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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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於1978年召開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一條「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戰略決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這個決策的成效之一是改变了中國长期以来对外封闭的情况，令中国大陆向世界開放，同時大幅度提高了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国际上的形象，使中国大陆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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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的中国经济已經处于崩溃边缘，国家财政赤字严重。經濟上，至1978年为止，尽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3624亿元，比1965年的1716亿元[1]增加了一倍多，年均递增率达6.8％，并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但是人民依然贫穷、技术落后，并且经过文革后，中共出现一定程度的执政危机和信任危机。鄧小平第三度上臺，嘗試對當時國内的經濟體制進行全方位的改革，並試圖將中國的经济体制從計劃經濟體制轉移到市場經濟上，邓小平的复出及其改革尝试得到了民众的热烈拥护。
計劃經濟曾一度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經濟標誌之一，自1950年代以來中國的計劃經濟雖然曾一度為中國早期的經濟恢復和初步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隨著時間的推進其弊端日漸明顯：
- 對國内經濟的控制達到驚人的程度，政府企業職責不分，無視價值規律與市場調節的作用；一切以計劃為綱，無法適應消費群體的需要，制約商品經濟的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瓶頸。
- 生產商品的數量都在計劃之中，購買商品還需要相應的商品票（如購買糧食就需要有相應的糧票），造成消費者即使有錢也難以買到需要的商品。
- 工農業生產與商品經營均為強制性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個人不得持有私有財產，一切勞動成就都會被均分，這導致生產者沒有興趣擴大生產，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劳动积极性。只知道依靠“大鍋飯”過生活，喪失了發展經濟的動力。
為儘快提升經濟發展速度，鄧小平與黨内的開明派開始逐一解決這些問題，並試圖改變人民心目中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根深蒂固的形象，這場改革運動的目的是以維持社會主義制度為前提，改變生產中不適應生產發展的管理體制和政策，並建立社會主義下的市場經濟。這場改革的經濟方面在農村取得了率先突破，並隨之迅速在全國各經濟領域内推行改革。
改革开放的重要决议及重大事件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举行。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方针，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同时，全会还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审查了中共历史上的一批重大冤假错案，重新评价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邓小平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讲话中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
1978年末召开的这次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开端。
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
1980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召集干部会议。邓小平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指出，80年代我们要做三件大事：一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三是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
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开庭宣判，对江青等10名“林彪、四人帮政治集团”的主要嫌疑犯作出了判决。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确立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确定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也检讨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毛泽东“历史功过七三开”的定位即来自于该决议。该决议“宜粗不宜细”的总结了中共建国前三十年中共执政的经验和错误，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确立了“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中国未来发展路线。该决议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件之一。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此决议后，农村改革开始如火如荼的行进，承包生产责任制在农村得到普遍推广，农业生产大幅提高，农民收入大幅增加，困扰中国多年的粮食问题得到大幅度解决。
198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实行和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大力提倡晚婚晚育。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全面实施。
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 中国从此开始建立退休制度。
1982年9月1日—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邓小平致开幕词提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大会确定在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
1982年11月26日—12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会议通过了修改後的《宪法》。新宪法规定：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恢复设立国家主席；国家设立中央军委；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加强地方政权建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改变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府；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会议批准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六五”计划，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984年5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纪要，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
1984年6月22日、23日邓小平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谈话时指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在1984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周年的阅兵式上，邓小平站在天安门城楼面对全国人民和外国使节发表重要宣言：中国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要翻两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要翻两番，达到800美元，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实现小康社会。
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订。声明决定香港将于1997年7月1日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
198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决定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
1985年5月23日—6月6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邓小平在会上讲话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100万。他说，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对外政策有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第二个转变，是对外政策，改变了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实行的“一条线”战略。由此确立了改革开放初期，军队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路线，军队和军人在中国社会的地位有所降低。
1986年3月25日—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举行。会议批准了国务院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七五”计划。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
1986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又称“八六三”计划。《纲要》确定了7个领域中的15个主题项目，作为今后发展高技术的重点。12月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
1987年3月26日中葡两国政府草签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1987年10月25日—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赵紫阳做《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中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到下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
1988年3月18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的通知》，决定新划入沿海开放区140个市、县，包括杭州、南京、沈阳3个省会城市。
1988年3月25日—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以及“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等规定载入宪法。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通过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通过了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关于建立海南岛经济特区的决议。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级以上干部时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他们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次事件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
1989年6月23日—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了《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决定撤销赵紫阳党内一切领导职务。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24日，江泽民在会上讲话提出，在对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要明确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
1989年11月10日—1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举行。12日，邓小平发表即席讲话指出，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的选择。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 大会并强调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1990年12月25日—30日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举行。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
1992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江泽民作《加强各民族大团结，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携手前进》的讲话，提出了90年代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广州、上海并发表重要的“南巡讲话”（后官方改稱“視察南方談話”），讲话提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都搞上去，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四化”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
1992年10月12日—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写进党章。
1992年后，改革开放的路线基本确定，中国进入了一个周边国际环境基本和平，国内社会稳定，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阶段，“八五”计划、“九五”计划、“十五”计划均得到了全面实施和基本完成。
農村經濟改革
中國大陸農村地區自1958年北戴河會議後建立了全國範圍的人民公社，將農民手中的一切個人財產與生產資料劃歸公有，生產生活的指導權過於集中，並且在產品分配上採取了絕對平均主義來分配，造成“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坏一個樣”的局面，雖然這種體制在產品相對充裕時可以有效地減少自然災害為個人帶來的損失，但更多的是挫傷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1978年，中國安徽省面臨旱災，當地鳳陽縣小井庄、小崗村等地的農民決定實行包產到戶，均分小隊下轄的土地與勞動工具，展開自負盈虧的農業生產——這在人民公社下是屬於私分共有財產的重罪。然而這兩個村在當年的農業收入中就創造了驚人的成績，這件事情不久就被上報至中共中央，雖然中共中央在1979年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依然規定不得私分田地，但這種行為早在1978年安徽、四川兩省便已試行包產到組、包產到戶的農業生產責任制，並取得了在災年農業生產超過往年的成績。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的講話中公開支持了這項措施。不久，在中國所有的農村都開始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形式的的體制轉變，這種決定在堅持土地最終所有權為國家的情況下，許可農民自行生產、自負盈虧，只繳納部分農業產品。並鼓勵農村發展鄉鎮企業和農業副業，向專業化、商品化的方向繼續發展，並廢除了不適合農村生產力發展的人民公社體制。
中國農村的改革取得的成效使得佔全中國人口70%以上的農民逐步擺脫了貧困，並促使部分農民先于其他地區富裕起來。同時農業的改革雖然在初期颇有成效，但隨著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逐渐深入，農村的發展开始低於城市地區的發展速度甚至至今两者之间已经有了巨大的差距，这導致中國出現了令世界關注的貧富分化現象——這在強調以共同富裕為最終目標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是難以想象的。由於步入20世紀，90年代來中國政府並沒有對農村地區貧富分化抱以足夠的關注，事態逐步成為中國迅速發展，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實現全面復興的最大障礙——三農問題。
自2002年以來，中國最高行政文件中央一號文件連續強調三農問題對中國建設的影響，中國政府也開始從新調整農業地區的政策。
城市改革
農村地區6年多的改革令中國的領導人看到了改革帶來的巨大動力，轉而着手對中國城市經濟進行改革。1984年10月，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發表《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標誌著城市改革的開始，並在1985年全面展開。早在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營經濟）佔據了90%以上的工業總產值。而且企業的生產經營脫離市場，一切產品生產由政府下達訂單；而掌握企業主導權的並不是工廠廠長，而是國家委派的幹部——公方代表或上级党委委派的党支部书记。無論是國營企業還是極少部分的私營企業，工人一律不得被辭退，也沒有相應的破產措施，部分虧損嚴重的企業只得由國家背負這些不良資產。缺乏競爭、不負盈虧的企業主觀上沒有研發新科技、擴大再生產的動機，結果在同期世界上大部分資本主義國家都抓住了科技革命帶來的機遇，導致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鄧小平在1977年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便提出以科學技術帶動社會生產力。1985年的改革更進一步打破了原有的計劃經濟理念：政府一方面擴大了企業的自主權，遣返私營企業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場經濟中的許多觀念，發展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認可了私營企業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和所處地位，並鼓勵非公有制經濟成分進一步發展以帶動中國經濟，打破了中國經濟公有制成分一枝獨秀的局面；抽回公方代表，逐步放寬私營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將企業納入宏觀經濟的管轄範圍内，與市場調節作用相結合；對於生產盈利不再堅持一刀切的均分政策，轉而以按勞分配為主要的分配方式，以不再堅持共同富裕為代價換來了企業的生產活力。對國有經濟成分進行改組，由政府絕對控制經營轉為政府擁有企業的絕對決策權，將一半經濟活動權下放給企業，支持並鼓勵負債企業兼併或破產——這極大地動搖了工人心目中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形象，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政治地位極高的工人群體被改革開放引入的政策所衝擊，伴隨着各地國營企業的關閉，全國約有數百萬工人失業。中国政府引入下崗再就業政策，安排紅帽子工程大量減少失業人口，缓解了工人的不满。
城市的改革取得的進展並沒有預期的成效，反而在原有計劃經濟理論遭到抛棄的情況下引發了國内民眾的思想混亂。加之1985年以來政府不斷放寬思想言論控制，原先身為“封資修大毒草”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開始被部分知識分子所接受，對西方民主的嚮往與追求成為日後兩次大規模民众運動興起的原因之一。1989年后，政府再度放緩城市改革步伐，轉而開始控制國内混亂的思想、經濟。1992年過後，政府再度對城市的體制進行改革，並不斷將各種政治決策公開化，並設立聽證會以便于民眾參與政治決策。
自1989年發生「六四事件」後，欧洲共产主义阵营随之垮台，中國政府的立場日趨保守，不但改革步伐放緩，黨内也出現了重提階級鬥爭觀念的聲音。為維護改革開放的大局，鄧小平再度出面，南下巡視中國數個設立經濟特區的省份，發表了事後稱為“南巡講話”的發言，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利用個人威望重新將改革開放的政策穩定下來，並成為中國共產黨執政政策的“兩個基本點”之一。這場講話確保了今後中國政府既定國策的穩固，也逐步將中國經濟實力帶上一個又一個新臺階。
對外開放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79年以前對外貿易值只佔經濟比重很小的一部分，这一情况源自于毛澤東“内無内債、外無外債”的政策。但一些海外華僑的主要集散地廣東、福建經常有一些華僑在自己的祖籍所在地開辦工廠。1979年，中國政府決定放寬對對外貿易的限制，給予廣東、福建兩省的對外經濟活動的特殊政策。1年后在鄧小平的大力支持下，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及福建省廈門四個地區宣佈改制為對外經濟特區。參考亞洲四小龍的發展经验，將加工裝配、合資經營作為主要的外貿形式，並許可了少量外商獨資企業存在，意图從中學習領先的科學技術和優秀的經營方式。改革開放的四個試點城市的发展模式在1980年鄧小平南下巡視時被给予充分肯定。在1984年進一步開放了广州，上海等14個作为“沿海開放城市”，並將環渤海地區、長江、珠江、廈漳泉三角州地區辟為經濟開放區。
對外開放的4個試點在很短的時間内就取得了驚人的進步，深圳從一個泥灣村落發展為與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不相上下的繁榮都市。其餘三地也成為80年代初中國經濟的巨大亮點。隨後開放的14個城市也取得年均10%以上的經濟增長。1988年，感受到對外貿易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后，中國政府將海南島单独设省后全省對外開放，成為中國最大的對外開放區。同時對外開放的地點也隨著沿海向内陸地區發展。而現在各省各市均有權規劃土地，並在國務院批准后設立對外開放區。这成為刺激中國經濟起飛的一大因素。
影響及意義
鄧小平以及他的理念的繼承者及其他改革派人士頂住了來自國内保守派的進攻，成功地將改革開放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基石之一，並不可逆轉地將中國帶入世界經濟中，與世界經濟緊密結合在一起。从1978年至200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由一個尚有2億人生活在贫困綫下，與世隔絕的國家，變成了一個經濟繁榮，有著活躍市場的強大經濟体，並減少了當時世界近1/5的貧困人口。中國也在邁向工業化的道路上飛速前進，成為新的世界工廠。中国成功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民营经济产值在总量上已经超越了国有经济，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重的重要拉动力量。引进外资同样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中国为全世界吸引外资金额最多的国家（港、澳、台资金的引入亦被算作外资）。
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也開始出現變化，人民观点逐渐多元化，“网络民意”的现象大量出现，中国共產黨在經濟開放之餘，認為為了和平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而不愿意对意识形态，政党政治做太大的改革變動。在言论自由方面，涉及到影響国家政权穩定，破坏社会秩序，泄露国家机密，挑拨民族矛盾，传播分裂国家，宣传不合法宗教及封建專制等言论會遭到禁止以外，其他大略已开放。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代领导人，继承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线。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诠释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过也有批评家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摒弃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中共已经转化为一个资本主义政党，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专家认为中国现状更像是一个国家干涉主义的国家；不过，“中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政府”也常被外国专家和领导人提及；北朝鲜则一度批评中国是走了修正主义的错误路线；以越南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则是积极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经验。另外，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共内部左右两派的分歧扩大，有人认为，中国要实行多党政治，只需将中共一分为二。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有些人认为应该维护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有些人认为应将中国转变为社会民主主义国家。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家力量大幅增强，国际地位和军事实力显著提高。2009年，中国GDP总值为全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而平价购买力则远远领先于日本，高居世界第二位，同时中国成为美国国债（除美国自己外）的第一大债权国。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中国崛起无疑是20世纪下半叶以及21世纪人类发展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但在人均方面，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30年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也造成了中国社会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政府腐败，失业增多，重复建设，环境污染，人民难以承受“医疗、教育、买房”的巨大经济负担等问题。现在的中国的发展阶段，正处于社会矛盾的多发期和国民权利意识的苏醒时期。
經濟數字
從開始改革開放的1978年到2008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225美元增長到3000美元。2009年，中國外匯儲備約2萬億美元。中国多项经济产品产量达到世界第一。2008年，中国GDP总值超越德国，成为全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同年，中国广东省GDP总值超越台湾，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GDP总值超越台湾的省份。中国的城市人口比例从20%上升到40%以上，而实际上由于大量农业人口进城打工，所以中国实际上的非农业人口比例更高。 Template: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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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 ^ 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 全国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收支情况. 中國衛生部.
- Fighting Poverty: Findings and Lessons from China’s Success (World Bank). Retrieved August 10, 2006.
- Online Extra: "China Is a Private-Sector Economy"
- World Public Opinion
- 《联产承包叩开农村改革之门》
- 《邓小平版改革开放词典：有这些话才有今天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