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弗赖斯勒
| 罗兰德·弗莱斯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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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1893年10月30日 德国，下萨克森，策勒 |
| 死亡 | 1945年2月3日（51岁） 柏林 |
| 政党 | 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工党 (NSDAP) |
| 政党或政治职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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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德·弗莱斯勒 （1893年10月30日 – 1945年2月3日）为一个重要且恶名昭彰的纳粹德国法官。他担任过希特勒的帝国司法部秘书和人民法院的院长。人民法院是在宪法授权外成立的机关，主要负责审理关于对抗希特勒独裁政权的政治活动，并进行过一系列作秀般的公开审讯。
早期生涯
和许多纳粹政权的领导人员不同，关于弗莱斯勒的过去的基本资料较不为人所知。他出生在策勒，为一个工程师之子，并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时为一个预备军官，到了1915年时已经是个中尉，并且持续到1915年10月成为俄罗斯帝国的战俘为止。
在被囚禁于俄罗斯的时期，弗莱斯勒学习了俄罗斯语，且在1917年俄国革命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充满了极大的兴趣。布尔什维克以他为阵营中的食物供给部长[1]。
他在1920年时回到德国，并且在耶拿大学攻读法律，且在1922年时取得法学博士。1924年以后，他在卡塞尔从事律师工作，同时也是个市议员。
1928年时，他娶Marion Freisler为妻，期间有了2个儿子，Harald和Roland。
加入纳粹党
尽管纳粹党宣称他们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但弗莱斯勒仍然在1925年7月时加入了纳粹党。他在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劳工党（NSDAP）的党员编号是9679。[2]尽管布鲁什维克和纳粹不合，但两者主要的敌人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威玛共和国”。在此期间，他担任当这个新政党的成员遇到法律问题时的辩护律师。他同时也是普鲁士议会的议员，且之后成为德意志帝国议会的成员之一。
在1927年，库尔黑森邦的邦长，Karl Weinrich以下列的方式来描述弗莱斯勒这个人：“弗莱斯勒作为我们的最佳发言人应该还算称职，特别是在群众之中，他具有影响力。但大多数的人们可能会反对他。弗莱斯勒同志只适合当个发言人，他并不适合当领导者，因为他是个不可靠且喜怒无常的人。”
希特勒时期的工作
在1933年2月时，弗莱斯勒被指派为普鲁士司法部的秘书。他在1933年到1934年期间担任普鲁士司法部的秘书，并在1934年到1942年间担任帝国司法部秘书。他在1942年1月20日之后为万湖会议的代表，在此他代表Franz Schlegelberger部长（司法部部长），讨论关于最终解决方案的细节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消灭所有欧洲的犹太人。
人民法院院长
1942年8月20日，希特勒指派Otto Thierack为司法部部长，以接替退休的Schlegelberger，并且任命弗莱斯勒接替Otto Thierack担任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法院这个机关是运作于宪法体制之外的机关，负责审理各种进行“政治犯罪”的人，包含黑市商人、工作缓慢的人、以及失败主义者。这些犯罪被弗莱斯勒主持的法院视为“Wehrkraftzersetzung”（防御能力的崩溃），并且依此而严厉的处刑，许多人因此而被判处死刑。
在弗莱斯勒掌管之下，死刑判处率急速上升，进入人民法院审理的人中，最终有将近90%被判处死刑或有期徒刑，且判决通常在审理前就已经决定好了。在1942年到1945年之间就判决了超过5000件死刑，而这其中的2600件是由人民法院第一庭，即弗莱斯勒担任庭长的法庭所判。因此，就人民法院的历史而言，弗莱斯勒是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在他掌管之下的人民法院于三年（1942到1945年）中判决死刑的数量几乎和该法院存在的整个时期（1934到1945年）中的其他时间内判决死刑的数量相同。
弗莱斯勒特别为人所知的部分便是他会当庭羞辱被告，并且大声的对他们咆啸。人民法院审理7月20日密谋案的被告有被拍摄并记录下来。举例来说，在1944年对于Ulrich Wilhelm Graf Schwerin von Schwanenfeld的审理中，弗莱斯勒的大声咆啸使得当天负责拍摄现场画面的技术员面临的最大问题便是如何使被告的声音可以被听清楚。在该次密谋案中，Graf von Schwerin和其他大多数参与的人员被判处吊刑。除了这此事件之外，另一个表演性的审判是弗莱斯勒在1943年对于白玫瑰成员的审判，在这此的审判中，许多参与者也被宣告死刑，并以断头台执行之。
逝世
1945年2月3日，当空袭警报响起，联军的炸弹空袭柏林时，弗莱斯勒正在进行他星期六在人民法院的庭讯。该日，将近1000架的B-17轰炸机将大约3000吨的炸弹丢到柏林，这次个轰炸为柏林所遭受到最大一次的空袭。纳粹的许多政府机关建筑都遭到轰炸，包含希特勒总理府、盖世太保总部、纳粹党总部和人民法院皆包含在内。
根据一份报告指出，当天弗莱斯勒匆忙的暂停审理，并且命人将当日的罪犯带进避难室中，同时暂停该日审理档案的整理。在一次几乎直接命中人民法院建筑的轰炸中，弗莱斯勒在法庭中被因为轰炸而断落的梁压死。[3] 他的尸体在一根倒塌的石造柱状物下被发现，而手上抓着他试图拯救的档案。[4] 包含那些当天审理的关于 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企图于1944年的密谋案中对抗希特勒的档案。[5]
不过根据另一份不同的报导则指出，弗莱斯勒是“在当他企图从法庭去空袭避难室的途中，被一个炸弹碎片杀死的，且他是在柏林人民法院的走廊因流血过多而死。[6]而 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站在他的法官旁，并于之后看见他的死亡。”[7]
弗莱斯勒的死亡使得Fabian von Schlabrendorff免于受到宣判及行刑，且后来成为德国联邦宪法法院（Bundesverfassungsgericht）的法官之一。
一分外国的报导说道，“显然没有任何人对于他的死亡感到遗憾。”[8] Luise Jodl，阿尔弗雷德·约德尔（Alfred Jodl）将军的遗孀，于25年后回忆，她曾经在Luetzow医院工作过，当弗莱斯勒的遗体被送入医院时，有一个工人说道：“这是神的审判。”而根据 Jodl的说法，“当时没有任何人对此表示意见。”[9]
相关条目
参照
- ^ Guido Knopp, Hitler's Hitmen, Sutton Publishing, 2000, p. 220-221.
- ^ Guido Knopp, op. cit., p. 222.
- ^ William Shir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p. ; Jerje Granberg, AP dispatch from Stockholm, reprinted as "Berlin, Nerves Racked By Air Raids, Fears Russian Army Most," Oakland Tribune, February 23, 1945, p. 1.
- ^ George F. Will, "Plot failed, but the spirit lived," reprinted in The Anniston Star, July 19, 1974, p. 4.
- ^ George F. Will, "Plot failed, but the spirit lived," reprinted in The Anniston Star, July 19, 1974, p. 4.
- ^ Guido Knopp, op. cit., p. 216.
- ^ Guido Knopp, op. cit., p. 250.
- ^ Jerje Granberg, Id.
- ^ William Buchanan, "Nazi War Criminal's Widow Recalls Nuremberg," Boston Globe report reprinted in The Daily Times-News (Burlington, N.C.)，1972年12月20日，第1页。
参考资料
- Guido Knopp, "The Hanging Judge", in Hitler's Hitmen, Sutton Publishing, 2000, p. 213-251.
- H. W. Koch, In the Name of the Volk: Political Justice in Hitler's Germany, I. B. Tauris, London, 1989.
- Wayne Geerling, "Protecting the National Community From Juvenile Delinquency: Nazification of Juvenile Criminal Law in the Third Reich", a chapter from the author's dissertation Resistance as High Treason: Juvenile Resistance in the Third Reich, Melbourne University, 2001. Read it here
External links
- Death of a Nazi Judge. New York Times. 1994-12-17 [2008-08-10].
| 司法职务 | ||
|---|---|---|
| 前任： Otto Thierack |
人民法院院长 1942年8月20日 – 1945年2月3日 |
继任： Harry Haffn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