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勤

韩德勤
个人资料
性别	男
出生	1892年10月8日 大清江苏省泗阳县洋河镇
逝世	1988年8月15日 中华民国台北市
政党	中国国民党
学历 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步科毕业
经历 臧在新北伐军先遣支队、炸弹队队员(1912年) 长江上游(北洋)第十三混成旅第一团第三营见习(1919年2月) 长江上游(北洋)暂编步兵第4旅第8团第2营第6连连长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师中校团附(1926年) 广州卫戍司令部副官处处长 第三师(顾祝同)上校参谋长(1927年) 第九军少将参谋长、第三师(涂思宗)副师长(1928年) 陆军第二师第五旅(涂思宗)副旅长(1928年)，陆军第三师第七旅旅长 陆军新编第三旅旅长(1929年) 第五十二师(叶开鑫)副师长 第五十二师师长(1930年) 兼任南昌卫戍司令(1931年) 陆军第二师(汤恩伯)副师长(1931年) 江苏省政府委员(1932年4月) 兼任江苏省保安处处长(1933年1月) 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北路军总司令部(顾祝同)总参议 贵州省政府委员(1935年)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办公厅厅长(1935年11月1日) 贵州省省府委员连任(1936年8月) 西安行营办公厅厅长(1937年年初) 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1937年8月) 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1937年11月) 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1938年1月) 兼陆军第八十九军第33师师长 兼代江苏省政府主席(1938年5月) 鲁苏战区(于学忠)副总司令(1939年) 兼任江苏省全省保安司令(1939年10月) 兼苏皖联立临时政治学院理事会理事(1940年) 第三战区副司令(1945年)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侯补监察委员(1945年5月) 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1946年) 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副总司令(1947年) 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 总统府战略顾问(1949年4月)

韩德勤（1892年10月8日—1988年8月15日），字楚箴，中华民国将军。

生平

早期生涯

其父亲韩维桢为清末秀才，1924年2月，原配因病去世，后娶了胡嘉瑞为妻。早年入南京陆军小学、河北陆军学堂、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1918年毕业后分发北洋陆军任见习军官。后入川军第一混成旅，任旅部参谋、第一团团副。1925年负伤归故里。1926年到广州，入中国国民党，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师团附，旋任广州卫戍司令部中校副官处长。1927年任第三师参谋长，同年秋任第九军参谋，后调任第三师副师长。1928年第九军缩编为陆军第二师，任该师第五旅副旅长，旋调任第三师第七旅旅长。1929年改任新编第三旅旅长，同年冬新编第三旅和独立第四旅合编为第五十二师，任副师长，次年升任师长，并参加蒋、冯、阎中原大战。1931年兼任南昌卫戍司令，是年冬改任陆军第二师副师长。曾率部参加对红军的第二、三次围剿。1932年4月12日调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省保安处长。1933年秋，参加第五次“围剿”，任顾祝同东路军参谋长。1934年任江西绥靖公署参谋长。1935年随顾任军委会重庆行营办公厅主任。7月11日任贵州省政府委员。1936年1月29日授少将军阶。同年10月5日晋中将军阶。12月代顾行使贵州省政府主席职权。1937年初任西安行营主任办公厅厅长。

抗战前期的抗日活动

1937年抗战爆发后，韩德勤于8月调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11月26日担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此后韩德勤积极组建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九军，于1938年初担任第24集团军副总司令（实际代理总司令）兼第八十九军军长，成为抗日战争国军敌后游击部队之一。

参加徐州会战

徐州会战时，韩德勤的第24集团军负责南线作战，在苏北盐城、阜宁一带阻击自东台北上的日军第101师团之一部。因为韩德勤部系1938年2月才由苏北保安团改编而来，军事素质较低，装备亦不足，且未能集中使用兵力，在正面抵抗中盐城、阜宁相继失陷。因此1938年5月9日蒋介石曾致电韩德勤责问：“查阜宁之敌不满三千，长驱千里如入无人之境，目下竟有窥东海遮断陇海路之趋势。该副总司令所部兵力优敌五倍，而丧师失地，影响主力军侧背之安全，将何以自解？” 但盐城阜宁失陷后，韩德勤所辖之保安旅等部队积极对天生港、南通、如皋、东台等地的留守日军进行反攻，并挖毁公路、破坏桥梁，致使日军通向后方的200公里运输线断绝，日军被迫组织武装船队转而走水路运输。由于后方交通线遭到破坏、各据点被连连攻击，日军华中派遣军命令阜宁日军停止前进。日军101师团之101旅团在驻守阜宁期间“扫荡附近之敌”，遭韩德勤第24集团军之111师、117师有力反击，产生很大伤亡。日军恼羞成怒，将附近数华里内的村镇全部烧毁，枪杀大批村民。 因此白崇禧在回忆录中曾评价：“五战区于徐州会战时，韩德勤为江苏省主席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保有苏北、皖东以至运河以及通海公路（南通—海州）之北端，且迭次向津浦路南端游击，减轻我第五战区之特别威胁，于台儿庄之胜利有间接之贡献。”

武汉会战时期的苏北策应

武汉会战期间，韩德勤率领所部及地方武装主动出击，积极破坏津浦南段铁路，并于38年7月，发动对日军的反攻，克复东台、盐城、阜宁等地，蒋介石深为嘉许，致电韩德勤：“该军忠勇歼敌，迭奏肤功（大功），至深嘉慰，尚希再接再厉，扰敌后方，以利全局。”

1938年8月29日，韩德勤指挥所部57军111师及89军两个团反攻徐州。战斗中，国军一度攻入徐州西关，占领部分城区。虽然最后并未能攻下徐州，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日军兵力。为嘉奖韩德勤部在破坏津浦铁路和反攻徐州中的战绩，蒋介石复电韩德勤：“该军忠勇抗战，殊堪嘉赏，仍望继续努力，奋勇杀贼，牵制敌之后方，使对武汉会战有利，厥功至伟。”

1938年5月、7月，日军数次进犯睢宁，均被韩德勤部击退。11月，日军集结津浦南段所部，攻陷泗县后，配以飞机坦克，再攻睢宁，韩部激烈抵抗一昼夜后撤退，11月15日睢宁陷落。随后，日军以北川联队，附飞机六架，坦克一连，进犯宿迁。宿迁保卫战中，国军韩德勤部第8军游击第3总队总队长胡文臣，第89军33师198团团长刘振黄、团副吴绍文壮烈殉国，守城部队大部牺牲。

担任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和江苏省主席

1939年1月，国府军委会设置敌后游击战区鲁苏战区，辖区为“长江以北，津浦铁路以东，老黄河以南”，以于学忠为战区总司令，2月7日任命韩德勤为副总司令。4月军委会于苏北成立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驻兴化），由韩德勤负责鲁苏战区的苏北事务。同时第24集团军番号撤销，由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直接统辖苏北国军。1939年10月，江苏省政府改组，顾祝同辞去江苏省主席的兼职，韩德勤正式担任江苏省主席，并兼省保安司令。

苏北国军的成分

当时苏北抗日武装主要由正规军、准正规军，地方团队和民间武力组成。

苏北正规军，主要是第89军（下辖33师和117师两个师，后又增设独立第6旅），这是韩德勤的嫡系部队；东北军的第57军，后来主要由于学忠指挥，在鲁苏边境活动。
苏北准正规军，主要包括第8军游击队（税警总队）和李明扬指挥的游击部队（二李部队）。第8军游击队为原财政部税警部队所改编，一度挂靠在第8军名下受其指挥，但实际上和第8军并无渊源。第8军游击队游击司令初为曾锡珪，后因与韩德勤矛盾重重、差点内讧而被撤职，以黄埔一期生陈泰运接任司令。李明扬为国民党元老，参加过辛亥革命、护法战争、二次革命和北伐战争，抗战前曾一度做过江苏省政府委员、省保安处长。抗战爆发后李明扬先后任徐州行政督察专员、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苏鲁皖游击总指挥、苏北第四游击区总指挥等职。徐州会战后，李明扬转移到泰县发展，自成体系。李明扬手下有李长江，为其亲信兼副手。鲁苏战区成立后，李明扬所部改编为鲁苏战区第二游击区总指挥部，下辖7个支队及苏北保安团一部，后来扩充为8个纵队、2个独立支队和1个独立团。二李的辖区分为泰县和沛县两个中心，以泰县为主。
苏北地方团队，主要指省、县各级保安团、队。抗战后江苏省省级保安团扩充至10个团，后一部分补充进88师等中央军，另外6个团改变为第89军。为弥补补充和改编为正规军后的缺额，江苏省保安部队再次改组，先是成立数个常备团，后又扩充为数个常备旅。到1939年8月，韩德勤的江苏省政府直接指挥的省级保安部队共有6个保安旅、4个常备旅。抗战后县级保安团队改编为某县国民兵义勇壮丁常备大队，以县长兼任大队长，重要的县，增设两三个大队不等。
苏北游击武装中的民众武装主要来源为战前的壮丁训练。抗战前国民政府通过壮丁训练来增强国民军事教育，到37年1月，江苏省训练壮丁已达60万。抗战后训练壮丁机构名称更改数次，1938年8月成立江苏国民军事训练处，主要工作有：1，设立社会军事训练干部训练班，培养军训教官、中队长等基层军事干部；2，将普通民众和武装壮丁训练相结合，一方面加强武装壮丁训练尽量充实各地常备部队，另一方面普遍组训民众，根据其能力分别编组为工事、输送、特务、通讯、便衣游击等任务队。

韩德勤对军队的整训

1，加强政训工作。1938年2月，韩德勤在讲话中提出“要知纪律是军队的生命……然而维持军纪并不是强迫的，要在政治的训练”。1938年初，军委会下设政治部，通令全军各军师将政训处改为政治部。于是韩德勤下令在89军等部队各级建立政工机构，并招募学生、青年进行培训任用。其政治工作的开展，主要是分军队政治训练和民众组训两方面：在军队方面主要包括部队军风纪整饬和培养、加强部队与民众的关系，以及加强部队爱国主义教育与抗战建国教育；在社会民众组训方面，主要通过组织抗日游艺大会，编印《战报》、《建国报》、《烽火》等报刊，宣传日寇暴行、激发民众爱国激情，促进军民合作和其他爱国运动。此外，苏北国军政工组织，还肩负一部分敌后情报工作任务。
2，开设军事训练班进行军事教育。1938年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驻苏干部训练班在淮阴成立（40年后迁至泾口）。班本部设立教育、总务、军需、军医、政治等科目。1938年7月，89军也设立本军的军官训练班。除正规军外，其他准正规军和游击部队也相应通过开办训练班、教导队等方式来开展军事教育。这些军事训练班的开办，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苏北敌后国军军事人员缺乏、军事素质低下的情况。
3，通过经费和人事，收编、整编甚至消灭、分化的方法控制各部队。对于小的武装，韩德勤通过收编、整编的方式纳入自己系统。但是对于一些较大的势力，则难以收编消化。比如韩德勤收编第8军游击队时与游击司令曾锡珪产生严重矛盾，虽然之后曾锡珪被撤换（以陈泰运接任），韩德勤也在第8军游击队中安插了一些自己的人员，但是并未能完全从人事上控制该部，导致89军与第8军游击队之间关系微妙。韩德勤对二李部队的控制和影响也是很薄弱的。
总的来说，韩德勤通过种种措施，在苏北建立起一个外部覆盖广泛、内部分工配合的武装体系，同时通过政训工作和军事教训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但由于韩德勤没能处理好与陈泰运、李明扬部的关系，使得无法真正实现苏北武装力量的整合和统一指挥。这导致后来在与日军的战斗和新四军的摩擦中，韩德勤无法实施真正的协同作战，最终败出苏北。

韩德勤与苏北敌后国军根据地的建设

战时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建立

1939年12月，军委会军令部颁布《游击区总指挥部编制表》，明确规定“游击区以发挥党政军一元化综合力量之目的，特设立游击区总指挥部及战地党政委员会区会，分掌军事党政，由游击区总指挥统一指挥之。”游击区总指挥的职责是“承战区司令长官之命、党政分会及所在省府之指导，指挥本区党政军民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之作战，及政治、经济、文化之建设。”此后，苏北又划分为两个游击区：第一游击区，以副总司令部、江苏省政府所在地兴化为中心，包括高邮、宝应、淮阴、淮安一带，由韩德勤任第一游击区总指挥（兼）；第二游击区，主要在泰县、泰兴以及苏皖边区一带，由苏北游击总司令、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任第二游击区总指挥。
韩德勤于1938年5月代理江苏省主席（39年10月转正），又于39年担任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在职权上实现了对苏北敌后党政军事务的统领。 　　

积极恢复和重建沦陷区基层政权

韩德勤认为“整饬纪纲，厥为抗战建国之首务”。故其就职后，首先整顿县级政府纪纲，“电饬各专员县长以及水陆员警各区长，申明守土抗敌之责任与方法，违则以战时军纪严处”，严惩官员弃职私逃者。
此外，韩德勤还十分重视各级行政人员的选拔。韩德勤要求“搜求党员或有奋斗精神，并熟悉地方情形者充任县长”，“专员方面，遴选富有军事学识或行政经验之热心抗敌者，电呈中央核准，分别任用”。在这一措施影响下，苏北各县级政权首先对领导人选进行甄别、录用。如泰县“因奉省令改选乡镇保甲长，特令饬各区，限十一月二十日前，甄选完毕，其人选标准，分以下几点：1，必须众望素服，为各乡镇保内爱戴之人；2，必须热心公益，具有训练各乡保内民众能力之人；3，必须耐劳苦干，具有决心抗战之人。”
在初步稳定和建立起基层政权后，韩德勤还通过开办苏北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的形式对基层行政人员进行思想和业务的培训，第一期受训人员就达240人。
为加强国民党党务工作，韩德勤把江苏分为9个指导专员区，“各区专员均由执委担任分区指导，尚称便利，亦易收效，惟下层工作因县境沦陷，组织颇形涣散，现正亟谋加强机构，并与军政机构附密切联系。”
除此之外，韩德勤还对基层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去除庞杂，重定预算。
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重建了苏北的基层政权，到1938年底，国民政府江苏基层政权恢复和重建的有如皋、海门、丰县、沛县、砀山、邳县等县份。
在基层政权恢复、重建后，韩德勤还于1938年9月特召专员县长50余人召开会议，对各基层政权的职责进行明确，涉及抗战组织民众、吏治、保甲、救灾、卫生、禁毒等多个方面。江苏省政府依据此次会议的规定，加强了对基层行政人员的巡视考核。
在这些举措下，国民政府在江苏的基础政权得到初步稳定和发展，省政府下达公文可达61个县，其中半数县城为日伪占据，处于游击状态，但省政府文令照行，经费由省政府发放，未沦陷的县则正常征收赋税。 　　

采取多种措施，恢复发展生产

1，鼓励农产品生产，尤其是粮食作物的种植。江苏省政府发文，抗战期间，务以种植粮食为主，要以八成耕地种植食粮。韩德勤还下令恢复战前就有、但战争爆发后一度荒废的“农业改良场”，改良稻种和谷种。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江苏的粮食生产——“去年今春（38年及39年春），先后扩充小麦和稻作种植面积，较平时均增至百分之二十以上。”
2，合理确定军粮的田赋征收，减轻贫苦农户负担。如丰县提出“合理负担”口号，其办法是：县政府财政科，依据食粮管理处全年需求，根据战前陈报，各乡镇之田亩数及人口数，每人除去一亩做其口粮，余下之田亩，始为应缴食粮之田亩。如张家有15亩田地，若不考虑张家人口纯按亩数计算，应缴纳150公斤（按每亩10公斤乘以15亩）；如果张家有10口人，则先减去10亩作为张家自家的口粮，如此张家15亩田地，只用缴纳5亩的田赋。
3，加强粮食存储。全面抗战爆发前，江苏省各县就设立食粮管理委员会，管理储蓄。战争爆发后，江苏省继续加强粮食储备工作。1938年11月，江苏省民政厅、财政厅规定办理原则七项，飭令各县遵行。1940年1月5日，江苏省政府制定《江苏省各县非常时期分区储谷暂行办法》，依照储谷标准，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以“保”为保管单位，分别保管。 　　

完善动员机构，加强民众组训

韩德勤很重视抗战时期的民众组织、动员：“动员民众，是把民众的所有力量贡献给国家，以求得战争的最后胜利。……这种胜利，并不单纯决定于战斗，而要看我们整个民族能不能永久的抗战，能不能把全体民众和军队配合起来。”如何有效的动员民众，韩德勤认为有三点：一是澄清吏治，健全自身组织。二是政府要尽力扶植，使人民自发组织起来，不可专用自上而下的命令方式，使人民处于被动的地位。但是人民也不可以脱离行政自设系统，使社会发生纷乱动摇。三是各种武装部队为推动民众动员工作，应注重纪律，爱护民众。其中，韩德勤认为民众组织的建立健全是其中的关键。抗战爆发之初，江苏省就已经设立多个民众动员组织。到徐州会战之后，根据前期经验教训，又另设“民众自卫队总指挥部”，分令各专员区成立指挥部，各县成立总队部，专事集中武装壮丁，予以组训，以之保卫地方，锄奸剿匪，袭击敌寇。此种办法，迅速集合和训练了民众，对于武装民众、打击日寇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建设效果

韩德勤在苏北进行的政治、经济、组织动员等工作，对稳固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对抗战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并不尽如人意。比如在农村问题上，江苏省政府主要以技术改良为主，没有触及地租、高利贷等问题。政府人员的腐败和军队的纪律废弛始终存在，也使其他各项工作大打折扣，甚至加剧官民、军民的对立。

日军卜号作战时的反扫荡

1939年初，日军华北方面军发动“卜号作战”，出动第21师团一部、第5师团一部、第114师团一部，并在华中派遣军一部和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配合下，意图夺取淮阴、海州等重镇为中心的区域，压缩苏北敌后国军的活动区域，“以切断敌人海陆补给为目的，占领淮阴、海州及附近的盐田，击破所在之敌，摧毁敌人鲁苏战区的基地”。华北日军向淮阴、海州分别推进，华中日军也从扬州北上支援，每路均集中重兵。韩德勤89军等部经过1938年的战斗，实力受损尚未恢复，加之苏北平原地区无险可守，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驰骋，因此日军在20日内连占淮阴、涟水、阜宁、海州等城镇。苏北国军丢失苏北北部后，韩德勤率江苏省政府迁至兴化。此后苏北国军仍控制运河中段区域，开展游击战袭扰日军。

1939年10月的反扫荡作战

日军为持续打击苏北国军及打通运河航道，于1939年10月兵分三路，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分进合击苏北国军。西路日军以尾崎旅团之一部自安徽蚌埠溯淮河东进；南路日军以15师团一部自镇江、江都出发，会同日军海军陆战队，溯运河北上，攻击高邮；北路日军以21师团一部，分左右翼南下，左翼日军自阜宁南下策应，右翼日军自淮阴出发沿运河南下，欲与溯运河北上的日军15师团会合。对此韩德勤命令独立第6旅和保安团在盱眙阻击自蚌埠东进之敌，保安第3旅在高邮阻击自江都北上之敌，税警第5、第6团在盐城以北阻击自阜宁南下之敌，89军之117师在头涵洞、泾河镇附近阻击自淮阴南下之敌。韩军自1日至4日节节抵抗日军，日军分别在界首和蒋坝会合。随后国军避敌锋芒向淮安以东之曹甸、蚂蚁甸一带转移，旋即乘虚向敌后方袭击，第117师于4、5两日一度克复高邮、宝应，独6旅于7日克复蒋坝、盱眙，第117师一部于11日在王火桥击退进攻之敌，收复界首。时进占宝应之敌第21师团屏井联队继续东进，于18日与由阜宁南进之敌北川联队呼应攻陷盐城，韩部89军33师与游击队相配合，向日军后方袭击，日军被迫于19日一度退出阜宁，国军奋勇追击，斩获颇多。国军的阻击和袭扰给日军造成一定的伤亡，并收复了部分失地。是役日军打通运河和通海公路，但国军依旧控制两侧广大地区，继续游击。

国军冬季攻势中的苏北反攻

　 1939年10月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部署1939年底对日全面反攻（史称冬季攻势），准备以军委会直辖之整训部队和第二、三、五、九战区担任主攻，其他战区担任辅攻。1939年11底至1940年初，苏朝鲜德勤部奉命向淮阴、宝应、六合等地展开主动反攻作战，作战十余次，歼敌数千人。

与进入其辖区的新四军八路军的冲突

新四军八路军对苏北的渗透

新四军建立后，认为国民政府给自己划定的辖区狭小。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发给项英一份有关新四军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该指示指出，新四军应该利用日军进攻正面、后方空虚的时机，首先遵从国民党的命令，开到他们指定的区域中去；然后，就要冲破国民党当局“画地为牢”的限定，进一步东进北上，向苏中苏北发展。
1939年2月底，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皖南视察，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
1939年12月中旬，刘少奇在安徽定远县召开中原局三次扩大会议，会议认为豫皖苏边新四军向西发展将受到国军势力较大的一、五战区限制，北上华北、南渡长江都难以打开局面，只有东面的苏北物产丰富，韩德勤势力薄弱、孤立无援且内部矛盾重重，适于建立新四军战略根据地。
1940年4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新四军指出：“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在中共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周恩来等的指示下，新四军八路军从南、西、北三个方向向苏北挤压渗透。

江南新四军向江北渗透

以茅山为根据地的新四军一二支队陈毅部，积极谋划向苏北发展。1939年4月9日，新四军一部自镇江姚家桥、新桥一带北渡夹江进入扬中，击败江苏省保安第九旅所属贾长富团，占据扬中。随后，新四军挺进纵队第四支队在梅嘉生率领下进入苏北吴家桥地区。1939年11月，新四军第2支队第4团一部北渡长江，向扬州、仪征、天长一带地区发展，称苏皖支队。12月，新四军挺进纵队北渡长江进入扬州、泰州一带进行游击。1940年2月，新四军挺进纵队梅嘉生与苏皖支队合并，仍称苏皖支队，并与挺进皖东的新四军第5支队取得联系。

皖中、河南新四军向皖东、苏北发展

1939年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徐海东分任正副指挥，统一领导第4支队和7月以第4支队第8团为基础扩编的第5支队、江北游击纵队。第4支队开辟了以安徽省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第5支队开辟了以安徽省来安县半塔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在安徽省长江北岸巢县、无为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保持和皖南的联系。

1938年下半年，成立于河南的新四军游击支队东进，初创了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开辟了皖东北和江苏邳县、睢宁、铜山等地的工作。该部1940年2月正式改称为新四军第6支队，辖3个团和4个总队。 　　

八路军南下进军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八路军总部指令，1940年5月冀鲁豫根据地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黄克诚率第344旅、新编第2旅及教导营干部共约1.2万人南下，分两个梯队先后来到安徽涡阳地区。活跃于鲁西南地区的八路军115师苏鲁豫支队，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1939年5月南下至徐州以南、灵璧以北地区，展开游击战。而后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之一部南下邳县、睢宁、铜山一带。 　　

新四军八路军的会合

1940年8月，新四军第6支队（欠第4总队）与八路军第二纵队第344旅（欠第687团）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随后新四军第6支队中的第4总队与南下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第二纵队新2旅及687团，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决定，由八路军第四纵队担任向西防御任务，由第五纵队担任向东发展任务，准备东进苏北，配合陈毅、管文蔚、叶飞的苏北工作。

韩德勤对中共的态度及对共军渗透的反应

韩德勤在积极进行抗战和苏北国军根据地的建设的同时，对限制中共的发展也很积极。1938年10月，韩德勤就以不符合《江苏省民众组织条例》为由，取缔了由中共党员为主组织的苏北抗日同盟总会。据新四军将领季方回忆，1939年1月，据说是中共党员的瞿犊、王进领导的崇明抗日自卫队经过海门县张能忍抗日自卫大队时，被张能忍突袭，瞿犊、王进被杀。韩德勤没有惩办张能忍，反而封其为团长。
中共军队在华中的发展，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注意和警惕。随着新四军自西、南两面，八路军自北面逼近苏北，尤其是皖东的新四军正处于苏北国军与重庆后方的联络补给线上，使韩德勤感到莫大的威胁。
1940年3月，韩德勤致电军委会称：“请严令各部队非经军委会、战区长官令准，不得自立名目，组织游击队。理由：查“苏鲁豫皖边区一带，发现某军某支队名义之杂色军队甚多，到处收缴民枪，非法组织民众。”该建议得到国府军委会的批准并转各战区执行。
1940年3月5日，国民党江苏省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委员会在兴化城召开会议，该次会议讨论的第十二项内容为：“兹定江苏省防止某党活动办法请讨论案（附办法）”。
在军事上，针对中共部队在山东、华中的违令发展，国府军委会军令部于1940年3月22日拟定了《关于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南异党军队的指导方案》，计划由李品仙、韩德勤部进入淮河南北，将中共军队压迫到长江以南或伺机歼灭，以截断新四军与18集团军之南北联系。蒋介石虽然对八路军南下保持高度警惕，但是不赞成在抗战时期就和中共产生大规模冲突，只倾向小规模各个击破，于是修改方案，密令韩德勤“密著选编纪律严明、政治知识充实之众为机动小部队，各配属以优秀政工人员，派员统一指挥，预为充分之准备，先肃清运河以东之伪军伪组织后，相机迅速进入洪泽湖南北附近地区，与李兼总司令部队协力将伪军压迫于大江以南，或一举剿灭之，务截断南北伪军之连系。并侧重政治工作……”接到蒋介石命令后，韩德勤部署117师刘漫天部3月底在本辖区内的天长、六合、盱眙等地攻击违令进入的新四军。此次作战，因为国军各方配合和补给问题，未能达到预定目的，韩军被击退。在5月之后，韩部又数次进攻皖东新四军，企图切断八路军新四军之间的联系、打通苏北国军与后方的联系，均被击退。

黄桥战役前新四军与韩德勤的冲突

中共领导人1940年春的指示

1940年4月5日，毛泽东于《发展华中根据地的部署》中认为：“华北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蒋介石企图划定华北为我两军（新四军、八路军）防区，我之斗争艰苦，不入华中（国军防区）不能生存。”

1940年4月15日，毛泽东、王稼祥电令刘少奇、项英剿灭韩德勤的抗日部队：“第115师彭明治、吴法宪支队约一万二千人，不日从鲁苏边出动，向北前进，估计约三个星期内外可与刘少奇方面配合夹击韩德勤。”

1940年5月4日，毛泽东再次就新四军发展和敌后游击战争做出指示，史称第二个《五四指示》，内容有：“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 陈毅接到第二个五四指示后，于5月13日召开团、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讨论，决心放手打开局面，猛烈发展。

1940年5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新四军兵力部署问题致电项英陈毅，其中内容有“速令叶飞在（长江）北岸扩大部队，建立政权，不要顾虑顾祝同、韩德勤、李明扬反对”。

粟裕率新四军进攻苏北和韩德勤发生过多次战役，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严重阻碍新四军发展。 1940年5月8日，刘少奇致电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各部队，提出江北反“顽”行动部署意见：“继续打击李品仙，打击桂系；叶飞部应在江苏高邮、兴化、泰县一带积极活动，打击敌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如韩德勤来攻，坚决消灭之。”同日，陈毅向中共中央报告：解决苏北问题，应先向省韩（指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下手。

1940年7月12日，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

新四军占据郭村进逼泰州、分化李明扬

1940年5月17日，已进入江北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叶飞部，声称因日军扫荡江北吴家桥地区，退入苏北国军李明扬防区的郭村等地。6月底，李明扬部在省保安三旅张星炳配合下企图驱逐新四军。新四军挺进纵队在新四军苏皖支队的支援下，击败李明扬部的进攻，并乘胜攻取塘头，直逼二李老巢泰州城下。李明扬致电军委会要求增援，蒋介石此时正考虑与中共军队的画界之事，即全盘解决与中共的军事冲突之问题，故复电李明扬“对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中央正谋整个之调整，为避免冲突，目前应暂缓实施（增援）”，劝李明扬“静候解决为要”。李明扬无奈，被迫承认新四军对部分地盘占领的既成事实。经双方谈判，以“互助互让，共同发展”为原则，达成口头协议：新四军放还李部俘虏及部分缴获枪械，二李答应允许新四军借道东进，并表示在新四军以后与韩德勤的摩擦中保持中立，同时新四军答应东进后将每月税收达5万元的吴家桥地区让给二李。

国民政府的“中央提示案”

1940年5月以后，国民党高层就如何根本解决国共摩擦冲突问题逐渐达成共识，画界谈判的工作开始提上日程。按照国民党方面拟定的方案，八路军和新四军“应全部开入旧黄河河道以北（指自山西介休、平遥、太谷、长治，河北邯郸、馆陶，到山东齐河以北）之冀察两省和晋东南及冀鲁交界区域”。7月16日，经蒋介石批准后，国民党谈判代表正式拟就《中央提示案》，幷于21日送达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手中。可是中共方面认为这一区域过于狭窄，因此拒绝并讨价还价，要求扩大区域。

新四军攻占黄桥、分化陈泰运

新四军挺进纵队叶飞部在江北对李明扬的胜利使陈毅得到鼓舞，决定以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6月下旬至7月间，江南新四军主力陆续渡江，与新四军挺进支队、苏皖支队会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全军改编为三个纵队。 1940年7月12日，毛泽东下令：

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

7月25日，陈毅粟裕挥师东进，兵分三路，一纵插到黄桥以北营溪、老叶庄一线，二纵插到黄桥以东，三纵由西向东正面攻击前进。在前进过程中二李依约让路。韩德勤得知消息后，一面电责李明扬为何不阻击新四军，一面命令驻黄桥的江苏省保安第4旅何克谦部自黄桥向北攻击，命令陈泰运税警部队由曲塘南下，南北夹击，歼灭来犯的新四军。新四军在老叶庄、徐家桥一线击溃陈泰运2个团。为了争取陈泰运、孤立分化韩德勤，战后新四军归还了税警部队的被俘人员和枪支，得到了陈泰运在新四军与韩德勤冲突中不支持韩德勤的保证。随后新四军击败何克谦部，歼何部2000余人。新四军陆续占领黄桥、营溪、蒋剁、古溪等地，又乘胜攻取靖江东北之孤山、季家市、西来镇等日伪军据点，建立起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并先后建立泰兴、泰县、靖江、如皋等地政权。

韩德勤反攻营溪失利

面对江北新四军的进攻和皖东八路军的南下，韩德勤两面受敌。鉴于北面八路军的强大兵力，韩德勤决定先南后北，先解决兵力较少、立足未稳的江北新四军陈毅部。1940年9月4日，韩德勤集结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部和保安第三旅为右路军于姜堰，集结第117师(欠1旅)、独立第6旅(欠1营)、保安第一旅(欠2营)为左路军于曲塘、吴家集、海安一线。但右路军二李和陈泰运部因平素和韩德勤的矛盾以及新四军的分化，逡巡不前，真正出动的只有韩德勤本部的左路。左路国军攻占营溪后，又向古溪进兵。9月6日，新四军击溃保安第一旅复占营溪，国军进攻失败。新四军释放了该旅被俘副团长以下全部人员，确保了该旅在后来的黄桥战役中逡巡不进，中立观望。

新四军攻占姜堰

韩德勤在营溪受挫后，对新四军采取封锁政策，命令保安第九旅张少华据守姜堰，封锁新四军粮食来源，企图困死新四军于黄桥地区；又命李明扬、陈泰运两部将新四军压缩在沿江狭小地区。陈、粟决心拿下姜堰，打通粮道。9月13日，新四军发动进攻，面对姜堰的电网防御，新四军以自行车内胎裹住马刀柄，斩开电网，打开了突破口，经过一天激战，打掉了36个碉堡，攻占姜堰，歼灭韩军千余人，俘虏2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黄桥战役

战役前韩德勤与新四军的谈判

新四军攻占姜堰后，双方谈判要求停战。韩德勤提出以归还姜堰为前提。新四军为分化韩军，退出姜堰，但并没有交还给韩德勤，而是把姜堰交给了二李接防，并送陈泰运百余支枪械，韩德勤一无所获。这一举动进一步分化了韩德勤和二李、陈泰运。

韩德勤求援不成决定反击

早在1940年9月2日，面对新四军八路军的威胁，韩德勤就致电蒋介石，要求速派军队增援，并提出速就近调鲁南57军缪澄流部南下，与89军合力击破涟水、淮阴、泗阳以北运河两岸的共军，全力稳定苏北，打通苏皖交通，以与华中国军联络并补充军队和枪械弹药。但鲁南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认为“倘饬缪军（57军）南下，所有该部防区势必悉被共军攫取”，不愿出兵。蒋介石9月10日分别密电李品仙和于学忠，令二部出兵援韩，但是二部均无实质性动作。9月底，韩德勤面对新四军和八路军的南北威胁，为死中求生，下定决心依靠自身力量先全力进攻南来的陈毅部。韩德勤电告蒋介石：“无论环境如何恶劣……决率基本部队为主义为国家奋斗到底”。

韩德勤的军事部署

9月30日，韩德勤下达了反攻命令，由89军军长李守维统一指挥，兵力部署为：泰州二李和陈泰运部1.2万人为右路军，从黄桥西侧进攻；保安一、五、九、十等5个旅7000余人为左路军，从黄桥东南面进攻；韩部主力89军和独立6旅1.5万人为中路军，从黄桥东、北面进攻。其中中路军又分三路：89军之33师为左翼，攻黄桥的东面；89军之117师大部及军直属独立团和炮兵团为中路中坚，由李守维亲率，从营溪南下，攻黄桥的北面；独6旅为中陆军的右翼，攻黄桥的北面。 　　 韩军的部署虽然是联合作战，表明上总兵力达3.4万人，但是因为二李、陈泰运、保安旅心怀二志，均持观望态度，因此实际作战的，仅中路军韩德勤89军本部人马1.5万人。

新四军的应对

当时黄桥新四军有7千人，粟裕“决定采取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决心首先歼灭韩部战斗力最强的独6旅，以达到震慑二李、陈泰运和杂牌保安旅，打击韩军士气，实现对韩军主力的包围迂回的目的。在兵力部署上，新四军以四分之三的兵力作为突击力量，仅以四分之一的兵力守卫黄桥：以一纵、二纵近6000人为机动力量隐蔽于黄桥西北之顾高庄、严徐庄、横港桥一带，并由二纵派出2个营，至于古溪、分界一线，实行机动、诱敌深入；以三纵用于黄桥的防守；西、南两面不派部队，以后勤人员警戒。 1940年9月，中共得知国民政府第92军李仙洲企图以三个师援助已遭新四军打击的韩德勤，毛泽东并没有因此妥协，立即下令八路军第二纵队杨德志急行军到新四军第四纵队彭雪枫所在地，115师第5旅到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三支队张爱萍所在地。同时中原局、刘少奇于10月2日至5日连续发出指示和动员令，命八路军和新四军江北主力全力南下东进，占领阜宁、盐城、东台等地，支援陈毅部。

战役过程

韩德勤部于9月30日出动，因受大雨影响，10月4日晨33师才开始猛攻黄桥东门，新四军激烈阻击。下午独6旅到黄桥北面6华里初，由北向南呈一字长队。新四军一纵二纵伏兵尽出，从西向东进攻，将独6旅截为数段分割围歼，独6旅中将旅长翁达战败自杀。持观望态度的二李、陈泰运更加不愿行动。由于失去右翼掩护，已进抵黄桥东北8、9华里的89军117及军直属部队十分恐慌，李守维下令停止前进，构筑工事固守。此后，新四军二纵又迂回至33师侧后，并于午夜进占了分界（在黄桥以东）。一纵也由高桥插向东南，到达李守维指挥部侧后，切断了韩部的退路。5日晨，三纵及从江南紧急赶到的4团3营反攻出东门，消灭了韩军33师俘虏其师长孙启人。5日上午新四军一二三纵合力进攻李守维部，当夜发动总攻，李守维于溃逃中落入八尺沟河中溺死。是役韩部主力被歼1.1万人，韩德勤被迫率残部退往兴化。陈毅部乘胜占领海安、东台等地。

新四军发动曹甸战役

战役背景

韩德勤于黄桥失败后，10月19日，依据《中央提示案》，并参酌苏北局势，参谋总长何应钦及副总长白崇禧联名致电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及新四军军长叶挺（即“皓电”），指责八路军新四军：1，不守战区范围自由出动；2，不遵编制，各部自由扩充；3，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4，不打日人，专事吞并友军。命令18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之本地境内（即旧黄河河道以北之冀察两省和晋东北及冀鲁交界地区）”。为配合之一最后通牒式的通过，国府停发了18集团军和新四军的军饷。同时国府军委会为支援苏朝鲜德勤，命令皖东李品仙部东进，命令鲁南57军112师南下。韩德勤会同112师向西运动，企图与东进的李品仙部会合，打通苏北国军通往后方的通道。

战役过程

1940年11月17日，中共于11月17日在海安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23日迁至盐城），叶挺任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在叶挺到苏北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统一指挥华中的新四军八路军。为了阻止苏朝鲜德勤部与皖东国军会合，进一步消灭韩德勤主力，在报经中共中央批准后，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下令集中苏北指挥部一纵、二纵和八路军五纵一支队，共10个团的兵力，在11月29日发动对韩德勤部的进攻（27日毛泽东指示为分化东北军限令不得攻击57军，并不得攻击韩德勤的总部兴化）。
战斗发起后，新四军陆续攻占北宋庄、蒋营、陶家林等地，并完成对安丰、曹甸、平桥等地的包围。12月5日，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初攻曹甸，以失败告终。12月13日，华中指挥部下达总攻击令，新四军一二纵队和八路第五纵队第一支队总攻曹甸。因为中共各支部队配合不力、地形不熟、缺乏攻坚能力，且韩德勤部依托防御工事拼死防御，中共部队进攻再次失败，损失较重，不得不结束战役。韩德勤虽然守住了曹甸，但是地盘被进一步蚕食压缩。
战后，国军战报宣称“毙匪七千人以上”。中共称“此役歼灭‘顽军’八千余人”，自称伤亡2000余人。一年后，陈毅对曹甸战役还是有过理性地反思和总结的，他说：“曹甸战斗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的。”“我很轻敌，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

黄桥、曹甸之战的直接后果：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的背景的前奏

中共在抗战头三年的迅速发展和扩张地盘，本已经引起国民党的严重危机感，黄桥大战韩德勤部遭受巨大损失，更令国民党将领群情激奋。故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命令18集团军和新四军必须于接电一月内开到指定的旧黄河以北区域。11月9日中共回复“佳电”拒绝此命令，只同意将江南新四军移到江北。随后军令部11月14日将暗中制定的《剿灭黄河以前匪军作战计划》交给蒋介石，请求批准。蒋介石出于抗战全局考虑，认为这样的计划势必会导致国共全面内战，故而一直拖延未签署。但新四军再次发动曹甸战役，歼灭韩军达8000人，此事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2月7日（新四军发动的曹甸战役正在进行中），蒋介石正式批准军令部《剿灭黄河以前匪军作战计划》。但尽管到此时，蒋仍然心存最后的避免国共全面冲突的希望，他表示“此部署和计划可照办”，“惟需暂缓下令”，“待本月下旬再定具体时间”。12月8日，何、白再次致电朱彭叶，重申前令。12月9日，蒋介石亲下手令，严令八路军、新四军务必于12月31日前、明年1月30日前，分别移至黄河以北，而新四军皖南部队必须于12月31日以前开到长江以北。对于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因为曹甸战役，蒋也做了明确指示：“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第三战区长官）另予规定路线”（蒋1940年12月10日致顾祝同电），并“在江北的无为集结”（蒋1941年1月3日致叶挺电）。顾祝同随即根据蒋电，命令新四军直接北上于安徽铜陵、繁昌间北渡长江。蒋介石和顾祝同均保证命令沿途各军保证新四军安全。

事变过程

但是因为国共双方之间的长期历史矛盾和新四军之前屡次与国军冲突，中共领导人和新四军军部均认为蒋介石和顾祝同规定的北移路线可能是一个阴谋，不敢照走，一再拖延。1940年12月28日，项英召开新四军军分会扩大会议，决定皖南新四军绕道茂林、三溪、宁国、再迂回天目山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1月3日中共中央在收到项英的电报后当即由毛泽东起草复项英电："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出动，是完全正确的。" 接到中共中央的复电，项英、叶挺于1月4日（超过了12月31日的最后日期）不顾蒋和第三战区直接北上的命令，转而率军南下茂林。而为了应对新四军可能的抗命不遵令北移，12月20日和26日，顾祝同调集第三战区军队，分途向皖南新四军驻地包围。因而新四军南下茂林后，与第三战区第40师发生冲突，随即被国军包围。经七日夜战斗，9000新四军被歼灭和俘虏7000余人，2000人突围，军长叶挺被俘，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阵亡，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因随身携带充作军费的黄金被副官刘厚总枪杀。事变后，国府宣布新四军违抗军令叛变，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送交军法审判。

事变后果

皖南事变成了抗战期间国共关系逆转的一道分水岭。事变前，中共军队虽然已经在独立指挥、自行发展，但它仍旧隶属于国民政府之下，至少名义上仍随时呈报并请领军费补充，形式上仍旧使用着统一的货币和遵守着统一的政令法令。国共之间军事上的磨擦冲突也仍可通过正常途径反映或协商。因此蒋之命令或要求，一般总还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断绝对中共军队的一切供给与补充，切断了自己与中共军队的一切关系。中共政权与军队从此断绝与国民政府之间的一切上下级关系，自设银行，自发货币，自定法规法令，自行其事，完全脱离国民政府而自行存在，蒋也失去一切命令之权。

韩德勤在苏北的败落和退出苏北

皖南事变中，蒋介石基于国际国内政治局势，并不想和中共完全破裂，因此蒋企图就事论事、息事宁人，再加上此时日军在正面战场的一系列进攻，蒋没有能够派军队进入苏北援助韩德勤，只是命令韩德勤要与李明扬精诚合作。此后韩德勤几次打通与后方国军联系的行动均告失败。韩德勤既得不到后方国军支援，又受日军和共军的不断打击，势力不断衰落，最后退出苏北。

日军发动所谓“苏北作战”

1941年2月，为了威逼诱降苏北李长江部，同时为了打击新四军和国军，日军13军集中独立混成第11、12、17旅团发起“苏北作战”。 对于日军的行动，韩德勤早在1940年12月就早有觉察。到1941年1月，韩德勤对日军的动向有了更明确的判断：“综合各情，敌寇乘匪军向我进攻之时，已将高宝淮安间运河打通，现更欲乘中共大军来到前，扫荡我根据地，并打通通榆公路”。2月10日，韩德勤明确认为日军“有进犯兴化企图”。对此，韩德勤忧心忡忡，认为：“职属各部队数月来，跌经黄桥曹甸各战役，伤亡甚重，整补未完、弹药奇缺，前方兵力不足，狭地危迫”，非得增援难以御敌。 2月16日，日军正式发起进攻，独混第12旅团从高邮附近发起进攻，行动迅速，19日完全包围兴化城，20日突入城中。与此同时，独混12旅团还与独混11、17旅团协同，攻占东台，并扫荡其以南地区。3月13日，日军结束战事，返回原驻地。 此战，韩德勤部人员和物资损失惨重，国军战史还称，此战中新四军粟裕部在盐城北宋庄截击国军。另一重要结果是苏鲁皖边游击军副总指挥李长江在2月15日，率第1、2、3、5、6、7等6个纵队在泰州投日。

韩德勤的数次求援行动及其失败

韩德勤在与日伪和新四军的战斗中屡次失败，并陷于孤立境地对外联系断绝，不得不屡次求援。国军相应地准备以第三战区冷欣部从皖南北上并于李品仙一部协同从皖东东进的方式来进入至苏北泗阳、宿迁等地。 韩德勤为接应援军，指派保安第7旅旅长兼第三纵队指挥官王光夏至淮海区、运河两岸建立据点，企图控制运河；同时又指派89军117师、33师各一部，先后进占淮阳、涟水间的大兴庄、张官渡，企图构成一条东接曹甸、车桥，西达津浦铁路的东西通道，以此接应国军东援部队。

新四军阻止韩德勤接应国军东援

1941年10月14日，新四军陈毅集中独立旅和第2、3、4师各一部共6个团发起程道口战役，先后攻占史家集、仰化集、丁庄、毕庄、张庄、大兴庄等地，21日攻克程道口，毙伤俘韩德勤部保安第7旅旅长兼第三纵队指挥官王光夏等部1400余人。
11月，韩德勤又指派徐继泰部与独立第6旅一部会合，由灌东、安丰向西推进。新四军第三师第10旅第29团由程道口战场直赴灌沭地区，歼灭韩军500余人。后又在洪桥歼灭韩德勤部2000多人。徐继泰率残部撤回灌东。自此，新四军控制了苏北与安徽联系的战略要地，韩德勤接受东援的希望彻底落空。

江南国军北援韩德勤行动的失败

1942年1月下旬，军委会别动军忠义救国军2000余人，自江南北渡长江，与暗通重庆的伪军联络，占踞靖江、泰兴边区沿江一线，4月北进至泰兴、泰州地区，企图北进，打通苏南与苏朝鲜德勤、张星炳部的联系。但忠救军的北进引起日军的警觉，日伪军发动了对北进的忠救军的“扫荡”，将其支队长汪浩然俘虏，忠救军只好南撤。

苏北周边国军的东进和北上均告失败，面对日军的不断威胁，韩德勤为求生存，只得实行有限的联共政策，以与日伪、中共周旋。

1943年春的日军扫荡及韩德勤退出苏北

1943年2月，日军第17师团及独立第12旅团主力在淮安、宝应以东地区集结，14日以飞机二十架支援，向韩德勤所部凤谷村、车桥围攻，激战一周，敌我伤亡均重。据国军战史称，韩部转移淮、泗一带与日军周旋月余，3月17日中共彭雪枫、黄克诚两部十余团却在山子头附近乘机攻击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独立第6旅、保安第三纵队，独6旅旅长李仲寰，保三纵队长王光夏（字殿华）阵亡，伤亡官兵三千余人。韩德勤也被新四军俘虏。而据中共史书称，日军扫荡韩部时新四军曾给予韩部支援，但是韩德勤“恩将仇报”，在被日本扫荡的时候韩部却侵占山子头一带，意图和驻安徽阜阳、蒙城一带的国军王仲廉部会合“反共”，所以才进行“自卫”。出于统战需要，也为了换取国民政府释放被关押的新四军前军长叶挺，新四军不久即释放了韩德勤，并发还了数百人、枪。此后韩德勤在睢宁凌城一带活动，6月向西退到安徽阜阳境内。又一说，韩德勤在睢宁凌城夏圩又停留了约一年，直到1944年5月才退往安徽阜阳。

抗战末期的韩德勤

职务变迁

退出苏北后，韩德勤在安徽阜阳任鲁苏皖三省边区游击总指挥并仍兼江苏省主席。鲁苏战区因韩德勤、于学忠相继失利而名存实亡，1943年4月就已不再列入军事委员会军令部调制的编制序列。1944年3月，鲁苏战区总司令部正式撤销。1945年1月王懋功接替韩德勤继任江苏省主席。此后韩德勤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同年5月，韩德勤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六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参加对日受降

1945年9月4日，中方受降代表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进指挥所主任韩德勤中将，副长官司上官云湘中将、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罗霞天、浙江省主席行辕主任贺扬灵及长官部参谋长张世希等，在杭州富阳县宋殿村原宋作梅宅第接受了日本代表侵浙日军133师团长等人的洽降。　

国共内战时期的韩德勤

1946年6月，韩德勤被任命为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和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副总司令。 1946年11月，韩德勤当选“制宪国民大会”代表。 1947年7月，韩德勤当选党团合并后的中国国民党第六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1948年3月，韩德勤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同年6月，任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当年10月兼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后改任国防部联勤总部副总司令。

到台湾后的韩德勤

1949年4月12日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 1952年10月退役。 去台湾后续任“国大代表”，曾任第一届“国大”第2～6次会议主席团主席。还曾担任台北市私立强恕中学董事、台北市江苏同乡会常务监事。 1988年8月15日在台北逝世。

获奖履历

1931年1月获得三等宝鼎勋章
1936年1月获得二等宝鼎勋章，升任陆军少将
1936年11月获得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勋章、四等云麾勋章
1945年10月获得胜利勋章
1947年原籍江苏省泗阳县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

参考文献

• 《民国人物小传》，传记文学出版．刘绍唐主编．第15册，459页
• 《国军军史．军级单位战史．第一册》，知兵堂出版．200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