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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修订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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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宣队 '''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简称也见诸正式报道,但更接近日常口语。被称为工人阶级管理上层建筑的文革“[[新生事物]]”。
'''工宣队 '''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简称也见诸正式报道,但更接近日常口语。被称为工人阶级管理上层建筑的[[文革]]“[[新生事物]]”。


1968年夏全国大多数省份都完成了“夺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各地两派的武斗,仍然影响着政治局面的稳定,妨碍正常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的恢复。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解散武斗队,拆除工事、据点、关卡,上缴枪支弹药。同时毛泽东向武斗严重的高校及中学派驻工宣队,以从源头上制止武斗,统一、协调学校中两派红卫兵组织的关系和冲突。除了组成人员不同外,从形式到内容都与文革初期的[[工作组]]一样,而且它所拥有的权力还更大。
[[1968年]]夏全国大多数省份都完成了“夺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各地两派的[[武斗]],仍然影响着政治局面的稳定,妨碍正常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的恢复。[[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解散武斗队,拆除工事、据点、关卡,上缴枪支弹药。同时[[毛泽东]]向武斗严重的高校及中学派驻工宣队,以从源头上制止武斗,统一、协调学校中两派[[红卫兵]]组织的关系和冲突。除了组成人员不同外,从形式到内容都与文革初期的[[工作组]]一样,而且它所拥有的权力还更大。


1968年7月26日北京市60多个工厂3万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各大专院校,接管学校的领导权。8月5日毛泽东将外国来宾赠送的芒果转赠清华大学工宣队,13日接见工宣队代表,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给工宣队以强大的政治支持。26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署名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公布了毛泽东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派驻工宣队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仅9月5日后的一周内,上海市就选调了3.1万产业工人进驻全市10个区的513所中学、129所小学。
[[1968年]][[7月26日]][[北京市]]60多个工厂3万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各大专院校,接管学校的领导权。[[8月5日]]毛泽东将外国来宾赠送的[[芒果]]转赠[[清华大学]]工宣队,13日接见工宣队代表,[[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给工宣队以强大的政治支持。26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署名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公布了毛泽东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派驻工宣队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仅[[9月5日]]后的一周内,[[上海市]]就选调了3.1万产业工人进驻全市10个区的513所中学、129所小学。


除了学校,他们还被派遣到文联、作协、新闻出版、剧院、体委、科研院所、医院等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的上层建筑单位,城市街道和上述单位的五七干校。远离城市、产业工人不多的地方,这一角色则由农宣队(农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充任。
除了学校,他们还被派遣到文联、作协、新闻出版、剧院、体委、科研院所、医院等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的上层建筑单位,城市街道和上述单位的五七干校。远离城市、产业工人不多的地方,这一角色则由[[农宣队]](农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充任。


要求选派的工宣队员是产业工人(家庭出身好)、党员、有文化,老中青三结合,没有派性。在学校以政治领导为主,“不要陷于行政事务”。工资、人事关系仍在原单位。工宣队进校后,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帮助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拆除武斗工事,收缴武器。领导开展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建立、调整革委会,整党等“斗批改”工作。参加学校党支部和革委会的工作,领导教育革命,参与备课、教学。由于有工宣队,方便了1969年开始的厂校挂钩、开门办学。
要求选派的工宣队员是产业工人(家庭出身好)、党员、有文化,老中青三结合,没有派性。在学校以政治领导为主,“不要陷于行政事务”。工资、人事关系仍在原单位。工宣队进校后,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帮助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拆除武斗工事,收缴武器。领导开展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建立、调整革委会,整党等“斗批改”工作。参加学校党支部和革委会的工作,领导教育革命,参与备课、教学。由于有工宣队,方便了[[1969年]]开始的厂校挂钩、开门办学。


工宣队进校后,红卫兵组织迅速衰落,对解决派性冲突、结束混乱局面等一些老大难问题有所帮助。但他们执行的仍然是左倾政治方针和路线,加之对教育工作和进驻单位的业务工作不熟悉,自身文化程度低,无法融入、领导学校工作,成为游离于单位实际的一极权力,又陷入原有矛盾泥潭成为新的矛盾冲突的构成因素和发源地,使混乱以不同形式继续下去。1970年代以来工宣队留在所驻单位的人越来越少,到后期已近乎名存实亡。到1976年7月上海市仅有1.27万名工宣队员。根据邓小平1977年9月 “工宣队问题要解决,他们留在学校也不安心”的指示,同年11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报告,各地进驻大、中、小学的工宣队全部撤出学校。
工宣队进校后,红卫兵组织迅速衰落,对解决派性冲突、结束混乱局面等一些老大难问题有所帮助。但他们执行的仍然是左倾政治方针和路线,加之对教育工作和进驻单位的业务工作不熟悉,自身文化程度低,无法融入、领导学校工作,成为游离于单位实际的一极权力,又陷入原有矛盾泥潭成为新的矛盾冲突的构成因素和发源地,使混乱以不同形式继续下去。[[1970年代]]以来工宣队留在所驻单位的人越来越少,到后期已近乎名存实亡。到[[1976年]]7月上海市仅有1.27万名工宣队员。根据[[邓小平]]1977年9月 “工宣队问题要解决,他们留在学校也不安心”的指示,同年[[11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报告,各地进驻大、中、小学的工宣队全部撤出学校。


文革后重新认识工宣队的政治批判中,指责其“把工人阶级领导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把工人阶级同知识分子对立起来,把工厂同学校对立起来”,“成了高踞于党和群众之上的‘特殊人物’,随意迫害知识分子,干扰教学及科研工作,毁坏实验设备,把高等学府变成残酷斗‘走资派’、整知识分子的‘大本营’”。
文革后重新认识工宣队的政治批判中,指责其“把工人阶级领导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把[[工人阶级]]同知识分子对立起来,把工厂同学校对立起来”,“成了高踞于党和群众之上的‘特殊人物’,随意迫害知识分子,干扰教学及科研工作,毁坏实验设备,把高等学府变成残酷斗‘[[走资派]]’、整知识分子的‘大本营’”。


==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

2008年8月5日 (二) 11:00的版本

工宣队 是“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简称也见诸正式报道,但更接近日常口语。被称为工人阶级管理上层建筑的文革新生事物”。

1968年夏全国大多数省份都完成了“夺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各地两派的武斗,仍然影响着政治局面的稳定,妨碍正常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的恢复。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解散武斗队,拆除工事、据点、关卡,上缴枪支弹药。同时毛泽东向武斗严重的高校及中学派驻工宣队,以从源头上制止武斗,统一、协调学校中两派红卫兵组织的关系和冲突。除了组成人员不同外,从形式到内容都与文革初期的工作组一样,而且它所拥有的权力还更大。

1968年7月26日北京市60多个工厂3万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各大专院校,接管学校的领导权。8月5日毛泽东将外国来宾赠送的芒果转赠清华大学工宣队,13日接见工宣队代表,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给工宣队以强大的政治支持。26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署名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公布了毛泽东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派驻工宣队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仅9月5日后的一周内,上海市就选调了3.1万产业工人进驻全市10个区的513所中学、129所小学。

除了学校,他们还被派遣到文联、作协、新闻出版、剧院、体委、科研院所、医院等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的上层建筑单位,城市街道和上述单位的五七干校。远离城市、产业工人不多的地方,这一角色则由农宣队(农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充任。

要求选派的工宣队员是产业工人(家庭出身好)、党员、有文化,老中青三结合,没有派性。在学校以政治领导为主,“不要陷于行政事务”。工资、人事关系仍在原单位。工宣队进校后,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帮助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拆除武斗工事,收缴武器。领导开展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建立、调整革委会,整党等“斗批改”工作。参加学校党支部和革委会的工作,领导教育革命,参与备课、教学。由于有工宣队,方便了1969年开始的厂校挂钩、开门办学。

工宣队进校后,红卫兵组织迅速衰落,对解决派性冲突、结束混乱局面等一些老大难问题有所帮助。但他们执行的仍然是左倾政治方针和路线,加之对教育工作和进驻单位的业务工作不熟悉,自身文化程度低,无法融入、领导学校工作,成为游离于单位实际的一极权力,又陷入原有矛盾泥潭成为新的矛盾冲突的构成因素和发源地,使混乱以不同形式继续下去。1970年代以来工宣队留在所驻单位的人越来越少,到后期已近乎名存实亡。到1976年7月上海市仅有1.27万名工宣队员。根据邓小平1977年9月 “工宣队问题要解决,他们留在学校也不安心”的指示,同年11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报告,各地进驻大、中、小学的工宣队全部撤出学校。

文革后重新认识工宣队的政治批判中,指责其“把工人阶级领导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把工人阶级同知识分子对立起来,把工厂同学校对立起来”,“成了高踞于党和群众之上的‘特殊人物’,随意迫害知识分子,干扰教学及科研工作,毁坏实验设备,把高等学府变成残酷斗‘走资派’、整知识分子的‘大本营’”。

参考资料

  • 郑德荣《新中国纪事》,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 《陶德坚回忆录·工宣队进学校》;
  • 邓小平《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重新认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人民日报》1984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