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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原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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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原住民
属于台湾原住民之鲁凯族的头目。拍摄于其拜访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室之时，约在台湾日治时期，详细时间则不详。
总人口
约504,531人[1]
分布地区
台湾
语言
台湾南岛语（传统语言，有174,855使用）[2]
相关族群

台湾原住民，是指汉人移居台湾前最早抵达台湾定居的族群、原住民。纵使台湾各原住民族拥有各自的起源传说，但近年来依据语言学、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等的研究推断，在17世纪汉人移民台湾之前，台湾原住民在台湾的活动已有大约8,000年之久[3]。台湾原住民在遗传学和语言学的分类上属于南岛语族（Austronesian），和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马达加斯加和大洋洲等的南岛民族族群有密切关联[4]。

几世纪以来，台湾原住民经历了各种不同殖民民族的经济竞争和军事冲突。当时的统治台湾的政府有意地针对原住民族进行语言上和文化上的同化政策，并持续地经由贸易、通婚等等和原住民进一步接触，最终导致很大幅度的语言消亡和族群认同的消失。举例来说，在大约26种已知的台湾原住民语言（统称为台湾南岛语言）中，至少有10种语言已经消亡，5种濒临消亡[5]，其他多种语言则出现轻微程度的损害。自从语言学家认为台湾是南岛语系的发源地以来，这些语言已经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6]。

台湾原住民原先广泛分布在台湾山区（尤其是台湾中部），并且沿着冲积平原聚集成一个个的部落。截至2009年12月，台湾原住民人口数为504,531人（占台湾人口数的2.1%），而大部分的当代原住民则是居住在山区和城市当中。

台湾原住民族目前面临着经济上和社会上的障碍，包括高失业率和教育上的差距。在1980年代早期，许多原住民族群开始主动争取高度的政治自决和经济发展[7]。而民族尊严的复兴经由原住民表现在不同方面，包含成功并入原住民文化元素的商业性流行音乐。在原住民的原生部落则是努力进行发扬传统文化的仪式和传统语言。各个原住民部落则是致力发展观光业，以达到原住民族的经济自我维持[8]。

族群定义

1895年清朝时期的木版画，描述台湾原住民的部落头目（番王）和妇女（番婆）

在许多的文字历史当中，台湾原住民在不同的儒家、基督教和国家主义等强势文化的统治者各有不同的定义和方案。每一个强势文化的定义和方案皆以各族群对于这些强势文化理解度上的差异和相似度、习性、地区、面貌和先前对于其他族群的接触状况来定义[9]。针对于各个族群，殖民力量的强制分类将原住民分开成各个已命名的子群。这些分类不总是和原住民的自我描述所出现的差异有所符合。然而，这些分类经由政府的确立和长时间大众的广为传播，变得越来越坚固，并成为大众了解的事实差异，并塑造成今日中华民国政府政治上的论调，并且影响着台湾原住民的政策方针。
在1603年，明朝陈第的著作《东番记》中，将台湾原住民称为东番（字面上为“东方的未开化民族”）；同一时期在台湾殖民的荷兰政府，则是依据先前在现今马来西亚殖民的经验，将台湾原住民称为Indias或Blacks[10]。
18世纪初，清朝政府统治台湾之后，当时的人们依据强势文化的适应和影响程度，大幅修改了对于台湾原住民的定义，并且依据各族群对于清朝政府的服从程度，建立了一套系统定义了各原住民族群的关联性。清朝文人使用生番这个名词定义不服从清政府的原住民族群，而熟番则是定义著这些原住民族群服从清政府，并且履行缴付人头税的约定。根据乾隆皇帝时期和随后时期的标准，熟番等同于被满汉文化同化，并且服从于清朝政府生活在当下的原住民族群，但是保留这个较轻蔑的名词，表示虽然此族群并非汉民族，但在文化程度上，比起非汉民族有很大的不同[9][11]。这些名词反应着当时广泛的思想：在采用儒家社会规范之下，任何族群皆可以被同化或顺服[12]。

早期台湾原住民分布

在19世纪晚期，在清政府巩固台湾平原地区的统治力道，并积极进入台湾山区之下，平埔番和高山番这两个新名词出现并可以分别和熟番、生番交替使用[10]。在将近50年的台湾日治时期，日本的人类学家仍然使用这个二元分类系统。但在1898年，人类学者伊能嘉矩首度提出了台湾原住民的分类体系，将台湾原住民分为“4群8族11部”，并说明各族的分布区域与文化特质；1890年代初期，日本学者和政府修改之前的2元分类系统，以平埔族代换之前的平埔番、熟番，以及使用高砂族代换之前的生番。而高砂族被分为泰雅族、布农族、邹族、赛夏族、排湾族、卑南族和阿美族。雅美族（后来的达悟族）和鲁凯族稍后加入，成为台湾原住民的传统9族[13]。在台湾中国国民党的统治初期，使用了平地同胞和山地同胞取代之前的日本的分类系统，回归二元分类，用意在移除原住民对于日本统治时期所带来的影响，并且反映出台湾原住民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13]。后来中华民国政府采用了日本的传统9族分类法，但官方去除了平埔族这个分类，民间则是使用依据之前的名词所修正的高山族及其下面的9族，以及平埔族。

在忽视近年来人类学者田野调查的变化，以及台湾政府政策的变迁下，平埔族和高山族这2个标签在今日的使用上，维持着当时清朝对于各民族吸收汉文化的程度所给予的形式分法。现今承认的原住民传统9族和其相关族群统称为高山族，纵使这种分法并没有受到严谨的地理学分析。阿美族、卑南族、达悟族和新加入的 平埔族噶玛兰族在古早之前是居住于台湾东部的平原上[14]。而高山族和平埔族的差异，持续影响着台湾政府对于台湾原住民的政策，以及对于参与政治活动的影响能力[15]。

纵使中华民国行政院新闻局官方列出了14个原住民族群，不过这些分类是由学着所共同认同，并没有任何的社会实体、政治集团，或著在之前所有鉴定调查的资料所影响[10]。最早期的调查资料是在1624年的荷兰殖民时期，描述原住民族是居住在大小不同的独立部落当中。在这些部落之间常常会发生贸易、通婚、战争和为了防止外敌入侵而形成的结盟关系。根据当时和现代的民族学和语言学的标准，这些部落被人类学家分成20个族群，且被经常引用和讨论[16][17]，不过这些族群并没有联合成一个政体、王国或是真正的“族群”[18]。

File:Beijing-NiuJie-Hani-Gaoshan-Ewenki-3656.jpg
中华人民共和国称“高山族”为中华民族之一，在本图中绘于哈尼族和鄂温克族之间

日本学者土田滋是以语言作为主要的判准，将台湾的原住民分成高山族和平埔族两大类。前者包括现今住在台湾山地和东部的9个族群：泰雅族、赛夏族、布农族、邹族、鲁凯族、排湾族、卑南族、阿美族、和达悟族。后者则包括原居于台湾北部和西部平原，现已几近消失的10个族群：凯达格兰族、噶玛兰族、道卡斯族、巴宰族（巴则海族）、巴布拉族、猫雾捒族、洪雅族、邵族（水沙连）、西拉雅族、和猴猴族[19]。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则将所有台湾原住民族统称为高山族，并划分为中华民族中的其中一族，为56个民族之一。在1949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编制之下，认为台湾原住民是曾在中国大陆的居民后裔，[20]主张该南岛语系族群自吴越一带迁徙而来，并认为因战争或其它缘故，亦有少部分高山族散居在福建省及其它地方。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在进行民族识别时是以较约略的方式划分，因此对台湾原住民族之间的细部差别并不强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2000年人口普查，4,461人被认定为高山族，其中据估计1,500人为阿美族，1,300人为布农族，510人为排湾族，还有其他族群的人口[20]。

族群承认状况

现今台湾原住民分布。

现今对于台湾原住民族群的认可，主要是由中华民国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制定认可规范并且执行[21]。要达到承认标准，此待认可族群必须达到一定数量的署名，并且向原民会提出申请书和足以证明为一个族群的证据。正式认可之后，会给予该族群合法的利益和权利，并且提供有意脱离原本被误认为某一族群之子族群的状态，成为一个正式独立族群一个很好的管道。截至2008年8月，原民会共认可14个族群。

原民会认为各种被限制的因素影响族群正式认可是否成功。这些决定的因素包含了搜集该族群的家谱、历史纪录和具有延续性质的语言和文化身份[22][23]。证明文件的缺乏以及许多原住民族语言因殖民文化和语言政策的影响而消亡等因素，会使得族群认可成功机会变得很渺茫。现今的文化观光潮流，促使很多原先生活在平地的原住民族，开始企图推动他们的文化复兴[24]。

在这些平地原住民申请认可的案件当中，只有原先被归类于平埔族的噶玛兰族，和原本被归类于阿美族的撒奇莱雅族，成功被官方所认可。剩下的12个族群，则是传统的高山族9族和其衍生族群。

其他目前正在推动申请认可的原住民族和其亚族，包含了基模族（Chimo，目前没有被官方认可[22]）、噶哈巫族、马卡道族、巴宰族和西拉雅族[25]。然而，这些认可或是正名活动，对于是否将相关的族群分开形成一个新的族群，并没有在学界形成广泛的共识。

在学界和政治团体间提到原住民族群的其中一族时，会使用最常见和最常使用的拼音型式，而不是最严谨的拼音型式。最常见的例子有赛德克族（Seediq∕Sediq）、太鲁阁族（Truku∕Taroko）和达悟族（Tao∕Yami）。

传统的9个族群在1945年以前已经由日本政府所认可[21]。邵族、噶玛兰族和太鲁阁族分别在2001年、2002年和2004年被认可。撒奇莱雅族则是在2007年1月17日被认可为第13个原住民族群[26]；而赛德克族则在2008年4月23日认可为第14个原住民族群[27]。先前撒奇莱雅族被归类在阿美族，而赛德克族则被归类在泰雅族。

事实上太鲁阁族、赛德克族是否应该分离，不论人类学者或族群内部都有不同声音。2008年11月22日，约有600名太鲁阁族原住民变更登记成为赛德克族[28]。

目前14个已承认的原住民族群，以及将来可能会被认可的原住民族群列表如下：

已承认族群

族名 各原住民语 人口数 (人) 承认 附注
阿美族 Pangcah
Amis		 183,799 日本学者划分之传统9族
排湾族 Paiwan 88,323 日本学者划分之传统9族
泰雅族 Atayal
Tayal		 80,061 日本学者划分之传统9族
布农族 Bunun 51,447 日本学者划分之传统9族
鲁凯族 Rukai 11,911 日本学者划分之传统9族
卑南族 Puyuma 11,850 日本学者划分之传统9族
邹族 Tsou
Cou		 6,733 日本学者划分之传统9族
赛夏族 Saysiyat
Saysiat		 5,900 日本学者划分之传统9族
达悟族 Tao
Yami		 3,748 日本学者划分之传统9族 原称雅美族
邵族 Thao 693 2001年 原本被认为是为邹族中的平地原住民
噶玛兰族 Kavalan 1,218 2002年 部分噶玛兰人被分类为阿美族
太鲁阁族 Taroko
Truku		 25,857 2004年1月14日 原本被认为是泰雅族的亚族
撒奇莱雅族 Sakizaya 442 2007年1月17日 在日治时代归并为阿美族的一支
人口为向内政部申报者
赛德克族 Seediq 6,606 2008年4月23日 原本被认为是泰雅族的亚族

另有其他尚未申报族别原住民25,943人[1] 。

未承认族群

文化适应和同化

考古学、语言学和其他方面的证据显示，台湾原住民经历了一连串的文化变迁，来面对因接触其他社会实体或是新科技所带来的压力[29]。17世纪早期，在经由欧洲、亚洲殖民政权的竞争，将台湾纳入广阔的全球经济范畴之下，原住民面对了文化上面的变迁[18][30]。在某些案例中，一些台湾原住民族群奋力抵抗外来殖民力量的影响，但其他的族群或个体则是和外来的殖民力量相结盟。这种结盟关系有可能是要获取个人或是部落全体的利益，而且结盟关系还远大于邻近部落的结盟关系，或是从不合时宜的社或风俗或是禁忌（如婚姻、年龄阶层或是出生等等）之中获得自由[31][32]。

在各个政权积极加强同化政策的影响力之下，原住民自身找到了和其他文化更大的接触机会，尤其是平埔族。这种同化和适应的过程有时会尾随着广泛的社会潮流，尤其是种族标记的变迁（例如裹小脚、饮食习惯和衣着），而且这些过程也在以前的台湾有着识别族群的功能在[24]。而这种过程的更替和变迁引起了从以前被认定的“番”文化到有占强势地位之儒家“汉”文化的巨大变化[24]。在日本和中国国民党等中央集权式现代政府的政策之下，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被认为是有教养的指导教育，以及宗谱文化和其他关于种族同化的相关传统思想等概念，深耕其中[13][33]。而在高山族对于变迁方面，则是影响极为有限，因为外界难以到达他们的土地上面，而这样的原因导致于中央集权政府所给予的同化压力大于 族群本身自发性的社会变迁。但是，大部分的已承认族群，其自身的文化和语言则保有相当高的活力；并且现今的多元文化政策则在各族群的社群中促成了自我族群的荣耀。

而在现今，很多文化适应的形式仍然运作著。举例来说，中央集权政府实行单一语言政策时，会将该语言贴上经济和社会的优势语文的标签（如汉语和日语），使得人们纷纷去学习这一个语言；但在过了一代代之后，自身的本土语言却逐渐凋零甚至消亡。然而，有一些团体正在寻求复苏他们的本土身份[34]。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政策则是向政府请愿，期望能获得官方认证，成为一个独立和可识别的新族群。

而在原住民适应文化上的复杂性和广泛性质，导致了对于台湾族群变迁上3种一般性的论述。最古老的论述紧抓着在17世纪从福建和广东两地迁居台湾的汉民族，迫使平地的原住民迁居山地，成为今日的高山原住民[18]。比较近代的观点则声称，在17世纪到19世纪汉民族和原住民的广泛通婚，使得原住民彻底被汉化[35]。最后，一项现代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显示，文化变迁的模式可以互相影响着汉民族和原住民，最终形成了混合文化。现今台湾的汉民族文化比起其他汉民族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也是基于这个原因[36][24]。

姓名和身份地位

主条目：台湾原住民命名文化

各种不同的原因，促进了平地原住民的同化[37][38]。给予汉族名字是在台湾原住民中慢慢灌输儒家价值的一种必须的步骤[29]，而儒家价值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清政府辨认和操控一个完整人民的价值[39]。在汉族社会当中，姓氏凸显了从汉族神话当中，自黄帝和五帝以来，父系组先连结的明显合法标记[39]。因此，持有汉名可以得到比原来原住民身份更高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并轻视以前非汉族的身份或是混合其血统。在某些例子当中，平地原住民成员所采用的汉字姓氏“潘”，可能和“番”同等为他们特定状态的一种变化[40][18]。平埔巴宰族的其中一个家族，透过福建省的血统，成为了地主绅士阶级的一员[41][42]。在其他的例子当中，平地原住民家族采用平常的汉族姓氏，但也可以探讨出在台湾的祖先为何。

在许多例子当中，大型的移民汉人会和同姓氏的人结合，组成同宗团体。这种同宗团体曾经是防御方式的一种，因为许多宣誓成员，使用的是一种“血誓”的方式，宣誓在需要的时候，必须帮助其他的兄弟。而同宗团体利用这种姓氏的连结去形成家庭树，本质上是制造了一个有别于血亲的系谱，代替了常见于中国的真正血亲组织[43][39]。许多平地原住民加入了这种同宗团体，去获取团体的保护，例如得到保险证书去对抗地区性的斗争，因此这些原住民得到了汉族的身份，成就了汉族血统。

文化特色

飞鱼祭，由御园生畅哉在1940年所作，曾入选第三回台湾总督府美术展

依据人类学者的研究分析，原住民的屋架建筑、火垦、吃槟榔、纹面、皮衣制作、轮舞等文化习俗，都与传统的南岛文化相近。过去大多数的原住民都是以传统游耕及狩猎为主要的生产方式，近年来靠近平地的（高山）原住民则与汉人的生活方式接近，但是部落组织的维系仍然保留着。

原住民常用的衣料是自织的“番布”，是由苎麻制成。成年男子穿鲜艳的腰裙，女子穿长裙，喜欢用鸡尾、鸟羽做头饰。原住民有纹身的习俗，至今仍然保存，但纹身的图案越来越隐蔽。

原住民重视祖灵信仰，相信祖灵居住在山上，并且会保护族人收获丰盛。各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祭典，例如：布农族的“射耳祭”（以箭射兽耳祷求猎获丰收）与小米祭；赛夏族每二年举办一次“矮灵祭”；达悟族的“飞鱼祭”；排湾族人的“五年祭”。此外，卑南族重要的祭仪有海祭、男性的“猴祭”及女性的“锄草祭”等。南邹族相信祖灵依附在收藏的贝珠中，因而有“子贝祭”；邹族则有“战祭”、“收获祭”。

另外，原住民的音乐和工艺也具有相当特色。排湾族、鲁凯族的陶壶及琉璃珠制作、雕刻艺术，布农族的皮衣制作技巧、邹族的揉皮技术。泰雅族与太鲁阁族的多金属簧口簧琴、布农族的多声部合唱、阿美族的自由对位式复音合唱等是其音乐特色。

原住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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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台湾原住民族生物志”研讨会专刊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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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第一届“台湾原住民族生物志”研讨会实况

台湾原住民研究始于日治时期，1898年，人类学者伊能嘉矩首度提出了台湾原住民的分类体系，将台湾原住民分为“四群八族十一部”，并说明各族的分布区域与文化特质。伊能嘉矩所建立的原住民分类体系，在历经若干修正之后，一直沿用到今日。

除了伊能嘉矩，战前尚有鸟居龙藏、森丑之助、鹿野忠雄等学者在台湾各地从事原住民的调查与研究。语言学的研究则以小川尚义与浅井惠伦为先驱。

2006年6月29日，由台湾行政院原住民委员会主办，国立台湾大学原住民族研究中心[2]执行，假台湾大学第二学生活动中心国议会议厅举行第一届台湾原住民族生物学志研讨会，揭橥“原住民族生物学志通论”、“台湾原住民的动物利用”与“台湾原住民族的植物利用”三个面向，是台湾原住民族与台湾本土其他物种互动研究与强化台湾原住民传统智慧之法律保障诉求之论坛平台的起始点。

原住民族电视台

主条目：原住民族电视台

1997年，立法院通过《原住民族教育法》，明文要求政府应编列预算成立原住民专属频道。2005年7月1日，原住民电视台正式开播，定频于有线电视第16频道，目的在于给予弱势的原住民族自主发声权，为亚太地区继澳洲之后成立的第二个原住民电视台。开播之前，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已于原住民部落家户免费设置卫星接收设备，同时委托公共电视与台视进行原住民电视人才培训。原住民电视台先后曾委由台视文化公司及东森媒体集团营运。2007年，原住民电视台纳入台湾公共广播电视集团，成为完全的公共服务频道。

政治影响

随着原住民意识抬头，许多道路兴起以原住民语命名，最具代表着为总统府前凯达格兰大道。图中为台南科学园区西拉雅大道

在1980年代以前，对于台湾政府而言所谓的“原住民问题”并不存在，主要的山地或山胞政策是同化，认为“山地同胞”迟早会被同化为与一般的汉人无异，因而与原住民相关的特殊规定，例如保留地国有，只是国家出于家父长制的心态，在“山地同胞”发展出充分的权利能力之前，所做的暂时性措施，最终则仍应将所有权发予“山地同胞”。至原住民运动于1980年代兴起，在岛内民主化以及国际原住民族运动的洗礼下，原住民族权利的发展才在台湾政治中展开新的一页。

目前，台湾原住民族自治问题已经提到台面。根据第三代人权观念的潮流，“自决权”应该是各地原住民族的“既有权”（inherent rights）。内涵包括参政权、文化权、财政权、补偿权等等。联合国现已有“原住民族权利宣言”草案送交大会，第三十一条规定“原住民以他们行使自决权的特定形式，有权针对其内部及当地事务进行自治或自组政府，包括文化、宗教、教育、资讯、媒体、健康、住宅、就业、社会福利、经济活动、土地及资源管理、环境以及非原住民的出入等各项议题，以及这些自治功能的途径与做法。”

部分原住民人士取法国际法中的民族自决理念，要求各原住民族成立民族自治政府，拥有独立财政与教育文化权利，各族与中华民国之间则定位为“国与国的关系”。

政府与主要政党方面，1999年，陈水扁竞选总统时曾与各族原住民代表发表《原住民族与台湾新政府新的伙伴关系》条约，使得原住民族自治于2000年以后成为民进党政府选举时的主要口号。

《中华民国宪法》亦于2000年第六次增修时，于增修第十条〈基本国策〉中，正式承认“原住民族”的民族权，于第十一项指出“国家肯定多元文化，并积极维护发展原住民族语言及文化”；第十二项更规定：“国家应依民族意愿，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参与，并对其教育文化、交通水利、卫生医疗、经济土地及社会福利事业予以保障扶助并促其发展，其办法另以法律定之。”，成为原住民族自治权的宪法依据。

立法院则于2005年1月通过《原住民族基本法》，确认原住民自治权。其中，第四条明定：“政府应依原住民族意愿，保障原住民族之平等地位及自主发展，实行原住民族自治；其相关事项，另以法律定之。”

原住民运动

1980年代以来，原住民运动也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崛起，有鉴于过去“番”、“蕃”等歧视性的称呼有碍于原住民族内部意识的觉醒、也不利于主流汉人社会对于过去刻板印象的扫除，因此在1984年原住民运动正式兴起之初，早期原运领袖便选择以原住民自称，以替代过去汉人及日本人在各个时期对他们亦或是出于歧视亦或是出于便宜行事所采用的他称，并成立原住民族权利促进会，做为领导早期原住民运动的先锋。

“原住民”一词在原运兴起后，逐渐为其他参与台湾社会改革的人士基于相互尊重的原则所接受，1994年的原住民文化会议，原住民一词第一次为官方（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所主办的会议所采用，而在会议中，当时的李登辉总统在致词中首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在正式场合中使用原住民一词，同年中华民国宪法修改，“原住民”正式取代“山胞”而在国家法律获得采纳。1997年立法院通过原住民族教育法，是第一部以“原住民族”为名称的法律，但直至2000年中华民国宪法再度修改，具有民族权意义的“原住民族”一词方才正式取代原住民，并成为原住民族自治权的宪法基础。

  • 恢复传统姓名
    • 恢复传统山川土地名称
  • 还我土地运动
    • 第一次还我土地运动：1988年
    • 第二次还我土地运动：1989年
    • 第三次“反侵占、争生存、还我土地”运动：1993 年
  • 东埔布农族抗议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挖坟事件
  • 公义之旅：破除吴凤神话
  • 兰屿驱逐恶灵（核废料）
  • 屏东鲁凯反玛家水库
  • 争取共管马告国家公园
  • 阿里山邹族达娜依谷等部落封溪护鱼运动

原住民身份

日治时期的平埔族多半被视为本岛人（指台湾汉族、包含客家人、闽南人），中国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沿袭日人的山地政策，因此仅高砂族在法律上被归类为“山胞”，亦即今天的原住民人口。目前台湾具有原住民身份的原住民个人被区别为“山地原住民”与“平地原住民”，此种分类与“平埔族”与“高砂族”的划分不同。目前为官方所承认的十四族原住民族中，仅有噶玛兰族.邵族属于平埔族(撒奇莱雅的传统领域在花莲市一带因此不算在西部平埔族)，且仅包含原本被日治时期人类学者误为阿美族而日后取得原住民身份的噶玛兰人及其子嗣，至于原本被日人划分为平埔族，而目前不具有原住民身份的族人并不因为噶玛兰族取得民族地位而改变其非原住民身份。

“山地原住民”与“平地原住民”的区别是以1945年以前的设籍地为准，其时设籍于山地行政区内者及其直系血亲为山地原住民，于平地行政区内者及其直系血亲则为平地原住民，而仅有山地行政区有保留地（准要存置林野）的设置，平地原住民因没有保留地，成为早期都市原住民人口的大宗。

在本土文化运动下，当代台湾平埔族人要求族群“复名”或“正名”声浪不断。[44]其中2002年噶玛兰族已获得中华民国政府的官方承认，成为台湾原住民族之一。

噶玛兰族：1991年后山噶玛兰人返回宜兰寻根的活动，1993年开始举办噶玛兰的丰年祭，1994年争取族群复名，争取列为台湾原住民族群的第十族。 凯达格兰族：1994年凯达格兰古迹巡礼与重返登陆地的活动，1996年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的更名典礼中迎神祭舞的仪式。 西拉雅族：1995年举办台南县头社太祖夜祭的活动。2008年11月29日，台南县平埔族西拉雅文化协会出版《西拉雅语汇初探》，在协会与万益嘉、万淑娟经过七年的努力，使西拉雅语的复活出现一线生机。 大武垄族：1996年在高雄甲仙乡小林村成立了平埔族文物馆。 马卡道族：1995年在屏东县高树乡泰山村复建了传统的年度仪式，1996年马卡道文化重建的活动。 道卡斯族：1997年以来为自己写了历史。 巴宰族（巴则海族）：1998年出版了自己的历史。

选举与选区划分

地方行政机关的部分，1945年以后中华民国政府沿袭日治时期的行政区划分，将原住民分布地区分为山地乡与平地乡，山地乡依据地方制度法的规定，乡长必须为山地原住民，平地乡的乡长则无类似的规定。

不论是平地乡或山地乡的选举，汉人往往因为优越的动员能力而对选举结果有实质的影响，在山地乡的部分，虽乡长必须由山地原住民担任，但山地乡汉人居民经常集中票源支持特定候选人，而对于当选的山地乡乡长有实质的影响力；至于平地乡，由于并没有必须由平地原住民担任的规定，即便是在平地原住民站多数的平地乡，亦经常是由汉人当选乡长，例如以阿美族占绝大多数人口的花莲县丰滨乡，直到2000年以后才出现第一位原住民籍乡长。

在民意机关的部分，立法院有山地及平地原住民各三席的保障名额，直辖市与各地方县市有超过一定人数的原住民人口时，依地方制度法的规定亦应设置原住民当选名额。

由于各族人口差异甚剧，不论是立法委员或地方民意代表，所选出的都经常是属于人口较多的族群。在地方民意代表的部分，由于阿美族不但人口众多，且多为没有保留地的平地原住民，移居都市较早，其他各族都市原住民很难与之竞争。

在立法委员选举部分，由于“山地原住民”与“平地原住民”的区别是外来统治者依据殖民利益与行政区域便宜行事的划分，因此同一族的人口经常被分在不同的行政区域，各族几乎都间有山地与平地原住民人口。平地原住民中，以第一大族的阿美族占绝对优势，过去立委选举，四席平地原住民代表几乎都是由阿美族候选人胜出，山地原住民人口则以泰雅族为多，但人口次多的排湾族通常在四个名额中亦可以占上一席。而本届六席原住民立委保障名额中，山地原住民中两席是泰雅族一席是排湾族；平地原住民则三席皆为阿美族。

原住民中央民意代表的选举又往往仰赖政党支持，而此种原住民选区划分结果造成人数较少的族群如邹族、邵族、达悟族（雅美族）的代表永远无法获选的局面，使得这些族群的意见无法在国会殿堂发声，因此原住民运动向来有要求国会设置族群代表的呼声，此一要求也列在原住民族与台湾新政府新的伙伴关系条约之中，但在2008年立委选举中并未实现。

重要庆典

时间 祭典名称 族别 举办地点 备注
1-2月不定 联合年祭 卑南族 台东县，由卑南族各部落轮办 今年初六2/16建和部落(知本国中)
2月 玛雅士比(亦译为战祭) 邹族 阿里山乡特富野部落、达邦部落
3月 飞鱼祭 达悟族 台东县兰屿乡
4月 飞鱼祭 达悟族 台东县兰屿乡
4月 除草祭 卑南族 台东县卑南乡普悠玛部落(南王部落)
4月 打耳祭 布农族 台东县延平乡、高雄县那玛夏乡
4月 传统民俗活动 布农族 台东县海端乡
5月 联合丰年祭 布农族 台东县延平乡
5月 海祭 阿美族 花莲县丰滨乡大港口村
6月 捕鱼节 阿美族 花莲县
7月 小米收获祭 卑南族 台东县知本部落、南王部落
7月 海祭 卑南族 台东县
7月 丰年祭 泰雅族 台北县乌来乡
7月 小米收获祭 邹族 阿里山乡
7月 收获节、迎宾节 达悟族 台东县兰屿乡
7-8月 丰年祭 阿美族 由南至北，七月多台东县境内，八月多花莲县境内部落
8月 丰年祭 排湾族 屏东县
8月 海祭 卑南族 台东县
8月 丰年祭 鲁凯族 屏东县
8月 玛雅士比(亦译为战祭) 邹族 阿里山乡达邦部落
8月 丰年祭 排湾族 屏东县
8月 丰年祭 邵族 南投日月潭
10月 五年祭 排湾族 屏东县来义乡、台东县达仁乡
10月 感恩祭 太鲁阁族 花莲县秀林乡、万荣乡
10月 生命豆季 邹族 嘉义县阿里山乡 原非传统祭典，现为举办传统婚礼的观光活动
农历10月25日 太祖夜祭 西拉雅族 台南县东山乡头社 少数仍存在的平埔族祭典
11月 巴斯达隘(矮灵祭) 赛夏族 新竹县五峰乡高峰部落、 苗栗县南庄乡向天湖 每二年举办一次
11月 联合丰年祭 泰雅族 苗栗县泰安乡
12月 猴祭 卑南族 台东县知本部落、南王部落
12月 大(狩)猎祭 卑南族 台东县知本部落、南王部落、宝桑部落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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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 这种“身份变化”的一个例子发生在Rujryck（荷兰统治时期的地名，为现今台北市的一部分）。有一份在乾隆7年由此地的头目所签署的文件中写到：“我们原本没有姓氏，请授予我们汉字的姓氏，潘、陈、李、王、单等。”出处：Pan, Da He（2002年），《平埔巴宰族沧桑史》，南天书局，ISBN 957-638-5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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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Category:台湾原住民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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