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語文學

吳語文學很早便已誕生萌芽，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吳語文學包括吳歌、吳語小說和吳語戲曲等，它是中國方言文學中頗有勢力的一支。

吳歌

吳歌起源很早，顧頡剛《吳歌小史》認為不會遲於《詩經》。《詩經》裏雖然沒有吳歌，但有人認為“吳歌實可與詩三百並駕齊驅”。

明人王世貞說：“雖俚字鄉語，不能離俗，而得古風人遺意；其辭亦有可采者。如‘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人夫婦同羅帳？幾人飄流在他州?’又‘約郎約到月上時，只見月上東方不見渠。不知奴處山低月上早?又不知郎處山高月上遲? ’ 即使子建太白降為俚談，恐亦不能過也。”

吳歌多數是戀歌，如《子夜歌》、《懊依歌》等，明人馮夢龍編錄的《桂枝兒》和《山歌》也多數是“結識私情”之類，如《桂枝兒•牽掛》：“我好似水底色隨波遊戲，你好似釣魚人巧弄心機。釣鉤兒放著些甜滋味，一時間吞下了，到如今吐又遲。牽掛在心頭也，放又放不下你。”也有反映風情民俗、訴說疾苦或勸人為善的，如蘇州的《十二月風俗山歌》、《江南百姓苦愁愁》、《長工謠》等至今仍在流傳。

戲曲

傳統的江南吳語戲曲中，對白及唱詞包含了不少的吳語口語的成分，如蘇州評彈便是採用以蘇州話為代表的吳語方言徒口講說表演的曲藝說書形式，表演中運用大量生活口語，并靈活穿插官話以達到烘托渲染的效果。

吳語小說

吳語小說起于宋元，清初開始興起，盛於晚清。

清初期

清初的白話小說《豆棚閒話》第10則“虎丘山賈清客聯盟”裏便已有成段的吳語記錄，如：

其中“唦、白赏、弗、做淘、哉、我哩、侪、那亨”等吳語方言词，多数现在还用。

清中期

到清中期（约18世纪），传奇开始衰微，向书斋文学转化，弹词却逐步兴盛起来了。出版了钱德苍编的戏曲折子戏选集《缀白裘》（1763-1774）和沈起凤（1741-?）的传奇“沈氏四种”（《报恩缘》、《才人福》、《文星榜》、《伏虎韬》），还有大量弹词脚本。《缀白裘》和“沈氏四种”中使用方言的段落很多，产生了新的词语和用法，并對晚清吳語小說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清末民初時期

吳語小說最有代表性的是晚清張南莊化名“過路人”寫的《何典》。張南莊是清代乾隆、嘉慶年間的一位“高才不遇者”，《何典》是一部話本式的諷刺帶滑稽的章回體小說，它借鬼的世界展示“活的人間相”，魯迅曾給以極好的評價：“作者便在死的鬼畫符和鬼打牆中，展示了活的人間相……便是信口開河的地方，也常能令人仿佛有會於心，禁不住不很為難的苦笑。”《何典》全書都用蘇南吳語和夾雜官話寫成，成語、俚俗諺語、歇後語、慣用語充斥其間。例如當時有書名《常言道》，凡16回，又名《子母錢》，作者署名“落魄道人”，也是清乾嘉時人，其身世尚一無所知。《常言道》第16回，活用方言，描畫出錢士命一家為富不仁的下場：

其中虽然有些错字，但是插入很多方言俗语，使得文章极为生动流畅，吴语区的读者一定会拍案叫绝的。

到清末和民初（19世纪到20世纪），出现了大批“苏白小说”（又称“吴语小说”），其中較有名的有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李伯元的《海天鴻雪記》、張春帆的《九尾龜》等，还有顾颉刚编的《吴歌甲集》等数种民歌集。光緒年間成書的《海上花列傳》敍事部分基本上用官話，人物對話基本上用蘇白。例如：

胡適認為這是文學語言革新的自覺行為，他說：“韓君（即韓邦慶）認定《石頭記》用京語是一大成功，故他也決計用蘇州話作小說，這是有意的主張，有計劃的文學革命。”“假如我們把雙玉的話都改成官話：‘我們七月裏一簽園，也像現在這樣子，坐在一塊說的話，你記得嗎?’—— 意思固然一毫不錯，神氣卻減少得多了。”《海天鴻雪記》使用的語言格局與《海上花列傳》相仿。《九尾龜》稍有變化，人物對話用蘇白只限于妓女，而且妓女一旦從良，對話也就不再用蘇白了。

近代

五四以後，國語運動興起，文學界一方面對方言文學理論進行探討，一方面繼續在創作上實踐，一些吳地作家的作品常常在用普通話創作的同時夾用一些比較通行或富有表現力的俚言俗語，比如朱瘦菊的《歇浦潮》、張恨水的《啼笑姻緣》、秦瘦鵑的《秋海棠》等都夾用了不少的吳語詞。魯迅、茅盾、葉聖陶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也不斷輸送吳語詞加入普通話辭彙，如“癟三、尷尬、蹩腳”等就是通過他們的作品流傳全國，為普通話所吸收的。抗日戰爭時期，為宣傳抗日精神，瞿秋白等先進人士都曾用吳語（或官話夾雜吳語）書寫文學材料，以激發民眾鬥志，在社會上引起廣泛影響。

當代

新中國成立後，官方實行“推廣普通話”政策，吳語創作迅速衰退。

參見

• 吳語

外部連結

• 话说苏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