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 王安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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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像 | |
| 出生 | 1021年12月18日 北宋临川 |
| 逝世 | 1086年5月21日 江宁 |
| 职业 | 北宋丞相 |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临川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北宋帝国首相、新党领袖。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其亦擅长诗词，流传最著名的莫过于〈泊船瓜洲〉里：“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生平
王安石父亲为王益，于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曾考中进士第四名，去鄞县当知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十九岁前的王安石随父四处游历，接触社会现实，深深了解民间疾苦。嘉祐二年（1057年），任常州（今江苏省常州县）太守，得与周敦颐相知，声誉日隆。嘉祐三年十月下旬，被召回京。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向宋仁宗上万言书针砭时弊、要求改革，“因天下之力以失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嘉祐五年（1060年），为三司度支判官，“闻者莫不喜悦，”。熙宁变法时，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1]。1069年宋神宗时，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推出了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和募役法等新法。1070年升任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派秦凤路沿边安抚使王韶用兵西夏，发动“熙河战役”，收复了河湟（青海省东北部）失土。对外战争转败为胜。
由于新法中关于土地改革影响到地主与相关的官僚，变法遭到他们的强烈抵制，在民间由于改革推行难度大，反而对一般民众的生活产生不利影响，又遭到知识分子的敌视。司马光去信叫王安石不要一意孤行，停止变法。王安石在回信中说：“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宋史》上说：“于是吕公著、韩维，王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慈圣、宣仁两太后也在宋神宗前哭说：“王安石乱天下。”使得他在民间形象一直不佳。在1074年、1076年两次被罢免职务。宋神宗死后，原反对派司马光（曾因与王安石政见相左而被排挤）任宰相，几乎废除了所有法案。变法失败后，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元祐元年，王安石在江宁府的半山园去世，皇帝赵煦追赠王安石为太傅，并命中书舍人苏轼撰写《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
名人轶事
王安石为人特立独行。据载，他常不梳洗就出门会客，看书入神时则会随手拿东西吃，吃了鱼食也不知道[2]。署名苏洵但普遍认为是伪作的《辨奸论》就是影射王安石的，其中写道：“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3]苏轼和王安石也历来不睦，王安石喜好惊人之言，苏轼曾作文讥讽。民间也有不少两人斗智的故事。
年表
| 农历 | 公元 | 年龄 | 内容 | 出典 |
|---|---|---|---|---|
| 天禧五年冬十一月十三日 | 1021年12月19日 | 1岁 | 出生于江西 | |
| 庆历二年 | 1042年 | 21岁 | 中进士 | |
| 庆历七年 | 1047年 | 26岁 | 改任鄞县知县 | |
| 嘉熙二年 | 1057年 | 36岁 | 常州知州 | |
| 嘉熙四年 | 1059年 | 38岁 | 向仁宗写了《万言书》 | |
| 熙宁元年 | 1068年 | 47岁 |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 |
| 熙宁二年 | 1069年 | 48岁 | 出任参知政事 | |
| 熙宁三年 | 1070年 | 49岁 | 升任宰相，大力推行改革 | |
| 熙宁七年 | 1074年 | 53岁 | 第一次罢相 | |
| 熙宁九年 | 1076年 | 55岁 | 辞去宰相职务 | |
| 元祐元年 | 1086年 | 65岁 | 在江宁病逝 |
历史评价
《登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昇。 不畏浮云遮望眼， 只缘身在最高层。 |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
北宋
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司马光曾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4]。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
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5]，但是朱熹对王安石个人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6]。
南宋至晚清
王安石本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锐行变法，但因性格、运气、旧党及富豪反对和用人不当，导致变法失败，其人亦被旧党标上“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所促成的党争更加速了北宋亡国。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封建时代官方定论。
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陆九渊，元朝有吴澄、虞集，明朝有陈汝锜、章衮，入清后有颜元、李绂、蔡上翔、杨希闵、龚自珍、陆心源等。王夫之认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说是“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7]。如蔡上翔以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佑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8]
他们给王安石以高度评价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他们大都是江西临川人，对王安石的褒扬，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乡贤”优良传统的一种表现；其二，颜元、龚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与他们和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开。
晚清到现代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例如梁启超曾评价王安石“三代以下唯一完人”。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一度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又更多的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
国外
20世纪俄国共产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列宁称赞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9]。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按黄仁宇先生的说法是他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1000年。因为变革是对以往的体制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数敏感的发现者觉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过努力，更多人有了变革要求，这种要求不只是给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压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顺应多数人的要求来进行改革。王安石的变革思想，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所有的改革家的思想，是人类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些成果，使人类有了摆脱野蛮统治的可能和方向。
注释
- ^ 《宋元学案·荆公新学略》载刘元城说：“金陵三不足之说……非独为赵氏祸，为万世祸。人主之势，天下无能敌者，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于此者把揽之。今乃教之不畏天变，不法祖宗，不恤人言，则何事不可为也？”
- ^ 邵伯温：《邵氏见闻录》
- ^ 清人李绂、蔡上翔认为是宋人邵伯温伪作。复旦大学章培恒撰《〈辨奸论〉非邵伯温伪作》，认为并非伪作。
- ^ 司马光：〈与吕公著书〉
- ^ 《书两陈谏议遗墨》
- ^ 论曰：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问韩琦曰：“安石何如？”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神宗不听，遂相安石。呜呼！此虽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宋史 卷三百二十七 列传第八十六》
- ^ 《读通鉴论》卷二十九《五代中十一》
- ^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
- ^ 见列宁：《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列宁在注释中还说：“（普列汉诺夫）力图证明，农民的土地国有思想，按其根源来说是反动的。这种论据的牵强是一目了然的……如果二十世纪的俄国可以同十一世纪的中国相比较的话，那么我们同普列汉诺夫大概既不必说农民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也不必谈俄国的资本主义了……”
参见
参考书目
- 《续资治通鉴长编》 李焘 宋朝
- 《宋史·王安石》
- 《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杨仲良 宋朝
- 《临川集》 王安石 宋朝
- 《王荆公》 梁启超 清末民初 上海广智书局 1908年 1909年
- 《王安石》 邓广铭 三联书店 1953年
- 《中国大历史》 黄仁宇 台北联经 1996年
-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王安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