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修订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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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三多、黄莲圣母等义和团领袖人物简介 === |
=== 赵三多、黄莲圣母等义和团领袖人物简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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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莲圣母与八国联军战斗的传奇故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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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灯照及其与八国联军的战斗 === |
=== 红灯照及其与八国联军的战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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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15日 (六) 02:26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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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或称庚子事變、庚子國變、庚子拳亂，是公元1900年前后中国清末，中国甲午战败后，在西方列强对华渗透侵略日益加重和对清廷控制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在中国北方发生的以华北农民和部分清军为主体，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在華西方人及华人基督徒的保国保种暴力运动及其引发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义和团原稱义和拳，其参与者被称为「拳民」，贬称则为「拳匪」。
从白莲教到义和拳
義和拳本來與長期流行在山東、直隸（今河北省）一帶的白蓮教等传统民间秘密宗教有关[1]，最初反對滿族統治，以「反清復明」為口號[註 1]，而遭到鎮壓。
义和拳民利用設立神壇、畫符請神等方法秘密聚眾，稱為「義和拳」
1898年由梅花拳拳師趙三多首次提出「扶清滅洋」的口號[註 2]。
义和团领袖于栋成布告：“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污辱我们。自道光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而现在又想来瓜分中国。”可被视为义和团运动全面爆发的政治纲领。
义和拳各地神坛
关公、二郎神、元始天尊、齐天大圣等义和团偶像简介
关公
在关羽去世后，其形象逐渐被后人神化，历来是民间祭祀的对象，被尊称为“关公”。又经历代朝廷褒封，清代时被奉为“忠义神武 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崇为“武圣”，与“文圣” 孔子齐名。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也对关羽的事迹多有描写，在《演义》中关羽被描写为“五虎大将”之首。
二郎神
杨戬也被称为“二郎神”、“小圣”。生于灌洲灌江口，中国神话传说中一个重要人物。人神混血，力大无穷，法术无边，撒豆成兵，通晓八九玄功，民间传说有七十三般变化，阙庭有神眼，手持三尖两刃刀，此兵刃为女娲补天的五彩石炼成，座下有神兽哮天犬。
元始天尊
元始天尊又名“玉清元始天尊”。在“三清”之中位为最尊，也是道教神仙中的第一位尊神。《历代神仙通鉴》称他为“主持天界之祖”。
赵三多、黄莲圣母等义和团领袖人物简介
赵三多
黄莲圣母与八国联军战斗的传奇故事
红灯照及其与八国联军的战斗
义和团期间华北死亡人数
在義和團運動中，有250多名外國傳教士及2萬多名华人基督徒死亡（根据基督教会方面的統計）；也有許多與教會無關的中國人被義和團殺害，數量遠超被害教民[3]，未有统计（單北京死於義和團手下的有十數萬人[4]）；死亡的義和團拳民、義和團支持者、清军以及其他中國人无法统计，约在百万以上。
遍布华北的教案——义和团运动的直接原因
教案一般指清朝末年中國境內牽涉基督教教會的社會事件（常引起爭訟、暴力甚或演變為外交事件）。義和拳活動主要集中在華北的直、魯地區，正是教案頻仍的地區，義和拳活動與教案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天津望海楼教案
中國在1894年的甲午戰爭中被日本打敗，被迫在1895年簽署馬關條約，割讓了臺灣，賠款白銀二萬萬三千萬兩，顯示了之前的洋務運動失敗，再次引起歐洲列強對中國的野心。1896年，歐洲強國，要求清政府准許修建鐵路和採礦。1897年11月，山東冠縣梨園屯發生「曹州教案」，兩名德國聖言會傳教士能方濟（Franz Nies）及理加略（Richard Henle）被衝入教堂的村民打死。
德國立即作出了反應，以此出兵佔據了膠澳及其周边地区（今青島市胶州湾地区）。德皇更對其艦隊訓言，謂：「如中國阻撓我事，以老拳揮之」。接下來的一個月，俄軍進駐了遼陽南方的旅順，英國和法國之後分別派兵佔領威海和廣州灣（現在廣東湛江）。
外國的進佔，更激發起山東各地的排外情緒。1898年3月，拳民活動在山東加劇。1899年，捐官出身的漢裔旗人毓賢出任山東巡撫，提出「民可用，團應撫，匪必剿」，對義和拳採用安撫的辦法，將其招安納入民團。於是義和拳成了「義和團」，而其口號亦由「反清復明」改成「扶清滅洋」。義和團四處燒教會、殺害教士；抵制所有外國事物和之前失敗的「洋務運動」。在義和團的積極排外下，外國人被稱為「大毛子」，一律殺無赦。中國人如信奉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通被稱為「二毛子」；其他通洋學、懂洋語、以至用洋貨者，被稱「三毛子」以至「十毛子」等，輕則被毆辱搶劫，重則可能有殺身之禍。時人記載：「若紙煙，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曾有學生六人倉皇避亂，因身邊隨帶鉛筆一支，洋紙一張，途遇團匪搜出，亂刀並下，皆死非命。羅稷臣星使之弟熙祿，自河南赴津，有洋書兩箱，不忍割愛，途次被匪繫於樹下，過者輒斫，匪刀極鈍，宛轉不死，仰天大號，顧以為樂；一僕自言相從多年，主人並非二毛，亦為所殺，獨一馬夫幸免。其痛恨洋物如此。」[5][6]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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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頻發的主要原因
教案頻發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
- 治外法權凌駕中國法律
- 19世紀末，西方傳教士被准許在中國傳教和成立教會。在治外法权之下，不單教會的西方神職人員不受清政府管轄，一般中國信徒也常獲教會庇護。地方上，基督教教會每每因為文化、風俗差異等等各種原因，與地方民眾發生衝突。部分不良教民利用特權優勢欺壓當地普通民眾[註 3]，而地方政府卻往往因為懼於教會的治外法權，不欲與洋人作對而未能持公處理，加劇社會矛盾和不公，造成教案。
- 基督教会財產爭議
- 雍正禁教之后，教堂大多被没收充公。到咸同年间，这些房产有的早已翻拆改建，挪作他用，有的则是多次易手，查还已相当困难，但外国基督传教士仗着清廷上谕和法国公使的权威，往往不顾实际情况，任意索要绅民所尊崇的公所、会馆、书院、庙宇等，迫令退还，到后来发展到强迫买卖田地、低价勒索甚至霸占田地，因而激起中国人反抗。[9]
- 仇外心態
- 清末華北地方經濟破產，傳統社會綱紀解體；在轉變的時代，人心惶惶，各式秘密會社紛起。總之，教會、教眾和洋人、洋貨，成為了仇視的對象。
- 謠言
- 當時社會有許多詆譭西方人的謠言，如說洋人醫院挖小孩眼睛製迷藥、神父用特制器具吸男童陽精等等，而一般中國百姓一向迷信這類傳言，從而人人自危，對西方人及中國教友恨之入骨[註 4]。誣指被中国政府处死的基督传教士马赖，勾引奸淫妇女，而且奸污别人的新娘。再如，1901年被罗马天主教会封为圣徒的郭西德，被誣指奸污民女，放纵一些无赖基督教徒在农民田地里抢劫收割庄稼，最后被中国民众处死。[11]
- 守舊勢力的反撲
- 教會除了傳教之外也興醫辦學、提倡破除陋習（如纏足納妾）、傳播新思想（如宪政、民主），與維新運動一樣不可避免會引起守舊勢力的仇恨。
清军刺死德国公使克林德，慈禧太后支持义和团，义和团公开进入京津，清政府向八国宣战
自義和拳興起，開始提出「仇教仇洋」的口號後，時任山東巡撫李秉衡以民族主義觀點，視之為義民，加入者日眾。
公元1897年，山東省曹州府巨野縣（今菏澤市巨野縣）張家莊的天主教堂遭到當地大刀會土匪數人的搶劫，2名在堂內的德國神父能方濟（Father Franciscus Nies）和韓理加略（Father Richard Henle）被殺死，史稱曹州教案。11月6日，德國以此衝突為藉口出兵山東，並於11月14日強行佔領中國山東省膠州灣（今青島），李秉衡因而被革職，由張汝梅繼任山東巡撫，但反教事件蔓延，清廷下令嚴查。張汝梅為了掩飾事實，將「義和拳」歸入鄉團，稱為「義和團」。
1899年，毓賢繼任山東巡撫，當年12月30日（农历十一月二十八日），山東肥城發生英國聖公會傳教士卜克斯被殺案件，在西方各國連續抗議後，煽動和支持義和團[12]的毓賢被清廷免職。毓賢離職後到北京覲見慈禧太后，向她提出招安義和團；之後獲得調任山西巡撫[註 5]。毓賢任山西巡撫後，更變本加厲縱容義和團殘害教民[12]，其衛隊數十人都是義和團團民[12]。而新任山东巡撫袁世凱帶領北洋新軍在山東大力鎮壓義和團，穩定山東局勢，迫使一部分义和团拳民逃入直隶境内。
1900年1月24日，溥儁受诏入宫，封为大阿哥，但外国公使均不承认。戊戌政變後完全控制朝廷的慈禧，對列強反對她廢黜光緒感到十分不滿，中外关系趋于紧张。
1900年1月，慈禧不顧西方外交人員的抗議，發佈維護義和團的詔令。直隸總督裕祿於是由本來剿滅義和團，轉變成扶助義和團。除了向團民發放餉銀外，裕祿還邀請義和團的首領大師兄曹福田到天津開壇聚眾。於是山東的拳民湧入直隸。由天津至涿州、保定都有拳民起壇請神、燒教堂、殺洋人、殺清軍、並到處毀壞鐵路及電線桿等洋物。
八国联军远征
自從各國收到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人員的求援後，他們在1900年5月31日組成一支432人，由八國海軍人員組成的聯合部隊（法國75人，俄羅斯79人，英國79人，美國53人，意大利39人，日本24人，德國水兵51人、奧匈士兵32人於6月3日出發），從大沽經鐵路通往120公里左右的北京城，協助使館人員防守。
西摩爾八国联军第一次遠征
不過隨著局勢不斷惡化，6月9日，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Colonel Sir Claude Maxwell MacDonald）透過電報向西摩爾稱，北京城內局勢每小時正在惡化，要求西摩爾為進軍北京作好預先安排[14]。6月10日，北京使館區與外界的電訊聯絡中斷[15]。因此各國急商，增派一支由2066名各國海軍及海軍陸戰隊人員（英軍916人、德軍540人、俄軍312人、法軍158人、美軍112人、日軍54人、義軍40人、奧匈軍25人）組成的援軍入京，決定由英國副海軍上將愛德華·霍巴特·西摩爾（Edward Hobart Seymour）任聯軍司令，美國海軍上校麥卡加拉（Bowman McCalla）為副司令、俄國上校沃嗄克任參謀長，從天津搭火車出發前往北京保衛使館。可是天津至北京的鐵路已被破壞，西摩爾的選擇唯有一路修復鐵路，一路沿著鐵路行軍。
由於清政府對列強的態度朝令夕改，故令聶士成無所適從，根據聶士成上司榮祿的命令，聶士成一度容許聯軍先遣隊火車通過天津[16]，旗下武衛軍士兵對聯軍的態度亦顯得友善，並沒有意圖攻擊聯軍的舉措[17]。
不過西摩爾向北京行軍的舉動惹怒清廷，因此支持義和團的端王載漪迅即取代慶王奕劻，成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並命令武衛軍聶士成，董福祥甘軍攻擊八國聯軍先遣隊。另一方面，清廷又透過招募義和團成員入軍，以保衛首都，阻止西摩爾的行軍[18]。
聯軍火車通過天津後隨即被包圍，聶士成率所部守衛天津楊村一帶，與義和團一起阻擊八國聯軍先遣隊。由於八國聯軍先遣隊不擅陸戰，武器并不占优，多数武器得自天津的清军军火库[19]，清軍與聯軍互有死傷。至於義和團則被聶士成派上前線，遭聯軍機槍掃射，撤回時又遭聶軍機槍掃射，死傷慘重。西摩爾本來打算停止前進，但在6月18日收到使館被襲的報告後，決定繼續沿著白河前往通州（距離北京城25公里）。
由於京津鐵路已被義和團破壞，加上聶軍裝備精良，配有德製重機槍、克虏伯大炮和最新式的毛瑟枪，聯軍無法前進。根據一位前線英國士兵描述，平均要發射4粒子彈才能射殺一名義和團拳民，聯軍彈藥不足，只能後撤，其間造成超過200人傷亡。事后聯軍副司令麥卡加拉報告，指單一的步槍射擊是不足夠消滅所有拳民，因此聯軍需要攜帶更多彈藥[20]。
清廷稱此役為廊坊大捷，可是裕祿將之歸功並大賞於義和團，而聶軍則分文無賞[21]。
聯軍撤退天津期間徵用4艘中國漁船，沿著河岸牽著繩索，載上所有傷員及剩餘的食物、彈藥及醫療用品前往天津。途中佔領清軍的西沽武库[19]，發現除了有德國克虜伯野戰炮外，還有大量步槍與數以百萬計的子彈，連同數百萬斤大米和充足的醫療用品。
得到充足的軍事物資後，西摩爾決定堅守待援，透過一名中國僕人穿過義和團活動範圍，向各國公使告知聯軍的困境。聯軍在待援期間遭到清軍、民團日夜不斷的攻搫，處於崩潰的邊緣。直到6月25日，一支1800人組成的援軍（其中俄國900人，英國500人）解西摩爾之圍，在戰場使用了價值超過300萬英鎊的彈藥數量後，終於在6月26日清晨成功接應西摩爾聯軍撤退，西摩爾行軍北京期間總計損失62人，有225人受傷[22]。
當時被困在北京使館區的外國人對西摩爾充滿信心，認為西摩爾軍隊離自己很近，他們很快就會安全，完全無視西摩爾的軍隊拯救失敗的事實[23] 。另一方面，直到西摩爾撤回天津為止，清政府都不知道自己有一支軍隊成功阻止西摩爾的行軍[24]。
瓦德西八国联军第二次远征，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西狩
8月14日凌晨，德国人瓦德西统帅得到加强的聯軍來到北京城外，發起總攻擊——俄軍攻東直門，日軍攻朝陽門，美軍攻東便門。俄軍與日軍面對的城牆較高，且遭遇的抵抗較強，各自陣亡了約100人；而美軍進攻的東便門城牆較低，且離清軍火力較遠。當日上午11時，美軍使用雲梯，讓第九步兵隊帶着星條旗爬上城牆，成為最先攻入外城的部隊；美軍雖入外城，但被清軍的炮火壓制，難以繼續前進。英軍中午始達北京，攻廣渠門，至下午2時許攻入。晚上9時，俄、日軍分由東直、朝陽二門突入。15日，聯軍逐步攻佔北京各城門，與清軍在城內展開巷戰；至當晚，聯軍已基本佔領全城；慈禧太后、光緒帝和親貴大臣倉皇離京，珍妃遭投井溺斃。慈禧太后等人先逃至懷來縣，又輾轉逃亡至大同、太原，最後來到西安。
八国聯軍占领北京及河北各地农民与八国联军的战斗
联军占领津京后，當地排洋、仇洋的風氣大变，街头一改人人包红布、穿红衣义和团打扮，天津百姓家门首皆插白旗，行人亦各持白旗，上写“某某国户人”，或“某某国顺民、良民”。北京商铺争先贴出保护单，各国占管区居民，纷纷向洋兵送万民伞，时人记载：「昔则挟刃寻仇、灭此朝食，今乃颜娟敌，载道口碑，京师及各省都会，其翻译通事之人，声价骤增，势力极盛，于是都中之人，咸歆而慕之，昔之想望科举者，今皆改而从事于此途。」[19]
日本軍除了掠去户部近三百万两存银外，对占领区的百姓秋毫无犯，因此八国联军分区占领北京的时候，日佔區和美占区是聯軍當中社会秩序最好的，军纪最为严明，时人记载，「俄军界内，存者唯狗而已，法意军界内，触目萧条，几无人迹，德军界内，惨况倍之，英军界内，虽有人烟，亦甚寥寥，日军界内，熙熙攘攘，往来如市，而美军界内，安堵如故，市肆全开，静谧。」[19]
二次大戰期间，日军将领冈村宁次感慨自己的士兵军纪今不如昔，认为这是日本堕落的标志[19]。
相比之下，德軍、俄軍、法軍在北京城內則做出濫殺、強姦[25]、搶劫、燒毀等非人道暴行。
在北京，以樊国梁为首的教士们发出“布告”容許天主教徒在8月18日教堂解围后八天之内抢奪生活必需品，规定抢奪不满50银两的，不用上缴；超过50银两的，应負責償還，或交教堂處理。[26]法国媒体曾刊登回国士兵的陈述：“从北堂我们开向皇宫，修士们跟着我们去，...他们怂恿我们屠杀、抢劫，...我们行抢都是替教士幹的。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实际抢了八天。教士们做我们的嚮导。我们进一家就随便拿东西，我们把店掌櫃抓了当仆役，教士们把抢来的东西，让他们背着运到北堂去了...”[27]。
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溫則於1900年11月23日，在纽约公共教育协会上发表《我是一名义和团》的演讲：[28]
为什么不让中国人摆脱那些外国人？既然我们并不准许中国人到我们这儿来，我愿郑重声明，让中国人自己去决定，哪些人可以到他们那里去，义和团是爱国者，我们祝愿他们成功。义和团主张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义和团，因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
另一方面，根据马克·吐温撰文的揭露，仅在河北任丘县一处，美国基督传教士梅子明以‘用人头抵人头’为口号就杀害了中国无辜农民680人[29]，
《日本邮报》编辑刊发的弗兰克·布林克利在谈话录中说：“当得知在中国的40名女传教士和25名儿童被义和拳民屠杀的消息时，西方人士无不悚然动容。但是八国联军在中国所犯下的暴行，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犹如天壤之别。仅在通州一地，在这座中国未设一兵一卒抵抗的城市中，就有573名中上层妇女因不堪忍受联军士兵污辱羞愤自尽，而同样受辱的下层妇女们，则只能忍气吞声。当西方士兵本身的所作所为意味着野蛮和残暴的时候，他们还有什么资格去控诉中国义和拳的野蛮行径？”[30]
沙皇俄国入侵满洲
俄國除了與隨聯軍進攻北京外，更另外從南北兩路派二十餘萬人進佔中國東北。北路俄軍8月攻佔黑龍江省城齊齊哈爾，至9月佔領吉林省城吉林；南路8月佔據營口，10月1日佔領瀋陽，10月6日兩軍會師，佔據了東北全境。
各方歷史記載
在美國的歷史記載裡，稱這次軍事解除公使館危機行動為「中國解救遠征」，中國則稱之為「八國聯軍侵華戰爭」。
在德皇威廉二世的堅持下，瓦德西於8月7日被任為聯軍總司令。然而瓦德西及德軍在聯軍攻進北京後兩個月才到達中國。他們因為熱切執行威廉二世7月2日發佈的命令：「你們知道，你們面對一個狡猾的、勇敢的、武備良好的和殘忍的敵人。假如你們遇到他，記住：不要同情他，不要接收戰俘。你們要勇敢地作戰，讓中國人在一千年後還不敢窺視德國人。」[註 6]四處擄掠，而備受批評。威廉二世的這段講話是對5世紀匈人入侵歐洲的回憶。後來這段話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英國人借用來貶損他們的德國敵人。
時間軸
5月27日，三萬拳民占领涿州。
5月28日，英國全權公使竇納樂有感使館區有危險，要求泊在大沽附近的17艘外國戰船增援。337名外國水手及陸戰隊員於5月31日登岸，乘火車於當晚抵京，防衞使館區。另外89名德國及奧國陸戰隊員於6月3日抵京。[31]
6月6日，慈禧派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剛毅和順天府尹趙舒翹到涿州調查。义和团首领李来中向刚毅等表示义和团只反洋人，不反朝廷。結果剛毅回京後，向慈禧報告「拳民忠貞，神術可用」。朝中莊親王載勛、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亦主撫義和團，向洋人開戰。
6月9日，慈禧从颐和园回宫，并調董福祥的武衛後軍進城，駐紮在永定门内。董軍中不少士兵參加了義和團。董福祥还与义和团首领李来中结拜兄弟。
6月10日，慈禧委派端郡王載漪出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義和團拳民於同時開始大舉入京。最多時北京的拳民超過十萬。是日起，北京東交民巷外國使館區對外通訊斷絕。
6月11日，日本駐華使館書記杉山彬在永定门内被剛調入京的董福祥甘軍所殺，被開腹剖心。[31]駐天津的各國領使組織二千人的聯軍，由英國的海軍司令西摩尔帶領，乘火車增援北京十一國公使館。因為鐵路被拳民破壞，西摩爾受阻於天津城外的楊村、廊坊一帶，與清兵及義和團展開戰鬥不利，退回城中，致使第一次試圖解除清兵和義和拳民對公使館的圍困失敗。該戰事被清政府及義和團認為是一次抗擊外敵的重大勝利，並被命名為「廊坊大捷」。
6月13日，義和團進入內城，當天燒燬孝順胡同亞斯立堂、雙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倫敦會、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東堂、燈市口公理會、東四五條西口的美國福音堂、交道口二條長老會、鼓樓西鴉兒胡同長老會、西直門內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駙馬橋安立甘會、宣武門內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保护）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東交民巷的使館區。拳民在北京放火燒掉教堂和一切與西洋有關的事物。
6月15日，軍機處曾一度傳旨，令在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及山東巡撫袁世凱速入京。
6月16日，義和團燒燬前門老德記西藥房，而附近約千家（一說四千家[5][4]）商舖受波及而被燒成廢墟，正陽門樓、北京24家鑄銀廠也遭燒燬。拳民同時四處破坏教堂攻击教民，莊王府前大院被當成集體大屠殺的刑場。除了屠殺教民外，義和團更濫殺無辜，誣指許多市民(包括許多婦女小童)為白蓮教而燒死戮死，如據當時目擊者記載：“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3]；也有被公報私仇而殺者，如扶持義和團的莊親王載勛、端郡王載漪的好友副都統神機營翼長慶恆一家大小十三口因被尋仇於七月初被全部殺害。[4]而義和團民的不同派別也互相武鬥殘殺。義和團、京師禁軍和甘軍也肆意姦殺婦女，不計其數[15]。除了屠殺姦淫外，義和團及清軍也擄掠洗劫商戶平民，並將贓物公開拍賣。當時的權貴之家也不能幸免，如吏部尚書孫家鼐、大學士徐桐的家都被搶掠[5]，徐桐（時年八十）[註 7]更被義和團民拖出批鬥[15]。是日慈禧召開御前會議後，一度發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諭。
6月17日聯軍攻佔大沽口炮台。慈禧收到此消息的同時，得到虛假情報，以為外國的要求她歸政於光緒[15]。慈禧態度作出一百八十度轉變，轉為支持義和團及向洋人開戰。命剛毅、載漪、載勛、載濂、載瀾統領義和團，任載勛为步軍統領九門提督。
6月，山西義和團焚燒教堂，山西巡撫毓賢登高望到火光稱「天意也」並禁止清軍救火，有英國教士逃出，對群眾說「昔晉省大（旱），吾輸財五六萬，活數千人。今獨不能貸一死耶？」被清軍殺害。一英國婦女抱著兒子跪下，說她施醫每年救活數百人，請求饒過她和兒子。被士兵擊倒，和兒子一起推入火中活活燒死。7月，毓賢派士兵守太原城門，禁止教士出入，又將教士老幼囚禁在鐵路公所。7月9日，毓賢將這幾十名教士及其家屬婦孺押至撫署，殺害英國教士及家屬男女老幼三十餘人及僕役二十餘名，梟首示城門，剖心棄屍，積如丘山。又驅趕法國天主堂修女二百餘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從。毓賢下令斬為首二人，令修女飲兩人的血，有十六人將血飲下。毓賢下令將這十六人縳懸高處，迫其他人背教，皆不從。清軍士兵又掠走貌美的修女幾十名，但都不屈，最後全被殺害。[12]
6月20日，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國前去總理衙門要求保護，途中被清兵伏擊（由於克林德曾經槍殺義和團眾，此次行為被認為是報復）；釀成戰爭的導火線。
6月21日，按照慈禧太后的旨意，清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義，向“彼等”（并未列出“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奧等十一國”）同時“宣戰”。實際上皇室只曾向清室臣下下達一份谴责洋人和表达决心的诏书，而該詔書未曾按現代外交慣例，交予外國使節。
清廷向各國宣戰的同時，也懸賞捕殺洋人，規定“殺一洋人賞五十兩；洋婦四十兩；洋孩三十兩”[15]。義和團及朝廷軍隊圍攻各國在北京的使館。使館區內被圍人數約3,000人，當中約2,000為尋求保護之華人；400人為外國男性平民，147名婦女及76名小童。另有士兵、水兵及陸戰隊共409人，武裝有3挺機鎗及四門小口徑火炮。各國在準備以武力解救使館的同時，各使館築起防禦工事，由英國公使竇納樂負責指揮抵抗。[31]
6月25日，在載漪、載勛、載濂、載瀅四兄弟的率领下，義和團一行六十多人直奔瀛台欲弒光緒帝，被慈禧太后阻止而未果。
事件最終演變為國際軍事衝突，在事件平息之前，約有45,000[註 8]名來自日本、美國、奧匈帝國、英國（英軍中包括英在威海衛訓練的由中國人組成的中國兵團）、法國、德國、意大利及俄國的八國聯軍以及反抗拳亂的中國軍隊與義和團拳民對戰。7月至8月進軍北京的聯軍指揮官是俄國人General Linevitch[31]。
6月27日，許景澄及袁昶聯銜上奏，請殺主戰派，而再後殺兩人以謝主戰派。
7月14日，聯軍佔領了天津；直隸總督裕祿兵敗後自殺。
8月4日，聯軍向北京進逼，沿途並沒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當時沿途的清兵和義和拳民估計有15萬之多，而聯軍總數開始時僅3萬多人（後來有所增加）。時值8月，氣候炎熱而潮濕，加上沿途濃密的玉米地形成天然屏障，為進軍增添了種種困難。
8月11日，清廷處死主和的大臣聯元、立山及徐用儀。此三人與之前被殺的許景澄、袁昶號稱庚子被禍五大臣。
8月14日凌晨，聯軍至北京城外，經兩天的激戰，到8月15日逐步攻佔了北京各城門，隨即與清軍在京城各處展開巷戰。
8月16日晚，八國聯軍已基本佔領北京全城。慈禧等皇室在北京陷落之後立即倉皇離開，逃到西安。
東南互保與辛丑條約
在清政府尚未向各國宣戰時，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李鴻章、鐵路大臣盛宣懷、山東巡撫袁世凱、閩浙總督許應騤等即商議如何保存東南各省的穩定，避免列強有藉口入侵；同時密議盤算倘若北京失守而兩宮不測，當由李鴻章作總統支撐局面。清政府向十一國宣戰後，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和閩浙總督許應騤、四川總督奎俊、山東巡撫袁世凱，即和外國達成地方上的協議，稱東南互保。他們稱皇室詔令是義和團脅持下的「矯詔、亂命」，在東南各省違抗支持義和團的命令。
而清朝皇室逃往西安途中，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滅義和團。9月7日，清廷發佈上諭，稱「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剷除不可」。中外勢力的聯合導致了義和團運動的失敗。同時，清政府派慶親王奕劻及李鴻章為全權特使，與各國和談。
1900年10月，李鴻章抵達北京，向八個佔領國展開談判。當中俄國志在另約取得中國的東北；德、法、日、意皆有瓜分中國領土的想法；但英、美則以商業為重，希望保持在華的貿易利益，對俄國的擴張存有戒心，故此反對各國的領土要求。李鴻章從國際法上，提出義和團為叛逆，皇室之前的宣戰詔令是被挾持之下發出，不承認中國與十一國交戰，事件是外國派兵來華助剿叛亂所引起。故此各國無割地的理據，而中國則只有賠償軍費的義務。最後達成的《辛丑条约》的正式名稱，亦只是一個中國與十一國之間的賠償協定，而並非交戰國之間的正式和約。至今，西方國家仍然以「拳民暴亂」（Boxer Rebellion），來稱呼整個義和團及八國聯軍事件。 1901年6月11日，清廷下詔，停止外僑被「戕害凌虐」的以下45個城鎮文武考試五年：山西省太原府、忻州、太谷縣、大同府、汾州府、孝義縣、曲沃縣、大寧縣、河津縣、岳陽縣、朔平府、文水縣、壽陽縣、平陽府、長子縣、高平縣、澤州府、隰州、蒲縣、絳州、歸化城、綏遠城；河南省南陽府、河內縣、鄭州、光州、陳州府；浙江省衢州府；直隸省北京順天府、保定府、永清縣、天津府、順德府、望都縣、獲鹿縣、新安縣、通州、武邑縣、景州、濼平縣；東三省盛京、甲子廠、連山、於慶街、北林子、呼蘭城；陝西省寧羌州；江西省鄱陽縣；湖南省衡州府。
另一方面，慈禧太后一直被視為義和團事件的罪魁禍首，因此李鴻章在「懲辦禍首」的問題上與列強多番據理力爭，最後得到保證，列強在「懲辦禍首」的條款中不提及慈禧太后的名字，變相不再追究慈禧在義和團事件中的主要責任。
此外，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作为战败国的中国，不能在天津市及京津铁路沿线驻兵，袁世凯就从他武卫右军挑了3000人，換上警察制服，接收天津的防務，变相收回了京津沿线主权，這支三千人的部隊就是中国最早的警察隊伍。仅用了半年时间，天津就被外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拥有最好的警察制度的城市[32]。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簽署《辛丑條約》。中國雖然免於領土被瓜分，但需要向各國給予總計4.5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分39年償還，史称“庚子赔款”，由關稅及鹽稅中扣付。這個數目的意味著要向每個中國人懲罰一兩白銀。对此申报发表社论说“中国不能保护使臣致惨遭毙……曲诚在我……不得谓外人过于要挟也。”[33]賠款的總值按當時銀價，約為3億330萬美元。這筆賠款金額過於龐大，後來在中国驻美公使梁诚的交涉下，美國退還了部分賠款；應付賠款2444萬，美國將當時尚未付足的1078萬從1909年1月起退還幫助中國建立海外留學教育系統。最初稱為「清華學堂」，为留美预备学校，即後來清華大學的基礎，成为后来中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戰爆发后，北洋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并停止向这两国赔付庚子赔款。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除日本）为用和平方式维护其在中国的利益，故陆续放弃或者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
死亡华人基督及天主教徒统计
義和團事件中，全國各省，主要是華北的直隸、山西，以及內蒙古和東北，普遍發生針對外國人及中國基督徒的大規模集體屠殺事件。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教职人员及中外信徒皆有死伤。以下傷亡情況和死亡數字大都根據教會人士的統計，中國官方未有正式史料證實：
據統計，共有241名外國人（天主教傳教士53人，新教傳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兒童53人）[3]、2萬多名中國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34]在1900年夏天的屠殺中死亡。
在山西，全省被殺的中國天主教徒計據說有5700餘人[3]，新教徒也有數千人，其中以內地會為最多，其他屬於公理會，英國浸禮會等。7月9日，在太原巡撫衙門前，巡撫毓賢殺死天主教方濟各會傳教士12人（意大利籍艾士傑和富格辣2位主教，3位神父、修士，7名修女）[35]，新教傳教士及其家屬子女34人（屬於英國浸禮會和壽陽宣教會，其中兒童11人），共計46人。[36][37]山西是全國仇殺外僑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詳見：太原教案）
在內蒙古，7月19日，清軍馬隊攻進蒙古西南教區主教座堂所在的二十四頃地，村內大批天主教徒被殺，比利時籍的韓默理主教則被「手足合系，貫以竹竿，」然後「以鐵索穿肩骨，囚以籠」，到處遊街，7月24日，在托克托城被殺。[38]蒙古東部教區則發生灤平縣活埋神甫事件。[39]蒙古中部教區除在西灣子（河北崇禮）主教座堂避難的5000多教友外，絕大部分（3200多人）被殺。
在直隸（今河北），由於總督裕祿和臬司廷雍的支持，義和團遍及全省各縣，該省大批天主教徒（至今該省仍是中國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突然面臨死亡的威脅，紛紛在各處天主教徒集聚的村莊築堡壘頑抗。7月20日，陳澤霖率領的清軍攻破景州朱家河村，聚集在該村的3000多天主教徒與任德芬、汤爱玲兩神甫，不分男女老幼，盡戮，[40]是1900年一次性死亡人數最多的屠殺事件。朱家河所在的直隶东南代牧区，共有50575名教徒，在庚子事变中死亡了5153人，674座大小教堂几乎全部被毁，只有獻縣張莊耶穌聖心主教座堂得以倖存。[41]保定附近的東閭村集中了9000名天主教徒在此避難，由於擊退了4萬名義和團的進攻，戰後成為北方著名的聖母朝聖地和中國天主教信徒最集中的一個村落。
在奉天（遼寧）被殺的天主教徒有1400多人，其中有1名主教，10名神甫[39]。7月3日，义和团联合清军摧毁奉天小南门外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紀隆主教、7名中外神父、以及400余名信徒全部烧死在堂内[42]。
在浙江的衢台二州，也發生了集體屠殺事件。湖南衡州和陝西，也發生主教神甫被殺事件。在山東、河南，教堂被毀者佔十之七八。
影響
守旧顽固派被清除
義和拳運動的结果之一是朝廷体制内的守旧顽固派被清除，改革阻力减少，因而在1901年清政府延续戊戌变法的思潮，启动了一场政治体制改革——新政，以求避免清朝滅亡。
清廷威信下降
在中國仕紳階級看來，清政府在事件中對聯軍勢力無能為力，統治威信大幅下降。東南各省總督在事件中擅自違令行動，事後反而得到褒獎。各地督撫開始出現不受中央控制的政治意向，統一集權的態勢開始解體。十年後，南方革命黨反政府的活動激進化，团结各省新軍於1911年武昌爆發辛亥革命，南方各省直接違抗清政府自行宣佈獨立或觀望。最終袁世凱進逼清帝退位，中華民國得以肇建。而地方政治實力上升所造成的割據局面，導致民國軍閥混戰的政局。
俄日在中国的扩张
俄國乘機佔據了大量中國東北（或稱滿洲）的領土。俄國對遼東的租界（1898年）被正式得到承認。俄國的行動威脅英美所希望維持的中國的領土完整及貿易開放（門戶開放）政策；並最終與在遼東和滿洲東部省份希望擴展勢力範圍的日本衝突。經過兩年的談判，最終雙方關係破裂並在1904年2月爆發了慘烈的日俄戰爭。
日本驻屯军
根据辛丑條約，日本可以在中国一部分地区驻军，保护侨民和交通路线，这为日后的中日冲突埋下了祸患。
列強對華政策的改變
義和團事件亦改變了列強的對華政策，減緩了當時列強殖化中國的步伐，正如當時諺語所講：「老百姓怕官，官怕洋鬼子，洋鬼子怕老百姓」。列強意識到利用虛弱不堪的清政府統治中國百姓，顯然比列強直接派總督統治百姓有利。
其他
八國聯軍中德俄兩軍被普遍認為在鎮壓義和團暴亂中最為野蠻兇悍，而且軍紀較差，而美日軍隊被認為「嚴守紀律，不擾居民」。[5][4]当时北京满大街都是居民自制的太阳旗及“Belong Japan（日本所有）的标语”。[43]德軍因其兇悍被冠以綽號為「匈奴」。
同时代人的评价及其他情况
当时华北民间谚语
“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
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的评价
“吾人對于中國群眾，不能視為已成衰弱無德行之人；彼等在實際上，尚含有無限蓬勃之生氣”，“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44]
孙中山的评价
“（义和团）用大刀、肉體和聯軍相搏，雖然被聯軍打死了幾萬人，傷亡枕籍，還是前仆後繼，其勇銳之氣殊不可當，真是令人驚奇佩服。所以經過那次血戰之後，外國人才知道中國還有民族思想，這種民族是不可消滅的。”
列宁的评价
列宁著有《中国的战争》一书：“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
其他人士的评价
欧弗莱区在《列强对华财政控制》一文中论证义和团运动时说：“关于它兴起的原因，劳顿引证了义和团领袖于栋成所发布的一个布告，布告写道：‘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污辱我们。自道光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而现在又想来瓜分中国。’由这段布告看来，义和团的兴起虽然最初发生于幻想，但很明显的还是民族精神的觉醒。”
拆铁路拔电线杆
“高碑店兵拳开仗，拳死数十人。大沟等村拳闻之，急欲赴高碑助战，而白沟拳欲拆北河铁桥以阻运兵。定兴拳因与官绅约，不拆路，力阻之，甚至叩头，白沟拳不允，竟烧桥。”[45]“拳匪恐俄兵即至，故将天津铁路毁坏，以阻俄兵来攻。”[46]}}。清政府也曾命令清军拆毁铁路以阻挡敌军[47]。
左兩位站立者為新軍步兵；前站立者為傳統正規軍。右站立者為義和團。
宗教冲突
義和團運動運動中，中國漢教（以奉玉皇大帝為天地最高神、奉儒釋道三教尊神為基本特徵並雜奉各種民間俗神的中國民間信仰）和外來的基督教（被稱為「洋教」）的矛盾是衝突的重要方面，「保漢教、反洋教」是義和團運動的重要目的之一[48]。
清朝宫廷斗争
歷史學家唐德剛認為義和團運動的另一原因是清廷的權力鬥爭。唐德剛將義和團比喻為紅衛兵，而將剛毅比作林彪，惇親王載濂、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莊親王載勳四兄弟比作四人幫。載字輩四兄弟、剛毅及其一幫扶助義和團的大臣，趙舒翹、毓賢、董福祥等，利用義和團的民間力量及慈禧太后對洋人又怕又恨的心態，排斥光緒帝等帝黨。
戊戌政變後，慈禧太后本擬廢光緒立載漪之子大阿哥溥儁為帝，但遭到西方列強反對，因此，載漪等人對西方列強及光緒帝極為仇恨。[12]在多次御前會議上，他們當眾羞辱光緒帝及主和大臣，溥儁甚至直斥光緒為二毛子。1900年6月25日，載漪、載勳、載濂、載瀅四兄弟率義和團六十多人欲弒光緒帝，被慈禧太后阻止。但慈禧太后雖保住了光緒的命，卻也忌他們幾分，無法控制他們。董福祥的甘軍殺了日本使館三等書記員杉山彬後，慈禧太后曾召董福祥及載漪面斥，欲下旨懲辦，但董福祥以甘軍嘩變來要脅慈禧，慈禧也只好作罷[15]。
而其時清廷中也有很多人將義和團當成升官發財的好機會，“士大夫諂諛干進者，又以義和拳為奇貨”。如御史徐道焜上書：“洪鈞老祖令五龍守大沽，龍背拱夷船，皆立沉”，御史陳嘉稱自己“從關壯繆得帛書，書言無畏夷，夷當自滅”，“當是時，上書言神怪者以百數”[4]，當時的報紙評論說：“推本言之，有守旧，而後有训政，有训政，而後有废立，有废立，而後有排外。”“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49]
文艺作品
义和团运动於1963年的電影《北京55日》（55 Days at Peking）[50]中被提及。《北京55日》於西班牙拍攝，由於拍攝需要數千名中國演員，電影公司從西班牙全國各地幾乎把找到的中國人都拉來排戲了。這樣的結果導致在電影拍攝期間西班牙全國的中國餐館幾乎都關閉，因為餐館員工（通常是業主）都被電影公司所僱用。電影公司僱用了如此多的中國人以致在幾個月的時間內，西班牙全國幾乎找不到中國餐館吃飯。這套電影因為題材敏感，後來一直被禁止在香港上映，在台灣雖曾打算以「慈禧太后失政記」片名上映但亦被禁映，本片在兩地都直至1980年代中後期才解禁上映。
1975年，香港的邵氏兄弟拍攝了一部反映此事件的電影，名為《八國聯軍》（Pa kuo lien chun）[51]，導演張徹使用高預算拍攝了一個關於覺醒與復仇的大場景故事。 《八國聯軍》描述了拳民的追隨者因受欺騙而相信他們刀槍不入水火不傷。電影的武術導演是劉家良，由傅聲主演。
1986年，中國大陸作家馮驥才關於義和團運動的小說《神鞭》被改編成電影，著名演員陳寶國參演。電影的主人公「傻二」的辮子神力無比，可作為傷人利器，被稱為「神鞭」。傻二亦憑借這項才能加入了義和團。在一次和「洋人」的戰鬥中，傻二的戰友大都陣亡，傻二的辮子也被洋槍打斷，此後傻二一度陷入消沉。但在故事的結尾，傻二剪掉了辮子，變成了一位神槍手，繼續和外國勢力作鬥爭。傻二有一句總結全劇主旨的名言：「祖宗的東西再好，該割的時候還得割」。
1992年香港導演徐克所拍攝電影《黃飛鴻之獅王爭霸》，也以這段史事作為故事背景。
1995年尼爾·斯蒂芬遜（Neal Stephenson）寫了一部後數字朋客小說《鑽石時代》（The Diamond Age），義和團拳民在2100年代的上海佈置中被含糊提及。
注释
- ^ 与传统观点不同，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义和团从未反对过清王朝的统治，也没有提出过“反清复明”的口号[2]。
- ^ 趙三多最先於1898年提出“助清滅洋”，稍後改為“扶清滅洋”，1902年又改為“掃清滅洋”
- ^ 有历史学家认为，教民的成分多为白莲教等秘密教会教徒、土匪和穷人，他们皈依基督教的原因多是为了获得世俗的庇护[8]。
- ^ 同類謠言引致社會恐慌事件屢見不鮮，如乾隆時的叫魂剪辮事件[10]
- ^ 他在後來的任期內先後親自下令誘殺、捕殺了超過150名傳教士和他們的家眷[13]。
- ^ （德语原文: Ihr wisst es wohl， ihr sollt fechten gegen einen verschlagenen， tapferen， gut bewaffneten， grausamen Feind. Kommt ihr an ihn， so wisst: Pardon wird nicht gegeben. Gefangene werden nicht gemacht. Führt eure Waffen so， dass auf tausend Jahre hinaus kein Chinese mehr es wagt， einen Deutschen scheel anzusehen. 這個演講有兩個不同的版本，詳細參見討論頁）
- ^ 支持義和團的大臣，曾奏請慈禧太后下詔“無論何省何地，見有洋人在境，徑聽百姓殲除”
- ^ 數字統計不一。按唐德剛《晚清七十年》，8月中從天津進至北京的部隊其實只有七國（當中兩國只為象徵式的掌旗兵）約一萬六千人，分別為：日軍八千人，俄軍四千八百人，英軍（主要為錫克兵）三千人，美軍二千一百人，法軍八百人，奧國五十人，意國五十三人。
参考文献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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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erial Council seems to have had no clear idea of the difficulties which Seymour, although he was only thirty-odd miles from Peking, was encountering. Two of its members were ordered to go south, intercept him and dissuade him from entering the capital.
- ^ 《拳事杂记》记载：“联军尝将其所获妇女，不分良贱老少，尽驱诸表背胡同，使列屋而居，作为官妓。其胡同西头，当径设法堵塞，以防逃逸，惟留东头为出入之路，使人监管，任联军人等入内游玩，随意奸宿。”
- ^ “（1）每户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后八天之内所抑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基其总值不超过五十两银子（折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需。（2）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如超过五十两银子的，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多余之物归公”。……（《遣使会年鉴》1902年（合订本），第229页－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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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羅惇曧：《庚子國變記》
- 清．羅惇曧：《拳變餘聞]》
- Diana Prest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Boxer Rebellion--China's War on Foreigners， 1900 ISBN 1-84119-490-5
- 季理斐（Rev. Donald MacGillivray）：《庚子教會受難記》，上海廣學會出版；
- 柴蓮甫：《庚子教會華人流血史》，聖教書會出版。
- 李杕：《拳禍記》，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出版。
研究書目
- Joseph W. Esherick著，張俊義等譯：《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
- R.G. Tiedemann著，崔華杰譯：《華北的暴力與恐慌：義和團運動前夕基督教傳播和社會衝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
- Paul A. Cohen（柯文）著，杜繼東譯：《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 佐藤公彥著，宋軍等譯：《義和團的起源及其運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 相藍欣：《義和團戰爭的起源：跨國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英文版同年初出版）。
外部鏈接
- 唐德刚：传教？信教？吃教？反教形形色色平议
- 义和团和清廷的大屠杀
- 袁偉時：尋求真相：为何、何时、如何「反帝反封建」？
- 袁偉時：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 重評義和團運動（一）
- 八國聯軍中的美國（一）
- 1900年8月14日 八國聯軍向北京發起總攻
- Eyewitness account: When the Allies Entered Peking， 1900，an excerpt of Pierre Loti's Les Derniers Jours de Pékin (1902).
- 清政府在義和團事件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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