嚇阻理論

嚇阻理論（英語：Deterrence；德語：Abschreckung。或譯：威嚇理論）是犯罪學中關於（抵消）犯罪動機、在刑事政策中關於預防犯罪的一種理論觀點。治亂世用重典、向毒品宣戰、三振法案、嚇乖計畫皆屬於嚇阻理論的產物。

嚇阻理論最初是指：透過預先宣告嚴刑峻罰，就能嚇阻人類的犯罪行為；如果已經有人犯罪，透過嚴懲他們來殺雞儆猴，便能嚇阻其他人犯罪。

除了正式制度的制裁（刑罰）外，嚇阻理論亦使用非正式制度的制裁概念，當中包括輿論批評、親友的不認同等等。

一般性嚇阻與針對性嚇阻

嚇阻的策略可分為一般性及針對性。一般性嚇阻是針對非本次犯罪的人民，透過高調的打擊犯罪行動，讓他們知道犯罪的代價，減少他們的犯罪意欲。針對性阻嚇則針對本次的犯罪人，利用長期監禁或高額罰金之類的嚴刑峻罰，減少他們再次犯罪的企圖。

一般性嚇阻與針對性嚇阻，在德語法學界以及中華民國（台灣）法學界對應的概念分別為：消極的一般預防（德語：negative Generalprävention），消極的特別預防（德語：negative Spezialprävention）。德國18/19世紀之交的現代刑法釋義學開山始祖費爾巴哈，其舉世聞名的「心理強制論」（德語：psychologischer Zwang）便是消極一般預防理論於現代刑法學的先河。

實證研究

参见：三振出局法和嚇乖計畫

數十年來，世界各國數百份實證研究皆發現：基於嚇阻理論的刑事政策，亦即單憑提高刑罰，就算增加執行最嚴厲的刑罰－死刑－，並無嚇阻之效，反而有輕微提高暴力、殺人犯罪率的反效果。這現象在社會心理學上是頗有證據的，因為國家的行為，透過媒體的宣傳，就像鮮明的行為模範呈現在人民眼前，其意涵為：「為了達成我所定義的正義而給予他人不堪忍受的痛苦（監獄生活），甚至必要時殺人（死刑）以達成目的，都是可以的。」亦即國家的嚴刑峻罰反而在社會學習的作用下，帶來人民暴力化的效果。

使用「嚴刑峻法」的做法，被評斷為「判刑的做法當中，效果最小且公正性最低的做法」加拿大犯罪學者Paul Gendreau曾做了一個結合了五十篇關於監禁嚇阻力、且受測單位多於三十萬名罪犯的整合研究，發現：「（這五十篇裡）沒有任何的分析顯示對罪犯處以監禁會減少再犯。被處以監禁處罰的罪犯的再犯率，和那些被判處社區處遇的罪犯之再犯率相近。除此之外，較長的刑期和再犯率的下降無關，事實上，研究結果與此相反，也就是較長的刑期會讓再犯率增長3%。這發現支持了監獄對某些罪犯可能具有『犯罪學校』功能的說法。」（粗體強調為維基所加）

Uri Gneezy和Aldo Rustichini在2000年所做的《罰金是價格》（A Fine Is a Price）這篇研究顯示，對一個先前不以罰金處罰的行為開始處以罰金刑，可能反倒會增加那些法律所不想要的行為，而非減少。因為當罰金取代倫理道德做為刑法規範的訴求內涵時，而且若罰金夠低的話，那比起非金錢方面的批判，人們在心理上會比較容易克服罰金的障礙。也就是說，將一些先前市場價格不明的事物標上價格，會大幅地影響人們對該事物的認知，且它有時會將事情帶往與嚇阻理論所預測的相反的方向。

近年越來越多實證研究得出：刑罰的種類（罰金、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和輕重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刑罰具有迅速性（事發後迅速追訴）及確定性（越高比例的犯罪被逮捕、追訴、處罰），則比較容易收嚇阻之效。例如2010年一份以中華民國（台灣）為對象的實證研究指出：提高街頭巡邏警力的部署，也就是提高犯罪被發現、追訴的機會（上述的確定性），有助於降低某些財產罪的犯罪率（例如竊盜、搶奪）。因為一來，財產犯罪是犯人於事前最會計算成本效益（包括失手被捕的風險）、進行理性選擇的犯罪行為；二來，這些犯罪必須在街頭出沒，所以當提高巡邏警力時，犯罪之際遇到巡邏警察的機會也高，而警察的訓練重點之一即是這類犯罪的發覺。類似的發現也見於美國、香港等地的研究。

不管是前幾段所提的《罰金是價格》現象，或是前段「單純提高刑罰嚴厲性沒有嚇阻效果」，都在在指出「認知」影響人類行為學習的重要性，也就是認知心理學知識對刑事政策的重要性。同樣一個刺激（例：嚴厲的刑罰），在擁有不同認知的人身上會產生不同效果，2010年美國一份報告這樣說：「顯然地，增加刑罰的嚴峻性對於那些不認為自己會因其行為而被抓的人而言，是沒什麼效果的。」最明顯的例子是針對少年犯的一種再犯預防措施，叫做「嚇乖計畫」，藉著帶少年犯去參觀監獄，由成人受刑人親身講述監獄的痛苦生活，企圖把少年犯「嚇乖」。結果是，與沒有參觀監獄就直接被釋放回家的少年犯相比，參觀監獄組的少年犯再犯比例較高，可能因為親身接觸成人世界的犯罪人，在少年犯的認知上就像英雄、榜樣一般，因此更助長了走上犯罪路。

參考資料

李紫媚(2008), 盜與罪 青少年犯罪預防理論與對策, 香港：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