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文
变文，是中国唐朝受佛教影响而兴起的一种文学体裁，是一种佛教通俗化、佛经再翻译的运动。由于佛经经文过于晦涩，僧侣为了传讲佛经，将佛经中的道理和佛经中的故事用讲唱的方式表现，这些故事内容通俗易懂，写成稿本后即是变文。
变文多取材于佛经或中国民间故事，加以铺述改写。变文的取材，大体有三种：一是带有佛教故事的变文，如《降魔变文》、《破魔变文》、《维摩诘经变文》、《金刚经变文》、《大目干连冥间救母变文》等；二是史料性质的变文，如《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韩擒虎话本》、《唐太宗入冥记》等；第三是民间传说题材的变文，如《舜子至孝变文》、《刘家太子变文》、《董永变文》等。变文中多使用佛教语，如“多生”、“罗刹”、“涅槃”、“转世”、“知识”、“天女”、“天堂”、“帝释”、“佛国”、“净土”、“发善愿”、“阿耨池”、“五浊恶世”等。
变文和甲骨卜辞一样，是近代才发现的重要文献。1899年五月，英国人斯坦因（A. Steine）带了一个姓蒋的翻译，到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大批变文手抄本以后，对于变文的研究才逐渐为人重视。1920年王国维发表《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是最早研究变文的拓荒之作，书中最早称之为“通俗诗”、“通俗小说”[1]，罗振玉则称“佛曲”[2]，1929年，郑振铎第一次采用了“变文”这一名称[3]，他于《敦煌的俗文学》中说：“这种俗文虽可说是佛曲的起源，却并不是佛曲；‘变文’之体，似更近于佛曲，所以我们应该更正确的名之曰‘俗文’，曰‘变文’。”。中国的长篇小说乃起源于佛教俗讲的变文，已经是一种公认的说法。
变文在艺术形式上具有独特的创造。除了叙事曲折、描写生动、想象丰富、语言通俗外，体制上韵文与散文相结合是其重要特点。变文的韵句一般用七言诗，间或杂有三言、五言、六言句式。散文多为浅近的文言和四六骈语，也有使用口语白话的。散文部分和韵文部分的结合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以散文讲述故事，而以韵文重复歌唱所讲述过的内容，有助于加深听众的印象，引起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另一种方式是用散文串起情节，而用韵文铺写情状，两部分内容不相重叠，而有紧密相连、互为补充的好处。变文在表现上较多地继承了辞赋家敷陈铺叙的手法，而文笔粗犷，以刚健清新见长。不过它往往缺乏后世小说家那种细腻传神的描绘，在刻画人物性格、展示人物内心世界方面不免有所局限。
变文对唐代文人创作，特别是传奇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唐初传奇张𬸦的《游仙窟》通篇以散文叙事、以韵语对话，便与变文散韵夹杂、唱白并用的形式基本一致；而且描写细致生动，语言通俗易懂，也接近变文的风格。中唐是传奇繁荣的时期，也是俗讲、转变、说话盛行的时期，这时，出现了更多的散韵合体的传奇，如李朝威的《柳毅传》、元稹的《会真记》、陈鸿的《长恨歌传》等，都明显地受到变文的影响。此外，从唐传奇到宋代、金代、元代以后的话本、拟话本等白话小说，它们那种长篇铺陈叙事的表现手法，也是跟变文相通的。
变文对后代的诸宫调、宝卷、鼓词、弹词等讲唱文学和杂剧、南戏等戏曲文学，也有积极的影响，有些变文，如《维摩诘经讲经文》、《八相押座文》，颇类似于戏曲的脚本，它们那种讲唱间杂的形式，与戏曲的唱白体式已很接近。多样化的变文题材也为后代戏曲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4]。如《大目干连冥间救母变文》曾被明代郑之珍铺衍至长达百出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伍子胥、孟姜女、王昭君等变文，后来也被改编成多种戏曲。变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是很值得重视的。
已整理出版的敦煌变文有周绍良编《敦煌变文汇录》(1954)、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1957)。后者辑录78篇作品（其中尚有不属于变文的作品），是研究变文的最丰富的辑本。
注释
- ^ 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见《东方杂志》77卷8号，1920年出版。
- ^ 罗振玉《敦煌零拾》卷4，1924年出版。
- ^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册第六章《变文》，1936年出版。
- ^ 陈寅恪在1930年《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中有这样的论述：“佛典制裁长行与偈颂相间，演说经义自然仿效之，故为散文与诗歌互用之体。后世衍变既久，其散文体中偶杂以诗歌者，遂成今日章回体小说。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日之弹词。此种由佛教演变之文学，贞松先生特标以佛曲之目。然古杭梦余录武林旧事等书中有说经旧名，即演说经义，或与经义相关诸平话之谓。敦煌零拾三种佛曲皆属此体，似不如迳称之为演义，或较适当也。今取此篇与鸠摩罗什维摩诘所说经原文互勘之，盖可推见演义小说文体原始之形式，及其嬗变之流别，固为中国文学史绝佳资料。”
参考书目
- 项楚《敦煌变文选注》
- 王重民《敦煌变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