绝食行为在当时的要求是：推翻四二六社论的“动乱”定性，承认学生自治组织，承认学生运动为爱国民主运动以及不对学生“秋后算账”等。这些在当时又是政府不愿做到的。而学生们在政府关闭对话渠道并实施戒严以后继续坚守广场，则是不智的；其他的诉求则太过空泛，例如反腐败、民主等，这些要求都不是在短期内都可以立即实现的。而且，学生中的激进的言论与行为已经实质上的与当时的专制体系发生了冲突。有人认为：最重要的是，对于以武装革命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种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运动是不可容忍的。
出动全副武装的军队使用真子弹来镇压和平示威抗议民众的做法是遭到普遍谴责的，一些中国政府官员以及一些力图为政府开脱的人士后来的解释是：由于当时中国尚没有正式的防暴警察部队，对邓小平而言，非军队不足以压服党内分歧，镇压党内外反对势力，收拾局面，稳定政局。有观点认为：邓小平无疑是个出色的统治者，他并不愿意在赵紫阳提出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拖延解决问题，他不能容忍赵在过去几个月中任由矛盾发展和继续激化下去。李鹏政府面对中共执政以来首次如此大规模自主自发的学生运动没有经验，反应不力，也没有解决矛盾，也是原因之一。那时的中国政府既缺少相关经验，也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甚至都没有防暴警察队伍。中国政府当时的手段只有派人做思想工作，但当思想工作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时，便控制不了局势了。
一些知名人士的看法
大多数国际著名人士也纷纷发表声明，例如宋美龄发表了声明；陈香梅、韩素音也予谴责；伊东正义、樱内义雄集会发表抗议声明；长期在中国生活的美国著名农学家威廉·欣顿（韩丁），公开发出要求国际社会禁止向中国出口粮食的呼吁。但是，有些声明，被人认为不是单纯的支持学生运动，而是别有用心的想破坏中国经济以颠覆政府，譬如禁止向中国出口粮食的呼吁。
另外，少数国际著名人士则为六四事件进行辩护。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西方国家普遍对中共政府谴责的时候，认为六四事件是为维护国家稳定所必须采取的手段，是邓小平的“晚年最大功劳”。新加坡还在六四事件发生后几个月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而当时大多数国家却都还在制裁中国。台湾学者李敖曾在其节目與著作中，将中国的六四事件比作美国六十多年前的历史上“酬恤金進軍事件”，以表示中共对六四事件的处理方法乃是無獨有偶的，而這亦符合當時國際普遍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比西方社會落後五十年的講法。
对中国大陆的影响
六四事件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分水岭，邓小平于当年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由江泽民接任。江泽民执政后，党内保守派对邓的改革政策公开提出挑战，被退休在家的邓小平动用了军队势力制止。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见邓小平南巡讲话一段）促使江泽民和李鹏继续执行开放改革政策，此后中共加大了经济开放的力度，加强了反腐倡廉的力度，放宽了诸多经济政策，客观实质上改善了相当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但是，在六四之后，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教育思想控制开始加强，言论空间紧缩，八十年代中期的开明气氛开始逐渐倒退。
六四事件对中国长期的影响则也许需要再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才可能有定论。在国际上，中国政府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的负面形象长期挥之不去，影响中国的外交运作；在国内，和六四事件相关的话题不时被提起，尤其是在领导人更替的时期。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的结论虽然基本上从未改变，但一直有一部分人希望有一天会“翻案”。在六四事件之后，中国有一些人对政治从此彻底失望而不管政治，也有一些人开始思考之前很少思考的自由、民主、宪政等政治问题。一些长期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支持者在六四后成为共产党的反对者。
对香港的影响
对香港关系而言，由于香港对北京学生运动的支持，原本与中国政府同一阵线的民主派，在六四事件发生后与中共分道扬镳，香港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及著名作家查良镛（笔名金庸）都愤然辞去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这亦埋下了香港人与中国中央政府之间的不信任。
六四事件引发了港人大规模的移民潮。雖然1990年代初西方许多国家的经济疲软，使不少香港人在取得西方国家的护照之后又一度回到香港定居，但隨著回歸後香港經濟急轉直下，這些人很多又再离开香港。另一方面，這批新移民所帶來的龐大現金儲備和稅收，亦為這些國家的經濟重新注入活力。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都因為香港移民的資金而使經濟得以反彈，從而吸引更多來自東亞及東南亞地區，如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及韓國的新移民。
另一方面，由於中共在承諾不會對學生“秋後算帳”之後，竟然採取了比“秋後算帳”更嚴厲的血腥鎮壓，使香港人對中共採取不信任態度的人亦愈來愈多，深怕今時今日的承諾，他朝對方會反口。
另一方面，當時香港民間發起了一次超過一百萬香港巿民參與的支持北京學生運動的六四遊行，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大型的政治活動，由此開啟了香港巿民參與政治的意識，標誌了香港公民社會的開始。此後每年六四周年香港都會在維多利亞公園举办纪念六四遇难者的烛光晚会，同时出現了許多大大小小的政治遊行爭取政治上的發聲。其中兩次最重要的大型遊行，分別是2003年7月1日的反對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與要求董建華下台的香港七一遊行，據主辦單位稱有50萬香港巿民參與；以及2005年12月4日爭取普選立法會與行政長官的政治遊行，據主辦單位稱有25萬香港巿民參與。由六四開始，乃至七一与一二四等，三次政治遊行是香港政治史上的里程碑。
為防止香港市民“借集會來攻擊中央”，港澳工委曾多次發動屬下的左派公會，預先訂下維園的各個足球場進行活動，以圖阻撓紀念的進行，但都不成功。
其他国家地区和组织的声明与制裁
六四事件后西方各国一致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但持续不到一年，出于包括自身经济利益的各种考虑，在与中国政府达成妥协的情况下，1990年部分国家陆续恢复了和中国的接触和正常经贸关系，1989年以前的进行的军事合作则被全面中止。
六月五日，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的發言人发表谈话：周末有人认为有必要在北京使用武力，结果造成许多公民丧失了生命。联合国秘书长对此极为沮丧。秘书长非常注意联合国宪章的要求，即联合国不应当干涉基本上属于各国本国司法权范围内的事务。然而，他非常希望在目前十分棘手的形势下能实行最大的克制。
六月十二日，世界银行发言人西松说：“世界银行今天决定中止向中国发放新的贷款”。企界银行董事会原定于十三日讨论北京提出的总共将近2.3亿美元的两笔新贷款的要求，但是，由于目前的局势，关于这些要求的讨论将延期。二十六日，世界银行发表一项声明说：“在同中国当局磋商以后，已决定在银行执行董事会开会之前推迟考虑几项贷款”。世界银行发言人西松说：“此次推迟考虑的贷款约为7.812亿元，本应在该行财政年度的最后一个月六月份进行讨论。这笔准备用于资助七个项目的资金本应由世界银行及其附属机构国际开发协会提供”。
六月五日上午，布什总统宣布对中国采取五项行动：
- 暂停政府对政府的一切武器销售和商业性出口；
- 暂停美国和中国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
- 同情地重新研究中国留美学生要延长逗留时间的请求；
- 通过红十字会向那些在突然袭击中受伤的人提供人道主义的医疗援助；
- 在中国的事态不断揭开的同时重新研究我们的双边关系的其它一些方面。
当天中午，布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四名中国留美学生，并进行了四十分钟的会谈。五日，众议院以406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谴责北京镇压事件，支持布什总统采取行动断绝同中国军事合作的决议”；
六日，美参议院以100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一项要求总统对中国政府实行国际制裁问题的决议，包括：
- 呼吁美国进出口银行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回顾给同中国的贸易提供资金的问题；
- 强烈要求美国负责放宽办理向中国销售的出口许可证手续的机构于作决定时考虑中国目前的局势；
- 强烈要求美国之音电台立即增加华语节目。
同日，国务院新闻发言人玛塔特怀勒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政府准许所有旅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在其签证到期后继续留在美国，而不改变其身份。当时大约有四万五千〇八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滞留在美国。
七日，由于中国戒严部队向外交人员公寓开枪，美国大使馆下令外交人员家属全部从北京撤离，一百二十五人离开中国。八日，美国国务卿贝克说“中国的权力斗争正在进行，局势极不明朗，以致无法断定谁在执掌政府的权力”，并“呼吁所有在中国的美国普通公民尽快离开那个国家”。同日，纽约市长郭德华宣布中止同北京的姊妹城市的关系，并建议市政委员会命名纽约市第四十二街和第十二大街的交叉路口为天安门广场。二十日，美国白宫发言人宣布，美国政府将要求国际金融机构推迟考虑向中国提供新贷款，以抗议北京继续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并已争取其他西方国家暂停对中国的多边贷款的努力。
六月六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关于中国事件声明”：“不管情绪有时是多么激烈，重要的是要耐心地寻找由社会团结目标所确定的相应的政治解决办法”，“中国目前发生的事件是该国的内政。其他方因施加压力的任何尝试都是不合适的。这种尝试只会激化情绪，而无论如何也不会促进局势的安定”，“我们衷心希望友好的中国人民能够尽快翻过自己历史上这悲惨的一页”。九日，苏联政府发言人格拉西莫夫说：“我们没有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对此感到极为惊愕。”、“上个月去北京举行三年来第一次苏中最高级会谈的官员们知道这些抗议活动，但是出于礼仪上的考虑，我们避免把注意力集中在要求民主的运动上。”“自从上周末北京发生暴力事件以来，就无法和中国首都进行电话联系”。十五日，戈尔巴乔夫就中国局势发表看法：“我们大家都对中国发生的事情感到十分不安。我们大家都在为这个伟大国家的深刻改革和改造的进程是否会中断而感到担心”，“这将给世界局势健康化的整个进程带来损失”。
六月五日欧洲共同体执行委员会发表关于中国局势的声明，“对于痛受折磨的北京人民遭到镇压表示遗憾”。“如果中国政府的政策开始走上一条使迄今为止奉行的开放和改革政策有夭折危险的道路的话，这种合作有永久性地受到影响的危险。并取消预定六月六日中国经贸部长郑拓彬前来共同主持共同体中国联合委员会的高级磋商会议。六日，欧洲共同体十二个成员国发表公报，强烈地谴责对和平的示威者采取的造成大批人员死亡的武力镇压”，“对中国发生的悲惨事件极为震惊”，并指出“严重的动乱仍在继续”。呼吁“中国当局停止对北京和全国的没有武装的老百姓使用武力，立即着手寻求目前冲突的和平解决办法”。并声明，“同级人士之间的会见已经取消，共同体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将中断”。
二十七日，第四十一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决定通过制裁中国的《关于中国的声明》，主要措施包括：
- 在适当的国际机构内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要求独立观察员能参加审判和探望犯人；
- 停止各成员国同中国的军事合作和实行武器禁运；
- 中断双边部长级和高级接触；
- 推迟共同体及各成员国的新的合作计划；
- 文化、科学和技术合作计划仅限于在目前情况下还有意义的行动；
- 各成员国延长愿意延期的中国学生的签证；
- 推迟研究提供新贷款的要求和推迟研究世界银行的新贷款。
六月五日下午，英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召见中国驻英临时代办宋明江，“对北京流血事件极为震惊。”并决定，“取消中国司法部长蔡诚对英国的访问”、“取消英国农业大臣约翰·麦格雷戈对中国的访问。”英国报业大王马克斯韦尔的镜报集团于六月七日起停止在欧洲出版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六日，英国首相玛格利特·撒切尔夫人在下议院有力地说，“这场流血表明，共产主义总是随时准备把自己的意志用武力强加给头脑单纯的人们”，“每个国家都在单独地并共同地设法研究如何最有效地以实际行动向中国政府表示这一点”，显然，（英国）不可能继续与中国当局保持正常的来往”。“在目前情况下，难以看出如何才能继续与中国政府就香港的未来进行接触。”杰弗里·豪说，“在目前情况下，一切高级军事接触和政府官员访问均已停止。”
六月六日，法国总理米歇尔·罗卡尔宣布，“我们准备从现在起冻结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关系”。冻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关系的作法涉及到政治关系，并立即生效”，“在共和国总统、总理及政府官员同中国领导人之间将不再有任何的接触”。七日，外交部长罗朗·迪马在国民议会宣布，“法国将把它驻中国的外交代表减少到必要的最低限度，总理星期二宣布的法国冻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级别的关系的决定，显然并首先适用于军事方面的一切合作，也涉及两国间的整个政治关系”，并表示，“任何访问都将中断”。
六月五日，联邦总统魏茨泽克在纽约与德奎利亚尔秘书长会晤后说：“鉴于军队对北京示威者的屠杀，我不仅对处理紧张形势时动用武力表示最深切的遗憾，而且希望中国重新采取符合其人道传统的方法。”联邦外交部长根舍说：“在北京的民主运动被镇压下去之后，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将不会有高级会晤。”他还说：“我已通过电话同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外长就协调一致的反应取得了谅解。”联邦政府正式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不要再使用任何暴力，通过对话解决危机。八日，联邦部长赫尔穆特·豪斯曼宣布取消德中经济委员会秋季会议。
六月，东德总理埃里希·昂纳克(en:Erich Honecker)支持中共镇压示威者，“武力镇压反革命人士是对的。”
六月五日，日本首相宇野宗佑在首相官邸说：“我对戒严部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进行武力镇压造成重大伤亡一事不胜忧虑。期望局势能平稳下来。”同日，社会党、公民党、民社党发表声明进行谴责。并从六日起，日本三和银行、大和银行、住友银行、日本生命保险公司、松下电器公司、西武百货、三越公司等驻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办事处人员被指示回国，当天有一千一百六十三名日本人回国。六日，日本银行协会联合会会长宫琦宣布：“日本银行已经冻结了给中国的两笔贷款，数额为一.四五亿美元。”七日，日本首相宇野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说：“在中国的日本人有八千三百人，今天已指示他们撤离。”“中国的情况令人忧虑。不能把枪口对准国民。”“要召见中国大使，正式转达政府的严厉见解”。下午，外务省事务次官村田约见中国驻日大使杨振亚，声明“对于造成流血惨案的中国政府行为，从人道上来说是不能允许的。”同日，中国戒严部队因向外交人员公寓开枪，三名日本使馆人员住宅遭枪击，日本驻华大使中岛向中国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当天有一千七百七十四名日本人离京。同日，日本官房长官盐川宣布“为了彻底保护在中国的日本人，已向居住在北京的日本人发出了避难劝告”，并表示实施两项政策：“一、通过红十字会提供药品等紧急援助；二、延长在日本的中国留学人员在日本的逗留日期”。八日，通产省宣布把从中国提供出口汇单保险的“一般国家”划为“特殊国家”，这样，每宗货物均需要取得批准方能出口。二十日，日本政府宣布，“已自行冻结要向中国提供的巨额贷款”，这笔巨款约为五十七亿美元，这个行动“等于是暂停（日本）对中国的一切援助”。
取消了预定六月六日两名国务部长与中国经贸部长郑拓彬的部长级会谈。
六月五日发表政府声明，“对北京发生的惨剧极度悲伤。坚决反对向手无寸铁的平民使用暴力”，“支持欧洲共同体主席以十二国的名义马上表态”。七日，葡萄牙总理阿尼巴尔席尔瓦说：“我们对中国局势表示忧虑，决定派一名部长前往澳门安慰这块将于一九九九年归还中国领土上的居民。”
六月五日，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说“对中国发生的镇压学生事件极其担心”，“希望中国能够使其民主化进程达到终点。”六日晚，外交大臣费尔南德斯宣布“西班牙政府已决定冻结同中国高层接触”。
六月五日，总统瓦尔德海姆、总理弗拉尼茨基、外交部长莫克等相继发表谈话，“对北京事件极为震惊，要求中国领导人立即停止动用军队，和平解决事态”。奥外交部当日召见中国驻奥大使，“声明奥政府立场并让大使转交奥政府抗议。奥政府还将保留采取其他步骤的权利”并取消原定欢迎正在奥访问的中国司法部长蔡诚的接待活动。决定关闭奥钢联和爱林等公司驻北京代表处。
六月五日，希腊外交部发表声明：“对事态的不利发展，对暴力冲突和造成的伤亡深表遗憾。我们希望中国的事件将不会导致民主进程走向绝境。”执政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最大的反对党希腊新民主党、希腊共产党、希腊左翼党、希腊民主党都于同日发表声明进行谴责，三千多名希腊人在雅典市中心进行游行，并到中国驻希腊大使馆门前抗议。
六月五日芬兰外长佩尔蒂·帕西奥发表声明，“对中国如此使用暴力无法理解”。“社会主义民主绝不是向群众动用装甲车，人民的军队绝不是向人民群众开枪”。同日，芬兰共产党主席阿尔莫·瓦尔斯特也发表声明予以谴责。
六月六日，荷兰外交大臣汉斯·范登布鲁克宣布，“荷兰将冻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六日晚，荷兰外交部宣布，荷兰王国已决定中断它同中国的高层接触，“不再进行任何新的会谈。”
六月七日，丹麦政府决定“取消对中国的援款和出口贷款，取消援款的建议是由外交大臣埃勒曼延森提出的，已获议会批准”。丹麦议会外委会主席埃尔姆奎斯特说，“中国当局的暴行必须停上。只有当这个国家出现另外一种政治气候时，援助才能恢复”。丹麦对中国的援款和贷款总计十亿丹麦克朗，约计1.5亿美元。
六月五日宣布：取消国防大臣卡尔松对北京的访问，取消中国前国家主席李先念对瑞典的访问。八日，瑞典外援大臣莱纳耶尔姆．瓦伦宣布“冻结对中国的援助，这一决定是中国事态发展的结果”。瑞典对中国的援助包括赠款和软贷款。冻结援助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对瑞典爱立信电讯公司的程控电话价值一亿美元的订货将被迫取消。
六月五日瑞士联邦政府就北京事件向中国驻伯尔尼大使馆递交了一份照会，“呼吁采取克制和尊重人权，希望以对话替代武力手段”。
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在電視演說中為死難者落淚，並即時取消访问中国的计划。
六日下午，总理朗伊宣布：“内阁己决定请外交部长马歇尔召见中国驻新大使倪正建，告诉他新西兰政府对北京的流血事件感到憎恶”，“政府还将指示新西兰驻华大使向北京当局转达新西兰政府的立场”，“取消警察部长定于二十日对中国的访问”。朗伊还宣布：“在最近的将来，暂停新西兰政府部长和中国政府代表之间的接触，政府将不得不再次研究中国局势。”呼吁新西兰公民不要去中国旅游。
六月六日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发表声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最新事态的发展极为忧虑，并对所发生的悲惨事件和无辜的人员牺牲表示遗憾。这种事态发展本身孕育着民主进程被制止和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被停止的危险。”“希望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努力和在社会上进行公开对话消除上述危险，并同所有民主的进步力量一起保证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继续进行下去。”八日，南斯拉夫外交部长布迪米·隆查尔在议会发表讲话“积极发动的经济开放与它带来的后果之间的冲突已经开始影响（中国）社会政治趋势，它们没有受到所有人同等程度的珍视。”“无论哪种发展思想在中国占上风，那里的事态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总的国际关系，这个国家正面临着艰难的日子”。
六月五日，政府国务部长波日高伊·伊姆雷和外交部长霍尔恩·久洛发表谈话“北京事件非常令人遗憾，也向我们提出一个严重的警告，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使任何一个政权都不能使用这种手段，去巩固保守统治地位和独裁统治。”匈牙利政府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一悲剧证明，在改革过程中，行使权力的政治家的忍让精神和为民族命运负责精神是多么重要，政府为建立保证基本人权的法律是多么必要。”七日，匈牙利政府发表声明强调，“用武器和暴力同思想问题和政治立场作斗争是毫无意义和不能解决问题的”。“尊重基本人权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事业和国际义务，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这看成是绝对的内政”。当天下午三时，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格罗斯就中国事件发表声明，一、我代表匈党领导和全体党员坚定地宣布，我们强烈谴责暴力和兄弟之间的战争。这种方式同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武装力量不是解决社会政治问题和权力斗争的手段。二、我真诚地希望，理智将占风，并能很快地回到和平建设的道路上来。
六月六日，波兰政府发言人发表声明，“波兰社会和当局以深切关注的心情得悉在北京发生的悲剧性事件。我们对死伤者的家属表示最真挚的慰问。”“在北京发生的事情是与我们友好相处的人民的重大悲剧性事件。我们相信，中国人将跟过去一样不诉诸武力，而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当前的冲突。我们相信，理智和现实主义将占上风，中国的改革进程和它的国际地位将不遭到削弱。”五日、六日、七日、八日，波兰报刊、电台、电视台连日来以最显著的位置，作为头条国际新闻报导北京局势，七日晚波兰国家电视台播放了长达十二分钟的“中国事件专题”。十三日，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说：“中国是个幅员辽阔而又神秘的国家。我只能对发生的事情感到遗憾。”关于军事管制，“只有当国家的基础本身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才有理由作出这样一个决定。我们应当尽一切努力来防上再度出现这样一种局势”。
六月八日，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西方电台报导河内支持中国政府的行动“纯属捏造”。“这是中国的内政。发生这场流血事件是令人遗憾的。我们希望中国的局势正常。”
政府六月五日发表声明“对这个友好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带来的动荡感到痛心。”这一声明打破了巴西不对其它国家内部事务发表评论的惯例。
总理差猜·春哈旺声明：“对中国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我们不考虑任何看法。”但他又说：“如果中国采取强硬路线的领导人居支配地位，就有可能使解决柬埔寨冲突的速度缓慢下来”。八日，泰国政府派专机撤回在北京的八十五名泰国公民，泰国驻中国大使馆只留十名官员。
总统科阿基诺夫人说：“我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依然如故。菲律宾驻北京大使馆仍照常工作。我们下达的指示是，确保我国在那里的公民安全并密切监视那里的事态发展。”
六月八日，总理马哈迪说：“我们无意干涉他们的内政。但是，我们对造成许多人死亡，尤其是造成许多青年死亡的战斗表示遗憾。”
六月八日，印度尼西亚政治和安全事务部长苏多莫说：“尽管最近北京发生了政治动乱，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关于关系正常化的会谈将继续下去”。
六月五日，外务部发表声明，对“事件表示关注”，并希望“局势不致进一步恶化而能和平解决”。
政府对中国事态不予置评。自五日起，数以千计的新加坡人纷纷到中国银行挤兑。
总统李登辉发表声明：“为抗议中共以武力镇压大陆民主运动，呼吁全世界所有爱好自由，重视人权的国家与人士，对中共暴行给予最严厉的谴责。”对中国大陆同胞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援，并与中共作彻底的决裂。国防部于当日下令“停休返防，迅速进入备战部署”。作为支援大陆民主运动的特别措施，公布了四项措施，其中有：向放弃中国护照的在外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发放台湾护照；向这些留学生和学者提供学费和生活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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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五日清晨，中银集团所属的十三家分行门口排起了长龙，发生了中银集团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客户挤兑，当天提出款项五十亿港元，创历史最高纪录。此次挤提使中银集团元气大伤，而这次挤提亦是自1965年广东信托银行倒闭及恒生银行挤提事件之后最严重的挤提事件。
文礼治总督发表声明：“在这时刻，我认为适宜发表的谈话就是，使用武力对付手无寸铁的群众是不可以接受的，而且不是一项适当的措施。”六月五日，在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及其属下的十六家支行门口，一早就排起了长龙，发生了自1950年成立以来第一次客户挤提现象，当天提出款项3.3亿港元。
六四事件后中国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由于国内外一系列的复杂因素（如共产党缺乏改革经验，左倾路线的残余，僵化的计划经济的束缚，贫富差距拉大，腐败横行，西方国家的遏制破坏等），中国刚刚起步的改革进程遭遇了重大挫折，六四事件便是国内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的总爆发。连续两任力主推进改革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都因为施政不当以至局势失控而半途下台，但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仍然选择具有浓厚学术背景和开明倾向（甚至被有些人指责亲西方）的江泽民作为继任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推进改革的坚定决心。
为了应对六四事件之后，政治气氛紧张，经济发展停滞，民众精神低落，国际社会孤立的困难局势，中国政府在采取一系列被指责为侵犯人权的非常手段稳定局势的同时，也试图通过更加有效地改革来从根本上缓和国内外的各种矛盾。
为打消香港和澳门地区的焦虑和担忧，江泽民重申了“一国两制”的理念，请他们放心。“我搞我的社会主义，你搞你的资本主义，‘井水不犯河水’，我不会在港澳和台湾搞社会主义，你也不要把资本主义的一套搬到内地来。”這種說話，卻被外界解讀為中國不肯實行改革開放的借口。另一方面，江澤民不斷強調“井水不犯河水”，但卻大規模的讓河水去侵犯井水，使香港人對前途更擔心。
7月28日，针对学生运动的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对“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事情”规定“七项原则”，其中包括根除腐败以及党内裙带关系。几个民愤较大的高官子弟很快落入法网（事实确凿，但还需查实具体身份）。在接下来的2年里，实行了许多条例以限制官员们范围广泛的特权：新年宴会降格为茶话会；旅行受到限制，不许在风景胜地召开会议；禁止公车私用，购买昂贵的进口轿车；削减年终奖金和发放物品等。
9月26日，江泽民在记者招待会上强调，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改革的战略目标没有变。他同时还表示，绝大部分学生和其他人卷入“动乱”，是处于对腐败和其他社会问题的不满。“这些年青人是我们的希望，我们应当教育和团结他们。”
9月29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0周年的前夕，江泽民作为党的总书记首次发表全国讲话，它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正在进行的改革描述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他说：“民主法制建设，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和轨道有领导有秩序的逐步进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做法，但决不能够照搬。”
1990年5月2日江泽民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主播芭芭拉·沃尔特斯采访时，解释说：“人民解放军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事实证明，有近1000辆军车，包括坦克被焚毁。如果我们不采取坚决措施，中国的首都将完全陷入混乱并导致全国性的灾难。但是，我们应当从这件事中吸取一些教训，正如中国一句谚语所说的‘吃一堑，长一智’。” 江泽民表示,防暴应该是警察部队，而不是军队的管辖范围。有必要进行更好的防暴训练，并使用西方国家采用的非致命武器，例如橡皮子弹。但他也同时认为，外过得新闻报道内容使问题更加恶化，今后要加强控制，国家的稳定是最重要的。
1992年初，邓小平针对六四事件后放慢的改革速度，决定乘火车前往中国南方巡视，为改革加油呐喊。他借用了毛泽东的话“我们不能像小脚女人。”事实证明，九二南巡极大的促进了国内的改革进程和社会发展，当年GDP增长即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2.8％，并且从此一直保持了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速度。经济的迅猛发展不仅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而且恢复了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了国际间的交流合作。国内外局势的大大改观也使中国政府适当的放宽了对舆论的控制，有选择的推行了已中断多年的政治改革，并且有条件的允许一些因六四事件而逃亡国外的学生回国。六四事件所造成的社会伤痛逐渐愈合。
1997年11月1日，江泽民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自由问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江泽民要求西方国家不要搞对抗而进行有效地对话，但他为什么拒绝和自己的人民对话？” 江泽民首先表示，中国是个多样性的国家，要治理一个这样的大国很难，但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可以了解人民的看法。接着，他语惊四座，这句话也成为了次日报纸的大标题：“毋庸讳言，我们可能有缺点，甚至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但是，我们在不断的改进我们的工作。” 此后不久，《洛杉矶时报》撰文“批评家们忽略了中国取得的巨大进步”。《今日美国》刊登了一片由其创始人阿尔·纽哈恩撰写的专栏文章，指出美国媒体对中国的大部分报道“既不真实，又不公正”。甚至极力反共的《华尔街日报》也在头版刊登文章说，中国人民的生活更好了，有了更多的自由，受到的控制也变得宽松了。《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也指出中国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开放迹象”，并认定这个国家已经改变了。
在六四事件5周年临近之际，江泽民提出一个颇受争议的观点：“坏事变成了好事，结果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更快。”国外媒体批评这是将使用武力合理化。然而10年之后，许多商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甚至亲身经历六四事件的人，不管多么不情愿，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政府在六四事件后的强硬举措的确很快稳定了政治和社会局势，并且这种稳定保障了经济复苏和腾飞。 2003年，在中国最动荡的时期上台江泽民，却在中国最繁荣稳定的一刻平稳的退居幕后。由于江泽民的上台与六四事件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他历来被部分反对者指责，甚至被称为“六四屠夫”，他在六四事件后的施政纲领也受到了不少人的猛烈抨击为独裁，反民主。对江泽民的评价很难达到共识，但没有一个人能否认，他主政的10多年，是中国发展最迅速，政治最稳定，国力最强盛，国际威望最高的时期，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赢得了世界的广泛尊敬。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六四事件发生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讳莫如深，一方面有稳定形势的用意，似乎更有一种让历史的客观事实去辨明是非的长远打算。时间和事实的确已经改变并且还在改变很多人对六四事件，乃至对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的看法。如果真有什么可以对六四事件盖棺定论的说法，那就是周恩来的名言：“It’s too early to tell.”(现在下结论还太早了。)
相关史料及研究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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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四名香港記者編著，1989年9月初版，《人民不會忘記─九八九民運實錄》，香港記者協會出版，無國際書號
- 人民日报缩印本（1989）
- 半月谈合订本（1989）
-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 【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