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桥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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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桥战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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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战方 | |||||||
国民革命军 | 新四军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李明扬 鲁苏战区第二游击区总指挥 | 粟裕 苏北指挥部副指挥 | ||||||
兵力 | |||||||
约30,000(实际参战15,000) | 约7,000 | ||||||
伤亡与损失 | |||||||
11,000 | 不详 |
黄桥战役,又称黄桥事件,是1940年10月,蘇北地區的中國共產黨新四軍為擴大根據地而向當地駐紮的国民革命军發起的戰役。它是新四軍改編以來最著名的戰役之一,該戰役的進攻對象並非日軍或偽軍,而是參加過徐州会战的抗日將領、國民黨中央委員、江蘇省主席韓德勤所属的抗日主力部隊。黄桥战役中新四军获得胜利,一舉將國民革命軍第八十九軍消灭,軍長李守維阵亡[1],并占领了姜堰。出于国共两方分别的利益考虑,当时中国报纸均没有作多少报道[2]。
战役背景
中共发展苏北的战略构想和新四军八路军对苏北的渗透
中共领导人争夺苏北的指示
新四军建立后,认为国民政府给自己划定的辖区狭小。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发给项英一份有关新四军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该指示指出,新四军应该利用日军进攻正面、后方空虚的时机,首先遵从国民党的命令,开到他们指定的区域中去;然后,就要冲破国民党当局“画地为牢”的限定,进一步东进北上,向苏中苏北发展[3]。
1939年2月底,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皖南视察,与新四军领导人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4]
1939年12月中旬,刘少奇在安徽定远县召开中原局三次扩大会议,会议认为豫皖苏边新四军向西发展将受到国军势力较大的一、五战区限制,北上华北、南渡长江都难以打开局面,只有东面的苏北物产丰富,韩德勤势力薄弱、孤立无援且内部矛盾重重,适于建立新四军战略根据地。[5]
1940年4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新四军指出:“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6]
新四军八路军进逼苏北的军事行动
在中共毛泽东、王稼祥、刘少奇、周恩来等的指示下,新四军八路军从南、西、北三个方向向苏北挤压渗透。
江南新四军向北渗透
以茅山为根据地的新四军一二支队陈毅部,积极谋划向苏北发展。1939年5月,陈毅派遣叶飞率领第六团赴国民政府第三战区所属江阴、无锡、常熟地区活动。东进的同时陈毅、粟裕还决定,陆续派遣部队北渡长江,向长江北岸发展。[7]
1939年4月9日,新四军一部自镇江姚家桥、新桥一带北渡夹江进入扬中,击败江苏省保安第九旅所属贾长富团,占据扬中。随后,新四军挺进纵队第四支队在梅嘉生率领下进入苏北吴家桥地区。[8]1939年11月,新四军第2支队第4团一部北渡长江,向扬州、仪征、天长一带地区发展,称苏皖支队。12月,新四军挺进纵队北渡长江进入扬州、泰州一带进行游击。1940年2月,新四军挺进纵队梅嘉生与苏皖支队合并,仍称苏皖支队,并与挺进皖东的新四军第5支队取得联系。[9]
皖中、河南新四军向皖东、苏北发展
新四军第4支队于武汉会战时在皖中游击。1938年9月,第4支队第8团进入皖东的肥东、全椒一带活动,随后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带领军部特务营和部分干部从皖南北渡长江进入皖东,第4支队其余部队陆续到达皖东。1939年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徐海东分任正副指挥,统一领导第4支队和7月以第4支队第8团为基础扩编的第5支队、江北游击纵队。第4支队开辟了以安徽省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第5支队开辟了以安徽省来安县半塔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在安徽省长江北岸巢县、无为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保持和皖南的联系。[10]
1938年下半年,组建于河南的新四军游击支队东进,初创了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开辟了皖东北和江苏邳县、睢宁、铜山等地的工作。该部1940年2月正式改称为新四军第6支队,辖3个团和4个总队。
八路军南下进军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八路军总部指令,1940年5月冀鲁豫根据地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黄克诚率第344旅、新编第2旅及教导营干部共约1.2万人南下,分两个梯队先后来到安徽涡阳地区。活跃于鲁西南地区的八路军115师苏鲁豫支队,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1939年5月南下至徐州以南、灵璧以北地区,展开游击战。而后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之一部南下邳县、睢宁、铜山一带。
新四军八路军的会合
1940年8月,新四军第6支队(欠第4总队)与八路军第二纵队第344旅(欠第687团)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随后新四军第6支队中的第4总队与南下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第二纵队新2旅及687团,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决定,由八路军第四纵队担任向西防御任务,由第五纵队担任向东发展任务,准备东进苏北,配合陈毅、管文蔚、叶飞的苏北工作。[11]
国军苏北敌后根据地的发展和韩德勤对中共渗透的反应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江苏省政府在省主席陈果夫的领导下,积极进行壮丁训练和防御工事的修筑。1937年11月顾祝同接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并以韩德勤为江苏省民政厅长。1938年初韩德勤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八十九军军长,后又兼任江苏省代理省主席,在苏北建立国军敌后根据地,进行对日游击战。
抗战初期国军在苏北的抗日活动
徐州会战时,韩德勤在苏北担负会战地域南线的战斗任务,“保有苏北、皖东以至运河以及通海公路(南通—海州)之北端,且迭次向津浦路南端游击,减轻我第五战区之特别威胁,于台儿庄之胜利有间接之贡献。”[12]
武汉会战时,韩德勤部积极破坏津浦铁路南段,并反攻克复东台、盐城、阜宁等地,甚至一度反攻入徐州城中,屡获蒋介石嘉奖:“该军忠勇歼敌,迭奏肤功(大功),至深嘉慰,尚希再接再厉,扰敌后方,以利全局。”“该军忠勇抗战,殊堪嘉赏,仍望继续努力,奋勇杀贼,牵制敌之后方,使对武汉会战有利,厥功至伟。” [13]
1939年1月,军委会划定“长江以北,津浦铁路以东,老黄河以南为鲁苏游击战区,以于学忠为战区总司令”。因鲁南和苏北不便统一指挥,1939年4月军委会于苏北成立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驻兴化),由韩专门负责鲁苏战区的苏北事务。1939年10月,江苏省政府改组,顾祝同辞去江苏省主席的兼职,韩德勤正式担任江苏省主席,并兼省保安司令。
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设立后,第24集团军番号撤销,由副总司令部直接统辖所属部队。韩德勤作为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江苏省主席,管辖33个县市,主力有第89军和第57军之第112师,还指挥苏北的江苏省10个保安旅、6个区保安司令部、1个税警总队,共约10万人。
自鲁苏战区成立以来,苏北连年游击作战不断。据统计,在1939年初至1943年春撤离鲁苏的五个年头里,鲁苏战区大规模游击作战达20次,小规模游击战斗达5000次以上,获有确切战果者达2900余次。其中约三分之一的战斗发生在苏北。比较重要的例如:1939年2、3月份日军发动卜号作战,出动第21师团一部、第5师团一部、第114师团一部,并在华中派遣军一部和日本海军陆战队的配合下,在20日内占领了淮阴、涟水、阜宁、海州等城镇,并不时发起对韩军的扫荡。经日军打击,苏北国军丢失苏北北部,韩德勤率江苏省政府迁至兴化,此后苏北国军仍控制运河中段区域,开展游击战袭扰日军。1939年10月,日本第15、第21师团,分三路进攻韩德勤的根据地高邮湖一带,第89军第117师、副总部独立团(独立第6旅前身之一)和税警总队、江苏保安第三、第八旅等部,与日军激战20余天,高邮、宝应失而复得,并攻克盐城,取得反扫荡的胜利。同年11底至1940年初,在冬季攻势期间,韩部向淮阴、宝应、六合等地展开主动进攻,作战十余次,歼敌数千人。1940年又两次粉碎日军的“扫荡”。[14]
韩德勤对中共的态度和对共军渗透的反应
韩德勤在积极进行抗战和苏北国军根据地的建设的同时,对限制中共的发展也很积极。1938年10月,韩德勤就以不符合《江苏省民众组织条例》为由,取缔了由中共党员为主组织的苏北抗日同盟总会。[15]据新四军将领季方回忆,1939年1月,据说是中共党员的瞿犊、王进领导的崇明抗日自卫队经过海门县张能忍抗日自卫大队时,被张能忍突袭,瞿犊、王进被杀。韩德勤没有惩办张能忍,反而封其为团长。[16]
中共军队在华中的发展,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注意和警惕。随着新四军自西、南两面,八路军自北面逼近苏北,尤其是皖东的新四军正处于苏北国军与重庆后方的联络补给线上,使韩德勤感到莫大的威胁。
1940年3月,韩德勤致电军委会称:“请严令各部队非经军委会、战区长官令准,不得自立名目,组织游击队。理由:查“苏鲁豫皖边区一带,发现某军某支队名义之杂色军队甚多,到处收缴民枪,非法组织民众。”该建议得到国府军委会的批准并转各战区执行。[17]
1940年3月5日,国民党江苏省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委员会在兴化城召开会议,该次会议讨论的第十二项内容为:“兹定江苏省防止某党活动办法请讨论案(附办法)”。
在军事上,针对中共部队在山东、华中的违令发展,国府军委会军令部于1940年3月22日拟定了《关于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南异党军队的指导方案》,计划由李品仙、韩德勤部进入淮河南北,将中共军队压迫到长江以南或伺机歼灭,以截断新四军与18集团军之南北联系。蒋介石虽然对八路军南下保持高度警惕,但是不赞成在抗战时期就和中共产生大规模冲突,只倾向小规模各个击破,于是修改方案,密令韩德勤“密着选编纪律严明、政治知识充实之众为机动小部队,各配属以优秀政工人员,派员统一指挥,预为充分之准备,先肃清运河以东之伪军伪组织后,相机迅速进入洪泽湖南北附近地区,与李兼总司令部队协力将伪军压迫于大江以南,或一举剿灭之,务截断南北伪军之连系。并侧重政治工作……”[18]接到蒋介石命令后,韩德勤部署117师刘漫天部队3月底在天长、六合、盱眙等地进袭新四军。此次作战,因为国军各方配合和补给问题,未能达到预定目的,韩军被击退。在5月之后,韩部又数次进攻皖东新四军,企图切断八路军新四军之间的联系、打通苏北国军与后方的联系,均被击退。
战役前奏
中共领导人1940年春的电报和指示
1940年初,主持华中的刘少奇制定战略先集中发展苏北。3月5日,共軍包圍國民政府延川縣政府,並將其抗日武裝保安團繳械,隨後中共派出蕭華部,殲滅國府山東省保安第25旅。同年4月,中共乘勝追擊,集結八路軍精銳,襲擊正對日交戰之高樹勛、朱懷冰及冀察戰區總司令鹿鍾麟部,並獲得勝利。新四軍也不甘示弱,於7月4日起發動對國軍李明揚部的攻擊。中共並形容此類對國軍作戰戰果為「反摩擦鬥爭的勝利」。9月,协同新四军开辟苏北的南下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部)第一、第二支队和新四军第五支队,分别抵达涟水以北地区和大运河西岸,与新四军苏北部队形成有利的战略态势。
1940年4月5日,毛澤東於「發展華中根據地的部署」中認為:「華北日軍佔領區日益擴大,蔣介石企圖劃定華北為我兩軍(新四軍、八路軍)防區,我之鬥爭艱苦,不入華中(國軍防區)不能生存。」
1940年4月15日,毛澤東、王稼祥電令劉少奇、項英剿滅韓德勤的抗日部隊:
第115師彭明治、吳法憲支隊約一萬二千人,不日從魯蘇邊出動,向北前進,估計約三個星期內外可與劉少奇方面配合夾擊韓德勤。[19]
1940年5月4日,毛泽东再次就新四军发展和敌后游击战争做出指示,史称第二个《五四指示》。指示内容有:“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 [20]陈毅接到第二个五四指示后,于5月13日召开团、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讨论,决心放手打开局面,猛烈发展。
1940年5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就新四军兵力部署问题致电项英陈毅,其中内容有“速令叶飞在(长江)北岸扩大部队,建立政权,不要顾虑顾祝同、韩德勤、李明扬反对”。[21]
粟裕率新四军進攻苏北和韩德勤发生过多次戰役,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严重阻碍新四军发展。 1940年5月8日,刘少奇致电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各部队,提出江北反“顽”行动部署意见:“继续打击李品仙,打击桂系;叶飞部应在江苏高邮、兴化、泰县一带积极活动,打击敌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如韩德勤来攻,坚决消灭之。”[22] 同日,陈毅向中共中央报告:“解决苏北问题,应先向省韩(指韩德勤)下手。”
黄桥战役前新四军对苏北的军事行动
占据郭村进逼泰州、分化李明扬
1940年5月17日,已进入江北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叶飞部,声称因日军扫荡江北吴家桥地区,退入苏北国军李明扬防区的郭村等地,一个多月也不撤走。在要求新四军撤离本防区的最后通牒无效后,6月底,李明扬部在省保安三旅张星炳配合下企图驱逐新四军。新四军挺进纵队在新四军苏皖支队的支援下,击败李明扬部的进攻,并乘胜攻取塘头,直逼二李老巢泰州城下。李明扬致电军委会要求增援,蒋介石此时正考虑与中共军队的画界之事,即全盘解决与中共的军事冲突之问题,故复电李明扬“对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中央正谋整个之调整,为避免冲突,目前应暂缓实施(增援)”,劝李明扬“静候解决为要”[23]。李明扬无奈,被迫承认新四军对部分地盘占领的既成事实。经双方谈判,以“互助互让,共同发展”为原则,达成口头协议:新四军放还李部俘虏及部分缴获枪械,二李答应允许新四军借道东进,并表示在新四军以后与韩德勤的摩擦中保持中立,同时新四军答应东进后将每月税收达5万元的吴家桥地区让给二李。
1940年7月新四军攻占黄桥等地及对陈泰运的分化
新四军在江北的胜利使陈毅得到鼓舞,6月下旬至7月间,江南新四军主力陆续渡江,与新四军挺进支队、苏皖支队会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全军改编为三个纵队。 1940年7月12日,毛澤東下令:
7月25日,陈毅粟裕挥师东进,兵分三路,一纵插到黄桥以北营溪、老叶庄一线,二纵插到黄桥以东,三纵由西向东正面攻击前进。在前进过程中二李依约让路。韩德勤得知消息后,一面电责李明扬为何不阻击新四军,一面命令驻黄桥的江苏省保安第4旅何克谦部自黄桥向北攻击,命令陈泰运税警部队由曲塘南下,南北夹击,歼灭来犯的新四军。新四军在老叶庄、徐家桥一线击溃陈泰运2个团。为了争取陈泰运、孤立分化韩德勤,战后新四军归还了税警部队的被俘人员和枪支,得到了陈泰运在新四军与韩德勤冲突中不支持韩德勤的保证。随后新四军击败何克谦部,歼何部2000余人。新四军陆续占领黄桥、营溪、蒋剁、古溪等地,又乘胜攻取靖江东北之孤山、季家市、西来镇等日伪军据点,建立起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并先后建立泰兴、泰县、靖江、如皋等地政权。
苏北国军反攻营溪,新四军攻占姜堰
面对江北新四军的进攻和皖东八路军的南下,韩德勤两面受敌。鉴于北面八路军的强大兵力,韩德勤决定先南后北,先解决兵力较少、立足未稳的江北新四军陈毅部。1940年9月4日,韩德勤集结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部和保安第三旅为右路军于姜堰,集结第117师(欠1旅)、独立第6旅(欠1营)、保安第一旅(欠2营)为左路军于曲塘、吴家集、海安一线。但右路军二李和陈泰运部因平素和韩德勤的矛盾以及新四军的分化,逡巡不前,真正出动的只有韩德勤本部的左路。左路国军攻占营溪后,又向古溪进兵。9月6日,新四军击溃保安第一旅复占营溪,国军进攻失败。新四军释放了该旅被俘副团长以下全部人员,确保了该旅在后来的黄桥战役中逡巡不进,中立观望。
韩德勤在营溪受挫后,命令保安九旅张少华据守姜堰,封锁新四军粮食来源,企图困死新四军于黄桥地区;又命李明扬、陈泰运两部将新四军压缩在沿江狭小地区。陈、粟决心拿下姜堰,打通粮道。9月13日,新四军发动进攻,攻占姜堰,歼灭韩军千余人,俘虏2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国民政府和韩德勤的反应
中央提示案
国民政府中央于7月16日通过中央提示案,并于7月21日送到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手中。提案要求中共部队(八路军新四军)应全部开入旧黄河河道以北(指自山西介休、平遥、太谷、长治,河北邯郸、馆陶,到山东齐河以北)之冀察两省和晋东南及冀鲁交界区域。[25]可是中共方面认为这一区域过于狭窄,因此拒绝并讨价还价,要求扩大区域。
韩德勤决定反击
9月2日,韩德勤致电蒋介石,要求速派军队增援,并提出速就近调鲁南57军缪澄流部南下,与89军合力击破涟水、淮阴、泗阳以北运河两岸的共军,全力稳定苏北,打通苏皖交通。但鲁南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认为“倘饬缪军(57军)南下,所有该部防区势必悉被共军攫取”,不愿出兵。蒋介石9月10日分别密电李品仙和于学忠,令二部出兵援韩,但是二部均无实质性动作。9月底,韩德勤面对新四军和八路军的南北威胁,为死中求生,下定决心依靠自身力量先全力进攻南来的陈毅部。韩德勤电告蒋介石:“无论环境如何恶劣……决率基本部队为主义为国家奋斗到底”。
新四军攻占姜堰后,双方谈判要求停战。韩德勤提出以归还姜堰为前提。新四军为分化韩军,退出姜堰,但并没有交还给韩德勤,而是把姜堰交给了二李接防,并送陈泰运部部分枪械。这一举动进一步分化了韩德勤和二李、陈泰运。
9月30日,韩德勤集中其大部兵力,由海安、泰州等地分三路向黄桥前进。
这时,八路军南下部队尚在老黄河一线,第五支队仍在运河以西,难以对苏北部队进行战役配合。经过审慎研究,为了赢得一举解决苏北问题的时间,新四军陈毅决心以劣势兵力在黄桥地区独立同韩部决战。粟裕协助陈毅具体组织战役并负责战场指挥,决定以黄桥为轴心,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歼击韩部。
中共官方版本的战役过程
新四军撤出姜堰后,粟裕亲临黄桥前线指挥战役,陈毅在黄桥以西约20公里的严徐庄“总领全局”。此役国军集结26个团3万余人,于9月30日出动,因受阻于暴雨,迟至10月4日开始进攻黄桥,新四军防守兵力为7000人。国军虽有战役发起的突然性(黄克诚部直至战役结束未及南下支援)以及总体兵力的优势,但战役指挥失当,兵分多路,直接进攻黄桥兵力不足,给新四军以各个击灭之机。此外,由于新四军战前的一系列孤立韩德勤行动,使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部以及部分非韩嫡系部队出工不出力,于战役中逡巡观望,坐视韩部嫡系被围而不施救援。因此实际上,国军只有韩德勤本部1.5万人投入了战斗。
10月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到,“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计划以黄克诚部急行军南下救援陈毅粟裕,但韩德勤早有准备,于战前将老黄河等多条河流渡口船只全部烧毁破坏,严重迟滞了黄部南下进程,直至战役结束四天后才抵达尚距战场近80公里的东台白驹镇。毛泽东集中兵力防守黄桥的企图落空,陈毅粟裕部面临孤军困守的境地。
国军部署是:以泰州二李和陈泰运部1.2万人为右路军,从黄桥西侧进攻;保安一、五、九、十等5个旅7000余人为左路军,从黄桥东南面进攻;韩部主力89军和独立6旅1.5万人为中路军,从黄桥东、北面进攻。其中中路军又分三路:89军之33师为左翼,攻黄桥的东面;89军之117师大部及军直属独立团和炮兵团为中路中坚,由李守维亲率,从营溪南下,攻黄桥的北面;独6旅为右翼,攻黄桥的北面。
针对韩军进攻部署,粟裕认为,“一般作战原则是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但此次实力较弱各路非嫡系杂牌军已暗中表示中立,先攻击之于政治不利,且即便杂牌危殆,韩德勤也必定不理会其存亡而是会以先尽力攻下黄桥为根本目标,故而首战应直指进攻黄桥的先锋韩德勤嫡系翁达旅,一旦翁旅被歼,各路杂牌必然不敢动作,且能予敌士气以严重打击。”据此,粟裕命大部主力在城外埋伏,仅以少部兵力守城。10月4日下午三时,翁达独立第六旅攻至黄桥以北2-3公里处,粟裕令第一纵队立即出击,以逸待劳,仅三小时全歼翁旅,中将旅长翁达自杀。此时国军第33师猛攻黄桥,几乎突入城内,但原定中路进攻的89军李守维部却未能在此时到达黄桥,原来正在行军中的李守维得知翁达正被围歼,惊恐之下,既不敢救援翁旅,又不敢继续向黄桥进发,反而命令所部原地构筑工事防守,致使三十三师的进攻功亏一篑。10月5日,已歼灭翁旅腾出手来的新四军各部包围33师和89军,当天歼灭33师,次日歼灭89军。至此,战局大势已定,为免更大损失,国军残余各部当即撤离战场。此战,与新四军早已暗中输款的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部毫无损失。计从10月3日至10月6日,粟裕指挥新四军经过多次战斗,共歼灭国军主力12个团,保安第十六旅全部,保安第三旅、保安第五旅各一个团,共计一万一千余人,国军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独立第六旅旅长翁达及旅、团长数人阵亡,俘虏国军三十三师师长孙启人,九十九旅旅长苗瑞林、一一七师参谋长等师、旅、团军官30余名,下级军官600名;缴获长短枪3800余支,轻、重机枪189挺,山炮3门,迫击炮59门及大量弹药和军需物资,新四军取得胜利。[26]新四军乘胜追击,进占海安、东台等地并重占姜堰。
黄桥战役打响时,新四军第5支队3个团在罗炳辉指挥下东进至运河边,因韩军迅速失败而停止。八路军第五纵队在黄克诚指挥下于10月4日南下,陆续进占东坎、阜宁、东沟、益林、建阳、盐城等城镇,歼灭江苏省保安第10、2、8等旅各一部。10月10日,新四军苏北部队前锋与南下八路军先头部队会师于东台县之白驹镇。韩德勤率余部1000余人向兴化撤退,新四军追至东台即因“政治原因”放弃继续追击。
影响和后续
1940年4月1日,彭德懷、朱德決定對日軍發動交通破襲戰(百團大戰),毛澤東得知後急電制止抗日,命令119師、120師及徐向前部以主力南下華中對付國軍第90軍,另派一部支援新四軍反頑。8月,不料彭德懷、朱德仍然不顧勸阻,擅自決定發動百團大戰抗日,毛澤東非常痛心的說:「彭德懷幹這麼大事情也不跟我商量,我們的力量大暴露了,後果將是很壞……。」
黄桥战役使新四军在苏北地区站稳了脚跟。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何應欽向朱德、彭德懷、葉挺發出皓電:
(前段內容敘述八路軍徐向前於8月14日攻陷國民政府山東省府所在地魯村)
新四軍陳毅及管文蔚部,於7月擅自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襲擊韓主席所屬陳泰運部。並切斷國軍江南江北補給線。統帥嚴令制止,仍頑不遵命。復於10月4日,向蘇北韓主席猛攻,韓部獨立6旅16團韓團長遇害,5日又攻擊89軍擄去第33師師長孫啟人,旅長苗瑞體以下官兵數千人,並導致89軍軍長李守維被衝入水生死不明,經查蘇北、魯村均非十八集團軍與新四軍作戰區域,各該軍竟越境進攻,似此對敵寇則不戰自退,對友軍則越軌以相侵,對商談後提示方案則延怠不遵,而以非法越軌視為常事。……[27]
1940年11月4日,毛澤東致電新四軍將領,要求他們學習陳毅在黄桥战役中分化、瓦解國軍抗日部隊的經驗。11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反對投降挽救時局的指示」,反過來指國民黨挑起摩擦的投降活動、亡國活動。國民政府何應欽、白崇禧希望和平解決,再發齊電:
第十八集團軍自抗戰以來,即列入第二戰區之戰鬥序列,新四軍自成立之初,即列入第三戰區戰鬥序列;均各有指定作戰目標與作戰地境,此擅離規定之戰區,夾擊蘇北之友軍,究係遵何命令?……利用中央一再優容愛護之厚意,冀逐漸擴充而一氣貫通晉、冀、魯、蘇,完成其外線長蛇之勢,又無與敵寇糾纏之勞;馴至師行所至,見敵則避,遇友則攻,……故一面兄等部隊方慶握手蘇北,渲染百團大戰之時,一面敵人橫斷河北之德石鐵路,自本年6月中旬動工,未受絲毫障礙,竟得迅速慶祝通車……
1941年1月22日出版的大公報對皖南事變的真相及其來龍去脈報導:
軍委會通令:據第三戰區長官顧祝同電稱:「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違抗命令,不遵調遣,自上月以來,在江南地區,集中全軍,蓄意擾亂戰局,破壞抗日陣線,復於本月四日襲擊第四十師,乃為緊急處置,將該軍解散編遣,軍長葉挺就擒,交軍法審判,副軍長項英在逃,通令嚴緝」云云。這一件事,甚使國人震驚,而尤恐牽動抗日大局。
就我們所知,這一不幸事件的發生,並非突然而來。據何參謀總長白副總參謀長致朱彭葉項的皓(一九四零年十月十九日)電謂:「蘇北方面,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於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襲擊韓(德勤)所屬陳泰運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蔣霸等地後,又陷秦於黃橋及泰縣之蔣堰曲塘,到處設卡收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行政委員會,破壞行政系統,並截斷江南江北補給線。
統帥部雖嚴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復於十月四日向蘇北韓部猛攻,韓部獨六旅十六團韓團長遇害;五日又攻擊八十九軍,計劃去除該軍三十三師師長孫啟人,旅長苗端體以下官佐士兵數千人,五日晚又繼續襲擊,致李軍長守維翁旅長秦團長等被沖落水,生死不明,其他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計其數。現韓部已繼續撤至東台附近,而該軍尚進攻不已」云云。這種自亂陣線、襲攻友陣的行動,依軍紀,本應予以制裁,而統帥部初未採取斷然處置,若在一般軍隊必不能邀此寬典。
新四軍北移之命,曾經延展一個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過,在中央規定的路線上曾有該部的輜重及政治工作人員渡江北移,而該部大隊則不北而南,更於途中襲擊四十師,因此乃有解散編遣的緊急處置。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軍事件的綜合經過。這事實,至為不幸,而就軍紀軍令而言,統帥部的處置是無可置議的。我們只能就此事件一述純國民的想法。……
《大公報》的這篇報導,道出事變真相的前因後果,當總參謀部向延安反映新四軍問題時,並不知道,新四軍執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
所以,《大公報》記者亦曾感慨說道: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變以後,共產黨取消了建制,共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軍令統一了,最高統帥權確立了,國家的統一規模才算告成。
我們必須切記,國家這點統一規模,是經過二十幾年的內戰,流了無量的血,付了無數的犧牲,才產生出來的。我們更須切記,假使我們國家沒有這點統一的規模,我們根本就沒有發動這次民族自衛戰爭的資格。這樣艱難得來的國家統帥權,我們全體國民必然要堅持擁護,業已統一了的國家,我們全體國民必不讓它分裂!
《大公報》記者評論說:八路軍和新四軍成為華北、華中兩支獨立的軍隊,配著他們的邊區政府、抗幣、共產黨旗、國際歌……成為一個獨立的體系。若干友邦人士從重慶飛向延安,乃有「一個中國還是兩個中國」之感[2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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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參考文獻「劍橋中國史」「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