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王安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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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 1021年12月18日 北宋臨川 |
逝世 | 1086年5月21日 江寧 |
職業 | 北宋丞相 |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諡文,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北宋臨川人。中國歷史上傑出的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改革家。北宋帝國首相、新黨領袖。歐陽修稱讚王安石:「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其亦擅長詩詞,流傳最著名的莫過於〈泊船瓜洲〉裡:「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生平
王安石父親為王益,於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曾考中進士第四名,去鄞縣當知縣。「起隄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十九歲前的王安石隨父四處遊歷,接觸社會現實,深深了解民間疾苦。嘉祐二年(1057年),任常州(今江蘇省常州縣)太守,得與周敦頤相知,聲譽日隆。嘉祐三年十月下旬,被召回京。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向宋仁宗上萬言書針砭時弊、要求改革,「因天下之力以失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嘉祐五年(1060年),為三司度支判官,「聞者莫不喜悅,」。熙寧變法時,王安石提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1]。1069年宋神宗時,王安石任參知政事,推出了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和募役法等新法。1070年升任宰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熙寧五年(1072年)八月,派秦鳳路沿邊安撫使王韶用兵西夏,發動「熙河戰役」,收復了河湟(青海省東北部)失土。對外戰爭轉敗為勝。
由於新法中關於土地改革影響到地主與相關的官僚,變法遭到他們的強烈抵制,在民間由於改革推行難度大,反而對一般民眾的生活產生不利影響,又遭到知識分子的敵視。司馬光去信叫王安石不要一意孤行,停止變法。王安石在回信中說:「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宋史》上說:「於是呂公著、韓維,王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己者也;富弼、韓琦,用為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慈聖、宣仁兩太后也在宋神宗前哭說:「王安石亂天下。」使得他在民間形象一直不佳。在1074年、1076年兩次被罷免職務。宋神宗死後,原反對派司馬光(曾因與王安石政見相左而被排擠)任宰相,幾乎廢除了所有法案。變法失敗後,退居江寧(今江蘇南京)。元祐元年,王安石在江寧府的半山園去世,皇帝趙煦追贈王安石為太傅,並命中書舍人蘇軾撰寫《王安石贈太傅》的「制詞」。
名人軼事
王安石為人特立獨行。據載,他常不梳洗就出門會客,看書入神時則會隨手拿東西吃,吃了魚食也不知道[2]。署名蘇洵但普遍認為是偽作的《辨姦論》就是影射王安石的,其中寫道:「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3]蘇軾和王安石也歷來不睦,王安石喜好驚人之言,蘇軾曾作文譏諷。民間也有不少兩人鬥智的故事。
年表
農曆 | 公元 | 年齡 | 內容 | 出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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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禧五年冬十一月十三日 | 1021年12月19日 | 1歲 | 出生於江西 | |
慶曆二年 | 1042年 | 21歲 | 中進士 | |
慶曆七年 | 1047年 | 26歲 | 改任鄞縣知縣 | |
嘉熙二年 | 1057年 | 36歲 | 常州知州 | |
嘉熙四年 | 1059年 | 38歲 | 向仁宗寫了《萬言書》 | |
熙寧元年 | 1068年 | 47歲 | 《本朝百年無事札子》。 | |
熙寧二年 | 1069年 | 48歲 | 出任參知政事 | |
熙寧三年 | 1070年 | 49歲 | 升任宰相,大力推行改革 | |
熙寧七年 | 1074年 | 53歲 | 第一次罷相 | |
熙寧九年 | 1076年 | 55歲 | 辭去宰相職務 | |
元祐元年 | 1086年 | 65歲 | 在江寧病逝 |
歷史評價
《登飛來峰》
飛來山上千尋塔, 聞說雞鳴見日昇。 不畏浮雲遮望眼, 只緣身在最高層。 |
王安石推行的變法,歷史上的評價多有不同。
北宋
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司馬光曾說:「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方今……不幸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朝廷宜加厚禮,以振浮薄之風。」[4]。司馬光對王安石的道德文章進行了肯定,而對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進行了全盤否定。
北宋時期,其反對派就以修史的方法進行批評,朱熹多次批評王安石及其後學:「學術不正」,「壞了讀書人」[5],但是朱熹對王安石個人是給予了相當肯定的[6]。
南宋至晚清
王安石本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銳行變法,但因性格、運氣、舊黨及富豪反對和用人不當,導致變法失敗,其人亦被舊黨標上「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所促成的黨爭更加速了北宋亡國。宋高宗為開脫父兄的歷史罪責,以靖康元年以來士大夫們的議論,把「國事失圖」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紹興四年五月宋高宗詔命重修《神宗實錄》以否定王安石變法為基調,這一定讞對於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王安石作為北宋亡國元兇的論調,經宋國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封建時代官方定論。
南宋以後,王安石變法總體上是被否定的,但對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則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舉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馬法得到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陸九淵,元朝有吳澄、虞集,明朝有陳汝錡、章袞,入清後有顏元、李紱、蔡上翔、楊希閔、龔自珍、陸心源等。王夫之認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說是「禍天下而得罪於名教」[7]。如蔡上翔以為「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後,元佑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憤於黨禁之禍,以攻蔡京為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於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於蔡京。蔡京之用,由於溫公。而龜山之用,又由於蔡京,波瀾相推,全與荊公無涉。」[8]
他們給王安石以高度評價的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他們大都是江西臨川人,對王安石的褒揚,實際上是中國古代尊重和敬仰「鄉賢」優良傳統的一種表現;其二,顏元、龔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變法,與他們和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開。
晚清到現代
歷史發展到近代,中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變故,改革的呼聲日益提高,所以對王安石變法開始進行正面的評價,主要的人物有梁啓超、嚴復等,他們從社會現實需要出發,呼籲改革精神。例如梁啓超曾評價王安石「三代以下唯一完人」。以後對王安石變法的研究越來越多,並在民國時期有所推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對王安石的評價一度主要從階級等角度出發,以後又更多的從具體的利益角度來看他的變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俠、鄧廣銘等。
國外
20世紀俄國共產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列寧稱讚王安石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9]。
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認為,王安石的多項改革,涉及將當時的中國進行大規模的商業,以及數目字管理,但不見容於當時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關技術能力而無法取得成功。按黃仁宇先生的說法是他可以把中國歷史一口氣提前1000年。因為變革是對以往的體制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數敏感的發現者覺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過努力,更多人有了變革要求,這種要求不只是給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壓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順應多數人的要求來進行改革。王安石的變革思想,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後所有的改革家的思想,是人類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這些成果,使人類有了擺脫野蠻統治的可能和方向。
注釋
- ^ 《宋元學案·荊公新學略》載劉元城說:「金陵三不足之說……非獨為趙氏禍,為萬世禍。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把攬之。今乃教之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恤人言,則何事不可為也?」
- ^ 邵伯溫:《邵氏見聞錄》
- ^ 清人李紱、蔡上翔認為是宋人邵伯溫偽作。復旦大學章培恆撰《〈辨姦論〉非邵伯溫偽作》,認為並非偽作。
- ^ 司馬光:〈與呂公著書〉
- ^ 《書兩陳諫議遺墨》
- ^ 論曰: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石。嗚呼!此雖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宋史 卷三百二十七 列傳第八十六》
- ^ 《讀通鑑論》卷二十九《五代中十一》
- ^ 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
- ^ 見列寧:《修改工人政黨的土地綱領》。列寧在注釋中還說:「(普列漢諾夫)力圖證明,農民的土地國有思想,按其根源來說是反動的。這種論據的牽強是一目了然的……如果二十世紀的俄國可以同十一世紀的中國相比較的話,那麼我們同普列漢諾夫大概既不必說農民運動的革命民主主義性質,也不必談俄國的資本主義了……」
參見
參考書目
- 《續資治通鑑長編》 李燾 宋朝
- 《宋史·王安石》
- 《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 楊仲良 宋朝
- 《臨川集》 王安石 宋朝
- 《王荊公》 梁啓超 清末民初 上海廣智書局 1908年 1909年
- 《王安石》 鄧廣銘 三聯書店 1953年
- 《中國大歷史》 黃仁宇 台北聯經 1996年
- 《本朝百年無事札子》 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