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修订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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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21日 (五) 12:46的版本
王安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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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 1021年12月18日 北宋臨川 |
逝世 | 1086年5月21日 江宁 |
职业 | 北宋丞相 |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临川人。中國歷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北宋帝國首相、新黨領袖。歐陽修稱讚王安石:“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其亦擅長詩詞,流傳最著名的莫過於〈泊船瓜洲〉裡:「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生平
王安石父親為王益,于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曾考中进士第四名,去鄞县当知县。“起隄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十九歲前的王安石隨父四處遊歷,接觸社會現實,深深了解民間疾苦。嘉祐二年(1057年),任常州(今江蘇省常州縣)太守,得与周敦颐相知,声誉日隆。嘉祐三年十月下旬,被召回京。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万言书针砭时弊、要求改革,“因天下之力以失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嘉祐五年(1060年),为三司度支判官,“闻者莫不喜悦,”。熙宁变法时,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1]。1069年宋神宗时,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推出了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和募役法等新法。1070年升任宰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熙寧五年(1072年)八月,派秦鳳路沿邊安撫使王韶用兵西夏,發動“熙河戰役”,收復了河湟(青海省東北部)失土。對外戰爭轉敗為勝。
由于新法中关于土地改革影响到地主与相关的官僚,变法遭到他们的强烈抵制,在民间由于改革推行难度大,反而对一般民众的生活产生不利影响,又遭到知识分子的敌视。司马光去信叫王安石不要一意孤行,停止变法。王安石在回信中说:“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宋史》上说:“于是吕公著、韩维,王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慈聖、宣仁兩太后也在宋神宗前哭說:「王安石亂天下。」使得他在民间形象一直不佳。在1074年、1076年两次被罢免职务。宋神宗死后,原反对派司马光(曾因与王安石政見相左而被排挤)任宰相,几乎废除了所有法案。变法失败后,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元祐元年,王安石在江宁府的半山园去世,皇帝赵煦追赠王安石为太傅,并命中书舍人苏轼撰写《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
名人轶事
王安石为人特立独行。据载,他常不梳洗就出门会客,看书入神时则会随手拿东西吃,吃了鱼食也不知道[2]。署名苏洵但普遍认为是伪作的《辨姦論》就是影射王安石的,其中写道:“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3]苏轼和王安石也历来不睦,王安石喜好惊人之言,苏轼曾作文讥讽。民间也有不少两人鬥智的故事。
年表
农历 | 公元 | 年龄 | 内容 | 出典 |
---|---|---|---|---|
天禧五年冬十一月十三日 | 1021年12月19日 | 1岁 | 出生于江西 | |
庆历二年 | 1042年 | 21歲 | 中进士 | |
庆历七年 | 1047年 | 26歲 | 改任鄞县知县 | |
嘉熙二年 | 1057年 | 36歲 | 常州知州 | |
嘉熙四年 | 1059年 | 38歲 | 向仁宗写了《萬言书》 | |
熙宁元年 | 1068年 | 47歲 |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 |
熙宁二年 | 1069年 | 48岁 | 出任参知政事 | |
熙宁三年 | 1070年 | 49岁 | 升任宰相,大力推行改革 | |
熙宁七年 | 1074年 | 53岁 | 第一次罢相 | |
熙宁九年 | 1076年 | 55岁 | 辞去宰相职务 | |
元祐元年 | 1086年 | 65岁 | 在江宁病逝 |
历史评价
《登飛來峰》
飛來山上千尋塔, 聞說雞鳴見日昇。 不畏浮雲遮望眼, 只緣身在最高層。 |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
北宋
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司馬光曾說:“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4]。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
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5],但是朱熹对王安石个人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6]。
南宋至晚清
王安石本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銳行變法,但因性格、運氣、舊黨及富豪反對和用人不當,導致變法失敗,其人亦被舊黨標上「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所促成的黨爭更加速了北宋亡国。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封建时代官方定论。
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陆九渊,元朝有吴澄、虞集,明朝有陈汝錡、章衮,入清后有颜元、李绂、蔡上翔、杨希闵、龚自珍、陆心源等。王夫之认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说是“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7]。如蔡上翔以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佑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黨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8]
他们给王安石以高度评价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他们大都是江西临川人,对王安石的褒扬,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乡贤”优良传统的一种表现;其二,颜元、龚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与他们和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开。
晚清到现代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例如梁启超曾评价王安石“三代以下唯一完人”。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並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一度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又更多的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国外
20世纪俄国共产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列宁称赞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9]。
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認為,王安石的多項改革,涉及將當時的中國進行大規模的商業,以及數目字管理,但不見容於當時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關技術能力而無法取得成功。按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是他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1000年。因为变革是对以往的体制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数敏感的发现者觉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过努力,更多人有了变革要求,这种要求不只是给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压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顺应多数人的要求来进行改革。王安石的变革思想,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所有的改革家的思想,是人类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些成果,使人类有了摆脱野蛮统治的可能和方向。
注釋
- ^ 《宋元学案·荆公新学略》载刘元城说:“金陵三不足之说……非独为赵氏祸,为万世祸。人主之势,天下无能敌者,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于此者把揽之。今乃教之不畏天变,不法祖宗,不恤人言,则何事不可为也?”
- ^ 邵伯温:《邵氏见闻录》
- ^ 清人李紱、蔡上翔認為是宋人邵伯溫偽作。復旦大學章培恒撰《〈辨姦論〉非邵伯溫偽作》,認為並非偽作。
- ^ 司馬光:〈與吕公著書〉
- ^ 《书两陈谏议遗墨》
- ^ 论曰: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问韩琦曰:“安石何如?”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神宗不听,遂相安石。呜呼!此虽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宋史 卷三百二十七 列传第八十六》
- ^ 《读通鉴论》卷二十九《五代中十一》
- ^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
- ^ 見列宁:《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列宁在注释中还说:“(普列汉诺夫)力图证明,农民的土地国有思想,按其根源来说是反动的。这种论据的牵强是一目了然的……如果二十世纪的俄国可以同十一世纪的中国相比较的话,那么我们同普列汉诺夫大概既不必说农民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也不必谈俄国的资本主义了……”
参见
参考書目
- 《续资治通鉴长编》 李焘 宋朝
- 《宋史·王安石》
- 《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杨仲良 宋朝
- 《临川集》 王安石 宋朝
- 《王荆公》 梁启超 清末民初 上海广智书局 1908年 1909年
- 《王安石》 邓广铭 三联书店 1953年
- 《中國大歷史》 黃仁宇 台北聯經 1996年
-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