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抗日戰爭
此條目過於依賴第一手來源。 (2011年5月23日) |
此條目需要補充更多來源。 (2011年5月23日) |
中國抗日戰爭 | |||||||
---|---|---|---|---|---|---|---|
第二次世界大戰(1941年12月以後)的一部分 | |||||||
1940年日軍佔領區 | |||||||
| |||||||
參戰方 | |||||||
日本 | |||||||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蔣中正 何應欽 閻錫山 李宗仁 馮玉祥 陳誠 顧祝同 衛立煌 薛岳 白崇禧 張發奎 孫連仲 杜聿明 傅作義 毛澤東 周恩來 朱德 彭德懷 約瑟夫·史迪威 陳納德 魏德邁 |
昭和天皇 阿南惟幾 朝香宮鳩彥王 畑俊六 板垣征四郎 閒院宮載仁親王 近衛文麿 東條英機 松井石根 杉山元 岡村寧次 南次郎 寺內壽一 西尾壽造 梅津美治郎 清三石川 | ||||||
兵力 | |||||||
5,600,000人 (最高時)[注 1] 700+架美軍戰機 | 4,100,000人 (最高時)[注 2] | ||||||
傷亡與損失 | |||||||
中國政府軍隊傷亡322萬餘人,其中陣亡約132萬人; 中國共產黨軍隊損失58萬餘人,其中陣亡16萬餘人。 中國軍民傷亡共計約3600萬人。[1] |
不包含大量依附日軍的中國偽軍等等,純日軍傷亡為約81萬8,074人,約315,861人陣亡 502,213人受傷[注 3] |
中國抗日戰爭(1937年7月7日-1945年9月2日)是20世紀中期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場全面戰爭,戰場主要在中國大陸。相對於被視為近代第一次中日戰爭的甲午戰爭,亦稱為第二次中日戰爭[2];由於戰爭時間約為八年,亦被稱為八年抗戰、或簡稱為抗戰[3]。該戰爭也被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東亞戰事。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後侵佔了中國東北,此後又陸續在華北和上海等地挑起軍事衝突,國民政府當時採取妥協的政策避免衝突擴大。1937年7月7日,日軍在北平附近挑起盧溝橋事變,中日之間的戰事隨即全面爆發。在戰爭的最初幾年,不但中國投入大量軍隊與日本抗衡,即使當時國力遠高於中國的日本,也動員全國之力投入戰爭,例如隨即大量增加公債發行,並發起了日本全國性的「消費節約運動」[4]。1941年12月,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後,中日雙方始正式宣戰,中國與美國和英國結成同盟共同對日本、德國和意大利三軸心國作戰;從這時起,該戰爭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日本在戰爭期間,佔領了中國東部大部分地區[注 4],並樹立包括滿洲國、汪兆銘政權在內的多個傀儡政權。1945年8月9日,蘇聯對日宣戰,出兵中國東北。8月15日,日本宣佈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
戰後,中華民國作為二戰主要戰勝國之一,成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及安理會常任理事國[5]。據估計,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至1945年9月日本投降之間,中國有3500萬人以上死傷,直接和間接經濟損失達6000億美元[6]。然而戰爭結束後不久,中國再次陷入國共內戰[5]。
各種名稱
這場戰爭在中國被稱為「抗日戰爭」,因歷時八年,亦被稱作「八年抗戰」,簡稱「抗戰」。目前這三種稱呼在中國大陸和台灣都較常用。[3]
日本在1937年發動侵華戰爭的時候,當時的近衛文麿內閣決定,將日本方面的官方稱呼定為「支那事變」(日語:支那事変/しなじへん Shina jihen ?);[7]1941年,東條英機內閣將其認定為所謂「大東亞戰爭」的一部分。[8]但在二戰結束之後,應中華民國政府的要求,日本禁止繼續使用「支那」這個詞來稱呼中國,這場戰爭遂被改名為「日中戰爭」(日語:日中戦争/にっちゅうせんそう Nicchyū sensō ?)。而「支那事變」一詞僅僅作為一個歷史名詞在歷史書籍中出現。
而在國際上,出於中立性的考慮,一般將這場戰爭稱作「第二次中日戰爭」(Second Sino-Japanese War)。[9]
戰爭的前奏
日本侵佔中國東北
1894年甲午戰爭清朝戰敗與日本簽署了馬關條約,日本利用條約獲得賠款庫平銀二萬萬兩[10],其中80%用來發展軍力。1900年因為庚子事變問題,日本為八國聯軍主力之一,佔領天津、北京,並利用《辛丑條約》在京、津一帶駐屯重兵。1904年到1905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獲勝,把俄國佔有的旅順口要塞攻佔,並於對馬海戰中重創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從俄國手中奪取了在南滿洲鐵道(長春-旅順)中國東北及旅順大連租界特權。1910年日韓併合,更使日本有了朝鮮作為侵略中國的跳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對德國宣戰,入侵膠州灣德國租界,進而佔據山東。1915年,跟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取代德國在山東的特權。[來源請求]1928年,日本以保護僑民爲名,試圖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伐,炮轟濟南城,與中國北伐軍發生交戰,造成濟南慘案,殺害了中國外交部山東交涉員蔡公時等十七人[11][12]。最後,在蔣中正懲辦參戰主要中國軍官之後,日軍退出濟南[13]。
1931年7月23日,蔣中正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號召「攘外應先安內」,「故不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乃不能攘外」[14]。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趁張學良調動東北軍主力入關參加中原大戰留駐華北之機,由司令本庄繁親自策劃,在瀋陽附近的柳條湖破壞了一小段南滿鐵路,誣蔑此為東北軍所為,當夜向瀋陽北大營的東北軍發動進攻,史稱「柳條湖事變」又稱「九一八事變」。事變兩個月內,日軍佔領中國東三省諸多主要城市,除在黑龍江遭到馬占山部等的強烈抵抗之外,並未遭受重大損失。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東北民眾自發成立了東北抗日聯軍、東北抗日義勇軍組織等抵抗日本軍閥侵略,得到了關內民眾同情和聲援,國民政府亦在1933年起支持東北義勇軍,成立東北協會,負責人裴毓貞,並先後將學生送往黃埔軍校,如宋長志、王多年(後任金防司令)等。[來源請求]
中國共產黨中央則透過各種決議文,宣示將領導中國人民「武裝擁護工人階級的祖國蘇聯」之決心[15]。
1932年2月,日本在東北建立滿洲國,其政府名義上的領導人是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政權實際由關東軍控制,以日満親善作藉口繼續侵略。[來源請求]
華北與上海的危機
日軍佔領東北後,中國政府向國際聯盟控訴日本侵略,為轉移焦點,日軍於1932年1月28日由海軍陸戰隊進攻上海閘北,一二八事變爆發。駐守上海的國民政府軍第十九路軍(粵軍)在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的帶領下展開回擊,蔣中正也立即派張治中率第五軍(中央軍)增援上海,雙方陷入僵持。2月28日,英國、法國、美國三國公使介入調停。5月5日,中日雙方簽署《淞滬停戰協定》,規定中國國軍不得駐紮上海,只能保留保安隊,日本取得在上海駐軍的權利,參與抗戰的主力國軍第十九路軍不得不離開上海,赴福建剿共,第五軍則撤退至蘇州、南京一帶,日本以壓迫蔣中正懲辦抗日軍隊的手段,來打壓中國軍民抗日士氣。6月,日本軍閥全部退回日租界。[來源請求]
但日本軍閥在中國北方的軍事行動並沒有停止,並將軍隊開進長城一線,進犯熱河、察哈爾兩省,史稱「長城事變」。1933年1月,日軍進佔山海關,開始向中國關內進攻,熱河省會承德遭到襲擊,僅10餘天即告陷落。蔣中正即令駐守平津的西北軍第29軍宋哲元率部抵抗,並派中央軍第17軍軍長徐庭瑤率所部3個師北上參戰。
1933年5月,日軍向察哈爾進攻,並一度佔領察北重鎮多倫。5月26日,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馮玉祥、吉鴻昌、方振武等將領在察哈爾組織了人數約10萬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馮玉祥任總司令。6月22日,同盟軍開始向察哈爾和熱河的日軍發動進攻,7月12日,同盟軍在吉鴻昌的指揮下攻佔重鎮多倫,並將日軍全部逐出察哈爾,保證了長城戰事穩定。此為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軍隊首次收復失地。此後,日軍與滿洲國軍隊對多倫進行反撲。5月31日,中日簽署《塘沽協定》,南京國民政府以實現軍令統一為由,派遣軍隊進逼張家口,威脅同盟軍的後方,同盟軍被迫解散。中國守軍退出熱河和冀東,日本打開了通往華北的大門。
1935年5月,日本中國駐屯軍聲稱天津親日報刊《滿洲晨報》社社長白逾桓、《國權報》社社長胡思溥被殺是中國政府所為,不久又誣指受中國政府援助的東北義勇軍進入《塘沽協定》中規定的非武裝區(實際上當時的東北義勇軍為獨立的武裝),再次出兵南下。中國政府為避免事態進一步擴大,派遣何應欽與日方梅津美治郎簽訂《何梅協定》,協定保證「取締全國一切反日團體及活動」。同年9月,日本再度製造輿論,要求「華北五省(察哈爾、綏遠、河北、山西、山東)自治」。1935年10月4日,日本岡田啟介內閣通過《鼓勵華北自主案》,發表《鼓勵華北自主案》,扶植當地的殷汝耕設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防止「赤化」。[來源請求]
中國分離主義的進行
正在南方剿共的蔣中正聞訊後,書立遺囑決心抗日,並立刻返回南京籌商禦侮救國之計。中共同時得以發展,在湘贛粵閩等地建立起多個「蘇區」並不斷擴大。[16]:50 1931年9月18日,日軍攻佔中國東北諸省。11月7日,中國共產黨於蘇聯國慶日在中央蘇區創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定都江西瑞金。[17],並支持蘇聯分裂肢解中國的蒙獨、疆獨政策,提出可「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18]:346。
1933年10月2日,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秘書長徐名鴻與共產黨代表潘漢年在瑞金草簽《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12月,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在福建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國民政府聞訊後抽調十多萬人,以蔣鼎文為統率討伐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1933年12月3日,中共召開第一次軍事領導人會議,討論是否要派兵支援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會後因十九路軍曾參與第二、第三、第四反共圍剿等血債,12月5日,中共中央轉而不支持中華共和國政府[19]:65-68,因未得到中共及時的軍事支援,中華共和國迅被剿滅。
1936年6月,兩廣事件爆發,毛澤東對西南軍事將領的行動表示讚賞,認為大好時機已來,決定利用此事件提早發動西北新國防政府,6月16日,毛澤東向王明表示:「為了策應兩廣及華北局面,西北發動決定提早。發動的時機擬在兩個月內,發動的部署以接近蘇聯與解決西北蔣介石力量為原則。」中共中央電令川康地區紅二、四方面軍北上配合新政局:「時局已有新變化,即實行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組織。西北國防政府已有迅速組織的必要,我們將以西北的發動來配合兩廣的行動。[20]」7月2日,洛甫致電王明:「西南發動已20餘日,華北韓復渠、宋哲元蘊釀響應,已發出雙方不得內戰的宣言;近日有代表到西安,約張學良共同舉事。」[21] 未料到兩廣事件和平解決,張學良、楊虎城與中共籌組西北大聯合的信心因此動搖。8月,潘漢年、張文彬帶來中共中央的信件,要求東北軍立即配合紅軍發動有利局面,張學良、楊虎城一度稱病拒見。8月21日,潘漢年勸張學良:「如蔣堅持剿共,就不會原諒張之聯共,到時反蔣不成,東北軍就成了俎上肉。」張學良為其所動。
中國的救亡運動
1933年4月12日,蔣中正在江西南昌召開軍事整理會議,發表對日本長期抗戰[22]。 國民政府對日本的態度激起了中國國內許多人士的不滿,給正遭圍剿的中國共產黨帶來擴大影響力的機會。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在共產黨的宣傳領導下,針對日本即將設立的非法政府「冀察政務委員會」展開了大遊行。上萬名學生在北平附近高呼口號,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內戰,聯合抗日。一二九運動的大部分骨幹後來成為中共和解放軍的新生力量,包括黃敬、李昌、谷景生、宋黎等。同年底中共中央召開了瓦窰堡會議,決定按照共產國際在西班牙的活動,以建立統一戰線為方式抵禦法西斯國家的侵襲。中共開始拋棄左傾的關門主義,主動和合圍陝北根據地的東北軍張學良、西北軍楊虎城部磋商結成抗日反蔣的軍事同盟。並藉助各種渠道與國民黨中央試探合作的可能性。[來源請求]
但蔣中正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並調遣撤回關內的東北軍和西北軍繼續圍攻共產黨在陝北的革命根據地,使張學良及西北軍將領楊虎城決定接受共產黨的聯合抗日反蔣主張。1936年12月,蔣中正親自來到西安「督戰」[來源請求]
12月12日,張、楊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對蔣中正實施「兵諫」。中國共產黨聞訊後的第一反應是欣喜若狂,並對張、楊的做法表示讚許。毛澤東主張要讓蔣中正接受人民公審,以償還十年血債。[23]。不料,張學良在看了蔣介石日記後深感愧疚無意殺蔣,史達林亦發來電報,強硬要求釋放蔣介石[24]
12月16日,國民政府任命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被迫開始對渭南、華縣進行轟炸,並派兵包圍西安。晚間,蔣方震見到蔣中正時,請求停止轟炸。翌日,蔣中正將停止轟炸三日的手令交由蔣鼎文攜往南京。[25],最後中國共產黨經過內部爭辯決定服從史達林的指示[26][27],遂派周恩來到西安與國民黨商解決問題,在宋子文、宋美齡斡旋下,蔣中正被迫放棄「攘外安內」的基本國策而獲得釋放,國共兩黨達成了表面上粗略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協定,成爲日後影響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的關鍵因素之一[28]。
西安事變後,紅軍、東北軍、西北軍的三位一體聯盟被蔣中正收編瓦解。張學良被扣押,楊虎城被害,東北軍被調往蘭州、河南、安徽等處,被完全拆散。紅軍從陝北南下,佔領了西安附近地區。周恩來、葉劍英、博古代表共產黨開始和國民黨展開合作談判。在十年內戰期間被關押的共產黨政治犯釋放,如薄一波和陶鑄。中共中央派遣劉少奇到天津指導中共北方局工作號召平津學生支持宋哲元抗日。[來源請求]
蔣中正開始加速進行抗戰的政治、軍事、經濟準備,包括上海至南京一帶修建三道國防工事,進口大量德國裝備武裝其嫡系部隊。[來源請求]
全面戰爭的爆發(1937年7月-1938年10月)
盧溝橋事變
1937年7月7日發生在華北的盧溝橋事變(又稱「七七事變」)是中日全面戰爭的開始。盧溝橋事變原本可能與之前中日雙方在華北發生的衝突一樣,以中國方面的妥協告終。但到了7月下旬,南京國民政府決心維護中國在華北的全部主權,而東京方面則決定以武力將中國政府排除出華北。經過激烈戰鬥,日本在7月底佔領了平津地區,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了[5]。
1937年7月7日,日本中國駐屯軍在北平城西南的宛平進行軍事演習時,以一名士兵失蹤為理由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遭到中方拒絕後,日軍隨即向宛平城和盧溝橋發動了進攻,中國第29軍吉星文團奉命還擊[29]:307-308。事變發生後,華北的中國軍政最高長官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第29軍軍長宋哲元在天津與日軍談判,試圖以妥協換得事變的和平解決[29]:312。南京政府判斷日本有擴大侵略的可能,一方面通過第三國外交試圖阻止日本侵略,另一方面針對事變擴大進行軍事準備[29]:324。11日,日本近衛文麿內閣決定向華北增兵,將事變升級為「北支事變」[29]:317。17日,蔣介石發表第二次廬山談話,表示「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盧溝橋事件)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表明準備全面抗戰的方針[29]:328-329。中國共產黨在8日亦發表通電,呼籲全國抗戰到底[30]。紅軍以及四川、廣西、山西、青海、雲南等地將領在事變發生後一致表態擁護政府,要求共同抗日[29]:330-332。19日,宋哲元向日軍妥協,準備將北平守軍撤往保定,並承諾阻止中央軍北上[29]:330。24日,宋哲元收到中國政府關於日軍增兵的情報,了解到全國的抗戰呼聲和南京政府的抗戰意志,才開始準備抗戰;但日本增援的朝鮮軍和關東軍各部此時已經到達進攻出發位置,25日攻佔廊坊車站[29]:334。26日,日本中國駐屯軍獲得參謀本部的動武授權,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發出最後通牒。日軍當天在北平廣安門與中國軍隊交火。27日,日本陸軍下令進攻整個平津地區,並以3個師團增援華北,另各派1個師團前往青島、上海。28日,日軍攻佔南苑,中國29軍副軍長佟麟閣、132師師長趙登禹戰死。月底,日軍攻佔天津、北平,第29軍退守保定一線,平津作戰結束[29]:335-344。
中日進入全面戰爭
7月27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聲稱決心取得「中日關係的根本解決」[31]。月底,日軍全面佔領了平津地區。3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發表《告抗戰全體將士書》,宣佈「和平既然絕望,只有抗戰到底」[32]。8月13日,淞滬會戰在上海爆發,戰事從華北局部擴大到了全局。雖然中日兩國都沒有向對方正式宣戰,但雙方都已經進入了全面戰爭狀態。
8月14日14時50分日寇木更津聯隊、鹿屋聯隊18架九六式陸上攻擊機由臺北松山機場起飛後兵分兩路,9架轟炸杭州莧橋空軍基地,9架轟炸廣德機場。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防空情報電臺總臺陳一白少將總臺長,當即無線電急告從南京開會直接飛抵剛剛降落的四大隊高志航少校大隊長迎頭痛擊,18時半高志航戰機首先擊落日機一架,這是中國空軍空戰中擊落第一架日機。當晚日本廣播稱「18架飛機中,有13架失去聯絡」。中日首次空戰轟動全國,陳一白、高志航和他們的戰友對日空戰立下第一功。蔣介石在8月15日日記中記道:「倭寇空軍技術之劣,於此可以寒其膽矣!」
8月15日,日本政府發佈聲明,明確提出要根本排除和消滅中國的抗日運動,這是日本事實上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宣言書。17日,日本內閣會議決定放棄之前的「不擴大」方針,並於24日通過了動員案。日本陸軍隨即向中國大規模增兵,海軍宣佈封鎖中國全部海岸。9月2日,日本內閣通過閣議,將「華北事變」改為「中國事變」[33]。4日,日本為了建立戰時體制召開臨時議會,並以議會開幕詔書的形式代替正式的宣戰詔書。5日,近衛在議會上發表施政方針演說,表示為使中國放棄抗日政策,即使日本「長期戰鬥下去亦在所不辭」。11月,日本成立了往常只有在戰時才能設立的最高統帥機構「大本營」。至此,日本確立了戰時體制。[29]:351[34]
中國在8月成立了大本營作為軍事上的最高統帥機構,成立了國防最高會議作為戰時黨政軍的最高領導機關,進入戰時體制。8月9日,國民政府在南京召開國防會議,軍事委員會主要領導人、部分地方高級將領以及中國共產黨代表共同出席。根據會議決定,15日蔣介石下達全國總動員令,正式成立大本營,蔣以大元帥身份行使最高統帥權。20日,蔣下達大本營第一、二號訓令,頒佈《國軍戰爭指導方案》和《國防作戰指導計劃》。訓令聲明決心維護中華民族生存和國家領土完整,對於入侵的「敵國倭寇」「以武力解決之」,提出「以達成持久戰為基本主旨」,確定了戰爭的戰略方針和作戰原則,明確了大本營的組織系統,並將中國軍隊分為5個戰區。12日,國民黨臨時常務委員會決定成立國防最高會議,以蔣為會議主席,授權他可以超越平時的程序處理一切事務。[29]:351-355同期,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達成協議合作抗日。7月8日,中國共產黨向全國發出通電,呼籲國共兩黨親密合作、全民族實行抗戰[35]。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國民黨遞交《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8月19日蔣介石發表了紅軍改編的命令,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公開發表《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蔣介石發表《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國民政府實質上承認了中共的合法地位,這標誌着第二次國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成立。[29]:355-357[36]8月22日,在陝北的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年底,南方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陸軍新編第四軍[36]。此外,8月20日至25日,中共召開洛川會議,確立了中共抗戰的方針[37]。
同日毛澤東則命令共軍跨越山西至河北,以支持傅作義的部隊作戰,卻事後透過無線電告知前線指揮官,早先命令純粹為宣傳,事實上共軍應盡量放慢移動速度,「每天移動五十里,每行軍三天,休息一天。」[38]
華東戰場
8月11日蔣介石命令受過精良訓練、配備德式武器的87、88師移防上海市郊,以分散在華北日軍的力量,蔣介石與他的德國顧問法肯豪森也堅信「上海必須固守」,因為華北平原無險可守,日本機械化部隊可橫行無阻,而上海的街道與水道,則有利於中國輕武裝部隊作戰。[39] 頭幾天的激烈巷戰,蔣介石的嫡系中央軍精銳把駐紮在上海的日本海軍陸戰隊逼退到碼頭的日軍陣地,可是強大的日本海軍艦艇的炮火,卻擋住了中國部隊的猛攻。在接下來的十天內,日本七萬五千名援軍在上海附近登陸支持作戰,同時蔣介石也在上海部署了七十一個師,約六十萬的士兵作戰,包含了幾乎全部的中央軍德式訓練部隊、新組建的中國空軍、以及廣東、廣西的愛國軍閥部隊。中日軍在上海狹窄的巷弄里進行巷戰,雙方都死傷慘重。[40] 8月14日,雙方首次空戰,陳一白、高志航給敵機以重創。從15日開始,日軍開始了對南京的持續轟炸。指揮淞滬會戰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先是馮玉祥,後蔣中正親自兼任。11月20日,中國軍隊在傷亡25萬人之後,被迫撤退上海自此淪陷;由於下達撤退命令過於倉促,後方國防工事交接發生失誤,加上中國抗戰初期軍隊訓練素質低,使撤退演變為潰敗。同一天,中國政府宣佈將首都和所有政府機構由南京遷往陪都重慶,而軍事作戰中心先遷往武漢直到武漢會戰,後再遷往陪都重慶。雖然第二次淞滬會戰中國方面在戰術上失敗,但在戰略上成功將日軍移往中國東南,使日軍主力陷入山川河流衆多的地形,導致日軍無法佔領全中國。上海守軍的抵抗掩護了黨政機關學校和工商企業轉移往內地為抗戰保留了元氣。日軍攻佔上海之後向中國首都南京進攻。12月12日,唐生智命令中國守軍「突圍」,南京城隨即陷落。日軍以持續數月的南京大屠殺作為打擊中國民眾士氣的手段,殺害無辜的中國人約三十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統計為26萬)。下令進行南京大屠殺的日軍上海派遣軍(後改稱華中派遣軍)司令官是松井石根,殺戮最嚴重的第六師團師團長是谷壽夫。[來源請求]
華北戰場與徐州會戰
日軍佔領平津之後,制定了在華北決戰的作戰計劃,企圖以主力沿平漢鐵路進攻河北保定、滄州一線,另以一部在主力右翼沿平綏鐵路進攻察哈爾、山西北部和綏遠,待保定作戰之後再向石家莊、德縣一線進攻。
8月初,日軍編成關東軍察哈爾派遣兵團,聯合中國駐屯軍一部沿平綏路東段向察哈爾發動進攻,以「解除對中國駐屯軍後側及滿洲國境的威脅,消滅察哈爾省內的中國軍隊」。中國方面為加強華北的防禦,任命傅作義為第7集團軍總司令負責平綏路東段防禦。8月7日,中國第13軍進入南口陣地。11日,日軍即以主力向南口展開攻擊,並以一部側擊南口西側的長城防線。中國軍隊經激烈戰鬥仍未能抑制日軍攻勢,8月下旬,懷來、延慶、南口、張家口相繼失陷。29日,日軍兩支進攻部隊在宣化會合,防禦平綏鐵路西段的中國軍隊面臨夾擊危險,遂分頭撤退。日軍察哈爾派遣兵團隨即在偽蒙騎兵協同下沿平綏路向西繼續進攻。9月11日,中國第299團孤軍堅守天鎮一周後失守。13日,大同中國守軍不戰而走,日軍進佔大同。24日,日軍攻佔重鎮平地泉。10月,日軍又相繼攻陷綏遠省會歸綏和重鎮包頭。平綏鐵路作戰至此結束,日軍完全控制內蒙並解除了其華北主力進攻河北、山西的側翼威脅。
8月31日,日軍中國駐屯軍與到達的國內援軍編組為華北方面軍,連同關東軍察哈爾派遣兵團在內,日軍用於華北作戰的部隊合計約37萬人。9月,日軍為確保華北主力側翼安全,以第5師團、察哈爾派遣兵團分東、西兩路從北面進攻山西。9月中旬,日軍逼近內長城,中國第2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在平型關、雁門關一線組織防禦,決心與東線平型關當面日軍決戰。9月下旬,彭德懷、朱德決定不顧中共中央與毛澤東反對[41][42][43],擅自同意林彪配合國軍抗日[44],遂派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林彪115師、賀龍120師支援第2戰區作戰。25日,115師在平型關以東設伏斃傷日軍運輸隊500餘人[45][46] 。29日,西路日軍攻佔繁峙,遮斷了平型關正面中國軍隊的退路,閻錫山被迫下令南撤五台山地。10月初,衛立煌率第14集團軍從河北石家莊轉赴晉北增援,並負責指揮忻口一帶作戰。忻口正面的中國守軍與處於日軍後方的18集團軍密切配合,多次給日軍重創,日軍在晉北陷入苦戰[29]:434-452[47]:12。由於上海方面戰事擴大,日本大本營命令華北方面軍迅速完成平漢、津浦線北段作戰任務並佔領太原,以抽調兵力增援上海。10月21日,日軍第20師團從河北石家莊沿正太路分兩路進攻山西。日軍右縱隊強攻河北井陘娘子關,中國第26路軍依工事頑強抵抗。26日,日軍左縱隊進抵娘子關側後,中國守軍主力倉促後撤,日軍當日攻破娘子關並對潰退的中國守軍展開追擊,30日佔領晉東陽泉。11月2日,晉東方向的日軍佔領昔陽,形成與晉北日軍會攻太原之勢,忻口中國守軍當夜南撤保衛太原[29]:470-475。第2戰區前敵總指揮衛立煌命令主力撤至太原以南,以傅作義率領35軍守太原。5日,日軍從東、北兩面逼近太原城郊,8日總攻,經過激戰在當晚突破了北面城垣,傅作義率部從城南突圍,太原在9日陷落。
1937年底,南京陷落之後,山東省主席韓復榘臨陣脫逃,致使黃河防線失守,山東大部失陷,交通要點僅剩魯南的滕縣、台兒莊。1938年1月14日,經國民政府法院將其判處死刑,之後遭到槍決。[48]1938年2月,日軍華北方面軍企圖南下和華中派遣軍會合。國民政府軍在以徐州為中心的地區與日軍激戰,史稱徐州會戰。3月,第五戰區司令李宗仁令川軍王銘章所部防守滕縣,因無援兵,滕縣失守,王銘章師長戰死殉國 [2]。李宗仁隊以西北軍孫連仲第二十六路軍在徐州以北的台兒莊與日軍反復爭奪,以西北軍張自忠部五十九軍和龐炳勛軍團掩護台兒莊的右翼臨沂戰場,。[來源請求]以中央軍湯恩伯軍團卷擊台兒莊日軍側背,最終取得台兒莊戰役的勝利,以斃傷日軍一萬多人的戰果成爲近代日本第一次軍事挫敗。[49] [50] 1938,日軍第10師團與第5師團攻勢遭到滯遲。但日軍仍持續自南北兩線對徐州戰場進行包圍,中國軍隊為避免遭到圍殲退出徐州。[來源請求]
5月19日日軍佔領徐州,6月6日佔領河南省會開封。6月9日,蔣中正命令在花園口炸開黃河南岸大壩。雖然洪水暫時阻擋日軍南下,但是造成黃河下游大規模水災,使得上百萬民眾直接死亡或間接因饑荒而死[51],因此造成部份民衆對國民黨的不滿。參與會戰的中國軍隊分路撤退粉碎日軍合圍企圖,至此徐州會戰結束。會戰後,部分國軍留在魯南蘇北敵後戰場,蔣中正下令組建蘇魯戰區,以東北軍于學忠為戰區司令並堅持到1943年,在日偽軍隊壓迫下,被迫退出魯南蘇北。華北日軍除以主力進攻山東津浦線方向外,還以一部向河北平漢線追擊,宋哲元率部抵抗最後退至黃河以北的豫北地區。[來源請求]
華中、華南戰場
1938年8月至10月的武漢會戰是中日戰爭中規模最大的會戰,參戰日軍達30多萬人,國民政府軍達110萬人,戰爭中日本損失8萬人,因病減員8萬人,由此喪失了戰略進攻的能力。中國軍隊大部脫離戰場,安全撤退,一部留在大別山區敵後堅持游擊,主要是桂系軍隊。武漢會戰中,國民政府軍最大的勝利是兵團司令薛岳指揮的萬家嶺大捷,日軍第106師團遭到打擊陣亡4000人。10月21日,在大亞灣登陸的日軍佔領廣州,第七戰區司令余漢謀部退至粵北地區。10月25日,湖北重鎮武漢三鎮相繼陷落。中國政府作戰中心遷往重慶繼續抵抗。[來源請求]
日軍在佔領武漢和南方的廣州後,戰線拉長,無力作進一步大規模的戰略進攻,轉入休整。在會戰期間,以盧作孚為首的民族企業家運送了大批軍隊及作戰物資到前線,並將武漢地區的大批工業裝備和人員轉移到四川,在敵機狂轟濫炸下的川江航線為抗戰勝利立下了殊勛。此外,蘇聯航空志願隊參加了保衛武漢的空戰。武漢會戰迫使日軍大本營不得不重新調整對華戰略,改為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的戰略,以求儘快結束所謂的「中國事變」。政治誘降的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但到1940年日本發現汪精衛政府在中國國內影響力甚小,且無法左右抗日力量最強的黃埔系軍隊,於是將蔣中正選定為誘降對手,但終未成功。在歷時4個多月的武漢會戰中,中國軍隊傷亡40萬人,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來源請求]
中日相持(1938年10月-1941年12月)
日本政策的轉變與分而治之的策略
由於鑒於綿延上千公里的戰線以及敵後區地方游擊隊等等之不安定因素,讓日本此時對於中國採用分而治之的政策,積極扶持中國人成立效忠日本的傀儡政權。[52]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1937年12月14日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1938年3月28日梁鴻志在南京成立「中華民國維新政府」並與日本訂立條約[53]:21,發行鈔票。後來日本又在佔領區設立了親日的汪精衛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德王的「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等傀儡政權分化中國的士氣與國際影響力,但是蔣中正與國民政府沒有屈服。
日本作戰方針最早為「三月亡華」,1938年11月第二次近衛聲明表示「東亞新秩序應由中日共同主導」、「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等,聲稱只要答應和解,就從華中、華南撤軍,華北在名義上屬於中國。日本僅用少量的資源即能引誘中國農工階層加入皇協軍的隊伍,創造出大量的、不同名義的與日協作軍,在經濟上也誘惑資本受損的中國資產階級,向他們開放日軍佔領區的實業投資。面對這些因素,國民政府中開始不斷出現「中日和解」的聲音。同年底,第三次近衛聲明發表,將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的部分義務由中國分擔,透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的調停(詳見陶德曼調停),藉以從側面誘導國民政府和談,並承諾和談成功後廢除在華不平等條約,歸還租界。[來源請求]
日本態度轉變引起歐美國家與中國的注意,其中歐美研判三次近衛聲明的目標由中國轉向蘇聯,這樣的行動將有助於各國的利益,與慕尼黑協定類似,希望將日本的戰火燃燒到蘇聯的土地上,因而歐美各國開始向國民政府派遣遊説團勸説,希望蔣中正在各方利益沒有太大損失的情況下,與日本達成停戰協議。[來源請求]
受此影響主張與日本媾和的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到達越南。他在1938年12月29日發表「艷電」響應近衛聲明,提出與日本「恢復和平」。作為當時中國的第二號人物, 汪精衛在戰爭最為緊張之時的這番言論,被視作公開的叛國投降打擊抗戰士氣。[來源請求]1939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召開臨時緊急會議,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並撤銷其一切職務。之後發生「河內刺汪案」,蔣介石派出特務企圖暗殺而不果。3月,汪精衛在軍統策劃的刺殺事件中生還,這使得他徹底投向日本,並於5月在上海與日本開展秘密談判,年底秘密簽訂《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1940年,汪精衛在日本的保護下來到南京,以「還都」的名義於3月29日成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53]:132。 1939年8月23日蘇聯與德國簽署《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同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隨即提出:「結束一黨專政,召集能真正代表民意的有權力的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行憲政」,並抨擊在國民黨執政下,毫無政治自由可言[54]:124。
1941年4月,蘇聯與日本簽署《日蘇中立條約》、《共同宣言》,其宣言內有:「……蘇聯誓當尊重滿州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中共則表態全力支持[55] 並為此發表社論[56] 。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寵惠發表聲明,強調東北四省及外蒙均為中華民國之領土,蘇日共同宣言對於中國絕對無效。
同時日本發動了掃蕩重慶外圍的隨棗會戰和棗宜會戰,希望國民政府能盡速投降。在這場危及戰時陪都重慶的戰役中,國民政府軍第33集團軍司令張自忠將軍殉國。
敵後戰場的發展
1937年8月,中共向國民政府提出「紅軍擅長運動戰,陣地戰非其所長」,因而紅軍「願意一部深入敵後方,打其後。」[57]
進入相持階段之後,日軍由於軍事進展過於迅速,兵力和後勤補給均不敷使用,只能保證對主要城市和軍事據點,以及主要交通線的佔領。[來源請求]1938年5月,毛澤東寫出了《論持久戰》,提出抗日戰爭應分為戰略防禦階段、戰略相持階段和戰略反攻階段[58]。
1939年9月,納粹德國閃擊波蘭,法國、英國向德國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歐美列國放棄了將法西斯國家力量引向蘇聯的企圖,一反早先要求中日和談的態度,支持中國國民政府抗戰。但德國軍隊進展超乎人們預料,連當時的歐洲強國法國在1940年6月22日迅速宣佈投降,德國迅速組織力量對英國展開襲擊。世界各地的戰況均有利於法西斯。這一時期中國也出現了廣泛的悲觀傾向。在這種情況下,國共兩黨展開了形式迥異的宣傳,鼓舞抗戰士氣。其中三次長沙會戰對日軍造成重大打擊;1941年薛岳指揮的第三次長沙會戰殲滅日軍5萬多人,並使戰略部署回復到會戰前,改變了當時中國國內的抗戰士氣。一些不受國民政府指揮的組織(如中國共產黨着手設立邊區政府、蒙古抗日遊擊隊等)也開始逐步壯大。
敵後戰場大多為國民政府的地方部隊。之前中共曾多次向國民政府提出遊擊戰建議,未被採納,而1938年10月之後,蔣中正看到中共游擊戰法之成效,遂決定重視敵後游擊戰[59]。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前夕,蔣中正在高級將領緊急軍事會議上說:「吾人慾驅逐敵人,消滅敵人則必須利用游擊戰,擾亂敵人之後方,而牽制敵人之行動,破壞敵人交通運輸,而減少其力量,以協助正規軍作戰」[59]。與會的第十八集團軍代表朱德提交了國共兩黨舉辦抗日游擊幹部培訓班的提議,並獲得蔣中正同意。1938年11月25日,蔣中正於南嶽軍事會議確立敵後戰場作戰方針,提出「二期抗戰,游擊戰重於正規戰」[60],並確定仿效共產黨、八路軍的辦法,在南嶽創立抗日游擊幹部培訓班[60],同時向中共請求派遣幹部作為教官展開培訓[59]。其後葉劍英、李濤等30多人代表中共軍隊前往執教。游擊幹部訓練班共辦7期,每期3個月,畢業學員共計5659名。南嶽游擊幹部訓練班畢業的學員成為了成了開展抗日游擊戰爭的骨幹力量[60]。
國民政府將敵後戰場劃分為十二個作戰區域。第一戰區建制豫皖邊區總指揮孫桐萱、豫南遊擊區、豫北游擊區、河北游擊區、豫魯邊區、太行游擊區龐炳動、中條游擊區高桂滋。第二戰區建制第七游擊縱隊、陝東河防游擊縱隊、河北民軍等。第三戰區建制福建保安司令陳儀、溫台寧守備俞濟時、第一游擊區陶廣、第二游擊區顧祝同。第四戰區建制西江挺進、瓊崖游擊區、廣東南路第七游擊區、粵桂邊區游擊。第五戰區建制鄂豫邊區游擊、豫鄂皖邊區游擊(廖磊、李品仙)、鄂東游擊區。第六戰區建制游擊總指揮、挺進軍。第七戰區建制閩粵贛邊區、東江指揮所挺進縱隊、海陸豐守備區。第八戰區建制察哈爾游擊區、綏遠游擊區、伊盟守備軍陳長捷、東北挺進軍馬占山。第九戰區建制湘鄂贛邊區游擊(挺進軍)。第十戰區建制陝西抗日義勇軍第一縱隊。魯蘇戰區建制山東游擊沈鴻烈(1942年改為于學忠,1943年7月國府將魯蘇戰區與魯蘇皖戰區合併第十戰區)、第一游擊區韓德勤、魯東游擊牟中珩。冀察戰區建制察哈爾游擊石友三、河北戰區游擊指揮孫良誠、河北民軍、太行山游擊區龐炳動。[61]
另外還有民間與共產黨等抗日團體,而敵後地區也成為各抗日武裝的勢力範圍。隨着日本對國民政府敵後大規模掃蕩,國民政府軍敵後控制區大大減少,日軍也沒有足夠兵力長期守住這些地區,而共產黨利用其游擊戰的技巧,生存下來,利用這種「真空」迅速發展。
隨着汪精衛等投日,幾十萬敵後的地方軍閥部隊投日,也有一部分不滿意國民政府者投向共產黨的部隊。[來源請求]至1940年7月,共產黨部隊已發展至近40餘萬人,並擁有約1億人口的抗日根據地和近200萬的民兵組織,這些部隊除了反對日軍之外,也經常與國民政府軍起衝突。在1940年周恩來給蘇聯領導人斯大林的信中提到,中共的基本政策是支持蔣介石領導抗日,在中國百萬以上的傷亡士兵中,八路軍傷亡數量為三萬人,新四軍則為一千人[62]。
1940年8月,中國共產黨中以彭德懷為主的部分將領未經共產黨中央批准私自發動百團大戰[63],初期動員了22個團,主要破襲正太路,其次破襲平漢路、同蒲路北段和白晉路,後又有其他共產黨部隊加入,據共產黨所稱共消滅日、「偽軍」兩萬五千餘人,俘虜約兩萬人。但共產黨方面的軍隊也遭到一定的的損失。[64]
中共新四軍與當地國軍因發展敵後根據地,佔據有利地形等問題多有衝突,而其背後則是毛澤東的直接指使。1940年10月,中共新四軍發動黃橋戰役突襲蘇北韓德勤部隊[65],韓德勤部89軍全軍覆沒。1941年1月4日至12日,共產黨部隊新四軍9000餘人經安徽涇縣茂林地區時,遭事先埋伏的國民政府軍7個師8萬餘人襲擊,除2000餘人突圍成功,多數戰亡。該次事變稱為「皖南事變」[66]。
百團大戰後,日軍推行治安強化運動,調回20餘萬部隊,在華北日軍兵力達到47萬,並集中了傀儡政權中投入戰場的全部軍隊,先後共調集60萬日軍以及90萬偽軍,發動了五次「治安強化運動」[67]。為應對共產黨方面的遊擊戰術,採用了「保甲制度」來斷絕共產黨軍隊與當地民兵的接觸,設立無人區,進行三光政策有時更使用違反國際法的生化武器來作戰。共產黨面對日軍掃蕩的壓力下,全軍退入山區和鄉村,化整為零保留實力,並積極開展山地及平原游擊戰遲滯和消耗日軍鋒芒。華北日軍因找不到共產黨軍隊主力,便把參與掃蕩任務的日軍為基礎,發動中條山戰役、一號作戰,以期消滅中國力量。
與此同時,中共陝甘寧邊區開展大生產運動,以解決自己的補給問題。1940年起,中共根據地開始從事鴉片種植銷售,1942年鴉片收入成為中共邊區經濟最重要收入來源,1944年更達到總財政收入80%的空前規模,透過此類貿易賺得許多金子、法幣等[68][69][70],以晉北及陝北栽種區域最廣[71],並成立「陝甘寧特區」,將鴉片統一收購運至耀縣及柳林銷售[72],國民政府曾於1943年4月欲派內政部陝豫甘寧綏區煙毒檢查團赴陝北調查,遭蕭勁光拒絕[73]
1944年3月5日至3月7日,新四軍粟裕發起車橋戰役,成為新四軍蘇中1944年攻勢作戰的開始,新四軍在這之後又陸續發動夏季攻勢和秋季攻勢,通過蘇中1944年攻勢作戰,新四軍先後殲滅日偽軍5萬餘人,攻克、逼退日偽據點60餘處。[74]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大陸戰場(1941年12月-1945年2月)
同盟國與戰略反攻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後,日本的戰略重心從中國轉變為美國。翌日,美國對日本宣戰,並呼籲世界各國對日本實施貿易制裁。12月9日,中國正式向日本宣戰。不久之後,除了先前與日本簽立互不侵犯條約的蘇聯以外,英國等同盟國也對日本宣戰。從此中國不再獨立對日作戰,抗日戰爭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部分。美國加入二戰後以租借法案的名義通過滇緬公路和「駝峰航線」從緬甸、印度向中國運送作戰物資支持中華民國繼續抗戰。
世界各國的介入主要是因為英美出於本身利益而希望中國拖住日本陸軍主力。因此中國與英國簽訂了友好同盟條約,並與英美等國簽訂廢除部分不平等條約,令重慶國民政府的國際地位上升。[75]
香港時間12月8日早上8時,即珍珠港事件後僅數小時,由酒井隆指揮的日本軍隊從深圳向香港發起進攻,香港保衛戰於此開始。12月25日,港督楊慕琦率駐港英軍投降,香港淪陷。同時,日本在國內進一步徵兵動員,將戰場擴大至荷屬婆羅門(今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英、荷、美在東南亞的殖民地,奪取當地產量豐富的石油、橡膠等戰略資源。並派兵向英國遠東軍進攻,接連攻克英國統治下的殖民地;並在暹羅灣發動主力決戰,將威爾斯親王號戰列艦擊沉,標誌着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擴張已無人能敵。
日本方面不滿足於控制東南亞的油氣資源,同時注意到滇緬公路對中國戰場的意義,轉而出兵緬甸,意圖切斷滇緬公路孤立中國。此時英國在遠東的軍隊已無力抵抗日本的進攻,轉而向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求援。於是羅斯福與蔣中正磋商組建了盟軍中緬戰區,由蔣中正兼任司令,中國派代理司令長官杜聿明率10萬名集合中國精銳力量的中國遠征軍進入緬甸與日本作戰。原本中英兩國軍隊預定在曼德勒籌劃與日軍會戰,但是日軍先奪取了英軍控制的仁安羌,使得英軍開始向印度方向退兵,於是日軍迂迴至中國軍隊背後,令中國遠征軍右翼暴露,結果聯合作戰破局成為各自潰退的慘劇,遠征軍第5軍殘部被迫自野人山回國或撤往印度,第66軍撤退回國。這次戰鬥中,200師師長戴安瀾戰死。最終緬甸被日本佔領,滇緬公路中斷,10萬遠征軍經血戰只有4萬餘人安全撤離。而杜聿明被召回,美軍兼任中緬戰區參謀長的史迪威將軍和新38師師長孫立人、廖耀湘則留下繼續負責在印度編練軍隊。
1943年11月,中國蔣中正委員長及夫人宋美齡,美國羅斯福總統,英國邱吉爾首相三國元首在埃及開羅開會,發表新聞公報《開羅宣言》,要求戰後日本歸還自1895年佔領中國的所有領土。
1944年,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形勢惡化,兵力不足與運輸船隊遭美國獵殺使得戰爭物資緊缺:橡膠、鋼鐵被列爲國家資源,禁止向民間出售;華北地區的資源生產遭到當地民兵與八路軍連續不斷的襲擾,絕大多數地區喪失了生產能力。爲了取得東南亞地區的物資,必需打通中國的鐵路綫,於是日本發起了豫湘桂會戰。日本華北方面軍輕易擊潰湯恩伯在河南省的大軍,第36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陣亡,結果日軍打通了平漢線之河南至武漢段。之後,華中日軍乘勝追擊,在第四次長沙會戰中擊敗薛岳,一路追擊至湖南南部重鎮衡陽。第十軍軍長方先覺率部頑強抵抗47天,最終城破。華中日軍與華南日軍又聯手發起桂柳戰役,一路佔領廣西,打通湘桂鐵路,最後打到貴州獨山,震動重慶;另一路則從衡陽南下與廣州北上的日軍打通了粵漢鐵路。全國輿論譁然,各界痛斥。此役日軍事先精心準備,兵力也經過大大補充;中國守軍一方面因爲長期的相持局面而放鬆了警惕,另一方面精銳部隊被史迪威調往西南戰場,導致豫湘桂會戰的大潰敗。日軍最終控制了華南交通動脈粵漢鐵路,將「大陸交通線」完全打通。
豫湘桂潰敗的同時,中國遠征軍和中國駐印軍發動了滇西緬北大反攻。1944年5月,由衛立煌將軍指揮的中華民國遠征軍強渡怒江,發起滇西反攻,先後攻克日軍堅固防守的松山、騰衝、龍陵,搶通雷多公路。
日本戰敗(1945年2月-1945年9月9日)
1945年2月,英、美、蘇簽訂《雅爾塔協定》,規定在歐洲戰爭結束後三個月內,蘇聯應對日宣戰。中國沒有被邀請參加。由於美英是以犧牲中國的主權(如承認外蒙古獨立),來換取蘇聯對日出兵的條件,也被稱為「遠東慕尼黑」陰謀。
1945年2月以後,盟軍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於是為了消滅美軍在中國的飛機場以維持大陸交通線的通暢並早日結束中日戰爭以集中全力於本土防衛,1945年3月起日軍先後發動豫西鄂北會戰和湘西會戰。在河南,日本軍於3月下旬從豫中會戰之後的防線以東向西發動攻擊,其前鋒一直衝到西峽口。在湖北,3月日本軍向西北部發動攻擊,於4月8日攻陷老河口;不過之後國民政府軍隨即發動反攻,收復了除老河口之外所有被日軍佔領的地區。在湖南,日軍以空軍基地芷江為目標,於4月向湖南西部發動攻擊,但是在中國軍隊抵抗之下,日軍遭受大挫敗而退回原陣地。之後中國軍隊乘勝追擊,向廣西地區發動反攻,於5月27日收復南寧,6月29日收復柳州,7月27日收復桂林,8月收復廣西全境。此外,中國軍隊原本預定於8月收復廣州以打通中國對外運輸要道,因為日本投降而無須實行。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國共同發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否則將予以日本「最後之打擊」。由於此時美國的原子彈已試驗成功,美國新總統杜魯門對於蘇聯的參戰並不抱太大興趣,所以未邀請蘇聯協商或署名,造成蘇聯頗為不滿。
1945年8月6日,為了避免採取大量傷亡的登陸戰以及在先蘇聯一步拿下日本本土,美軍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枚原子彈,3天後又在長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彈。蘇聯紅軍也根據《雅爾塔密約》,隨即在8月8日對日宣戰,發動八月風暴行動,並立刻於8月9日出兵中國東北。此時的日本關東軍兵力僅有70萬人部署在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蘇聯紅軍投入到遠東戰場則多達150萬人,雙方的裝備也相差懸殊,於是蘇聯紅軍在中國東北橫掃日本關東軍。出兵東北的蘇聯軍隊由於軍紀敗壞,對戰敗的日本人以及東北的中國人進行了搶劫施暴以及強姦等行為,在當地造成了巨大恐慌。在蘇聯軍隊撤出中國東北前,蘇聯投入大量人力大規模拆運東北地區原有的工業、鐵路等基礎設施,給中國東北地區造成巨大損失。蘇軍撤出後,將大批軍火彈藥交給了中共軍隊[76]。
同時,由於美國的核武打擊與蘇聯軍隊的參與,中國內部開始有人感覺到抗日戰爭終結之日即將到來。共產黨由毛澤東發表《對日寇最後一戰》,將原本分散的抗日根據地一一連通。國民黨方面也在美軍空運、海運幫助下,迅速佔領各大城市,接受日本投降。共產黨軍隊則接收經營許久的中小城市、鄉村地區,但是在蘇軍協助下也收復了一個省會城市張家口。而且八路軍、新四軍因為長期敵後發展的緣故,控制了大量鐵路幹線,增加了遠在西南方面對敵正方的國民政府軍接收日佔領區的難度。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過廣播發表《終戰詔書》,宣佈無條件投降。遠東盟軍統帥麥克阿瑟指示日本部隊,除中國東北外,中國大陸及台灣、北緯16度北越南境所有日軍,必須立即向中國國民政府主席及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及其代表投降。對此,岡村寧次表示絕對服從,朱德以中國解放區總司令名義致牒英、美、蘇駐華大使,聲言國民政府無法代表中國接受日、偽軍投降,唯有延安總部才有權代表參加受降工作,並稱蔣介石為「法西斯頭子獨夫民賊」、「挑撥內戰」[77]。接着,朱德致電岡村寧次要求日軍分別向華北、華東、華中、華南的中共將領投降,但最終遭到日軍拒絕,盟國則完全不予理會[78]。
8月16日,蘇軍總參謀部發表聲明指出:「日本天皇8月15日所發表的投降聲明,僅僅是無條件投降的一般宣言,並未向武裝部隊發佈停止敵對行動的命令,而且日本軍閥仍在繼續抵抗,因此,日本尚未實際投降……遠東蘇軍將繼續對日攻勢作戰。」[來源請求]此段時間,由於日軍的敢死隊出動,導致蘇聯傷亡頗為慘重。戰事直到8月23日蘇軍佔領旅順港口才真正結束。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正式簽署投降書。9月9日,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南京向中華民國政府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呈交投降書。抗日戰爭及第二次世界大戰至此正式結束了。按盟軍指令中國戰場上的日軍必須立即向國民政府投降,但中共中央則不這麼認為,除熱河、察哈爾之張家口、山海關等6都市由蘇聯軍所佔據轉交給中共外,其餘重要都市多未進入和平狀態,戰事仍然持續的進行[79]。
12月25日,美國國務院照會國民政府,希望中國能儘快派兵赴日參加佔領。後因國共內戰,中國最終未能派佔領軍進駐日本。
外部援助
美國
美國對中國的抗日戰爭進行過大量的援助。抗戰初期,美國奉行中立政策,對中日雙方都不提供武器,但可以提供原材料。因為日本工業基礎強於中國,此舉實際上有利於日本。初期的美國援助,包括2500萬美元的桐油貸款和2000萬美元的錫貸款。1940年汪精衛政權成立後,美國大幅度增加對華援助,同時援引「租借法案」,向中國提供武器。美國共向中國提供了超過8億美元的援助,是二戰期間中國最大的援助國。美國武器主要在遠征軍、駐印軍的滇西緬北戰場派上用場。
美國在外交上支持中國,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美國對日本提出抗議併力促中國和日本的和談。1941年,由於中日和議始終難於達成和日本入侵中南半島,美國對日本實行石油和鋼鐵禁運。斷絕了石油和鋼鐵來源的日本不得不冒險偷襲珍珠港,導致太平洋戰爭的爆發。
1941年,美國陸軍航空隊退役飛行軍官陳納德在美中兩國政府批准下,召集了一批名義上退役的美籍飛官,為中華民國空軍組建了一個美籍志願大隊(俗稱「飛虎隊」),以幫助中國抗戰;但飛虎隊整訓直到1942年才初步完成,因此在1941年日本零式戰鬥機肆虐中國戰場時,中國曾經歷一段遭受日軍空襲卻無空中反擊能力的時期。
美國參戰後,承認志願隊員軍籍,並將原志願大隊擴編為美國陸軍第14航空隊與中美空軍混合聯隊,在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防空情報電臺總臺首任少將總臺長陳一白指揮偵報日機情報電訊精確,擊落大量日機,令中國軍民士氣大增。14航空隊與獲得美援的中華民國空軍取回了中國戰場制空權,共擊落日機2600架,支援了中國的抗戰。
1942年末,日軍佔領緬甸,為防止日軍入侵西南地區,國民政府炸斷惠通橋並沿江佈防,滇緬公路封閉。為保證中國的物資供應,美軍開闢了飛越喜馬拉雅山、橫斷山脈等高寒山區的駝峰航線,開始空前的大規模空運。在三年多向中國空運了超過70萬噸物資。駝峰航線的地理和氣候條件極端惡劣,在運輸過程中,損失了近500架飛機,有1579名美國飛行員遇難。1944年6月,美國飛機從成都多個機場出發轟炸日本本土,出擊了900多架次。
蘇聯
1937年8月21日,蘇聯同中華民國政府簽訂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其第二條規定:「倘兩締約國之一方受一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彼締約國協定,在衝突全部期間內,對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協助,並不得為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致該侵略國得以施行。」蘇聯先後與中國簽訂了三次貸款協議,總額為2.5億美元,實際到位1.7億美元。蘇聯允許中國使用這些貸款從蘇聯購買武器裝備,成為抗戰初期中國軍事裝備的主要來源。
1937年10月,第一批蘇聯航空部隊與500名蘇軍專家一同到達漢口空軍基地,他們開始向中國飛行員教授駕機技術。蘇聯在戰爭期間,協助培養了部分飛行員、領航員及地勤人員[80]。1937年12月1日,蘇聯航空志願隊首次參戰。1938年冬,第二批志願隊來華,其中有當時被授予蘇聯英雄的雷恰戈夫,先後在武漢和台北給予日軍重創[80]。
1938年7月9日至8月14日,蘇日在張鼓峰(今中朝俄邊境)發生衝突,1939年6月27日至9月16日,蘇日在中國領土諾門坎(今中蒙邊境)發生衝突,兩次衝突都以蘇軍重創日軍結束。
蘇聯繼1939年與納粹德國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之後,1941年4月13日蘇聯和日本簽定《蘇日中立條約》,背叛了1937年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蘇日中立條約》宣稱「蘇聯政府和日本政府莊嚴聲明,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政府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蘇日中立條約也違背了1924年5月31日在北京簽訂的《中蘇協定》,該《協定》第四條規定:「兩締約國政府聲明,嗣後無論何方政府不訂立有損害對方締約國主權及利益之和約及協定。」。蘇日簽約後,斯大林親往火車站送日本外相松岡洋右,並破例與日外相共同坐一段火車送行。4月25日,蘇聯和日本政府代表在東京交換條約批准書,宣佈《蘇日中立條約》正式生效。條約的有效期為5年。根據《蘇日中立條約》,蘇聯停止了對中國的援助。
然而日蘇雙方都把對方作為潛在的敵人。日本把幾十萬關東軍守在東北,準備大量化學武器一旦和蘇聯發生戰爭時用,直到今天,還有中國人因為地下化學武器泄露而傷亡。日本支持白俄反蘇,而蘇聯支持東北抗日聯軍的游擊活動。
1945年2月,美英蘇三國政府在中國政府不知情的情況之下,簽署了《雅爾塔條約》,劃分了戰後在華利益。1945年4月5日,蘇聯在《蘇日中立條約》到期前單方面宣佈《蘇日中立條約》失效。並於8月8日對日宣戰,佔領了中國東北全境、日本北方四島和朝鮮半島北部。蘇聯一個多星期的作戰,換取了中國政府承認外蒙古獨立。這樣的「援助」有人[誰?]認為是更大的傷害。
德國
德國也是抗戰初期中國的重要援助國。德國顧問團在中國國民政府中服務。從1936年起,德國和中國簽訂了2.82億馬克的軍火銷售協議。希特拉曾經希望將中華民國拉入反對蘇聯的聯盟當中,並積極調停中日戰爭。但日本步步進逼,始終未能成功[81]。1938年,在日本的抗議下,德國召回軍事顧問,並中止同中國的軍火合同。但德國軍火在中國抗戰初期依然有重大影響。中德合作令國民政府軍裝備大大改進。戰爭初期,中華民國政府曾有數十全德國裝備的步兵師[來源請求]投入戰場,參與上海保衛戰等戰役。
英國
英國在19世紀時在中國擁有龐大利益;但是1930年代在東亞已是鞭長莫及,而且要與北非和西歐的德軍作戰,英國對中國抗戰的支援基本上只限於道義上的。對中國的幫助行動包括開通滇緬公路和為駝峰航線提供基地。
華人華僑
抗戰期間,世界各地華人華僑為中華民國抗戰捐款已超過13億元。許多華僑回國參加抗戰,當時全國殲擊機飛行員中華僑佔了四分之三。著名的南洋華僑機工隊活躍在滇緬公路上,保證了抗戰物資的運輸暢通。
林雲穀於1938年發表了小冊子《抗戰與華僑》,黃警頑(日偽佔領上海時期上海商務印書館職員)編寫了的《華僑對祖國的貢獻》,長達339頁,由上海棠棣社於1940年出版,這兩本書都詳細介紹了華人華僑在抗日戰爭中做出的貢獻。
戰後
審判戰犯
戰後,盟國在東京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但由於日本跟美國的政治協商成功,所以只對東條英機為首的28名日本甲級戰犯宣判有罪,而對已經逮捕的其他數十名重要戰爭嫌疑犯陸續予以釋放[82](當時日本天皇甚至不需要上庭作供或辯護)。對於裕仁天皇的處置,在1943年開羅會議上,西方代表曾有在戰後廢除天皇一設想,羅斯福對此咨詢蔣中正意見,蔣中正則表示「應讓日本人民自己決定」[83]。戰後美日同盟的形成,最終使裕仁逃過一劫。[84]。
中國戰區則在1945年10月3日,將陳公博由日本引渡回中國。12月在南京(南京軍事法庭)、上海、北平、漢口、廣州等十處成立戰爭罪犯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和漢奸進行審判,並判處各種刑期。日軍中將酒井隆,戰後由第十一戰區緝獲,押解戰犯軍事法庭證據確鑿判處極刑正法。
- 1946年4月12日,江蘇高等法院以叛國罪宣判陳公博死刑確定。6月3日,發由蘇州獅子口執行槍決[85]
- 1947年4月26日,南京大屠殺主謀谷壽夫中將(華南派遣軍司令官)經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處死刑,押赴雨花臺執行槍決。
- 1947年6月11日,松本潔(嘉山之虎)經戰犯法庭判處兩個死刑,立即核准執行。
- 1947年6月17日,日本戰犯米村春喜、下田次郎行刑[86]。
- 1948年1月28日,百人斬(南京大屠殺)之中的田中軍吉、野田岩、向井敏明押赴南京雨花台刑場執行槍決。
- 1948年12月22日,松井石根因參與南京大屠殺,經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絞死。
- 1949年1月26日,原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上海被國民政府國防部軍事法庭宣佈無罪,引起全國人民的激憤。[87] 中國共産黨對此向南京國民政府提出強烈抗議,得到國內輿論的廣泛贊同。[88] 後國民政府代總統李宗仁下令重新逮捕岡村寧次,但最終岡村寧次還是被國民政府釋放回日本。
1950年,蘇聯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移交武部六藏等日本戰犯969人、溥儀等偽滿戰犯約300人。這批日本戰犯和此前在國共內戰中俘獲的140名日本戰犯,分別被集中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和太原戰犯管理所集中關押改造。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1956年4月宣佈,對在押的日本戰犯從寬處理。6月至7月,最高人民法院公開審判無一人被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同年,其他1017名被認為罪行較輕、表現較好的日本戰犯被免予起訴釋放回國。[89][90]。1964年3月,在中國服刑的最後一批日本戰犯共3人被特赦釋放。
中日和約
1951年,美國主導並邀請52個國家召開三藩市和會,中國因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權問題未參加此會。和會的結果是48個戰勝國與戰敗國日本於1951年9月8日簽訂的對日《三藩市和約》,但與會的越南、朝鮮、蒙古宣佈不承認該條約。周恩來也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不承認《三藩市和約》的合法性[91]。
1952年4月28日,中華民國政府在台北與日本單獨簽訂《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在中日《台北和約》及三藩市和約中,日本放棄台灣、澎湖群島、西沙群島及南沙群島之主權。[92] 最早從美國政府內部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後,美國在冷戰期間希望國民政府放棄外島,意圖將台灣法律地位從中國內戰及主權中分離出去。[93] 因此支持台灣獨立的歷史、法律、政治「」學者據此認為因為條約沒有指明名歸屬任何特定國家,最後引起台灣獨立運動的產生(參見臺海現狀與台灣問題)。另外一派學者則認為條約是與中華民國簽定的,當然是歸還給中華民國政府,並且「約文第三條指出日本有關台澎包括在主權之內的財產、債務之處置對象為「在台灣及澎湖之中華民國當局及居民」。」[94]。有人認為[誰?]日本沒有指明特定歸還給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
1972年以前日本承認的中國政府是臺北的中華民國政府。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政府簽訂的《中日和平條約》中,於第一條第二款宣佈「出於對日本國民的寬厚和善意」,自動放棄了向日本索討「戰爭賠償」的「要求」,(但需要注意的是並非「權利」,法律學上權利比要求更為基本,所以說中國還是保留了對日戰爭索賠的權利)[來源請求],但並不包含「民事損害賠償」。
197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建交的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放棄要求日本國家賠償的權利,但沒有放棄民間要求賠償的權利。取而代之[來源請求]的是日本以「作為鄰國互相協助」・「反省過去的過錯」等理由及為援助中國發展,承諾實施政府開發援助(ODA)作為最終解決戰後處理的方案。[來源請求]從1979年開始,日本在對華ODA貸款總額超過3萬億日圓[95],2008年日本停止了對華ODA貸款項目。
領土變化
與七七事變前相比,中國收回了被日本佔領的東北地區、甲午戰爭中割讓給日本的台灣、澎湖地區。蘇聯則以戰後不支持中國共產黨、不支持新疆獨立及出兵消滅東北日軍為條件換取了中華民國承認外蒙古獨立,並佔領中國領土唐努烏梁海,但是由於蘇聯當局違背諾言,蔣中正的中華民國政府於1953年2月24日,依聯合國通過的「控蘇案」,由中華民國立法院廢止《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拒絕承認「蒙古獨立」。此外,蘇聯還在中國東北獲得了中東鐵路和旅順港的使用權。
戰爭統計
抗日戰爭期間,在華日軍人數最多時有近200萬,協助日軍的中國「偽軍」最多時超過100萬(整個抗戰期間「偽軍」總人數約為210萬)。據日本厚生省1964年調查後統計,日軍在侵華戰爭中死亡的人數約為44萬人。(不包括印緬戰場上中國遠征軍和駐印軍和美英協同殲滅的約16萬日軍及蘇軍在東北消滅的日軍。)
抗日戰爭中,中國國民政府軍兵力最高時達500萬人。中國國民政府領導下的國民政府軍與日軍共有22次大型會戰、1117次大型戰鬥、小型戰鬥38931次[96]。據中華民國國防部1946年統計,國民政府軍作戰傷亡322萬7926人、病亡42萬2479人,總計損失365萬0465人[97]:243[1];軍令部統計自七七事變以來陸軍陣亡131萬9958人、負傷176萬1135人、失蹤13萬0126人,空軍陣亡4321人、負傷347人,海軍艦艇全部損失[98]:36-37[1]、損失戰機2468架。讓日軍陣亡48萬3708人,而傷者更達193萬4820人。[來源請求]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部隊包括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游擊隊,主要在日軍後方及日佔區進行游擊戰。據《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記載:八路軍、新四軍、華南遊擊隊共作戰125165次,斃傷日軍52萬0463人、偽軍49萬0130人,俘虜日軍6213人、偽軍51萬2933人,日軍投誠746人、偽軍反正18萬3632人。擊落飛機約42架,繳獲長短槍68萬2831支、輕重機槍1萬1895挺、各種炮1852門。但據中共中央毛澤東、朱德、彭德懷、劉少奇致電八路軍總部、山東軍區和晉西北的電文《中央關於改變加倍數目發表戰果的作法的指示》(1944年3月21日),稱「我軍戰報多年沿用加倍數目發表的辦法」,顯示中共的抗日戰績其實是嚴重注水而來的。[99]
中國平民則約有900萬死於戰火,另有800萬平民死於其他因素,9500萬人成為難民。中國在戰爭中所承受的損失極大,按1945年貨幣折算,約為6500億美金。而據蔣夢麟的回憶錄稱有一千四百萬壯丁被拉夫後死於飢餓疾病[來源請求]
另有估計中國抗戰直接人口損失可累計之估計數為2062萬人,合可累計之戰爭直接傷殘人口,軍民傷亡最低限為3480萬人;同時,還有估計認為,中國抗戰直接傷亡人口合計可能在4100萬上,合戰時失蹤被俘等項數字,戰爭直接給中國造成的死亡、傷殘及失蹤等項人口損失共計超過4500萬人;而從人口損失的角度看,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口損失總數應在5000萬人以上。[來源請求]
日本的戰爭罪行
影響
抗日戰爭是自1842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第一次全面勝利的戰爭。
1938年7月13日,日本所舉行的五相會議決定:「為了使中華民國喪失抗戰能力,並推翻中國中央政府,應設法造成法幣的崩潰,取得中國在國外的外匯,由此在財政上使中國中央政府自行消滅。」因此透過滿州國的中央銀行搜刮中國佔領區內的黃金,共向日本輸出黃金29,247,524克,銀塊19,767,194克,大洋1億6958多萬,成為日本外匯換取戰略物資。日本在中國扶植的政權中,共設立了「滿州中央銀行」、「冀東銀行」、「察南銀行」、「蒙疆銀行」、「中國聯合準備銀行」、「華興商業銀行」、「中央聯合儲備銀行」等銀行,大量發行不足值的貨幣以套取國民政府的法幣,再以法幣換取中國外匯輸給日本本國。並成立「登戶研究所」偽造法幣[3],共印製法幣40多億元(相當於中國抗日的兩年軍費),造成中國戰後嚴重通膨與經濟外匯損失。
中國以2000萬人的犧牲,拖住日本陸軍在亞洲和太平洋的進攻,從而使蘇聯避免了東西兩線同時作戰的不利情況,也減少了美國在太平洋戰區的壓力,從而使美國能大量派兵往歐洲戰場及保證了同盟國在西線的勝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來源請求]
在經歷了八年的抗戰後,國共兩黨的軍事實力對比發生了重大變化,共產黨軍隊由戰前的約5萬人猛增至約130萬人(另有220萬地方武裝)[100]。「解放區」面積已經達到260萬平方公里,並且擁有1億「解放區」人民[101]。抗戰結束後,中共在東北大量收編幾十萬滿洲國「偽軍」,勢力繼續壯大。1945年8月,國軍包含各路軍閥仍然擁有400萬以上的軍隊,抗戰結束後,國軍也收編了為數幾十萬的日、「偽」軍,以國民黨為首的中華民國軍隊不但控制着中國大部分地區,絕大多數工業城市、鐵路和四分之三的人民,在內戰初期武器裝備方面也優越於共軍。因此抗日戰爭對於日後國共內戰的結果有着關鍵性的影響,深刻影響了中國戰後的發展。抗戰結束後,國共之間的矛盾再次凸現內戰不可避免爆發。[來源請求]同時,抗日戰爭在某程度上,亦因為軍閥被日軍消滅而令中國勝利後軍閥的數量大減,從而令之後的中國能較易統一。
西方現代史的歷史研究曾因為冷戰和意識形態的原因較為忽視中國抗日戰爭對世界戰場的作用,但是隨着冷戰的結束和東西方文化的不斷交流,中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作用正在被西方學者所重視,相關研究工作也逐漸有所增加。[來源請求]
中華民國政府在民國97年(2008年)《中華民國年鑑》中評論抗日戰爭
從民國26年到34年,為8年全面對日抗戰時期。影響抗戰陣營最大的因素是中共,共軍的主力用在敵後擴張基地,國民政府除全面抗日外,還要防止中共的擴張。戰爭初期,沿海各省及華北、華中、華南相繼撤守。民國30年珍珠港事變後,抗日戰爭變成同盟國對抗軸心國的戰爭,中國和盟邦並肩作戰,不僅中國戰場的情勢日趨穩定,而且派遣遠征軍支援緬甸戰場。8年抗戰使中國社會發生很大的變遷,民眾在抗日宣傳中獲得國家觀念,強化了民族主義,這種主義後來被中共用來對抗美國;民眾為逃避戰火,造成重大的人口移動,減少省際的隔閡,有助於社會的整合和政治的統一。但戰爭使各項產業蕭條,尤其田園荒蕪,生產減少,農村經濟衰退,造成許多退伍而不願歸田的人,成為政府和社會的負擔。
註釋
參考文獻
- ^ 1.0 1.1 1.2 孟國祥, 張慶軍. 關於抗日戰爭中我國軍民傷亡數字問題. 抗日戰爭研究, 1995年03期
- ^ 中日關係與軍國主義 》略論第二次中日戰爭史的研究 -- 《海峽評論》102 期
- ^ 3.0 3.1 抗戰勝利告全國同胞書
- ^ 大阪毎日新聞:1937.8.15(昭和12)事件公債増発も消化に心配はない
- ^ 5.0 5.1 5.2 費正清, 崔瑞德,(謝亮生譯).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
- ^ 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 中國抗日戰爭史·下冊. 解放軍出版社. 1994. ISBN 7-5065-2625-5
- ^ 事変呼称ニ関スル件[[Category:含有日語的條目]]. 日本內閣官房. 國立國會圖書館. 1937-09-02 [2011-01-22]. 網址-維基內鏈衝突 (幫助)
- ^ 今次戦争ノ呼称並ニ平戦時ノ分界時期等ニ付テ[[Category:含有日語的條目]]. 日本內閣官房. 國立國會圖書館. 1941-12-12 [2011-10-15]. 網址-維基內鏈衝突 (幫助)
- ^ 「第一次中日戰爭」指的是中日甲午戰爭。
- ^ 維基文庫:馬關條約中文版本 大清帝國、大日本帝國 1895年4月17日
- ^ 五十五年前的「五三」慘案:蔣介石總司令敍述事變經過. 《春秋》雜誌. 1983, 第620期.
- ^ 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 中國文史出版社. 1987.賀耀祖,《一九二八年日軍侵佔濟南的回憶》.
- ^ 李育民. 《中国废约史》. 中華書局. 2005-11-01. ISBN 9787101048803.第740-742頁
- ^ 蔣介石. 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書. 1931年7月23日.
- ^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二冊.國際關係研究所.1973年.298頁
- ^ 蔣中正, 蘇俄在中國,黎明文化出版,第50頁
- ^ 蔣永敬, 蔣中正先生與抗日戰爭, 黎明書局,1991年
- ^ 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史,費正清/戈德曼,正中書局,2002年3月,ISBN-957-09-1392-4「1931年起,著名留俄派『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掌控了中國共產黨的大權,蘇俄的影響力更為加強。這一派人的觀念和目標都屬於馬列正宗,並不切合中國實際狀況。他們仍然高倡無產階級革命,企圖佔領城市,繼而使各省獨立...」
- ^ 秦福銓.博古和毛澤東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領袖們.大風出版社(香港).2009年3月,
- ^ 蔣永敬,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論中共抗日統戰初期的抗日反蔣方針,第887頁。
- ^ 轉引自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
- ^ 秦孝儀,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二,第294頁,〈國家興亡責在軍人〉「現在對日本,只有一個法子,就是作長期不斷的抵抗。……這樣的長期抗戰,越持久,越是有利……」
- ^ 郭華倫.中共史論.政治大學國研中心.第114頁,毛澤東強調:「西安事變是中共抗日統一戰線策略成功的重大表現;他重申必須把蔣介石押解至保安,交由全民公審,以償還十年血債。」
- ^ 墨爾. 蔣介石的功過: 德使墨爾駐華回憶錄. 1994年.「史達林承認過去以共黨分子分化國民黨為錯誤之舉,唯有蔣介石才能牽制日本,須先嚴防日本侵犯中國而逼進蘇聯邊界。同時蘇聯消息報、真理報也公開支持蔣介石」。
- ^ 〔《蘇聯與遠東》.David Dallin著,潘崖譯.國立編譯館.第71頁〕,1936年12月14日消息報:西安叛亂不論以任何口號和方案為藉口,這一行動...實代表一項危機,不僅危害南京政府,而且為禍整個中國。張學良雖高舉抗日旗幟,其行動卻顯然於日本帝國主義有利。
- ^ 〔中共黨的策略路線.張浩.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翻印.第33~34頁〕...因為共產黨是國際的黨,我們接到第三國際的指示,亦是要求和平解決為對...。
- ^ 萬亞剛.中國共產黨簡史.中國問題研究所.1951年1月.第50頁,「在德國養病的汪精衛與希特拉會面後,取道意大利返國,使遠東的剿共戰事,有發展為全面反蘇戰爭的可能。因此共產國際指示中共必須用盡一切方法,在汪回中國之前,將蔣介石平安送回南京」
- ^ 西安事变时一份发自莫斯科的电报. 人民網. 2006-12-06 [2009-12-27].
- ^ 29.00 29.01 29.02 29.03 29.04 29.05 29.06 29.07 29.08 29.09 29.10 29.11 29.12 29.13 郭汝瑰, 黃玉章. 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2. ISBN 978-7-214-03034-4/7214030349.
- ^ 馬仲廉. 《卢沟桥事变与华北抗战》.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87.
- ^ 秦郁彥. 日中戰爭史. 第162-183頁
- ^ 告抗戰全體將士書,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 ^ 昭和12年9月2日閣議決定 事変呼稱ニ関スル件.
- ^ 日本防衛廳研究所戰史室(著), 齊福霖(譯). 「第三章·從華北事變發展到中國事變」, 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一卷第二分冊(徵求意見稿). 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譯稿, 第5輯. 中華書局. 1981年5月
- ^ 中共中央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 1937年7月8日
- ^ 36.0 36.1 榮維木. 「日本的全面侵華戰爭與中國的全面抗日戰爭」, 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 2010年1月31日.
- ^ 中國命運.關鍵十年.美國與國共談判真相(1937~1947)關中.天下遠見出版.2010年7月7日,第32頁,ISBN 978-986-216-568-3
- ^ Michael M Sheng, Battle Wer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40-41
- ^ Donald S Sutton, German Advice and Residual Warlordism in the Nanking Decade, The China Quarterly, 1982, Cambrigde University Press pp 405
- ^ 章百家, China's Experience in Seeking Foreign Military Aid and Cooperation for Resisting Japanese Aggression, 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p. 12-20
- ^ 毛澤東,〈堅持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原則〉,《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冊,54頁
- ^ 毛澤東,〈關於我軍應堅持以游擊配合友軍作戰方針的指示〉,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338頁
- ^ 毛澤東,<紅軍的作戰任務與兵力使用原則>,《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冊,第26頁
- ^ 馬仲廉,《太原保衛戰》,瀋陽出版社,1994年,143頁
- ^ 楊奎松於〈關於平型關戰鬥的史實重建問題〉,指出日本運輸兵並未遭到全部殲滅,傷亡約在500人左右
- ^ 「有小部分突圍逃跑」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北京),1985年,第355頁
- ^ 何應欽. 八年抗戰之經過. 文海出版社.
- ^ 《新華日報》民國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一日韓復榘判處死刑(中央社訊)第口區副司令長官 ... 及其他應守之要地,致陷軍事上重大之損失,罪證確鑿,已電請國民政府明令褫奪官勛,一面依照戰時軍律判處死刑,以昭炯戎,而肅軍紀,即於本月二十四日執行槍決。來自李澤, 徐明庭, 翟學超《武漢抗戰史料選編》
- ^ 第二世界大戰.明天國際圖書.ISBN 986-7256-43-3
- ^ 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黃仁宇.時報出版.1994年.第202頁
- ^ 鄭永彪. 60年前的黃河花園口決堤. 民國春秋, 1998,(05) .
- ^ 李楊,范泓《重說陶希聖》
- ^ 53.0 53.1 郭廷以.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四冊.
- ^ 曹伯一.中共延安時期之政治經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1973年.第124頁
- ^ 鄧野. 日蘇中立條約在中國的爭議及其政治延伸. 近代史研究, 2009年6月
- ^ 1941年(民國30年)4月15日,重慶新華日報社論,...這絲毫不能也沒有變更中國的領土主權,這本是蘇日過去的關係上長久已存在的事實
- ^ 楊奎松.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日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 《近代史研究》.
- ^ 楚樹龍. 《国际关系基本理论》.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3.第59-61頁.
- ^ 59.0 59.1 59.2 黃禹康. 《南岳抗日游干班揭秘——国共合办首届抗日游击干部培训班在南岳》. 世紀橋.第40-42頁
- ^ 60.0 60.1 60.2 於長治. 《叶剑英与国民党南岳"游干班"》. 黨史縱覽.
- ^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聯經出版,1998年6月,第409-410頁,ISBN 957-08-1826-3,轉引自劉鳳翰,論抗戰期間國軍游擊隊與敵後戰場,《近代中國》90期
- ^ 蔣介石與現代中國,陶涵,中信出版社 網頁轉載:1940年周恩来:抗战逾2年国军伤亡百万 新四军1千. 鳳凰歷史. 2012年10月12日 [2012-10-20] (簡體中文).
- ^ 張憲文等. 中华民国史.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5年.
- ^ 彭德懷. “第十二章 抗日战争”. 《彭德怀自传》.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2002年. ISBN 7503315067.
- ^ 黃橋戰役
- ^ 郭廷以. 近代中國史綱. 1972年
- ^ 張玉法, 《民國山東通志》編輯委員會. 《民國山東通志: 第 4 卷》. 山東文獻雜誌社. 2002: 1208.
- ^ 《晉綏邊區七年來的財政情況》,《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財政篇,晉綏邊區財政經濟史編寫組等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461-483頁
- ^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寫道:「邊區政府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整理財政及增加收入。以前最主要的收入,是從鴉片煙而來...."
- ^ 美國駐華代辦艾哲遜於9月4日在重慶以呈國務卿1541號函,述瑞典人加斯塔夫.蘇得邦談話:「在山西共產黨地區種植鴉片所得之金錢,用以墊支共產黨的歲收,維持共產黨發行的貨幣,和購日本佔領區的商品……大部分鴉片似乎是在敵人控制的區域內出售或易貨」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漢京文化,第269頁,轉引自聯合報譯印,〈1943年中美外交關係文件〉,第154頁
- ^ 轉引自《中共栽種鴉片的真相》,1942年7月9日、10日,西安晚報,「邊區保運商民鴉片,係由八路軍後方留守處主任蕭勁光主持,……去年九月間,中共由山西磧口、臨縣運至米脂鴉片甚多,每百兩取運費六百元,均用武裝保送……」
- ^ 李守孔,抗戰建國史研究討論會論文集,中央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編,上冊,1985年12月,79-80頁
- ^ 郭華倫,中華民國建國史,第四篇,抗戰建國〔三〕,教育部主編,第1452-1455頁,『蕭勁光:「……去年曾有一時,由鄰區揹運鴉片過境,邊區政府為嚴密防堵起見,特於本年二月成立禁煙督察處,……尊處實無派人前來之必要。近據報鄰近邊區各省罌粟遍地,影響民耕,敬請貴府多派員查禁為荷」。陝西省覆電:「內政部陝豫甘寧綏區煙毒檢查團,並非由本府組織,乃中央派來西北各省普遍檢查,並非專查貴軍駐在地方,……至來電謂鄰近邊區各省,罌粟遍地,影響民耕一節,查本省所屬各縣,禁種早告完成,……迄未發現偷種煙苗情事……。」蕭勁光仍拒絕檢查:「……邊區境內檢查之責,應由邊區自負。……」』
- ^ 粟裕. 《粟裕回忆录》 第二版. 解放軍出版社. 2007年. ISBN 978-7-5065-5426-8.
- ^ 中華百科全書 不平等條約條目 http://ap6.pccu.edu.tw/Encyclopedia/data.asp?id=3885
- ^ 蘇聯出兵東北始末 人民出版社 汪宇燕 何明
- ^ 毛澤東.蔣介石在挑動內戰.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083-1088頁「在中國境內,只有解放區抗日軍隊才有接受敵偽軍投降的權利」。「重慶統帥部,不能代表中國人民和中國真正的抗日軍隊」
- ^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721頁
- ^ 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編,抗日戰爭時期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新華書店(北京),1953年,218-222頁
- ^ 80.0 80.1 新華網:俄軍事專家撰文:我們曾在同一片土地上並肩作戰
- ^ 希特拉曾經三次"調停"中日戰爭,中國經濟網
- ^ 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人民網. 2005-06-03 [2009-06-20].
- ^ 戴維勳. 《中國近代最具影響力之三大人物──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147. ISBN 9789862213582.
- ^ 解密:1946,远东国际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纪实. 搜狐. 2004-09-20 [2009-06-20].
- ^ 石源華.陳公博全傳.稻鄉出版社.1999年12月
- ^ 時報文化編輯委員會. 時報文化出版.珍藏20世紀中國.
- ^ 李臻. 冈村宁次缘何无罪释放. 北京檔案 (北京: 北京市檔案局 北京市檔案學會). 2006年3月, 2006 (3). ISSN 1002-1051 (中文). 外部連結存在於
|journal=
(幫助) - ^ 毛澤東. 《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谈话》.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2008年重印. 1949年1月28日. ISBN 7-01-000917-1. 已忽略未知參數
|month=
(建議使用|date=
) (幫助) - ^ 王和利,張家安,趙興文. 特別軍事法庭在瀋陽審判日本戰犯始末. 黨史文匯[J]. 2000(2).
- ^ 紀敏. 收押改造日本戰犯紀實. 文史精華[J]. 2002(3)
-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周恩來關於美國宣佈非法的單獨對日和約生效的聲明(1952.5.7)
- ^ 全國法規資料庫 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條文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Y0010076
- ^ 徐宗懋《二十世紀台灣 : 光復篇》第153頁
- ^ 林滿紅. 界定台灣主權歸屬的國際法--《中日和約》. [2010-07-17].
- ^ [1] 日本外務省網頁 - 對中國ODA實績概要(日文版)
- ^ 蔣總統密錄第十一冊. 第122頁
- ^ 遲景德. 中國對日抗戰損失調查史述. 台北縣:國史館. 1987
- ^ 何應欽. 八年抗戰與台灣光復. 台北: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1980
- ^ 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版,第360頁
- ^ 中國共產黨大事記(1945年)
- ^ 李新(總主編). 中華民國史,第三編第五卷,北京:中華書局,2000
其他參考資料
- 波多野澄雄,庄司潤一郎. 「日中戦爭―日本軍の侵略と中國の抗戦」, 日中歴史共同研究報告書. 2010年1月31日.
參見
相關條目
歷史背景
|
外部環境
|
戰後處置及戰爭罪行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