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棚 (文革用语)

牛棚是文革早期各单位（机关、团体、学校、工厂、村镇、街道）自行设立的拘禁该单位“牛鬼蛇神”的地方。始于1966年夏天。

來源

“牛棚”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大量产生，最早于1966年7月出现在北京。当时已经被“打倒”的北京市委书记刘仁等，被关进设在北京郊区昌平县清华大学200号（即清华分校，当时所谓保密专业的代号）附近一个叫做“反修堡”的地方。与此同时，“牛棚”的雏形也在北京大学出现。它由“红卫兵”以“革命”的名义擅自设立，被拘禁者动辄受到随意的辱骂、殴打、批斗。1966年7月至9月间，北大被监管劳动的“牛鬼蛇神”晚上还被允许回家、回宿舍；从当年9月27日开始，出现全天候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地点在北京郊区昌平县十三陵附近一个叫做“太平庄”的地方。北京大学前副校长季羡林著有《牛棚杂忆》。该书记述的是北大规模最大的“牛棚”里发生的种种恶行。这个“牛棚”是1968年在校内设立的。北京大学另一位前副校长郝斌在回忆历北大史系教授向达的《“我要有个三长两短”》以及历史系教授罗荣渠的《“牛棚”内外忆老罗》两文中，对1966年至1968年太平庄“牛棚”里的非人道内幕作了翔实的记录。“牛棚”在1969年大批国家机关干部及高校教师被下放后不复存在。“下放”与“牛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它们分别存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

被拘禁者包括被扣上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的所谓有“问题”的人。“牛鬼”的认定（定义、判定、审批），多少带有随意性。它是一种对被打入另册者监督、专政、进行思想和劳动双重“改造”的制度工具。

定義與分類

牛棚只是约定俗成的民间别称，不见于正式文件、报道；其正式称呼“集训队”、“管教队”乃至“劳改队”等等，各单位不同。也称“黑帮大院”。其设立在没有司法或公安机关授权（公检法也被砸烂）意义上是非法的，但也算不上私设的，因为它非常公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人敢于质疑它。它是由非政府职能部门（如公、检、法）的企事业单位和学校、机关擅自设置的，虽无法制根据，在当时却又被容忍甚至鼓励，因此是群众专政的具体形式之一，也是“文革”期间法制遭到彻底践踏、人格遭到彻底践踏的具体实例之一。

把人住的地方称牛棚，一则住的人是牛鬼，而牛鬼不是人民亦不是人，与牛就有了可比性；二则住宿、伙食等物质条件差，类比为牛圈也相似；三则住者的待遇也是非人的，没有自由，强制检讨，经常性挨批斗，动辄被打骂，比牛还不如（为了保障耕作服役，牛还能得到饲养、休息等优待）。

牛棚分两类：

• 狭义——临时性拘禁的短期设置（也叫“学习班”）
• 广义——制度性强迫看押劳动的长期安排（指五七干校）。

以上狭义、广义两种说法都是对“牛棚”的误解。牛棚是变相的监狱，被关入“牛棚”者没有人身自由，没有言论自由。“学习班”有两种，出现在“文革”中期。最常见的一种是“最新指示”每每发布后的集中学习，机关院校的工作人员被要求普遍参加；另一种是半强制性的洗脑班，参加者一般都是被认为“有问题”但可以教育好的人，他们一般不会受到侮辱、打骂。“五七干校”则出现在“文革”最疯狂的前三年之后，当时中央机关大批干部以及高校大批教师被迫离开城市，“下放”劳动。在乡下，他们虽然被要求集体住宿、统一劳动，但实际上有相当大程度的人身自由，并被允许每年一次回家探亲。杨绛著《干校六记》记述的就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被下放到河南省的一些经历。实际上，“下放”与“牛棚”在时间上完全不重合，性质也极不相同。

牛棚與監獄的異同

从对被管辖者、羁押者有行政的、人身的强制限制权看，与监狱无異，带有准监狱性质。但它既不像监狱那样有成套的规章制度，牛棚相对地較松散(有時甚至可以說毫無規章可言)，却又比监狱对人的处置更随意、更残忍、更血腥：可随意连续“提审”，用尽体罚强令被羁押者按提审者的要求指证。尤其可怕的是，正式监狱的看管者不认识被监管者，也不负责审讯(即使是互相認識,獄監亦無權也不可擅自施行此程序)。这里的看管者认识被监管者，甚至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经常性的审讯针对性极强。

牛棚生活

为便于管理，批斗时随叫随到，也为了让拘禁者学习、检讨，改造思想，把他们都集中起来圈到一个办公室、教室、仓库、寺庙，或废弃不用、狭小阴湿的暗房之类的公用建筑里，一天24小时不准回家，吃喝拉撒睡都在此。剥夺其自由支配非工作时间、人身自由不得被非法干预的处置权。

牛棚生活由劳动和侮辱、折磨（包括批斗、写检讨、接受带有既定结论的外调等）组成。上、下午都在工人安排、监督下从事体力劳动（搬砖、运沙、抬煤、大田农活等后勤）。同时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运动，接连不断。检讨、思想汇报不是要让当事人过关，而是作为挑刺、寻找打击目标的突破口，稍有前后不一、措辞不当的表述都会成为撒谎、反攻倒算的口实，遭到严厉追究、拷打。在指定时间里向毛泽东像低头请罪，用别人罗织的罪名诅咒自己。强迫抄录、背毛语录，错一个字就要挨训斥、打耳光。连通信都要交检查。

文革後牛棚的身份代表

有人认为，文革当中关过牛棚成为一种身份见证，说明被关者有学问、有资历、有道德、有勇气、有人品，受过迫害，一定是好人，因此有人把这种经历当成了一种可以向人夸耀、炫示的资本。

其实被关进牛棚的人当中，有好人，也有坏人。后者不是因为坏才被关进牛棚，而是进了牛棚以后，常常为了给自己换得一点较好的待遇而出卖别人。因此，牛棚里告密的事情时有发生。进了牛棚的人都受迫害，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在受到“红卫兵”的迫害之外还要承受告密者的进一步陷害，则是蹲牛棚者最难以容忍的事。

剧作家陈白尘曾用“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符号以及各种各样的‘缩写’”，详细记载过自己长达七年的“牛棚”生涯，即1966年9月11日被“‘解押’回京”至1973年“因心脏病发而被恩准回宁治疗”前“半幽禁”的经历。日记原有11册，经整理出版（仅为原文的十分之一），题为《牛棚日记》。该书记叙的“牛棚”，包括了上述广狭义两种形式。

相关文献

• 季羡林. 牛棚杂忆.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年初版，2005年1月第二版. ISBN 7-5035-3098-7. 
• 杨绛. 干校六记. 三联书店. 1981. CSBN 17002·57. 
• 陈白尘. 牛棚日记. 三联书店. 1995. ISBN 9787108007957. 
• 张光年. 向阳日记.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7. ISBN 9787806134849. 
• 赵丰. 红色牛棚——"五七"干校纪实.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9. ISBN 9787225016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