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修订间差异
| 第219行： | 第219行： | ||
与中国的经济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进程缓慢，政府将社会稳定视为第一位，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很少有人会认为中国将很快实现民主，但大多数人相信，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化将是不可避免的。近年来，基层直选普遍展开，但是更高层的民主直接选举依然没有实现。在中共新领导人上台后，很多人对进一步民主化抱有期望，不过要政治体制的全面开放，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
与中国的经济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进程缓慢，政府将社会稳定视为第一位，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很少有人会认为中国将很快实现民主，但大多数人相信，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化将是不可避免的。近年来，基层直选普遍展开，但是更高层的民主直接选举依然没有实现。在中共新领导人上台后，很多人对进一步民主化抱有期望，不过要政治体制的全面开放，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
||
包括江泽民在内的很多领导人都强调，腐败可能导致共产党失去民心。民意调查也显示腐败是人民最不满意的地方。虽然中共不断加强反腐败力度，还是有人批评政府是选择性办案。有评论认为中共不愿查办一些较高层的领导人，而查办时往往是为政治目的而非司法调查。尽管如此，政府已经采取措施，如加强法制体系与执法体系等。 |
|||
中国领导人了解到媒体是反腐败的重要力量。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已经放松，引入市场机制，使得更多媒体开始报导有关问题。但当当局认为某些报导太过火时，依然会查封相关报社或解雇某些记者。参见[[中国媒体]]。 |
中国领导人了解到媒体是反腐败的重要力量。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已经放松，引入市场机制，使得更多媒体开始报导有关问题。但当当局认为某些报导太过火时，依然会查封相关报社或解雇某些记者。参见[[中国媒体]]。 |
||
互联网与手机短信的出现令政府控制媒体的能力下降。而香港媒体也越来越深地报导内地较敏感的新闻。 |
|||
==== [[台湾问题]] ==== |
==== [[台湾问题]] ==== |
||
2005年1月5日 (三) 13:27的版本
两个阶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依最高领导人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不同，可以分成两段
- 毛泽东时代（1949--1978）
- 邓小平时代（1978---）
最高领导人（实际）
毛泽东 1949--1976
华国锋 1976--1978
邓小平 1978--1994(?)
江泽民 1994(?)--2004
胡锦涛 2004--
毛泽东时代
建国初期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的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动乱与战争，社会矛盾尖锐，经济水平落后，货币贬值，交通运输不畅。建国后，一个仿苏联的社会模式迅速建立起来。
在1950年代早期，新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以及社会改革。新的政府成功地抑止了通货膨胀、重振经济，并且建立起了因战火而受到严重损害的工业体系，也因此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支持。中国共产党对当时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大影响：共产党获得了广泛民意支持，再加上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政府根据党的政策灵活应变，党的基层组织深入到中下流劳工、妇女以及其他群众中。
“大跃进”及中苏关系的破裂
1957年，毛泽东发动了“反右”运动，使共和国的民主力量受到了空前的打击。 1958年，毛泽东部分放弃了苏联经济模式，转而开始了自己的经济计划。提出 “大跃进”，希望能在短期内快速提升工业和农业产值。大跃进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基层为达到不可能的目标，虚报、谎报、夸大实际产出。当时的人们普遍看轻那些强调技术规范的专家，批评他们为“右倾主义”、“三脱离”等。全国兴起了大炼钢运动，宣称要在15年或更短时间内"超英趕美"。农业上，原有的农业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99%的农民加入到组织中来。原有正常的经济体系被破坏，农业产值大幅度减少。1960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是否为自然灾害有争议）更为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农村大批人口面临饥荒。现在估计，当时全国死亡数字在1000万以上。
此时中苏关系也开始出现裂痕，最终在1959年尖锐化。苏联撤走了在华的所有人员，并且停止对中国的技术协助，中国的工业几乎因此完全停顿。中苏两国的矛盾之后又迅速公开化，两国在国际论坛上公开翻脸。
1960年大跃进结束，毛泽东在党内受到批评，之后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务实派重新掌握大权，试图恢复被严重破坏的经济次序。
“文化大革命”
1960年代初刘、邓两人主宰着一部分党、政大权，采取较为务实的经济政策，国民经济在最初几年曾有所好转。但是毛泽东对这种务实的政策不满，共产主义远景及自己的政治野心令他最终与刘少奇等人决裂。1965年开始，毛泽东及其亲信开始了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政治攻击。1966年春天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共产党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毛泽东派第一次试图利用民意来打击领导层的刘邓派，称后者是“资产阶级司令部”。8月5日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从此整个中国都陷入了十年的疯狂动乱。
在“文革”的最初阶段，毛泽东与他“最亲密的战友”、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成功地在政治上打击了刘少奇、邓小平等“走资派”。全国的青年学生组织“红卫兵”被教唆来攻击全国各阶层的党的当权者。大批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早期革命家被粗暴对待，有些人被活活打死，有些则自杀身亡。在一些地区情况失控，不同派系之间的红卫兵发声武装内斗，甚至连毛泽东本人也无法控制。最后，毛泽东不得不派出军队来平息这些过激的冲突。
毛泽东发现学生失控之后，决定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方面缓和紧张的政治局势，同时也要减轻瘫痪了的城市的经济压力。而中国的政治局势也在1971年发生了重要变化。试图夺权未遂的党的第二把手林彪在该年9月出逃，在飞往苏联途中飞机失事坠毁。周恩来等稳健派暂时控制局势，在他们的协助下，邓小平恢复工作，并在1975年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党的最高权力机构。虽然政治运动依然频繁，但较“文革”初期已经有所改善。
不过在共产党内部，权力斗争依然严重。1975年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及其同伙（“四人帮”）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指向邓小平。1976年春周恩来去世，清明节期间发生了以纪念周恩来为名、实为支持邓小平的天安门事件。
同年9月，毛泽东去世。党内第一把手的职位出人意料地由华国锋取得。华国锋在军队的支持下，成功地逮捕了四人帮，巩固了其在党内地位。
毛泽东的影响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1949--1978， 中国历史打上了深深的毛泽东的印记。在其任内有上千万人死去。有人认为，这个死亡数字如果和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前在中国由于战争、饥荒等原因而死去的人数比起来就微不足道了。
毛泽东的支持者还指出，1949年以前，中国人的文盲率高达80%，平均寿命仅为35岁。而当毛泽东去世时，文盲率下降到不足7%，平均寿命则提升到70岁。另外，鸦片战争后中国的人口就一直维持在4亿人，而到毛泽东去世时人口已经达到7亿。
不过批评毛泽东的人则认为，毛泽东对人口没有进行控制，反而鼓励生育的结果，对中国是灾难性的。毛泽东以后的中国领导人面对这个严峻的问题时不得不采取了计划生育政策，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孩子。不过这种政策主要针对城市人口，在农村很难贯彻执行。
这种政策无疑是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再面对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所面临的营养不良以及饥荒等问题，同时平均寿命却增长了1倍。随着人口增长的稳定，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国家之一。
毛泽东式的马列主义，被后人称作毛泽东主义或毛泽东思想（前者多在中国以外地区使用，中国共产党官方将毛泽东的理论称为毛泽东思想）。他的理论影响了很多“革命者”，如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秘鲁的光辉道路以及尼泊尔的革命运动。
邓小平时代
邓小平掌权
“四人帮”的垮台意味着“文革”的正式终结。邓小平在1977年重新出山，并在党内安插了许多自己的支持者。在1978年邓小平成功地取代了由毛泽东亲自钦点的继承人华国锋。不过这次斗争并没有像共产党以前的政治斗争中那么得你死我活，而是让华国锋渐渐地隐退。1980年华国锋国务院总理的职务由赵紫阳取代，而党总书记的职务则由胡耀邦取得。直到80年代中期邓小平一直都是中国的实际最高领导人，虽然他握有的头衔只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主席。
1979年以后中国走上了更加务实的发展道路。原先被打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学者恢复了工作。而艺术家、作家、记者们也给予了更大的自由度，更多地从批评的角度来创作、报道。到1980年末，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被官方正式认定为一个错误。中国也公开审判了包括江青在内的“四人帮”等“文革”中的主要领导者。
_with_Zhou.jpg){kind=link}
改革开放
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也更加紧密。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2年9月首度访华，并且会见了毛泽东本人。1973年双方同意互设联络处，增加联系。1979年两国建交。中国与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关系也明显改善。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73年成为联合国中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标志着共产中国首次受到主要国际组织的承认。
邓小平上台后出访了多个西方国家，1979年他访问美国，与卡特总统会晤。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决定在1997年英国将归还在鸦片战争中侵占的香港。邓小平同意在50年内不干涉香港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这种一国两制的构想后来还解决了澳门问题，中国政府也希望这个模式能够在台湾问题上使用。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寻求与苏联的和解。作为世界的另一个超级大国，邓小平认为由于地理上的原因，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要比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还大。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新的、较务实的领导层更加重视经济建设，而不是频繁的政治运动。在1978年12月转折性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共领导层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口号，扩大农村人口收入，鼓励国有企业自主经营，降低中央计划，并在中国建立外国直接投资。全会也决定加快司法体系改革，还向1979年6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多份新法律的草案。
邓小平的四个现代化目标指的是农业、工业、科技与国防的四个现代化。而实现这四个现代化、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工业国家的方法，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邓小平指出，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党的任务就是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解释降低了意识形态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而更强调政策的有效性。邓小平抛弃了毛泽东理想主义的共产主义远景，转而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共同贫穷。邓小平也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认为并不能因为与毛泽东的看法不同就放弃某一政策。邓小平也不像陈云等一批比较保守的共产党人，认为那些见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就不能用在社会主义中国。
虽然邓小平为经济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政治上的支持，邓小平本人并没有提出很多经济改革的具体方案。很多时候改革是由地方领导自行提出的，往往并不符合中央政府的决策。但是如果这些改革措施是有效的，那么全国就都可能普遍采取这种措施。很多经济改革的政策都来自其他有经验的国家，例如亚洲四小龙等。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行的“新思维”有很鲜明的对比。“新思维”的很多政策是由戈尔巴乔夫本人亲自贯彻落实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邓小平采取的“从下到上”的改革方法，而不是苏联“从上到下”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
邓小平的改革中，计划型、中央管理的宏观经济由技术官僚负责，而放弃了毛泽东以前采取的全民运动式的经济发展策略。但是，与苏联体制或毛泽东时代不同的是，这种宏观管理是间接通过市场体制来实现的，而很多还是从西方国家所采用的经济规划及控管机制中借鉴过来的。
宏观的经济管理并不妨碍在较低层次的市场经济。邓小平与毛泽东一样，十分重视农业产出，他用家庭承包来取代原有的集体化农业。在地方一级，政府利用物质刺激而非政治口号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农民被允许通过向自由市场贩卖农产品来获得额外的收入，县、省一级也可以自己投资建设工厂，政府鼓励对轻工业的投资。邓小平将中国的经济引上了一条重视轻工业、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道路。
轻工业产出对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往往是十分关键、重要的。这种周期短、成本低、高外汇收入的产业所创造的收入，能够为以后技术含量高、资本运作复杂的产业提供资金支持。然而与其他经济改革并不太成功的国家，如匈牙利或南斯拉夫想比，中国的轻工业投资并不需要政府批准。而中国重工业投资主要来自银行贷款，而银行的资金则主要来自消费储蓄。邓小平改革的第一个项目就是防止利润通过税收或银行体制以外的任何方式进行再分配；因此，在更高端产业中的再分配往往是间接的。总而言之，邓小平的改革开启了中国的工业革命。
这些改革措施与毛泽东的自力更生政策是想矛盾的。中国决定通过增加国际贸易，特别是购买来自日本和西方的机械来加速现代化进程。通过这种出口导向经济模式，中国获得了一定的外国资金、市场、先进技术与管理理念，从而加快其经济建设的步伐。邓小平在中国建立了多个经济特区，吸引外国企业投资。
改革也十分重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新的物质刺激与奖赏制度在全国实施。农村市场恢复销售家产或多余的农产品，也促进了农村工业发展，还为更艰难的经济改革提供了政治上的支持。
邓小平的（特别是早期）市场社会主义在某些地方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或布哈林的经济政策有某些相似之处。它们都允许私有企业以及贸易市场的存在，而不是完全的政府控制。有趣的是在邓小平首次会见阿曼德·哈默时，邓小平要求这位曾经参与投资过列宁时代苏联的工业家向他详细地解释列宁当时的新经济政策。
八十年代民主运动与六四天安门事件
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现实政治专制以及诸如通货膨胀、干部腐败，双轨制引发的官倒等社会问题的不满也开始显现。虽然学生和一些知识份子要求更大的政治改革与自由，一些党内元老不断怀疑改革的进度以及改革的最终目标。1986年12月，一批示威的学生利用当时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开始公开反对改革的缓慢进度，也更确信了这些党内保守派对改革的怀疑，担心这种改革可能危及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地位。胡耀邦，邓小平的亲信以及改革的积极推动者，被指责应该为1986年的示威事件负责，而於1987年1月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总理赵紫阳接任总书记，而副总理李鹏被任命为总理。
在赵紫阳接任后，他所倡导的政治与经济改革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而他在1988年5月提出的价格调整也引起了普通民众对通货膨胀的强烈不满，有人提出应该加强中央在经济上的控制，并且抵御西方影响。这最终导致了一场政治论争，把1988到1989年的冬天吵得火热。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北京的大学生以祭奠名义开始的请愿活动，因政府的应对失当而升级。干部腐败再加上因高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经济困境，是学生、知识份子以及其他城市人口大规模抗议浪潮的主要原因。大学生和大批北京市民聚集天安门广场，纪念胡耀邦的同时也要求更大幅度的政治改革和言论自由。不断扩大的示威人群要求政府处理腐败问题，并且要求保护中国宪法37条所赋予每一名公民的言论结社游行示威自由。北京的大部分在校生介入了这场学生运动，学生们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榜样，将本次学运称为“爱国民主运动”，积极参与运动的北京大学组成了各校学生自治会，并成立“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抗议也迅速蔓延上海广州等其他大城市和省会城市。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首都各家报纸在头版以显著位置转载。认为学生运动被少数反党反政府阴谋分子操纵，是反社会主义的动乱。 5月13日，数百名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要求与政府对话，否定4.26社论，承认学生运动为“爱国民主运动”。
5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与政府总理李鹏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上宣布了对北京实行戒严。这个决定是赵紫阳甚至很可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大部分委员都不愿意看到的。
5月20日戒严令发布。6月3日晚，政府称北京“已发生严重的反革命乱”，当晚11时至6月4日清晨，军队进入北京。他们使用武力清除广场、街道上以大学生和北京市民为主体的示威者。北京死亡数字官方报道为超过200人，其中学生超过30人，不过海外媒体的报导则多称死亡人数在千人以上。
6月4日之后，虽然外国政府强烈批评中国政府的镇压行为，中央政府认为示威已经威胁到当局的稳定与秩序，並拘留了大批示威者。
九十年代初的中国
应该注意到，六四天安门事件的主要导火线通货膨胀在事件之后很快就被消除。政治局势再度稳定，对此邓小平的贡献还是很大的。他成功地从一个早期革命家的角色迅速转型成为一个受良好教育的技术官僚。此后中国的社会问题也得到处理，中国之后再度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从目前来看，另一场类似的运动是不太可能在中国发生的。
六四之后党内保守派势力再度兴起，经济改革步伐一度减慢，直到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邓小平再度重申要发展市场主导的经济。在十四大中，一批年轻、支持改革的新领导人取得了最高领导地位。邓小平及其支持者认为，经济的自由化以及进一步的改革对提高中国的生活水平是十分必要的。
在南巡以外，共产党政治局还公开支持邓小平的经济开放政策。虽然中国依然没有进一步进行政治改革，经济开放却依然是中国的首要目标。
邓小平的影响
如前所述，邓小平主张经济对外开放并且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实行市场经济。在邓小平去世后，中国保持了年均8%的经济成长，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地区之一。
然而，邓小平的改革也遗留了很多未解决的问题。他市场改革的直接结果就是，在1990年代中期，很多国有企业已经无法赢利，而需要关闭。更严重的是，到九十年代中，很多邓小平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农村经济改革）措施已经不再有成效；农村收入降低，中国的三农问题是现在领导人所面对的极大挑战。
最后，邓小平强调务实，否定毛泽东共产主义空想的作风虽然在中共党内占主导地位，却引起西方世界的怀疑。很多在中国国内或国外的观察家都怀疑一个一党制的政治体制是否依然能够控制越来越活跃与繁荣的中国社会。然而，这种问题与六四事件之前的中国或1949年前中国所需要面对的战乱、饥荒及社会不稳定等问题比起来，无疑是非常轻的。
根据《财富》杂志记者吉姆·罗沃(Jim Rohwer)的说法，“邓小平及其支持者在1979~1994年间的改革带来的有可能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所发生的最大规模的对人类福利的提高。”("The Dengist reforms of 1979-1994 brought about probably the biggest single improvement in human welfare anywhere at any time.")这种进步影响了上亿的人口。
邓小平于1997年去世。但他的时代并没有结束。迄今，他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依然居主导地位。
第三代领导人
.jpg){kind=link}
江泽民是邓小平以及其他党内元老的折中选择，来取代当时指定的继任人赵紫阳。赵被认为对学生抗议过于容忍。虽然江泽民并没有直接卷入对示威的镇压，他因迅速稳定上海的局势而受到赏识。当时，侯选人有两个：江，李瑞环。
邓小平的健康状况在1997年去世之前每况愈下。在邓小平的晚期，江泽民及其同僚逐渐开始负责日常工作。这个“第三代”领导是以江泽民为中心来运作的。
1998年3月，江泽民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中连任主席。总理李鹏任期届满后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总理一职由朱镕基接任。
经济发展
在1990年代的困难时期，朱镕基仍然使得经济保持正常发展，这使得中国在过去二十年内一直保持着9.7%的平均增长率。中国政府在最近亚洲危机上面发挥的有效作用也让人注目。虽然经受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洪水的冲击，中国大陆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最初的九个月内仍然保持7.9%的增长。虽然全球经济衰退，经济增长仍然达到了政府7%的目标。这主要通过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包括在公共部门增加工资和其它方式来刺激需求。
当世界外国直接投资在2000年减半的时候，流向中国的资金增长了10%。因为全球的公司都希望在繁荣中的中国取得利润。2002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上升了22.6%。正当全球贸易处于衰退之中，2002年的增长率只有1%时，中国在2002年头九个月的贸易增长剧增18%，其中出口超过进口。
虽然统计数据显示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朱镕基仍然面对着一些深厚的结构性问题：发展不平衡、国营企业效率低下以及陷入呆账的银行系统。观察家认为，在中共内部对于经济政策没有太多的实质上的不一致，主要集中在改革的步调上。
中共领导人正在面临处理现代化国有企业的同时引发的大量失业工人。由于上百万的工人失业，朱镕基决定为失业工人建立金融保障体系。但是中国大陆在未来5年将需要1亿新的职业岗位以吸收失业工人和来自农村的移民。由于高资本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这个目标正在实现。在朱镕基和温家宝的主导下，国家通过有效措施增加税收，同时保持消费需求使得失业情况已经开始减轻。
有批评家指出，生产过剩使得产品的价格和利润下降，这增加了银行系统的坏账水平。但是中国国内和国外的产品需求使得这种情况还不会发生。消费开销正在增加，并受到长假期的推动。
朱镕基的右手，副总理温家宝监视股票市场的规则，发展内陆贫困地区省份来阻止移民和地区性的不满。朱镕基和温家宝设立了不同的税率来保护他们，使得他们与贪污的高收入官员相区别。朱镕基受到中国普通公民的尊敬，同时也受到了西方政治和商业领袖的尊重，因为他们认为朱镕基是可靠的，并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得以成功归功于他，而这正在使得外资大量进入这个国家。
朱镕基担任总理职务一直到2003年3月人民代表大会为止。而他的接任者是经过他争取后受他信任的温家宝。
第四代领导人与十六大
虽然江泽民在十六大上退出中央委员会，让位给由胡锦涛率领年轻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很多人认为江泽民依然会在幕后发挥巨大影响力，甚至有人怀疑胡锦涛是否真的会全权掌控。九名政治局常委中有六人（吴邦国、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和李长春）被认为是江泽民的亲信。
然而，领导层中派别的不同不应当被夸大。在中国的最高领导集体中，继续现行的经济政策与近一步的经济改革是广泛的共识，存在的只可能是具体政策上的分歧。
胡锦涛毕业于中国顶尖的清华大学，大部分人认为他智商高、记忆力好。他的仕途顺利，主要是因为其较普通的观点及良好的人缘。他是第一个1949年立国后加入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在1992年49岁时就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是所有委员中最年轻的。新一届的领导人被赋予高度期望，无论是国内国外，大多数媒体都相信，“胡温体制”会把中国大陆带入一个新的阶段。国外的媒体更关注新政府在政治改革方面的举措，而中国大陆的媒体则更关心新领导层的亲民形象。
SARS
新领导层上任后所面对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SARS。SARS在2002年11月开始在中国广东省蔓延，但是当地政府没有及时公开疫情，虽然当时曾经出现过短暂的恐慌，官方媒体却鲜有报道。事件直到次年2月才扩大，当时该病蔓延到了香港、东南亚及北美等地，越来越多媒体开始怀疑广东、北京等中国内地城市也有疫情，但是中国官方开始时不愿承认。
2003年4月，中国政府改变了先前的做法，公开承认SARS确实在中国大陆多个省市造成严重危害，胡锦涛并将隐瞒疫情的卫生部长和刚刚上任的北京市长撤职，然后积极在全国范围展开疫情防治工作，每天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疫情。新领导层的做法得到了国际媒体的普遍好评。中国政府也允许世卫专家进入中国了解疫情，这也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 香港基本法23条和政制改革 ==== 参看香港基本法第23条
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后，由于亚洲金融风暴和一系列的经济、政治难题的影响，当2003年初港府宣布将就基本法第23条有关颠覆罪立法时，引起了许多人的反对。部分香港人认为，23条立法是特首董建华受命中央政府而做出的决定，他们担心立法会限制到港人的政治自由。港府做出多项让步，但是还是无法平息争议，最终在7月1日回归纪念日当天，50万市民走上街头抗议立法，该事件也引起了中央政府的关切，游行最终导致香港政府宣布放弃立法计划。
在7·1大游行后，更多香港人开始要求政治改革。他们公开提出，要2007年特首直选、2008年立法会全面直选。争议在民主派立法会成员李柱铭访美要求美国协助香港民主化后达到白热化，北京政府提出了“爱国者”的讨论，点名批评李柱铭卖国。北京政府认为，香港立即民主化会给香港带来不稳定，影响香港的经济民生，而李柱铭要求美国协助的行为更加激怒北京，因为中国政府始终坚持香港是中国的内政，无需外人，特别是美国人插手。北京政府的立场是，“一国两制”应以“一国”为先，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部分，没有权利自行改变政治体制。2004年4月人大常委对《香港基本法》做出解释，否决2007年特首和2008年立法会直选，并重申解释和修改基本法的权力在人大，而不是香港立法会。
经济发展
新政府依然将经济发展放在首位。2003年中国经济发展良好，虽然SARS给中国经济带来冲击，全年的经济成长还是达到了近几年来最高的9.1%。但是经济发展依然面对深层的问题，包括了东西部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新政府提出了几项措施，包括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区，以及关注弱势群体。
加入WTO后的中国也继续开放其市场，虽然还是受到很多国家指责没有完全履行入世承诺。不过，多种外国产品的关税已经下降很多。2003年末，大陆还和香港、澳门签署了CEPA，保证两地的产品能够以零关税进入中国内地市场。这项举措被认为事实上是对香港更为有利，是中央支持香港经济发展的措施之一。
中国的货币政策在2003年末也成为焦点。美国政府批评中国故意将人民币汇率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以取得在国际市场上的不公平优势。而中国方面则不愿做出让步，反批评布什政府面临选举年，指责中国的货币政策只是为了其自己的选举。但是到2004年初，似乎有迹象显示中国将会改变其货币政策，与美元脱钩，曾有一个大陆媒体报导过将在2004年年内使人民币扩大浮动范围，但是立即遭到当局的否认。
总结：现代化的中国
.jpg){kind=link}
长征运载火箭发射
成就
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由上到下、有其自己特色的巨大变革，从贫穷、落后转变为一个日益现代化的国家，而且正在发生有可能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生活水准的全面提升。现在的中国只有12%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大多数人民享有食品、住房、医疗等生活必需品。中国，再加上越南，这两个前共产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之下，已经成为发展最快的第三世界国家。
1949年以前中国的文盲率高达80%，而现在已经下降至不到7%。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人民的平均寿命仅为35岁，而现在则达到70岁，比一般第三世界国家要高10岁左右。
中国的城乡医疗保健系统主要集中在疾病的预防上。中国已经在1950年代末基本消灭血吸虫病，1994年基本消灭丝虫病，1995年消灭骨髓灰质炎。中国政府正在计划在短期内消灭麻风病，在来年消灭碘缺乏症。虽然人口的寿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又由于1970年代以来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的人口增长率正在稳步下降。因此，中国已经很大程度的解决了人口过剩和营养不良的问题，所以，中国保持稳定的前景将会相当好，而一个持续的增长也是可能的。
问题
然而，这样的成就应该从宏观上来看。也应该注意到在相同的被战争破坏的德国和日本，以及附近的亚洲四小龙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都取得了相似的成就：人均寿命和识字率的提高，更高的生活水平。虽然中国现在正在享受空前的增长，但是这些都是在毛泽东时代以后才得以实现。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新中国的工业基础都是在毛泽东时代打下的。正因如此，改革开放后，引进的大量外资可以直接用于投资建厂，不必为资源等事担心。德、日及“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大陆）相比，面积和人口都要小得多，所面临的困难比起拥有数亿人口的中国大陆来说，虽不能说是微不足道，但实在是少太多了。而且有一点很重要：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没有遭到向中国大陆一样的国际封锁。
政治改革和贪污
与中国的经济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进程缓慢，政府将社会稳定视为第一位，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很少有人会认为中国将很快实现民主，但大多数人相信，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化将是不可避免的。近年来，基层直选普遍展开，但是更高层的民主直接选举依然没有实现。在中共新领导人上台后，很多人对进一步民主化抱有期望，不过要政治体制的全面开放，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包括江泽民在内的很多领导人都强调，腐败可能导致共产党失去民心。民意调查也显示腐败是人民最不满意的地方。虽然中共不断加强反腐败力度，还是有人批评政府是选择性办案。有评论认为中共不愿查办一些较高层的领导人，而查办时往往是为政治目的而非司法调查。尽管如此，政府已经采取措施，如加强法制体系与执法体系等。
中国领导人了解到媒体是反腐败的重要力量。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已经放松，引入市场机制，使得更多媒体开始报导有关问题。但当当局认为某些报导太过火时，依然会查封相关报社或解雇某些记者。参见中国媒体。
互联网与手机短信的出现令政府控制媒体的能力下降。而香港媒体也越来越深地报导内地较敏感的新闻。
随着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以及西藏和新疆的独立运动大大受到控制，主要的突出问题是台湾问题。陈水扁在2004年台湾总统大选中胜出（还有争议）并已就职，使得海峡两岸的关系又进入了不稳定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