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修订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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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15日 (六) 07:59的版本
明朝(1368年—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朝代之一,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由漢族建立的王朝。明朝在1368年由明太祖朱元璋建立,以大明为国号[1][2],共经历十七世,十六位皇帝。明初以应天府(今南京)为京师,明成祖朱棣在位时以顺天府(北平,今北京)为京师,应天府改为留都。明朝的领土曾囊括今日内地十八省之范围,并曾在今东北地区、新疆东部等地设有羁縻机构。
明朝初年国力较盛,曾北进蒙古,南征安南。明英宗幼年即位時,朝中有「三楊」楊溥、楊士奇、楊榮主持政局,『海內清平』。至正統七年,宦官王振開始擅权;正統十四年發生土木堡之變,国力发展开始停滞。正德、嘉靖朝始逐渐中衰,社会矛盾萌發,并面临蒙古、倭寇两大外患。明神宗萬曆朝初期在名相張居正的輔政之下曾一度中興。後世計當時朝廷歲收,明朝的經濟規模可稱世界第一。惟至萬曆朝中期始,皇帝怠政,官员腐化,关外女真兴起,明朝开始走向衰亡。天启年间阉党专政加快了这一进程的发展。至崇祯年间,多处爆发民变,后金军队也突破长城,五入关内。公元1644年,大顺军队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但由明朝宗室在華南建立的若干个南明政权又延续了数十年,直到清朝康熙年间(1680年代)方被清军彻底灭絕。
明朝的经济和文化在中国历史上都属于较发达的阶段。从明朝开始,西方伴随着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在世界的地位逐渐超过中国。同时,西学也随着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为东西文化的交流开辟了窗口与机会。
历史
明朝的建立
元朝末期,官員貪污日盛,朝政腐敗,蒙古人又不善理財,導致國庫日漸空虛。為了彌補財政虧空,元政府除了加重賦稅以外,還發行新鈔「至正寶鈔」並大量印製,致使嚴重的通貨膨脹,金融紊亂,民不聊生。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政府征調農民和兵士十幾萬人治理黃河水患。黃河兩岸農民本已飽受災荒之苦,在治河工地上又橫遭監工的鞭打,被苛扣口糧,非常憤怒。於是,「治河」和「變鈔」就成為民变爆發的導火線,導致紅巾軍起義的爆發。
至正十一年(1351年)5月,红巾军起义爆發。次年,郭子興聚眾起義,攻佔濠州(今安徽鳳陽)。不久,貧苦農民出身的安徽鳳陽人朱元璋投奔郭子興,屢立戰功,得到郭子興的器重和信任,并娶郭子兴养女为妻。之后,朱元璋离开濠州,发展自己的势力。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率兵佔領集慶(今江蘇南京),改名為應天府,并攻下周圍一些軍事要地,獲得了一塊立足的基地。初時的朱元璋「地狹糧少」「孤軍獨守」,遠不及其他起義軍勢力,處境十分艱難。朱元璋採納了謀士朱升「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建議,經過幾年努力,朱元璋軍事和經濟實力迅速壯大。1360年,通过鄱阳湖水战,陈友谅势力遭到巨大打击。1363年,陳友諒势力被完全消灭,1367年,朱元璋攻下平江(今苏州),張士誠自尽。之后朱元璋又消灭割據浙江沿海的方國珍。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應天稱帝,建立了明朝。之后趁元朝内訌之际乘時北伐和西征,同年攻佔大都(今北京),元朝撤出中原。之后朱元璋继续消灭位于四川的明玉珍势力和据守云南的元朝梁王。又深入沙漠,进攻北元。天下至此初定。
初年的強盛(1368-1436)
洪武時期
明朝建立後,朱元璋一方面減輕農民負擔,恢復社會的經濟生產,改革元朝留下的不合理的吏治,懲治貪污的官吏,收到一定的效果。朱元璋確立了里甲制,配合賦役黄冊和魚鱗圖冊的施行,落實賦稅勞役的徵收及地方治安的維持。朱元璋平定天下後,大封功臣。但是朱元璋性格多疑,也對這些功臣有所猜忌,恐其居功枉法,圖謀不軌。而有的功臣也越過禮法,為非作歹。朱元璋藉此兩興大獄,即「胡藍黨獄」,幾乎將功臣全部誅殺。
廖永忠是最先被殺害的功臣。朱元璋殺其的原因名為超越禮制,實為其當年是朱元璋謀殺小明王韓林兒的執行者(有一说法小明王死于意外,事实如何已不可考)。在此之後,朱亮祖、李文忠、徐達(《明史》記載徐達是病死,民間傳說為朱元璋賜死)先後死於非命。胡惟庸是當時中書省的左丞相,深得朱元璋寵信,故日益跋扈,不知自忌。朝中奏章大事須先經其手,若不利於其的奏章就予以隱匿。同時,胡惟庸大肆收取賄賂。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權枉法之罪名殺胡惟庸,又殺御史大夫陳寧、御史中丞塗節等人。洪武廿三年,有人告發李善長交通胡惟庸情狀,韓國公李善長因此被賜死,家屬七十餘人被殺。總計株連者達三萬餘人。此後,朱元璋又借大將軍藍玉張狂跋扈之名對其誅殺,連坐被族誅的有一萬五千餘人。加上空印案、郭桓案兩案,開國功臣除了湯和外幾乎全部被殺。朱元璋通过打击功臣、特务监视和文字狱等一系列方式加强皇权,钳制言论自由,为之后明朝的黑暗政治埋下祸根。
靖難之役與永樂時期
朱元璋分封諸子為王,以加強邊防、保衛皇位。諸王之中,北方諸王勢力較強,原因主要是對蒙古的邊防任務。而其中又尤以燕王(朱棣)和晉王勢力最大。為防止朝中奸臣不軌,朱元璋規定諸王可移文中央捉拿奸臣,必要時得奉天子密詔,領兵「靖難」。同時為防止諸王尾大不掉,朱元璋也允許今後的皇帝在必要時可下令「削藩」。
洪武卅一年朱元璋死後,皇太孫朱允炆繼位,是為建文帝。建文帝立刻與親信大臣齊泰、黃子澄等密謀削藩。周王、代王、齊王、湘王等先後或被廢為庶人,或被殺。同時以邊防為名調離燕王的精兵,準備削除燕王。結果燕王朱棣在姚廣孝的建議下以「清君側」的名義起兵南下,佔領南京,是為靖難之役,燕王即皇帝位,是為明成祖,年號永樂。建文帝在宮城大火中下落不明。
朱棣即位之後,武功昌盛,先是出擊安南。後又親自五入漠北攻打蒙古以絕後患。在內政上,朱棣下令修大型類書永樂大典。在三年時間內即告完成。永樂大典有22877卷,又凡例、目錄60卷,全書分裝為11095冊,引書達七八千種,字數約有三億七千多萬,且未有任何刪節,這是之後的四庫全書無法相提並論的。從永樂三年開始,朱棣派鄭和七下西洋,規模空前,擴大了明朝的影響力。永樂三年,朱棣將北平改名北京,稱行在,並設立北平國子監等衙門。永樂四年,他下詔在北京修建宮殿。1409年,朱棣巡幸北京,在北京設立六部與都察院,並在北京為逝世的徐皇后設立陵寢,已經顯示遷都的跡象。經過十幾年的經營,北京初步得到了繁榮。1416年,朱棣公佈遷都的想法,得到認同。永樂十五年開始大規模營造北京,永樂十八年宣告完工,永樂十九年正式遷都。
但是永樂帝同樣对异议者大肆殺戮,諸如黃子澄、齊泰等建文旧臣等都被殺。其中以方孝孺的「誅十族」和景清的「瓜蔓抄」最為慘烈。
仁宣之治
成祖死後,其長子朱高熾即位,是為明仁宗。朱高熾即位時,由於年齡已經偏高,因此即位僅一年就已經駕崩。但是在其統治時期,推行諸多仁政。任用「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等賢臣輔佐朝政。並且停止鄭和下西洋和對外戰爭,以積蓄民力。更鼓勵生產,寬行省獄,力行節儉。其死後長子朱瞻基即位,是為明宣宗。他基本繼承了父親的路線,實行德政治國,國家進一步強大。宣宗同樣熱愛美術,有畫作傳世。但是,宣宗執政期間也並非毫無弊端。由於宣宗喜好養蟋蟀(古名“促织”),許多官吏因此競相拍馬,宣宗也被称為「促織天子」。同時,在這一時期打破了太祖留下的太監不得干政的規矩,一些太監開始干政,為英宗時期的太監專權埋下隱患。
中期(1436-1573)
土木之變與英宗復辟
1435年,9歲的明英宗朱祁镇繼位,宠信宦官王振。自此開始明朝的宦官嚴重專權行為。王振原為教官,後淨身入宮,服侍英宗左右。英宗即位後,對其寵信有加。在太皇太后及元老重臣「三楊」死後,王振更加專橫跋扈,更將明太祖留下的禁止宦官干政的鐵牌撤下。舉朝稱其為「翁父」。王振擅權七年,家產計有金銀六十餘庫,其受賄程度可想而知。
正統初年,蒙古瓦剌部逐漸強大,經常在明朝邊境一帶生事。瓦剌首領也先在正統十四年的七月南下攻明。王振即挾英宗領兵五十萬親征。大軍離京後,兵士乏糧勞頓。八月初大軍才至大同。王振得報前線各路潰敗,懼不敢戰,又令返回。回師至土木堡時,被瓦剌軍追上,兵士死傷過半,隨從大臣有五十餘人陣亡。英宗突圍不成被俘,王振被護衛將軍樊忠打死,此即為土木之變。
土木之變的消息來到京師後,朝中混亂。一些大臣要求遷都南京,被兵部侍郎于謙駁斥。繼而大臣擁戴英宗弟朱祁鈺即位,是為代宗(景泰帝)。同時于謙積極備戰。同年十月,瓦剌軍直逼北京城下,安置英宗於德勝門外土關。瓦剌軍隊的進攻未果,大敗逃走。也先見繼續綁架英宗已無意義,乃於1450年八月釋放英宗。但之後,皇室內斗。景帝先是不願遣使迎駕,又把英宗放在南宮(今南池子)軟禁,並廢皇太子朱見深(英宗之子,後來的憲宗),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太子。不久之後,朱見濟病死,景帝也遲遲不恢復朱見深為太子(景帝無他子)。景泰八年正月,景泰帝病危。十六日,副度御史徐有貞率軍夜入南宮,擁戴英宗奪門(東華門)復位。又殺害于謙及大學士王文,誣陷其欲立襄王之子為帝。此為奪門之變,又號「南宮復辟」。
憲宗時期
英宗死後,兒子朱見深即位,是為憲宗。初年為于謙冤昭雪,恢復代宗帝號。又能體諒民情,勵精圖治,儼然為一代明君。琉球、哈密、暹羅、土魯番、撒馬兒罕等國紛紛入貢。但是憲宗在位末年,好方術,終日沉溺於後宮與比他大19歲的宮女萬貴妃享樂,並寵信宦官汪直、梁芳等人,以至奸佞當權,西廠橫恣,朝綱敗壞,民不聊生。宪宗还开始了皇帝直接颁诏令封官的制度,是为传奉官。结果传奉官泛滥,舞弊成风。直到孝宗时期这些官员才全被裁撤。宦官汪直受到宪宗的宠信,张狂跋扈,透过西厂大肆冤杀普通民众与官员。不久后由于民愤四起,西厂被罢,但汪直依然握有大权。成化十八年,汪直才因言官弹劾而被贬。
弘治中興
憲宗死後,孝宗朱祐樘即位。由於孝宗自幼生於貧寒,曾有被萬貴妃加害的危險。所以孝宗在位期間「更新庶政,言路大開」,使英宗朝以來奸佞當道的局面得以改觀,被譽為「中興之令主」孝宗的勵精圖治,使得當時明朝政治清明經濟繁榮百姓富裕天下小康,被稱為弘治中興。雖末年寵信宦官李廣,但是立刻改過自新,歷代史學家對他評價極高。
孝宗在位期間,先是將憲宗期間留下的一批奸佞冗官盡數罷去,逮捕治罪。並選賢舉能,將能臣委以重任。孝宗勤於政事,每日兩次視朝。孝宗對宦官嚴加節制,特務部門也只能謹慎行事,用刑寬鬆。孝宗力行節儉,不大興土木,減免稅賦。并饯行一夫一妻制,一生除了张皇后外没有任何妃嫔。在他的治理下,弘治一朝成為明朝中期以來的最好形勢,明史也稱孝宗「恭儉有制,勤政愛民」。
武宗亂政
弘治十八年五月,孝宗病死。十五歲的太子朱厚照即位,是為武宗,以次年為正德元年。武宗本性貪圖享樂,整天與內臣沉湎於聲色犬馬之中。劉瑾、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丘聚、高鳳、羅祥等八位過去的東宮宦官相互勾結,是為「八虎」。
八虎想盡辦法奉迎阿上,导引皇帝逸乐,殘害忠良,朝政為其所害。八虎之中的劉瑾獨攬大權,將自己的黨羽延攬入閣,還想方設法滿足武宗的玩樂需求,建造豹房供其淫亂。但是劉瑾的專權也引發了朝中大臣一其它「七虎」的不滿。最終劉瑾被捕後處以凌迟之刑。但是,武宗依然不思朝政,又開始信用佞臣江彬。
武宗為了方便自己能出宮到各處僖遊,製造了一個虛構的人物.「鎮國公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以朱壽身分,藉出征為名,實際上僖遊為實。武宗的荒游逸乐导致正德年间变乱频生,先后发生陕西安化王朱寘鐇谋反、山东刘六、刘七民变、江西宁王朱宸濠谋反等重大事件。
正德十五年,武宗假借朱壽身分,親自俘虜已被王守仁擊敗的朱宸濠後,于班师回京途中,南直隶清江浦(江苏淮安)泛舟取樂時落水染病。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去世。不久之後江彬就被抄家處死。
嘉靖隆慶二朝
武宗無子嗣無兄弟。死後由孝宗弟興獻王長子朱厚熜即位,是為世宗。世宗在位期間,罷黜各地鎮守太監。但是大礼议事件嚴重損害了朝政:世宗要求尊父為興獻皇帝,母為興獻皇后。但內閣首輔楊廷和、禮部尚書毛澄等堅持以為不可。但是也有一些大臣紛紛迎合帝意。世宗在這些人的助長下蔑視禮法,不僅尊其父母為皇帝和皇太后,又為父親在太廟旁專立一廟祭祀,成為獻皇帝廟。又稱父親為睿宗,在武宗之上,還為父親修皇帝實錄。此為大禮議事件。大禮議引起軒然大波,朝臣中反對者均受打擊,或被罷官,或被入獄。受杖者一百八十餘人,杖死者十七人。同時,世宗奉道教,信用方士,在宮中日夜祈禱。先是將道士邵元節入京,封為真人及禮部尚書。邵死後又大寵方士陶仲文。自嘉靖十三年後世宗即不視朝。
嘉靖廿一年(公元1542年十月,乾清宮發生宮女之變,楊金英、邢翠蓮等宮女十餘人與寧嬪王氏趁世宗熟睡之際企圖將其勒死,但未成功。自此之後,世宗移駕西苑,不入宮內。同時,奸臣嚴嵩借此窃权,排斥异己,结党营私。其子嚴世藩協助父親作惡。虽然不断有人弹劾嚴嵩,但都以失败告终。世宗後期,嚴嵩年紀太大,另一位大臣徐階开始取代嚴嵩之位。嘉靖四十一年,徐階策動言官弹劾嚴嵩。嚴嵩辭去官職回鄉。嘉靖四十四年,嚴世藩被判斬刑、嚴嵩被削为民,两年後病死。
嘉靖去世後,唯一存活的皇子朱载垕即位,是為穆宗,年号隆庆。穆宗本人无能,但他任用能臣如高拱、徐階、张居正、海瑞等,内政形势总体较佳。也为万历初年的中兴奠定基础。
穆宗即位後,即啟用在藩邸的老師高拱、张居正。隆慶初年,位處執政之首的世宗舊臣徐階策動朝官彈劾高拱,迫高拱辭官回鄉。高拱亦不甘示弱,一年後策動朝官彈劾徐階。徐階也被迫正式退休。朝廷的實際政務漸漸落到了张居正的手上。隆慶末年,高拱回朝出任內閣首輔。
嘉靖一朝,国家外患不断。北面鞑靼部趁明朝衰弱而占据河套。1550年,鞑靼首领俺答进犯大同,大同总兵重金收买俺答,结果俺答直接进攻京师。鞑靼军队在北京城郊大肆抢掠之後西去,明朝军队在追击过程中大败,此为庚戌之变。但之後,明朝与蒙古通好,俺答被封为顺义王。在南部海疆, 倭寇横行,直到戚繼光、胡宗憲、俞大猷力剿後才有改观。
走向覆灭(1573-1644)
張居正變法
隆慶六年,明穆宗突然中風駕崩,子神宗朱翊钧繼位,改元萬曆。由於神宗年幼,於是由太后攝政。重臣高拱由於與太后信任的宦官馮保對抗而被罷官,相反張居正得到馮保的鼎力支持。張居正輔政十年,推行改革,在內政方面,提出了「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機構中的冗官冗員,整頓郵傳和銓政。經濟上,清丈全國土地,抑制豪強地主,改革賦役制度,推行一條鞭法,減輕農民負擔。洪武廿六年,全國耕種田地有八百五十萬零七千六百卅二頃。到了弘治十五年降低到四百廿二萬八千零五十八頃。而萬曆九年經過張居正的治理後達到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軍事上,加強武備整頓,平定西南騷亂,重用抗倭名將戚繼光總理薊、昌、保三鎮練兵,使邊境安然。張居正還啟用潘季馴治理黃河,變水患為水利。同时张居正严惩贪官污吏,裁汰冗员。
万历五年秋,张居正父亲去世,按常理他需要回乡守丧,但张居正以为改革事业未竟,不愿守灵。他的政敌借此大做文章,此即为奪情之爭。虽然最后在神宗和两太后的力挺下张居正免于守灵。但此事件充分显示出张居正对权力的迷恋与专横自负,为他死后的结局埋下伏笔。同时,张居正还利用自己的职权让自己的儿子顺利通过科举进入翰林院,也成为了他的政敌之借口。张居正死后立刻被清算。張府一些來不及退出的人被囚禁於內,餓死十余口。生前官爵也被剝奪。
萬曆怠政
張居正死後初期,神宗尚能保持對朝政的興趣,但不久就開始怠政。万历十四年(1587年)后,神宗就开始连续不上朝。万历十七年(1589年)元旦后,神宗以日食为由免去元旦朝贺。此后每年的元旦神宗再也不视朝。自万历十六年(1588年)后,常朝也经常看不到神宗。神宗整日在深宫中不理政事,沉浸在花天酒地之中。每年还进行选美。同时,神宗还好营建,经常大兴土木。在他廿一岁时就开始筹建陵园。萬曆十七年,大理寺左評事上疏,稱神宗沉湎於酒、色、財、氣。結果被貶為民。神宗還派礦監和稅監搜刮民間財產。在邊境上坐視女真強大。由於神宗不理朝政,缺官現象非常嚴重。萬曆卅年(1602年),南北兩京共缺尚書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撫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六十六名,知府廿五名。神宗委頓於上,百官黨爭於下,政府完全陷入空轉之中。官僚隊伍中黨派林立,互相傾軋,如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等名目眾多,但其所議議題卻不是如何改良朝政,只是人事佈局而已。因此明史言:「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神宗在位期间另外两项严重败坏朝纲的事件是东林党争和国本之争。东林党源于顾宪成组办的东林书院。东林党一词则起源于万历卅八年(1610年)的一次人事变动事件。起因是内阁缺人,顾宪成极力主张颇有政绩的淮扬巡抚李三才入阁,结果被反对李三才入阁的势力摸黑漫骂,东林党因此而起。东林党兴起后,朝中其它各党便集中火力攻击东林党。阉党专权后,东林党更受到严重打击。直到崇祯初年东林党才重新被启用。
另外一项政争是国本之争。主要是围绕着皇长子朱常洛与郑贵妃所生的福王朱常洵。神宗迟迟不立太子,令群臣忧心如焚。朝中上下也因此分成两个派别。直到万历廿九年(1601年),朱常洛才被封为太子,朱常洵被封为福王。但是福王迟迟不离京就任藩王。直到梃击案发生,舆论对郑贵妃不利后,福王才离京就藩。
在对外军事方面,包括在萬曆二十年(1592年)援助李氏朝鲜抵抗日本侵略的壬辰战争在内的萬曆三大征虽然都取得了胜利,但损兵折将极大。萬曆四十六年(1617年),后金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反明,次年(1619年)在薩爾滸之戰中大败明军,明朝对女真从此转为战略防御。
明末三大案
“明末三大案”指明朝末期宫廷中发生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总称。这三起事件本身并不是很重要,但是却标志着明末纷乱和衰亡的开始,故有“三大案”之称。
- 梃击案
梃击案发生于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一位名叫张差的男子手持木棍闯入皇太子居住的慈庆宫并打伤守门宦官李鉴,后被捕。后经审问,显示郑贵妃与此案有关。由于当时审案人员都是浙江籍人士,而当时的浙党领袖方从哲与郑贵妃关系良好,因此颇受人质疑。结果当时的陕西籍刑部主事秘密审讯了张差,结果招出郑贵妃与此确有关系。郑贵妃见东窗事发,哀求皇太子。皇太子也请求皇帝快速了结,加之神宗宠信郑贵妃,除了张差被处决外,此案不了了之,一些主张继续追查的官员事后都受了轻重不等的处分。
- 红丸案
光宗在还是太子之时,就宠爱两名李氏选侍,分别为「东李」和「西李」。其中西李最为得宠。郑贵妃与西李暗中交结,郑贵妃向光宗提请西李为皇后,西李提请郑贵妃为皇太后,后因大臣反对而作罢。光宗因过度纵欲,即位五天后就得了腹泻之疾。光宗服用了一位与郑贵妃关系密切的太监崔文升所进的药物,结果病情加剧。西李以侍奉为由入住光宗寝殿。八月廿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献上一颗红丸,光宗服后获得暂时的舒适。黄昏后再食一颗,到半夜去世。此即为红丸案。结果,朝中谣言遍起。李可灼被罚回乡养病。更有大量弹劾奏章要求罢免方从哲。天启二年四月,朝中又发生了对于红丸案的争论。最后方从哲仍然没有判罪,而崔文升被贬放南京。
- 移宫案
光宗去世后,西李据守乾清宫,与心腹太监魏忠贤要挟皇太子。李氏还要求官员要先将奏章给她看,再给朱由校看,导致强烈反弹。群臣也因此联合要求西李移宫。在群臣催促下,西李不得不移出乾清宫。结果四年后,熹宗又封西李为康妃,次年更颁布《三朝要典》,颠倒三大案的黑白。
阉党专权
熹宗在位期间,政治更加腐败黑暗。熹宗由于幼年丧母,对乳母客氏有特殊感情,客氏也不知自已,与宦官魏忠贤狼狈为奸。魏忠贤因为在一次赌博中输钱而自宫,改名为李进忠,入宫为宦官。后皇帝赐他恢復原姓,並恢復舊名忠賢。魏忠贤善于逢迎拍马,加上与客氏互相勾结,一路快速升迁,还成为秉笔太监。
熹宗即位早期大量启用东林党人,结果导致东林党与其它党斗争不断,熹宗因此对朝政失去耐心,魏忠贤借此机会干預政治,将反对东林党的势力集结,号为阉党。天启四年后,阉党控制了内阁。自此之后魏忠贤更加张狂,其爪牙遍布中央与地方。在其权势最盛时,其养子竟能代替皇帝祭太庙。全国遍布他的生祠,并号为九千岁。更有国子监生提出魏忠贤配孔子,魏忠贤父配启圣公。魏忠贤并大肆打击东林党,大量东林党人入狱,甚至处死。由于阉党水准低下,政理不修。国家内部飢荒頻傳,民变不断,外患持续,明朝已经陷入风雨飘摇之境地。
灭亡
天啟六年,熹宗在西苑遊玩時不慎落水,一年後死去。接替熹宗的是信王朱由檢,是為思宗,年號崇禎。他即位後,銳意改革朝政。他首先下令停建生祠,又逼客氏移居宮外。時機成熟後,思宗下令魏忠賢去鳳陽守陵。魏忠賢在前去過程中得知被思宗已派錦衣衛來逮捕他,便與黨羽李朝欽一起自縊。思宗將其首級懸於河間老家。同時將客氏押到浣衣局處死。閹黨其它分子也被貶黜或處死。閹黨專權雖然結束,但其後朝中又黨爭不斷,崇禎帝對朝政又開始失望。並加強集權,控制百官,信用宦官。
思宗在位期间,首先要面临女真的外患。本来在袁崇焕的经略之下,辽东的形势已经有所改观。但是,后金在辽东战场失利的情况下,改采越过长城,直接偷袭北京的方法攻明。幸在袁崇焕的保卫下北京得以平安。但是到崇祯三年,思宗误中后金反间计,诛杀袁崇焕,自坏长城,从此在与后金的作战中只能被动挨打。1640年清军攻打锦州,结果明军大败,洪承畴投降。辽东地区至此基本全数沦陷。
另一方面,由于旱蝗连年加上官府剥削,大量川陕地区流民、饥民爆发民变。这些农民采取游击及分头进攻之战术,严重拖累明朝兵力。1636年,原先的农民军领袖高迎祥战死,李自成便接替高迎祥成为新闯王。1641年,李自成攻陷洛阳,杀死福王朱常洵,农民军也得到了大批粮饷。1643年十月年李自成攻破潼关,十一月占领西安。此外,另一支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主要在南方发展,先是控制了湖广地区,之后又改进攻四川,是为大西政权。但是,两支农民军没有合作,而是竞争的关系。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宣布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崇祯十七年三月,农民军攻陷大同、宣府、居庸关,十七日已兵临北京城下。十八日,农民军攻克北京外城。次日凌晨,崇祯帝在北京煤山自缢,明朝灭亡。李自成攻克北京后,没有及时对在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采取措施,结果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四月廿一日,李自成亲率部队攻吴三桂,失败。四月廿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匆即皇帝位,深夜便焚烧宫殿与九门城楼,向西撤退。农民军仅在北京驻扎四十一日。之后,农民军接连内讧,战斗力大损,与清军交战时也连连失败。五月初二,清摄政王多尔衮进京。为安抚汉人笼络民心,多尔衮下令礼葬崇祯,臣民服丧三日。八日,顺治帝进北京。北京开始成为清朝的都城。
南明抗清(1644-1683)
南京是明朝的留都,在南京明朝设有基本的政府机关。1644年五月初三日,崇祯皇帝的堂兄弟朱由崧被推为监国。十二天后,朱由崧即皇帝位,以次年为弘光元年。但是,这个政府的人事大权基本操控在鳳阳总督马士英的手上,导致政府间内斗不断。南京政府内部由阉党余孽专权,弘光帝也不理政事,沉湎在酒色之中。清军一路南下,很快就到了史可法所占的扬州城。史可法死守七日七夜,城破,史可法被杀。清军随后在扬州进行整十日的大屠杀,号为扬州十日。不久之后,清军渡江,攻破南京,又在南京郊外进行大屠杀。弘光皇帝押解到北京后被杀。清军占南京后,又接连攻克苏州、杭州、松江、常州等江南大部,下令剃发。引发了汉族群众的强烈反弹。先后发生了「嘉定三屠」和「江阴八十一日」等抗清事件。但都被清军绞杀。福王政府覆灭后,鲁王朱以海即位监国于绍兴,唐王朱聿鍵称帝于福州。但是这两个政权间却屡有摩擦。
顺治三年二月,清军开始征福建与浙江。六月,鲁王兵败,漂泊海上。八月,唐王被俘后绝食而死,十一月,郑芝龙降清,唐王政府亡。之后,桂王朱由榔称帝于广东肇庆,改元永历。桂王政权与已经被击溃的张献忠李自成残部联合抗清,一度收复湖南全境。但顺治六年后,清军大兵压境,湖南再度沦陷。顺治七年,清军攻克广州与桂林。永历帝被迫退守南宁。顺治八年,孙可望迎永历帝入贵州安隆所,并进攻四川,一度收复了四川大部。李定国也进攻广西,攻克桂林,直捣长沙,还进军广东收复了两广失地。但是,李定国孙可望两名将领内部不和。顺治十四年,孙可望勾结清兵大规模进攻云南。顺治十六年,清军三路入滇,永历帝逃往缅甸。顺治十八年,吴三桂逼迫缅甸政府交出永历帝。康熙元年,永历帝在昆明被处死,同年,李定国病死于猛腊。
永历被害后,全国大规模的抗清活动就只有夔东十三家军抗清与郑成功在台湾抗清了。李自成余部在湖南抗清失败后,转移到川、鄂山区进行活动,在夔州府以东地区继续抗清,称为夔东十三家军。康熙元年清军开始对其进行绞杀。康熙三年,夔东十三家军抗清失败。首领李来亨全家自焚。
郑成功则坚持在东南沿海地区进行抗清活动。一度攻克过漳泉二府。永历九年清军重兵南下,郑成功退守厦门金门两地。永历十一年,郑成功被封为延平郡王。同时,郑成功带领水军向舟山群岛进发。永历十三年,郑成功进入长江,攻占下瓜洲、镇江、江浦等地,进逼南京。结果被清军击败,不得不回到闽南大本营。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派儿子郑经留守金厦,自己攻打台湾。永历十六年,郑成功逝世。郑经从厦门来到台湾接手经营,并仍旧沿用永历年号。1663年,郑经放弃金厦两岛。1681年,康熙帝平三藩后开始着手占领台湾。此时,郑氏政权内部爆发内讧。1683年,康熙帝以施琅为水师提督进攻台湾。结果郑克塽剃发投降,明祚告终。
疆域和政区
明朝疆域
明朝初年,多次对蒙古用兵,并在与蒙古边境一带设置四十餘个卫所防卫,包括东胜卫、云川卫、官山卫、全宁卫、老哈河卫等,这些都是明朝的边防重地。其走向大致为阴山-大青山南麓-西拉木伦河一线。15世纪后,由于天气转寒,农耕不济,加上边塞军队被燕王抽调参与靖难之战。因此边境略有南移。在永乐期间,明成祖多次北伐,边境形势一度改观。但在明朝中期以后,随着蒙古的再次强大,明边再次南迁。并修建长城(当时名为边墙)以防御蒙古,在长城沿线设置九边(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太原、固原)重镇加强防御。长城也成为明朝中后期的北边,同时也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界线。
朱元璋设置辽东都司以经营东北。并多次进军黑龙江流域,招抚女真部落,明朝势力一度达到黑龙江口与库页岛。1409年设置奴儿干都司,下辖130多个卫所,1434年废弃之。正统年间后,蒙古兀良哈与建州女真部南迁,不断侵犯辽东都司。1469年(成化五年),明政府修建辽东边墙。16世纪末开始,建州女真酋长努尔哈赤开始崛起,统一女真部,明朝设置的卫所遂渐消亡。1616年努尔哈赤称帝,建国后金。1619年萨尔浒之战后,后金军队破辽东边墙,占领辽东都司大部土地。
洪武时期,明朝西北疆界达到今新疆东部哈密地区,并设置一系列卫所。15世纪后,西北吐鲁番与青海蒙古部日益强大。1472年,哈密卫城一度被吐鲁番攻破,卫内迁,后复,1514年再度被并。15世纪后半期后,西北诸卫全部丧失,明朝退守嘉峪关。
1381年明朝才将西南地区完全划入疆域。并设置一系列土司、宣尉司管辖之,边界达到缅甸中北部、老挝北部、泰国北部一线。但后期这些地区多被周边国家所并。1406年明军进攻安南,南限达到日南州一带。次年设置安南布政使司,下设十五府、卅六州、两百余县。后因当地人民反抗激烈,明朝政府于1427年放弃,安南恢复黎氏王朝。1624年荷兰殖民者进入台湾南部,筑热兰遮城。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进入台湾北部。1642年荷兰赶走西班牙,占领台湾大部。1661年郑成功进攻台湾,次年驱走荷兰人,开始统治台湾。1553年葡萄牙获得在澳门停泊船只权,1557年取得居留权。到明亡,澳门已成为葡萄牙殖民地,不过名义上仍为中国领土。
明朝行政区划
明初曾沿袭元朝的行省制,但其后进行了改革。1376年(洪武九年)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但习惯上仍称“省”。1370年于各省设置一都卫,1375年改为都指挥使司。1428年弃安南后,明朝在全国设置两京十三使司,包括京师(北直隶)、陕西、山西、山东、河南(以上为北五省)、南京(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四川(以上为中五省)、广东、福建、广西、贵州、云南(以上为南五省)。明代一共设置16都司、5行都司、2留守司。其中十三个是与布政使司同名的的都司,其它三个是万全都司、大宁都司和辽东都司。五行都司是陕西(治甘州卫,今张掖)、四川(治建昌卫,今西昌)、湖广(治郧阳卫,今湖北郧县)、福建(治建宁府,今建瓯市)、山西(治大同府)。两留守司是洪武年间设置的中都留守司(今凤阳)和嘉靖年间置于承天府(今湖北钟祥)的兴都留守司。此外,还有统辖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和库页岛的奴儿干都司,在政教合一的青海、西藏地区设置有乌斯藏、朵甘二都司(实际控制为当地宗教首领八大法王分辖各政教中心的寺院,还有各诸侯家属封地),另有置于今甘肃、青海交界地区的哈密、曲先等卫,以上均属羁縻性质,与内地的都司、行都司性质不同。
明朝实行一省分置都、布、按三司的制度,原为防止地方权力集中。宣德后开始派部(六部)、院(都察院)大臣以总督和巡抚的名义督抚地方行政。景泰朝之后成为各省常制。总督主要署理军务,分短期与长期两种。巡抚主理民政,每省皆有,有的一巡抚辖两布政使地,如正统年间和山西河南巡抚。有的一省一巡抚。有的一省几巡抚。如北直隶有顺天巡抚(驻遵化)、保定巡抚(驻真定,今河北正定)、宣府巡抚(驻宣府镇,今河北宣化,一度兼领山西大同府)三巡抚;南直隶有两巡抚:应天巡抚(驻苏州府,今江苏苏州)、凤阳巡抚(驻淮安府,今江苏淮安楚州)。有的在几省交界处设置一巡抚,如南赣韶汀巡抚就越江西、广东、福建三省。
明代的行政区划设置大体符合山川形便之处,但仍有一些不合理之处。如南直隶就地跨淮北、淮南、江南三个地区。而嘉兴、湖州、杭州三个太湖流域的府却被划入浙江省,与同为太湖流域的苏州府分离。而河南省也占据了局部的黄河以北土地。贵州省呈现中间窄两边宽的蝴蝶状。根据《明史·地理志》记载,终明一朝有府140,州193,县1138。而根据《明史·兵志二》记载,明有卫493,所359。此外,明还设置了介于省和府、县之间的道。道分为分守道和分巡道两种。明代并改元的路为府,以税粮多寡为划分标准。粮廿万石以上为上府。廿万以下十万以上为中府,十万以下为下府。
政治制度
由于朱元璋猜忌好杀,洪武十三年,以宰相胡惟庸謀反伏誅,於是廢去宰相一職,子孫不得復立。秦、漢以降實行一千六百餘年的丞相制度自此廢除,相權與君權合而為一,明朝皇帝大权独揽,在世界政治史上明朝的政治体系也属于罕见的专制政体,这也成为明朝灭亡的一大原因。但由於國家事務繁多,皇帝無法處理,洪武十五年九月罷四輔官,仿宋殿閣制設內閣。其后的满清政权也大多继承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內閣只為皇帝的顧問,相當於今日總統府祕書長的職務,奏章的批答為皇帝的專責。內閣大學士一職多以碩德宿儒或朝中大臣擔任,只照皇帝的意旨寫出,稱「傳旨當筆」。權力及地位遠遠不及過去的宰相,只有黑市地位,而沒有法定地位。宣宗時期,由於楊溥、楊士奇、楊榮等三楊入閣,宣宗批准內閣在奏章上以條旨陳述己見,稱為「票擬」制度,又授予宦官機構司禮監「批硃」。票擬之法補救可君主不願面見閣臣之弊,但內閣大臣與皇帝溝通,全賴司禮監(宦官)。由是開啟明朝宦官專政之大門。為了加強對全國臣民的監視,明太祖還設立特務機構錦衣衛,明成祖又設立東廠,明憲宗再設西廠,合稱「廠衛」,由宦官統領,自此明朝宦官之權勢無以復加。
清代史家趙翼曾慨嘆:“不知主德如此,何以尚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誠不可解也。”明朝是中國歷代昏君與暴君最多的一個朝代,但是儘管如此,有明一朝尚能維持兩百餘年的國祚,與秦、隋兩朝二世而亡,不可同日而語。其關鍵點就在於皇權的無限擴大,並且特別加強了對統治階級內部各種政治勢力的防範和控制。任何的政治勢力都無法也不可能游離於皇權的控制之外。
主要機構
- 六部
- 明朝在中央设置吏、户、礼、工、刑、兵六部,与前代相比,明朝最初在每部增加尚书侍郎各一。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废丞相之职,取消中书省。六部因此地位得到了提高。每部只设一个尚书,两个侍郎,原有的各科尚书降为郎中。各部尚书和侍郎的官阶也上升。其中以吏部(主管文官升迁)最为重要,户部人员最多。礼部(主管祭祀大典)与工部(主管公共建设)地位较低。
- 监察机构
- 在洪武十三年前,明朝还沿袭元的监察制度,设立御史台,有左右御史大夫各一名。洪武十三年后,朱元璋废御史台。两年之后,朱元璋设立新的监察机构—都察院。都察院下面设立监察御史若干人,分巡全国各省,称为十二道监察御史。每道有监察御史三至五人,范围大体为一省。但监察御史都驻在京师,有事带印出巡,事毕回京缴印。到明末,监察御史分为十三道,共有一百一十人。
- 六科
- 明朝开始只设了给事中。到洪武廿四年,设都给事中六人,分吏、户、礼、工、刑、兵六科,每科一人。该制度基本是继承了唐朝的门下省制度。六科官职品级虽低,然职权很高。他们可以不赞成皇帝的意旨。而该制度也发挥了一定的改善朝政作用。
- 五寺
- 五寺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大理寺与刑部和都察院合为三法司,其职权与今日之最高法院相似。大理寺的首长称为大理寺卿,也是九卿之一。其余四个寺的卿职权较低。太常寺负责祭祀;太仆寺管理马匹;光禄寺负责寿宴;鸿胪寺负责接待外宾。
- 内阁
- 在废除丞相制度后,朱元璋亲理政务,一度深感疲惫,于是设立四辅制度来辅佐政事。但这项制度效能不彰。洪武十七年后被废。之后朱元璋请来几位翰林学士帮忙辅佐,这些翰林学士的官职被命为「XX大学士」。这也就是所谓的内阁机构。
- 特务机构(秘密警察)
- 明朝实行严密的特务政治。主要的特务机构包括锦衣卫、东厂和西厂,武宗时期还一度设有内行厂。
- 錦衣衛设立于洪武十五年,直接聽命於皇上,可以逮捕任何人,並進行不公開的審訊。在东厂设立后,锦衣卫权力受到削弱。
- 东厂成立于永樂十八年,是明成祖為了鎮壓政治上的反對力量而成立。地點位於京師東安門北。東廠的主要職責就是監視政府官員、社會名流、學者等各種政治力量,並有權將監視結果直接向皇帝彙報。依據監視得到的情報,對於那些地位較低的政治反對派,東廠可以直接逮捕、審訊;而對於擔任政府高級官員或者有皇室貴族身分的反對派,東廠在得到皇帝的授權後也能夠對其執行逮捕、審訊。東廠在設立之初,就由宦官擔任提督,後來通常以司禮監秉筆太監中位居第二、第三者擔任。
- 西厂设立于宪宗时期,首领为汪直。1482年后被废。其后又被武宗短暂恢复。
內廠設置於武宗時期,首領為宦官劉謹,劉謹伏誅後,內廠與西廠同時被廢,僅留東廠。
其它机构
- 三公
- 包括太师、太傅、太保。这些官职都是虚弦。他们名为辅导太子,但实际上辅导太子的机构是詹事府。詹事府下设两坊、一局、一厅。此外还有太医院。太医院附属有生药库和惠民药局。而翰林院远较太医院重要。翰林院首长则是翰林学士。
- 外三监
- 包括国子监、钦天监、上林苑监。钦天监负责观测星象。国子监是教育机构,有祭酒一人,司业一人,监丞一人,博士五人,助教十五人,学正十人,学录七人,典簿一人,典籍一人,典馔两人。上林苑监负责掌管皇帝的御花园,畜牧场与菜圃。
- 内十二监
- 为宦官衙门。事实上只有在这些衙门工作的宦官才是太监。包括司礼监、内宫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以司礼监最为重要,监内的提督太监主管宫内一切宦官礼仪刑名。而秉笔太监在宦官极端专权时竟代替皇帝批公文。此外还设有四个司(惜薪、钟鼓、宝钞、混堂),八个局(兵仗、银作、浣衣、巾帽、针工、内织染、酒醋面,司苑),合为内官廿四衙门。宫女也有六个局(尚宫、尚仪、尚食、尚寝、尚功等),每个局下设四个司。
軍事制度
明代早期軍隊的來源,有諸將原有之兵,即所謂從徵,有元兵及群雄兵歸附的,有獲罪而謫發的,而最主要的來源則是籍選,亦即垛集軍,是由戶籍中抽丁而來。除此之外尚有簡拔、投充及收集等方式。此外,明朝中期以後又有強使民為軍的方式,不過都屬於少數,整體而言,衛所制仍然是最主要的軍制。
衛所制為在全國各地軍事要地設立衛所註軍,衛有軍隊五千六百人,其下依序有千戶所、百戶所、總旗及小旗等單位,各衛所都隸屬於五軍都督府,亦隸屬於兵部,有事從徵調發,無事則還歸衛所。
軍隊來源為世襲的軍戶,由每戶派一人為正丁至衛所當兵,軍人在衛所中輪流戊守以及屯田,屯田所得以供給軍隊及將官等所需。其目標在養兵而不耗國家財力,但明宣宗以後漸無法維持,軍人生活水準及社會地位日漸低下,逃兵也逐漸增加,軍備因此逐漸廢馳。
因此在嘉靖年間,在應付倭寇之亂時,將領戚繼光在浙江地區採用招募民兵加以訓練的方式,來取代不堪的衛所兵。 正因為明朝正規軍衛所軍的不堪用,故這些民兵,在明朝後期逐漸擔負起維持明朝有效統治的作戰部隊,而其中最為有名的就是戚繼光的召募以浙江人為主戚家軍,及袁崇煥所召募以遼東人為主的關寧軍。
外交
明朝初年,因为明初的朝贡贸易厚往薄来,许多日本人冒充朝贡使者来赚取好处。日本实际上是处于割据状态,没有统一的中央政权,很多到中国来冒充朝贡使者的日本人没有日本政府的管辖,朝贡完了以后他们滞留在中国沿海抢劫。这是明初的倭寇。为防止倭寇朱元璋就颁布了海禁政策。从此之后,如果要来中国做生意,必需朝貢兼貿易,否則不予,這就是所謂的「朝貢貿易」,兼具有懷柔拉攏周圍國家的用途。明朝嚴格的貿易管制政策的影響導致正常貿易地下化,轉為走私貿易。貿易港集中地由廣東、福建轉往已為西方國家殖民地的菲律賓、印尼。而海上的維持秩序角色由於中國官方的消失而導致海盜集團猖獗。由於海上貿易仍在暗處進行,美洲銀器又大量流入中國,銀開始成為流行的通貨。
明成祖即位后,在永乐年间,派遣著名的的航海家三宝太监郑和率远洋船队七下西洋,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又派遣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陈子鲁出使撒馬兒罕、吐鲁番、火州等西域十八国,加强了明王朝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上的往来,为中国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体现了永乐王朝的鼎盛和开放。
明成祖之后,其子朱高炽继位,也就是明仁宗。他听从朝中一些大臣的意见,认为下西洋过于浪费,收效不大,宣布停止下西洋的活动。不到一年,仁宗病,宣宗朱瞻继位,改年号宣德。宣德五年(1431年)闰十二月初六日,派郑和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到了明宪宗年间,曾有太监向宪宗提议再次下西洋,于是皇帝下诏到兵部索要郑和出使的海图等资料。但由于刘大夏等官员认为下西洋为一大弊政,有害无益,因此将当年郑和出海地图等资料藏匿起来(一说将其销毁),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搜索无果,再次下西洋一事于是作罢。后来倭寇横行,明朝加大了禁海的力度,直到明穆宗隆慶元年(西元1567年)之後,倭寇逐渐平息,朝廷有鑒於對外貿易對沿海居民的重要性,才逐步解除海禁,使民間的走私貿易正當化,活絡的國際貿易也使中國進入了逐漸成形的世界貿易體系之中。
倭寇对明朝的海疆构成了严重威胁。但是倭寇的主要构成并非日本人,而是中国沿海一带的破产流民。期间虽有朱纨和张经的抗倭,但最后都未能取得完全的成功。为防止倭寇的侵扰,世宗时期实行海禁,断绝对日贸易。直到戚继光等名将力行抗倭,倭寇才被剿清,海疆形势才趋于平静。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意欲占领朝鲜。万历廿年,日本进攻朝鲜,朝鲜国王逃到义州并派使节向明朝求救。明朝一度取得战争的胜利。中日一度进行和谈。但万历廿五年后,日本再次进攻朝鲜,战争进入僵局状态。万历廿六年,丰臣秀吉逝世,日本军心动摇,结果大败逃回日本。此即为壬辰卫国战争。这次战争严重削弱了明朝与朝鲜两国,明朝在张居正期间积蓄的国力大量被消耗,日本复又陷入分裂,女真部落成为相对的得益者。
明朝边境上最大的两个威胁明朝安全的部族是蒙古和满洲,时人称其为东虏和西虏。在明朝初年武功强盛时,一度将蒙古驱至漠北。之后伴随明朝的衰落,蒙古部也多次进攻明朝,诸如土木之变和庚戌之变,明朝的疆界因此内缩,也大大消耗了明朝的国力。俺答汗后期开始于明朝通好,其后的三娘子继承了和平的政策。明蒙之间边境安宁和平,互通有无。这种情况直到后金控制蒙古后才告结束。明朝早期曾经设置奴儿干都司来管理东北诸部,但后期东北的蒙古部和女真部日益强大,奴儿干都司被废,明朝在东北的控制力下降。十七世纪后,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降服蒙古,于1616年建国后金,与明朝分庭抗礼。后金占领的辽东大部土地,对当地的汉人进行屠杀,并有入主中原的野心,严重威胁明朝的安全。最终灭亡了明朝,满清也接替明朝统治了中国267年。
公元16世纪,新航路开辟以后,葡萄牙人于1511年占领了马六甲,愈甚渴望对中国的往来。明武宗正德七年(1513年),葡萄牙国王派出一支对华使团前往中国,并在广州登陆,希望与明政府建交。后来,中国皇帝同意葡萄牙人在澳门开设洋行,修建洋房,并允许他们每年来广州“越冬”。这是西方列强第一次正式性的登陆中国并接触中国。西方国家的东来,也使不少新鲜事物传入中国。
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年),罗马教皇派出利玛窦去中国教区工作。由于万历援朝之战的爆发,利玛窦一行没能及时到达中国。后来战争中国得胜,利玛窦才能进入中国境内。由于利玛窦很快学会中文,并穿儒服、通儒书,他颇得明朝士大夫好感。后来他被举荐到北京,颇得神宗信任。他向中国进献坤輿萬國全圖、自鸣钟、日晷、西洋炮、望遠鏡、火槍、西藥圣母像、十字架等贡品,先后在北京、肇庆等地展出。利玛窦不仅传播天主教,还启发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学习西学。另外他还将中国各种文化传入欧洲,如儒家思想、佛道学说、围棋等,可谓“贯通中西第一人”。另外,在明末時期有不少明朝軍隊曾裝備火器,尤其是西洋大炮。
經濟
明朝初年,由於多年的戰爭與元末政府的巧取豪夺,經濟近乎在崩潰的邊緣。明朝初年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與移民墾荒,也實行屯田政策,軍屯面積占全國耕地的近十分之一。此外,商屯也相當盛行,政府以買賣食鹽的專賣證(稱之鹽引)作為交換,利誘商人江糧食運往邊疆,以確保邊防的糧食需求。明太祖也曾派遣國子監下鄉督導水利建設,並以減免稅賦獎勵耕作。這些措施使得過去很多飽受戰亂損毀的地區恢復了生氣,使明朝的經濟得到了快速的恢復。
明代經濟仍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不過明朝的農業發展無論是產量還是生產工具,都高於宋元時期,紅薯、南瓜、蠶豆、土豆、玉米、棉花等農作物已由國外傳入中國,尤其是棉花,已在全國普遍栽種。此外,較容易栽種的蕃薯和玉米,可以種植於土壤相對較貧瘠的地區,對於糧食需求日增的明清兩帶尤其重要。萬曆年間,明朝的耕地總面積超過七百萬頃,為明朝中葉開始的人口穩步增長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而在宋朝流行的俗諺「蘇常熟,天下足」,由於長江下游地區城市居民的快速增加,及長江中游地區的快速開發,到了明朝時,已經轉變為「湖廣熟,天下足」,意即當時主要的米糧生產區已經轉移到湖廣地區,也就是現在的湖北省和湖南省一帶。明末以後,湖廣的米開始被長途運送至江浙、闽廣等地區販售,使當地農民開始改種經濟作物。商業性農業的發展及隨之出現的長途交通,都有利於工商業的發展。
手工業方面,明朝仍然延續了元代的匠籍制,也就是規定全國技術好的手工業工人必須於官營手工業部門服務的制度。明代定以前的匠戶為匠籍,並規定這些入匠籍的手工、工人子孫世代承襲,不得脫籍改行,但不同點在於明代時,他們不需永遠在王朝服役,而只要依規定每隔幾年輪班到京城服役一次即可,稱之為輪班匠。但由於到京城的路途遙遠,輪班匠仍然常常發生逃役的狀況,於是在成化二十一年 (西元1485年),朝廷便下令輪班匠可繳交銀兩折抵役期,稱為「匠班銀」。而到了嘉靖四十一年,朝廷進一步改革匠役制度,每名輪班匠每年納「匠班銀」四錢五分,從而廢除了輪班制。但仍有部分工人留在官營手工業單位服務,匠籍制並未完全廢除。
自明朝初年起,以江南地區為代表的手工業高度發展,松江潞安府有織機1.3萬張,促進了市場經濟化和城市化,南京、臨清等城市“周圍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無論南北財貨,即紳士商民近百萬口”。南京一地有眾多的陶瓷廠,每年可生產100萬件瓷器。景德鎮成為了世界瓷都。然而明朝推行“重農抑商”的原則以及嚴厲的海禁政策,使得商業受到了一定的壓制,但遠洋船舶噸位仍高達18000噸,占世界總量的18%。隨著明朝紙幣“大明寶鈔”的流通失敗,整個貨幣體系轉向為以白銀為主。日本和拉丁美洲的白銀大量流入也進一步促進了明朝經濟的發展,中國佔有世界白銀產量三成左右。明代經濟的另一個特色是城鎮經濟的繁榮,運河沿線由於往來商船不斷,周邊城市如濟寧、淮安、揚州等都非常發達。東南地區由於商品經濟繁榮,成為了全國的經濟集散地。由於商品經濟的繁榮,明代形成了按籍貫區分的商人集團,稱為「商幫」,如徽州商幫、晉陝商幫、廣東商幫、福建商幫、苏州洞庭商幫、江西商幫等。這些商幫以「會館」為聯繫場所,互相支持,越做越大。
商人的地位在明朝時也有所提高,部分士大夫認為經商有成,在價值上也等同於讀書有得,「亦賈亦儒」「棄儒就賈」的現象也開始出現。此外,商業用的書也開始出現。商人為了實用目的而編寫此類書籍,內容介紹貿易路徑沿途的交通、習俗及商品行情等。此類書籍現存最早者為《一統路程圖記》。此外,由於商業的發達,各地紛紛開始大量生產具有當地特色的商品,運銷他處,使得區域分工日益明顯。
明朝嘉靖、萬曆年間,各地出賣絲綢、酒肉、蔬果、煙草、農作物、瓷器等商品不計其數,大量外銷賺取外匯所得;外國的不少東西,如歐洲的西洋鐘,美洲的煙草,在中國城市都有賣。西方學者漢斯•布羅埃爾在其著作《最先抵達美洲的是中國人》(1972年)中寫道:「中國憑藉著在絲綢,瓷器,等方面無與匹敵的製造業和出口,與任何國家貿易都是順差」。當時商業大都會有南京、北京、南昌、杭州、福州、广州、苏州、松江、淮安、扬州、济宁、临清、芜湖、仪征、景德镇、瓜洲等[3]。 在世界上,明朝是16世紀、17世紀時期手工業、經濟最繁荣的國家之一。
人口
受元明之际长期战争影响,明朝初年有大量人口死亡、逃亡。洪武初采取休养生息奖励生产的政策,人口开始回稳。
洪武廿六年全国人口总数约有7270万,其中民户6650万,军户620万。在人口分布上,北五省人口1979万,占全国的27%;中五省人口有3818.8万,占全国的52%;南五省人口有1158.7万,占全国的16%。崇桢末年根据估计,人口应有1.5亿。
明朝前后发生例如多次人口移动。如迁江南人口入凤阳和苏北;迁山西民入北平、河南、山东;迁江西人入湖广;迁湖广人入四川等。明初移民规模宏大,合计达1340万。此外华南等地人民也有大量向南洋地区迁移。也有人口成量向山区迁移的,这也就造成了流民,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教育与科举
明初實行“科舉必由學校”的政策,朱元璋本人多次強調:“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風俗,莫不先於學校。”並將學校列為“郡邑六事之首”,以官學結合科舉制度推行程朱理學,而不重視書院,書院因此沉寂近百年之久。也因此,明朝中早期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也就是国子监。而各府、州、县政府也皆立学校。府、州、县学的学生称为生员,俗称秀才或相公。明处生员数目有定额,大致府学四十人,州学卅人,县学廿人。明代中後期,地方官員六事皆舉者極少,“學校之政之修也久矣”,因此傳統書院再次承擔起培養科舉人才的重任。明代書院的創辦,以嘉靖年間為最多,據統計,明代書院共有l239所。书院的經費來源,大體上可以區分為官方撥置、和私人捐贈。由於政治上的牽連,书院屢遭劫難,共有四次禁毀書院的記載,但官方越禁,民間越辦。
而明代晚期書院的興盛,衝擊了官學的地位。許多知識分子利用在書院講學之際藉機批評時政,例如曾講學於東林書院的顧憲成及高攀龍,就常諷刺時政,也使東林書院成為與當權派對抗的中心,進而造成了東林黨爭。當時學者也會借用寺廟週邊的空地舉行「講會」,倡導新的思想價值與人生觀。
科举在明朝是正式的选拔官吏制度。科举考试分为两级,每三年举行一次,称为大比。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考生必须用八股文做答。所谓股,即对偶之意。八股文萌芽于宋朝,形成于明成化以后。由于八股取士的制度,读书人既不通经史,又不谙实际,严重束缚了民众智慧的进步。
文化与科技
西學東漸
明朝末期,隨著耶穌會傳教士的到來,在他們傳播教義的同時,也大量傳入了西方的科學技術。當時中國的科學發展趨於緩慢,落後了歐洲。隨著西學傳入,使得中國的少數士大夫開始認識到西方學問之中有其優於中國之處,但這並未造成中國人對於中西學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變。西學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術方面如天文曆法、測量以及所謂的「西洋奇器」等,對於中國學術本身的影響衝擊亦不大。而當時傳入中國的學問非常多樣,也有一些士大夫著手與傳教士合作翻譯西方書籍或著書介紹西學,例如徐光啟就曾與利瑪竇合譯了幾何原本。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同時,基於雙方文化的歧異及認知方面的不同,也引發了一些衝突,例如南京教案等。
人文学科
明代的文化事业非常发达。在文学方面,中国小說史上的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水滸傳》、《三国演义》三本就是出于明朝。写于万历年间的《金瓶梅》則侧重于描写市民阶级的生活。冯梦龙加工编辑的三部白话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每部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主要是描写青年爱情故事以及平民市井生活,最著名的如《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转运汉巧遇洞庭红》等。傳統雅文學的發展在明代继续发展,著名文人有劉基、宋濂、高啟、方孝孺、唐寅、歸有光、徐渭、王世貞、袁宏道、錢謙益、張岱、吳偉業等人。散曲家则有王磐、冯维敏、薛论道、陈译、康海等人。
在明朝时期,传统杂剧逐渐衰落,而传奇剧走向繁荣。明代戏剧的集大成者是汤显祖。他的代表作是临川四梦(即《南柯記》、《邯鄲夢》、《紫釵記》及《牡丹亭‧還魂記》)。南戏在明朝也进入了最繁盛的时期。明朝的文學與戲劇在對「情欲」的描寫上是較為開放的,例如《牡丹亭》一劇中就充滿了許多對少女情懷的正面刻寫。
在哲学思想上,王陽明继承陆九渊的「心學」並发扬光大,他的思想強調「致良知」及「知行合一」,並且肯定了人的主體性地位,將「人」的主動性放在學說的重心。而王陽明的弟子王艮更進一部的強化了此方面的論述,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肯定了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意義。而李贊則更肯定了「人欲」的價值,認為人的道德觀念係源自於對日常生活的需求,表現追求個體價值的思想。而随着西学的传入,科学精神与实学风尚也开始流行。明末之际,伴随着朝代的更替与异族的入主,哲学家开始更多的思考现实问题与政治改良,如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
自然科学
伴随着西学的传入,明代科学技术出现了新的进步。明代科学著作众多,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農政全書》、方以智的《物理小识》、程大位的《算法统宗》、吴有性的《瘟疫论》、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但這些科學家幾乎都是來自民間,朝廷已無力網羅[4]。
明代的军事科技也非常进步,各种新式火器大量涌现。西方的佛郎机火炮、红衣大炮都迅速在中国被制造和使用。还有一些专门的火器论著出现,茅元儀著有《武備志》。
社会风气
明代早期,社会风气比较节俭。后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以及政府控制力的下降,社会风气转向浮华与奢糜,不論士大夫或百姓,在飲食、居住、穿著、娛樂各方面都更為講究,與過去儒家崇尚簡樸的風氣有很大的差別。商人的地位也明显提高。
明朝的另一项重要社会风气就是藏书之风。无论官方与民间皆好藏书。私家藏书尤为发达。天一阁是中国目前现存的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其创建者是范钦。在范钦去世时,天一阁藏书的总数达到七万卷。天一阁对藏书严加保管,水火不入。也严禁外借。明代重要的藏书楼还有汲古阁、绛云楼等。而私人刻书也逐渐发达,出现的彩印的套印等新工艺,印製的書籍量更是達到一個新的高峰,也使得書籍的讀者群更為擴大,各種通俗小說的出現也為平民百姓提供了另一種娛樂。装祯方法也得到改进,出现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线装书。
在衣食住行上,明代的茶文化与酒文化也十分发达,民间盛行饮酒之风,酒令进入了成熟的阶段。各种新式茶色纷纷出现,紫纱壶也开始流行。酒樓茶館成為城市居民的重要休閒場所。明代的手工业突飞猛进,家具的样式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明代家具质地坚硬,风格典雅,流传至今者不在少数。而私家园林在明朝也非常发达,成为了园林的典范。明代园林艺术的最杰出代表著作是计成的《园治》一书,这是第一部全面总结私家园林的专著。而百姓的娱乐风尚也日益发达,「旅游」一词首次出现。明代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社会生活最丰富的朝代。
在女性生活上,貞節旌表的制度在明朝成為固定持續的制度,使得女性守貞守節從原本的典範理想成為一般性的風氣甚至規範。[5] 而纏足也在明朝逐漸成為社會上較普遍的習俗。此外,晚明社會風氣的開放,使當時成為中國歷史上才女文化最發達的時代之一。[6]。
艺术成就
美术
明代的绘画有巨大成就。主要代表是气势恢弘的浙派和清丽缜密的吴派。著名的书画家如擅长花鸟的徐渭、擅长人物画的陈洪绶,「明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和仇英,山水画大师董其昌。明朝绘画以山水和花鸟为主。人物画和社会风俗画相对较弱。由于宗教艺术在明朝的衰落,明朝的雕像改以城隍、孔子、关公、岳飞等为主。
书法
明朝的书法以行书和草书为主。最著名的是「吴门三家」(祝允明、文徵明、王宠)和董其昌。
建筑工艺
明代的建筑工艺创下新成就。南京城墙和北京城池都是伟大的建筑成就。南京城营建于洪武二年,完成于洪武十九年。南京城城周达到66里,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城墙。城墙一般宽10-18米,高12-15米。南京城突破了方正的格局,而是按照地理形势修建。皇城(南京故宮)位于东部,市肆和居民区位于南部,西北则是军营。洪武廿三年起,明政府开始修建南京外廓,周围120里,开十六门,将雨花台和钟山都包入其中。而北京城池则较为方正,体现了皇权至上的思想。明朝的宫殿建筑也十分宏伟,故宫即为例证。明朝各种历制建筑也十分严谨工整。天坛、太庙、社稷坛、孔庙都是十分巍峨庄严的建筑。明代帝陵工程浩大,可谓历代之最。而在明代被重建的万里长城(明長城)更是举世无双的巨作,保卫了明朝的边疆,至今依然耸立。
帝王年表
庙号 | 谥号 | 姓名 | 在位时间 | 年号 | 皇陵 |
---|---|---|---|---|---|
太祖 | 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 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
朱元璋 | 1368年-1398年 | 洪武 |
应天 孝陵 |
惠宗[7] | 嗣天章道誠懿淵功觀文 揚武克仁篤孝讓皇帝 |
朱允炆 | 1399年-1402年 | 建文 |
|
成祖[8] | 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 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 |
朱棣 | 1403年-1424年 | 永乐 |
长陵 |
仁宗 | 敬天体道纯诚至德弘文 钦武章圣达孝昭皇帝 |
朱高炽 | 1425年 | 洪熙 | 献陵 |
宣宗 | 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 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 |
朱瞻基 | 1426年-1435年 | 宣德 | 景陵 |
英宗 | 法天立道仁明诚敬昭文 宪武至德广孝睿皇帝 |
朱祁镇 | 1436年-1449年 | 正统 | 裕陵 |
1457年-1464年 | 天顺 | ||||
代宗[9] | 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 布武显德崇孝景皇帝 |
朱祁钰 | 1450年-1457年 | 景泰 | 景泰陵 |
宪宗 | 继天凝道诚明仁敬崇文 肃武宏德圣孝纯皇帝 |
朱见深 | 1465年-1487年 | 成化 | 茂陵 |
孝宗 | 达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 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 |
朱祐樘 | 1488年-1505年 | 弘治 | 泰陵 |
武宗 | 承天达道英肃睿哲昭德 显功弘文思孝毅皇帝 |
朱厚照 | 1506年-1521年 | 正德 | 康陵 |
世宗 | 钦天履道英毅神圣宣文 广武洪仁大孝肃皇帝 |
朱厚熜 | 1522年-1566年 | 嘉靖 | 永陵 |
穆宗 | 契天隆道渊懿宽仁显文 光武纯德弘孝庄皇帝 |
朱载垕 | 1567年-1572年 | 隆庆 | 昭陵 |
神宗 | 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 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 |
朱翊钧 | 1573年-1620年 | 萬曆 | 定陵 |
光宗 | 崇天契道英睿恭纯宪文 景武渊仁懿孝贞皇帝 |
朱常洛 | 1620年 | 泰昌 | 庆陵 |
熹宗 | 达天阐道敦孝笃友章文 襄武靖穆庄勤悊皇帝 |
朱由校 | 1621年-1627年 | 天启 |
德陵 |
思宗[10] | 紹天繹道剛明恪儉揆文 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 |
朱由检 | 1628年-1644年 | 崇祯 |
思陵 |
庙号 | 谥号 | 姓名 | 在位时间 | 年号 | 备注 |
---|---|---|---|---|---|
安宗 | 處天承道誠敬英哲纘文 備武宣仁度孝簡皇帝 |
朱由崧 | 1644年 | 弘光 | 史称弘光帝,也称福王 |
闵王 | 朱常淓[11] | 1645年 | 潞王 | ||
朱以海 | 1645年-1653年 | 鲁王 | |||
绍宗 | 配天至道弘毅肃穆思文 烈武敏仁广孝襄皇帝 |
朱聿鍵 | 1645年-1646年 | 隆武 | 史称隆武帝,也称唐王 |
朱聿鐭 | 1646年 | 绍武 | 史称绍武帝 | ||
朱常清[12] | 1646年 | 東武 | 史称東武帝,也称淮王 | ||
朱本铉[13] | 1646年-1664年 | 定武 | 史称定武帝,也称韩王 | ||
昭宗 | 应天推道敏毅恭俭经文 纬武礼仁克孝匡皇帝 |
朱由榔 | 1646年-1662年 | 永曆 | 史称永曆帝,也称桂王 |
注释
- ^ 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二“国号”条:“国号上加大字,始于胡元,我朝因之。……其言大汉、大唐、大宋者,乃臣子及外夷尊称之词。”
- ^ 明史学者吴晗在《朱元璋传》中称“大明的意义出于明教”
- ^ 当时活跃于全国的徽商这样评价全国的各大城市:“今之所谓都会者,则大之而为两京,江、浙、闽、广诸省(会);次之而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州;仪真、芜湖诸县;瓜州、景德诸镇……。”万历《歙志》卷一
- ^ 金觀濤、劉青峰,《興盛與危機》
- ^ 參見費絲言,《由典範到規範:從明代貞節烈女的辨識與流傳看貞節觀念的嚴格化》,臺北:台灣大學出版部,1998。
- ^ 參見高彥頤《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
- ^ 此為南明弘光年间追崇。清朝乾隆年间,追谥为恭闵惠皇帝。
- ^ 朱棣庙号本为“太宗”,嘉靖时改为“成祖”。
- ^ 成化年间上谥号为恭仁康定景皇帝,南明弘光年间追崇代宗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显德崇孝景皇帝。
- ^ 清朝上庙号为怀宗,后改谥庄烈愍帝。南明弘光政权谥为思宗紹天繹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后又改上庙号为毅宗,唐王隆武政权上庙号為威宗。
- ^ 潞王、鲁王政权均称“监国”,而未稱帝,故無年號。
- ^ 由鄭成功擁立為監國,永曆帝立後取消監國及年號。
- ^ 依顾诚之《南明史》所述,韩王朱本铉之“定武”(1646年-1663年)年号和政权乃以讹传讹之说。以查继佐之《罪惟录》启其开端,直至近代才被考据为谬。
参考资料
- 主要参考图书
- 《万历十五年》,黄仁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ISBN 7-108-00982-X/K·211
- 《细说明朝》,黎东方,上海人民出版社,ISBN 7-208-02512-6
- 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ISBN 7500624085
- 其它参考图书
- 《明史》,中华书局,ISBN 7101003273
- 《国榷》,谈迁,中华书局,ISBN 7101003729
- 《明史简述》,吴晗,中华书局,ISBN 7101047424
- 《南明史》,钱海岳,中华书局,ISBN 7101044298
- 《中国断代史系列——明史上下》,南炳文、汤纲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ISBN 7208041261
- 《晚明史:1573-1644年》,樊树志,复旦大学出版社,ISBN 7309037464
- 《剑桥中国明代史》,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崔瑞德(Denis Twitchett)著
- 《南明史》,司徒琳(Lynn H. Struve)
- 《国史大纲》,钱穆,中华书局,ISBN 7-100-01766-1/K•143
-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ISBN 7-108-01528-5
-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ISBN 7-108-01036-4/K·231
-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黄仁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ISBN 7-108-01456-3/K·334
- 《明清战争史略》,孙文良,江苏教育出版社,ISBN 7534369517
- 《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孙文良、张杰,江苏教育出版社,ISBN 7534-36983-5
- 《正说明朝十六帝》,陈时龙、许文继,中华书局,ISBN 7-101-04549-9/K·1968
- 《正说明朝十六臣》,王丰明,中华书局,ISBN 7-101-05077-8/K·2228
- 《话说中国》—集权与裂变,胡敏、马学强,上海文艺出版社,ISBN 7-5321-2805-9
- 《簡明中國歷史》,張元、李孝悌著,龍騰文化 ISBN 957-458-522-0
- 《中国经济通史》第七卷,吴量恺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
- 《明代政治制度研究》,張治安,經聯出版事業公司 ISBN 957-08-0135-2
参見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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