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
| 九一八事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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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抗日战争的一部分 | |||||||
 日军在九一八事变后进入沈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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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中华民国 |
 大日本帝国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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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 马占山 冯占海 |
本庄繁 南次郎 | ||||||
| 兵力 | |||||||
| 160,000人 | 30,000-66,000人 | ||||||
| 伤亡与损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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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又称沈阳事变、奉天事变、盛京事变、满洲事变、柳条湖事变等，是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日军以中国军队炸毁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为借口而占领沈阳。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国会和内阁总理大臣权力下降，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这次事件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被中华民国政府视为国耻日[1]。
名称
又称沈阳事变，欧美称奉天事变或盛京事变（Mukden Incident），因沈阳旧称奉天、盛京（Mukden为满文，音译谋克敦，意译为盛京，或译奉天）；日本称满州事变（日语：満州事変〔満洲事変〕／まんしゅうじへん Manshū jihen），因中国东北旧称满洲或满州；因为由柳条湖事件引发，又称柳条湖事变。
背景
根据以往的条约，日本拥有东北境内的南满铁路，和铁路沿线的驻军权。为扩大利益，日本积极主张建设铁路支线。初期张作霖为获得日本人贷款，同意日本修建了一些支线。后来迫于民意压力，张作霖计划自行修建铁路，打破日本的垄断。
1928年6月发生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死后，其子张学良继续其父的方针，引起日本的不满。同年12月12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1929年3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东北党部在奉天成立，并主张收回旅顺大连租界与南满铁路。
1929年底，张学良的东北军为了从苏联手中收回位于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与苏联红军爆发武装冲突，即中东路事件。东北军大败。事后，中苏关系彻底断绝[2]。
1930年5月，关内爆发中原大战，张学良于9月率领东北军主力进入山海关内，支持蒋介石中央军，获胜后领兵常驻北平、天津，关外防备空虚。
1931年5月，汪兆铭、李宗仁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派遣陈友仁赴日本接洽援助，并策动石友三叛变、出兵北伐同时以武器资助江西南部的共军。7月东北发生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张学良指示东北军保持克制，避免与日军冲突。7月23日，蒋中正：“中正奉命剿赤，自六月二十一日自京入赣以来……与赤匪作殊死战之际，忽于军中接读朝鲜华侨惨案（万宝山事件），与石友三叛变，暨粤桂诸逆进犯湘赣之报。中正星夜驰回南昌，总阅各方报告，乃知石友三叛变是受粤中叛徒五十万收买，且有日本之军官及赣匪首领出入其军中，隐与帝国主义（日本）者之侵略及赣、鄂赤匪之扰乱，彼此遥想呼应。又于宁都（江西南部）赤匪之总部搜获毛泽东致彭德怀之电文，内称两广月内出兵湘赣，接济子弹五十万粒，即日可由嘉应解来。”7月28日，长江中下游豪雨成灾，汉口堤防溃堤，灾民占全国四分之一人口，国民政府将全国预算七分之一用于赈灾，使国家赤字增多，但湖北、安徽、江苏仍爆发骚乱，中国共产党组织灾民组建共军进行反政府的斗争[3]。
事件经过
柳条湖事件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关东军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离开原驻地虎石台兵营，沿南满铁路向南行进。22时20分左右，以该连柳条湖分遣队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为首的一个小分队在奉天（现称沈阳）北面约7.5公里处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药，炸毁了一小段铁路。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制服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
爆炸后，河本末守立刻向北大营的方向射击，并向日军独立守备队报告“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铁路，攻击守备队”。独立守备队又立刻报告了关东军司令部。板垣征四郎下令向中国军队开火，进攻东北军北大营和沈阳城。
第七旅在事先已经得知日军将要在近期制造挑衅事件，但张学良电令“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经过反复研究，七旅决定对于日军的进攻，采取“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让”的对策，如果敌军进攻，在南北东之间待敌军进到营垣七八百米的距离时，在西面待敌人越过铁路即开枪射击，在万不得己的情况下，全军退到东山嘴子附近集结候命行动。事变发生时，旅长王以哲没在军中。参谋长潘镇源用电话向荣臻请示，荣下令“全取不抵抗主义，缴械则任缴械，入占营内即听其侵入，并告以虽口头命令亦须绝对服从。”
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铁的620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日本人谋本舍三在《关东军史》写道：“因虑营内设伏，为激烈之反抗，故前线士兵，不敢十分挺进，只以极猛烈之炮火相恫吓。”直到次日两点多，铁岭，抚顺的日本守备队相继来到，敌人兵力增加，才勉强迫近北大营四周的铁丝网，从南面突入营垣。中国官兵与敌展开巷战，激战到三点多钟．在王铁团长率领下，冒着弹雨突围，撤退到东山咀子集结待命。
日军攻陷辽宁、吉林主要城镇
当独立守备队向北大营进攻的同时，关东军第2师第3旅第29团向奉天城攻击。19日凌晨，关东军司令吴方进下令：辽阳的第2师主力增援对奉天的进攻；独立守备队第3营进攻营口、第4营进攻凤城、安东（现为丹东）；第2师第3旅主力、骑兵第2团、独立守备第1营分别进攻长春宽城子、二道沟、南岭等地。至19日10时，日军先后攻占奉天、四平、营口、凤城、安东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安东-奉天）沿线18座城镇。长春地区的东北军自发反击，战至次日，长春陷落。21日，东北边防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谢安俊率部投敌，日军第2师主力占领吉林。
19日下午，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与会人士作出决定“对外仍采诉之国际联盟，请求主持公道，对内则亟谋全国国民及本党同志牺牲成见，一致联合[4]。”外交部随即电告“国际联盟”中国代表施肇基，要求依照国际盟约促使日军退出占领区[5]。21日，蒋中正回到南京做出三项基本外交原则：1.坚决抱定保护我国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2.维持东方平和而达到维持世界的和平。3.尊重一切国际公约，尤注重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之原则。
如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须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与国家人格。[6]
张学良下令“不抵抗”受到国民政府的严厉批评，但蒋中正仍然希望张学良前往南京商讨外交应变的方法，张却表示拒绝并改派万福麟入京[7]。
黑龙江主要城镇沦陷
10月1日，洮辽镇守使张海鹏投敌，且奉日军命令派出3个团进攻齐齐哈尔。10月16日在嫩江桥，被黑龙江省防军击退。守军炸毁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以阻止日伪军进犯。10月26日，关东军第2师团第29联队占领四洮铁路（四平-洮安）沿线主要城镇。11月4日，关东军嫩江支队攻击嫩江桥北守军。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长官马占山指挥3个旅，5个团共1.3万余人进行江桥抗战，战至11月18日，终因伤亡惨重而弃守省城齐齐哈尔，撤往克山、海伦。11月19日，日军攻陷齐齐哈尔。
锦州、哈尔滨沦陷
张学良在事件爆发后离开奉天，带领属下转移到锦州。10月8日，关东军派出12架轰炸机空袭锦州。对此，南次郎陆军大臣依然对若槻礼次郎首相声称“由于受到中国军队的防空炮火攻击，才不得已采取自卫行动。”，此后关东军发表公开声明，宣称“张学良在锦州集结大量兵力，如果置之不理，恐将对日本权益造成损害。为了尽快解决满蒙问题，关东军有必要驱逐锦州政权。”此后，币原主张的国际协调主义外交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日军攻占黑龙江省主要城镇后，开始进攻辽西地区。12月15日，关东军进攻锦州。12月1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现为大虎山）。1932年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驻锦州的东北军第12、第20旅和骑兵第3旅已奉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
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犯，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当时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变。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激战五天，自卫军伤亡惨重，撤往宾县。2月5日，日军攻陷哈尔滨。
九一八事变之东北军
东北军独立第7旅王以哲（9月18日发动北大营突围战，先撤锦州，再撤关内） 东北军独立第12旅张廷枢（奉令不抵抗撤锦州） 东北军独立第19旅孙德荃（奉令不抵抗撤锦州） 东北军独立第20旅常经武（奉令不抵抗撤锦州） 东北军独立第27旅吉兴（投日） 东北军骑兵第3旅张树森（奉令不抵抗撤锦州） 东北军骑兵第4旅郭希鹘（奉令不抵抗撤锦州） 东北军骑兵第7旅常尧臣（投日） 东北军骑兵第8旅程志远（投日） 东北军骑兵第21旅赵芷香（投日） 东北军骑兵第22旅苏德臣（投日） 东北军骑兵第23旅李桂林（投日） 东北军骑兵第25旅张作舟（9月19日发动长春突围战，战败被俘投日） 东北军独立炮兵第8旅刘翰东（奉令不抵抗撤锦州）
当时东北军共有陆军独立步兵18个旅，独立骑兵5旅，炮兵4团1营，工辎各一营，陆军总兵力189,505人以上（部分地方兵力不计），枪支96,897枝。空军4个大队，飞机262架。海军船舰约3万吨。以如此大的兵力放弃中国东北令人惋惜[8]
放弃锦州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就设立了特种外交委员会。即过多天商讨，决议了一个《现在处理时局之根本方针》，客观评估了当时的局势条件。著名的台湾历史学家梁敬𬭚博士事后评论说：“……，持与今日英国日本各方面档案与其他著述资料相互印证，大抵皆能正确，允称政略之杰构。其中明知国联不足恃，而不得不仍作信赖国联之表示：明知解决事变不得不出于军事之牺牲，而仍不能不计较牺牲之真实代价，皆可鉴政府当时应付艰局之苦心。而可憾者，当时忍耐止境只限锦州，锦州有难，即当抗战。而其后锦州卒至不战而退，事变范围反之扩大了。”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粤系的逼迫下辞职，张学良也辞去副司令的职务，但获得一个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的新任命，日军夺取锦州之战即在此后展开。以粤系为主的新南京政府，孙科为行政院长，陈友仁为外交部长。
在孙科政府上台以前，蒋介石，顾维钧二人均屡次向张建议：“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关系东省存亡甚巨。”顾于12月5日致张电中犹敦促张： “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前途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抵御。”
张学良始终倾向于“直接交涉主动撤军”，11月28日，日本驻平参事矢野真前来与张学良商洽双方解决方案，张表达“虽未获训令，但本人对此赞成”日方进一步希望：“地方局部问题就地解决，锦州冲突攸关东北军切身利害”，随后更情商前东北参议汤尔和进行游说。12月7日，张学良首肯将自锦州撤兵[9]。但张学良对外界都坚称死守锦州，据日本关宽治等的《满洲事变》记载，“陆军方面收到中国方面的两份重要电报。一份是十一月三十日由锦州的荣臻给张学良的，主要内容是说锦州附近由张廷枢的第十二步兵旅固守，很放心，因此希望取消设置中立地带。另一份是十二月一日由张学良给蒋介石的，内容是否定关于主动撤出锦州的谣传。张学良的这种态度反映出来之后，国民政府四日就反对设置中立地带的方针，向国联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发出训电，同时开始宣传说，设置中立地带是日本提出的，如果国联万一不能阻止日本的进攻，中国不得不为自卫而战斗。根据中国方面的上述动向，关东军认为，中国确实要决心保住锦州。于是，十二月十日，关东军向中央提出，要求增派一个师团。同时要求增配重炮和山炮。”
张学良在锦州驻有重兵，据《蒋总统秘录》记载，关东军看穿了张学良自蒋于十五日下野之后已经丧失了战意。据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在满州事变中军的统率”文件中，录有获自中国军方的下述两件情报为例，分析张学良内心业已动摇：
12月21日北平绥靖公署令第二军司令部：“我军驻关外部队，近当日本来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届时，以迁安、永平、滦河、昌黎为其驻地。”
12月22日张学良上蒋总统电 ：“公（蒋）今旋里，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处，乞公赐予最后指针。”
就在国民政府孙科给张学良发出“死守锦州”命令的同时，身为参谋总长的朱培德就在特种外交委员会上指出，“锦州至多只能守一个星期，而且关内无兵可援”，所以对于东北战局，他以军人立场认为：“一条路是不顾一切以赴之，另一条路便是和日本议和”。
当时的锦州，国民政府一再要求张固守，张也表示要固守，但是说，“日军倾全国之力，而我仅一域之师”，“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不断去电请示援助。当时日本在天津有驻屯军，山海关有守备队，山海关方面还配有海军舰艇。锦州之战以前。日本即发动“天津事变”，被东北军镇压。在两国没有全面开战的前提下，这些日军又都合法存在，卷入事件的只是关东军，华北的日本驻军似乎仍然置身事外。但实际上，华北的日本驻军有一个秘密配合关东军围歼锦州所驻东北军的计划，只是被关东军方面拒绝。东北军在锦州外围与日军激战失利后，锦州驻军担心退路被截断，在没有后方支援的情况下陷于背水一战的境地。
同时，东北方面也质疑粤系的抗日态度是否真实，因为其外交部长陈友仁，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期间曾到日本向币原喜重郎外相提出建议，要与日本合作以打击蒋介石，并准备出卖满蒙的权益以换取日本对广东提供一批武器。不过币原喜重郎正是反对日本军人这种做法的，双方没有谈拢而作罢。粤系南京政府向张学良共发了三个“死守锦州”的命令，张学良也向中央发出三次请援，内容超乎寻常，目的在给粤方难堪[10]。请援无下文，“请械请弹无应，请航空队救护队，亦无应”。当时孙科已经出任行政院长，但财政部长黄汉契却无财可用。中央政府的反应激起东北军前方的强烈抗议，奉命守锦州的东北军将领荣臻厉词批评：“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
讽刺的是，12月25日日军总攻锦州，张学良撤军主动放弃。1月2日锦州失守，当日陈铭枢在南京“中央政治会议”上报告：“自12月30日以后就没有前线消息”。放弃锦州的消息是经由外国通讯社报导传回中国，当时张学良未向中央提起。
再失热河
一二八事变后，广东军奋起抗敌，迫使日军三易主帅。时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希望张学良出兵南北夹击日军，并派陈公博和李济深北上班请救兵。张学良以他的方针回答道：“巩固后方，推进前方，保卫地方，拥护中央”，不肯出兵。
在那时一期《独立评论》曾刊登熟悉热河和华北战略地理的丁文江教授所攥写的《假如我是张学良》一文明白地指出：
“一旦热河有了军事行动，北京天津是万万守不了的。”
“我们真正的防御、长期的战争，不在平津，而在热河。假如我是张学良，要预备积极抵抗，第一步先把司令部移到张家口，同时把重要的军实和北宁路车辆逐次的运到居庸关以北；只留一部分军队在山海关、秦皇岛、天津等处；在这些几处经过相当的抵抗以后，也预备从冷口、喜峰口、古北口分别退至口外。现在驻在热河边界的军队应该从速进到朝阳、并且积极筹备朝阳、凌原，平原、承德各地间的运输。热河东南两部完全是山地，不但日本人的坦克重炮都不能使用，就是飞机也有许多危险。喜峰、古北、河南口三处都是天险，每处有一两万人防守，日本非有一倍以上的军力不能进攻。”
“只要守得住热河，放弃了平津是不足惜的。只要当局有必死的决心，充分的计划，热河是一定守得住的。”
但其时据守热河的军阀汤玉麟是张学良的父执辈，拥兵自重，根本指挥不动，也不允许张学良部进入热河，甚至有降日倾向。蒋介石建议张学良迅速解决汤，但计划泄露，为避免大战之前先内讧，争取汤积极抵抗，张学良只能暂时将所部布置在热河外围以稳住汤，并派去张作相督战。
一个多月以后，丁文江眼看热河布防失当，又撰写一文道：
“热河部队只有四步军旅、六骑兵旅，合计不过二万支枪。朝阳、北原的守兵一共不及四千多支枪。日本如在锦州、义县进兵，该地防军就没有抵抗的能力！”
“我们现在将二十旅兵力全放在冀察两省，而将热河交给汤玉麟去防守，这是什么战略？我不懂！”
汪精卫对军队系统内部的过节不甚明暸，且与张本有中原大战的宿怨，另外当时东北根据地已失，华北局势未稳，大军开拔需要粮饷，汪不拨分文，却以此疑忌，一再逼迫张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出战，显示其实际目的在于以东北军之牺牲赚取政治资本和舆论支持。调兵入热的问题本可以协商解决，最后却演成一场意气之争。
1932年8月6日，汪精卫通电请求辞职，并逼张一同下野：
“北平缓靖公署张主任汉卿勋鉴，溯兄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赖第十九军及第五路军奋起抵御，为我民族争生存，为我国家争人格，此本非常之事，非所望于兄。然亦冀兄之激发天良，有以自见。乃因循经年，未有建树，而寇氛益肆，热河告急，中央军队方事剿匪，溽暑作战，冒诸艰苦。然为安定内地，巩固后方防计，义无可辞。此外惟兄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敌兵所扰，正在兄防地以内。故以实力言之，以地理之便利言之，抵抗敌人，兄在职一日，断非他人所能越俎。须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凡属族类，皆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当日第十九军及第五路军作战淞沪，实本斯义，岂有他求！及战事既酣，在中央固悉索敝赋，以供前方；而人民更裹粮景从，以助士气。今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至少先交两百万；所责于铁部者，即筹三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于行政院矣。当此民穷财尽之时，中央财政歇蹶万分，亦有耳目，兄宁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无论中央无此财力，即令有之，在兄为实行抵抗以前，弟亦万不忍为浪掷！弟诚无似，不能搜刮民脂民膏，以餍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于弟唯有引咎辞职，以谢兄一人，并以明无他。惟望兄亦以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续，则关内之中国幸甚！”
张学良回复：
“自九一八日本侵华以来，国家力谋团结御侮，汪先生如欲辞职，尽可明白向余表示，何必发表与事实不相符合之谈话？自日军侵犯东北以后，余毫无个人生命财产之观念，但因华北治安责任在身，未敢擅离职守，余为军人，负责统率大军，一切行动当不如汪先生自由也，余虽准备交卸，但一旦在职，不得不努力华北治安。”
张学良嗣后引咎辞职，东北军将领和宋哲元等北方将领则联名愿与其共进退。汪精卫声言抗日，却在热河抗战前夕掀起政坛风波，蒋介石亦在日记中称其“不顾大体”。
1933年2月22日日军协同满洲国伪军全面进攻热河，热河抗战爆发了。汤玉麟闻风立刻动员全军二百多辆军车，搬运鸦片私产，力求完脱。汤部溃不成军，日军仅以128名骑兵为先锋，轻取热河省会承德。
3月7日，张学良上呈中央辞职：（节录）
自东北沦陷之后，效命行间，妄冀待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固有种种原因，酿成恶果，要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以致上负政府督责之殷，下无以对国民付托之重，．．．．．．学良虽粉身碎骨，亦无补于国家，无补于大局，应恳迅赐命令，准免各职，以示惩儆。[11]
3月10日，保定会议，张学良辞职照准。
1933年3月，张学良因热河失陷，下野赴欧洲进行戒毒治疗，汪兆铭复出。
满洲国成立
由于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关东军不敢悍然吞并满洲全境，因此考虑建立傀儡政权。当时担任特务机关负责人的土肥原贤二大佐游说了已经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谎称表示满洲本为满族的故土，清太祖的龙兴之地，以复兴满清为条件，说服溥仪回到东北。11月10日，溥仪从天津出发，11月13日到达营口，最后停留在驻守旅顺的日本军营内。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的满洲国正式成立。溥仪担任国家元首，首都定在新京（今长春），年号定为“大同”。上述宣言都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张景惠的公馆发表。国际联盟强烈谴责日本政府的行为，并不承认满洲国政府的合法性。日本表示抗议并且脱离国际联盟。
3月9日，溥仪宣布就任满洲国执政仪式在新京举行，年号为“大同”（1934年3月1日改大满洲帝国，登基称帝，改年号为康德）。
1932年9月15日，日本与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满洲国承认日本的既得权益，并允许关东军在满洲国内驻军。
各方反应
国民政府
外交努力
- 9月19日，中国驻国际联盟的全权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事件，请国联主持公道；
- 9月19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
- 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国联提出申诉；
- 9月23日，中国政府就此事照会美国政府，希望对方“深切关怀”。
蒋中正事后在1934年10月检讨：中国东北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胡适等人甚至不惜主张依据日方所提＜币原五原则＞进行直接交涉。中国中央政府却坚持“不撤兵、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日本少壮军人气势日张，问题愈陷僵化。[12]
中国共产党
- 9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但认为，日军侵略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第一是为了进攻苏联，第二才是为了镇压中国革命。同日，中共中央代总书记王明发表“武装保卫苏联”的讲话。
- 9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组织东北游击抗日（后形成东北抗日联军，即抗联）。
- 9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宣言中称“国民党，绝不能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进攻”，“要求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无异向国民党引颈就戮”，认为“一致对外”、“民族统一战线”等口号，是国民党用以“向全中国的革命民众进攻”的烟幕弹，“换句话说，国民党就利用这一‘民族统一战线’，向全中国的革命民众进攻”。最后中共得出结论：“日本侵掠东三省的事变，不但丝毫不能减轻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统治的进攻，而且却正相反，正因为这些事件，中国共产党将加倍努力去推翻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宣言末尾还提出口号，要“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武装拥护苏联！反对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打倒国民党！”
九一八之后蒋介石被迫下令中止第三次“围剿”、将剿共计划“悉行停缓”时，中共中央居然开始非常乐观地谈论起革命的前途和形势来。中共中央声称：目前中国的革命浪潮高涨，“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在这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死斗争中，不论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任何卑鄙行为与恶辣手段，都挽救不了他们已经注定了的死运”。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要求红军迅速“尽可能的把零碎的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并“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13]。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于1931年11月7日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同时宣布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在中共的国家和政府的成立后，中共中央又提出全面进攻，以逐步攻占国民党统治区，根本推翻国民政府的战略部署。中共中央1931年12月4日发布了《中央给各苏区中央分局、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的训令》[14]，声称：“全国革命急剧地高涨”，“利用目前极端顺利的客观环境，粉碎敌人新的进攻，获得一省数省的胜利”，必须是“今天行动的总方针”。在这个总任务之下，“应该首先将大江以南与大江以北的各个苏区汇成两个大的苏区”。“目前红军行动的总方向应该首先使中央（苏）区与湘赣边苏区完成一片”，“然后与湘鄂赣、赣东北两苏区密切的联系起来，造成包围南浔线以争取江西省首先胜利的形势”。“另一方面，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使皖西北与鄂东苏区与鄂豫皖中心区完全打成一片，并与鄂北鄂西密切联系起来，造成包围京汉路南段与威胁长江的整个局面”。“任何放弃现有根据地的企图应受到严厉的打击”，任何“保守和等待，是苏维埃运动前进的罪人”。在12月11日的《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中，中共还声称，“必须最坚决的毫不畏惧的对于我们的敌人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争取革命在湘鄂赣等省的首先胜利”。并且告诫群众，“一切反革命的在野派别的欺骗宣传是革命中最危险的东西”，将打击面扩大到除了蒋介石外的国民党其他各派系乃至于其他各党派，[15]显示了其极左性。
在这些文件精神的指导下，各苏区的红军部队在国民政府忙于应付九一八事变之时，不断进攻国统区以扩大苏区。其中，中央苏区于1931年年底，陆续攻占会昌、寻乌、安远、石城等县城。[16]。湘鄂西苏区红军的红三军和红九师，“东渡襄河，经过钟祥、张截港等战斗，打开了襄北局面，打通了同洪湖苏区的联系，并将缴获的大批粮食等物资运回洪湖。”[17]1931年11月，鄂豫皖苏区红军的红四方面军和黄安独立团，发起黄安战役，共毙伤歼灭国军5千余人，俘虏近万。1932年1月，红四军主力和红二十五军，发动商（城）潢（川）战役，以围城打援的战术，歼灭国军5000余人[18]……1932年2月，中央红军以第三军团和第四军为主，在红军江西、闽西军区的6个独立师的配合下，又发动著名的“赣州战役”，与国军激战33天[19]。而这期间，正值一二八上海抗战激战之际，红军的军事行动，大大地牵制了国民党的军力（如陈诚第18军）。
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
在九一八事发当时，乃是张学良亲自下令不抵抗，而蒋介石迟至9月19日到达南昌后，晚间九点至十点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学良事后自己也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20]
荣臻，九月十八日深夜：（节录）
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迫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当时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
张学良，九月十九日下午：
昨日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由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
张学良在战后曾解释：“当时我没想到日军会那么蛮干，我以为他们绝不会这样做。我觉得日本是要以这种军事行动来挑拨我们，因此我下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决这个事件……后来国民对我的不抵抗有所责难，对这我不能接受。但如果责备我未能看穿日本的阴谋，我承认我有责任。”“从前许多学者研究认为是国民政府指示不抵抗，但其实国民政府的指示是‘相应处理’，‘相应处理’意思是看情况自己去办，等于中央不负责的。因此不能将九一八事变没抵抗的责任推给国民政府。我因为不希望扩大事件，所以采取不抵抗政策[21]。……”
另外，据何柱国旅长回忆，9月12日，蒋在河北石家庄召见张学良时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但空口无凭，至今也没有证据显示蒋曾与张在石家庄会面以及说过此话。[2]1947年，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当中，更是铁口咬定，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的不抵抗决定，只是在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但张学良在重获自由后，还坚决否认有人说他曾把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电文随时放在身边的说法，说这是“瞎说，瞎说，根本没有这种事情”。根据蒋介石的日记，则否定了张、蒋在河北会面，因为按照蒋介石日记，9月12日蒋介石正在去武汉的船上。[3]另外，关于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回忆“九一八事件当晚，蒋介石曾十多次电函张学良不准抵抗”的说法也没有根据，因为当时蒋介石正在坐船从南京到南昌去指挥剿共的途中，通过蒋介石的日记，也不能证明蒋当晚知道九一八事变的爆发[4]，并且至今并未找到蒋给张发的不抵抗指令的电报。[22]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却于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在1991年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九一八事变当中的“不抵抗”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决定，中央政府不应该承担责任。[23]张学良1990年接受日本公共电视台NHK采访时，表示他当时认为“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总之，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落下了“不抵抗将军”的评价。由于张学良的不抵抗，日本关东军随后发动了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以1万余人进攻有14万人中国东北军，并在短短半年内占领东北三省。
自从东北军守锦州开始，先后无数次向中央提出弹药、人员、资金方面的支援，结果中央政府一方面坚决要求东北军抵抗，另一方面却分文不拔，东北军将领认为中央政府这样做，是要将东北军置于死地，以借日本人之手消灭奉系军阀的势力。其中，东北军将领荣臻厉词批评道：“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当时的行政院长孙科由于从财政部得不到任何增援东北军的资金，辞职下台。继任的汪精卫亦只能一面责令东北军抵抗，另一面分文不出，致使他的抗日要求被张学良婉拒。而另一方面，汪的积极抗日主张也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路线完全相左，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愤而辞职出洋。
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
9月22日，蒋介石向全国人民宣称：“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静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蒋介石当时以“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为原则，以先消除共产党的反对势力分裂主张，再集结力量对抗日本军等外来势力为方针。近期通过蒋介石日记的解密，根据民国史学家杨天石先生的研究，在北伐战争时期，曾在日本留学并熟知日本军力的蒋介石，就有“三月亡国”之论，认为中日国力悬殊，一旦开战，中国沿海地区就会陷入日军之手。日军于1928年出兵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北伐军对日妥协，刻意避开日军，绕道北上，蒋在5月3日日记中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蒋在5月10日的日记里，第一次亲笔写下“不抵抗主义”，但从此之后，蒋介石的日记均以“雪耻”开头。
另外，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19日，蒋在日记里写道：“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等处。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余所恃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
9月20日记写道：“雪耻，人定胜天。日本侵略东省，是已成之事，无法补救。如我国内能从此团结一致，未始非转祸为福之机。故对内部当谋团结也。因沈阳、长春、营口被倭寇强占以后，心神哀痛，如丧考妣。苟为我祖我宗之子孙，则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小子勉之。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太不注意，卧薪尝胆，教养生聚，忍辱负重，是我今日之事也。上午与敬之、真如、天翼协商，下午从南昌出发回京。”
9月21日：“雪耻，人定胜天。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国民，还我东省。下午二时到京，约会干部。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交）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对广东，以诚挚求其合作。一、令粤方觉悟，速来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让，只要粤方能负统一之责，来南京改组政府。三、胡、汪、蒋合作均可。”
9月22日：“雪耻，人定胜天。上午到市党员大会，余讲至‘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之句，有一人讥为‘言过其实’一语。余心为之碎。由此可知，人心已死，国亡无日，哀痛之至，抛碎茶杯，撕破倭本，不觉失态。余复言：我在日本炮火之中不止一次。倭寇在济南炮击机射，余实倭炮中遗留不死之身，决非夸词耳，乃益悲愤。因知爱国者多，而亡国者少，国事犹可为也。下午请稚辉、季陶详述余之怀抱与感想，要胡、汪合作，余交出政权之意。悲戚痛楚，欲哭无泪，哀丧未有如此之甚也。”
9月23日：“雪耻。人定胜天。昨日国际联盟会决议，中日两国停止战时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防，听候联盟会派委员查察裁判。此实为一外交之转机，亦对内统一之机。如天果不亡中国，则此次外交当不致失败也。汉卿派万福麟来京要求外交早日解决，所以官长之财产与东北之痛苦为念，闻之心痛。粤方勾结倭寇以召外侮，图谋推倒中央为快，东北又为一部分之利害急谋解决，不问国际地位与国际形势，以及将来单独讲和之丧辱。呜呼，外侮既急，国内政客官僚非卖国即畏敌，如此民族不亡何待，此次国际联盟既出面干涉，如我国内不能一致对外，则中国从此无人格矣，忧焚无已。晚与万福麟详谈外交形势与东三省地位，与其单独交涉而签丧土辱国之约，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国际仲裁，尚有根本胜利之望。否则亦不惜与倭寇一战，以决存亡也。”
9月26日：“雪耻，人定胜天。闻暴日不接受国际联盟通知，并主张中日直接交涉，而国联态度因之转化，从此暴日势焰更张。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则必无良果。我不能任其枭（嚣）张，决与之死战，以定最后之存亡。与其不战而亡，不如战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故决心移首都与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也。”
民国史学家杨天石认为，蒋介石无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但他虽然对东北领土的沦陷痛心疾首，并也存在团结一致、对日决战、宁死战不苟活的理想，并且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日记中多次提到拒绝与日本和谈，但由于当时中国形势复杂，蒋介石又严重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抵抗能力，蒋介石实际上的所作所为与他在日记当中的表达的爱国激情有较大差距，可看出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的复杂历史背景。（参见杨天石著作《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同时，蒋介石对日本人的痛恨也无时无刻不跃然纸上，如九一八事变后，蒋曾经与日本方面交涉，他在日记中愤恨的写道：“见日本代表，感想无穷。始见之如和柔，一与之接近，则狡狯之色，轻侮之行，立现无余。欧美各国代表，皆可亲可爱，未有如日本之恶劣也。可知倭奴怕凶而不知礼义，东方之文化皆被倭奴摧残矣。”
国内舆论
九一八事变，东北全境陷落，全国哗然。国人对于张学良“不抵抗”也颇为不满。迨热河失守后，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全国震惊之后”一文，认为热河失守，张学良罪责难逃。胡适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地质学家丁文江也在同期《独立评论》发表了“给张学良的公开信”，批评张学良既无指挥能力，又不亲赴前线督师，但却恋权不放，陷东北百姓于水火，贻误国家。
当时，在广东另立中央的汪精卫严厉谴责蒋介石丢失东北，并要求其下野。不久，蒋介石宣布下野负责。汪精卫与孙科等粤系国民党领袖入主南京中央政府。
日本政府
内阁不扩大方针
1931年9月19日，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南次郎陆军大臣强调这是关东军的自卫行动，但是币原喜重郎外务大臣（男爵）怀疑这是关东军的阴谋，并且试图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次事端。9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了“不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方针。
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
12月11日，若槻礼次郎内阁总辞。次日，犬养毅任总理大臣兼外务大臣，荒木贞夫任陆军大臣。
五一五事件
1932年3月12日，犬养毅内阁作出决定“满蒙是从中国本土分离独立的统治地域，今后，（日本将）帮助其建立国家体制。”事实上，日本政府在这次事件上被动地被独断专行的关东军制约。（同年日本爆发五一五事件，犬养毅被暗杀。）
国际社会
国际联盟及李顿调查团
国际联盟派出调查团调查事变始末。1932年10月2日，该调查团发表李顿报告，指出日本发动的事变是侵略中国的行为。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满洲国为独立国家，令日本撤出国联。调查团在事变后一年多后才发表报告，诚然是为时已晚—日本不理会国联的谴责，继续侵略行动。
美国
1932年1月7日，美国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国发表照会，宣布日本对满洲的侵略是对中国领土内政的干涉，违反了巴黎非战公约，因此美国政府对此不予承认。这被称为“史汀生主义”。中国和当时欧洲各国对此都普遍表示赞同，但是日本却无视这一通告。
民间对日宣战运动
东北抗日联军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开始大规模入侵东北地区，各地民众及驻军纷纷奋起抵抗，较著名的有如国民政府黑龙江代省主席马占山将军率领的江桥抗战（1931年11月3日～19日）。惜由于各自为政，遭到日军一一肃清，东北三省遂于民国二十一年初全部沦陷。
游行示威
- 9月28日，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
- 9月28日，南京、上海的二千多学生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学生打伤，被迫辞职。
- 12月，学生运动达到高潮，要求立即“对日宣战”，北平、济南学生占领车站，瘫痪马路交通，上海市长张群遭群众包围，上海市区戒严。5日，“国际联盟”中国代表施肇基、外交部长顾维钧遭到华侨、民众殴打侮辱请辞。广东、浙江、山西教育厅长，北京、中央、中山大学校长，相继被迫请辞。国民政府中枢机关、行政院、中央党部遭到罢课学生瘫痪，人员几无办事之地。15日，蔡元培与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在会见学运代表时，遭到学生批斗殴辱[24]。
1931年7月，由于万宝山事件，日本煽动朝鲜排华反华，中国国内再次爆发抵制日货运动；九一八事变后，运动愈演愈烈。
文艺作品
九一八事变纪念
中国政府1991年9月18日在沈阳开放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前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1997年访华时拜访过这个地方，写下“以和为贵”，成为进入该馆的第一个在位日本首相。9月18日被不少中国人认为是“国耻日”，而中国民间要求将9月18日订为国耻日的诉求也不时出现。
沈阳从1995年始，每年在9月18日晚上鸣响防空警报3分钟，以警示民众勿忘国耻。目前，已有哈尔滨、长春、昆明、合肥、杭州、乌鲁木齐、南昌、齐齐哈尔、金华、本溪、太原、西安等百余座城市选在每年9月18日进行防空警报鸣放。[25]
除了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外，在辽宁辽阳市的白塔公园内，还有一座九一八事变策划地纪念馆，当时被称作白塔会馆。事变前一日，本庄繁与关东军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和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在火车站前白塔旅馆召开了事变前密谋会议。
近代对事变起因的探究
史学家唐德刚则认为张学良的“易帜”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在书缘与人缘一书曾评论：“张少帅未尝不可效当年李鸿章以夷制夷之故技，联俄以抗日，亦联日以抗俄，于二寇均势中，自图生存。而学良亦舍此老例于不顾，却（如他自己所说的）‘不自量力，拟收回北满权利’，‘挥师抗俄’。作了希特勒式冒险之前例，对南北二寇，两面开弓。结果力有不敌，终于弃甲曳兵而走。或问学良当年何不见及此？答曰无他，一股青年热血沸腾而已”。而张学良之所以能有这股“赤子之心”的原因，“他上无其心难测的上司，中缺争权夺位的同僚，下面多的是忠心耿耿的死士部属，日常行政处事，一切为国、为民、为‘系’，也就是为着自己，他没有搞‘勾心斗角’的必要。”
李宗仁将军则认为“中原大战”是一个关键。因为中原大战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的势力不相上下，张学良入山海关与否，自然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随后东北军入关内，东北空虚，致使日人有可乘之机。
根据日本史料的公开，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早就蓄谋已久，侵略东北地区的秘密策划一直没有停过，而当时的日本少壮派军人则认为1931年为侵略东北地区的最佳时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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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志青. 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七十年. 黄河出版社. :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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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火速饬拨现款百万元，……并请速拨枪弹某口径者1600万发、某口径者800万粒；某些口径者重炮弹1万发、野炮弹18万发、迫击炮弹23万发；步枪一万枝。所有弹款务请于一星期内送到。……”转引自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革命文献，34，1964年12月，1122
- ^ 张学良文集．一册．毕万闻．新华出版社．1992年．6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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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蒋介石真相之一.卷四.掌权：南京政府．杨天石》．2009年8月．ISBN：978-986-146-592-0
- ^ 张学良与日本，臼井胜美，陈鹏仁译，联经出版，1994年8月版，ISBN:957-08-1255-9，第117-119页
- ^ 以上讨论可参见刘维开，〈蒋中正的东北经验与九一八事变的应变作为－－兼论所谓铣电与蒋张会面说〉，《政治大学历史学报》19期（2002，台北），195-220。
- ^ [1]
- ^ 李君山，由“不抵抗”到抵抗－国府因应“九一八”之决策过程与困境，台大历史学报，26期，2000年12月，326-334页
- ^ 新华网.我国多个地区拉防空警报纪念九一八事变2010-09-18
研究书目
- 梁敬𬭚：《九一八事变史述》（台北：世界书局，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