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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文''',是[[中国]][[唐朝]]受[[佛教]]影響而興起的一種[[文學]]体裁,是一種佛教通俗化、[[佛經]]再翻譯的運動。由於佛經經文過於晦澀,僧侶為了傳講佛經,將佛經中的道理和佛經中的故事用講唱的方式表現,這些故事內容通俗易懂,寫成稿本後即是變文。 |
'''變文''',是[[中国]][[唐朝]]受[[佛教]]影響而興起的一種[[文學]]体裁,是一種佛教通俗化、[[佛經]]再翻譯的運動。由於佛經經文過於晦澀,僧侶為了傳講佛經,將佛經中的道理和佛經中的故事用講唱的方式表現,這些故事內容通俗易懂,寫成稿本後即是變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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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文多取材於佛經或中國民間故事,加以舖述改寫。變文的取材,大體有三種:一是帶有佛教故事的變文,如《降 |
變文多取材於佛經或中國民間故事,加以舖述改寫。變文的取材,大體有三種:一是帶有佛教故事的變文,如《降魔變文》、《破魔變文》、《[[維摩詰]]經變文》、《[[金剛經]]變文》、《[[目蓮救母|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等;二是史料性質的變文,如《[[伍子胥]]變文》、《[[王昭君]]變文》、《[[韓擒虎]]話本》、《[[唐太宗]]入冥記》等;第三是民間傳說題材的變文,如《[[舜]]子至孝變文》、《劉家太子變文》、《[[董永]]變文》等。變文中多使用佛教語,如“多生”、“[[羅剎]]”、“[[涅槃]]”、“[[轉世]]”、“知識”、“天女”、“[[天堂]]”、“[[帝釋]]”、“[[佛國]]”、“[[淨土]]”、“發善願”、“阿耨池”、“[[五濁]]惡世”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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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文和[[甲骨卜辭]]一樣,是近代才發現的重要文獻。[[1899年]]五月,英國人斯坦因(A. Steine)帶了一個姓蔣的翻譯,到[[甘肅]][[敦煌]][[藏经洞]]发现大批变文[[手抄本]]以后,对于变文的研究才逐渐为人重视。[[1920年]][[王國維]]發表《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是最早研究變文的拓荒之作,書中最早称之为“通俗诗”、“通俗小说”<ref>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见《东方杂志》77卷8号,1920年出版。</ref>,[[罗振玉]]則称“佛曲”<ref>罗振玉《敦煌零拾》卷4,1924年出版。</ref>,1929年,[[郑振铎]]第一次采用了“变文”这一名称<ref>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册第六章《变文》,1936年出版。</ref>,他於《敦煌的俗文學》中說:“這種俗文雖可說是佛曲的起源,卻並不是佛曲;‘變文’之體,似更近於佛曲,所以我們應該更正確的名之曰‘俗文’,曰‘變文’。”。中國的長篇小說乃起源於佛教俗講的變文,已經是一種公認的說法。 |
變文和[[甲骨卜辭]]一樣,是近代才發現的重要文獻。[[1899年]]五月,英國人斯坦因(A. Steine)帶了一個姓蔣的翻譯,到[[甘肅]][[敦煌]][[藏经洞]]发现大批变文[[手抄本]]以后,对于变文的研究才逐渐为人重视。[[1920年]][[王國維]]發表《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是最早研究變文的拓荒之作,書中最早称之为“通俗诗”、“通俗小说”<ref>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见《东方杂志》77卷8号,1920年出版。</ref>,[[罗振玉]]則称“佛曲”<ref>罗振玉《敦煌零拾》卷4,1924年出版。</ref>,1929年,[[郑振铎]]第一次采用了“变文”这一名称<ref>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册第六章《变文》,1936年出版。</ref>,他於《敦煌的俗文學》中說:“這種俗文雖可說是佛曲的起源,卻並不是佛曲;‘變文’之體,似更近於佛曲,所以我們應該更正確的名之曰‘俗文’,曰‘變文’。”。中國的長篇小說乃起源於佛教俗講的變文,已經是一種公認的說法。 |
2012年6月3日 (日) 03:09的版本
變文,是中国唐朝受佛教影響而興起的一種文學体裁,是一種佛教通俗化、佛經再翻譯的運動。由於佛經經文過於晦澀,僧侶為了傳講佛經,將佛經中的道理和佛經中的故事用講唱的方式表現,這些故事內容通俗易懂,寫成稿本後即是變文。
變文多取材於佛經或中國民間故事,加以舖述改寫。變文的取材,大體有三種:一是帶有佛教故事的變文,如《降魔變文》、《破魔變文》、《維摩詰經變文》、《金剛經變文》、《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等;二是史料性質的變文,如《伍子胥變文》、《王昭君變文》、《韓擒虎話本》、《唐太宗入冥記》等;第三是民間傳說題材的變文,如《舜子至孝變文》、《劉家太子變文》、《董永變文》等。變文中多使用佛教語,如“多生”、“羅剎”、“涅槃”、“轉世”、“知識”、“天女”、“天堂”、“帝釋”、“佛國”、“淨土”、“發善願”、“阿耨池”、“五濁惡世”等。
變文和甲骨卜辭一樣,是近代才發現的重要文獻。1899年五月,英國人斯坦因(A. Steine)帶了一個姓蔣的翻譯,到甘肅敦煌藏经洞发现大批变文手抄本以后,对于变文的研究才逐渐为人重视。1920年王國維發表《敦煌發見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是最早研究變文的拓荒之作,書中最早称之为“通俗诗”、“通俗小说”[1],罗振玉則称“佛曲”[2],1929年,郑振铎第一次采用了“变文”这一名称[3],他於《敦煌的俗文學》中說:“這種俗文雖可說是佛曲的起源,卻並不是佛曲;‘變文’之體,似更近於佛曲,所以我們應該更正確的名之曰‘俗文’,曰‘變文’。”。中國的長篇小說乃起源於佛教俗講的變文,已經是一種公認的說法。
变文在艺术形式上具有独特的创造。除了叙事曲折、描写生动、想象丰富、语言通俗外,体制上韵文与散文相结合是其重要特点。变文的韵句一般用七言诗,间或杂有三言、五言、六言句式。散文多为浅近的文言和四六骈语,也有使用口语白话的。散文部分和韵文部分的结合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以散文讲述故事,而以韵文重复歌唱所讲述过的内容,有助于加深听众的印象,引起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另一种方式是用散文串起情节,而用韵文铺写情状,两部分内容不相重叠,而有紧密相连、互为补充的好处。变文在表现上较多地继承了辞赋家敷陈铺叙的手法,而文笔粗犷,以刚健清新见长。不过它往往缺乏后世小说家那种细腻传神的描绘,在刻画人物性格、展示人物内心世界方面不免有所局限。
变文对唐代文人创作,特别是传奇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唐初传奇张鷟的《游仙窟》通篇以散文叙事、以韵语对话,便与变文散韵夹杂、唱白并用的形式基本一致;而且描写细致生动,语言通俗易懂,也接近变文的风格。中唐是传奇繁荣的时期,也是俗讲、转变、说话盛行的时期,这时,出现了更多的散韵合体的传奇,如李朝威的《柳毅传》、元稹的《會真記》、陈鸿的《长恨歌传》等,都明显地受到变文的影响。此外,从唐传奇到宋代、金代、元代以后的话本、拟话本等白话小说,它们那种长篇铺陈叙事的表现手法,也是跟变文相通的。
变文对后代的诸宫调、宝卷、鼓词、弹词等讲唱文学和杂剧、南戏等戏曲文学,也有积极的影响,有些变文,如《维摩诘经讲经文》、《八相押座文》,颇类似于戏曲的脚本,它们那种讲唱间杂的形式,与戏曲的唱白体式已很接近。多样化的变文题材也为后代戏曲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4]。如《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曾被明代郑之珍铺衍至长达百出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伍子胥、孟姜女、王昭君等变文,后来也被改编成多种戏曲。变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是很值得重视的。
已整理出版的敦煌变文有周绍良编《敦煌变文汇录》(1954)、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1957)。后者辑录78篇作品(其中尚有不属于变文的作品),是研究变文的最丰富的辑本。
注釋
- ^ 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见《东方杂志》77卷8号,1920年出版。
- ^ 罗振玉《敦煌零拾》卷4,1924年出版。
- ^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册第六章《变文》,1936年出版。
- ^ 陈寅恪在1930年《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中有这样的论述:“佛典制裁长行与偈颂相间,演说经义自然仿效之,故为散文与诗歌互用之体。后世衍变既久,其散文体中偶杂以诗歌者,遂成今日章回体小说。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日之弹词。此种由佛教演变之文学,贞松先生特标以佛曲之目。然古杭梦余录武林旧事等书中有说经旧名,即演说经义,或与经义相关诸平话之谓。敦煌零拾三种佛曲皆属此体,似不如迳称之为演义,或较适当也。今取此篇与鸠摩罗什维摩诘所说经原文互勘之,盖可推见演义小说文体原始之形式,及其嬗变之流别,固为中国文学史绝佳资料。”
參考書目
- 項楚《敦煌變文選注》
- 王重民《敦煌變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