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軍報

《解放军报》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出版。

历史

《解放军报》创刊于1956年1月1日，是中央军委的机关报，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办。

《解放军报》与文革

文化大革命時期，由於其他新聞媒體主管都被打倒，《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由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為首工作組領導。解放軍報則由“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副統帥林彪領導。

文革中的《解放军报》

《解放军报》是中央军委的机关报，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解放军报》只在军队内部发行，当时国内的很多人都看不到这份报纸。然而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文革准备和发动的阶段，《解放军报》的地位、作用一度取代了，甚至是超过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这在向来主张“党指挥枪”的中共历史当中，可谓是空前绝后。文革初期，《解放军报》的工作人员相继执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的《大公报》等等一系列重量级报纸的党政大权，将新华社也收归旗下。最终，《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并称为“两报一刊”，成为舆论的“绝对权威”。

《解放军报》率先刊登毛主席语录

1961年4月，林彪在部队视察的时候曾经明确地指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够及时地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有关语录。而三年后的1964年1月5日，《毛主席语录》征求意见本就由解放军报社出版，第一本《毛主席语录》也就这样诞生了。短短的几年之后，被称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发行量达到了50多亿册，而当时全世界的总人口不过只有40多亿。

“以枪杆子为后盾的笔杆子”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这篇矛头指向北京市委的文章被一些省市的报纸连续转载，然而包括《解放军报》在内的北京各报却始终没有动静。直到11月底，北京各报才闻风而动。与《人民日报》不同的是，《解放军报》不认为关于《海瑞罢官》的争论是学术问题，反而把它定义成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从1966年2月2日开始，江青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几个人一起在上海举行了一个“座谈会”。当年4月12日，“四.一二大屠杀”39周年的纪念日，《解放军报》忽然新开了一个“文艺评论”专版，发表上海“座谈会”纪要。自此开始了对《兵临城下》、《红日》、《舞台姐妹》等电影的批判。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的社论名叫《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全国大小报刊纷纷转载，此后出版的文革宣传文集大都以这篇社论作为开篇和书名。用洪炉的话说，人们终于注意到了“以枪杆子为后盾的笔杆子”——《解放军报》。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革正式开始

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第一次明确把锋芒对准了北京市委，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社论、评论通常来说都没有个人署名，而这一次，执笔者却在这篇文章上，署上了“高炬”的笔名。其实“高炬”是指林彪指示，要“高举红旗，突出政治”这句话当中“高举”二字的谐音。

1966年5月31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带领总政治部和《解放军报》的几个人，组成一个工作组，进驻长期跟不上形势的《人民日报》。 当天晚上，在陈伯达的直接授意之下，总政宣传部的一位副部长和《解放军报》的两位干部，连夜写出一篇两千字的社论，第二天，也就是1966年的6月1日，这一篇社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一篇文章被一些后来的研究者看作是文革正式开始的标志，它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文革初期，《解放军报》获得了空前的政治地位

从那一天起，《人民日报》迅速恢复了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地位和作用。在洪炉看来，这与《解放军报》的“支援”密切相关。洪炉将那时的《解放军报》称作“以枪杆子为后盾的笔杆子”，或者“钢铁笔杆子”。随着《解放军报》舆论霸主地位的日益稳固，报社领导干部也身价倍增。 文革初期，毛泽东曾经前后8次检阅红卫兵，每一次洪炉都执行采访任务，他画的多副速写在《解放军报》上发表。而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检阅红卫兵。 1966年国庆节前后，有一个叫“肖力”的年轻姑娘来到《解放军报》，她成为专门为中央首长提供资讯的内部刊物《快报》的一名记者。 原来她正是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 文革爆发之初，《解放军报》不断地得到肯定。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和江青，先后亲临解放军报社视察，林彪也先后几次向解放军报社发出指示，称赞《解放军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当先，积极战斗，抓得很紧，抓得很好”。与此同时，《解放军报》的领导干部和“笔杆子”们也获得了空前的政治地位。他们先后执掌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北京《大公报》的宣传大权，1966年底，中央文革小组决定由《解放军报》的胡代总编担任新华社的“代社长”。这时候的《解放军报》可以说成了名副其实的“舆论霸主”。

1.13夺权事件和李讷接管《解放军报》

1967年1月13日，李讷组织“革命造反突击队”，贴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揭批”胡痴（其时任新华社代社长、全军文革小组成员）、宋琼以及杨子才等领导，左右了报社的运动方向。1月17日，林彪签署的《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答复好”），肯定这一行动“在报社内部点起了革命火焰”。先后担任军报版面组（一说“中央文革记者站”《快报》）组长、《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相当于总编辑）。同年1月，由于她与毛泽东及江青的身份关系，上任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负责人。1967年8月23日，肖力的第三张大字报出台：“反复辟，反保守，誓将革命进行到底！——剥开假革命、反革命赵易亚的画皮”。肖力又凭一张大字报干倒了赵易和肖华，达到了独占《解放军报》的目的。197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4年至1975年先后任中共北京市平谷县委书记和北京市委副书记。 无论是在解放军报供职还是在文革小组期间，李讷秉承毛泽东及江青指示，打倒了一大批党和军队，政府老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报》超过60%的干部群众被打倒，换上了支持李讷个人的李、金、刘、陈等“新鲜血液”，李讷也凭此跃居高位，此时她来到《解放军报》还不到一年。与此同时，《解放军报》内部对李讷个人崇拜亦是愈演愈烈，终于爆发了“阴谋绑架肖力同志的反革命案”，“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阴谋颠覆军报红色政权反革命案”，后被证实是无中生有，但涉及数十人均受到极其悲惨的下场，其中有的被投进监狱，长期关押；有的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开除党籍、军籍，遣送回家，监督改造；几乎所有人都被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解放军报》变相停刊始末

“文化大革命”期间，《解放军报》的领导班子，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茬又一茬，如同《红楼梦》中甄士隐所云：“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些领导班子，虽然也经过审批、任命手续，但其名称或叫“总编小组”，或称“领导小组”，没有社长、总编之说。

　　冬去春来，到了1973年，经过“批林整风”，一大批被关押的干部基本上都恢复了工作，有些冤假错案开始得到平反，报社的形势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比较稳定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将军，派出工作组来到军报，广泛听取群众对领导班子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总政党委于1973年底，提出了一个报社正副社长等领导班子的名单，经军委讨论批准后，周恩来和政治局的多数同志也都画圈同意。

　　但是，这个领导班子不合“四人帮”的意。原来窃据军报领导小组成员的造反派，在这个班子里消失了，只保留了两人任党委委员，“四人帮”不能随心所欲地控制这块舆论阵地了。1974年1月27日，江青在一次会上突然袭击：先是出了若干题目，比如巴黎公社是发生在哪一年，鸦片战争又是发生在哪一年，《共产党宣言》是哪一年写出来的，等等，让军报的华楠社长当场回答，说是“我要考一考你这个总编辑”；继而又当着周恩来的面，指着华楠说，“你这个军报的总编辑，中央没有批，是军委批的。”随后，“四人帮”派出亲信到报社，对编辑部和军报印刷厂的一些人“交底”，说报社的领导班子是一个“复辟的班子”，是“修正主义回潮”的产物，煽动他们起来贴大字报造反。与此同时，江青又派人到她抓的所谓“两个点”——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和38军某部八连，传达她的指示，要他们“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仔细看军报”，“就是要找他们的毛病”，“找出问题，通过记者告诉我，或者直接给我写信”。“四人帮”就是这样，一方面派人来报社煽风点火，一方面操纵连队来“轰”军报，内外夹攻，双管齐下，妄图把刚刚上任的报社领导班子搞垮。在他们的导演下，发生了一系列光怪陆离的事件。

　　

　　江青怒气冲冲地说：“军报，你们要去几个人，我气得很!”

　　

　　1974年1月28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开过一个会议之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把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等人留下，说是要谈谈“宣传问题”。江青怒气冲冲地说：“军报，你们要去几个人，我气得很!”

　　鲁瑛等一时还摸不着头脑，张春桥接着就点题了。他说：“最近，军报有篇谈批评与谅解的文章，1月17日发的，是很怪的。《人民日报》可以写文章批它。”

　　王洪文也凑上来帮腔：“《解放军报》突然发了这个，写得很坏。”

　　张春桥还说：“很多事是上海的同志告诉我们，才知道什么报上有什么文章，有什么人讲了话。”

　　军报究竟发’了篇什么样的文章，惹得“四人帮”要大动干戈?

　　这是一篇不到1500字的部队来稿，介绍空军某部航修厂党委学习毛泽东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搞好党委“一班人”团结的体会，标题是：《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发表在《党团生活》版。文章介绍这个厂的党委：“以前他们开展党内批评，有时‘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争论个你是我非，结果不但是非‘断’不清，还使党委成员之间产生隔阂。”后来，他们联系实际学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批评与谅解是相辅相成的，讲批评能做到思想上的统一，讲谅解又能避免无原则纠纷。要搞好‘一班人’的团结，就要把两者结合起来。”

　　这篇文章的观点并无错误。“四人帮”所以要拿它开刀，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因为这篇短文是根据周恩来在空军党委一次会议上讲话的精神写的。周恩来在讲到党委内部、同志之间的团结问题时，强调要“大事不含糊，小事不纠缠”。前面提到张春桥讲的“有什么人讲了话”，就是含沙射影指的这件事。

　　

　　《这样介绍“体会”对吗?》是怎么出笼的

　　

　　鲁瑛从江青、张春桥那里领受了任务后，就布置在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蹲点的记者“找几个战士来写”，实际是由记者捉刀代笔。这样，一篇由四个战士署名、题为《这样介绍“体会”对吗?》的文章，就炮制出来了，很快摆到了江青的案头。

　　1974年2月9日，江青很高兴地看了这篇文章，立刻批示张春桥、姚文元：“我看这几个战士是勇敢的、对的。请你们二位把这篇文章仔细推敲一下，使它变成一把更加锋利的匕首。我看可以发表。”

　　姚文元比江青考虑得周到一些。他批道：“同意江青同志意见。考虑由《人民日报》点名批评军报可能引起国际上某些反映，是否可先登《人民日报》内部的《情况汇编》上，再由《人民日报》告军报加一有自我批评的按语在《解放军报》发表，请江青同志酌!(文字推敲由两报共同负责)”

　　江青于2月10日对姚批写了“同意”二字。

　　根据江、姚的批示，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特刊140期上刊登了。

　　2月12日，王洪文在这期《情况汇编》上，作了如下批语：“请解放军报社组织群众认真讨论一下这封战士的来信，要发动群众揭开报社的阶级斗争盖子。”

　　这一系列“批示”完成后，鲁瑛出面了。他给军报打电话说：“你们1月17日的那篇文章《既要讲批评 又要讲谅解》，几个战士看了后，写了个意见给我们，中央领导同志看后，认为几个战士是勇敢的，是对的，请军报加一个有自我批评的按语，在《解放军报》发表。”并说，这是江青、春桥、文元的指示。

　　军报的老总们当然只能奉命照办。“四人帮”以四个战士的名义炮制的《这样介绍“体会”对吗?》连同军报公开作自我批评的编者按语，刊登在军报1974年2月15日一版头条位置，占了近半个版的篇幅。透过这篇“来者不善”的文章，军报编辑部从上到下已预感到一场新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这篇文章的炮制者根据张春桥的旨意，抓住“怪”字大做文章，一连指出了《既要讲批评 又要讲谅解》的好几个“奇怪”，但中心在于指责这篇“体会”，离开了“批林批孔”斗争的大方向，不讲党委如何在事关大局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坚持原则，敢于斗争，而是宣扬以讲谅解来达到所谓团结，实质上是在宣扬中庸之道。文章质问说：“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斗争的时候，这样来介绍‘体会’是为了什么?是要批判中庸之道，还是要保护中庸之道?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推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前进，还是磨灭工农兵斗争的锋芒，阻挡运动的发展?是要把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还是要搞折衷、调合，取消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经过这么一问再问，“上纲上线”，一顶特大号的政治帽子就戴到了军报的头上。

　　在那个蛮不讲理的年代，当然不能同“四人帮”去讲理。军报的老总们只能违心地通过按语的形式进行“自我批评”。在这篇经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审定的按语中，他们“承认”：“我们发表这篇文章，在讲团结的时候，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歪曲了毛主席的教导，大讲谅解，貌似全面，实际上宣传了折衷主义、中庸之道。”“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斗争的时候，作这样的宣传……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

　　

　　围攻军报的大字报风波

　　

　　从这以后，“四人帮”又接二连三地对军报找岔子、扣帽子、打棍子。

　　1974年2月27日，军报在一版发表了一篇题为《不为个人谋特权，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通讯，介绍民乐县武装部长自觉同旧传统观念“决裂”，不为三亲六友“开后门”的事迹。就文章谈文章，这篇通讯的内容是无可挑剔的。没想到，它却被江青、张春桥诬为“有意对抗中央”，“干扰中央的战略部署”，“转移批林批孔斗争的大方向”，并且引来了一场围攻军报的大字报风波。

　　发表一篇宣传“不为个人谋特权”的通讯，何以会招来如此大的罪名?这还要从当年江青主持召开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说起。

　　1974年1月24日，即农历正月初二，正是大家欢度春节的时候，江青突然召集军委系统直属机关和驻京部队的干部，开了一个“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大会的主讲人是迟群、谢静宜。他们讲了一通批林批孔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之后，又抓住军队一个高级干部子弟走后门当兵、上大学一事，煽动群众“反走后门”。两人在台上一唱一和，江青和姚文元也不时插话。由于毛泽东当时要求的“斗争大方向”是批林批孔，他对突然搞出来一个走后门问题颇为不满，斥之为“形而上学猖獗”。中央还为此下发了一个1974年8号文件。

　　如果说有人“干扰了斗争大方向”，始作俑者也是江青等人。但他们倒打一耙，把这个罪名扣到军报的头上来了。

　　最早抓住这篇通讯“做文章”的，是江青派到38军某部八连蹲点的那个人。他看了这篇通讯，立刻召集也在这个“点”上的团报道组开会，经过一番指点，一篇题为《解放军报个别人究竟想把批林批孔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就出笼了。大字报称：“军报在中央下发8号文件之后，发表了《不为个人谋特权，全心全意为人民》一文，继续反对特殊化，是妄图调和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把批林批孔的熊熊烈火扑灭。”

　　江青得知这篇大字报的事情后，很快派了两个人到这个连队传达她的指示。传达者说：“江青同志看过八连对解放军报2月27日一篇通讯提出的批评意见以后讲，这篇文章是对抗8号文件的，我们没有看出来，包括我在内，八连同志看出来了。”还说江青希望他们重写一张大字报，贴到解放军报社去，要联系过去解放军报社一个阶段不批孔，一个阶段批林批孔不结合，这一阶段又干扰大方向的情况。

　　不久之后，江青又窜到这支部队的领导机关，接见大字报的作者。江青兴高采烈，说大字报“写得好”、“水平高”，又是握手，又是照像，又是送书，又是拉到身边吃饭。在谈话中，江青还阴阳怪气地给这个部队不同意用大字报形式反映意见的领导，扣了许多大帽子。在江青的淫威下，部队领导不得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在此蹲点的军、师、团三级领导都在大会上作了检讨。

　　这张大字报以八连的名义贴到军报后，当晚10点钟，江青又派两个人到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传达她的指示。传达者说：“解放军报2月27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八连的几个战士对这篇文章写了批评信，认为在中央8号文件下达以后，发表这篇文章，干扰了批林批孔大方向。八连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去贴了大字报，一个副社长出来接待，讲了一些话，说连队到军报贴大字报，没有先例，出了问题，你们要负责。最后还是贴上了，贴得高高的。江青同志说：八连和六连都是我的点，搞得都很好。六连要支援八连，六连要去几个同志，去贴大字报。解放军报社的斗争是复杂的，八连的大字报贴出以后，触动不大，盖子不大好揭。军报引导方向，这是关系到几百万人向哪里走的大问题，是事关路线、事关大局的重大任务。”

　　六连听了传达，当然得闻风而动。第二天上午，一张支援八连、声讨军报“个别人”干扰批林批孔大方向的大字报，贴到了军报办公大楼三楼的正厅。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编辑部各处、室自然不敢袖手旁观，也纷纷张贴大字报，表态支持八连、六连的大字报。处理那篇通讯的有关领导，被迫一一作检讨，检讨到“实际上起了干扰批林批孔的大方向，对抗了党中央指示”的程度，也还是通不过。张春桥责令追查，报社向他报告：已经做了调查，没有查出是“有意”的问题。他阴阳怪气地反问道：“难道是无意的吗?!”可以看出，张春桥就是要给军报强加一个“有意对抗中央”的大罪名。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3月10日，已是深夜零点25分，江青又派专人给八连下达指示，要该连官兵替她“经常看军报”，“看报就是要找他们的毛病”。江青说：“军报内部，阵线不明，可能有坏人，看报要经常发现问题。军报、大字报都可以去看嘛!连队派两三个同志，能看出问题的。记者也可以一块去，看有什么问题再贴(大字报)嘛!你们除通过记者渠道外，还可以写信，给我写信。两个点的同志都好嘛，都是看出了问题嘛!谢谢大家，问大家好!”

　　在江青的煽动下，3月13日，又以八连的名义，张贴出一张题为《根子在哪里?》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指责军报，3月9日把延安枣园军民批林批孔的消息，同成都部队某部九连在原恶霸地主刘文彩庄园与贫下中农一起批林批孔的消息，并列排在一版，又给军报扣上了“干扰批林批孔?、甚至“影射攻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得惊人的政治帽子。

　　大字报指责说，军报“个别人”把延安枣园同刘文彩庄园相提并论，两条消息同样是愤怒控诉和批判，而且报道枣园军民批“克己复礼”用了“怒火熊熊”这样的文字作标题，这“实质上就是混淆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影射攻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这真令人哭笑不得。用“怒火熊熊”来报道枣园军民批“克己复礼”，就是影射攻击毛主席?报道军民在原刘文彩庄院里批林批孔，就是肯定地主资产阶级专政?……

　　这张大字报还指出，军报在3月1日头条位置发表了工程兵某师勤务连一条批林批孔的消息，是公然支持这个师的负责人“分裂中央的反动行为”。帽子大得也够吓人的。不了解内情的人会感到莫名其妙。

　　事情的原委是：工程兵某师政委，看到江青在那次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对叶帅作指示，迟群、谢静宜在会上大放厥词，曾在下面议论过：江青以什么身份给叶帅作指示，她代表谁讲话?迟群、谢静宜在军队有什么职务，为什么敢那么讲话?……这番议论被反映到一期内部简报上，王洪文、张春桥就给这个师政委扣上了“分裂党中央”的帽子。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工程兵某师政委的这番议论，只是刊登在一份绝密级的内部简报上，一般人是看不到的；军报3月1日关于这个师的勤务连批林批孔的报道，使用的又是阿拉伯字码的部队代号，从编发这条新闻的编辑到审定稿件的报社领导，当时都不知道这个连队是工程兵某师的。由此可见，倘若没有了解内幕的“高参”加以指点，一个连队的大字报，是难以发出此类炮弹的。

　　与此同时，一个上通王洪文，下联军报造反派，以“军委联络员”身份出头露面的人，也窜到军报煽风点火，说什么：“我是来放炮的。中央首长指出了工程兵某师领导分裂党中央，军报又宣传这个部队，这是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同中央唱反调，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在他的煽动下，有人在全社的干部大会上向报社领导提出质问，造反派则乘机要挟党委必须给军委写出令有关领导停职检查的报告。一时间，乌烟瘴气弥漫报社。

　　

　　“3．11接见”，军报变相停刊

　　

　　1974年3月11日，张春桥、王洪文以军委名义召集军报的领导和群众代表，听取关于批林批孔情况的汇报。他们二人在会上一唱一和，利用插话的形式，态度鲜明地为军报的造反派打气撑腰，声色俱厉地训斥不合他们胃口的群众代表，打报社领导班子的闷棍。

　　汇报会一开始，报社的党委副书记、副社长张志按照汇报提纲刚开了一个头，张春桥就打断他的发言，让他“不要照稿子讲，离开稿子汇报”。张志只好不看提纲，继续说下去。说了还没有两分钟，张春桥又发话了：“我看你不要讲了，听群众代表汇报。”

　　张春桥的这个下马威，当然不是偶然的发作。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不久，那个以“军委联络员”身份出头露面的人，就向军报造反派交底：“你们的大字报不要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要集中力量攻张志。揭开报社阶级斗争盖子的关键是张志。”于是，一张揭露张志是报社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大字报就出笼了。既然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又怎能容他在这里汇报呢?

　　群众代表，名义上是各处、室支部推选的，但造反派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在汇报中，向张志和报社的领导班子猛烈开火。

　　有的代表汇报说，张志在领导报社运动中，不批陈(伯达)，不批林，不批孔，批了三年“极左”。张春桥马上插话：“批‘极左’，就是批真正的左派，批群众。”王洪文接着说：“这是苏修的调子。和苏修一样，和美帝一样，和蒋介石一样。”

　　当有人汇报说，张志批造反派“打天下，坐天下”这个口号时，张春桥说：“张志，你是怎么批的?我考一考你这个副社长。毛主席批的是‘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小将讲的是‘无产阶级打天下坐天下’，是完全正确的，有什么错?!”王洪文则厉声质问：“无产阶级能打天下，就不能坐天下?还能让给你们这些老爷坐?!”

　　有人汇报说，报社的领导往往是运动来了搞“克己”，运动过后搞“复礼”。这本来是顺着王洪文、张春桥的调子批军报领导的，说他们运动来了约束一下自己，运动一过就又复辟了。谁知张春桥认为说得很不够，凶神恶煞地说：“什么运动来了搞‘克己’，运动过后搞‘复礼’?你们军报天天在搞‘复礼’!”王洪文也跟着吼叫：“早就‘克己’不住了!”

　　当有人汇报说，报社经常有流言蜚语，说什么“老帅舌战群儒”，张春桥立刻冷笑着说：“就是叶帅战姚文元和我喽!”之后便厉声说道：“从你们汇报的某些人，要看到大的阵线是怎么回事。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点名就是点的我们这几个人，这不是很清楚吗?他们不是批我们几个人，是批毛主席。我们几个人算得了什么?你们不要上当。”

　　这时候，又有一名群众代表发言了。他汇报的内容和调子同前面发言的不一样，矛头没有指向军报领导，而是指向了报社党委中那两位造反派人物，诉说他们是怎样阻挠批林彪的，同时揭露了他们的一些劣迹。这一下子捅了马蜂窝，造反派身份的代表没让这位同志把话说完，就立刻起哄、围攻，说是“造谣”、“诬蔑”。张春桥不仅不制止起哄的人，反而声色俱厉地呵斥这位汇报者说：“你不要说了!你已经表演够了!”

　　当有人又汇报起军报连续出现《既要讲批评 又要讲谅解》和《不为个人谋特权，全心全意为人民》一类的“错误”时，张春桥说：“你们这些问题是对抗中央，是路线问题。你们报社的问题还是党委的问题，现在这个党委应当批判。”接着就宣布：“我们几个人商量过，可不可以采取你们自己的稿子不用，完全用新华社的怎么样?”他口气上似乎是征求意见，实际上就是宣布决定。这样，从1974年3月12日开始，军报停止编发自己的稿件，丧失了发稿权，变相停刊达178天之久。

　　这就是“四人帮”一手导演的所谓“3．11”接见。接见之后，不仅报纸变相停刊，1973年底刚刚建立的报社新领导班子自然也就被搞垮了。

《解放军报》与改革开放

从1978年到2008年的这30年，是中国各个领域、各行各业改革开放发生历史性巨大变化的30年。中央主要新闻单位作为媒体的排头兵，他们30年的发展代表了中国媒体的发展，也是媒体不懈推进新闻改革、繁荣发展的缩影。本报自今日起将推出中央主要新闻媒体改革30年系列报道，让我们从他们的发展中见证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吧。

　　解放军报的新闻改革，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在中央军委和总政的直接领导下，结合军队和军报的实际，稳步推进的。以时间段和标志性事件划分，可分为四个阶段：即1980年军报首次举办新闻改革研究班，1987年军报公开发行和实行新版式，1991年至1999年军报改版、扩版、创办三个周刊，2006年军报版面调整。30年的新闻改革，使军报成功地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军报作为中央军委机关报，已经成为肩负着特殊使命、在人民军队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军内外产生广泛影响的重要大报。

　　解放思想：新闻改革从“拨乱反正”开始

　　十年“文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被“四人帮”搞乱，“假大空”成为新闻宣传的一种模式。针对“左”的思想影响，军报从1977年9月到年底，在全社范围开展反对“说假话、说空话、说废话”，查处“假报道”、围剿“客里空”活动，提出了“消灭失实报道，保证新闻真实性”，“把军报办成群众完全信赖的报纸”的要求。并在报上连续发表《从“假”字开刀 整顿文风》、《禁绝一切空话》等系列文章，表明军报维护新闻真实性原则、回归新闻本真的决心。

　　1978年，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展开，军报连续刊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和民主作风》等文章。在这场以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为主导的大讨论中，军报人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伟大序幕，新闻改革也成为新的历史时期对新闻工作者的迫切要求。

　　1979年初，我国南部边疆发生了一场世人瞩目的战事。这场战事给了军报人一次以行动实践党的实事求是新闻文风的良好机会。军报派出的52名记者冒着枪林弹雨，克服重重困难，写出了《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等数百篇深受前线将士欢迎的战地报道。

　　从1980年2月至8月，军报举办了军报历史上第一次新闻改革研究班。第一期研究班围绕新闻理论、军报新闻状况以及改进新闻写作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提出《改革军报新闻的建议》12条，印发《努力按照报纸的特征办报》、《正确理解新闻的指导性》等4期专题讨论纪要。第二期研究班从新闻改革的角度尝试编、改、写了一批新闻和文章，并下部队集体采写新闻，汇集了《擦亮新闻眼和勇于啃“吃不准”的问题》等9个专题。两期研究班的研究成果，先后汇集成《谈谈新闻改革》和《新闻改革尝试》两个小册子。作为这一次改革的产物，军报1984年设立要闻快讯处，集中编发当日新闻，在第一版开辟了“鸡毛信”和“一句话新闻”专栏；1985年创办了《外军瞭望》周刊、《长征星期刊》。新闻改革研究班，为军报后来的新闻改革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建议》中提出的改革意见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审时度势：“而立之年”军报走向世界

　　1986年是军报诞生30周年。军报人一个迫切的愿望，就是在我军诞生60周年也是军报进入“而立之年”的第一年告别内部发行的历史，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为论证军报公开发行问题，调研自1984年开始，听取军内外有关单位的意见，了解当时苏、美等外军报刊的发行情况，年底向军委写了专题报告。根据军委领导的意见，于1986年出版了4期公开发行的军报试刊5000份，分送上至中央、军委领导，下至部队基层官兵广泛征求意见，大家一致赞成军报公开发行。1986年11月11日，军委作出批复，同意解放军报从1987年1月1日起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公开发行的意义在于，军报创刊30多年，走完了她作为内部报纸的历程，适应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有利于让世界了解中国军队，让中国军队了解世界。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变革。

　　在准备公开发行的同时，1986年军报推出了以“横题横文，简洁明快”为特征的新版式。广大官兵反映“有军队特色”，专家们评价“耳目一新”。但也有人撰文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横版式是“全盘西化”。后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横排版式适应时代的快节奏和现代人阅读习惯，绝大多数报纸都改为横排版式。

　　随着军报公开发行和实行新版式，报纸宣传出现了新面貌。创办了《学习与研究》、《生活与修养》等专版；组织了广受关注的《海疆行》、《边疆行》大型系列报道，军报首次国际问题座谈会特别报道等。此外，1989年军报还第一个实现了印刷技术由铅字印刷到激光照排的变革。

　　攻坚破难：10年实现“三级跳”

　　1990年10月，在信息时代来临、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军队开启整个90年代现代化建设序曲的背景下，军报开始了1991年改版的研究准备工作。 　　改版方案提出从1991年起军报开始部分彩印，两年内实现京外11个印点全部由卫星传递版面。方案强调，要把改进新闻采访和新闻写作作为重点，力求有所突破；要刹长风，克服求全、求大、一般化等毛病，并要求记者编辑起到示范作用。改版方案由总政印发全军军以上单位听取意见后，于1991年1月1日起实施。这次改版受到上下一致赞扬，认为军报朝着“更有坚强的党性、更生动活泼、更有可读性”的方向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为满足部队不断增长的信息需求，经报请军委批准，1995年军报由原来的4个版扩为8个版。扩版后增加了党和国家重大新闻的报道量，扩充了贴近部队和反映改革开放信息的内容。 　　为应对报业激烈的竞争和分众化时代的冲击，军报从1999年7月1日起创办《时事周刊》、《军事周刊》、《文化周刊》。周刊的成功创办又促进了大家思想观念的更新与内部风气的优化，从而也带动了整个报纸质量的提高。

　　以人为本：让军报离官兵近些再近些

　　党的十六大提出科学发展观，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的拓展以及媒体发展的趋势，都促使军报加快推进新一轮即2006年版面调整。这次改版，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新闻“三贴近”原则，着重解决军报指导性、新闻性、服务性和可读性问题，在不扩大版面总量的情况下，“增加所需求的，强化受欢迎的，去掉不适应的，合并重复的”。改版带来的最可喜变化，体现在办报观念、理念和作风上的转变，是编辑部确立了以人为本、以读者为本的思想；体现在新闻视角和文风的转变上，是报道寓理于事、平等交流取代了说教，运用官兵熟悉的语言、官兵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新闻。

　　军报版面调整的成功，带动了网络和子报子刊的改版。中国军网改版后，以全新的面貌与广大网民见面，日平均点击量突破1000万大关。《解放军画报》在打造“新闻画刊、喉舌媒体”的崭新形象上又有所创新，发行量继续保持全国同类画报第一。《中国国防报·军事特刊》改版后，军味更突出，发行量达20万份。《中国国防报》、《中国民兵》、《环球军事》、《军事记者》等子报子刊在宣传上都有创新之点。

　　深刻启示：新闻改革要从自身实际出发

　　回顾30年风雨历程，总结30年新闻改革的实践经验与体会，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第一，新闻改革不管怎么改，一定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军报从创刊那一天起，就把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作为不变的灵魂。要不断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战略意识，善于从政治高度观察和处理军事问题，从国家利益和发展大局筹划、组织和开展军事宣传，紧贴部队中心任务开展宣传，把握好突发事件和热点敏感问题的舆论导向，牢牢把握军事宣传的主动权。

　　第二，军报的新闻改革一定要从军队和军报的实际出发，做到与时俱进。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历来以党的使命为使命，以党的任务为任务，这就是军队的实际。军报作为军委机关报，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就要把围绕党和军队的中心任务，服务于党、国家和军队的大局，作为办报的重要指导原则和实践课题。

　　第三，关键是抓人的素质的提高。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军报时强调，“提高办报水平，关键在人，在于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新闻队伍。”贯彻科学发展观，既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报纸宣传和改革发展，又要用科学理论武装人的头脑。就办报抓办报，既不可能办好报纸，也不可能有报纸宣传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要善于学习别人的经验。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全国新闻战线在推动政治经济改革、解放思想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自身也在改革中取得了巨大进步和发展，获得了许多的宝贵经验。30年的新闻改革，无疑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及党报责任、功能不断加深认识的过程，一个对社会主义新闻规律不断深入探索的过程，一个媒体间相互学习促进、竞争共赢、跨越发展的过程。

　　军报不走市场，但必须面对市场。军报的改革，既是自觉的选择，又是受外界的影响，是“被逼着来的”。这些年来，看到地方媒体改革的热潮滚滚，军报人既受鼓舞，又感到压力，产生动力。通过“请进来”举办讲座、“走出去”多方取经等多种形式，学习地方同行的创新精神，从思想解放、观念更新、报纸宣传的内容与形式、机制与体制的变化等方面，深入探讨应对之策。

　　解放军报社的新闻改革和版面调整，使新闻时效性增加，基层新闻、服务性新闻以及与读者互动的内容增多，不但受到部队官兵的欢迎，还受到民兵预备役人员的欢迎。这是江苏省仪征市民兵在集训间隙阅读《解放军报》。

《解放军报》与新媒体

2013年1月2日，《解放军报》旗下之官方微博“中国军网”最早报道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赴“戈壁深处的空军某基地”的消息。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媒体首次通过微博即时报道习近平的视察，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流媒体首度通过微博最先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活动。

历任领导

社长

• 华楠（1973年11月—1981年7月）
• 刘宗卓（1981年7月—1984年1月）
• 钱抵千（1984年1月—1985年4月）（代理）
• 吕梁（1987年5月—1990年6月）
• 祝庭勋少将（1990年6月—1993年5月）
• 徐才厚少将（1993年5月—1994年8月）
• 孙忠同少将（1994年9月—2001年7月）
• 张宗银少将（2001年8月—2001年12月）
• 范印华少将（2001年12月—2002年12月）
• 张世刚少将（2003年1月—2004年7月）
• 王梦云少将（2004年7月—2009年12月）
• 孙晓青少将（2009年12月—2012年7）
• 黄国柱少将（2012年7月—）

总编辑

• 欧阳文中将（1956年1月—1960年）
• 李逸民少将（1960年—1961年）
• 华楠（1961年10月—1966年初，1966年6月被调离报社）
• 唐平铸（1966年初—1966年6月20日）（副总编辑代理）
• 胡痴（1966年6月20日—1967年1月13日）（副总编辑代理）
• 赵易亚（1967年4月—1967年8月23日）
• 肖力（李讷）（1967年8月23日—1967年12月31日病休）（临时总编辑小组组长）
• 军报组（1967年11月—1968年春）（共3人：董立芳（北京军区第28军政委）、？（舟山守备区政治部主任）、？（福建炮兵某师政委））
• 吴之非（1985年4月—1990年）
• 杨子才（1990年6月—1993年5月）
• 孙忠同少将（1993年5月—1994年9月）
• 于顺昌少将（1994年9月—1999年9月）
• 张宗银少将（1999年9月—2001年7月）
• 张世刚少将（2001年8月—2003年1月）
• 王梦云少将（2003年1月—2004年7月）
• 孙晓青少将（2004年7月—2009年12月）
• 黄国柱少将（2009年12月—）

延伸阅读

• 卢弘，《军报内部消息——文革亲历实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2006年

外部链接

• 《解放军报》网络版
• 《解放军报》电子版

參見

• 兩報一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