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文

變文，是中国唐朝受佛教影響而興起的一種文學体裁，是一種佛教通俗化、佛經再翻譯的運動。由於佛經經文過於晦澀，僧侶為了傳講佛經，將佛經中的道理和佛經中的故事用講唱的方式表現，這些故事內容通俗易懂，寫成稿本後即是變文。

變文多取材於佛經或中國民間故事，加以舖述改寫。變文的取材，大體有三種：一是帶有佛教故事的變文，如《降魔變文》、《破魔變文》、《破魔變文》、《維摩詰經變文》、《金剛經變文》、《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等；二是史料性質的變文，如《伍子胥變文》、《王昭君變文》、《韓擒虎話本》、《唐太宗入冥記》等；第三是民間傳說題材的變文，如《舜子至孝變文》、《劉家太子變文》、《董永變文》等。變文中多使用佛教語，如“多生”、“羅剎”、“涅槃”、“轉世”、“知識”、“天女”、“天堂”、“帝釋”、“佛國”、“淨土”、“發善願”、“阿耨池”、“五濁惡世”等。

變文和甲骨卜辭一樣，是近代才發現的重要文獻。1899年五月，英國人斯坦因（A. Steine）帶了一個姓蔣的翻譯，到甘肅敦煌藏经洞发现大批变文手抄本以后，对于变文的研究才逐渐为人重视。1920年王國維發表《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是最早研究變文的拓荒之作，書中最早称之为“通俗诗”、“通俗小说”，罗振玉則称“佛曲”，1929年，郑振铎第一次采用了“变文”这一名称，他於《敦煌的俗文學》中說：“這種俗文雖可說是佛曲的起源，卻並不是佛曲；‘變文’之體，似更近於佛曲，所以我們應該更正確的名之曰‘俗文’，曰‘變文’。”。中國的長篇小說乃起源於佛教俗講的變文，已經是一種公認的說法。

变文在艺术形式上具有独特的创造。除了叙事曲折、描写生动、想象丰富、语言通俗外，体制上韵文与散文相结合是其重要特点。变文的韵句一般用七言诗，间或杂有三言、五言、六言句式。散文多为浅近的文言和四六骈语，也有使用口语白话的。散文部分和韵文部分的结合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以散文讲述故事，而以韵文重复歌唱所讲述过的内容，有助于加深听众的印象，引起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另一种方式是用散文串起情节，而用韵文铺写情状，两部分内容不相重叠，而有紧密相连、互为补充的好处。变文在表现上较多地继承了辞赋家敷陈铺叙的手法，而文笔粗犷，以刚健清新见长。不过它往往缺乏后世小说家那种细腻传神的描绘，在刻画人物性格、展示人物内心世界方面不免有所局限。

变文对唐代文人创作，特别是传奇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唐初传奇张鷟的《游仙窟》通篇以散文叙事、以韵语对话，便与变文散韵夹杂、唱白并用的形式基本一致；而且描写细致生动，语言通俗易懂，也接近变文的风格。中唐是传奇繁荣的时期，也是俗讲、转变、说话盛行的时期，这时，出现了更多的散韵合体的传奇，如李朝威的《柳毅传》、元稹的《會真記》、陈鸿的《长恨歌传》等，都明显地受到变文的影响。此外，从唐传奇到宋代、金代、元代以后的话本、拟话本等白话小说，它们那种长篇铺陈叙事的表现手法，也是跟变文相通的。

变文对后代的诸宫调、宝卷、鼓词、弹词等讲唱文学和杂剧、南戏等戏曲文学，也有积极的影响，有些变文，如《维摩诘经讲经文》、《八相押座文》，颇类似于戏曲的脚本，它们那种讲唱间杂的形式，与戏曲的唱白体式已很接近。多样化的变文题材也为后代戏曲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曾被明代郑之珍铺衍至长达百出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伍子胥、孟姜女、王昭君等变文，后来也被改编成多种戏曲。变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是很值得重视的。

已整理出版的敦煌变文有周绍良编《敦煌变文汇录》(1954)、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1957)。后者辑录78篇作品（其中尚有不属于变文的作品），是研究变文的最丰富的辑本。

參考書目

• 項楚《敦煌變文選注》
• 王重民《敦煌變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