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德勤
| 韓德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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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资料 | |
| 性别 | 男 |
| 出生 | 1892年10月8日 大清江蘇省泗陽縣洋河鎮 |
| 逝世 | 1988年8月15日 中華民國台北市 |
| 政党 |  中國國民黨 |
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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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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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德勤（1892年10月8日—1988年8月15日），字楚箴，中華民國將軍。
生平
早期生涯
其父親韓維楨為清末秀才，1924年2月，原配因病去世，後娶了胡嘉瑞為妻。早年入南京陸軍小學、河北陸軍學堂、保定軍官學校第六期。1918年畢業後分發北洋陸軍任見習軍官。後入川軍第一混成旅，任旅部參謀、第一團團副。1925年負傷歸故里。1926年到廣州，入中國國民黨，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師團附，旋任廣州衛戍司令部中校副官處長。1927年任第三師參謀長，同年秋任第九軍參謀，後調任第三師副師長。1928年第九軍縮編為陸軍第二師，任該師第五旅副旅長，旋調任第三師第七旅旅長。1929年改任新編第三旅旅長，同年冬新編第三旅和獨立第四旅合編為第五十二師，任副師長，次年升任師長，並參加蔣、馮、閻中原大戰。1931年兼任南昌衛戍司令，是年冬改任陸軍第二師副師長。曾率部參加對紅軍的第二、三次圍剿。1932年4月12日調任江蘇省政府委員兼省保安處長。1933年秋，參加第五次“圍剿”，任顧祝同東路軍參謀長。1934年任江西綏靖公署參謀長。1935年隨顧任軍委會重慶行營辦公廳主任。7月11日任貴州省政府委員。1936年1月29日授少將軍階。同年10月5日晉中將軍階。12月代顧行使貴州省政府主席職權。1937年初任西安行營主任辦公廳廳長。
抗戰前期的抗日活動
1937年抗戰爆發後，韓德勤於8月調任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部參謀長。11月26日擔任江蘇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此後韓德勤積極組建國民革命軍第八十九軍，於1938年初担任第24集团军副总司令（實際代理總司令）兼第八十九军军长，成為抗日戰爭國軍敵後游擊部隊之一。
徐州會戰
徐州會戰時，韓德勤的第24集團軍負責南線作戰，在蘇北鹽城、阜寧一帶阻擊自東臺北上的日軍第101師團之一部。因為韓德勤部系1938年2月才由蘇北保安團改編而來，軍事素質較低，裝備亦不足，且未能集中使用兵力，在正面抵抗中鹽城、阜寧相繼失陷。因此1938年5月9日蔣介石曾致電韓德勤責問：“查阜寧之敵不滿三千，長驅千裏如入無人之境，目下竟有窺東海遮斷隴海路之趨勢。該副總司令所部兵力優敵五倍，而喪師失地，影響主力軍側背之安全，將何以自解？”[1] 但鹽城阜寧失陷後，韓德勤所轄之保安旅等部隊積極對天生港、南通、如皋、東臺等地的留守日軍進行反攻，並挖毀公路、破壞橋樑，致使日軍通向後方的200公里運輸線斷絕，日軍被迫組織武裝船隊轉而走水路運輸。由於後方交通線遭到破壞、各據點被連連攻擊，日軍華中派遣軍命令阜寧日軍停止前進。日軍101師團之101旅團在駐守阜寧期間“掃蕩附近之敵”，遭韓德勤第24集團軍之111師、117師有力反擊，產生很大傷亡。日軍惱羞成怒，將附近數華里內的村鎮全部燒毀，槍殺大批村民。[2] 因此白崇禧在回憶錄中曾評價：“五戰區於徐州會戰時，韓德勤為江蘇省主席兼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保有蘇北、皖東以至運河以及通海公路（南通—海州）之北端，且迭次向津浦路南端遊擊，減輕我第五戰區之特別威脅，於臺兒莊之勝利有間接之貢獻。”[3]
武漢會戰
武漢會戰期間，韓德勤率領所部及地方武裝主動出擊，積極破壞津浦南段鐵路，並於38年7月，發動對日軍的反攻，克復東臺、鹽城、阜寧等地，蔣介石深為嘉許，致電韓德勤：“該軍忠勇殲敵，迭奏膚功（大功），至深嘉慰，尚希再接再厲，擾敵後方，以利全局。”[4]
1938年8月29日，韓德勤指揮所部57軍111師及89軍兩個團反攻徐州。戰鬥中，國軍一度攻入徐州西關，佔領部分城區。雖然最後並未能攻下徐州，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牽制了日軍兵力。為嘉獎韓德勤部在破壞津浦鐵路和反攻徐州中的戰績，蔣介石複電韓德勤：“該軍忠勇抗戰，殊堪嘉賞，仍望繼續努力，奮勇殺賊，牽制敵之後方，使對武漢會戰有利，厥功至偉。” [5]
1938年5月、7月，日軍數次進犯睢寧，均被韓德勤部擊退。11月，日軍集結津浦南段所部，攻陷泗縣後，配以飛機坦克，再攻睢寧，韓部激烈抵抗一晝夜後撤退，11月15日睢寧陷落。隨後，日軍以北川聯隊，附飛機六架，坦克一連，進犯宿遷。宿遷保衛戰中，國軍韓德勤部第8軍遊擊第3總隊總隊長胡文臣，第89軍33師198團團長劉振黃、團副吳紹文壯烈殉國，守城部隊大部犧牲。
擔任魯蘇戰區副總司令和江蘇省主席
1939年1月，國府軍委會設置敵後遊擊戰區魯蘇戰區，轄區為“長江以北，津浦鐵路以東，老黃河以南”，以于學忠為戰區總司令，2月7日任命韓德勤為副總司令。4月軍委會於蘇北成立魯蘇戰區副總司令部（駐興化），由韓德勤負責魯蘇戰區的蘇北事務。同時第24集團軍番號撤銷，由魯蘇戰區副總司令部直接統轄蘇北國軍。1939年10月，江蘇省政府改組，顧祝同辭去江蘇省主席的兼職，韓德勤正式擔任江蘇省主席，並兼省保安司令。
日軍卜號作戰時的反掃蕩
1939年初，日軍華北方面軍發動“卜號作戰”，出動第21師團一部、第5師團一部、第114師團一部，並在華中派遣軍一部和日本海軍陸戰隊的配合下，意圖奪取淮陰、海州等重鎮為中心的區域，壓縮蘇北敵後國軍的活動區域，“以切斷敵人海陸補給為目的，佔領淮陰、海州及附近的鹽田，擊破所在之敵，摧毀敵人魯蘇戰區的基地”。[6]華北日軍向淮陰、海州分別推進，華中日軍也從揚州北上支援，每路均集中重兵。韓德勤89軍等部經過1938年的戰鬥，實力受損尚未恢復，加之蘇北平原地區無險可守，利於日軍機械化部隊馳騁，因此日軍在20日內連占淮陰、漣水、阜寧、海州等城鎮。蘇北國軍丟失蘇北北部後，韓德勤率江蘇省政府遷至興化。此後蘇北國軍仍控制運河中段區域，開展遊擊戰襲擾日軍。
1939年10月的反掃蕩作戰
日軍為持續打擊蘇北國軍及打通運河航道，於1939年10月兵分三路，從西、南、北三個方向分進合擊蘇北國軍。西路日軍以尾崎旅團之一部自安徽蚌埠溯淮河東進；南路日軍以15師團一部自鎮江、江都出發，會同日軍海軍陸戰隊，溯運河北上，攻擊高郵；北路日軍以21師團一部，分左右翼南下，左翼日軍自阜寧南下策應，右翼日軍自淮陰出發沿運河南下，欲與溯運河北上的日軍15師團會合。對此韓德勤命令獨立第6旅和保安團在盱眙阻擊自蚌埠東進之敵，保安第3旅在高郵阻擊自江都北上之敵，稅警第5、第6團在鹽城以北阻擊自阜寧南下之敵，89軍之117師在頭涵洞、涇河鎮附近阻擊自淮陰南下之敵。韓軍自1日至4日節節抵抗日軍，日軍分別在界首和蔣壩會合。隨後國軍避敵鋒芒向淮安以東之曹甸、螞蟻甸一帶轉移，旋即乘虛向敵後方襲擊，第117師於4、5兩日一度克復高郵、寶應，獨6旅於7日克復蔣壩、盱眙，第117師一部於11日在王火橋擊退進攻之敵，收復界首。時進占寶應之敵第21師團屏井聯隊繼續東進，於18日與由阜寧南進之敵北川聯隊呼應攻陷鹽城，韓部89軍33師與遊擊隊相配合，向日軍後方襲擊，日軍被迫於19日一度退出阜寧，國軍奮勇追擊，斬獲頗多。國軍的阻擊和襲擾給日軍造成一定的傷亡，並收復了部分失地。是役日軍打通運河和通海公路，但國軍依舊控制兩側廣大地區，繼續遊擊。[7]
國軍冬季攻勢中的蘇北反攻
1939年10月軍委會委員長蔣介石部署1939年底對日全面反攻（史稱冬季攻勢），準備以軍委會直轄之整訓部隊和第二、三、五、九戰區擔任主攻，其他戰區擔任輔攻。1939年11底至1940年初，蘇北韓德勤部奉命向淮陰、寶應、六合等地展開主動反攻作戰，作戰十餘次，殲敵數千人。 [8]
與進入其轄區的新四軍八路軍的衝突
新四軍八路軍對蘇北的滲透
新四軍建立後，認為國民政府給自己劃定的轄區狹小。1938年5月4日，毛澤東發給項英一份有關新四軍敵後遊擊戰爭的指示（史稱《五四指示》）。該指示指出，新四軍應該利用日軍進攻正面、後方空虛的時機，首先遵從國民黨的命令，開到他們指定的區域中去；然後，就要衝破國民黨當局“畫地為牢”的限定，進一步東進北上，向蘇中蘇北發展[9]。
1939年2月底，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到皖南視察，與新四軍領導人商定了“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10]
1939年12月中旬，劉少奇在安徽定遠縣召開中原局三次擴大會議，會議認為豫皖蘇邊新四軍向西發展將受到國軍勢力較大的一、五戰區限制，北上華北、南渡長江都難以打開局面，只有東面的蘇北物產豐富，韓德勤勢力薄弱、孤立無援且內部矛盾重重，適於建立新四軍戰略根據地。[11]
1940年4月5日，毛澤東、王稼祥致電八路軍新四軍指出：“整個蘇北、皖東、淮北為我必爭之地，凡揚子江以北、淮南路以東、淮河以北、開封以東、隴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統須在一年以內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據地。” [12]
在中共毛澤東、王稼祥、劉少奇、周恩來等的指示下，新四軍八路軍從南、西、北三個方向向蘇北擠壓滲透。
江南新四軍向江北滲透
以茅山為根據地的新四軍一二支隊陳毅部，積極謀劃向蘇北發展。1939年4月9日，新四軍一部自鎮江姚家橋、新橋一帶北渡夾江進入揚中，擊敗江蘇省保安第九旅所屬賈長富團，佔據揚中。隨後，新四軍挺進縱隊第四支隊在梅嘉生率領下進入蘇北吳家橋地區。[13]1939年11月，新四軍第2支隊第4團一部北渡長江，向揚州、儀征、天長一帶地區發展，稱蘇皖支隊。12月，新四軍挺進縱隊北渡長江進入揚州、泰州一帶進行遊擊。1940年2月，新四軍挺進縱隊梅嘉生與蘇皖支隊合併，仍稱蘇皖支隊，並與挺進皖東的新四軍第5支隊取得聯繫。
皖中、河南新四軍向皖東、苏北發展
1939年5月，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成立，張雲逸、徐海東分任正副指揮，統一領導第4支隊和7月以第4支隊第8團為基礎擴編的第5支隊、江北遊擊縱隊。第4支隊開闢了以安徽省定遠縣藕塘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據地；第5支隊開闢了以安徽省來安縣半塔為中心的津浦路東抗日根據地；江北遊擊縱隊在安徽省長江北岸巢縣、無為一帶開展遊擊戰爭，保持和皖南的聯繫。
1938年下半年，成立于河南的新四軍遊擊支隊東進，初創了豫皖蘇邊區抗日根據地，開闢了皖東北和江蘇邳縣、睢寧、銅山等地的工作。該部1940年2月正式改稱為新四軍第6支隊，轄3個團和4個總隊。
八路軍南下進軍
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和八路軍總部指令，1940年5月冀魯豫根據地八路軍第二縱隊政治委員黃克誠率第344旅、新編第2旅及教導營幹部共約1.2萬人南下，分兩個梯隊先後來到安徽渦陽地區。活躍於魯西南地區的八路軍115師蘇魯豫支隊，也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於1939年5月南下至徐州以南、靈璧以北地區，展開遊擊戰。而後八路軍山東縱隊隴海南進遊擊支隊之一部南下邳縣、睢寧、銅山一帶。
新四軍八路軍的會合
1940年8月，新四軍第6支隊（欠第4總隊）與八路軍第二縱隊第344旅（欠第687團）合編為八路軍第四縱隊，由彭雪楓任司令員兼政委。隨後新四軍第6支隊中的第4總隊與南下的八路軍蘇魯豫支隊、隴海南進支隊、第二縱隊新2旅及687團，合編為八路軍第五縱隊，由黃克誠任司令員兼政委。中共中央決定，由八路軍第四縱隊擔任向西防禦任務，由第五縱隊擔任向東發展任務，準備東進蘇北，配合陳毅、管文蔚、葉飛的蘇北工作。
韓德勤對中共的態度及對共軍滲透的反應
韓德勤在積極進行抗戰和蘇北國軍根據地的建設的同時，對限制中共的發展也很積極。1938年10月，韓德勤就以不符合《江蘇省民眾組織條例》為由，取締了由中共黨員為主組織的蘇北抗日同盟總會。[14]據新四軍將領季方回憶，1939年1月，據說是中共黨員的瞿犢、王進領導的崇明抗日自衛隊經過海門縣張能忍抗日自衛大隊時，被張能忍突襲，瞿犢、王進被殺。韓德勤沒有懲辦張能忍，反而封其為團長。[15]
中共軍隊在華中的發展，引起了國民政府的注意和警惕。隨著新四軍自西、南兩面，八路軍自北面逼近蘇北，尤其是皖東的新四軍正處於蘇北國軍與重慶後方的聯絡補給線上，使韓德勤感到莫大的威脅。
1940年3月，韓德勤致電軍委會稱：“請嚴令各部隊非經軍委會、戰區長官令准，不得自立名目，組織遊擊隊。理由：查“蘇魯豫皖邊區一帶，發現某軍某支隊名義之雜色軍隊甚多，到處收繳民槍，非法組織民眾。”該建議得到國府軍委會的批准並轉各戰區執行。[16]
1940年3月5日，國民黨江蘇省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委員會在興化城召開會議，該次會議討論的第十二項內容為：“茲定江蘇省防止某黨活動辦法請討論案（附辦法）”。
在軍事上，針對中共部隊在山東、華中的違令發展，國府軍委會軍令部於1940年3月22日擬定了《關於肅清淮河流域及隴海路以南異黨軍隊的指導方案》，計畫由李品仙、韓德勤部進入淮河南北，將中共軍隊壓迫到長江以南或伺機殲滅，以截斷新四軍與18集團軍之南北聯繫。蔣介石雖然對八路軍南下保持高度警惕，但是不贊成在抗戰時期就和中共產生大規模衝突，只傾向小規模各個擊破，於是修改方案，密令韓德勤“密著選編紀律嚴明、政治知識充實之眾為機動小部隊，各配屬以優秀政工人員，派員統一指揮，預為充分之準備，先肅清運河以東之偽軍偽組織後，相機迅速進入洪澤湖南北附近地區，與李兼總司令部隊協力將偽軍壓迫於大江以南，或一舉剿滅之，務截斷南北偽軍之連系。並側重政治工作……”[17]接到蔣介石命令後，韓德勤部署117師劉漫天部隊3月底在天長、六合、盱眙等地進襲新四軍。此次作戰，因為國軍各方配合和補給問題，未能達到預定目的，韓軍被擊退。在5月之後，韓部又數次進攻皖東新四軍，企圖切斷八路軍新四軍之間的聯繫、打通蘇北國軍與後方的聯繫，均被擊退。
黃橋戰役前新四軍與韓德勤的衝突
中共領導人1940年春的指示
1940年4月5日，毛澤東於《發展華中根據地的部署》中認為：“華北日軍佔領區日益擴大，蔣介石企圖劃定華北為我兩軍（新四軍、八路軍）防區，我之鬥爭艱苦，不入華中（國軍防區）不能生存。”
1940年4月15日，毛澤東、王稼祥電令劉少奇、項英剿滅韓德勤的抗日部隊：“第115師彭明治、吳法憲支隊約一萬二千人，不日從魯蘇邊出動，向北前進，估計約三個星期內外可與劉少奇方面配合夾擊韓德勤。”[18]
1940年5月4日，毛澤東再次就新四軍發展和敵後遊擊戰爭做出指示，史稱第二個《五四指示》，內容有：“在江蘇境內，應不顧顧祝同、冷欣、韓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評、限制和壓迫，西起南京，東至海邊，南至杭州，北至徐州，盡可能迅速地並有步驟有計畫地將一切可能控制的區域控制在我們手中，獨立自主地擴大軍隊，建立政權，設立財政機關……” [19]陳毅接到第二個五四指示後，於5月13日召開團、縣以上幹部會議傳達討論，決心放手打開局面，猛烈發展。
1940年5月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就新四軍兵力部署問題致電項英陳毅，其中內容有“速令葉飛在（長江）北岸擴大部隊，建立政權，不要顧慮顧祝同、韓德勤、李明揚反對”。[20]
粟裕率新四军進攻苏北和韩德勤发生过多次戰役，雖然規模不是很大，但嚴重阻礙新四軍發展。 1940年5月8日，劉少奇致電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和各部隊，提出江北反“頑”行動部署意見：“繼續打擊李品仙，打擊桂系；葉飛部應在江蘇高郵、興化、泰縣一帶積極活動，打擊敵人，發動群眾，建立政權；如韓德勤來攻，堅決消滅之。”同日，陳毅向中共中央報告：解決蘇北問題，應先向省韓（指江蘇省主席韓德勤）下手。[21]
1940年7月12日，華中目前鬥爭策略，以全力對付韓德勤及蘇北其他頑軍切實發展蘇北。。[22]
新四軍佔據郭村進逼泰州、分化李明揚
1940年5月17日，已進入江北的新四軍挺進縱隊葉飛部，聲稱因日軍掃蕩江北吳家橋地區，退入蘇北國軍李明揚防區的郭村等地。6月底，李明揚部在省保安三旅張星炳配合下企圖驅逐新四軍。新四軍挺進縱隊在新四軍蘇皖支隊的支援下，擊敗李明揚部的進攻，並乘勝攻取塘頭，直逼二李老巢泰州城下。李明揚致電軍委會要求增援，蔣介石此時正考慮與中共軍隊的畫界之事，即全盤解決與中共的軍事衝突之問題，故複電李明揚“對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中央正謀整個之調整，為避免衝突，目前應暫緩實施（增援）”，勸李明揚“靜候解決為要”[23]。李明揚無奈，被迫承認新四軍對部分地盤佔領的既成事實。經雙方談判，以“互助互讓，共同發展”為原則，達成口頭協議：新四軍放還李部俘虜及部分繳獲槍械，二李答應允許新四軍借道東進，並表示在新四軍以後與韓德勤的摩擦中保持中立，同時新四軍答應東進後將每月稅收達5萬元的吳家橋地區讓給二李。
國民政府的“中央提示案”
1940年5月以後，國民黨高層就如何根本解決國共摩擦衝突問題逐漸達成共識，畫界談判的工作開始提上日程。按照國民黨方面擬定的方案，八路軍和新四軍“應全部開入舊黃河河道以北（指自山西介休、平遙、太穀、長治，河北邯鄲、館陶，到山東齊河以北）之冀察兩省和晉東南及冀魯交界區域”。7月16日，經蔣介石批准后，國民黨談判代表正式擬就《中央提示案》，幷於21日送達中共談判代表周恩來手中。可是中共方面認為這一區域過於狹窄，因此拒絕並討價還價，要求擴大區域。
新四軍攻佔黃橋、分化陳泰運
新四軍挺進縱隊葉飛部在江北對李明揚的勝利使陳毅得到鼓舞，決定以江南新四軍主力北上。6月下旬至7月間，江南新四軍主力陸續渡江，與新四軍挺進支隊、蘇皖支隊會師，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改稱蘇北指揮部，全軍改編為三個縱隊。 1940年7月12日，毛澤東下令：
7月25日，陳毅粟裕揮師東進，兵分三路，一縱插到黃橋以北營溪、老葉莊一線，二縱插到黃橋以東，三縱由西向東正面攻擊前進。在前進過程中二李依約讓路。韓德勤得知消息後，一面電責李明揚為何不阻擊新四軍，一面命令駐黃橋的江蘇省保安第4旅何克謙部自黃橋向北攻擊，命令陳泰運稅警部隊由曲塘南下，南北夾擊，殲滅來犯的新四軍。新四軍在老葉莊、徐家橋一線擊潰陳泰運2個團。為了爭取陳泰運、孤立分化韓德勤，戰後新四軍歸還了稅警部隊的被俘人員和槍支，得到了陳泰運在新四軍與韓德勤衝突中不支持韓德勤的保證。隨後新四軍擊敗何克謙部，殲何部2000餘人。新四軍陸續佔領黃橋、營溪、蔣剁、古溪等地，又乘勝攻取靖江東北之孤山、季家市、西來鎮等日偽軍據點，建立起以黃橋為中心的抗日根據地，並先後建立泰興、泰縣、靖江、如皋等地政權。
韓德勤反攻營溪失利
面對江北新四軍的進攻和皖東八路軍的南下，韓德勤兩面受敵。鑒於北面八路軍的強大兵力，韓德勤決定先南後北，先解決兵力較少、立足未穩的江北新四軍陳毅部。1940年9月4日，韓德勤集結李明揚、李長江、陳泰運部和保安第三旅為右路軍於薑堰，集結第117師(欠1旅)、獨立第6旅(欠1營)、保安第一旅(欠2營)為左路軍於曲塘、吳家集、海安一線。但右路軍二李和陳泰運部因平素和韓德勤的矛盾以及新四軍的分化，逡巡不前，真正出動的只有韓德勤本部的左路。左路國軍攻佔營溪後，又向古溪進兵。9月6日，新四軍擊潰保安第一旅複占營溪，國軍進攻失敗。新四軍釋放了該旅被俘副團長以下全部人員，確保了該旅在後來的黃橋戰役中逡巡不進，中立觀望。
新四軍攻佔薑堰
韓德勤在營溪受挫後，對新四軍採取封鎖政策，命令保安第九旅張少華據守薑堰，封鎖新四軍糧食來源，企圖困死新四軍於黃橋地區；又命李明揚、陳泰運兩部將新四軍壓縮在沿江狹小地區。陳、粟決心拿下薑堰，打通糧道。9月13日，新四軍發動進攻，面對薑堰的電網防禦，新四軍以自行車內胎裹住馬刀柄，斬開電網，打開了突破口，經過一天激戰，打掉了36個碉堡，攻佔薑堰，殲滅韓軍千餘人，俘虜200餘人，繳獲大量武器彈藥和軍用物資。
黃橋戰役
戰役前韓德勤與新四軍的談判
新四軍攻佔薑堰後，雙方談判要求停戰。韓德勤提出以歸還薑堰為前提。新四軍為分化韓軍，退出薑堰，但並沒有交還給韓德勤，而是把薑堰交給了二李接防，並送陳泰運百餘支槍械，韓德勤一無所獲。這一舉動進一步分化了韓德勤和二李、陳泰運。
韓德勤求援不成決定反擊
早在1940年9月2日，面對新四軍八路軍的威脅，韓德勤就致電蔣介石，要求速派軍隊增援，並提出速就近調魯南57軍繆澄流部南下，與89軍合力擊破漣水、淮陰、泗陽以北運河兩岸的共軍，全力穩定蘇北，打通蘇皖交通，以與華中國軍聯絡并補充軍隊和槍械彈藥。但魯南魯蘇戰區總司令於學忠認為“倘飭繆軍（57軍）南下，所有該部防區勢必悉被共軍攫取”，不願出兵。蔣介石9月10日分別密電李品仙和於學忠，令二部出兵援韓，但是二部均無實質性動作。9月底，韓德勤面對新四軍和八路軍的南北威脅，為死中求生，下定決心依靠自身力量先全力進攻南來的陳毅部。韓德勤電告蔣介石：“無論環境如何惡劣……決率基本部隊為主義為國家奮鬥到底”。
韓德勤的軍事部署
9月30日，韓德勤下達了反攻命令，由89軍軍長李守維統一指揮，兵力部署為：泰州二李和陳泰運部1.2萬人為右路軍，從黃橋西側進攻；保安一、五、九、十等5個旅7000餘人為左路軍，從黃橋東南面進攻；韓部主力89軍和獨立6旅1.5萬人為中路軍，從黃橋東、北面進攻。其中中路軍又分三路：89軍之33師為左翼，攻黃橋的東面；89軍之117師大部及軍直屬獨立團和炮兵團為中路中堅，由李守維親率，從營溪南下，攻黃橋的北面；獨6旅為中陸軍的右翼，攻黃橋的北面。[25] 韓軍的部署雖然是聯合作戰，表明上總兵力達3.4萬人，但是因為二李、陳泰運、保安旅心懷二志，均持觀望態度，因此實際作戰的，僅中路軍韓德勤89軍本部人馬1.5萬人。
新四軍的應對
當時黃橋新四軍有7千人，粟裕“決定採取以黃橋為軸心、誘敵深入各個擊破的作戰方針”，決心首先殲滅韓部戰鬥力最強的獨6旅，以達到震懾二李、陳泰運和雜牌保安旅，打擊韓軍士氣，實現對韓軍主力的包圍迂迴的目的。在兵力部署上，新四軍以四分之三的兵力作為突擊力量，僅以四分之一的兵力守衛黃橋：以一縱、二縱近6000人為機動力量隱蔽於黃橋西北之顧高莊、嚴徐莊、橫港橋一帶，並由二縱派出2個營，至於古溪、分界一線，實行機動、誘敵深入；以三縱用於黃橋的防守；西、南兩面不派部隊，以後勤人員警戒。 1940年9月，中共得知國民政府第92軍李仙洲企圖以三個師援助已遭新四軍打擊的韓德勤，毛澤東並沒有因此妥協，立即下令八路軍第二縱隊楊德志急行軍到新四軍第四縱隊彭雪楓所在地，115師第5旅到八路軍第五縱隊第三支隊張愛萍所在地。同時中原局、劉少奇於10月2日至5日連續發出指示和動員令，命八路軍和新四軍江北主力全力南下東進，佔領阜寧、鹽城、東臺等地，支援陳毅部。
戰役過程
韓德勤部於9月30日出動，因受大雨影響，10月4日晨33師才開始猛攻黃橋東門，新四軍激烈阻擊。下午獨6旅到黃橋北面6華里初，由北向南呈一字長隊。新四軍一縱二縱伏兵盡出，從西向東進攻，將獨6旅截為數段分割圍殲，獨6旅中將旅長翁達戰敗自殺。持觀望態度的二李、陳泰運更加不願行動。由於失去右翼掩護，已進抵黃橋東北8、9華里的89軍117及軍直屬部隊十分恐慌，李守維下令停止前進，構築工事固守。此後，新四軍二縱又迂回至33師側後，並於午夜進占了分界（在黃橋以東）。一縱也由高橋插向東南，到達李守維指揮部側後，切斷了韓部的退路。5日晨，三縱及從江南緊急趕到的4團3營反攻出東門，消滅了韓軍33師俘虜其師長孫啟人。5日上午新四軍一二三縱合力進攻李守維部，當夜發動總攻，李守維於潰逃中落入八尺溝河中溺死。是役韓部主力被殲1.1萬人，韓德勤被迫率殘部退往興化。陳毅部乘勝佔領海安、東臺等地。
新四軍發動曹甸戰役
戰役背景
韓德勤於黃橋失敗後，10月19日，依據《中央提示案》，並參酌蘇北局勢，參謀總長何應欽及副總長白崇禧聯名致電第18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和副總司令彭德懷及新四軍軍長葉挺（即“皓電”），指責八路軍新四軍：1，不守戰區範圍自由出動；2，不遵編制，各部自由擴充；3，不服從中央命令，破壞行政系統；4，不打日人，專事吞併友軍。命令18集團軍及新四軍各部隊，“限於電到一個月內，全部開到中央提示案第三問題所規定之本地境內（即舊黃河河道以北之冀察兩省和晉東北及冀魯交界地區）”。為配合之一最後通牒式的通過，國府停發了18集團軍和新四軍的軍餉。同時國府軍委會為支援蘇北韓德勤，命令皖東李品仙部東進，命令魯南57軍112師南下。韓德勤會同112師向西運動，企圖與東進的李品仙部會合，打通蘇北國軍通往後方的通道。
戰役過程
1940年11月17日，中共於11月17日在海安成立“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23日遷至鹽城），葉挺任總指揮，劉少奇任政治委員，在葉挺到蘇北前由陳毅代理總指揮，統一指揮華中的新四軍八路軍。為了阻止蘇北韓德勤部與皖東國軍會合，進一步消滅韓德勤主力，在報經中共中央批准後，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下令集中蘇北指揮部一縱、二縱和八路軍五縱一支隊，共10個團的兵力，在11月29日發動對韓德勤部的進攻（27日毛澤東指示為分化東北軍限令不得攻擊57軍，並不得攻擊韓德勤的總部興化[26]）。
戰鬥發起後，新四軍陸續攻佔北宋莊、蔣營、陶家林等地，並完成對安豐、曹甸、平橋等地的包圍。12月5日，八路軍第五縱隊第一支隊初攻曹甸，以失敗告終。12月13日，華中指揮部下達總攻擊令，新四軍一二縱隊和八路第五縱隊第一支隊總攻曹甸。因為中共各支部隊配合不力、地形不熟、缺乏攻堅能力，且韓德勤部依託防禦工事拼死防禦，中共部隊進攻再次失敗，損失較重，不得不結束戰役。韓德勤雖然守住了曹甸，但是地盤被進一步蠶食壓縮。
戰後，國軍戰報宣稱“斃匪七千人以上”。[27]中共稱“此役殲滅‘頑軍’八千餘人”，自稱傷亡2000餘人。一年後，陳毅對曹甸戰役還是有過理性地反思和總結的，他說：“曹甸戰鬥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的。”“我很輕敵，倉促作戰，準備不夠，變成浪戰。”
黃橋、曹甸之戰的直接後果：皖南事變
皖南事变的背景的前奏
中共在抗戰頭三年的迅速發展和擴張地盤，本已經引起國民黨的嚴重危機感，黃橋大戰韓德勤部遭受巨大損失，更令國民黨將領群情激奮。故1940年10月19日何應欽白崇禧命令18集團軍和新四軍必須於接電一月內開到指定的舊黃河以北區域。11月9日中共回復“佳電”拒絕此命令，只同意將江南新四軍移到江北。隨後軍令部11月14日將暗中制定的《剿滅黃河以前匪軍作戰計畫》交給蔣介石，請求批准。蔣介石出於抗戰全局考慮，認為這樣的計畫勢必會導致國共全面內戰，故而一直拖延未簽署。但新四軍再次發動曹甸戰役，殲滅韓軍達8000人，此事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12月7日（新四軍發動的曹甸戰役正在進行中），蔣介石正式批准軍令部《剿滅黃河以前匪軍作戰計畫》。但儘管到此時，蔣仍然心存最後的避免國共全面衝突的希望，他表示“此部署和計畫可照辦”，“惟需暫緩下令”，“待本月下旬再定具體時間”。[28]12月8日，何、白再次致電朱彭葉，重申前令。12月9日，蔣介石親下手令，嚴令八路軍、新四軍務必於12月31日前、明年1月30日前，分別移至黃河以北，而新四軍皖南部隊必須於12月31日以前開到長江以北。對於皖南新四軍的北移路線，因為曹甸戰役，蔣也做了明確指示：“不准其由鎮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該長官（第三戰區長官）另予規定路線”（蔣1940年12月10日致顧祝同電），並“在江北的無為集結”（蔣1941年1月3日致葉挺電）。顧祝同隨即根據蔣電，命令新四軍直接北上於安徽銅陵、繁昌間北渡長江。蔣介石和顧祝同均保證命令沿途各軍保證新四軍安全。
事变过程
但是因為國共雙方之間的長期歷史矛盾和新四軍之前屢次與國軍衝突，中共領導人和新四軍軍部均認為蔣介石和顧祝同規定的北移路線可能是一個陰謀，不敢照走，一再拖延。1940年12月28日，項英召開新四軍軍分會擴大會議，決定皖南新四軍繞道茂林、三溪、寧國、再迂回天目山到溧陽，然後待機北渡。1月3日中共中央在收到項英的電報後當即由毛澤東起草複項英電："你們全部堅決開蘇南，並立即出動，是完全正確的。" 接到中共中央的複電，項英、葉挺於1月4日（超過了12月31日的最後日期）不顧蔣和第三戰區直接北上的命令，轉而率軍南下茂林。而為了應對新四軍可能的抗命不遵令北移，12月20日和26日，顧祝同調集第三戰區軍隊，分途向皖南新四軍駐地包圍。因而新四軍南下茂林後，與第三戰區第40師發生衝突，隨即被國軍包圍。經七日夜戰鬥，9000新四軍被殲滅和俘虜7000餘人，2000人突圍，軍長葉挺被俘，政治部主任袁國平陣亡，副軍長項英、副參謀長周子昆因隨身攜帶充作軍費的黃金被副官劉厚總槍殺。事變後，國府宣佈新四軍違抗軍令叛變，取消新四軍番號，將葉挺送交軍法審判。
事变后果
皖南事變成了抗戰期間國共關係逆轉的一道分水嶺。事變前，中共軍隊雖然已經在獨立指揮、自行發展，但它仍舊隸屬於國民政府之下，至少名義上仍隨時呈報並請領軍費補充，形式上仍舊使用著統一的貨幣和遵守著統一的政令法令。國共之間軍事上的磨擦衝突也仍可通過正常途徑反映或協商。因此蔣之命令或要求，一般總還具有一定的約束力。事變之後，國民政府斷絕對中共軍隊的一切供給與補充，切斷了自己與中共軍隊的一切關係。中共政權與軍隊從此斷絕與國民政府之間的一切上下級關係，自設銀行，自發貨幣，自定法規法令，自行其事，完全脫離國民政府而自行存在，蔣也失去一切命令之權。
韓德勤在蘇北的敗落和退出蘇北
皖南事變中，蔣介石基於國際國內政治局勢，並不想和中共完全破裂，因此蔣企圖就事論事、息事寧人，再加上此時日軍在正面戰場的一系列進攻，蔣沒有能夠派軍隊進入蘇北援助韓德勤，只是命令韓德勤要與李明揚精誠合作。此後韓德勤幾次打通與後方國軍聯繫的行動均告失敗。韓德勤既得不到後方國軍支援，又受日軍和共軍的不斷打擊，勢力不斷衰落，最後退出蘇北。
日軍發動所謂“蘇北作戰”
1941年2月，為了威逼誘降蘇北李長江部，同時為了打擊新四軍和國軍，日軍13軍集中獨立混成第11、12、17旅團發起“蘇北作戰”。 對於日軍的行動，韓德勤早在1940年12月就早有覺察。到1941年1月，韓德勤對日軍的動向有了更明確的判斷：“綜合各情，敵寇乘匪軍向我進攻之時，已將高寶淮安間運河打通，現更欲乘中共大軍來到前，掃蕩我根據地，並打通通榆公路”。2月10日，韓德勤明確認為日軍“有進犯興化企圖”。對此，韓德勤憂心忡忡，認為：“職屬各部隊數月來，跌經黃橋曹甸各戰役，傷亡甚重，整補未完、彈藥奇缺，前方兵力不足，狹地危迫”，非得增援難以禦敵。 2月16日，日軍正式發起進攻，獨混第12旅團從高郵附近發起進攻，行動迅速，19日完全包圍興化城，20日突入城中。與此同時，獨混12旅團還與獨混11、17旅團協同，攻佔東臺，並掃蕩其以南地區。3月13日，日軍結束戰事，返回原駐地。 此戰，韓德勤部人員和物資損失慘重，國軍戰史還稱，此戰中新四軍粟裕部在鹽城北宋莊截擊國軍[29]。另一重要結果是蘇魯皖邊遊擊軍副總指揮李長江在2月15日，率第1、2、3、5、6、7等6個縱隊在泰州投日。
韓德勤的數次求援行動及其失敗
韓德勤在與日偽和新四軍的戰鬥中屢次失敗，並陷於孤立境地對外聯繫斷絕，不得不屢次求援。國軍相應地準備以第三戰區冷欣部從皖南北上並於李品仙一部協同從皖東東進的方式來進入至蘇北泗陽、宿遷等地。 韓德勤為接應援軍，指派保安第7旅旅長兼第三縱隊指揮官王光夏至淮海區、運河兩岸建立據點，企圖控制運河；同時又指派89軍117師、33師各一部，先後進占淮陽、漣水間的大興莊、張官渡，企圖構成一條東接曹甸、車橋，西達津浦鐵路的東西通道，以此接應國軍東援部隊。
新四軍阻止韓德勤接應國軍東援
1941年10月14日，新四軍陳毅集中獨立旅和第2、3、4師各一部共6個團發起程道口戰役，先後攻佔史家集、仰化集、丁莊、畢莊、張莊、大興莊等地，21日攻克程道口，斃傷俘韓德勤部保安第7旅旅長兼第三縱隊指揮官王光夏等部1400餘人。
11月，韓德勤又指派徐繼泰部與獨立第6旅一部會合，由灌東、安豐向西推進。新四軍第三師第10旅第29團由程道口戰場直赴灌沭地區，殲滅韓軍500餘人。後又在洪橋殲滅韓德勤部2000多人。徐繼泰率殘部撤回灌東。自此，新四軍控制了蘇北與安徽聯繫的戰略要地，韓德勤接受東援的希望徹底落空。
江南國軍北援韓德勤行動的失敗
1942年1月下旬，軍委會別動軍忠義救國軍2000餘人，自江南北渡長江，與暗通重慶的偽軍聯絡，占踞靖江、泰興邊區沿江一線，4月北進至泰興、泰州地區，企圖北進，打通蘇南與蘇北韓德勤、張星炳部的聯繫。但忠救軍的北進引起日軍的警覺，日偽軍發動了對北進的忠救軍的“掃蕩”，將其支隊長汪浩然俘虜，忠救軍只好南撤。
蘇北週邊國軍的東進和北上均告失敗，面對日軍的不斷威脅，韓德勤為求生存，只得實行有限的聯共政策，以與日偽、中共周旋。
1943年春的日軍掃蕩及韓德勤退出蘇北
1943年2月，日軍第17師團及獨立第12旅團主力在淮安、寶應以東地區集結，14日以飛機二十架支援，向韓德勤所部鳳穀村、車橋圍攻，激戰一周，敵我傷亡均重。據國軍戰史稱，韓部轉移淮、泗一帶與日軍周旋月餘，3月17日中共彭雪楓、黃克誠兩部十餘團卻在山子頭附近乘機攻擊魯蘇戰區副總司令部獨立第6旅、保安第三縱隊，獨6旅旅長李仲寰，保三縱隊長王光夏（字殿華）陣亡，傷亡官兵三千餘人。韓德勤也被新四軍俘虜。而據中共史書稱，日軍掃蕩韓部時新四軍曾給予韓部支援，但是韓德勤“恩將仇報”，在被日本掃蕩的時候韓部卻侵佔山子頭一帶，意圖和駐安徽阜陽、蒙城一帶的國軍王仲廉部會合“反共”，所以才進行“自衛”。出於統戰需要，也為了換取國民政府釋放被關押的新四軍前軍長葉挺，新四軍不久即釋放了韓德勤，併發還了數百人、槍。此後韓德勤在睢寧淩城一帶活動，6月向西退到安徽阜陽境內。又一說，韓德勤在睢寧淩城夏圩又停留了約一年，直到1944年5月才退往安徽阜陽[30]。
抗戰末期的韓德勤
職務變遷
退出蘇北後，韓德勤在安徽阜陽任魯蘇皖三省邊區遊擊總指揮並仍兼江蘇省主席。魯蘇戰區因韓德勤、于學忠相繼失利而名存實亡，1943年4月就已不再列入軍事委員會軍令部調製的編制序列。1944年3月，魯蘇戰區總司令部正式撤銷。1945年1月王懋功接替韓德勤繼任江蘇省主席。此後韓德勤被任命為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同年5月，韓德勤當選中國國民黨第六屆候補中央監察委員。
參加對日受降
1945年9月4日，中方受降代表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兼前進指揮所主任韓德勤中將，副長官司上官雲湘中將、國民黨省黨部主任委員羅霞天、浙江省主席行轅主任賀揚靈及長官部參謀長張世希等，在杭州富陽縣宋殿村原宋作梅宅第接受了日本代表侵浙日軍133師團長等人的洽降。
國共內戰時期的韓德勤
1946年6月，韓德勤被任命為徐州綏靖公署副主任和陸軍總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副總司令。 1946年11月，韓德勤當選“制憲國民大會”代表。 1947年7月，韓德勤當選黨團合併後的中國國民黨第六屆候補中央監察委員。 1948年3月，韓德勤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同年6月，任徐州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當年10月兼任司令部政務委員會委員、常務委員，後改任國防部聯勤總部副總司令。
到台灣後的韓德勤
1949年4月12日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顧問。 1952年10月退役。 去臺灣後續任“國大代表”，曾任第一屆“國大”第2～6次會議主席團主席。還曾擔任台北市私立強恕中學董事、台北市江蘇同鄉會常務監事。 1988年8月15日在臺北逝世。
獲獎履歷
1931年1月獲得三等寶鼎勳章
1936年1月獲得二等寶鼎勳章，升任陸軍少將
1936年11月獲得國民革命軍誓師十週年紀勳章、四等雲麾勳章
1945年10月獲得勝利勳章
1947年原籍江蘇省泗陽縣當選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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