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是毛澤東1949年以後著作的選集。該書的編輯、出版貫穿了整個文革——幾乎10年時間；幾度起落。原擬選編範圍為1949—1962年間的毛澤東著作。1962年曾有過一個該書的粗編稿；但毛認為建政以後著作不象1949年以前著作經過檢驗，不願立即就出版。[注1]1964年《毛澤東著作選讀》甲、乙種本選進了1949年後的部分作品。

1967年7月中共中央決定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其意向直指當時的政治現實。

擔負這項任務事務工作的是中央文革理論組。其時辦公地點在中南海甲樓；朱德委員長住乙樓，中央專案組在丙樓，信訪局在丁樓。理論組由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當時簡稱「學部」，即後來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人員和來自部隊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有幹部也有戰士）兩部分人組成。

從中央檔案館接管的毛澤東1949年10月1日—1962年手稿和講話原始記錄稿，在中央警衛團押送下運入、放置在中南海甲樓。甲樓組織稱「材料組」。主要任務是保管毛主席的手稿和講話原始記錄稿，看管有關的圖書資料；聯繫秘書局印刷廠和收發室，印製文稿，收發信件。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編輯委員會以周恩來總理為首，加上中央文革碰頭會的成員。他們在懷仁堂閱讀事先準備的毛澤東手稿和講話，決定哪些文章入選、哪些文章不入選。每次會議的情況，都反映在名為《天天讀》的簡報上。未幾選編工作停止。

1969年五、六月間，《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編輯工作再次啟動。計劃「十一」前夕出版、發行，為國慶20周年獻禮。

工作程序為：甲樓將手稿（如果來得及，即謄寫為抄件）或原始記錄稿送印廠排印成草稿，送丙樓；丙樓工作人員，先按照個人分工予以修改，再集體討論通過；修改時一律使用鉛筆，這樣的修改稿可以看出草稿原貌；然後將修改稿分抄一式數份，分送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有關政治局委員；這些領導修改後退還丙樓；丙樓再綜合他們的意見，形成一個初稿，再送印廠排印。如是反覆直到滿意為止。

選集中對歷史事件的臧否和人物的褒貶，一定程度決定於選編者的取捨。毛澤東講話有的篇幅較長，有時為了全面辯證地看問題，他要進行全方位多角度的闡述。但是為了適應當時的政治氣候和一定的政治目的，選編人員往往根據某個領導的意見，有傾向性地予以取捨，剔除被認為某些觀點不正確或與事實不相符合的文稿。有時的取捨哪怕細微到一個副詞，都會對讀者起誘導作用。又如，毛澤東一些信件有時不是寫給一個人的；對某件事情的批評或表揚，有時也提到好多參與者。在選集中，這些人的名字留誰不留誰，完全由選編者的主觀需要而定。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一筆下去，入了毛選的人，受褒者可以上天堂，受貶者一定下地獄。這些取捨需要在選編者之間達成平衡、妥協，實際上更是一個政治角力、折衝樽俎的複雜過程。更不用說，對毛澤東講話原稿文句不完整、表達不準確、邏輯不嚴密、論述重複，引述的事實、歷史、文句待查證等問題，對原文錯、漏、衍字和明顯有誤的標點符號作技術性整理，訂正錯訛的史實，甚至還要進行必要增刪、修飾，編寫題解和註釋，使之完善，方便閱讀。[注2]也有不小迴旋餘地。毛澤東有些觀點在講話後有發展、變化的，也要根據後來的發展、變化整理前面文稿。

但到9月末《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送審本出來時，突然接到指示：不出了。因為毛澤東不同意。1975年李鑫、胡繩、吳冷西、熊復等曾參與毛選五卷材料組編輯工作。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編定本出版延宕到了1977年3月，而早些時候的1976年10月解決了四人幫問題。[注3]出版時間是「兩個凡是」出台不久。這個版本收集了毛澤東1949年9月到1957年的重要著作（選編時限較前縮短）。卷前《出版說明》並稱「以後各卷也將陸續出版」。

這個版本，比較完整地反映了「毛澤東同志關於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還長期存在的科學論斷，關於正確區分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中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學說，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基本思想」。是對文革的全面肯定。

同年4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中共中央關於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決定》。1977年10月為了解決恢復高考後第一屆77級570萬人的考卷急需用紙，中共中央決定調用印刷《毛選》五卷的紙張。

1982年因為該版本與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否定了文革）和當時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不符，被停止發行。後續各卷迄今未見出版。另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毛澤東文集》（1921—1976年）八卷出版（1993—1999年）。[注4]只是為了滿足各式研究者的需要，沒有公開要求各級組織學習的安排。

[注1] 毛澤東不主張出他的全集，因為不是所有的文章都重要；只贊成出精粹的選集。

[注2]毛澤東著作原文、發表定本和《選集》的文字之間，時有細微差別。還需要有專門的校勘研究，才能真正論定修改的範圍和性質。如，龔育之考訂，《毛選》五卷開篇的標題原為「中國人站起來了」，被1977年本改為《中國人民站起來了》（說見吳志菲《龔育之散記》，《人物》2005年第2期）。

[注3] 1976年10月6日對江青、張春橋 、王洪文、姚文元實行隔離審查，史稱「一舉粉碎四人幫」。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於當日20時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政治局常委會通知；就以「審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清樣」等為誘餌，讓姚文元列席參加。

[注4]所收803篇著作中1962年僅2篇，1965—1976年僅12篇（1篇/年）；大大低於14.6篇/年的平均數。反映出編選者對全部出版毛澤東著作會干擾政治現實的顧慮。

（參考資料：《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出版說明》，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註釋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梁尚之《第五卷編輯秘聞》，《周末》2004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