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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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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
王安石像
出生1021年12月18日
北宋臨川
逝世1086年5月21日
江寧
職業北宋丞相
王安石畫像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介甫半山,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北宋臨川人。中國歷史上傑出的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改革家。北宋帝國首相、新黨領袖。歐陽修稱讚王安石:「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存世。其亦擅長詩詞,流傳最著名的莫過於〈泊船瓜洲〉裡:「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生平

王安石父親為王益,於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曾考中進士第四名,去鄞縣當知縣。「起隄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十九歲前的王安石隨父四處遊歷,接觸社會現實,深深了解民間疾苦。嘉祐二年(1057年),任常州(今江蘇省常州縣)太守,得與周敦頤相知,聲譽日隆。嘉祐三年十月下旬,被召回京。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向宋仁宗上萬言書針砭時弊、要求改革,「因天下之力以失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嘉祐五年(1060年),為三司度支判官,「聞者莫不喜悅,」。熙寧變法時,王安石提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1]1069年宋神宗時,王安石任參知政事,推出了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募役法等新法。1070年升任宰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熙寧五年(1072年)八月,派秦鳳路沿邊安撫使王韶用兵西夏,發動「熙河戰役」,收復了河湟(青海省東北部)失土。對外戰爭轉敗為勝。

由於新法中關於土地改革影響到地主與相關的官僚,變法遭到他們的強烈抵制,在民間由於改革推行難度大,反而對一般民眾的生活產生不利影響,又遭到知識分子的敵視。司馬光去信叫王安石不要一意孤行,停止變法。王安石在回信中說:「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宋史》上說:「於是呂公著、韓維,王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己者也;富弼韓琦,用為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慈聖、宣仁兩太后也在宋神宗前哭說:「王安石亂天下。」使得他在民間形象一直不佳。在1074年1076年兩次被罷免職務。宋神宗死後,原反對派司馬光(曾因與王安石政見相左而被排擠)任宰相,幾乎廢除了所有法案。變法失敗後,退居江寧(今江蘇南京)。元祐元年,王安石在江寧府的半山園去世,皇帝趙煦追贈王安石為太傅,並命中書舍人蘇軾撰寫《王安石贈太傅》的「制詞」。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裡唯一沒有遭逢貶謫他處命運的。

名人軼事

王安石為人特立獨行。據載,他常不梳洗就出門會客,看書入神時則會隨手拿東西吃,吃了魚食也不知道[2]。署名蘇洵但普遍認為是偽作的《辨姦論》就是影射王安石的,其中寫道:「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3]蘇軾和王安石也歷來不睦,王安石喜好驚人之言,蘇軾曾作文譏諷。民間也有不少兩人鬥智的故事。

年表

農曆 公元 年齡 內容 出典
天禧五年冬十一月十三日 1021年12月19日 1歲 出生於江西  
慶曆二年 1042年 21歲 進士  
慶曆七年 1047年 26歲 改任鄞縣知縣  
嘉熙二年 1057年 36歲 常州知州  
嘉熙四年 1059年 38歲 仁宗寫了《萬言書  
熙寧元年 1068年 47歲 本朝百年無事札子》。  
熙寧二年 1069年 48歲 出任參知政事  
熙寧三年 1070年 49歲 升任宰相,大力推行改革  
熙寧七年 1074年 53歲 第一次罷相  
熙寧九年 1076年 55歲 辭去宰相職務  
元祐元年 1086年 65歲 江寧病逝  

歷史評價

《登飛來峰》

飛來山上千尋塔,
聞說雞鳴見日昇。
不畏浮雲遮望眼,
只緣身在最高層。

王安石推行的變法,歷史上的評價多有不同。

北宋

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司馬光曾說:「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方今……不幸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朝廷宜加厚禮,以振浮薄之風。」[4]司馬光對王安石的道德文章進行了肯定,而對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進行了全盤否定。

北宋時期,其反對派就以修史的方法進行批評,朱熹多次批評王安石及其後學:「學術不正」,「壞了讀書人」[5],但是朱熹對王安石個人是給予了相當肯定的[6]

南宋至晚清

王安石本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銳行變法,但因性格、運氣、舊黨及富豪反對和用人不當,導致變法失敗,其人亦被舊黨標上「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所促成的黨爭更加速了北宋亡國。宋高宗為開脫父兄的歷史罪責,以靖康元年以來士大夫們的議論,把「國事失圖」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紹興四年五月宋高宗詔命重修《神宗實錄》以否定王安石變法為基調,這一定讞對於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王安石作為北宋亡國元兇的論調,經宋國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封建時代官方定論。

南宋以後,王安石變法總體上是被否定的,但對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則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舉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馬法得到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陸九淵,元朝有吳澄虞集,明朝有陳汝錡章袞,入清後有顏元李紱蔡上翔楊希閔龔自珍陸心源等。王夫之認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說是「禍天下而得罪於名教」[7]。如蔡上翔以為「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後,元佑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憤於黨禁之禍,以攻蔡京為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於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於蔡京。蔡京之用,由於溫公。而龜山之用,又由於蔡京,波瀾相推,全與荊公無涉。」[8]

他們給王安石以高度評價的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他們大都是江西臨川人,對王安石的褒揚,實際上是中國古代尊重和敬仰「鄉賢」優良傳統的一種表現;其二,顏元、龔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變法,與他們和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開。

晚清到現代

歷史發展到近代,中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變故,改革的呼聲日益提高,所以對王安石變法開始進行正面的評價,主要的人物有梁啓超嚴復等,他們從社會現實需要出發,呼籲改革精神。例如梁啓超曾評價王安石「三代以下唯一完人」。以後對王安石變法的研究越來越多,並在民國時期有所推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對王安石的評價一度主要從階級等角度出發,以後又更多的從具體的利益角度來看他的變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俠鄧廣銘等。

國外

20世紀俄國共產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列寧稱讚王安石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9]

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認為,王安石的多項改革,涉及將當時的中國進行大規模的商業,以及數目字管理,但不見容於當時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關技術能力而無法取得成功。按黃仁宇先生的說法是他可以把中國歷史一口氣提前1000年。因為變革是對以往的體制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數敏感的發現者覺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過努力,更多人有了變革要求,這種要求不只是給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壓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順應多數人的要求來進行改革。王安石的變革思想,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後所有的改革家的思想,是人類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這些成果,使人類有了擺脫野蠻統治的可能和方向。

注釋

  1. ^ 《宋元學案·荊公新學略》載劉元城說:「金陵三不足之說……非獨為趙氏禍,為萬世禍。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把攬之。今乃教之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恤人言,則何事不可為也?」
  2. ^ 邵伯溫:《邵氏見聞錄》
  3. ^ 清人李紱、蔡上翔認為是宋人邵伯溫偽作。復旦大學章培恆撰《〈辨姦論〉非邵伯溫偽作》,認為並非偽作。
  4. ^ 司馬光:〈與呂公著書〉
  5. ^ 《書兩陳諫議遺墨》
  6. ^ 論曰: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石。嗚呼!此雖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宋史 卷三百二十七 列傳第八十六》
  7. ^ 《讀通鑑論》卷二十九《五代中十一》
  8. ^ 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
  9. ^ 見列寧:《修改工人政黨的土地綱領》。列寧在注釋中還說:「(普列漢諾夫)力圖證明,農民的土地國有思想,按其根源來說是反動的。這種論據的牽強是一目了然的……如果二十世紀的俄國可以同十一世紀的中國相比較的話,那麼我們同普列漢諾夫大概既不必說農民運動的革命民主主義性質,也不必談俄國的資本主義了……」

參見

參考書目

外部連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