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修订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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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后西方各国一致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但持续不到一年，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在中国政府没有妥协的情况下，[[1990年]]各国陆续恢复了和中国的正常经贸关系。 |
六四事件后西方各国一致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但持续不到一年，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在中国政府没有妥协的情况下，[[1990年]]各国陆续恢复了和中国的正常经贸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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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 |
六四事件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但江泽民执政后，和李鹏一起一度想减小开放力度，被邓小平制止，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见[[邓小平]]南巡讲话一段）促使江泽民和李鹏进行检查，并继续执行开放改革政策，此后中共加大了经济开放的力度，加强了反腐倡廉的力度，放宽了诸多经济政策，客观实质上改善了相当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但是，在六四之后，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教育思想控制开始加强，言论空间紧缩，八十年代中期的开明气氛开始逐年倒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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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關係而言，由於香港對北京學生的支持，原本與中國政府同一陣線的民主派，在六四事件與中共分道揚鑣，亦埋下了香港人與中國中央政府之間的不信任。 |
對香港關係而言，由於香港對北京學生的支持，原本與中國政府同一陣線的民主派，在六四事件與中共分道揚鑣，亦埋下了香港人與中國中央政府之間的不信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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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2日 (日) 09:53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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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天安门事件是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间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內的政治事件。事件的中心是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事件最早起因是由于学生悼念于4月15日逝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胡耀邦，但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演变成为一场争取民主、自由的抗争。随着抗争的深入和国内外势力的干预和影响，流血冲突和暴力事件不断发生。6月4日的凌晨，解放军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行动，事件转为地下化。余波一直未能平伏。
事件扩大
4月17日，悼念活动规模逐渐扩大，开始有学生到广场游行，纪念胡耀邦。当天下午，第一支游行队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的约500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悼念活动，活动中曾有警察试图驱散群众，但是没有成功。整个活动在下午6点半和平结束。活动中有外国记者和外交人员在广场照相，部分学生还接受了采访。
到当天晚上，广场上已经聚集上千人，除了政法大学的学生外，还有其他高校学生和普通市民。18日凌晨，又有一批约3,000人的学生队伍从北京大学出发，向天安门广场游行，沿途又有近千名清华大学学生加入。据称队伍中有9辆外国使馆车辆和一些外国记者随行。清晨，数百名学生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并向人大常委提交了一封请愿信，提出7点要求，包括重估胡耀邦功过、新闻言论自由、政府官员和家属财产公开、取消游行限制、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等。
上午8时，国务院信访办的一名官员出面，接见了学生代表郭海峰、王丹。两人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学生，这个要求在当天下午5时30分得到满足。此期间学生们继续静坐，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在广场聚集、静坐。学生们的口号是“民主万岁”、“自由万岁”。到晚上9点，广场已经聚集大约2万名学生。
当天在北京的几所大学出现了约700多份有关胡耀邦的大字报。在上海，情况比较稳定，只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的数千名学生在市政府前聚集，但是在18日凌晨就已经散去；在南京，有南京大学等高校的1万名学生在鼓楼广场举行悼念活动，但是也很快恢复平静。在全国其他地区，虽然有大大小小的各种活动，但是多很快在平静中收场。
但是在北京，情况正在失去控制。18日深夜，由于在新华门静坐的学生只剩下数人，武装警察将他们拖走时可能动手打人，被打学生回校广播控诉，次日凌晨，千余名学生开始向新华门聚集。19日凌晨，有学生要求进入中南海献花圈，并提交之前7点要求的请愿信，武装警察筑成层层人墙，阻挡学生进入。有人高喊“李鹏出来”，并开始冲撞警方的人墙。赵紫阳在接到报告后，下令武警不得带刺刀，避免伤害学生，但是同时要保卫新华门。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亲自前往新华门部署有关事宜。19、20日两天，新华门外学生继续聚集，并且发生严重的警民冲突事件。
4月20日，北大民主沙龙开会，学生们决定自己组织学生会，废除原先接受政府和校方领导的北京大学学生会，组建“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由丁小平、王丹、杨涛、封从德等七名学生领导。他们希望能够团结全北京市其他学校的学生，统一领导学生运动。会议还通过了《告北京高校书》，提议进行非暴力、不抵抗抗争，采取罢课的形式争取民主。当天，新华社就学生游行和新华门外的冲突首次发表评论，称“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次日，《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批评新华门外学生静坐事件。
4月21日北京大学学生开始罢课，抗议两天前一名学生被武警打伤的事件，也有报道称一些罢课学生阻挡另一些学生上课。当天在天安门广场，继续有学生抗议，当天晚上广场上的学生人数巨增，达到20万人。广场上有人发表各种政治演说，要求民主与自由。与此同时，由诗人北岛发起、150名学者连署的一封表达支持学生的请愿信送交全国人大，但是未获接受。在全国，各地的示威活动升级，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试图进入北京声援，但是大多被当局阻拦，只有36人冒充工人身份进京。
4月22日是胡耀邦的追悼会，前一天晚上，北京19所高校学生组成“临时行动委员会”，组织学生悼念活动。学生们提出3点要求：(1)请求灵枢绕广场一周，让同学们瞻仰胡耀邦遗容；(2)与总理李鹏对话；(3)官方报纸报道学生悼念活动。这些要求最终都未获满足。上午12时45分，三名学生代表获准将学生准备的花圈送入人民大会堂，之后有3名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中间的那个学生举着一个很大的纸卷，据称是7点要求。有人高喊“人家都跪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没人理”等话语。曾有工作人员试图将学生扶起。在追悼会期间，广场上坐满了等待一夜的几十万学生，为防止学生和武装警察的冲突，从外地调来军队维持广场秩序，但学生对赵紫阳极大赞美胡耀邦的追悼词基本满意，随后学生们开始从广场撤离。
4月23日，赵紫阳按原定计划出访朝鲜，这为党内保守派控制局势创造良机。同一天，“北京市高校学生临时筹备委员会”向北京和全国各高校倡议，举行无限期罢课活动。他们称，整个事件已经转变为全面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他们的倡议很快得到北京35所高校的支持。当天，北京《科技日报》突破政府的新闻封锁，在头版发表有关学生游行的活动，第四版又全版报道学生游行，称“学生的行动代表了十亿人民的呼声”。日本《产经新闻》将这次事件与匈牙利和捷克的革命相提并论，共同社则称，若工人也加入到学生队伍中，可能迫使政府适用武力镇压。
4月24日，李鹏、李锡铭、陈希同、杨尚昆、乔石、万里等人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最终将学生游行定性为“动乱”，李鹏称事件“是公开的向党挑衅”、对该事件的处理将“是一场严重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乔石等人则认为学生的出发点是善良的，但是“被一些人所利用，要晓之以理”。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央制止动乱小组，由李鹏负责。会议结束后，李鹏向杨尚昆表示，要将事件通报邓小平。当晚，中共中央向全国各地方政府发出通知，要“立即行动起来，旗帜鲜明地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4月25日，清华大学“和平请愿组织委员会”提出与国务院、北京市委的领导对话，双方同意由15名学生代表与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忠德、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缪等人对话，可是最终因学生内部存在分歧，双方对话流产。在上海，上海市委没收了当天出版的30万份《世界经济导报》，该报有批评中央决定让胡耀邦在1987年下台的决定等内容。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要求该报更换有关文章后出版，但是遭到总编辑钦本立抵制，最终该报在原文处留白出版，引起海内外巨大反响。
同日，李鹏、杨尚昆等人到邓小平住处汇报学生运动的情况。邓小平对于将学生游行定性为动乱表示赞同，并称“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四·二六社论
4月25日，中共中央将政治局会议和邓小平的看法通报赵紫阳和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李鹏还要求胡启立负责，由曾建徽起草《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称“四·二六社论），当晚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全文。社论称，“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学生制造混乱，“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社论发表第二天，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以市委的名义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要求党员群众认真学习四·二六社论精神，制止动乱；北京也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李锡铭发表讲话，称要维护首都社会稳定，批评学生是在搞“文革”，是制造动乱。
四·二六社论的发表在基层引起反弹，很多人对将事件定性为“动乱”表示不满，很多大学党委组织报告中也有不满，称社论的发表在学生中有很大抵触情绪。
学生们对“四·二六社论”的发表反应强烈，他们召开记者会，反驳当局有关指责学生试图颠覆中共政权的言论，并再度提出多项要求，包括与李鹏对话、要求公安部长和新华社社长道歉等。学生们最后决定于4月27日发动大规模游行活动。
4月27日，大约5万名学生举行游行，警方保持克制，虽然事前明令禁止游行，但是在学生示威中并没有采取强制手段阻挠游行活动。学生们的标语主要是“和平请愿，不是动乱”、“打倒官倒”、“拥护共产党”之类，活动中秩序良好，最终和平落幕。在中南海，胡启立召开宣传部会议，检讨之前新闻宣传方面的过失；李鹏随后要求《人民日报》再发表一篇社论，但是语气更加温和，以维持社会稳定为主旨。此外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遭撤职，引起国内外新闻界的强烈反应。很多人相信，正是由于使用强硬手段处理《世界经济导报》，而使江泽民得宠于邓小平，最终成为选定的接班人。
4月28日李鹏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共中央在基本原则上的意见是相同的，即必须立即平息风波，但是在具体作为上存在分歧。杨尚昆、乔石等提议应该与学生和群众展开对话，平息怒气；李鹏、薄一波、宋平等人则认为有人在故意煽动学生，破坏稳定。
4月29日下午，在全国学联的安排下，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和北京市委的几名领导，与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进行对话。袁木承认中共内部有官员腐败的问题，但是强调大多数官员还是好的，并称无新闻检查制度，而只有“总编辑负责制”；另外他也称胡耀邦是自己决定辞职，除了因为认为学运事件未处理好外，健康原因也是其中一个。但是他同时又批评北京高校中有些人故意煽动情绪，目前的情况“和当年的文化大革命有惊人的类似之处。”这段对话在播出之后，大部分学生还是感到不满，认为首先参与对话的学生代表无法代表大多数学生，而且袁木回避了一些实质性问题。但是也有许多学生认为对话十分成功，并希望政府应该多举行这类直接的对话。
但是当天下午，“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负责人王丹、吾尔开希等人在香格里拉饭店举行记者会，批评那样的对话“更象是一次记者招待会，由学生来充当记者，提问题。”当晚一些学生就提出应该由学生选出的代表参加另一场对话。在兰州，不满的数千名学生游行到省政府，要求与省长对话，但是未果，次日凌晨在校方的劝说下游行和平结束。在武汉也有学生发动了类似的游行活动。
4月30日的情况似乎有所平息，虽然9万北京大学生依然罢课，但是在许多高校，情况已经有所缓和，一些学校甚至已经全面恢复正常课程。5月1日劳动节当天的态势也是基本平静的，不过“北京高校学生联合自治委员会”在北京大学召开记者会，宣布要举行全国的罢课活动，并提出要与政府对话，此外还提出要重新评估胡耀邦功过和学运性质、惩处420打人事件的肇事人、反贪污反腐败、允许私人办报和检讨经济政策失误。会议还倡议成立“全国学联筹委会”，统筹全国的罢课行动。当天在中南海，已经结束朝鲜访问回到北京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赵紫阳称要以疏导为主，坚决劝导学生复课。
5月2日，在上海多所高校的学生为抗议《世界经济导报》整肃事件举行游行。在北京，学生们向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提交了另一份声明，提出要由民选的学生代表与政府对话，而且要求允许旁听、有电视直播，并且双方代表都有相同的时间发言，且保障学生代表的人身与政治安全。国务院一天后对这些要求做出回应，表示学生的要求像是最后通碟，给予政府最后期限，否则就要游行，这是无法接受的；学生代表若触犯法律，政府也必须追究。
五四谈话
4月30日赵紫阳回到北京。 5月3日 赵紫阳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但更多的篇幅是强调应该保持稳定。这份谈话缓和了学生激动的情绪，次日北高联发动五四游行活动，发表五四声明，随后就宣布将从次日起结束罢课行动。学生们的游行活动到下午3点左右就平和落幕。此时大多数人认为，在赵紫阳回到北京，亲自处理学潮以后，事件应该就将结束。
5月5日的统计是北京80%的罢课学生已经开始复课，但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复课比例最低，只有50%，有些学生认为中央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不改变就不应该复课，当晚北大和北师大的“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布次日将继续罢课。5月7日，北大学生自治联合会成员王丹召开民主沙龙，号召继续罢课，声援准备到中国记者协会请愿抗议《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记者。当天的美国《华盛顿邮报》也首次报道了两名学生领袖：王丹和北师大自治联合会负责人吾尔开希。
绝食
5月13日 数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抗议政府拖延对话，要求政府肯定学生的爱国运动、并推翻《四·二六社论》。由于绝食学生濒临身体遭到不可逆损伤的边缘，政府无人出面，许多医院包括军队医院自行组织抢救，为抗议政府无人理睬，参加绝食的学生越来越多，其后北京市民加入声援队伍、募捐抢救，许多机关单位加入募捐队伍，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都捐资为学生治疗，近20个城市学生游行声援北京绝食的同学，铁路几乎接近文化大革命的“大串连”时期状态，默许学生和医务人员不买票乘车，大量外地学生聚集北京。
5月15日由学生带动形成北京各行各业声援绝食学生的游行，长安街交通基本瘫痪，地铁前门站封闭，声援学生的游行车辆由学生自发组织指挥，游行学生的口号越来越明显针对赵紫阳、李鹏和当时教育部长何东昌，市民甚至武装警察对政府反应缓慢也产生不满，明显同情学生。中央电视台每天转播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人民日报也不断报道，舆论也呈现同情学生一边到的迹象。
5月17日赵紫阳会见前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公开讲：我们所有决定都要请示老一辈革命家。将学生的矛头引向邓小平。其后发生了有人骑摩托车冲击邓小平住宅事件，有人用装满颜料的鸡蛋毁坏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画像事件。游行队伍的口号也开始转向邓小平。
5月18日 赵紫阳、乔石及胡启立到医院探望绝食送院的学生。同日李鹏和学生领袖在人民大会堂中进行50分钟的对话。但双方都态度强硬，最后不欢而散。
5月19日 赵紫阳于凌晨4时50分往天安门广场和学生发表了激动的谈话，提到：你们还年轻，我们已经不行了，并劝学生停止绝食，据分析可能已经被撤职。赵紫阳讲话后，学生开始撤离天安门广场。晚上，李鹏及杨尚昆主持中共中央, 国务院召开中共告北京市党政干部大会，措辞严厉，宣布戒严，赵紫阳则没露面。之后，李鹏在电视发表演说，发布戒严令。会议尚在召开，就有人通风，各大学广播紧急通知，学生重新聚集，到各入城路口拦截军车，设置路障。
发布戒严令后，还是有很多中学生的游行队伍，和各企事业单位的游行队伍对天安门广场上绝食的学生予以声援。
戒严
5月20日 北京开始戒严，外地军队接到命令，开赴北京参加戒严。北京市民和学生一起走上街头，阻止军队进城。在北京郊区已经有了些零星的流血冲突。北京市区内也在许多交通要道口设置路障，市内交通已经不正常。
军队受阻，在市郊水泥墩、翻倒甚至被点燃的汽车等路障面前，军车队排起了长龙。并陷入了市民与学生的包围中，在市民和学生的劝说和宣传之下，年轻的士兵显得不知所措。据称有军长级干部因拒绝执行戒严令而被撤职。阻拦军车进城的过程也发生多次冲突，解放军方面，由于严格执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命令，在冲突中多人被打伤。
天安门清场
由于流血事件愈來愈多，邓小平等首脑人物认为形势已经失控，若不立即采取行动，恐怕混乱的状态将会漫延至全国。6月3日晚、6月4日清晨，由于军队被阻，双方发生冲突，形势开始恶化，且已不再仅仅是单纯的学生诉求，而是掺杂很多社会的负面因素。中国政府官方主要采取拘留和疏散作为处理手段。这一方式无法将严重恶化和失控了的社会导入正轨。混乱中，社会犯罪行为无法控制，对军队的冲击也严重升级。有军队自发自卫还击或者接到官长个人命令自卫还击（从常识角度分析，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出反击命令的操作性和可能性不大），士兵由于多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命令的束缚，对战友和长官无辜伤亡及屈辱的愤怒，普遍怀有怒气，造成自卫还击超出了自卫的限制，从而过度和失控。人员伤亡：北京死亡数字官方报道为学生死亡360人左右，有少数市民被误伤，海外媒体的报导则多称死亡人数在千人以上。 这一军民冲突事件的发生和这次运动的主旨相去甚远，矛盾的激化有其偶然性，不应误导理解为运动诉求或者政府行为。西方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为中国政府暴力镇压，中国政府则根本否认暴力镇压的存在。
6月4日之后，尽管外国政府强烈批评中国政府的镇压行为，中国政府仍然继续搜捕拘留了大批积极分子。赵紫阳本人则被软禁。遭到通缉的人，有一部分通过各种方法从深圳、海南等沿海地区逃到美国，法国等地，也有一部分人被捕后在舆论压力下被中国送到美国“保外就医”。这些人到外国后成为流亡的中国民运领袖，较出名的有王丹、柴玲、吾尔开希等。
6月4日之后，各地的学生运动仍然持续一段时间，有许多地方学生举行游行，中国当时并没有完备的示威游行法案，很多群众的示威游行在操作上有其文革时代的继承性，口号空泛，语言血腥，在进行谈判并获得结果方面操作性不大，所以一方面得不到什么满足，同时也不会遭到镇压，最后都不了了之。和历次运动不同，地方政府基本没有追究“动乱分子”。
影响与评价
民主派的看法：这是中国民主意识的苏醒。
中国政府的定义：这是「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当初大陆采取果断的措施，稳定局势，对後来大陆的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民主和法制建设、外交政策等，都起了非常好的作用。
进入中共“第四代领导核心”以来，尽管中国领导人已有几次公开面对「六四」，然而由於事涉当时中共领导邓小平决策是否正当、赵紫阳被罢黜总书记、江泽民接任等问题，六四事件仍是中共的政治禁忌。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重提此事，并为自己申辩，但此书被禁止出版。
曾经参与过六四事件的许多学生领袖们也进行了许多反思，一些人也意识到学生们也应对事件负有部分责任。有观点认为，学生们当时的要求是浮动和不确定的，导致政府很难与其沟通，而学生们在其要求（如与政府领导人对话）得到满足后依然继续滞留在广场上，则是不智的；其他的诉求则太过空泛，例如反腐败、民主等，这些要求都不是在短期内都可以立即实现的。而且，学生过于激进的言论与行为已经实质上的与当时的法律体系发生了冲突。最后，由于这次运动参加人数众多，良莠不齐，其中确实混杂着少数暴民和有意煽动的“别有用心的人”（中国媒体语）。但是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出动全副武装的军队来面对民众的做法是遭到普遍谴责的，可是由于当时武装警察明显同情学生，中国尚没有正式的防暴警察部队，邓小平又过于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名言，中国政府别无选择。政府面对学生运动没有经验，反应过慢，惊慌失措，因此激化矛盾，也是主要原因。对于学生运动，历史上包括日本和美国都进行过镇压，但如果用警棍和催泪瓦斯镇压，就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不会引起舆论如此大的轰动，也不会有这样大的伤亡。
六四事件后西方各国一致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但持续不到一年，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在中国政府没有妥协的情况下，1990年各国陆续恢复了和中国的正常经贸关系。
六四事件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但江泽民执政后，和李鹏一起一度想减小开放力度，被邓小平制止，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见邓小平南巡讲话一段）促使江泽民和李鹏进行检查，并继续执行开放改革政策，此后中共加大了经济开放的力度，加强了反腐倡廉的力度，放宽了诸多经济政策，客观实质上改善了相当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但是，在六四之后，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教育思想控制开始加强，言论空间紧缩，八十年代中期的开明气氛开始逐年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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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史料及研究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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