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转到内容

用户讨论:Symplectopedia

页面内容不支持其他语言。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这是本页的一个历史版本，由Suedethank（留言 | 贡献）在2013年3月14日 (四) 12:15 （→dsoahodahfoahfohprwwprj：​新段落）编辑。这可能和当前版本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您有新信息。（与上一个版本的差异）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已经更新

恭喜您！您最近创建或大幅改进的条目线性泛函经推荐后，获选于首页作新条目展示。如果希望推荐其他您关注的条目，欢迎前往Wikipedia:新条目推荐/候选提名。在您创建或大幅改进的所有条目中，总计有25篇条目获推荐作首页新条目展示。

25

841. 特别通知

发正念条目在我咨询英文维基人后，得到了几篇第三方的支持材料证明其“真实可信”，目前正在重新补充完善条目内容。请重新考虑你的删除投票，打扰了。--下限魔法少年爱德华★爱生活爱圆神爱萝莉塔 2013年1月6日 (日) 04:12 (UTC)[回复]

842. 回复：请立刻解封User:FODCOC及其所用的IP地址

我封禁他，是因为他滥用傀儡。请就滥用傀儡的情况与我辩论。如果他没有滥用傀儡，我立即解封；若有，请您找其他管理员争取对其进行解封。乌拉跨氪 2013年1月13日 (日) 11:14 (UTC)[回复]

843. 瑞典语…

请看看Wikipedia:统计#与临近语言版本比较，差距从50000多减至20000多…该怎么…－哆啦A梦220‧284 2013年1月15日 (二) 14:03 (UTC)[回复]

844. 摄影专家投票

我的维基个人主页User:螺钉上的维基共享资源链接可以看到我上传的作品。请不要乱投票哟。螺钉（留言） 2013年1月15日 (二) 14:07 (UTC)[回复]

845. 关于批量建条目

感谢您的信任。由于最近时间不是很多，我这边的话估计得等到周六之后才能大量创建条目。--Tianyamm2（留言） 2013年1月16日 (三) 13:51 (UTC)[回复]

我看了一下瑞典语用的生物数据库，称作SP2000，收录生物种数总量达 1,323,005条，参见[1]。这个生物数据库也有中文版，但只收录了70596条[2]。也就是说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生物物种都没有中文名称。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就是号召中文维基人共同发起一个全球生物物种学名翻译计划，中文维基人群策群力，把全球有记录物种名称由拉丁文全部译为中文，当然这个可能耗时很久，但是总得有人去做。抛开条目数竞赛不讲，这在科学上来讲也是有极大价值的，不知道您这边有没有兴趣。--Tianyamm2（留言） 2013年1月20日 (日) 06:41 (UTC)[回复]
目前可以刷的外国地名条目数量已经比较少了，对条目数竞赛结果影响不大。就像我上面说的，除非大量翻译生物条目，被瑞典语、越南语维基赶超是迟早的事情。
我想从其他维基大量导出条目内容，以方便批量创建条目。但是现在面临一个问题，比如，it:Categoria:Asteroidi_della_fascia_principale这个分类下有万把页面，但是在[3]下只能导出4000个页面，不知道为什么？您这边有没有好的方法或工具？Tianyamm2（留言） 2013年1月29日 (二) 11:18 (UTC)--[回复]

846. 恭请陛下阅读以下条目1

马格尼西亚的赫格西亚斯 赫格蒙 欧墨洛斯 埃里纳 萨摩斯的杜里斯 狄菲卢斯 狄奥尼西乌斯 色雷斯的狄奥尼西乌斯 马鲁斯的克拉特斯 雅典的克拉特斯 塔纳戈拉的科里纳 克雷塔尔库斯 卡尔普尔尼乌斯 卡图鲁斯 拉贝里乌斯 拉贝奥 帕拉狄乌斯 帕莱蒙 古罗马的尼科马库斯 赫诺乌斯 斯蒂里格 斯提里克 曼利乌斯·卡皮托利努斯 老尤利亚 老茱莉亚 莉薇娅·杜路莎·奥古斯塔 莉薇娅·杜路希拉 朱莉娅·奥古斯塔 李维娅 莉薇娅 老狄奥多西乌斯 皮索 普布里乌斯·豪拉提乌斯·科克莱斯 日耳曼尼库斯 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尼波斯 弗拉米尼努斯 法乌斯提娜二世 大秦王安敦 安托比乌斯·比乌斯 安敦宁·毕尤 安东尼努斯·皮乌斯 法乌斯提娜一世 克罗狄乌斯

签名--魔法少年爱德华★爱生活爱圆神爱萝莉塔 2013年1月24日 (四) 03:57 (UTC)[回复]

847. 恭请陛下阅读以下条目2

安多伊奥 达摩丰 克勒西拉斯 阿尔克尔姆斯 西阿格拉弗斯 阿波罗多罗斯 泽诺多图斯 赞瑟斯 阿里弗容 提尔泰奥斯 米利都的提摩太 提谟克勒翁 提麦奥斯 (历史学家) 狄斯比斯 特尔潘德 斯忒新勃罗托斯 苏萨里昂 泰勒希拉 西蒙尼特斯 帕拉提那斯 波斯迪普斯 菲拉尔克斯 福西尼德 费罗萨努斯 菲勒蒙 费雷西底 斐勒克拉忒斯 斐洛考鲁斯 尼阿西斯 奥克西林库斯史家 弥涅墨斯 莫斯霍斯 尼坎德 古希腊的马雄 他林敦的列奥尼达 伊塞优斯 伊比库斯 亚历山大·波里希斯托 安提戈努斯 (卡鲁斯图斯) 阿莱克西斯 (诗人) 埃涅阿斯 (塔克基图斯) 法埃德鲁斯 欧波利斯 赫罗达斯 斯穆尔纳的赫尔米普斯 赫尔米普斯 赫尔迈西亚纳克斯 特姆诺斯的赫尔马戈拉斯 赫拉尼库斯


签名--魔法少年爱德华★爱生活爱圆神爱萝莉塔 2013年1月24日 (四) 03:57 (UTC)[回复]

修改以上两段Edouardlicn的留言，加为链接，使其易于访问--YFdyh000（留言） 2013年1月24日 (四) 04:04 (UTC)[回复]
我用户页有专用页面，且皇帝陛下的阅读能力超强，不需要担心他看不懂。--魔法少年爱德华★爱生活爱圆神爱萝莉塔 2013年1月24日 (四) 04:06 (UTC)[回复]

848. 恭请陛下阅读以下条目3

阿戈拉克里图斯 阿尔卡美奈斯 阿尔卡美涅斯 阿佩莱斯 阿佩莱斯 阿马西斯画家 赞瑟斯 阿波罗多罗斯 阿尔克尔姆斯 达摩丰 安多伊奥 帕奥纽斯 索苏斯 克勒西拉斯 宙克西斯 提莫塞乌斯 西拉尼昂 菲隆 巴赫西斯 希波达莫斯 赫莫杰尼斯 埃克塞基亚斯 欧弗洛尼奥斯 欧弗拉诺尔 克里托斯 卡拉米斯 克里托斯 欧弗拉诺尔 欧弗洛尼奥斯 埃克塞基亚斯 多利亚柱式 赫莫杰尼斯 希波达姆斯 希波达莫斯 帕拉西乌斯 留西波斯 巴赫西斯 菲隆 普拉克西特莱斯 巴罗斯岛 斯克帕斯 斯珂帕斯 西拉尼昂 提莫塞乌斯 宙克西斯 索苏斯 帕奥纽斯 伊克提努斯

849. 恭请陛下阅读以下条目4

希波纳克斯 伊索克拉底 希俄斯的伊翁 拉苏斯 吕哥弗隆 德墨忒尔 菲勒塔斯 菲利斯托斯 普律尼科司 赫里亚努斯 西莫尼德斯 斯特西克鲁斯 麦加斯梯尼 阿哥斯 阿果斯 萨卡达斯 弗朗索瓦·勒克莱尔 阿尔西比德 索塔德斯 狄奥迪克底 阿戛塔耳库斯 签名--魔法少年爱德华★爱生活爱圆神爱萝莉塔 2013年1月24日 (四) 10:22 (UTC)[回复]

850. 看来瑞典语超过我们不可避免。

差距已不足1万，看来瑞典语超过我们是不可避免的了。－哆啦A梦220‧284 2013年1月26日 (六) 05:36 (UTC)[回复]

851. 给您一些果仁蜜饼！

欢迎参与客栈其它版的方针讨论系列，现在是对条目勋衔的探讨。--魔法少年爱德华★爱生活爱圆神爱萝莉塔 2013年1月28日 (一) 00:24 (UTC)[回复]

852. 陛下请过目

这是最新的条目贡献，当然，不是我贡献的。

卡利克拉提达斯 卡利马库斯 (阿菲德纳) 卡利斯特拉图斯 契罗 狄奥克勒斯 阿吕亚泰斯 西库昂的阿拉图斯 阿里斯多美奈斯 迈密乌斯 阿尔库塔斯 阿尔克西拉乌斯 阿那克萨图斯（阿布德拉） 卢尔乌斯 巴库维乌斯 瓦莱里乌斯·弗拉库斯 提布鲁斯 卢修斯·科尼利厄斯·西塞那 昆塔斯·穆修斯·斯卡沃拉·斯喀埃沃拉 奥卢斯·希尔提乌斯 科里纳高拉斯 科里纳高拉斯 阿斯库尼乌斯·佩狄亚努斯 阿塔 (古罗马) 阿基乌斯 米罗 (古罗马) 马克卢斯 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 阿斯克莱皮亚德斯 (萨摩斯) 阿斯克莱皮亚德斯 (萨摩斯) 阿凯夫斯 (埃雷特里亚) 尼科马科斯 卡修斯·隆基努斯 奥卢斯·希尔提乌斯 德·阿隆索·埃尔西拉·祖尼加 莱昂·赫布里阿 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利奥内 大田垣莲月 大田垣诚 托马斯·埃拉斯图斯 马丁·开姆尼茨 格奥尔格·卡桑德 圣卡耶坦 托马索·卡耶坦 圣卡耶坦 卡洛·博罗梅奥 彼得·巴罗 多明戈·巴涅斯 约翰内斯·阿默巴赫 卢卡斯·扬松·瓦格赫纳 潘菲洛·德·纳尔瓦埃斯 利奥·阿非利加努斯 奥古斯丁·希尔施富格尔 雅各布·凡·黑姆斯克尔克 胡安·德·格里哈尔瓦 胡安·德·加雷 尼古拉 (库萨) 约道库斯·洪第乌斯 阿尔基罗库斯 凯利斯尼兹 纳尔科斯--魔法少年爱德华★爱生活爱圆神爱萝莉塔 2013年1月28日 (一) 10:37 (UTC)[回复]

853. RE:真是巧合！

确实是巧合，本人对西班牙语一窍不通。Merphisto（留言） 2013年1月30日 (三) 09:19 (UTC)[回复]

854. re

各个语言之间的恶性攀比不可避免。不如到8月份香港年会的时候和基金会反映一下？

另外，阁下提供的数据库虽然齐全，但我目前只会使用csv来建，需要想办法提取这些东西组成表格。--耶叶爷♥VC XC 2013年2月3日 (日) 18:18 (UTC)[回复]

855. Please

Hi, I'm from Myanmar(Burma). Can you write http://en.wikipedia.org/wiki/Bagan article in Chinese for me. Thanks...

856. 谢谢！

谢谢您：非常感谢帮助我回退用户页的破坏--Zyuzong（留言） 2013年3月8日 (五) 15:33 (UTC)[回复]

857. 剧场外演唱会“初次的课外教学”页面存废讨论通知

您好，您先前创建或编辑的页面“剧场外演唱会“初次的课外教学””已被提出存废讨论，正在讨论条目的存废。
维基百科非常欢迎您的编辑，但请先看看编辑帮助和维基百科不是什么，以免犯了常见的错误。
如果您想取回已删除页面的内容，您可联系管理员，多谢合作！
帮助：互助客栈、删除指导、存废复核请求、IRC聊天频道--Kuailong™ 2013年3月8日 (五) 15:53 (UTC)[回复]

858. 送给您半枚星章！

 半星章
去年此时，您和Walter Grassroot不计前嫌，通力合作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今日发现有这样一个星章，于是特来补发（笑）。近日维基友爱扩展故障，我想要发星章，故而得以再次造访Wikipedia:维基星章，无意间发现竟有半星章这样一个星章的存在——想来也是从故障中因祸得福吧。达师 - 261 - 442 2013年3月12日 (二) 09:18 (UTC)[回复]
本星章由闷声作大死妄图取代维基友爱扩展的程序猿的邪恶的双手发出

dsoahodahfoahfohprwwprj

六四事件
1989年革命的一部分
日期1989年4月15日至1989年6月4日
地点
最早发起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天安门广场与长安街等地，随后相关的抗议活动扩展至中国各个大型都市。
目标
  • 中国在社会阶级发展上能迈向平等。
  • 伴随着经济改革同时也要展开政治改革
  • 开放有关新闻以及言论等自由。
方法于各大市民广场上绝食、静坐或者宣告罢工。
结果以天安门广场为首的民主运动遭到镇压而宣告结束：
死亡人数：估计大约有200人到6,000人左右[1][2][3][4]。
受伤人数：7,000人到10,000人左右[5][6]。

六四事件又被称为天安门事件，在欧美国家则多是以天安门广场抗议（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来形容这次事件。六四事件是指发生于1989年6月3日晚上至6月4日凌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与民众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北京市天安门广场附近和通往广场道路上所爆发的流血冲突，属于“八九民运”的一部分；而所谓的“八九民运”，是指从1989年4月15日开始，学生与民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所发起长达两个月的学生运动，并引发了全国性的示威游行活动；但活动最终中国政府仍宣布戒严且派遣军队前往广场以武力进行镇压，随着许多民众死伤与流亡海外、部分军人伤亡后示威活动宣告结束。

事件发生之后，国际社会开始大幅谴责中国政府对示威民众使用武力攻击，许多西方政府也借由实施经济制裁以及武器禁运的方式表达不满。直到今日，六四事件在中国大陆地区依然被列为一个极敏感的话题。尽管各方对于六四事件的看法仍存在众多矛盾，要求中国政府“平反六四”的呼声也不断出现。

名称

于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的维园六四21周年烛光晚会摆设的标志，摄于2010年6月4日[7]。

由于中国政府在6月3日到6月4日期间派遣部队前往镇压示威群众，这使得这天的清场行动成为整个1989年学运的标志性事件，因此学生运动也被称为“六四事件”，甚至直接以日期简称为“六四”。这样命名的方式也与过去两场同样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抗议活动其命名习惯一致，这包括有1919年要求对抗海外列强侵犯中国权益的五四运动，以及1976年悼念周恩来所扩展而成的四五运动等。虽然“六四”所指的日期是人民解放军进入天安门广场要求抗议群众撤离的日子，而实际上整个军事清场行动早在6月3日晚间便已经开始执行，但绝大多数人仍是直接以“六四事件”来称呼。也因此，狭义上的“六四事件”这一名称是指陆军部队进驻北京而与民众所爆发的冲突。

  • 民主运动人士与同情者

描述整个抗议行动的常见名称包括有以性质命名的“六四运动”、以发生时间点取名的“八九民运”或“八九学运”以及以活动地点称呼的“八九天安门事件”或“天安门事件”等等。一些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以及支持群众则在相关的活动和著作中，将这次事件通称为“六四屠杀”[8]、“六四屠城”[9]、“六四镇压”[10]或“天安门大屠杀”[11]等较为激烈的字眼。而六四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为了能够限制相关资讯的流通而利用防火长城来将主要可能的名称列为“敏感”字眼[12]，许多网络使用者为了应付网络审查以能够在搜索引擎和公众论坛上搜索相关资料，往往也会在互联网上使用包括罗马数字VIIV（VIIV=64）[13]、8平方（）以及5月35日（5月31日+4天=6月4日）等等名称代称[14][15]。

  • 中国官方

自198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使用数个名称来形容六四事件，并借由字词转换的方式来逐步降低六四事件对之后社会的影响[16]。起初事件刚开始爆发时，中国政府将这起群众抗议行动命名为“反革命动乱”，之后更将其直接定调为“动乱”，事件渐渐结束之后则以“六四风波”指称。最后中共领导阶层统一将所有指称当天冲突的名称改成更加中性的说法，也就是今日仍在使用的“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这类短语来形容[16][17]。

  • 西方

西方世界的新闻媒体则习惯以“天安门广场抗议”（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或者是“天安门事件”（Tiananmen Square Crackdown）等名字形容六四事件，或者是拿来描述一系列群众发起的抗议事件。而在过去欧美国家的新闻媒体也长期使用了“天安门广场屠杀”（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或者是“天安门屠杀”（Tian'anmen-Massaker）这类称呼，但在近年来这类词汇于新闻上的使用频率开始降低。原因之一在于六四事件实际上在天安门广场内并无激烈的暴力冲突，主要的伤亡处反而是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外围的木樨地地区[18]。不过“天安门广场抗议”或“天安门事件”这词语也往往给人们一种错误的印象，反而让人误认为六四事件的示威活动只发生在北京地区，事实上当时在整个中国的许多城市也爆发了数场声援性质之抗议行动[18]。

背景

经济危机

1988年时邓小平与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北戴河区召开会议，同意中国暂时先施行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所发展的价格体系，等到过渡时期结束后才实施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20]。但政府即将放松价格管制的消息立刻引起大众的恐慌，中国各地民众陆续前往银行领取存款、购买商品并囤积物资[19]。中国政府对于民众激烈的反应一时感到惊慌失措，并且立即撤销实施不到2个星期的商品价格改革，然而在这段时间所造成的后续影响却比原本预期的还要来得更长。自1988年底到1990年代初期为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陆续提到各种改革所带来的问题，包括有通货膨胀、粮食减产、工人骚动不安、人口流动失控、官员贪腐以及人口快速增长等。

然而失败的物价政策仍然持续让中国经济急速通货膨胀，1988年初时中国各地物价的通货膨胀程度已经达到20%，到了年底时各大城市其通货膨胀程度更上升至26%，而大量的粮食、食用油以至于牙膏等民生用品均出现购买囤积的情况。随后粮食的减产更进一步加深了物资囤积的问题，尽管当时中国仍然会按照指定价格来向农民收购粮食，但是农民种植粮食作物的价格利润并无法与种植烟草或糖等经济作物相比，甚至政府也常常逼迫农民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卖出。此外随着政府财政短缺以及先前大量金钱提早流入市场等问题，也让农民往往只能够拿取政府收购粮食的借据，而不是进行实质上的金钱交易。

另一方面根据官方的报告指出，北京在1987年至1988年展开经济改革时反而导致消费者物价指数提升高达30%，快速飙升的物价使得领取固定薪水的工人无力购买一般生活产品，进而造成了群众之间的恐慌[21]。此外在在新的市场经济引入下，过去的国有企业已经无法确保能够于中国市场中获取收益，部分公司开始为了降低成本而裁减工人人数，在各地也陆续有国有企业宣告关闭，这些原因都导致当时中国总共有数百万名工人处于失业状态[22][23]。在面临更加严苛的工作条件以及通货膨胀的生活压力下，各地工人陆续发起抗议活动以要求政府重视问题，例如1988年浙江一家纺织厂便有将近1,500名工人游行长达2天，另一家制药厂近1,100名工人则持续罢工3个月以表达不满[24]。同时中国社会除了那些尚未遭到撤职并持有“铁饭碗”工作者外，绝大多数人民过去所享有的医疗保健、住宅补贴等社会福利纷纷取消[21][25]。而此时中国各地的流动人口也急速增加，当时大约有4亿人散居在中国各地365座大城市中，同时平均每年还会有800万人流入城市以谋求工作。

问题浮现

赵鼎新认为：“改革派领导人原本计划自1978年开始知识分子将发挥主导功用，从而领导国家实施更多有关经济改革的政策；但尽管相关的应对计划都有依照时间表进行，然而这种期望却始终没有发生[26]。原因在于虽然政府机关陆续设立新的大学和增加各校招生名额[27]，然而由国家所指导的教育体制并没有确实与市场结合，在面对农业、轻工业、服务业和外国投资等市场的人才需求没有增加情况下，使得学习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专业科目的学生只能尝试挤入有限的就业市场工作[27][28]。此外私人公司也不再采用过去由国家分配毕业学生工作场所的方式，许多高薪工作人员的录取主要是因为与公司高层有裙带关系，这让甫刚毕业的学生只能担任低层工作人员或者是面临失业的问题[29]。而尽管政府会将一些职缺提供给学生报名，然而这些职缺往往不是当时绩效十分差的政府部门，就是在地方上其地位十分小的职缺[21]。面对国内令人沮丧的就业市场，想出国深究或者工作的知识分子和学生其机会也十分的有限，对于这些应得利益的失望让许多人开始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政治层面。北京各个大学校园陆续出现名为“民主沙龙”的小规模政治研究社团来进行研讨[30]，这也促使了之后学生愿意积极参与政治事务[19]。”

另一方面，史景迁认为中国共产党内部贪污情况则令民间对政府感受更加恶化。根据史景迁的统计，在1987年时便共计有15万名共产党党员因贪渎而受罚，此外还有近25,000人因此被开除党籍[31]。同时虽然中国共产党多次表示其意识形态仍遵守过去的社会主义，然而实际上政府仍然持续引进越来越多资本主义的概念；随着社会主义渐渐变成一种“名义”上的称呼，共产党内部也对于其合法性问题抱持着质疑的态度[32]。再加上尽管政府下令共产党党员每年都必须接受廉洁操守的考核[22][23][31]，但是许多民营企业仍陆续贿络各个共产党领导人，期望能够比其他厂商享受更加宽松的法规限制，并借此赚取更多的金钱利润[21]。种种问题在过去不断强调“没有穷人”的中国社会中并没有出现，这促使了民间社会对于缺乏公平的财富分配感到十分反感，同时公众对于国家的未来感到了幻灭。然而当人们把希望冀求在政府能有其他改变作为时，仍然是由国家决定所谓的“正确道路”，而与民众之间缺乏有效参与或者对话的政治管道[32]。

但种种改革所造成的问题并没有促使中国领导人决定立即处理负面反应，甚至连中国共产党内部对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都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这时中国共产党党内俨然已形成了改革派与保守派两个阵营。以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为首的改革派（又被称作“右派”）认为应该渐渐转往有关政治方面的改革，借由提供政治自由化以及包容多元化思想的社会来作为民间表达不满的渠道，进而促使人民更加拥护中国的经济改革政策。但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为首的保守派（又被称作“左派”）则认为改革开放的部分已经过多，认为应该转往强化国家的控件目以确保之后社会的稳定，并让民众更加配合共产党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甚至一些保守人士也多次批评经济改革早就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33]。然而尽管共产党已渐渐浮现派系间的冲突，双方人马都需要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支持才能实施各项重要决策[34]。

自由民主思潮引入

参见：北京之春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刘晓波认为：1980年代世界处于冷战的最后阶段，随着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担任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之后，开始尝试在苏联推行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新思维运动，这举动也对共产主义国家内部出现广泛的影响。随着中国开放并接触西方思想，很多学者及学生亦开始公开提倡自由、人权、平等和民主，并且认为经济改革必须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35]人民网上的王逸舟认为，西方国际政治学中“美国重心”的“绝对地位”促使美国按照所谓“自由民主制度”的方向推进国际体系的更新。[36]。

Eddie Cheng记录道：1986年夏天，曾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天体物理学教授的方励之返回中国任教，同时也开始在中国各地大学展开巡回演讲关于自由、人权以及权力分立的议题。方指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办法，就是放弃一党独裁，进行政治改革。[37]。方励之的演讲也受到了其他几名学者的响应，并引起了邓小平的重视。在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中，邓小平提出了提防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警告，并指出其实质是崇拜西方多党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颓废的西方生活方式，以此来损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人民的精神健康。[37]。

方厉之等著名知识分子的公开发言启发了学生的想法，在1986年12月中旬学生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一方面批评经济自由化的改革步伐过于缓慢，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实施民主选举和彻底以法治防范贪腐案件[38]。抗议活动最早是由方厉之住处的安徽省合肥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发起，这场抗议社会弊端的示威活动迅速扩散到上海以及北京各地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国中央领导阶层对于学生的抗议行动感到震惊，并认为学生正在展开过去文化大革命风格的动乱。中国政府亦随即指控这场学生运动受到他人操控，并指责“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是企图“否定社会主义”。

这起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发起的学潮，最终反而促使了对学生与知识分子抱持同情态度的胡耀邦下台。原因在于拥有实际决策权力的中共八大元老指责胡耀邦面对这次抗议表现过于软弱，且在处理政府于学生间的权威树立上表现不佳。1987年1月共产党保守派份子指称胡耀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破坏了社会稳定，并违反中共集体领导原则而展开严厉的谴责[39]。在种种压力之下胡耀邦被迫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的请求，最终在1987年1月16日核准离职[40]。同时在整个1987年期间，中共中央也开始强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活动。而包括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曾于共产党内主张民主化的学者，也在胡耀邦下台后陆续遭到开除党籍作为惩处[39][41]。

尽管代表改革派的胡耀邦已经被迫下台，为了能够确保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延续性，邓小平特意安排了与胡耀邦在政治见解上极为接近、当时担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及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职位，成为中共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这也意味着邓小平将赵紫阳视为自己之后的接班人。然而邓小平为了安抚以陈云、邓力群为首的保守派力量，决定由国务院副总理李鹏直接接任国务院总理一职，也提名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42]。

发起

主条目：六四事件前期

胡耀邦逝世

主条目：胡耀邦
作为改革派代表人的胡耀邦，在1987年时被迫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43]。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发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来防范西方民主思潮对民间产生影响，但是社会大众到了1980年代晚期已浮现出不安的情绪。在1988年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纪录片《河殇》时，公开呼唤“蔚蓝色”的西方文明引发当时社会热烈的讨论和关注。到了1989年时，包括方励之、北岛等知识分子要求政府把握契机开放政治环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亦提出把“政治、社会与文化的民主化”和经济改革结合一同推动，此时社会普遍处于希望政府能做更大改变的氛围下[44][45]。

1989年4月15日，73岁的胡耀邦突然心脏病发作而猝逝。尽管胡耀邦在晚年便因为八六学潮而远离中国领导中心，且随着他的辞职中国政治圈也一度陷入紧张[46]。然而先前他所表现出政治自由化以及模仿西方的想法与学生的抗议活动吻合，这使得胡耀邦在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以及学生心中占有一席地位，而他本人也被视为开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47]。胡耀邦病逝的消息送到邓小平等中共高层之后，绝大多数人对此感到十分讶异与遗憾。邓小平随即要求夫人卓琳前往致电胡耀邦夫人李昭，并同意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来安排胡耀邦的评价和丧事，也表示要亲自参加追悼大会。而在胡耀邦逝世不到4小时，作为官方媒体之一的新华社也迅速作出报导，并形容他为“长期担任党重要职务的卓越领导人”[48]。

胡耀邦的逝世后外界媒体也开始密切关注其可能对中国政治界所产生的影响，其中美联社与路透社均评论认为胡耀邦的死并不会对政局产生重大影响，因为早在八六学潮之后他便已离开权力中心，但是一些日本媒体则认为有逝世消息的报导可能会影响尔后中国政治的发展。4月16日时，日本《东京新闻》发表一篇题为《胡耀邦的追悼活动是注意的焦点》文章，认为之后追悼的活动将会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同日时事通信社亦指出适逢五四运动70周年，在民众不满长期通货膨胀和官员特权等问题、以及学生间强烈要求民主呼声之下，提到：“胡耀邦的逝世是否会引发类似天安门事件的事态，正受到人们的关注。[48]”

学运酝酿

主条目：对胡耀邦的纪念活动

胡耀邦于1989年4月15日逝世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校园后，引起许多学生的强烈反应，并成为之后集结发起悼念活动的最初动力。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至于上海数间大学纷纷挂上大字报和挽联表示敬意，学生于海报上悼念的口号除了赞扬胡耀邦外，同时也呼吁政府正视胡耀邦所遗留下来的贡献。但几天之后，绝大多数海报逐渐将主题转往更加严肃的的政治诉求，这包括有新闻自由、人民自主以及官员腐败等等议题[49]。例如在4月16日于上海市复旦大学举办的400人追悼会中，便有学生公开发言表示：“一定要争取民主，民主是我们的。”

自4月15日开始，陆续有民众自发性前往人民英雄纪念碑悼念胡耀邦。同一天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等学校学生亦自行成立了胡耀邦治丧委员会，在各自大学校园内设置灵堂以作追念，学生们也零零散散的各自前往天安门广场表达悼意。到了4月16日时，西安市以及上海市学生陆续举办小规模的追悼会。4月17日，学生开始一同相约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悼念，而人数规模远超过当初中国共产党所预估的聚集人数。当天中国政法大学为悼念胡耀邦的逝世，也制做了大型的花环（Wreath）表示纪念[50]。下午5点左右，作为第一支游行队伍、约500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学生抵达人民大会堂东门进行胡耀邦的悼念活动，其中学生与群众在前往天安门广场的路程上并未受到警察的驱赶。当天晚上整个天安门广场已经聚集近上千人，除了政法大学学生外还有其他高级学校学生，以及来自不同生活背景的市民增援。学生开始就地展开公众演讲，讨论的议题从纪念胡耀邦的贡献到当前社会的问题等等。然而不久之后，维持现场秩序的警方认为群众聚集将会干扰人民大会堂的运作，因此开始试图劝说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此时中国的政治局势也渐渐受到各国媒体的关注，当天香港《英文虎报》在《胡耀邦逝世料会激励改革派》报导中指称“要求民主和人权的运动的规模日益增加，随着五四运动70周年接近……北京大学生可能会自发性地组织民主运动”，而路透社则在《中国学生游行要求民主》一文中表示北京正发生“文化大革命之后最大规模的示威行动”。

4月18日凌晨，约有3,000多名北京大学学生也以游行的方式前往天安门广场，并沿途邀集了近千名清华大学学生加入游行行列。之后游行队伍与原先聚集在广场上的人群会合，这使得单纯的悼念活动很快随着集会规模的增长而逐渐演变成抗议行动。学生陆续聚集在广场旁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唱着各首爱国歌曲，也听取著其他学生组织领袖的即席演讲。到了清晨时学生决定提出7点要求，内容主要是对政府后续作为的呼吁和建议[50][51][52]：

一、重新评价胡耀邦的作为，肯定其对于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

二、承认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错误，对于蒙受冤屈的知识分子给予平反。

三、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和一切形式收入的讯息应向人民公开，借此表明政府反对贪腐的决心。

四、解除报禁禁并允许民间创办报社，停止新闻检查制度并施行言论自由。

五、增加教育经费并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

六，取消北京市政府所制定限制示威游行的“十条”规定。

七，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错误来向全国人民公开检讨，并透过民主形式对部分领导人展开改选[53][54][55][56][57][58]。

数千名学生对政府提出7点要求后，决定于人民大会堂前静坐以请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接见，并表示希望人民大会常委能够接受学生的请愿信。上午8时，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官员代表国务院接见郭海峰、王丹等学生代表。在静坐期间声援学生的人数不断增加，当天晚上9时天安门广场上便已经聚集约2万名学生。此时北京几所大学出现近700多份有关胡耀邦的大字报，而上海复旦大学与同济大学亦有数千名学生在市政府聚集，南京当地也有1万名学生在鼓楼广场悼念。但是于上海和南京举办的活动很快就以和平方式结束，其他城市状况则保持较为安稳。然而在湖南省向中共中央所呈交的报告中指出虽然当前局势看似平静，但民间普遍认为追悼活动应该要伴随着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进行，警告相关的游行活动可能会在胡耀邦追悼大会上展开。湖南省政府也呼吁中央政府应该做好相关的疏导工作，并密切注意各大学校园的动态[48]。不过于上海就读大学的学生们其悼念胡耀邦并抗议政府政策的游行举动，则获得了许多大学共产党党员的支持。同时担任上海市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也亲自与学生沟通，表示自己在1949年以前也曾参加过这类学生示威活动，因此“理解”学生们的想法。

4月19日，数千名学生则从天安门广场转往聚集在作为中国政府重要办公处的中南海新华门，希望能够将花圈以及学生请愿信送至里面，且要求能够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展开对话[59]。警方随即以人墙的方式阻挡学生与民众前往大厅请愿，学生先是多次尝试突破警戒线，接着则直接在门口前静坐表达不满。到了晚间有更多学生加入静坐的行列，但双方仍不时爆发肢体上的冲突[60]。到了4月20日凌晨，警方将学生和其他围观群众隔开；绝大多数民众以及学生也渐渐被警方劝离，而新华门前也剩下约300名学生坚持静坐且与警方僵持着，这时双方仍然未有大型冲突。但北京市政府决定授权警方强制驱赶留下来的学生，武装警察便用警棍强行架押学生搭上公车并送至学校，在这过程间双方随即爆发小规模的肢体冲突[61]。许多学生认为他们遭到警方以暴力虐待，而警察强行驱赶的传闻也迅速传到各学校。新华门事件最终激怒更多在校学生决定加入抗议活动，特别是过去从未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大学生们开始抱持浓厚兴趣[62]。

面对学生不断发起的游行活动，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认为应该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甚至赵紫阳还要求政府部门的警卫卸下刺刀，尽力避免与学生发生任何肢体上的接触。但是包括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国家副主席王震等中共元老则怀疑这次学生运动受到极少数人的操纵，而其背后的用意便是推翻共产党于中国的统治地位[63]。4月20日，李锡铭与陈希同以北京市委员会和北京市政府的名义向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呈送报告，内容指称社会开始出现许多质疑中共统治的话语，包括北京各地工厂、农村、商店都有出现反对贪腐政府的声音，其他还有要求实施地方自治、实现新闻独立等等不同的意见。而在这段期间，也有一群自称“工人代表”的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到处发布2份具挑战中央领导集团统制意味的传单[64]。此外报告中亦提到活动开始渐渐趋向组织化，许多大学生已纷纷自行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其他学校也陆续有人提出成立高校学生自治会的建议，甚至是宣称要另外成立修政宪法委员会[65]。

罢课潮

4月20日凌晨所发生的新华门事件，促使学生开始组织正式组织来统一掌握抗议行动。但真正影响抗议运动扩大的关键在于隔天4月21日时，《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题为《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的文章，在内容中首次指责学生的抗议行为。当天《人民日报》也在报纸中发表相关社论，以“数百人围聚在新华门前制造事端”等强硬语气批评学生于新华门外静坐[66]。当天文章令许多学生感到不满，学生们随后于数个城市展开示威游行活动。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学生发起罢课与游行活动，抗议北京政府以及警方在新华门使用武力。而陕西省则出现自胡耀邦逝世后最大规模的游行行动，原本聚集于当地新城广场的群众则从原本上午300人急增至5,000人，群众也因为数次尝试强行进入省政府办公大楼而与警方发生冲突，双方对峙的情形一直到当天晚上6时才因下雨解除[48]。同样的在南京市也有类似的抗议行动，南京大学3,000多名学生自校园游行到鼓楼广场表示不满，同时学生们也在学校各处张贴抗议标语[48]。

另一方面早在4月21日到4月23日间，北京大学便率先举办学生大会来征求各个参与活动学生的意见，会议结束后学生们认为过去学生运动的失败点在于没有统一的领导组织。在4月23日时，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王丹宣布废除政府协助创建的北京大学学生会，并由王丹、杨涛、封从德等7人另外建立“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取代，其下设有宣传、工农、纠察、联络、理论、后勤等8个分部。北京大学学生筹委会并宣布直至5月4日以前由筹委会负责领导学生运动，提倡各个学校借由罢课的方式来“非暴力、不抵抗”地争取中国政治民主[48]。北京市19所高校学生也组成“临时行动委员会”，提出胡耀邦灵柩绕天安门广场一圈、与国务院总理李鹏对话以及要求官方媒体报导学生悼念活动等要求[60]，但都未获得政府的同意[67]。

三学生下跪

人民大会堂原本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场所，在4月22日时则作为胡耀邦悼念仪式举办处，而东大门前的阶梯便是当时三名学生代表下跪的地方，照片摄于2003年1月18日。

中共中央早在4月20日时便开会决定，于4月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胡耀邦的追悼大会。尽管北京市政府早就为了举办悼念仪式而下达命令，要求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以供政府使用，然而在4月21日仍有近10万名学生自北京各地发起游行且前往天安门广场抗议。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以及中央民族大学等学校学生纷纷上街游行表达不满，这也引起许多北京市民的关注并自愿提供学生协助。为了防止外人进入学生队伍破坏活动，抗议队伍的外围学生们便以牵手的方式维持现场秩序，游行的学生则以5人到7人为一排共同行进著。之后在4月22日大约凌晨0时40分，参与游行的学生陆续进入天安门广场[68]。

在胡耀邦的悼念典礼上，众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纷纷前往人民大会堂出席这次大会。典礼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发表哀悼辞，同时悼念活动也以现场直播的方式向位于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播放。悼念典礼时学生便在人民大会堂东侧依照各自学校列队静坐，同时不少学校也自行组织纠察队来维持现场秩序。虽然许多学生对于赵紫阳的哀悼演说感到满意，然而整个纪念活动仅仅持续40分钟便宣告结束，这让在外头静坐一整夜的学生们无法接受[34][69][70]。

原本为了防止外人进入追悼胡耀邦仪式的会场中，保安人员以及调派过来的部队成员封锁人民大会堂周遭，但下午12时45分时数名学生突然向东大门处奔跑并突破封锁。周勇军、郭海峰、张智勇3名学生代表直接在跪在人民大会堂的阶梯上，提出了一分内容写有学生7点建议的请愿书，要求当时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接见，一旁的学生也纷纷鼓动了起来[67][71]。位在警戒线内的工作人员随即试图将他们扶起，并且由2名负责悼念活动的工作人员作为代表与3名学生谈话。之后工作人员允许学生代表进入人民大会堂致送花圈和请愿书，而3名学生则随即回到学生队伍之中[72][73]。但是在胡耀邦的追悼会结束后，并没有任何中共领导人决定接见学生代表，这样的处理态度反而促使更多学生对于政府感到失望与不满，甚至连一些中国共产党党员也认为政府处理不当[71]。

四二二事件

在胡耀邦的悼念仪式结束后，各个学生团体决定先带领参与静坐的学生撤出广场，同时各校联合宣布成立北京高校临时学联。经由选举的方式学生们推举当时就读中国政法大学的周勇军担任主席，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吾尔开希以及北京大学学生王丹也被推举为各自学校的学生代表。临时学联立即向中国各地大学院校倡议无限期罢课以示抗议，并申明事件焦点已经由“悼念”变成“争取自由民主”[74]。然而由于不同于过去由中国政府组织的学生代表，这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于北京各大学学生自行组成独立机构的举动感到疑虑[75]。

到了4月22日黄昏时分，西安市、长沙市爆发了严重的骚乱事件，后来则被称作“四二二事件”。当天下午5时，西安当地出现暴徒焚烧2辆汽车以及5栋建筑，之后冲突迅速蔓延到西华门以及钟楼附近。这批群众除了焚烧车辆外还抢劫当地店家。为此西安公安部门缉捕了近270人，其中各级学校的学生则约有72人，但实际参与这场暴乱的大学生人数未知。西安市政府随即将其中164人送至法院审理，初审过后地方法院决定先释放106人。在长沙当地则有近38家商店遭到抢劫，随后长安市政府也拘捕了96人，其中有3人正在就读大学[76][77]。而在武汉市，当地大学学生则发起示威游行来向位于当地的省政府机关表达抗议。学生与群众立即包围湖北省省政府大楼，为了维持秩序警方决定动用警械以示警告，但也导致现场数人因而受伤。

4月23日当天晚上，位于天安门广场上声援学生的群众则增加至20万人左右。同一天由诗人北岛所发起、近150名学者联署的请愿书也送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然而这一声援学生的建议行动并未受到政府接受[78]。随着全国示威活动的规模不断升级，包括天津、南京、上海等地都有学生开始试图要亲自前往北京声援当地学生。但在后来采访相关的教职人员中，也提到这段期间一些留在学校的学生被其他参与抗议活动的同学阻挡上课，并要求跟随他们一同参加抗议活动的行列。

面对学生日益升温的抗议行动，中国共产党则认为这些都显示出中国国家情势正陷入动乱，赵紫阳在这段期间便多次召开会议来与数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如何因应学生抗议举动。赵紫阳在会议中提到3点重要原则，包括申明中国政府认为追悼会结束后学生应停止进一步的游行活动，并马上回到各自的大学就读；各级政府有权力动用所有必要措施，来防止学生或群众于各地引发动乱；中共则应该要提供开放的对话管道与学生沟通，甚至可以就各个层面陆续与学生代表展开对话[48][79]。然而赵紫阳的申明却也引起国务院总理李鹏等人的不满，一方面认为赵紫阳应该公开谴责学生与群众的示威活动，另一方面认为政府有必要采取更加积极的防治措施。而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等人也都曾向赵紫阳警告北京在内的各地城市局势渐趋不稳，因此建议暂缓前往朝鲜的国事访问。但赵紫阳顾虑到外界可能会因而怀疑中国政局出现不稳，并没有采纳田纪云先留在北京指挥的劝告，决定仍按照原定计划于4月23日出访朝鲜[80]。

4月24日安全部门提出了西安当地高校情况的报告中，指出虽然历经2天后西安市当地大学院校表面上已恢复平静，但学生们对于政府处理“四二二事件”的方式则有不同意见。为此西北大学特别发布了紧急通告，要求学生应该借由正常的渠道来理性反映诉求，同时不得擅自走上街头展开示威游行，但这则通告也更加引起学生的不满[81]。由于西安和长安当地学生激进的抗议做法，同一天北京《科技日报》也首次突破官方对于新闻媒体的限制，以头版的方式报导学生的游行活动。为此日本的时事通信社认为“中国报界也出现了试图摆脱‘官方新闻报导’的迹象”，但是共同通讯社以及《产经新闻》则不约而同的指出面对当前状况，中国政府极有可能派遣军队以维持秩序；其中共同社在文章中还提到：“如果工人也加入民主运动行列，这将严重动摇由中共领导的这一底线，届时中共可能会不惜牺牲党的权威而予以镇压。”

4月25日，清华大学和平请愿组织委员会与中共领导高层同意会晤，由15名学生代表与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忠德、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缪等官员代表谈判。然而其他学生代表认为清华大学不应该自行与政府代表展开会谈，最终导致双方的会议遭到阻挠而取消。同一天亲进改革派主张的《世界经济导报》接续《科技日报》的做法，由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的严家其撰写文章，内容批评中共领导集团于1987年时强迫胡耀邦下台，进而要求中共应该重新评价胡耀邦的贡献，对于学生的示威游行则感到同情且给予正面评价。受到中共政府仍处于保守的政治倾向影响，原本担任上海市委员会书记的江泽民要求报社更换有关文章出版，然而上海社会科学院则是以报纸处留白的做法表示抗议[82]。这反而激起群众对于相关事件的关注，最后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决定直接没收当天出版的30万份《世界经济导报》。最终在1989年9月时报社遭到政府查封，而外界普遍认为江泽民对于这次事件处理的果断手法，使得其获得邓小平等共产党领导阶层的赏识，并于之后晋身成为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之一[83]。

四二六社论

主条目：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File:Editorial on People's Daily 26 April, 1989.png
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在赵紫阳于4月23日前往朝鲜访问后，中国各行政机关控制权便由仍留在北京的李鹏掌握着。李鹏认为整起事件已经持续扰乱了近10天，而学生游行的作为也扩大到其他20个城市地区，这让他认为整个学生运动受到少数领导阶层的控制，同时也认为政府必须强硬阻止事态扩大。4月24日时，李鹏连同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北京市政府官员讨论学生运动的处理事宜，会议中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以及北京市长陈希同提到市政府希望能够迅速解决这场政治危机，并诬陷这次抗议行动其实际目的是暗中推翻中国当前的政治制度，并借此迫使包括邓小平等重要中共领导人的下台。在赵紫阳尚未返回中国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同意政府必须对抗议行动采取强硬的行动。隔天4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鹏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前往会见邓小平。邓小平表示赞同李鹏其强硬的立场，认为为了要遏止学生进一步的示威活动政府必须借由大众媒体发布适当的“警告”。这次会面中除了确立有关学生领导之抗议活动的官方评价外，同时也凸显出中国在重要问题处理上仍然以邓小平的意见为主[84]。

4月25日，李鹏等中共保守派把邓小平认为示威游行的扩大意味着学生运动已受到部分人士操纵、因此政府必须以强硬手段遏止这一看法，陆续通报给包括赵紫阳、陈云、李先念、彭真以及邓颖超等人悉知。在获得邓小平等人支持后李鹏随即决定起草一份公报，以强硬态度来展现所有中共高层官员以及共产党各机构干部皆反对这次学生抗议行动。接着曾建徽便起草《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又称为“四二六社论”）全文，并在胡启立与李鹏审阅后决定将学生运动定性为“极少数人发起的反革命动乱”。《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首先在4月25日当天晚上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中国中央电视台连续播出，到了隔天4月26日则在作为共产党官方报纸《人民日报》上以头版的方式发表[85][86]。在文章中除了将所谓极少数人称为投机分子外，同时也指控学生活动的发起是为了暗中推翻共产党和现今的政治制度[87]。这份社论立即在学生之间引发极强烈的回响，原因在于文章中几乎将学生运动定性为直接的动乱活动。但这也反而促使中共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学生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政府吓唬被迫乖乖就范，相反的有越来越多学生更加坚持其与国家体制对抗的想法[88]，事后也证实了社论的发表是造成抗议更加壮大的原因之一[84]。

在4月25日《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发表的当天晚上，北京大学便在自己的校园内反复播放内容。一些学生对于政府的举动作出激烈的反应，也有部分学生则认为政府极有可能下一步举动便是逮捕学生。另外也有一些学生则认为政府恶意扭曲民众对于事件的观感，坚持学生的罢课行动应该要延续至5月4日为止。例如中国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谢战原便说道：“学生认为这并不是在搞动乱，而只是提出一些民主要求，因此希望中央领导人应该要站出来对话。”学生之后随即召开记者会反驳“学生意图颠覆中共”这类言论，并提出与国务院总理李鹏对话、公安部长和新华社社长出面道歉等要求。学生最终决定在4月27日发起示威行动，以回应四二六社论之中对于学生意图推翻共产党的种种指控，并希望能将学生的诉求正确传达给一般民众[89]。然而由于政府在四二六社论中的严厉批评，部分学生也开始担心这次的游行中共将会以武力的方式展开镇压。

除了北京当地决定抗议社论的定性而发起示威游行外，4月26日当天晚上包括长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长沙以及合肥等城市陆续爆发规模不一的示威活动，其中又以长春当地规模最大。当晚吉林大学等校约3,000多名学生陆续聚集在中共吉林省委员会办公大楼处，要求与省委领导人展开对话，并表明示威活动的来由是因为学生们的行动被定性为“动乱”。然而对于《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的发表，许多地方政府的行政单位对此十分欢迎。其中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便随即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要求党员应该要支持四二六社论的观点以制止动乱继续。同时江泽民一方面迅速派遣警察部队控制重要街道，另一方面也开始排除先前曾表态支持学生的共产党党员。北京也随即召开万人基层基层党员干部大会，在会议之中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则批评学生正在展开另一次的“文化大革命”。

升级

主条目：六四事件中期

四二七游行

为了抗议在四二六社论的定性问题，数百万名学生与群众发起了四二七游行活动，在照片中可以看见游行队伍纷纷举起如“民主万岁，人民万岁！”、“廉洁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横幅标语[90]。

4月27日时在北京高校临时学联的组织下，来自各所北京高校近50,000名到100,000名学生走上街头示威，并突破警方所设下的封锁线再次回到天安门广场[91]。尽管中国政府已有明令禁止举办游行行动，但警方并未对于学生的举动来强硬阻挠[92]。同时学生领袖为了要降低四二六社论对于一般民众的观感，因此将这次活动定调为是一种“爱国运动”，游行的途中也舍弃呼喊具有反中共统治性质的口号。在游行中学生主要强调“反官僚、反贪腐、反任人为亲”这一问题，且强调学生仍然会继续“拥护共产党”[88]。学生这次的街头游行成功获得广泛民众的支持，特别是那些来自工厂的工人们[34]。此外许多知识分子表示这次游行是“‘理性’战胜‘非理性’的大胜利”，而香港《明报》甚至发表文章表示“将来的史学家或许有可能把其称作‘四二七运动’，且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以及1976年的‘四五运动’并列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泪点”[93]。

四二六社论发表后，位在中南海的中国国务院陆续取得来自国家安全机关、新华社、各高校共产党组织的36份报告，在报告中普遍认为四二六社论其定性过高，反而不利解决这次问题[86]。其中各高校党委汇报中提到社论的操作反而强化学生的反感，使得绝大多数学生干部、教师以及学生对此难以接受，同时也批评四二六社论的发表使得政府失去与学生对话的可能性。为此胡启立随即召开宣传部会议检讨之前的错误，而李鹏也随后要求《人民日报》发表另外一篇语气相对温和的社论，来缓和学生之间反政府的情绪。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另一篇提为《维护大局 维护稳定》的社论，在内容之中强调了“稳定压倒一切”，指称中国仍需要安定的环境才得以继续发展。在这过程中中共也不断尝试将其所称的“极少数分子”与“广大学生”划下界线，重申四二六社论主要是针对“在暗中策划的部分人士”所发表。对此学生认为政府所使用的“一小撮人”并没有明确定义，仍然坚持要求政府推翻原本社论的内容。

面对学生大规模游行的举动并获得众多民众的欢迎，中国政府最终决定让步并与学生代表会面。4月29日下午在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安排之下，中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暨秘书长袁立本以及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等政府代表，与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代表进行对话讨论。但也有如吾尔开希等个别的学生领袖认为参与对话的学生代表并非选举产生，不具备其代表性为由而选择拒绝出席会议。在这次会谈中双方讨论各式各样的问题，包括有官员贪腐、新华门事件以及新闻自由等，但实际上学生鲜少就这些议题取得实质性的成果[94]。会议上尽管袁木表示“党风不正和各种腐败现象有目共睹”，但仍然强调绝大多数中共干部以及党员仍然坚守清廉原则。同时他也声称中国内部并没有实施新闻检查制度，而是采用各个报刊总编辑自主负责的制度。而针对与学生相关的游行活动在其“定性”问题上，袁木仍重申政府的立场，指称学生运动是被意图谋反的少数份子所策划的，他并提到：“现在许多作法和当年的文化大革命有惊人的类似之处。”[95]。

中共党中央对于袁木与学生对话的态度表示支持，认为这说法一方面能够安抚学生的情绪以控制局面，另一方面也可以明确表达政府仍继续坚持过去的讲法，但相反的参与游行活动的学生则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有些学生认为这次对话的展开十分成功，并希望日后也能够举办更多直接的对话，但也有些学生则指责袁木故意回避实质问题。当天下午，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北京大学代表王丹、北京师范大学代表吾尔开希等人在香格里拉饭店举行记者会，批评这次会议反而更像是学生向政府单方面提问的“记者招待会”。同时当天晚上，一些学生也提出应该要由学生自行选出代表来与政府展开对话。为此各地学生也陆续发起学生游行，如兰州市便有数千名学生要求与甘肃省省长对话，一直到次日凌晨在校方的劝说之下才结束游行，而在武汉市当地也有类似的学生游行出现。

短暂缓和

人民英雄纪念纪念碑夜景，摄于2009年1月。

4月30日时赵紫阳结束其在平壤的访问返回北京，随着赵紫阳重新掌握政府各个机关行动后，决定要求政府就学生运动的处理态度部分转向缓和。赵紫阳的观点认为强硬的做法已经证实对学生无效，因此唯一的选择便是将这次学生运动列为特别案例处理，并开始允许媒体采访这些学生的意见[96]。当天下午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北京市长陈希同前往与北京17所高校的29名学生对话，其中会议的主题包括有学生所关心的官员贪腐问题等等。会面中陈希同表示自己每个月的薪资实际上仅有数百元，但并不会因为金钱利益而贪污[97][98][99][100]。自此学生运动的局势在表面上已渐趋缓和，大约有30%的高校学生已陆续回到各自的学校复课，但仍然有9万名北京大学学生坚持继续罢课抗议。

5月1日国际劳动节当天，中国政府以及学生团体都都发起相关的宣传行动。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和北京大学学生自治筹委会一同在北京大学的球场外召开记者会[86]。在记者会中，学生代表再次提到先前的7点要求之外，还呼吁要公正评价学生发起的活动、惩处于新华门事件中对学生施行暴力人士，并且尽快重新拟定新的《新闻法》内容并支持香港《镜报》月刊总编辑徐四民提出的要求。其他还包括提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应该另行组成专家论证小组，重新检讨有关政府的政策失误等问题[101]。而在记者会上，学生代表也宣读了《告香港同胞书》，文章中申明学生的活动是一场为了加速政治改革、反对贪污腐败、提倡自由民主的“爱国运动”，并希望能借由对政府提出合理的意见来建立完善的社会制度，进而促使英国将香港主权的行使和平归还给中国政府[86]。

5月2日，上海学生为了抗议《世界经济导报》遭到有关当局禁止出版而再次上街游行，不过学生在活动前特别强调有关游行的口号必须避免“反对共产党”这类字词。同一天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则选出学生请愿代表王超华、王丹、郑旭光等人，并向中共中央、全国人民大会和国务院的信访部提交声明，内容指出政府应该要与由普选产生的学生代表对话，并认为应该允许他人机构旁听并由电视直播，此外双方代表也要有相同长度的发言时间并保障学生代表的安全等[102]。在声明中学生也特别提到：“如果5月3日中午12时以前我们得不到答复，我们将保留在5月4日继续请愿的权利。”这份声明随即转往呈交给中央政治局常任委员，中共当局立即决定在5月3日派遣袁木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来作因应。会议之中袁木反击学生的言论并批评学生的要求如同“最后通牒”般，并指称学生代表的这项举动已经公然犯法。尽管袁木在记者会上承诺如果5月4日出现大游行时，政府将会以一般的态度进行处理，但袁木在会中也公开说道：“在背后埋得很深、出主意、很恶毒的人……我们不准备现在采取措施。”有关袁木针对学生代表声明的答复引起了学生的讨论，部分学生认为袁木强硬的态度可能代表政府之后会严加取缔并追究相关责任，亦有学生对于中共政府不愿承认自治联合会、甚至暗指他们为“动乱之一小撮”而感到不满。

当天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马上召集47所高校学生代表进行会议，决定是否要于5月4日前往天安门广场游行抗议，最后在场以41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的情况下宣布发起活动。同一时间，主要于海外发行报纸文章的广东《亚太经济时报》也在北京筹划一场新闻界的研讨会，原本该次于4月所安排的研讨会的议题主要在于反思五四运动的精神，但随着学生运动的展开研讨会议题转而集中在《世界经济导报》查封一事，并开始讨论新闻媒体的工作人员是否要与学生一同游行。最后在会议上拟定发起由新闻界联署、要求与中央主管新闻的负责人的对话，同时各家媒体的员工也可以在5月4日参与学生的游行活动[86]。

五四周年

稳定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使我们的民主走上一条有法制化的正道。……广大群众包括广大学生希望推进民主政治，要求惩处贪污腐败，发展教育和科学，这也正是我们党的主张。
“
”
1989年5月3日，赵紫阳于纪念大会上发表的《五四讲话》[103]。

面对学生运动的展开，早在4月中旬中共中央领导阶层便分成两派意见。而随着4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自朝鲜返回北京后，双方阵营的对立情况更趋加深。双方分别为支持赵紫阳的决定、认为应该继续与学生对话进而推动改革的改革派，以及以国务院总理李鹏总理为首、认为应该要以强硬手段对抗学生运动的保守派。5月1日时，赵紫阳与李鹏首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发生激烈冲突。李鹏抱持着“稳定压倒一切”的态度要求政府施行强硬措施，而赵紫阳则回应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提高政治上的民主程度以及处理事务的透明度，才能获得更多民意上的支持。在赵紫阳强硬推动改革派想法的情况下，也开始尝试与学生展开进一步的对话[104]。

5月3日在中共举办的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会议上，赵紫阳公开发表了《五四讲话》，其中文章内容主要经由鲍彤所起草并由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审核。在文章撰写期间，包括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等人皆表示应该要在谈话中加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语，但赵紫阳则认为当时气氛不宜加入这词语而否决这提议，也因此在这次谈话之后赵紫阳被保守派批评其不听从集体共识的意见。赵紫阳于演讲中一方面强调稳定政局的重要性，同时表示同情学生发起游行活动，亦强调学生的要求与共产党的改革是一致。赵紫阳在谈话中公开支持学生对于反对贪污等议题的诉求，并认为学生的举动是合法且是一种爱国表现，种种与四二六社论几乎完全不同立场的言论立即在学生之间获得好评[104]。

隔天5月4日，北京51所高等院校近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并于天安门广场会合，在游行过程中学生除了重申早先活动中所提到的要求之外，同时呼吁人们应该纪念五四运动的根本精神，学生代表也发表了《“五四”宣言》来向公众宣布将于5月5日复课[105]。此时绝大多数人认为在赵紫阳返回北京后，有关学生抗议游行事件将会告一段落；而当天赵紫阳与亚洲银行理事会代表谈话时也表示自己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停息，而中国政局也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动乱局势[85]。政府逐渐让步的态度令许多学生感到满意，到了5月5日时已将近有80%的北京高校学生纷纷恢复上课[106]。但北京大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仍然有将近一半学生坚持继续罢课，部分学生认为中央对于学生运动的定性如果不改变的话，学生团体就不应该恢复上课。当天晚上北京大学和北京师师范大学的学生组成自治联合会，宣布将在5月6日开始继续罢课行动，但此时他校的大部分学生多已对抗议行动渐趋失去兴趣[106]。

5月7日，北京大学学生自制联合会成员王丹宣布召开民主会议，号召其他学校学生继续进行罢课，同时也声援当时准备针对《世界经济导报》遭到封禁而前往中国记者协会请愿的记者，当天美国《华盛顿邮报》也首次采访了就读北京大学的王丹以及担任北师大自治联合会主席的吾尔开希这2名学生领袖[107]。

绝食开始

自1989年5月13日开始，部分学生开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展开长达3周的绝食静坐。

5月7日，要求与民间对话的学生代表与坚持政局稳定的政府交流再度陷入僵持。尽管此时学生自治联合会已借由选举的方式选出正式的对话代表，准备与政府代表展开积极的会议谈判，但是北京大学学生自治筹委会则不愿意让代表团单方面控制整个运动走向[108]。面对抗议活动的各方组织在意见上的分歧，中共政府也陆续收到由不同学生团体所起草的各式要求，这也让政府无法明确了解学生的要求而使得谈判受阻，到了后来演变成学生的种种要求都无法得到实质性的官方回应[108]。而针对四二六社论中针对学生运动所衍生的定性问题，政府也一直没有明确否认先前将游行活动定为“动乱”的说法。学生一方面认为可能会对未来的学业以及就业带来影响，另一方面也担心在之后便会于校园内受到各高校的共产党或者共青团成员不合理的对待。此外包括王丹与吾尔开希等具有领袖魅力的学生领导则认为政府只是试图欺骗学生乖乖就范，因此为了要使学生团体取得主动权学生的抗议行动应该要采取更多必要的激进手段。随着学生运动一直无法获得实质性的进展，这些学生领袖自5月11日开始推动自发性绝食的计划[108]。

随着苏共中央总书记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即将前往中国国是访问的消息曝光后，以王丹、吾尔开希等人为首的学生与民众为了借此机会获得媒体关注，自5月13日正式于天安门广场发起绝食运动。学生领袖了解中共政府必定会安排戈尔巴乔夫前往天安门广场参加欢迎仪式，因此便希望趁势利用绝食来作为谈判的筹码，进而迫使中国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此外大型的的绝食行动也可以在媒体与民间获得广泛同情，将学生的举动塑造成一种为了追求道德的行动，并带领学生运动推上另一个高潮[109]。当天数百名学生于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一方面抗议中共政府不断试图拖延对话进展，另一方面也要求政府应该要舍弃《四二六社论》的定性说法，重新肯定学生们的行动是一种爱国运动的表现。绝食的学生同时也向各地发表《绝食书》以及《绝食宣言》，文章中与多次引用毛泽东其极富情感色彩的话语来宣传[110][111]。随着学生绝食的新闻画面于电视播出后，居民或者军事医院也纷纷自行组织急救团队前往现场待命。同时大量北京市民、政府机关、军警单位、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也陆续加入声援、募捐以及抢救的行列，到了5月13日下午已经有将近30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112]。

随着部分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的消息传开后，在铁路部门默许学生以及医务人员得以无票乘车的情况下，许多来自其他城市的大学学生也纷纷前往北京参加示威游行与罢课行动。这些来自外地的抗议学生大多直接前往天安门广场接受学生团体的指挥，同时为了表现学生之间的团结气势，位在北京的各所高校以及其他近20个都市的就读大学学生也陆续发起了罢课以及街头示威游行活动，而参与游行的学生也以歌唱《国际歌》的方式来支持广场上静坐的学生们[113]。

而为了避免学生运动在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失去控制，邓小平很早便要求中共政府立即清除广场上的学生。面对邓小平的要求赵紫阳决定优先采取缓和的做法，并命令政府当局立即与学生展开对话并协调撤离一事[109]。赵紫阳认为可以先肯定学生的行动是基于爱国主义，并让学生了解到在中苏首脑会晤期间如果出现内部动乱的迹象，反而会使整个中国政府甚至是国家地位感到难堪。5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阎明复召开紧急会议，特别邀请重要的学生领袖以及包括刘晓波、陈子明与王军涛等知识分子针对撤离一事进行讨论[114]。阎明复在会议中表示政府已经准备与学生代表展开直接对话，但前提是学生必须先撤离天安门广场以举办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的欢迎仪式。这消息的传开则引起了学生领袖之间的混乱，而部分坚持留下的学生则认为他们能够借此获得更多谈判筹码[115]。之后包括严家其、戴晴、包遵信等学者前往天安门广宣读《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并劝说学生结束绝食且撤离广场，但实质上种种请求并没有获得学生们的采纳[116][117][118]。

戈尔巴乔夫访华

随着戈尔巴乔夫访华，中国政府在这期间也显著放宽了新闻限制。包括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国家媒体陆续提供学生游行或者绝食的报导与影像资讯，而舆论方面也越来越同情学生们的作为。然而此时政府仍不断尝试与学生对话，以促使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5月14日凌晨2时30分，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等政府官员首次前往天安门广场劝离学生。同一天以戴晴为首的知识分子在胡启立的许可之下，直接通过政府审查在《光明日报》提出紧急呼吁的文章，内容中提到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认为学生应该尽早撤离广场。然而许多学生则认为知识分子受到政府的指示而发言，拒绝作出撤离广场等让步[112]。到了下午16时，阎明复、李铁映、尉建行等政府官员与30多所高校学生代表展开对话谈判，但仍没有获得实质上的进展。

5月15日学生在北京发起大游行活动，这导致长安街周遭的北京交通一度陷入瘫痪，同时学生的游行口号也开始直接针对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国务院总理李鹏和教育部长何东昌展开批评。当天晚上，阎明复、李铁映、尉建行等人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会议室与以沈彤为首的“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对话，双方正式针对学生撤离一事展开谈判。阎明复于会议中肯定学生的行动具有强烈的爱国性质，但仍恳求学生先撤出天安门广场以供政府使用[115]。但尽管阎明复一连串释出政府愿意妥协的诚意成功影响部分学生，但一连串会议的召开有导致学生各派系之间的竞争越趋激烈；在学生领导阶层之间的彼此沟通混乱的清况下，使得政府所得到的学生要求往往是不一致或者是不连贯的。而不久之后学生领袖在得知政府并不愿意承诺公开直播问题的谈判过程，最终使得双方的会见遭到无限期的中止[119]。之后阎明复直接前往天安门广场尝试劝离学生，甚至表示自己愿意被学生挟持以换取撤离的决定，然而学生之间并没有理会其劝告[34]。隔天5月16日时，数十万名来自北京各界的群众陆续前往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在这般民间不断骚动的背景下，改革派仍不断尝试劝离群众离开天安门广场，而阎明复也于5月16日当天与李鹏一同前往会见学生代表并讨论撤离广场一事。阎明复原本希望李鹏能够撤回四二六社论的主张，甚至因应学生的要求而借由社论发表的方式塑造成一种“爱国民主运动”的形象，但这些建议都一一遭到李鹏的拒绝[70]。

同一时间5月15日中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也搭乘飞机访问北京，由于广场上的学生仍然坚持继续展开绝食静坐活动且大量群众不断在天安门广场上聚集，使得欢迎仪式临时改在备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举行，而原本预定在北京市区的行程以及前往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的活动也被迫取消，甚至双方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也只能在受到学生示威游行包围的人民大会堂内展开高峰会[109]。这次戈尔巴乔夫的访华代表中断30多年的中苏首脑会议重新展开，也意味着之后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将会回归正常化，同时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这也是极具历史意义的外交突破[120]。然而学生的游行活动使得中共领导阶层认为可能会动摇中国在共产主义同盟国家的威信，部分外国媒体也推测这导致邓小平对学生运动渐有不佳观感，进而导致改革派势力的衰退且使得政府的应对走向保守派坚持的“强硬”手段[121]。

5月16日当天晚上，赵紫阳于人民大会堂接见戈尔巴乔夫并向连同在场的记者媒体表示说：

此时邓小平尽管只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却仍然是中国重要领导人物之言论立即引起热烈讨论，邓小平认为赵紫阳的这番话暗示说他要承担所有问题的最终责任，自此双方之间触发了决定性的关系决裂[109]。赵紫阳的言语在经由各大媒体发表后，北京学生开始呼喊专门批评邓小平于幕后执政的标语，而参与学生游行的人群中也开始将批评对象转往各个政府部门。5月17日，严家其、包遵信等知识分子一同联署发表了《五一七宣言》，内容指称中国所陆续浮现的问题在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批评包括邓小平等八大元老掌控中国政局且要求推翻四二六社论[122]。同一天冰心、艾青、夏衍、钱锺书、冯牧、沙汀等30多位作家也向中共中央发出紧急呼吁，要求政府应该尽早与学生对话并肯定了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123]。

同一时期由于绝食静坐活动的人数规模不断扩大，许多来自中国各地的政治和民间组织向学生们表达他们的关注，且对学生的立场感到同情。而许多中国共产党于北京的各个工作单位也允许员工在工作时间加入示威活动，这促使许多中共中央宣传部、外交部、邮电部、国家体育总局、教育委员会、中央党校等政府单位的干部与成员陆续参与学生们的活动。此外中国红十字会也多次发出通告表达关心的立场，并派遣大量人员为广场上绝食的学生提供医疗服务。

赵紫阳探望

File:Zhao.jpg
5月20日凌晨，已经失势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前往天安门广场探望绝食静坐的学生，并在场的大学生见面后发表演说。而照片中于赵紫阳身后右方第二人为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暨赵紫阳助理的温家宝，他是少数在六四事件结束之后没有遭到撤职的改革派成员，并在2003年担任中国国务院总理一职[124]。

在赵紫阳表示邓小平仍然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后，学生纷纷将邓小平列为攻击的对象。但另一方面天安门广场上 的绝食举动成功获得全国各地学生们的支持，种种因素都惊动中国共产党其领导阶层对于学生运动的看法。在政府没有严格限制新闻内容情形下，包括国家媒体机构等许多新闻媒体陆续报导学生正在进行的抗议行动与活动主张，而鲜少宣传由中央政府或者是共产党自身发出的声明。根据当时中国各界媒体的估计，有将近400个城市的学生以及工人团体陆续发起抗议行动，同时许多人也纷纷前往北京参加天安门广场的抗议[125]。

到了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同在邓小平家中召开紧急会议。其中李鹏等常委指称当前政治局势难以控制是赵紫阳所造成的，并强烈建议中国政府应该立即采取果断的措施以结束学生的行动[52]。在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于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的做法，并在5名常务委员表态后确定实行这一方案[126] 5月18日清晨，赵紫阳与李鹏等人在前往医院探望因绝食而送院的学生后，赵紫阳当即撰写辞职信并送交给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杨尚昆表达意向，不过杨尚昆则把信件扣下并劝告赵紫阳应该收回请辞的决定[127] 另外也有说法指称赵紫阳在决定实施戒严的当天晚上，便以“不能认同大多数常委意见”为由而辞去中共总书记一职。[128]。同一天李鹏则在人民大会堂和包括王丹、吾尔开希等学生抗议领袖会晤50分钟，在会谈之中双方都表现出强硬的态度。学生公开指责政府反应过慢，并认为李鹏只是想借由亲自现身的方式来安抚学生情绪，并没有要“具诚意地来对问题展开实质讨论”。而李鹏则表示包括其他领导高层在内的中共政府只是想要继续“维持社会秩序”，并指称学生所谓的“爱国”行动与政府的期望不符。最后双方的讨论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交集，不过这次的会面使得学生领袖首次能够在国营的电视台中发表谈话。

在中共领导阶层决定以武力来处理学生问题之后，知道自己政治生涯已经结束的赵紫阳决定前往天安门广场，企图亲自劝导学生与群众撤出广场。李鹏在听闻赵紫阳的决定后也陪同前往天安门广场，但在广场群众情绪激昂的情况下马上就离开。5月19日凌晨4时50分，赵紫阳于天安们广场发表谈话表示希望学生停止绝食，并承诺学生撤离之后政府并不会追究[129]。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上说道：“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这次演讲一发表便引起学生们的热烈支持，在场学生与群众热烈鼓掌支持并纷纷索取签名，然而这也是赵紫阳下台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130]。

5月19日当天上午10时左右，李鹏、姚依林、乔石、陈云、李先念、杨尚昆及几位军方负责人一同前往邓小平家中开会，会议上邓小平提到戒严时期“要尽量减少损伤，但是也要准备流点血”，同时也指出为了避免妨碍清场作业而不应该发表不使用武器等承诺。邓小平在此次会谈中也提到要成立新的领导集团，主要成员由李鹏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而上海市市委书记江泽民则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70]。

戒严

主条目：六四事件后期

颁布戒严令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5月19日亲自颁布戒严令，并支持军方以强硬手段来处理学生运动，照片摄于1992年度的世界经济论坛上。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实施戒严前，包括中共八大元老等人多认为示威活动只会持续短暂时间，同时也可以视为经济改革的民意调查，以在之后满足这些发起抗议行动的学生与群众。他们希望如果有可能的话应该避免使用暴力，但是在共产党自身利益下首要事项便是说服学生放弃抗议行动，并陆陆续续返回各自的学术机构研读。但尽管许多领导人物实际上颇为支持学生们的要求，特别是对于中国官员贪腐这类问题感到关注，然而如何有效回应群众要求上却面临许多障碍。其中最大的问题是随着抗议活动的进行也不断加入来自各方背景人士的要求，因此导致在与学生进行谈判时中共政府并不清楚示威人士确切的要求。同时如《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在同情抗议学生以及谴责游行活动之间不断交替立场，这也反映政府内部对于当前的局势与示威民众的处理亦陷入混乱，而迟迟无法做出果断的决定。

在赵紫阳于5月19日被隔除在中共高层领导会议后，政局的走向开始由反对做出更多让步并立即实施强硬手段的保守派掌握着。部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混乱局势的党内领导阶层认为学生活动的诉求渐渐舍弃一党制的政治结构，最终也决定支持保守派强行干预示威活动。虽然八大元老大多没有担任实质的政府职位，但是对于军队的运作仍然有一定的影响力[131]。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邓小平决定在经过​​国务院同意后，在总理李鹏签署戒严令下实施戒严，这项决定同时也被立即告知给国家主席暨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知悉[127]。政府当局将示威者描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倡导者的“打手”，并指称在幕后筹画的人士试图打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以进一步实现他们个人的野心[18]。

5月19日晚上10时，在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乔石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中央和北京市党政军干部大会，其中乔石在开头中便特别指出：“赵紫阳同志因为身体不适，向大会请假。”之后国务院总理李鹏便在电视上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而北京市政府也随之发布了作为应对的《北京市人民政府令》。北京市政府根据国务院颁布的戒严令中，陆续由北京市长陈希同签署实施了戒严令的第一号、第二号和第三号令，命令中列出了北京市市区的戒严范围且严格禁止示威游行等活动出现，同时也禁止其他海外记者进行采访，警方则在北京市内摆设交通路障以维持治安，这戒严令一直到1990年1月11日才正式解除[132]。不过在赵紫阳的自传中提到该戒严令并没有经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正式表决通过，同时也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第四条中所提到的“国务院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必须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或者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在邓小平支持下中国国务院直接通过实施戒严的决定，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内的重要人士仍然能有效地掌握政府的运作[79]。

在宣布戒严之后，当天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搭乘各式军用车辆分路抵达北京，布署在北京郊外地区后便各自从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等处向天安门广场行进。学生以及示威群众则紧急召集群众前往各个重要路口，尝试阻挡军车继续往北京天安门广场前进[85]。而一些北京地铁工人则关闭了控制系统，以避免部队借由地铁行进的方式前往天安门广场。虽然在市郊处发生了零星的流血冲突，数以万计的示威者纷纷包围行进中的军用车辆，防止他们继续向前或者是往后撤离。抗议群众也告诉士兵们他们参与游行活动的目的，呼吁他部队放下武器并一同加入学生游行活动的行列，同时群众也为部队提供食物和饮水。部对最终在5月24日接到撤离的命令，之后所有政府管辖的部队陆续布署在北京市外的军事基地中[133]。

此时尽管北京政府已经发布了戒严令，但是在天安门广场仍然有超过10万名群众聚集，而许多记者媒体也在广场周遭进行采访。5月20日凌晨2时，学生领袖宣布虽然学生已决定停止绝食活动，但仍然有近20万人坚持继续展开绝食静坐。5月21日，北经大学自治会开会决议继续派遣学生阻挡军车进入北京市，并开始计划从天安门广场撤离学生。同一天，长期支持中共观点的香港《文汇报》在社论上写下“痛心疾首”这一标语，强烈反对政府在北京市郊区布署军事部队[134]。香港民众随即发起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百万人大游行活动以声援北京学生，且成立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发起筹款活动，数以百万的捐款也陆续转往给支联会开办的户口中。但是同一天军方则派遣直升机于北京上空盘旋，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发散有关李鹏讲话的宣传单，这反而引起静坐抗议的学生开始鼓噪了起来。

人民大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赵紫阳。

虽然长达3个礼拜的绝食静坐已宣告结束，学生与群众仍选择继续在天安门广场上示威。为此政府决定在学生做出更加激烈的手段前解决学生游行活动，在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审议后决定使用武力来处理所谓的政治危机，但这也导致中央政府的政治立场陷入两极化的趋势。其中遭到罢黜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仍不断尝试阻止政府使用武力处理学生运动，但这也被保守派认为其运用政治势力协助学生的示威活动。赵紫阳首先连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副委员长彭冲尝试召开人民大会，来讨论往后戒严实施的合理性。其中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内容，则提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力决定直辖市是否应该实施戒严。

5月10日时，万里不顾李鹏反对下召开了全国人大委员长会议。在会议中决定将于6月20日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听取中国国务院针对学生示威游行以及罢课问题所做的汇报。但这举动也引起李鹏等保守派的强烈不满，认为万里与赵紫阳一同利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架空中国共产党领导高层的决定。李鹏随即要求赵紫阳主动出面取消人大常委会的议程，赵紫阳则立即明确地回应说难以更改。李鹏与邓小平等高层便认为到了6月20日，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将有可能讨论是否要取回部分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权力，这也促使邓小平决定在6月20日前解决学生问题[135]。

5月19日，赵紫阳在失去政治权力后仍然尝试阻止政府以武力的方式来处理学生运动，而此时于美国和加拿大访问的万里便受到各界的关注[136]。赵紫阳原本希望能立即通知在北美访问的万里回国召开人大常委会，期望在绝大多数反对实施戒严的常务委员支持下借由宪法的法律框架，达到阻止中共元老会议所决定的以戒严令处理的方式，并且希望在这之后将一部分权力转移给人民大会[137]。然而负责联络万里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退回了赵紫阳的请求，并以应将此移交给中央常务委员会处理为由否决这个想法。1989年5月25日凌晨万里返回中国，座机途经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加油时收到了江泽民所递交的“邓小平的亲笔信”。之后便在下午宣布其将会在上海养病数个月，而在万里未能返回北京召开人民大会的情况下使得赵紫阳试图阻止戒严的想法失败[138][139]。

百万人上街

5月23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抗议的学生举行百万人大游行，不少各界人士也陆续加入游行队伍的行列，也将批评对象转往李鹏等人身上。当天下午2时，来自湖南省浏阳市的中学教师余志坚、浏阳报社美术编辑喻东岳以及汽车司机鲁德成对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画像丢掷颜料。但这举动反而引起学生的激烈反应，在场学生认为游行目的只是为了要求政府改革弊端、而没有意图推翻共产政权，学生便把3人送交给北京公安局审理[34][140]。最后3人因违反反革命破坏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为由分别判处无期徒刑以及20年与16年的有期徒刑，之后则押回原籍湖南省衡阳监狱内服刑[141]。当天晚上，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将其总部由天安门广场迁移到北京大学，并决定由北京大学物理学研究生王有才担任秘书长。在当天所召开的会议中也决定扩建秘书处、增加各个部门的成员，并另行计划成立一个财务统筹委员会。

5月24日时，北京市急救中心首次公布报告指出自学生绝食请愿的11天中，北京市各大医院总计救治学生9,158多次，而仍然住院观察的病人则有8,205人，不过整个绝食行动并没有导致任何一人死亡[142]。然而在一些文章报导中，则提到著名的诗人骆一禾便是因为绝食而身亡[143]。到了5月25日，天安门广场上开始有传言说赵紫阳被中国共产党指控带领叛乱，同时包括胡启立、阎明复、鲍彤、温家宝、杜润生、安志文等7位高级党政干部据说也被点名为“反党集团成员”之一。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接见外国驻华大使时，表示当前中国的政局仍然是由他所掌权著。

5月26日时新华社则发出消息指出，由中共元老第二号领导人陈云所主持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会议中，通过了“老同志一致拥护中央决议”的公告，其中包括薄一波、宋任穷、余秋里、刘澜涛、杨得志、萧克、陆定一、姬鹏飞、耿飚、黄镇、宋时轮等重要人物皆同意政府以强硬手段清场。稍后徐向前、聂荣臻表示说戒严部队并不会特别针对学生攻击，而另一批元老级领导人物彭真、李先念、王震等人亦公开表态支持中共中央的决定。

香港声援

File:JUNE4-0P.jpg
5月30日至6月4日设立于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塑像，而在照片背景处则可以看见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肖像，照片摄于1989年5月31日[144]。

5月27日香港市民为了表态支持学生运动，于跑马地马场举行了长达12小时的《民主歌声献中华》筹款活动，最终共筹得近1,200万港元，入场的观众人数则估计有近百万人左右。活动现场邀请了许多香港知名歌手前来歌唱，并公开表示支持正在北京当地抗议的学生们。然而活动结束后，支联会代表李卓人在将100万港元的捐款送到北京时遭到当局拘留，除了逼迫签署悔过书外还被拘捕3天，相关的款项则由北京当局全数没收。不过尽管如此，由李柱铭、司徒华等各方组织领导人于香港岛街头发起游行活动，这场游行吸引了将进香港人口四分之一人数、多达1.5万人参与。海外各地外也发起了“全球华人大游行”的活动，许多海外华人纷纷聚集起来抗议中国政府的作为[145]。然而随着戒严令的实施，到了5月28日时北京当地也渐渐失去了甫刚发布戒严的疑虑感。当天上午10时开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学生又陆续从各自校园发起游行活动以响应海外的行动，同时也批评政府于北京市强硬实施戒严令。跟据统计参加这次游行的北京高校超过300多所，而人数最多时则高达5万人左右[146]。

5月29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决定改实行由常委轮职的主席制度，同时北京高校联合会也通过决议由常委杨涛、郑旭光等人成立特别纠察队、由北高联秘书长王有才组建专门纠察队，并分别向北高联财务部和北大自治会财务部领取特别费用以制做特别标志，设法在6月上旬再次组织大规模的学生游行活动来让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但到了5月30日早晨，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在其广播中声称该组织的两名执行委员沈银汉与白宗雄遭到北京铁路公安分局的人士逮捕。之后学生与民众在上午9时一同前往北京市公安局展开交涉，要求无条件释放沈银汉与白宗雄两人[147]。

而在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的行程后，国外媒体也开始大篇幅报导于中国内部展开的学生运动。尽管学生的抗议行动普遍获得好感，但对于示威群众而言他们在自己的目标达成上仍然处于悲观状态。在大规模示威游行结束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近20余名师生于5月30日上午，将集体创作的“民主女神”雕像安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北侧广场上，而这也成为学生向世界各地的电视观众表达抗议的另一个象征。中午12时整学生代表发表了“民主之神宣言”，并由学生代表、艺术家以及市民代表一同正式介绍民主女神雕像，之后由中央音乐学院等学校学生于现场演出《血染的风采》、《欢乐颂》以及《国际歌》等歌曲[148]。但学生的作法也引起天安门管理处的不满，因为民主女神像的摆设位置原本主要是重大节日期间安放孙中山巨幅画像处，而管理人员认为学生的做法将严重损害国家的尊严。

撤退与留守

随着学生运动的发展，学生之间也渐渐分成温和派和强硬派两种路线，这使得学生们对于局势的掌控以及运动的走向上越趋混乱。戒严令宣布后更使得局势日益紧张，学生间的派系矛盾也渐渐浮现出来，特别是在“撤退”和“留守”天安门广场议题上更加突显。但另一方面随着天安门广场聚集了大量人潮，现场也面临着极为严重的卫生问题。台湾校园民歌歌手侯德健便建议学生领导人应该就运动走向进行讨论，并以公开票选的方式来决定学生运动的下一个方向，但这意见则遭到学生们的否绝。此外在6月1日晚上，由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刘刚等他校学生前往北京大学建议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扩大组成“全国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但是在北高联以及北大自治会仍在多数人反对下婉拒这个提议。

此时高校学生联会秘书长王有才认为单纯静坐已经不能获得实质上的成果，主张学生应该要先尽快撤回学校。而包括王丹等温和派人士也认为学生运动即将面临军事部队的干预，因此希望暂时撤出天安门广场并在事后重新组织行动。但这个建议则遭到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柴玲等强硬派人士的否定，强硬派认为学生必须继续留守在天安门广场，并指控主张撤退的人为“投降派”。为此各个派系开始争夺位在广场中央的学生广播中心，期望能够借由控制扩音器的方式掌握广场上学生运动的控制权；其中做为学生领袖之一、担任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的封从德便在后来采访中说道：“大大小小的‘政变’，每天总得二、三次。”同时各派系也开始派遣学生前往火车站迎接来自全国各地声援的学生们，并趁机将他们拉到自己的派系之中[34]。

6月1日时，尽管中国少年先锋队无法按照惯例在儿童节当天于广场举行主题队会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仪式，但还是有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到广场来并接受学生们热情的欢迎。广场上的广播陆续播出了给少年儿童的信，内容则包括有对节日的祝福以及期望，并解释说广场上的学生正在为未来的中国改革静坐。不少带着儿童的家长就在学生的引导之下参访天安门广场各处，也有一些家长带着孩子聚在民主女神像前拍照留念。

但是到了中午12时，李禄、柴玲、封从德等人突然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在稍早之前柴玲与封从德遭到他人的挟持。尽管先前学生成功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但是许多学生除了就是否继续留在天安门广场而争执外，部分学生对于所谓“绝食团指挥部”的强硬主张以及活动财务混乱的情况感到不满，不少学生甚至怀疑一些捐款被学生领袖挪作为他用或者是私自留用。此时许多学生开始有解散学生活动的想法，但面对政府所发表的数篇强硬态度的公文又不忍心离去[149]。部分学生则认为广场已经处在混乱且无序的状态，对于学生运动的理想也渐渐赶到幻灭[149]。但是学生们也无法接受官方媒体强硬要求撤离天安门广场的指令，数千名学生便自行从天安门广场游行至北京街头以表达不满[150]。

6月2日，3名知识分子刘晓波、周舵与高新和台湾歌手侯德健等主张撤离的知名人士，宣布将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72个小时，期望能够呼吁学生和政府重新展开和平对话，但这反而促使更多群众重新加入学生运动的行列[151][152]。于北京师范大学担任中文系讲师的刘晓波事后表示他们当时是为了劝退学生才决定展开绝食，希望借由这一激进的手段来让自己能够在学生之间拥有发言权。但是在经过长期占领天安门广场之后许多学生都渐渐感到疲累，这使得原先学生内部的温和派与强硬派之冲突渐渐停息[153]。然而刘晓波、侯德健等人的绝食行动反而再次坚定了学生的决心，学生在之后发表的声明谈话中提到绝食的目的是为了公开批评政府，并提醒学生们他们现在的事业是值得奋斗的，最后学生们决定继续占据天安门广场以提出继续改革的要求[154]。

清场

清场令

主条目：六四清场

6月初中共领阶层开始下达一连串重要指示，最终促成6月4日军队清空天安门广场的决定。中共领导阶层同意必须尽快结束“政治风暴”的发展，同时占据广场的学生应该尽早返回校园就读。为了能够有效清空广场上的人群，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实施戒严将是尽早恢复秩序的唯一选择，然而对于是否使用武力强硬镇压抗议群众的想法则迟迟无法做出决定。对此李鹏在6月1日发表了一份报告给每一名政治局委员，内容中尝试说服政治局委员了解派遣部队前往天安门广场的必要性与合法性，同时这份提交给政治局的报告也将示威学生与群众形容为恐怖分子和反革命份子[155]。该报告中也指出学生运动所影响的范围不断增长著，这使得他们反而在民众之间获得欢迎，为此学生们也没有计划过要撤离天安门广场[156]。

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也提交了一份报告指出在发布戒严令之后，政府应该持续进行后续的处理手段来解决政治危机。报告中强调尽管现阶段中国仍处于稳定的一党统治状况，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已渐渐渗透到中国各处并带来许多负面影响，而许多学生便是因为受到这些来自美国等西方世界的影响而发起学生运动[157]。中共国家安全部也相信示威活动的发起一部分的因素应该受到美军的干预，而美国便希望能够借由学生运动来推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158]。中共国家安全部的报告再次强化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危机意识，并为之后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完善的理由[157]。加上中央政治局也收到戒严部队指挥部的报告，指出部队已经做好协助稳定现状的必要准备。种种因素促使了大多数中央政治局委员接受了戒严的必要性和合法性说法，也同意之后借由武力来清场的方案[159]。

6月2日随着学生一连串抗议运动的展开增加，巩固了中国共产党高层其以武力解决政治危机的决定，并认为在几天之内便应该要采取行动。在当天所召开的会议之中，共产党党内正式动议提出要以武力的方式清除广场，会议中包括党内元老（李先念、彭真、杨尚昆、王震等人）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一致同意天安门广场应尽早被清空[160]。会议中也决定应尽可能在不动用武力的情况下使学生与群众撤出广场，但如果示威群众不愿配合的话，也授权部队得以使用武力进行驱离工作[150]。为了要准备清空广场上的人群，戒严部队陆续前往北京周遭地区的重要干道之处。到了6月2日上午，绝大多数部队已经抵达北京市数10个重要关键地区，而到了晚间所有部队都已经移动到指定区域布署著[150][153]。

这些调集的部队包括有北京军区第24集团军、第27集团军、第28集团军、第38集团军、第63集团军、第65集团军等6个集团军，济南军区第20集团军、第26集团军、第54集团军、第67集团军等4个集团军，沈阳军区第39集团军、第40集团军、第64集团军等3个集团军，南京军区第12集团军以及空降兵第15军、炮兵第14师、卫戍第1师与卫戍第3师等[161]。这些部队都已经先被布署于特定位置，等待中共高层发出清除广场人士的命令后便会迅速采取行动，企图在示威群众尚未完全反应的情况下取得主动权。然而在6月2日晚上，一辆警方吉普车在移动时不慎撞击4名平民，导致3人死亡、1人重伤。这件事传开后立即引起学生们的恐慌，怀疑军队和警察部队将在不久之后便进入天安门广场维持秩序[162]。学生领袖随即发出紧急命令，要求学生在各个主要路口设置路障以阻止大量武装部队提前接近广场周遭[162]。而在6月3日凌晨，各地也陆续传出军警与民众之间发生爆力冲突的相关消息[163][164]。

其中被调往控制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主要人民解放军部队分别为由杨尚昆领导的第27军，以及徐勤先领导的第38军士兵；而中共中央之所以选择由自外省调动往北京的第27集团军和38集团军解放军部队执行清场任务，是因为担心原本布署于北京的士兵会对抗议行动和学生群众感到同情[52]。其中第27集团军被允许在前往天安门广场的路途中以武力对付抵抗的示威民众，同时军方高层也建议第27集团军在北京各处应先进驻重点设施并建立防御阵地[127]。不过防御阵地的设立并不是为了打击平民可能发起的起义行动，而是用来抵御其他军事单位彼此攻击时能够立即处理。这时中共高层认为有许多部队士兵已经对民主示威群众感到同情，甚至极有可能故意忽视作战命令而选择与示威民众一同抵抗中央[165][166]。另一方面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则在一开始拒绝了李来柱口头要求部队清场的命令，并坚持部队必须在有书面命令的情况下才能执行任务，这件事情立即震惊了中共领导高层，也意味着中共高层所担心的事情的确存在着。徐勤先马上被撤销其指挥部队的军长一职，后来被军事法庭判处5年有期徒刑并开除共产党党籍[167]。赵紫阳的助手吴国光在接受采访时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的事情才首次曝光，其中吴国光认为中央军委之所以仅用口头而不是书面方式来下达命令，是因为担心之后清场的书面记录会被保存起来。他表示尽管党中央已决定要下达清空天安门广场的命令，但他们也知道部队的行动可能有一部分会涉及非法[167]。

6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已调集的20万人规模之戒严部队展开清场作业。当天下午4时，杨尚昆、李鹏、乔石和姚依林等一同召开军政会议讨论后续处理，随后杨尚昆、李鹏、刘华清、李锡铭、陈希同、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罗干等高层则在中南海处指挥部队调动[168]。晚上6时30分开始，戒严部队开始透过广播器、电台、电视等新闻媒体发出警告，随后包括《紧急通告》等警告反复持续广播30多个小时[6][169][170][171]。

木樨地抗争

6月3日傍晚在广播媒体陆续发布通告的情况下，北京传出有数10万人规模的军队自北京四个角落渐渐进入市区。北京的居民随即涌上街头以阻止部队进入，并开始于各个主要路口处设置路障，而天安门4、5公里外的木樨地也聚集了数千学生与市民[172]。许多学生认为木樨地即是军队进入北京的重要干道，因此联合民众一同尝试阻截部队的行进。到了晚上9时，3辆无轨电车被人推到木樨地桥上作为大型路障，同时人们也自行将行道上的水泥砖砸成碎块、陆续在街道两旁堆起水泥墙防止流弹，民众也临时找来卡车和三轮车运来砖石以阻挡部队行进[173]。

到了晚上10时30分左右戒严部队的军警车辆到达，示威者随即向部队投掷石块和燃烧瓶展开攻击，而群众也与戒严部队发生近距离的肢体冲突。随后士兵在木樨地桥墙上排成一排且以实弹向无掩蔽的示威群众开枪，这造成示威者之间出现部分伤亡。约10分钟过后，部队持续往前推进到22号部长楼和27号楼房间的北京地铁木樨地站一带，学生则退到主要由共产党高层官员和他们的家属居住的公寓大楼，并以街心花园和楼房之间的树丛与建筑牌找寻掩护，不断呼喊着口号批判军队的行动[174]。而部队也开始在公寓大楼周遭对空开火表示警告，但也让一些在公寓或阳台上观看现场的民众遭到枪击[175]。

在广场周围的街道上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戒严部队士兵与车辆一方面得多次停下来清除路障，另一方面也不断以开枪的方式给予民众警告。为了能够有效清除街头上的人群，由解放军部队组织而成的镇暴部队开始大量使用催泪瓦斯、枪声或枪击与大量战车经过的方式吓阻群众走上街头抗争。但这样的方式也或多或少导致群众伤亡，许多人力车司机便冒险在士兵以及群众间的无人地带运送受伤的民众前往医院救治[174]。群众也不断尝试以呼喊口号或者投掷石块的方式阻止部队行进，并又另外焚烧3辆电车以阻档后续部队。而复兴门外大街两旁大楼的居民也出来批判军队的举动且投掷各式东西表达不满，但戒严部队则选择直接开火还击的方式作为因应，这使得从木樨地到全国总工会约500米路段的周遭建筑物布满弹痕。而根据报告指出，在22号和23号两幢部长楼房内便有3人因而死亡，其中包括住在22号楼8层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宋汝棼其女婿尹敬等人[176][177]。根据香港电台的广播节目《神州五十年》 统计，在木樨地最少有超过30人死亡、近200多人受伤[178]。然而中国官方并没有提供实际开枪的时间和死伤人数，陈希同则提到部队在进行镇暴时采取了“极其克制”的态度[6]。

到了晚间11时，包括解放军部队、军用卡车以及各市装甲车列队陆续前往天安门广场[176]。广场上的学生在得知政府的确派遣武力镇压后，许多人一方面在广场上抗议政府的强硬手段，另一方面开始将聚集的人群疏导到各条干道避难，同时示威群众也不断烧毁车辆并将之作为路障使用。除了天安门广场外，部队与示威群众也相互在新华门等重要政府机关前对峙著；与此同时解放军部队在城市周围设立数个检查站，尝试将示威群众驱赶到已被封锁的大学校区中[179]。而处于混乱的群众也开始焚烧军方的装甲运兵车，其中在11时30分时一辆装甲车以高速冲入天安门广场后示威群众随即投掷石块与汽油弹，最后车子在正焚烧的情况下调头离去[179]。愤怒的群众除了在仍有成员搭乘的情况下尝试烧毁军车外，在各地也陆续发生士兵遭到民众殴打致死，在许多情况下部分士兵还被示威群众强行从车辆中拉出加以殴打致死[180]。

此时愤怒的群众开始聚集长安商场和铁道部并对武装力量展开攻击，这场混乱中数名士兵便因为这次暴乱而死，随后士兵也开始对周遭的群众进行示威扫射，也因此铁道部大楼内侧也开始出现伤亡。在天安门广场上，一些学生领袖仍然坚持示威群众不能抵抗，对于这一呼吁也让绝大多数认为应该要反击的许多学生反对。学生领袖对于部队清场的反应再次出现分歧，其中包括韩东方等人认为示威群众应该要和平撤出，而以柴玲为首的示威群众则认为应该要继续坚守在广场内，双方随即在撤退或者留守这一问题上展开激烈的辩论[180]。

进驻天安门

天安门广场的鸟瞰图。

6月4日凌晨，戒严部队先后进入天安门广场维持秩序，等待着政府高层下达更加确实的清场指示，同时在广场附近道路上也陆续有军方装甲车巡逻[181]。尽管部队已被告知说不要对留守在广场的示威群众开枪，但是政府高层也要求必须在当天6时以前清空天安门广场。到了凌晨0时，一辆装甲车不慎直接冲入天安门广场内并成为了示威群众的攻击目标，之后车辆乘员则被学生拉上一架巴士保护着。而陈希同在其报告中指称6月4日凌晨后，有数名示威群众在复兴门立交桥一带驾驶军方装甲车，但并没有证实该车即为不慎闯入广场的军车。同时在建国门附近也发生装甲车与军用卡车冲撞的交通意外，导致3名军人以及1名群众因而死亡[182]。

到了凌晨1时，天安门广场上仍有数万名学生与市民选择继续留守[183]。当时留守在广场的侯德健接受采访时表示，起初学生们以为士兵只会以橡胶子弹和木棒攻击示威群众，一直到凌晨2时原本聚集各处的群众通知后，广场上的示威群众才得知部队使用了一般子弹执行清场任务。1时30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再次发出与先前通告内容相似的《紧急通告》，内容中提到：“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184][185]”在《紧急通告》发布之后，原本于广场上的群众和部分学生开始陆续离开广场，同时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也将其位在广场西北侧的指挥部撤离。到了凌晨2时，整个天安门广场大约只剩下几千名学生和示威群众留守着[186]。但尽管部分示威群众尝试离开广场避难，仍往往会中途遭到部队的攻击，最后使得学生只能安排巴士撤离示威群众。同一时间，大批士兵也开始布署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毛主席纪念堂以南广场与人民大会堂附近[186]。

2时左右，10几名激进的学生和示威群众提着汽油桶等易燃物试图焚烧停靠在金水桥附近的军用卡车，当场被戒严部队抓获并遭到逮捕。不久，在建国门附进军方再次以开枪示警的方式来要求群众撤离，一些在东侧广场静坐的中学生因而遭受流弹波及，并陆续抬到天安门广场中央或者附近医院实施急救，同时示威群众也纷纷自广场东北角撤往到人民英雄纪念碑聚集。而原先在历史博物馆北门外待命的士兵，也纷纷进驻到长安街并封锁整个长安街以东路段[186]。到了凌晨2时20分，军方一方面施放催泪弹以及照明弹来对广场上的示威群众震慑，另一方面也自广场南面的前门向天安门广场中央推进，这使得示威群众被迫往天安门广场北面后退[178]。到了凌晨2时30分，军队已经包围天安门广场并将留守的学生围在中央处。

群众撤离

凌晨4时之后，部队开始于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指示，可以看见背景处的人民大会堂以及地上的燃烧物。

到了3时左右，仍然有3,000名至5,000名学生围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184]。此时原先参与绝食的侯德健、刘晓波、周舵、高新等人决定劝导学生离开广场，并在广播中赞扬了学生不畏死的精神以安抚学生情绪。同时刘晓波等人也要求学生将之前自军方夺取的枪支砸毁，坚持学生必须把持着非暴力原则并不要向正在逼近的军队使用燃烧瓶等武器，否则军方就会有正当的理由向示威群众开枪示警[186]。

3时45分左右，侯德健、刘晓波等人搭乘救护车从纪念碑前往军方布署处请求谈判，表示愿意带领广场上的学生撤出，但也请求军方不要动用武力来让示威群众自行组织队伍且依序撤离，在与部队所派遣的军团政委讨论之后决定将这个请求往中央高层提报。然而在等待回应的过程中，军队仍依照计划于凌晨4时准备开始清场，同时强制将广场上的路灯关闭。最终军团政委答复说总部接受侯德健等人的请求，并要求示威群众应尽快至广场南门口处撤离[186]。另一方面，随着军方强制关闭广场上的灯光使得示威群众陷入恐慌。在同意学生与群众依序撤离的请求后，戒严部队指挥部也开始播放《清场通知》，内容中提到：“现在开始清场，同意同学们撤离广场的呼吁。”

此时纪念碑附近的学生陆续用被子、木棍、帆布等可燃物点起篝火，并一同唱起《国际歌》表示自身的团结[187]。侯德德等谈判队伍立即与封从德等学生领袖们讨论撤离一事，并以“声音方式”来进行是否要撤退或者继续留守的投票[188]。尽管当时两方意见支持的声音大小并无差异，然而学生领导人认为更多支持撤退者可能不敢发表意见，因此决定指挥包括示威学生、群众、市民纠察队等自南门离去，经由中关村撤离到海淀区[188]。

然而就当学生正在准备整理队伍依序撤出时，前往天安门广场的戒严部队也纷纷以枪支瞄准纪念碑来给予群众压力。在这情况之下使得双方在周遭地区再次发生暴力冲突，也逼使得示威群众不断加速撤离的脚步。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凯特·埃迪（Kate Adie）则提到这时广场上的士兵“不分青红皂白的随意开枪”，而当时与学生留在广场内的新闻记者查理·科尔（Charlie Cole）则表示部队以56式自动步枪向聚集在遭焚毁之装甲运兵车的人群开枪[189]。大批坦克和装甲车也于此时抵达天安门广场，并压毁了被摆设在广场上民主女神像以及数百个帐篷等设施[190]。到了4时20分广场再次重新开放照明，戒严部队也再次向广场上的示威群众不断发出清场广播[127]。到了凌晨4时45分，在学生纠察队以手拉手方式维持撤离秩序的情况下，学生以及示威群众开始依序撤退[188]，而广场上则是到处都有遭到压毁的帐篷、被焚烧的车辆以及于四处运来的瓦砾垃圾[189]。到了清晨5时20分，天安门广场上仍然有约200名示威群众坚持不肯离去。军方一方面调动坦克部队来封锁前往广场的道路，另一方面也以对空开枪的方式要求剩下的群众撤出广场。大约到了5时40分左右，整个清场过程基本上已经宣告结束[191][192]。

到了6月4日清晨，从天安门广场上撤退的学生沿途受到市民的欢呼。此时群众又重新在木樨地、北蜂窝、公主坟一带设置路障以阻挡军车，除了怒骂部队之外也陆续向军车投掷砖头。不过在6时15分时，3辆抵达六部口的坦克与一批刚从天安门广场转入长安街的学生发生冲撞，最终导致11人死以及多人受轻重伤[193]。之后群众仍然持续有躁动的情形发生，例如在10时30分左右群众甚至一度开始焚烧军车[194]。同时包括复兴医院、铁路医院、邮电医院等开始列出死亡名单，并在下午4时左右向公众开放认取遗体[195]。

死伤人数

一般普遍同意说六四事件发生之时，实际上因部队清除天安门广场上人群所导致的伤亡人数极少，主要的死伤事件多发生在包括木樨地等周遭地区[196]。然而关于六四事件结束时所造成的死伤人数各方提出的相关报告始终没有一致的结果，其数据资料从数百人到数千人等等的说法都有不同来源提出。早期国外媒体所援引的资料多是由中国红十字会所提出的2,600人死亡，但是之后中国红十字会随即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撤回报告[197]。而中国政府的官方资料则声称在六四事件期间包括士兵在内总计有241人死亡，同时也有近7,000多人遭受波及而受轻重伤[198][199]。而正如纪思道于《纽约时报》所发表的文章所提到的由于缺乏实务证据，这使得整个六四事件无法确定其实际的伤亡人数；然而他自己也表示道：“但是如果合里地来想，在部队行进的途中大约有400名到800名平民遭到枪杀，而军方以及警方则大概有50人死亡[197]。”

其他有关于整个六四事件确切的死伤人数，根据丁子霖的统计已经确认于六四事件期间死亡的示威群众有186人；然而这份数据并未计算军队的死亡人数，同时与其他资料相互比较所提出的人数最少[4]。而在其他官方说法上，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在天安门广场上并未有群众死亡，而在一些纪录影像中也多只是听到枪声。而在官方统计数字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事件报告中声称有近5,000名解放军士兵与2,000多名示威群众出现伤亡。而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则表示初步统计整个六四事件包括士兵以及群众在内的伤亡情况大约有300多人，其中已经确定有23人是来自北京各高校的学生。而当时担任北京市市长的陈希同，则是在事后报告之中提到有200多名民众死亡，另外也有几十名士兵在这一期间死亡[2][200][201]。也有消息来源指称，六四事件一共导致3,000多名示威群众以及6,000多名部队士兵伤亡[202]。另外包括北京军医蒋彦永等人在查验遗体后所提出的报告之中，则怀疑军队在清场时使用国际间多已禁用的达姆弹射击[203]。

尽管中国政府始终并未公布详细的示威群众死伤名单，但是因相关事件丧生的士兵则有释出一些较为详细的记录。其中当前确认因为六四事件而导致士兵丧生的死亡名单包括有刘国庚、崔国政、李国瑞、马国选、王锦伟、王其富、李强、杜怀庆、李楝国、王小兵、徐如军、臧立杰等人，这些因故死亡的军人后来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以及中央军事委员会授予“共和国卫士”的称号。另外值得注意的是，1989年所发生的六四事件无论是学生领袖还是其他示威群众领导人都仍生还，此外在六四期间的死者中也未包括有当时采访的境外记者，以及其他从海外飞往北京天安门广场声援的学生。

另外一个争议点在于六四事件发生时实际天安门广场的内外死伤情形，其中无论是作为学生领袖的柴玲在1989年6月8日的录音谈话中还是吾尔开希于6月29日发表的声明中，都表示在天安门广场上有数千名示威群众遭到杀害，甚至指控军方于广场上烧毁尸体以消灭证据[204]。然而除了中国政府在官方报告中表示军方于广场上并未射击群众，而同样身为学生领导人的侯德建也强调当时在广场上并没看见广场上有发生伤亡。而在天安门母亲所统计的确认死亡名单中，则指出有2名学生分别在广场中心的国旗杆和毛泽东纪念堂附近遭到射杀[4]。另外根据一些报导，军队在示威群众与学生逐一离开广场之后仍然于北京音乐厅附近开火[197]。

早先海外媒体多是将六四事件作为一场屠杀看待，甚至认为中国军方直接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示威群众开火。常见的引用资料包括当时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向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李洁明表示有外交官员亲眼目睹中国解放军部队向无武装的平民开火，而前往北京周遭医院观察时也发现少至有数百人遭到枪杀[205]。然而今日海外普遍的见解认为主要的枪杀案件发生于广场以外地区，而广场内实际上并没有发生军队射击群众的暴力事件。其中当时担任《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的杰伊·马修斯（Jay Mathews）表示：“几个人可能在广场附近的街道上被随机射来的流弹杀害，但是在与所有目击者核对说词之后都表示仍然留在广场内的学生在部队抵达时便以和平的方式离开。但是在那一天晚上，仍然有数百名工人和路人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情况之下丧命。[206]”事件发生过后的2009年，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詹姆士·米斯（James Miles）坦承当时的报导“给人错误的印象”，同时也表示实际上天安门广场并没有屠杀发生。而在2011年6月时，一份由维基解密所泄漏出去的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于六四事件发生后随即回报给美国政府的电文中，明确表示当天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上并未发生流血事件，但是也提到军队在向天安门行进的过程中对行进地区的抗议群众开火[207]。

来源 内容
苏联 包含平民和士兵在内总计有近10,000多人死亡[208]。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根据情报来源指称有近7,000多人死亡[208]。
爱德华·提波雷克（Edward Timperlake） 爱德华·提波雷克表示整个六四期间有近4,000人到6,000人死亡，但是不会有人知道实际的伤亡人数[1]。
一名解放军将领投诚时所携带的军方内部流通档案 整个事件导致超过3,700人死亡，但这不包括失踪或者遭到暗中杀害的群众，而因为之后得不到完善医疗照顾的死亡伤患也未列入其中[1]。
中国红十字会 在6月4日上午便提出报告指称有近2,600人已经死[2]，而稍后另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官员则表示有5,000人遭到杀害，近30,000多人于事件中受轻重伤[5]。
《天安门文件》 援引中国红十字会所提出的报告声称曾有2,600人死亡，并指称之后是因为遭受政府压力下而被迫迅速撤回原先的报告内容[198]。
国际特赦组织 国际特赦组织认为六四事件导致约1,000多名参与抗议活动的示威群众死亡，这资料也被《时代》杂志所引用[2]。不过在一些同样由国际特赦组织所提出的报告中，则将六四事件的死亡人数改为数百人左右[209]。
一名来自西方世界的不具名外交官 他个人根据自己在北京的经历，认为整个六四事件大概造成300人到1,000人丧生[197]。
纪思道 纪思道根据医院住院医生以及相关工作人员所提供的资讯，加上访问当时绝大多数医院诊所负责官员，于《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表示整起六四事件大概有400人到800人因故丧生[197]。
《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 事件发生当时担任新华社国内新闻部主任的张万舒引述原本中国红十字会党书记谭云鹤的报告，认为整个六四事件从的989年4月14日至6月10日为止死亡人数统计有727人，其中示威学生和群众死亡人数为713人，部队士兵则有14人也由于群众暴动而丧生[210]。
《北美世界日报》于2008年6月4日所发表的文章 内容引述事件当时军方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杨尚昆说法，认为六四事件的死亡人数超过600人[211]。
美国国家安全局 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局所解密的文章之中，则提到六四事件发生当时安全局推估初期伤亡数字有180人到500人左右[212]。
《死亡调查》 卜正民统计各家医院所提供的病患伤亡资料，推测当时北京13家医院内所收容的死者便有479人[3]。
《李鹏六四日记》 关于伤亡人数部分引述北京卫生以及公安等部门的说法，认为六四期间整个死亡人数为313人，其中有42名是仍在就读当中的大学生，而部队官兵的死亡人数则是23人。但在《李鹏六四日记》之中，还特别强调整个六四事件在天安门广场上并没有人死亡[70]。
中国政府对外报告 中国政府在针对六四事件所提出的相关说明中，则表示包括军人在内总共有241人丧生，另外还有7,000多人分别受到轻重伤[198]。
《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当时担任北京市市长的陈希同表示自6月1日起，当时参与戒严行动的部队士兵总计有10人死亡、将近6,000多人受轻重伤，而在示威群众以级普通市民部分则有200多人死亡、将近3,000多人同样受轻重伤，在这其中还包括有36名正在就读的大学生。而示威群众在整个军事清场期间，总共破坏了1,000多辆军车、60多辆装甲车、30多辆警车以及120多辆公共汽车[6]。另外在该份报告中还指称，示威群众还以菜刀、汽油弹、火焰喷射器等作为武器来阻止部队行进[6]。
《六四受难者名册》 资料引用了由丁子霖教授所领导的天安门母亲运动于2006年6月时所确认总计的数据，证实共有186名示威群众遭到杀害，这包括有42名大学生、15名硕士博士等研究生以及8名中学生，名单之中亦有列出一名匿名的新华社记者。但是在这份资料中也包括了在六四事件发生之后承受不了压力而自杀的人士，同时有关于军队死亡人数的部分则没列入计算[4]。其他比较特别的案例还有提到有2名学生于广场上遭到击毙，另外有4人于六部口处遭到坦克意外辗毙压死[213][214]。

清场后

媒体报导

随着六四事件的爆发，不少与中共有关的媒体纷纷对学生给予同情，许多国家媒体也纷纷对这次军事行动予以谴责。其中6月4日当天早上6时25分，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节目负责人、同时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学谦其儿子吴晓镛的允许下，由英语播音员陈元能于广播上报导了当天凌晨政府派遣部队强制撤离群众的消息，并且以严厉的语气谴责政府以重装武力对付一般北京民众[215]。而《人民日报》也于当天早上以头版刊登的方式，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这一夜》的文章，并在内容中稍微提到戒严部队导致部分示威群众伤亡[178]；同时在报纸的各版面内容，也特地以数个敏感性词语来作为标题使用[216]。而6月4日当天负责《新闻联播》节目中主持的薛飞以及杜宪，则特地穿上黑衣且以悲伤表情报导相关新闻内容。

另一方面，早先由于胡耀邦逝世后不久中共政府便准备安排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由于双方高层的来往意为着中苏关系逐渐恢复友好，为此许多全球主要媒体纷纷派遣摄影团队进驻北京。然而西方媒体除了将报导重点放在5月的中苏首脑会议外，同时也开始研究中国当时的社会型态。随着大量媒体的进驻使得示威学生得以借由这一管道来发表意见，示威群众也纷纷制作许多横幅以及标语给海外国家的观众了解诉求。由于中国政府其犹豫不决的处理方式使得对于媒体报导的部分采取较为宽松的态度，对于国内外媒体采访示威群众方面也没有给予重重限制，这使得次学生运动在海外媒体直播的情况下也比过去四五运动更加受受到国际注目以及同情。

然而随着六四事件的事态越趋严重，使得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观感逐渐恶化。当在北京市宣布戒严并准备对示威群众采取军事行动后，中国政府开始以发布命令的方式要求各家媒体停止采访，同时强迫外国媒体关闭卫星传播的线路，甚至还命令所有位于北京的旅店都禁止转播有线电视新闻网。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资深新闻记者丹·拉瑟在天安门广场进行实况报导时，便在政府官员的监视下被迫直接终止卫星讯号。尽管如此绝大多数广播公司仍无视中国政府的命令，而纷纷以电话报导的方式来向海外观众传递讯息，同时许多新闻工作人员也尝试将摄影影像一一偷运到海外。不过这样的限制使得6月4日凌晨时，只有西班牙电视台完整记录军队进驻天安门广场的经过[217]。而在清场过后中国警方也开始搜查外国记者手上所拥有的底片，以防止新闻媒体将有关六四事件的照片或者影像流出海外。其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理察·罗斯（Richard Roth）以及搭档摄影师便遭到政府拘留，不过两人在这之后也不断尝试透过手机传输的方式回报广场上的消息[218]。而拍摄王维林阻档坦克前进照片的记者杰夫·怀登（Jeff Widener）则是当他于北京饭店5楼拍下画面后，随即将底片藏在马桶盖下以躲过警方的搜索，最后连同其他没有被没收的底片交由另一名美国学生偷运给美联社发表[219]。

各地冲突

香港所举办的六四十八周年烛光晚会，摄于2007年6月4日。

北京市于6月4日便渐渐恢复往常秩序，然而之后数天在中国大陆其他城市则陆陆续续发起抗议活动。6月5日时，先前撤离的示威群众、清场行动中伤亡者的父母以及被政府举动激怒的工人与群众尝试进入被封锁的天安门广场，然而随即便有数人遭到部队枪击[220]。不满的群众尝试重新前往占领广场空地，而士兵则随即往群众处开枪射击作为警告，这样的场景便不断重复进行着[175]。整体来说，中国政府成功借由军队清场的方式在一周之内重新夺回广场的使用权。随后中共便开始对政治环境展开整肃工程，一方面陆陆续续将负责管理活动进展或者同情抗议人士的官员逐一撤职，同时也开始将学生以及群众领导人逮捕并纷纷送往监狱管理。

作为学生运动主要领导团体的北大自治会则决定将学生运动转往低调进行，并打算另外于6月25日在北海公园重新召开会议讨论之后走向，然而随着政府直接展开逮捕行动使得学生干部无法就后续处理继续讨论。另外由于北京的当时仍然处于由部队来管理治安的戒严状况，为此北高联秘书长王有才决定另外带领一些学生干部，前往上海以及广州等南方城市来准备下一波学生运动[48]。政府方面则由戒严部队指挥部先后发出两段《紧急通告》，一方面要求示威群众逐一向军警机关自首并将先前夺走的武器送交给公安机关处理，另一方面也要求民众与政府配合以防止后续事件扩大，并且提供举报热线来协助处理之后的示威活动[221]。另外在同一天中共中央与中国国务院则共同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告全体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书》，内容则是中国政府针对6月4日派遣部队实施清场的看法。另外在成都当地，部队首次被迫以震荡手榴弹、警棍、刀械和电枪来镇压当地居民；然而当天晚上，警方也刻意要求医院不能接受学生或者是提供救护车服务[222]。

6月6日时，《明报》则在头版上大篇幅报导“李鹏中枪”的错误内容，在这误报的内容中提到有年轻武警于人民大会堂内射杀李鹏并身亡[223]。同时在社会上也开始陆陆续续传出各种假消息，后来《明报》编辑张健波指出当时很多消息都无法一一核对，同时整个社会随着六四事件的发生导致情绪上难以接受。6月6日下午，袁木与张工在中南海上首次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这场记者会中张工否认外国媒体所报导的内容，表示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任务的过程中并没有杀死示威群众[224]。

尽管北京在戒严令限制之下已经渐渐恢复过往的生活型态，然而在同一时间中国各地则陆陆续续爆发许多示威活动，包括上海市、西安市、武汉市以及广州市陆续有学生在6月5日时走上街头发起示威游行。而香港陆续有群众自发性的发起大规模示威行动，其中人们穿着黑色衣物以声援北京当地的示威群众，同时许多国家也陆续在第一时间向中国政府表达抗议。

其中上海示威群众随即开始在交通要道上摆设路障，并且联合工厂工人发起大规模的罢工抗议行动[225]。这一个举动导致上海国铁与道路交通一度陷入瘫痪，同时早上的许多大众交通工具也无法正常提供服务[225]，英国广播公司则报导说：“数万名工作人士因而无法正常上下班。[226]”第二天在上海市委的要求下，上海市市政府派遣6,500人清除道路上的路障以恢复通行[227]。然而当天晚上8时20分时，一辆来自北京的列车撞倒9名尝试要封锁火车来往的群众，并当场导致5人丧命。到了晚上10时时现场便聚集超过30万人导致铁路交通中断，同时情绪不满的群众开始殴打火车司机以及工作人员，并且焚毁数辆火车车厢以表达不满[225]。6月7日时，同济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等学校学生纷纷强占各自学校的礼堂以及教学大楼，并且将这些场所布置成灵堂一般来悼念六四事件的伤亡者[228]。学生们一方面继续在各个交通要道上摆设路障，另一方面在听闻上海也有可能戒严的消息后有3,000多人决定暂时离开校园。6月7日晚上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发表了电视谈话，并提到：“作为市长，在此郑重声明，市委、市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使用军队，从来没有打算实行军管或戒严。我们只追求稳定上海、稳定大局，坚持生产、保障生活。[229]”

6月5日到6月6日期间，西安当地学生也发起大规模游行活动，并联合参与罢工的工厂工人一同在重要干道上设置路障[230]。然而在陕西省省政府强硬处理之下，到了6月8日时该省省政府表示基本上整个城市已经稳定了下来，同时陕西省省委也提出了“先稳住动乱分子，尽量避免发生正面冲突、激化矛盾”的执行方针，希望借此继续稳定局势以避免冲突继续扩大[229]。

武汉方面，6月5日时约有20,000名大学学生决定游行到天安门广场表达不满[229]。另外示威学生与群众也分别阻挡武汉长江大桥的铁路运输以及集结在武汉站前的广场上，当天总共有超过400万人响应示威活动[229]。第二天学生继续在街头游行示威，这导致武汉当地交通被迫中断[231]；同时约有10,000名学生决定直接在铁轨上静坐抗议，这导致来往北京、武汉到广州的铁路路线被迫中断，此外学生还鼓励当地各大大企业的工人发起罢工活动[231]。6月7日凌晨学生开始驾驶公车停放在各个交通干道，同时在各大十字路口也纷纷摆置路障以阻碍交通，同时学生们也纷纷于各处架设灵堂来纪念六四事件的伤亡者[232]。然而学生的举动越来越趋近激进，最后一小群学生拦下一辆货运列车并且开始在列车上泼洒汽油，最后在准备焚烧时成功被警方阻止[232]。这件事情导致当地警方与居民关系渐趋紧张，同时武和当地群众纷纷在从银行取回现金，并开始抢购重要民生物资囤积起来[232]。

南京当地，6月5日、6月6日到6月7日学生发起游行活动并四处发表演讲，此外示威学生与群众亦开始封锁附近联络的交通要道并尝试联合工人发起罢工行动。6月7日早上7时左右，包括河海大学在内几间大学400多名学生陆续将4辆公共汽车驾驶到南京长江大桥上，并一直到当天傍晚为止仍然持续封锁该路段[233]。另外一方面以南京大学为主的在校学生则在中央门各处摆放路障，并且自早上开始不断阻挡列车停靠南京站[233]。一直到当天下午4时，于各处发起示威活动的学生与群众才被说服赶紧撤离，并且也让交通一度恢复[233]。然而6月8日时包括南京大学与河海大学等校学生重新控制了南京火车站周遭1公里的交流道，同时学生们也陆陆续续于南京长江大桥上静坐表达不满，这作法使得由北京通往上海的铁路路段遭到拦阻[234]。对于学生激烈的反应江苏省省委认为当地局势以渐趋失控，并陆续向学生表示公安部将会严惩行动的策划人[234]。

公开谈话

主条目：1989年6月9日邓小平讲话

在六四清场之后，中共领导高层对于此事的相关发言迟迟没有发布，这也使得中国社会对于当前政治环境的发展陆陆续续传出众多谣言，同一时间在各个地区城镇仍然有不少学生与群众发起示威行动[223]。一直到了6月9日上午，邓小平在其他党政高层的陪同下前往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戒严部队高级干，而这也是自从学生发起示威活动以来邓小平首次于公开场合出现。在稍后演讲之中邓小平感谢协助北京实施戒严以及广场清场的各级将领，而因为六四事件而丧生的解放军士兵也被形容为“烈士”。邓小平指出示威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推翻共产党以及国家，并提到示威群众的目标是为了“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235]。邓小平认为示威者之所以不断强调包括官员贪污等等有关的投诉，便是为了掩盖其底下真正的动机，也就是将当前社会主义制度加以取而代之[236]。他之后还以此观点表示：“这整个都是仍坚持帝国主义之西方世界的计划，他们企图让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逐一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然后将它们带往另一条充斥着国际资本以及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237]”

逮捕行动

参见：六四绿卡
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的王丹，摄于2009年6月3日。

在邓小平发表谈话之后，许多城市仍然之后几天坚持举办数个规模较小的抗议行动。许多大学教职人员和于北京目睹军队进驻的学生纷纷要求同学重返校园，并各自低调举办相关的纪念活动。例如著名的上海交通大学便在党委书记的监督下举办公开的纪念活动，当地学生与群众纷纷准备花圈以表示感伤。然而随着政府官员开始查缉学生运动相关成员以后，这类型的纪念活动很快就停止举办了。6月12日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首次发表了《公安部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制止社会动乱的通告》，并于同一天宣布通缉方励之与李淑娴两人，这也也是中国政府首次通缉在六四运动期间作为示威学生与群众的重要人士[238] 隔天公安部发表了《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并宣布通缉在学生运动中作为领导人物的21名学生，这包括有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周锋锁、翟伟民、梁擎墩、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封从德、王超华、王有才、张志清、张伯笠、李录、张铭、熊炜以及熊焱等人[239][240]。到了6月14日时，公安部另外发表了《北京市公安局搜捕“工自联”在逃分子通缉令》，正式通缉带领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活动的韩东方、贺力力、刘强等人。到了6月24日时，公安部则另外通缉严家其、包遵信、陈一咨、万润南、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等当时中国著名的知识分子[241]。

6月17日，有8人被控告于示威活动期间趁乱破坏公物并抢劫商家而被法院判处死刑[242]。6月19日时，工人罢工行动领导人韩东方从河北省返回北京市自首，并表示自己认为相关当局误认而决定主动投案以说明当时发生的事情[243]。而到了6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则公开表示整个学生运动除了是由反革命集团领导外，同时在背后也有来自台湾的中国国民党特务给予支援[244]。截至6月30日为止各地陆续逮捕大量相关人士，其中上海市有143人陆续向公安机构自首，另外还有273人遭到逮捕。在黑龙江、吉林与辽宁等中国东北省份逮捕612人，而在陕西、山西、内蒙古、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份也陆陆续续拘捕1,979人。而公安部逮捕人数最多的省分则是在贵州省当地，贵州省政府甚至宣称当地警方逮捕了6,035位在学生运动期间参与破坏活动的群众。此外根据《纪事》的报导，北京市则是从6月3日到6月30日期间总共有292人前往公安机构自首，这个数目远高于原本公安部所发布通缉名单上的31人；同时一时间，政府也在事件发生后收缴224枝各式枪械以及37,495多发子弹[245]。

虽然这些拘捕人士与六四事件本身并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然而在中国政府与公安机关大规模缉查的情况下使得许多人纷纷被送上法院审理，这也使得法院在处理相关案件的公正性便不断受到质疑，在这次逮捕审判的过程之中仅有如广东、海南以及广西等南部地区审理结果较为宽松[241]。其中美国维权网（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便指出当时各地法庭多是依照中国共产党的指令进行判决，并且在将他们所谓的“动乱暴乱分子”处决后便自6月10起陆续借由新闻报导的方式播出。而维权网也指出直到2007年为止，仍然有至少13名北京市民因为六四事件而被关押在监狱中。基本上中国当局对于在北京逮捕的示威工人往往通过简单的审判便判处入狱服刑，相比之下许多来自较为富裕家庭的干部子女、大学学生以及知识分子则往往会判处较轻的惩罚。例如在通缉名单之中排名第一名的学生领袖王丹在同年7月于北京被捕之后，经过审判之后法院只对其判处长达4年的有期徒刑。然而许多与六四事件有所联结的大学学生以及教职人员则被永久烙印着“反革命”的标记，一些学生在其大学学业完成之后始终无法获得一份正常的工作。最终中国当局一共逮捕或者拘留了数万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群众一些中，中共公安人员纷纷于白天十四处于街上访查是否有可疑之处，到了晚上便会直接前往嫌疑人住宅进行逮捕捕。许多涉嫌参与示威活动的群众纷纷被送往拘留所或者劳改营之中，并且禁止嫌疑人与他们的家人见面。中国政府除了时常对这些涉嫌参与示威活动的群众以酷刑施压外，并且将这些持有不同意见者安排在与杀人犯或者强奸犯同一个牢房内；同时由于大量的群众遭到逮捕使得牢房空间不足，甚至没有足够的空间让每个人得以稍微休息或者睡眠[246]。

六四事件发生之后，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纷纷表示愿意庇护中国当地的不同意见份子。然而也有一些示威活动重要人物在出境时反而遭到中国政府逮捕，例如上海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重要分子姚勇战准备前往香港时，便在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的海关处遭到逮捕。不过当时作为英国领土的香港也发起了黄雀行动，多年来成功营救将近300多名参与示威运动的人士[247]。由于救援行动极为敏感，因此由当时担任香港总督的卫奕信派出副政治顾问柏圣文直接与黄雀行动负责人联络，并且将相关的行动列为最高级别的机密事项。行动成员分别将营救对象安排经由深圳蛇口、沙头角、南澳镇、惠东、汕尾等地抵达香港，之后再由黄雀行动成员联络香港政府和各国外交官员收容。在这过程之中也有许多香港重要人士与民间组织协助进行，包括当时布署于国际明爱捐出衣服、林钜成与蔡元云等医生为示威群众免费诊疗、香港电讯供应手机来供行动成员拨打长途电话。而1997年香港即将回归并交由中国政府管理之际，香港入境事务处另外抽调成员组成特别调查科来负责处理尚未离开香港的示威人士，在所有个案都完成后黄雀行动才正式宣告结束。然而黄雀行动的成员并非每次都成功引渡中国大陆人士前往香港，例如1989年10月参与成员黎沛成和李龙庆在广东南部湛江准备营救陈子明与王军涛时被捕，随后中国政府以陈子明和王军涛参与在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为由送往法院审理；在法院上中国当局指控他们为学生运动背后的“黑手”，两人则严正否认政府对他们的指控，最终在1990年被法院判处13年徒刑[248]。

中国当局对于六四事件其领导阶层亦抱持着不同的态度，中国政府特别针对在示威活动中表示要发起中国民主运动的王丹、赵常青、吾尔开希、柴玲等人不断尝试逮捕并展开起诉。王丹在1989年7月在北京逮捕后在1993年2月时一度获释，到了1995年5月时再度入狱服刑，最后于1998年4月19日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提前获释并且随即流亡到美国[249]；在于哈佛大学完成自己的博士学位后则持续进行学术研究，并且还曾于2007年11月在密歇根大学公开演讲[250]。赵常青则是因为中国政府认为其并非关键性角色，因此在监禁6个月之后便将其释放，然而之后又因为提出中国政治改革的请愿而再次遭到关押。吾尔开希则是成功流亡到台湾并组织家庭，并且在中华民国其国营广播电台上担任政治评论员一职[251]。柴玲则是在政府大规模逮捕时先是流亡法国再转到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现在则是于美国一家高科技公司任职，并且还成立了非营利组织女童之声（All Girls Allowed）就计划生育政策上争取维护中国妇女与儿童的权益[252]。其他人物还有南京大学经济学学生李录在六四事件爆发后同样转往美国寻求政治庇护，之后于美国成为一名华尔街银行投资家并且自行成立创业投资公司。而王有才则是在8月19日于温州逮捕后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于1991年11月提前获得假释出狱；但是在1998年则因为组建中国民主党而被判11年徒刑，2004年时则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流亡美国[253]。

反应

主条目：六四事件反应
一个为了纪念六四事件而安排在波兰乐斯拉夫当地的艺术作品，在作品上分别1辆遭到破坏的脚踏车以及象征坦克辗过天安门广场的痕迹。不过实际上这作品是在1989年波兰大选团结工联赢得胜利后重新复制出来，原本作品在1989年6月5日波兰学生得知六四事件后制作、但随即便被当地警方破坏。

六四事件发生之后，西方各国群众大多是从各自电视节目上了解当时天安门广场所发生的细节[254]。在第一时间上，西方各国政府以及新闻媒体纷纷对中国政府给予谴责[255]。除了西欧为首的民主国家之外，包括东欧、北美、东亚、澳洲甚至是一些拉丁国家都对中国的处理方式表示不满，许多欧洲、美洲、亚洲与中东政府也纷纷表示愿意向正在海外求学的中国学生给予政治庇护，同时中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层的互访并将在1989年以前所共同进行的军事合作和商业性武器出口计划一一宣告终止[216]。美国、西欧、日本等国家也陆陆续续开始对中国采取经济制裁的手段，并且在外交上也表示不排除和中国政府断交[256]。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政府派遣军队进驻北京的举动，使得联合国一度考虑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夺去，并且改恢复当时位于台湾的中华民国来代表中国的席位，一些国家也纷纷与重新与中华民国重新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另外在一些资料之中则提到随着六四事件消息传到欧洲后，也在同一天成功促使作为反对派的波兰团结工联赢得当地选举并于之后另外组成联合政府，也标志着东欧剧变即将展开[257]。

然而尽管许多国家纷纷禁止自家公司与中国展开经贸合作，但是仍然有不少跨国公司持续前往中国大陆设厂投资[258]。许多国家则是在六四事件发生后持续不到1年，则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等现实考量而决定在与中国政府达成妥协的情况下进行合作。到了1990年时，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已经陆续和中国恢复过往的外交接触并重新展开正常的经贸关系[259]。同时对于六四事件并非所有国家都抱持着谴责态度，包括朝鲜、古巴、捷克斯洛伐克与东德等国家则表示支持中国政府的决策，并且严厉谴责学生尝试结合群众发起示威活动[255]。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在六四事件发生过后，许多亚洲国家反而选择保持沉默并不作回应。而印度甚至要求国营电视台将有关六四清场的资讯提供减少到最低程度，原因在于印度政府担心直接于国营电视台播出将会妨碍与中国关系解冻的进程，甚至可能会导致双方群众有一个政治移情的理由得以运用[260]。

后续

新领导集体

1989年后期江泽民接替赵紫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同时也意味着第三代领导核心的成立。

六四事件结束以后的1年半时间，中国共产党党内展开如同过去反右运动的计划，试图要排除共产党内对于天安门示威群众的同情人士，并且将其目的明定为“严格处理内部强烈倾向资产阶级自由化道路的党员”[261]。而根据报导有将近40,000 人被相关机关调查其在抗议活动期间的作用，有超过30,000名共产党成员的职位因此而被迫调动，甚至估计有超过1,000,000名政府官员就其政治可靠程度遭到严重怀疑[262]。而示威活动也使得中国政府将原本权力分立的作法再度改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掌握，原本在毛泽东时期中国政治主要是其一人统治，而在1982年时开始将权力分别给予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以及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然而在六四事件爆发后，作为中国国家主席的杨尚昆支持邓小平决定的杨尚昆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军队武力使用上出现分歧。由于官方政策的不一致与不连贯性使得政府难以立即行使其权力，因此在示威抗议结束之后，为了避免领导阶层之间再次发生公然决裂的情况，这使得共产党决定在此之后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以及军委主席都改由同一人担任。[来源请求]

同一时间共产党党内高层地位也出现变动，坚持反对实施戒严的赵紫阳先是被剔除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之外，同时在共产党的领导职位也纷纷被除去。而作为取代赵紫阳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职位者则是当时上海党委书记江泽民，原因在于六四事件发生期间江泽民采取了果断的决策，决定强制禁止上海各家出版社出版带有改革倾向的书刊，并且成功以交际手段来避免上海发生更为严重的暴力冲突，这些都使得党内长老对于江泽民有所好感。到了6月16日时，江泽民连同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杨尚昆、万里等人在邓小平家中开会，邓小平便宣布要建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人[70]。稍后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正式免去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阎明复等人的职务，同时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以李瑞环与丁关根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并且选举江泽民担任新的中央委员会总书记[263]。同一天李鹏也坚持自己主持召开有关赵紫阳的批判会议，然而在这场会议之中许多论点都逐一遭到赵紫阳的驳斥，并且不认为自己在这段期间有犯下任何决策错误[264]。在这之后赵紫阳便被迫不能在公众媒体上露面，并且在他死去前一直处于遭到软禁的状态[265][266]。而同年11月时，邓小平以江泽民为“合格的党总书记”为由让其接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同时以邓小平为首的许多中共元老也逐渐从第一线的政治圈中退出[267]。

其他同样被调离政治地位的还包括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虽然他在六四事件期间商讨是否戒严时选择放弃表达意见，但是仍然因为其支持赵紫阳反对戒严的立场而被免去所有要职；然而胡启立仍然保留他自身的共产党党籍以及在中共中央委员会的职位，当他宣称已经“改变他的想法”被另外安排担任机械电子工业部副部长长一职。另一名同样具有改革思想的中国领导人万里则是在从国外赶紧返回中国后，在自上海转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之后便被软禁，而当局则继续宣布因为健康理由而无法立刻返回职位工作。当万里从软禁中获释之后决定改变自身想法，中国共产党将其安排在另一个名义上与作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乔石相同级别的职位，但是实际上该政治影响力远远比过去职位还减少许多。由于中国政府不断追究自己党员于六四事件期间的举动，使得数名被安排在海外各国的中国大使陆续寻求政治庇护[268]。

媒体惩处

六四事件结束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强化有关新闻媒体和公民言论的种种控制，也意味着中国媒体界其新闻自由的时代已经结束。一方面中国政府开始对中国国内以及来自海外的新闻媒体提高各式各样的限制，另一方面也开始惩处所有与六四事件相关的媒体工作人员。由于六四事件发生后，许多国家媒体大多直接表示同情示威群众以及学生，这使得中国政府开始陆求厘清责任归属并陆陆续续将相关人士撤职。其中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每日的新闻节目《新闻联播》中，负责报导六四事件的杜宪与薛飞便因为表现同情示威群众的一面，纷纷被迫调离《新闻联播》的节目制作团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节目负责人、同时也是前中国外交部部长吴学谦儿子的吴晓镛也因为对示威群众表示同情之意，随即被调离职位并重新进行审查，而整个英语部工作人员也被迫进行检讨[269]。而《人民日报》同样因为在报导之中流露出对示威群众与学生的同情，包括总社长钱李仁与总编辑谭文瑞都因而撤职。而包括吴学灿等编辑人员则以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推出相关报导，纷纷被判处了有期徒刑4年。

中国当局在六四事件过后几个礼拜持续禁止外国记者媒体随意出入境内，同时数名外国记者则不断受到有关当局的骚扰[270][271]。另外一些设在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则被中国政府告知并无法保证记者的人身安全，同时开始要求每家新闻媒体必须遵从新颁布的命令准则准则，否则将有可能被列入黑名单之中被禁止进入中国采访[272][273]。而包括电视纪录片《河殇》等创作者遭到中国政府逮捕之后，陆陆续续有各式媒体创作者选择远离中国大陆并寻求海外国家的政治庇护。六四事件结束之后，反而促使中国政府开始加强自身权力的扩展，许多原本在1980年代政府所释放出的自由权力陆陆续续被收回，甚至中国政府也开始以过去传统列宁主义的方式来掌握新闻媒体。同时中国政府也开始将其控制范围涉及到每家媒体公司，包括新闻媒体、出版媒体以及传播媒体纷纷被迫以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为主。此外政府官员六四事件结束后也开始编写有关事件的白皮书，并且以政府的角度来观看事件的发展；而之后由匿名者聘请公共议题（PublicAffairs）于2001年1月所出版的《天安门文件》，则声称其内容有一部分便是从这份机密资料加以引用[274]。

经济改革

1989年时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正好满10年，然而在六四事件发生过后外界陆续关关注中国政府是否会针对经济改革的速度减缓。原因在于随着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势力减弱后，取得政治权力的保守派认为抗议行动的原因之一便是改革速度过于躁进。例如当时李鹏主张把每年经济成长降低到大约6%左右，而保守派的32名资深党员甚至建议邓小平取消所有经济特区的设置。当时作为改革开放策划者的邓小平其影响力渐趋减弱，仍不断否决试图保留社会主义的保守派看法[275]。虽然过去曾与邓小平一同展开经济改革的赵紫阳已经被迫远离政治核心，邓小平认为不应该因此就放弃中国经济成长的改革机会。然而在不断增长的保守派压力之下，邓小平也逐渐无法掌握政府的方针走向[276]。

在许多保守派省长的主张之下，中国经济改个在六四事件结束后一度暂缓。但是到了1990年代初期苏联宣告解体之后，邓小平其作为中国领导人的影响力在保守派势力中逐渐恢复，这也连带着使得他所主张的经济改革方针再次重新启动。1992年时，邓小平前往深圳、广东、珠海以及长江三角州一带进行考察，并再度表明继续维持经济改革的方向。在这次考察之中邓小平也批评保守派当权后强硬推行错误政策，并且坚持以企业和其他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政策才是中国之后的走向[276]。

邓小平南巡后成功促进了中国国内的经济改革进程和社会发展，当年中国国内生产毛额增长便达到最高数字12.8％之谱，并且在此以后不断保持这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速度。这使的原本作为政治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最终决定支持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并且在之后不断坚持这一方针并就中国经济上取得突出的进展。同时邓小平也把胡耀邦和赵紫阳之所以失败并下台的原因归究在政治上的“犯错”，而非他们加速经济成长的方法，这使得到了今日中国大致上仍保持着经济开放、政治保守的格局。

香港反应

于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所举办的六四20周年烛光晚会活动，摄于2009年6月4日晚间[277]。

位在中国一旁的香港社会在六四事件发生之后给予极大的关注，一方面香港的新闻媒体纷纷播放北京市的情况，另一方面陆续有许多市民捐款给示威学。对于中国各省市学生对于中国政府所提出的政治改革诉求许多香港居民对此感到欢迎，认为这是中国在1978年经济改革开放之后所接继展开的政治变革，而其所发起的自由民主风气也能够成为香港安稳移交主权的进程之一。香港民间也发起了一场超过100万名香港市民参与的游行活动，以支持包括北京等地的学生示威运动能够达成目标，而这也是香港自从开埠以来最大规模的政治活动。

然而当中国政府于6月3日晚间到6月4日凌晨派遣部队驱离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时，香港社会纷纷透过自家媒体记者以及其他海外新闻媒体得知这件消息。另外由于先前香港也开放电视台播放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这使得香港市民也自新闻联播等官方节目得知中国政府对于此事件的态度。许多香港居民认为中国政府派遣部队清场的举动违背之前所许下的承诺，并且对于1997年回归中国管理后将采取的一国两制作法感到恐惧，这也导致香港社会普遍弥漫着失落状态，甚至开始对于中国共产党抱有着否定态度。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当时香港群众认为在北京持续进行的抗议活动不断就政治问题发表改革意见，而这俨然就是中国境内有关自由与民主的象征，然而中国政府派遣军队的作法使得许多香港市民对之后中国的统治失去信任感。

六四事件的爆发也让许多原本倾向支持移交主权给予中国政府的政界人士，纷纷开始公然提出反对与中国合并的想法。例如过去强烈支持中国政府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席司徒华便在这之后成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人物，而由香港各大专院校所组成的香港专上学生联会也改变其亲近中共政权的政治倾向，另外今日作为香港主要政党民主党前身的香港民主同盟也在这时宣告成立。而香港政府对于六四事件也作出了因应，香港总督彭定康开始强化香港立法会的人数规模以及职权责任，但这种种的举动也导致香港之后不断与中国政府发生不少摩擦与冲突。对之后香港主权移交后的生活许多香港居民也开始对此感到不确定性，这导致香港当地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潮状况，许多香港市民纷纷移民到包括加拿大与澳洲等西方国家居住；而根据统计六四事件发生后数年之中，平均每年便有将近5万多人陆陆续续移民到海外居住，而在这段期间香港市民前往中国旅游的意愿也大为减少。

1990年6月4日时，数万名香港市民首次一同聚集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维园六四烛光晚会活动；之后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国后这项活动仍然每年都会举办，而参与的烛光晚会人数平均仍然有将近10万人左右。到了今日六四事件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香港仍然是一个敏感话题，许多有关六四事件的举动或者联想都会引起社会上的众多舆论以及讨论。例如在2009年香港亚洲电视首次播放中央电视台节目春节联欢晚会时，这项举动便惹来了部分香港市民的强烈批评。另外1997年5月21日由立法局议员司徒华提出了“八九民运六四事件必须平反”的议案，并且以29票对1票大比数落差通过[278]。而自1998年主权移交给中国后，每年6月4日泛民主派议员都会于香港立法会提出动议来要求平反六四，但是辩论议案时多数亲共议员便会离席回避，尽管实际投下的支持票数均多于反对加弃权的票数，但在“分组点票”的制度之下使得这项议案连续13年遭到否决[279]。

国际形象

六四事件发生后不但没有让中国政治环境更加民主自由，反而让中国国内改由反对改革开放的保守势力掌权，这对稍后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否要继续进行面临着极大的危机。同时动用武力清场的行为使得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威严还是形象上都跌入谷底，同时对于许多西方国家而言中国政府在六四事件期间的作法感到反感，而这也严重损害到了中国在国际的声誉。一方面西方世界纷纷将自己投资于中国的大批外资撤走，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境内寻求政治庇护和移民者往往也给予宽容处理[120]。

来自中国境内拍摄的镇压示威活动的照片在海外媒体播导之下，渐渐于西方世界形成一股强烈抗议中国政府的想法，而这也导致之后20年之中西方国家仍然对中国采取排斥政策[280]。在这之中又以王维林试图阻挡坦克车队的画面更加受到许多社会与新闻媒体的关注，甚至在西方社会之中成为一个群众反对专制政权的“无名反抗者”象征。西方社会普遍对于中国学生的抗议行动有着相当程度上的同情，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过去不断将自身塑造一个进行现代化改革的国家，另一方面六四事件之前西方国家多把中国作为反对苏联扩张的盟友，然而中国政府派遣军队清场的作法使得西方社会体认到中国仍采所谓的威权主义。其中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的调查结果，1989年3月时有将近72％的美国民众对中国政府抱持着好感；但是到了同年6月根据《洛杉矶时报》的调查表示，有将近78％的美国民众对中国政府处理六四事件的方式感到不满[281]。也因此美国蓝队便经常引述中国政府对抗议活动的作法反对与中国大陆的贸易自由化，同时认为中国大陆无论是对于世界的和平还是有关美国本身的利益都是一个重要威胁[282]。

而在六四事件爆发后，中国经济在国际社会纷纷决定展开制才的情况下产生严重影响。首先中国的海外贷款纷纷被世界银行集团、亚洲开发银行和外国政府所中止，同时中国的旅游收入过去22亿美元降至18亿美元之谱[283]。许多外国政府纷纷将直接投资中国经济的承诺取消，并且开始针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的政策。这些反而促此中国在1986年时期国防开支比例大约有8.6％，到了1990年时被迫将国防开支比例提高到中国经济的15.5％，这也扭转了过去10年以来国防经费开支比例减少的情况[284]。面对各国政府对于中国的处理态度，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1992年1月31日参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会议时表示针对中国所实施的经济制裁和武器禁运方针，严重违反中国自身的国家主权[285]。

另一方面海外中国学生在得知天安门广场发起示威抗议活动后，开始陆续于互联网上架设《华夏文摘》以及组织非政府组织中国支持网络（China Support Network）以提供相关的新闻服务。而随着中国政府派遣部队强制撤离天安门广场的示威群众后，于海外的中国学生以及知识分子陆陆续续成立了中国民主联盟（China Alliance for Democracy）与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然而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这些组织仍然只拥有极为有限的政治影响力。

影响

事件定调

一名于天安门广场戒备着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上等兵，其后便是天安门城楼上所挂着的毛泽东肖像[286]。

中国政府多次修订有关六四事件的说法，其中在最早于4月26日在《人民日报》所发表的社论中称学生运动为“社会动乱”，而当北京戒严指挥部准备实施清场作业时则将示威活动形容为“反革命暴乱”，之后更直接将先前的示威活动定调为“动乱”。而到了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干部时，则将学生与群众所发起的示威活动称为“严重的政治风波”，之后中共领导阶层则统一将所有指称当天冲突的名称更改为更加中性的“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又或者是“80年代末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来形容，借由字词转换的方式逐步降低六四事件对社会的影响力[16][17]。然而自从六四事件发生之后，不满中国官方对事件评价并且低调处理的群众则纷纷要求政府应该“平反六四”；而中国党政领导人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上面对海外媒体对平反问题的质询，但是中国官方的回复对于六四事件当时学生与群众发起示威活动的作法始终没有正面评价。

就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立场而言，认为六四事件期间中国政府派遣武力清场是有其必要性，因为只有这般作法能够从新控制广场安宁并且防范其他“政治干预”[287]，同时这也是确保稳定经济发展的成功而必须如此执行的[288]。包括之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中共领导人在外国记者提出这类问题时，也都会不断重申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看法[289]。基本上中国共产党通常会允许在合同自己看法情况下，稍微提到有关六四事件的经过。例如中共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在其官方网站人民网上，便以“1989年政治风波”为标题针对六四事件作简要描述[290]。而在中国各高等院校必修的政治课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对于六四事件也有较为简略的描述[291][292]。在严格的媒体管制配合下，中国政府也在国内不断宣传六四事件为外国势力混入学生运动所导致的结果，而其目的便是希望能够借由群众的热情与少数中国的政治人物来推翻共产党所掌权的政府，进而建立另一个顺从于西方社会的中国政府。对于中国政府的处理态度也有一定群众表示支持，除了许多过去曾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人士多反对学生当时再次发起示威活动外，在苏联解体后也有部分群众认为如果政府不加以平定的话中国社会也有可能瓦解[74][293]。今日在许多讨论之中也有一定数量的人支持政府“稳定压倒一切”的观点，并且批评当时逐渐走向激进作法的学生活动只会令中国社会更加不稳[294][295]。

但尽管中国政府对于与六四事件相关的论述只允许与自己观点相符才能够公布，并且有关当局也会严格监管有关六四事件的讨论，然而对于六四事件的相关消息中国政府仍然采淡化处理的方式。例如2005年赵紫阳逝世时在官方新闻稿上便只提到赵紫阳犯下政治过失，另外每年6月4日前后在天安门广场上亦会加派警力戒备着，甚至对于六四事件伤亡者家属的悼念行动也往往会有所干预[296]。而在2009年6月4日的六四事件二十周年期间，中国政府便派遣许多相关机关在天安门广场周边巡逻以加强安全性。除了穿着制服的公安机关以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成员外，同时也有数百多名便衣人员同样在天安门广场警戒着[297]。各家新闻媒体除了被禁止进入广场拍摄之外，并且对于是否有相关的抗议活动举办严加注意著[297]，同时公安机关也开始短暂拘留仍企图于广场进行拍摄或者曾采访不同意见者的新闻记者[298]。到了6月4日当天中国政府也加紧对异议人士的控制[299]，除了将中国持有不同意见者的社交网站封闭外，部分部落格提供者也拒绝用户上载名称中带有“64”或者“89”等图片文件，甚至也陆续在这些人士的住宅安排警方戒护着[300][301]。

事后补偿

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暨领导者丁子霖。

六四事件发生后多年以来，一些中国群众便不断要求政府重新评估抗议行动的评价并向事件中丧生亲人的家属给予赔偿。例如在天安门母亲运动之中便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给予正面评价、向事件期间的死者家属与伤者给予赔偿、平反示威运动参与者的声誉以及归还示威运动于中国或者海外所筹到的募款金额[288]，其他还有要求政府重新调查事件经过、释放仍然被拘捕的示威人士、厘清六四事件的责任并向公众道歉等[302]。另外也不断有人不理会中国政府的限制，尝试透过各种管道来表达自己对六四事件的看法。例如最早公布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已经于中国造成严重疫情的蒋彦永便在2004年上书人民代表大会要求“正名”六四事件，从而被中国政府加以软禁且持续监视着[303]。而曾经担任解放军士兵并参与军事镇压的张世军则是发表了公开信给国家主席胡锦涛，期望政府能够就六四事件重新评估其历史价值，然而随后他便在自己的家中遭到逮捕[304]。

尽管中国政府从未正式承认在六四事件期间有任何不法行为，但在2006年4月在中国政府宣传之下首次接受了有关六四事件期间死去亲人的家属申诉，由在四川死亡的周国聪母亲唐德英获得了政府所发放的“困难补助”[305]。周国聪是在1989年6月6日时遭到警方送往成都市当地监狱关押著，因为拒绝写下悔过书而在当天被殴打致死。根据报导指出，中国政府总共赔偿了将近70,000元人民币[306]。中国政府的这项举动受到一部分支持对六四事件伤亡者家属进行赔偿者的欢迎，然而另外有一些人则认为这只不过是中共为了维持社会稳定所作的措施，并且不认为这件事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其官方立场正在改变着[307]。

政治环境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腐败案件列表

由于六四事件之中学生所要求的除了政治上的民主改革外，同时也要求中国政府解决官员贪污的问题，这使得事件结束后中国共产也开始制定相关的规定来阻止贪腐风气。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随即宣布了“七项原则”，随后2年也依据官员各种特权制定不同条例来加以限制。但尽管这些防范措施往往能够喝止一部分官员犯案，但由于这些条例都是由中国共产党自行订定并监督，这使得在一定程度上并无法作到完全公正且全面性的阻止。到了今日中国官员贪污的情况依然存在着，而常见的贪污方式包括有贿赂、挪用公款、后门交易、裙带关系以及统计数据作假等等。而近年来许多贪污官员也在任职期间将自己的家属安排移民到美国、加拿大与澳洲等国，之后便把自己贪污款项改以家属合法收入或者海外投资等名义转往海外储存着[308]。

而在六四事件结束后另一个改变则是尽管政府对于各个机关的管理仍然十分严格，但是中国政府也在一些地方失去过去地权威。例如在1992年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讨论是否建造长江三峡工程时，尽管建造方案得到包括李鹏在内的多名资深干部支持，但是在人民代表大会2,588名会议成员投票时赞成票仅有68.27%（共1767票），而有177人选择投反对票、644人则是投下废票，这一情况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立以来首次出现。而在2001年2月14日，辽宁省沈阳市人民代表大会甚至否决了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0年的工作报告，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首次的案例[309]。另外六四事件结束后尽管政府强化群众的思想管制，但是陆续有几个地区在选举地方干部时不再支持中共指定得候选人，反而自行选出更受到居民欢迎的代表人物，而一些少数农村也开始实行由村民直接选举地方领导人的作法。

自由管制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物审查制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审查
中文维基百科便曾经多次因为中国政府的网络审查的缘故，使得位在中国大陆的使用者无法浏览。图片为中文维基百科在2005年10月被中国政府封锁后，在首页欢迎语上方加入网页遭到封锁的告示。

在绝大部分情况之下，中国共产党禁止民众讨论有关六四事件的经过，新闻媒体也不得任意刊载相关的内容，而为了彻底防范中国政府也采取种种措施以及检查制度来进行管理[310]。其中教科书几乎没有任何相关的讯息，内容所提到的也多是以中共官方的观点编写而成[311]。而在六四事件结束以后，政府官员也开始大规模查禁具有争议性内容的电影和书籍，同时也强制许多报纸出版社关闭。在六四事件结束后1年内，中国便有将近12%的报纸、13%的社会科学期刊以及150部电影纷纷被政府当局取缔，还有将近8%的出版公司也因而被迫关闭歇业，此外政府还宣布他们已经查获32万本的违规的书籍刊物和240万片违禁的影像记录[312]。而到了今日政府对于新闻媒体以及出版业者的限制仍未解除，例如2007年6月4日，《成都晚报》便不小心错误刊登与六四事件相关的广告，导致该报社1名副总编辑、2名编辑以及4名工作职员全部遭到解雇[313]；另外在2008年7月24日，《新京报》因为不慎刊登了一张六四事件的照片而被迫将市面上所有流通的报纸全面回收。 《新京报》刊登了一张六四事件照片遭下令在市面全面回收[314][315]。另外有些时候对于相关的纪念活动也会借由修改内容的方式稍微带过，例如2008年央视网体育频道在介绍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时，则是将其描述为香港市民为悼念汶川大地震死伤者所举办的[316]。

同时政府也借由资源分配的方式来胁迫新闻媒体以及互联网业者合作，并透过检查员的制度来阻止与六四事件相关的内容发表[300]。其中如果搜寻“六四”、“6月4日”或者是“天安门广场”等关键字时将会跳转到其他已受审查的网页，而如果是要直接前往如“中国海外民主运动”或者是已知有特定关键字而被禁止浏览的网站时，也会遭到有关当局的封锁或者干扰[311][317]。然而实际上中国政府对于网站的审查标准往往并不一致，许多网站在这几年之间便曾经多次被有关当局封锁、解封然后又被重新封锁，这包括有YouTube、维基百科和Flickr等网站。此外这项政策与使用外国语言的网站相比，采用中文的网站内容在审查上更加的严格许多；但这也意味着包括如谷歌中国或者是雅虎中国版等中文网站往往会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同样也必须配合遮蔽有关六四事件以及其他政治敏感字词的网页搜寻。比较特别的是Google在2006年1月时同意配合中国政府的审查制度，在其搜寻结果之中删除拥有较为“敏感”内容或者其他有关当局指定的中国大陆网站[318]，然而在2010年1月Google决定不再配合相关的网络审查规定[319]。

为了能够因应中国政府的互联网审查制度，并且在避免触动防火长城的情况下继续于搜索引擎和公众论坛上搜寻相关资料，网络浏览者往往也会使用包括罗马数字VIIV（VIIV=64）、8平方（）以及5月35日（5月31日+4天=6月4日）等名称来称呼六四事件[14][15]。

社会影响

File:Anti-American Protests Liu Kai c3.jpg
1999年在美国空军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群众于北京市发起了大规模的反美抗议活动。

自从1989年以来，有关六四事件中中国政府派遣部队清场的公众印象已渐渐消逝。许多过去曾经历抗议活动的中国民众在政府干预之下多选择保持沉默，且不愿发表任何与六四事件有关的意见[320]，这使得如丁子霖领导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变成了少数仍坚持提及六四事件的团体[317]。然而中国政府在六四事件后也陆陆续续调整社会的意识形态，借由加速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尝试改变先前民众倾向西方民主的想法，强调在社会主义掌控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更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321]。同时政府也要求所有学术参考资料必须以政府所发表的版本一致，甚至在原先使用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并无任何有关六四事件的描述[287]，而在修订版本之中则只是以政府的观点为基础简略提到[322]。这也使得普遍许多中国八零后年轻人不知道六四事件的发生，包括王维林阻挡坦克这类象征符号或者是6月4日日期本身的含意都并不知悉，但仍然有一些人只因为文章中出现“六四”或者是“64”等相关数字而受到牵连[323]。劳伯·吉福德（Rob Gifford）便作了结论指出中国本身仍处于“中国朝代”的概念，同时也被2,000多年以来的中国历代思想结构的影响；而为了避免群众对于中国政治制度提出质疑，因此政府便尽可能永远阻止人们“独立思考”。吉福德也提到19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们已经接受了“近乎完美的非政治化”影响，而早先的知识分子也不再专注于政治改革，而将自己心思完全专注在经济改革上[324]。

六四事件后中国开始调整一系列应付群众运动的办法，一方面中国政府陆续借由支持民族主义的示威活动来让中国民众不满的情绪得以发泄[325]。其中1993年中国申办200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时输给澳洲，中国政府在借由新闻媒体协助下将其国内民众不满的情绪转化成为民族主义使用，并且之后在之后发起各式各样国际议题的抗议活动来让民众宣泄不满。例如1999年北约部队炸毁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北京市发起了自六四事件后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然而中国政府在这次不满美国轰炸的抗议行动中仅沿路派遣警方来维持秩序[326]。而在2005年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引发争议之后，中国各地也陆陆续续发起大规模反日游行活动，而中国政府同样是以派遣警察维护秩序的方式处理。尽管中国官方声称这些游行皆是抱持爱国主义的群众所发起的[327]，然而许多人则质疑中国政府借由民族主义的情绪来发起游行活动[328]。

但是另一方面，一直到了今日中国政府仍然未正式解除有关示威活动的限制，而实际上自1989年以后真正由民间发起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已经不再出现。同时中国政府也体认到在六四事件发生当时，无论是中国解放军或者是北京市警方都缺乏如橡胶子弹（Rubber bullet）和催泪弹等足够的防暴装备。为了能够应付之后类似六四事件的抗议行动，中国各个城市的警方开始进行有关的镇暴训练，同时也陆陆续续为各地警方购买非致命武器（Non-lethal weapon）作为装备使用。除了为了因应抗议行动使得中国政府开始增加内部安全方面的开支外，同时中国政府也扩大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权限来让武警部队也能即时布署在各个城市来处理示威行动。种种的防范措施使得示威活动在中国大陆已经较为少见，而如同六四事件一般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示威活活动更是不再出现。相反的在中国各地则时常发生所谓“群体事件”，并且在少数案例中造成严重的冲突。但是这些事件往往也不会受到正式报导，而少数以被曝光的讯息则往往被各级政府机关限制着。不过在社会舆论以及互联网的发展之下，也有少数如同石首事件、乌坎事件等获得许多群众的关注。

武器禁运

主条目：中欧关系和欧盟对中国武器禁运
包括台风战斗机等欧洲制军事装备受到武器禁令的限制，皆无法出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照片的台风战斗机摄于2007年9月15日。

欧盟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美国在得知中国政府以武力镇压于天安门广场抗议的示威群众，陆陆续续禁止自家制造公司向中国销售或者输入武器或者高科技设备[120][282]。甚至法国政府除了禁止向中国贩售武器之外，同时也开始与中华民国接洽并且出售数项武器装备，这也使得中国与法国两国的关系一度因而陷入低潮[329]。面对这项决定中国政府一直呼吁两者解除实施多年的武器禁令，并且成功获得部分欧盟成员国家的支持。自2004年以来中国多次将武器禁运政策形容是一项“过时”的方针，同时也严重损害到中国和欧盟之间友好关系。2004年年初时，法国总统雅各·希拉克便开始在欧盟成员国之间提出有关解除向中国贩售武器的提案，同时也获得了德国总理格哈特·施罗德的支持。然而中国于2005年3月通过了有关中国大陆与台湾关系《反分裂国家法》，借由法律制定的方式来强化自身国家统一主张的合法性，但在这般紧张局势之下使得数个欧洲理事会国家再度强调支持继续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之后施罗德的继任者安格拉·梅克尔在当选成为德国总理后，再次反对欧盟解除向中国开放武器销售的禁令。此外美国国会则提到如果欧盟解除禁令的话，美国将会强化有关军事技术转移到欧盟各国的限制。2005年7月在英国成为欧洲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家后，英国政府也表示反对武器开放销售的想法。而之后当选成为欧盟委员会主席（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的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则是批评中国的人权纪录，并且表示欧盟不会随意的解除对中国的禁令[330]。

另一方面，欧洲议会则是坚持反对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的提案。其中虽然每次提案地反对理由多是注明没有必要解除禁令，但是许多​​人认为欧洲议会的决定其实是更加反应了来自欧洲各地居民的想法。面对欧洲议会多次反对解除任何有关中国武器禁运的提案，欧洲联盟到了今日仍然对中国政府实施武器禁运的方针，这使得中国只能够向其他各国寻求军事硬件的供应。其中尽管过去中国与苏联一度处于分裂的紧张关系，但是中国仍然过去东方集团国家中购买武器装备，并以此为基础加以研发。其他曾愿意供应武器装备给中国的国家还包括有以色列和南非，但是在美国的压力也渐渐停止了这类军事合作关系[331]。

联合国报告

2008年11月3日到11月21日这段期间，禁止酷刑委员会举办了第四十一次会议，并开始审议各个会员国就《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第19条规定部分所提交的报告进行审议。然而禁止酷刑委员会认为中国政府在处理六四运动期间参与示威群众的方式感到担忧，其中委员会还特别注意到尽管有许多六四事件的相关亲属不断提到亲人“在1989年6月4日于北京镇压行动中遭到杀害、逮捕或者失踪”，但是中国政府在针对这一部分的调查内容则十分缺乏[332]。禁止酷刑委员会也表示中国被没有向家属通知有关他们参与示威活动的亲属下落，同时更让他们感到遗憾的是关于过度使用武力这方面，并没有任何人接受“任何行政或者刑事责任的处分”[332]。为此禁止酷刑委员会建议：

中国政府则是2009年12月针对禁止酷刑委员会的建议作出了回应，并且表示政府已经就“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完全结案[334]。中国政府表示：“过去20年来的作法已经很清楚的表明，当时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及时且果断的手段是必要且正确的。[334]”同时中国政府将六四事件形容成“民主运动”已经扭曲了事件的本质，并且认为这些意见并不符合禁止酷刑委员会的职责所在[334]。

文化

歌曲专辑

参见：六四歌曲
于香港举办的六四事件十八周年烛光晚会中点燃的烛火。

影片节目

1989年汤姆·布洛考（Tom Brokaw）则在自己主持的黄金时段上，将天安门广场的示威活动与柏林墙倒塌同样列为当年度世界最重要的人权事件之一。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新闻主播姬娜·菲利普（Kyra Phillips）在2006年3月评论2006年法国青年抗议（2006 youth protests in France）时将其与六四事件的抗议行动相比，并表示：“这把人带回到过去天安门广场的回忆，当年我们看见这些积极分子站在坦克面前。[335]”但是后来调查证实法国抗议行动中并没有人遭到枪及，这使得担任有线电视新闻网顾问的克里斯·伯恩斯（Chris Burns）向法国外交部部长菲利普·道斯特·布拉齐表示对于菲利普的意见感到“遗憾”，而有线电视新闻网也会对其纪律展开处分[336]。

1995年时，韩倞则以六四事件为题材制作出纪录片《天安门》。2006年4月时公共电视网所制作的系列影片《前线》中，则在“坦克人”（The Tank Man）该集影片中重新检视有关六四事件的角色，并且认为六四事件并不只是意味着中国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2009年6月3日，英国广播公司则播出了纪录片《重返天安门》（Kate Adie returns to Tiananmen），内容则是记者凯特·埃迪（Kate Adie）重新前往中国访问，并且回顾在1989年其所目睹的六四事件样貌[337]。

查禁书籍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被禁出版物列表

其他作品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被禁影视作品列表

受到六四事件的影响所创作的油画作品《处决》，在2007年拍卖时成为中国最昂贵的当代艺术作品。1992年时，由李国豪主演的电影《龙霸天下》（Rapid Fire）首次描绘了六四事件的部分内容，在电影中李国豪扮演一个在六四事件期间死亡的美国政府雇员儿子。而到了2006年时，由娄烨担任导演拍摄的《颐和园》也提及了六四事件，并且有数个影像皆是在实际的北京街道上拍摄。然而该片在中国大陆遭到禁止公开上映，表面上是因为电影尚未经过审核，然而实际上也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内容涉及到六四事件[338]。2006年9月1日，担任导演的娄烨和制片人耐安被电影局规定5年内不得拍片[339]。

参见

注释

  1. ^ 1.0 1.1 1.2 爱德华·提波雷克（Edward Timperlake）和威廉·崔普雷二世（William C. Triplett II）. Red Dragon Rising: Communist China's Military Threat to America. 美国华盛顿: Regnery Publishing. 1999年10月1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ISBN 978-0895262585 （英文）. 
  2. ^ 2.0 2.1 2.2 2.3 How Many Really Died? Tiananmen Square Fatalities. 《时代》. 1990年6月4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3. ^ 3.0 3.1 表一、北京十三家医院伤亡统计. 六四档案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4. ^ 4.0 4.1 4.2 4.3 六四死难者名单. 六四档案. 2006年6月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5. ^ 5.0 5.1 美国国会. Sino-American relations: one year after the massacre at Tiananmen Square. 美国华盛顿: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1年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6. ^ 6.0 6.1 6.2 6.3 6.4 陈希同. 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89年6月30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7. ^ LAI Ryanne. 大学生. Flickr. 2010年6月4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8. ^ 「六四屠殺非事實」蔡衍明屢失言. 纵览中国 摘自苹果日报. 2012年04月11日 [2012-10-12] （繁体中文）. 
  9. ^ 六四屠城　美国密件曝光　长安街凌晨两度大杀戮. 苹果日报. [2012-10-12] （简体中文）. 
  10. ^ 参加六四镇压的第64集团军部分官兵名单. 吴仁华－博讯网. [2012-10-12] （简体中文）. 
  11. ^ 廖亦武, 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死故事, 允晨文化, 2012
  12. ^ China Perspectives. French Centre on Contemporary China. 2009 [31 January 2013]. 
  13. ^ VIIV宣言. Youtube. [2012-10-12] （英文）. 
  14. ^ 14.0 14.1 席佳琳. 今天是5月35日. FT中文网. 2009年6月4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15. ^ 15.0 15.1 法新社. China tightens information controls for Tiananmen anniversary. 《时代》（The Age）. 2009年6月4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16. ^ 16.0 16.1 16.2 傅高义.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美国剑桥: 哈佛大学出版社. 2011年9月26日: 第634页 [2012年2月28日查阅]. ISBN 978-0674055445 （英文）. 
  17. ^ 17.0 17.1 社论. The day China trampled on freedom. 《时代》（The Age）. 2009年5月30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18. ^ 18.0 18.1 18.2 James A.R. Miles. The Legacy of Tiananmen: China in Disarray. 美国安娜堡: 密歇根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年6月1日. ISBN 978-0472084517 （英文）. 
  19. ^ 19.0 19.1 19.2 赵鼎新. 《天安門的力量：國家-社會關係和1989北京學生運動》（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美国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年4月1日: 第127页. ISBN 978-0226982618 （英文）.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
  20. ^ 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 Chinese Milton. 美国纽约: 《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 1988年12月9日: 第41页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21. ^ 21.0 21.1 21.2 21.3 傅高义.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美国剑桥: 哈佛大学出版社. 2011年9月26日: 第600页至第601页 [2012年2月28日查阅]. ISBN 978-0674055445 （英文）. 
  22. ^ 22.0 22.1 任诠. 任诠：民运的历史背景——纪念八九民运15周年. 博讯. 2004年6月12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23. ^ 23.0 23.1 刘蔚. 刘蔚：唤醒国人之16—八九民运的被镇压不应成为中国人摆脱共产党统治的障碍. 博讯. 2007年3月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24. ^ 史景迁. 《追寻现代中国》. 台湾万华: 时报文化. 2001年: 第1,013页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25. ^ 汪晖、西奥多·赫特斯（Theodore Huters）和瑞贝卡·卡尔（Rebecca E. Karl）. China's New Order: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ransition. 美国剑桥: 哈佛大学出版社. 2006年4月30日: 第54页. ISBN 978-0674021112 （英文）. 
  26. ^ 赵鼎新. 《天安門的力量：國家-社會關係和1989北京學生運動》（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美国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年4月1日: 第81页. ISBN 978-0226982618 （英文）.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
  27. ^ 27.0 27.1 赵鼎新. 《天安門的力量：國家-社會關係和1989北京學生運動》（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美国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年4月1日: 第82页. ISBN 978-0226982618 （英文）.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
  28. ^ 赵鼎新. 《天安門的力量：國家-社會關係和1989北京學生運動》（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美国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年4月1日: 第84页. ISBN 978-0226982618 （英文）.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
  29. ^ 赵鼎新. 《天安門的力量：國家-社會關係和1989北京學生運動》（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美国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年4月1日: 第89页. ISBN 978-0226982618 （英文）.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
  30. ^ 赵鼎新. 《天安門的力量：國家-社會關係和1989北京學生運動》（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美国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年4月1日: 第137页. ISBN 978-0226982618 （英文）.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
  31. ^ 31.0 31.1 史景迁. 《追寻现代中国》. 台湾万华: 时报文化. 2001年: 第1,014页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32. ^ 32.0 32.1 汪晖、西奥多·赫特斯（Theodore Huters）和瑞贝卡·卡尔（Rebecca E. Karl）. China's New Order: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ransition. 美国剑桥: 哈佛大学出版社. 2006年4月30日: 第57页. ISBN 978-0674021112 （英文）. 
  33. ^ 龚云.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人民网. 2009年10月29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34. ^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独立电视服务（Independent Television Service）.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Long Bow Group Inc.. 1995年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35. ^ 刘霞、胡平和廖天琪. 《劉曉波文集》. 中国香港: 新世纪出版社. 2010年12月. ISBN 978-9881943040.  （繁体中文）
  36. ^ 王逸舟. 试析国际政治学的美国重心. 人民网. 2006年5月30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37. ^ 37.0 37.1 Eddie Cheng. Standoff at Tiananmen. Sensys Corp. 2009年3月16日: 第33页 [2012年2月28日查阅]. ISBN 978-0982320303 （英文）. 
  38. ^ 汪晖、西奥多·赫特斯（Theodore Huters）和瑞贝卡·卡尔（Rebecca E. Karl）. China's New Order: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in Transition. 美国剑桥: 哈佛大学出版社. 2006年4月30日: 第56页至第75页. ISBN 978-0674021112 （英文）. 
  39. ^ 39.0 39.1 张良. 中国“六四”真相──June Fourth: The True Story（第65页）. 六四档案. 2001年4月1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40. ^ 1987年1月. 中国网. 2004年8月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41. ^ 郭罗基. 共产党违法案纪实. 《民主通讯》和《民主论坛》. 民主亚洲基金会. 2005年5月1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42. ^ 郝怀明. 1986年胡耀邦亲自抓精神文明建设始末. 改革开放30年. 2005年9月2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43. ^ 肇阳. 最后的传奇:胡耀邦生前最后的西装留影. 北京文网. 2008年8月19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44. ^ 1989年当时为许多有关政治事件的周年纪念，包括有象征绝对君主制度瓦解的法国大革命其200周年、象征中国知识学界以及青年学生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五四运动其70周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10月1日成立以来的第40周年等。
  45. ^ 陈慧儿. 知识分子联名上书. 香港记者协会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46. ^ 史景迁.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美国纽约: 诺顿公司（W. W. Norton & Company）. 1999年12月: 第685页. ISBN 978-0393983630 （英文）. 
  47. ^ 赵鼎新. 《天安門的力量：國家-社會關係和1989北京學生運動》（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美国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年4月1日: 第138页. ISBN 978-0226982618 （英文）.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
  48. ^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一，学潮兴起. 新生网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49. ^ 赵鼎新. 《天安門的力量：國家-社會關係和1989北京學生運動》（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美国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年4月1日: 第147页. ISBN 978-0226982618 （英文）.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
  50. ^ 50.0 50.1 赵鼎新. 《天安門的力量：國家-社會關係和1989北京學生運動》（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美国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年4月1日: 第148页. ISBN 978-0226982618 （英文）.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
  51. ^ 北京大学学生筹委会. 请愿书.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1989年4月21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52. ^ 52.0 52.1 52.2 张良、林培瑞和黎安友. 《天安門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 美国纽约: 公共议题（PublicAffairs）. 2001年1月. ISBN 978-1586480127 （英文）. 
  53. ^ 这里学生所提出的7点要求主要是来自于《天安门文件》一书中，然而各界对于学生要求的内容仍有不同意见。例如曾参与静坐以及请愿活动的李进进在《我在一九八九年经历的两个历史事件》文章中提到，在他印象之中尽管前6条的基本内容仍然一致，但是第七条应该是“各个党政机关报等官方媒体应该要对于此次活动，提供学生一个公开且客观的报导。”对此《“六四”事件民间白皮书》认为这是《天安门文件》讲述人擅自对请愿内容作了修改，借此来加深学生与中国政府间的矛盾。其他意见还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出版的《惊心动魄的56天：1989年4月15日至6月9日每日纪实》，则提到学生的要求应该总计有9条，在内容上也与《天安门文件》所提到的要求略有差异。
  54. ^ 陈子华. 《浴火重生：「天安門黑手」備忘錄》. 美国纽约: 明镜出版社. 2004年. ISBN 978-1932138184 （英文）.  （中文）
  55. ^ 《“六四”事件民间白皮书》. Feiyang Bookhouse. 2009年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56. ^ "六•四"事件民间白皮书（一）. 看中国. 2009年5月1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57.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惊心动魄的56天：1989年4月15日至6月9日每日纪实》. 中国北京: 中国大地出版社. 1989年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58.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至六月九日每日纪实（第18页）. 六四档案. 1990年6月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59. ^ 韩倞. 第二章：胡耀邦逝世和运动的开始阶段. 《天安门》. 1995年9月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60. ^ 60.0 60.1 张良. 中国“六四”真相──June Fourth: The True Story（第135页）. 六四档案. 2001年4月1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61. ^ 罗绮萍. 冲击新华门. 香港记者协会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62. ^ 赵鼎新. 《天安門的力量：國家-社會關係和1989北京學生運動》（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美国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年4月1日: 第149页. ISBN 978-0226982618 （英文）.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
  63. ^ 朱永磊. 刘晓波其人其事. 新华网. 2010年10月26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64. ^ Andrew G. Walder和Gong Xiaoxia. WORKERS IN THE TIANANMEN PROTESTS: THE POLITICS OF THE BEIJING WORKERS' AUTONOMOUS FEDERATION.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93年1月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65.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至六月九日每日纪实（第26页）. 六四档案. 1990年6月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66. ^ 数百人围聚新华门前制造事端 北京市发布通告警告蓄意闹事者. 《人民日报》. 1989年4月21日: (1版)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67. ^ 67.0 67.1 封从德. 《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 中国香港: 晨钟书局. 2009年5月: 第117页至第129页. ISBN 978-9881780485.  （繁体中文）
  68. ^ 张良. 中国“六四”真相──June Fourth: The True Story（第147页）. 六四档案. 2001年4月1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69. ^ 赵鼎新. 《天安門的力量：國家-社會關係和1989北京學生運動》（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美国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年4月1日: 第152页至第153页. ISBN 978-0226982618 （英文）.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
  70. ^ 70.0 70.1 70.2 70.3 70.4 李鹏. 《李鵬六四日記》. 澳亚出版有​​限公司. 2010年. ISBN 978-1921815003.  参数|publisher=值左起第6位存在零宽空格 (帮助); （繁体中文）
  71. ^ 71.0 71.1 赵鼎新. 《天安門的力量：國家-社會關係和1989北京學生運動》（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美国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年4月1日: 第153页. ISBN 978-0226982618 （英文）.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
  72. ^ 张结凤. 他们跪下了. 香港记者协会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73. ^ 张良. 中国“六四”真相──June Fourth: The True Story（第165页）. 六四档案. 2001年4月1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74. ^ 74.0 74.1 黄子娟. 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 人民网. 2008年6月27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75. ^ 赵鼎新. 《天安門的力量：國家-社會關係和1989北京學生運動》（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美国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年4月1日: 第154页. ISBN 978-0226982618 （英文）.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
  76. ^ 吴兴华. 长沙一些不法分子抢砸商店 公安干警武警战士果断出击控制了局势 犯罪分子和重大嫌疑人员已被带离现场. 《人民日报》. 1989年4月24日: (1版)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77.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至六月九日每日纪实（第34页）. 六四档案. 1990年6月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78. ^ 吾尔开希. 《天安门 1989年》. 台湾信义: 联经出版. 2009年5月27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79. ^ 79.0 79.1 赵紫阳和鲍彤. 《改革歷程》（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 美国纽约: Simon & Schuster. 2009年5月19日. ISBN 978-1439149386 （英文）.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
  80. ^ Alan PL Liu. Aspects of Beijing's Crisis Management: The Tiananmen Square Demonstration. 美国柏克莱: 《亚洲综览》（Asian Survey）. 1990年5月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81. ^ 张良. 中国“六四”真相──June Fourth: The True Story（第189页）. 六四档案. 2001年4月1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82. ^ Kate Wright. the Political Fortunes of the World Economic Herald.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90年: 第121页至第132页 [2012年2月28日查阅]（英文）.
  83. ^ 还原《江泽民传》被删部分(五)江泽民六四前软禁万里. 博讯. 2005年3月8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84. ^ 84.0 84.1 黛博拉·戴维斯（Deborah Davis）. Chinese Society on the Eve of Tiananmen: The Impact of Reform. 美国剑桥: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90年12月: 第603页至第606页 [2012年2月28日查阅]. ISBN 978-0674125353 （英文）. 
  85. ^ 85.0 85.1 85.2 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1989年）. 新华网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86. ^ 86.0 86.1 86.2 86.3 86.4 二，“四二六”社论. 新生网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87. ^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88. ^ 88.0 88.1 赵鼎新. 《天安門的力量：國家-社會關係和1989北京學生運動》（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美国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年4月1日: 第155页. ISBN 978-0226982618 （英文）.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
  89. ^ 回顾与反思（第27页）. 六四档案. 1993年6月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90. ^ 组图： 六.四 20年前的惨痛回忆. 《大纪元时报》. 2009年6月3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91. ^ 赵紫阳和鲍彤. 《改革歷程》（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 美国纽约: Simon & Schuster. 2009年5月19日: 第31页. ISBN 978-1439149386.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中文）
  92. ^ 陈小雅. 八九民运史（第152页）. 六四档案. 1996年6月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93. ^ 陈小雅. 八九民运史（第169页）. 六四档案. 1996年6月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94. ^ 赵鼎新. 《天安門的力量：國家-社會關係和1989北京學生運動》（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美国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年4月1日: 第157页. ISBN 978-0226982618 （英文）.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
  95. ^ 政府部门负责人同首都高校学生的座谈对话录音. 中国北京: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989年4月30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96. ^ 赵鼎新. 《天安門的力量：國家-社會關係和1989北京學生運動》（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美国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年4月1日: 第156页. ISBN 978-0226982618 （英文）.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
  97. ^ 然而1995年陈希同便因为被控严重贪污4,000多万元人民币而被开除党籍，之后于1998年被判16年的有期徒刑。
  98. ^ 金尧如. 金尧如：从陈希同案看中共贪腐权斗. 《大纪元时报》. 2004年1月27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中文）
  99. ^ 1995年4月27日 中共中央批准陈希同引咎辞职. 人民网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100. ^ 原北京市市长——陈希同. 广西纪检监察网. 2009年1月13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101. ^ 陈小雅. 八九民运史（第194页）. 六四档案. 1996年6月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02. ^ 张良. 中国“六四”真相──June Fourth: The True Story（第285页）. 六四档案. 2001年4月1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03. ^ 三，“五四宣言”. 新生网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104. ^ 104.0 104.1 傅高义.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美国剑桥: 哈佛大学出版社. 2011年9月26日: 第608页 [2012年2月28日查阅]. ISBN 978-0674055445 （英文）. 
  105. ^ 张良. 中国“六四”真相──June Fourth: The True Story（第286页）. 六四档案. 2001年4月1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06. ^ 106.0 106.1 赵鼎新. 《天安門的力量：國家-社會關係和1989北京學生運動》（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美国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年4月1日: 第159页. ISBN 978-0226982618 （英文）.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
  107. ^ Daniel Southerland. Protest Leaders Share Commitment, Goals; Chinese Students Have Different Styles. 《华盛顿邮报》. 1989年5月7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108. ^ 108.0 108.1 108.2 赵鼎新. 《天安門的力量：國家-社會關係和1989北京學生運動》（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美国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年4月1日: 第161页. ISBN 978-0226982618 （英文）.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
  109. ^ 109.0 109.1 109.2 109.3 傅高义.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美国剑桥: 哈佛大学出版社. 2011年9月26日: 第612页至第614页 [2012年2月28日查阅]. ISBN 978-0674055445 （英文）. 
  110. ^ 张良. 中国“六四”真相──June Fourth: The True Story（第375页）. 六四档案. 2001年4月1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11. ^ 张良. 中国“六四”真相──June Fourth: The True Story（第378页）. 六四档案. 2001年4月1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12. ^ 112.0 112.1 赵鼎新. 《天安門的力量：國家-社會關係和1989北京學生運動》（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美国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年4月1日: 第167页. ISBN 978-0226982618 （英文）.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
  113. ^ 国际特赦组织. Preliminary Findings on Killings of Unarmed Civilians, Arbitrary Arrests and Summary Executions Since 3 June 1989. 国际特赦组织. 1989年8月30日: 第19页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114. ^ 赵鼎新. 《天安門的力量：國家-社會關係和1989北京學生運動》（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美国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年4月1日: 第164页. ISBN 978-0226982618 （英文）.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
  115. ^ 115.0 115.1 赵鼎新. 《天安門的力量：國家-社會關係和1989北京學生運動》（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美国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年4月1日: 第165页. ISBN 978-0226982618 （英文）.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
  116. ^ 前往劝说学生的知识分子包括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所所长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刘再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暨美学专家李泽厚、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暨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李洪林、《走向未来》丛书主编包遵信、群众出版社社长于浩成、《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北京广播学院讲师暨《河殇》总撰搞人苏晓康、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温元凯、海外留学作家苏炜、《中国青年报》记者兼作家麦天枢、《北京文学》副主编李陀等12人。
  117. ^ 封从德. 《六四日記：廣場上的共和國》. 中国香港: 晨钟书局. 2009年5月: 第307页至第310页. ISBN 978-9881780485.  （繁体中文）
  118. ^ 陈小雅. 八九民运史（第263页）. 六四档案. 1996年6月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19. ^ 赵鼎新. 《天安門的力量：國家-社會關係和1989北京學生運動》（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美国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年4月1日: 第169页. ISBN 978-0226982618 （英文）.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
  120. ^ 120.0 120.1 120.2 吴建民. 韩叙大使1989年7月24日在美国的演讲. 人民网. 2007年12月2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121. ^ 赵鼎新. 《天安門的力量：國家-社會關係和1989北京學生運動》（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美国芝加哥: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年4月1日: 第170页. ISBN 978-0226982618 （英文）.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
  122. ^ 王震邦. 打倒个人独裁！结束老人政治！ 知识分子发表五一七宣言. 《联合报》. 1989年5月19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23. ^ 冰心、艾青、夏衍、冯牧昨向中央紧急呼吁. 《大公报》. 1989年5月18日: (1版)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24. ^ 吉姆·亚德利（Jim Yardley）. Zhao Ziyang, Chinese Leader Purged for Supporting Tiananmen Protesters, Dies at 85. 《纽约时报》. 2005年1月17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125. ^ The Tank man. 公共电视网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126. ^ 关于5位常务委员的意向表态，在《李鹏六四日记》书中的说法指称李鹏与姚依林直接表示同意，乔石则是以点头的方式表达同意，赵紫阳则坚持反对以武力实施戒严的方案，而胡启立则对于之后的局势发展感到忧虑。但赵紫阳在其回忆录《改革历程》中的说法则是李鹏与姚依林同意戒严，乔石对此态度中立而没有明确表态，赵紫阳和胡启立则对于戒严表示反对。
  127. ^ 127.0 127.1 127.2 127.3 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89年. 人民网. 2001年6月12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128. ^ 五，赵紫阳下台. 新生网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129. ^ 赵紫阳和鲍彤. 《改革歷程》（Prisoner of the State: The Secret Journal of Premier Zhao Ziyang）. 美国纽约: Simon & Schuster. 2009年5月19日: 第15页. ISBN 978-1439149386 （英文）.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
  130. ^ 赵紫阳. 赵紫阳5.19广场讲话. 六四档案. 1989年5月19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31. ^ John Delury. view: Tiananmen Square revisited. 《每日时报》（Daily Times）. 2009年5月24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132. ^ 高航. 历程：奉命执行北京市部分地区戒严任务. 新华网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133. ^ Secretary of State's Morning Summary for 3 June 1989. 乔治华盛顿大学. 1993年8月30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134. ^ 六四“痛心疾首”. 六四档案. 2004年1月18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35. ^ 姚监复. 1989年彭冲同邓小平、李鹏斗法—李鹏日记透露人大常委会抵制戒严的维法斗争. 中国上海: 《观察》. 2010年6月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136. ^ 郭文福. 万里会见加拿大总督时谈国内情况 学生要求民主反对腐败是爱国行动. 《人民日报》. 1989年5月19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137. ^ 舒崇. 解读赵紫阳录音回忆录. 《北京之春杂志》. 2009年8月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138. ^ 张良、林培瑞和黎安友. 《天安門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 美国纽约: 公共议题（PublicAffairs）. 2001年1月: 第278页至第279页. ISBN 978-1586480127 （英文）. 
  139. ^ 杨继绳. 《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 中国香港: 特区文化图书有限公司. 2004年11月. ISBN 978-9626758038.  （繁体中文）
  140. ^ Tiananmen activist 'mentally ill'. 英国广播公司. 2006年2月23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141. ^ 黄河清. 六四底层列传（上）. 王炳章论坛. 2009年5月1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142. ^ Sumner Lemon. Chinese Build Free Net Encyclopedia. 《微电脑世界》（PCWorld）. 2004年5月31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143. ^ 诸岳. 死亡从天安门广场开始──怀念绝食诗人一禾和卧轨诗人海子. 六四档案. 1993年10月1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44. ^ 民主女神与毛像对峙. 六四档案. 1989年6月1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45. ^ pooky. 八九民运回忆录. 看板History - 文化古今中外史. 2006年7月29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46. ^ 张良. 中国“六四”真相──June Fourth: The True Story（第777页）. 六四档案. 2001年4月1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47. ^ 张良. 中国“六四”真相──June Fourth: The True Story（第797页）. 六四档案. 2001年4月1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48. ^ 张良. 中国“六四”真相──June Fourth: The True Story（第798页）. 六四档案. 2001年4月1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49. ^ 149.0 149.1 张良、林培瑞和黎安友. 《天安門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 美国纽约: 公共议题（PublicAffairs）. 2001年1月: 第353页. ISBN 978-1586480127 （英文）. 
  150. ^ 150.0 150.1 150.2 张良、林培瑞和黎安友. 《天安門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 美国纽约: 公共议题（PublicAffairs）. 2001年1月: 第362页. ISBN 978-1586480127 （英文）. 
  151. ^ 张良. 中国“六四”真相──June Fourth: The True Story（第894页）. 六四档案. 2001年4月1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52. ^ Michael Fathers. Moveable Feast Starts Again on Tiananmen Square. 美国代顿: 律商联讯（LexisNexis）. 1989年6月3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153. ^ 153.0 153.1 杰伊·马修斯（Jay Mathews）. Chinese Army Moving Closer to Protesters: Finances, Leadership Split Student Ranks. 《华盛顿邮报》. 1989年6月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154. ^ 张良、林培瑞和黎安友. 《天安門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 美国纽约: 公共议题（PublicAffairs）. 2001年1月: 第363页. ISBN 978-1586480127 （英文）. 
  155. ^ 张良、林培瑞和黎安友. 《天安門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 美国纽约: 公共议题（PublicAffairs）. 2001年1月: 第330页. ISBN 978-1586480127 （英文）. 
  156. ^ 张良、林培瑞和黎安友. 《天安門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 美国纽约: 公共议题（PublicAffairs）. 2001年1月: 第335页. ISBN 978-1586480127 （英文）. 
  157. ^ 157.0 157.1 张良、林培瑞和黎安友. 《天安門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 美国纽约: 公共议题（PublicAffairs）. 2001年1月: 第338页. ISBN 978-1586480127 （英文）. 
  158. ^ 张良、林培瑞和黎安友. 《天安門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 美国纽约: 公共议题（PublicAffairs）. 2001年1月: 第343页. ISBN 978-1586480127 （英文）. 
  159. ^ 张良、林培瑞和黎安友. 《天安門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 美国纽约: 公共议题（PublicAffairs）. 2001年1月: 第349页. ISBN 978-1586480127 （英文）. 
  160. ^ 张良、林培瑞和黎安友. 《天安門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 美国纽约: 公共议题（PublicAffairs）. 2001年1月: 第355页至第362页. ISBN 978-1586480127 （英文）. 
  161. ^ 吴仁华. 《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 真相出版社. 2009年5月. ISBN 978-0982320389.  （繁体中文）
  162. ^ 162.0 162.1 张良、林培瑞和黎安友. 《天安門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 美国纽约: 公共议题（PublicAffairs）. 2001年1月: 第366页. ISBN 978-1586480127 （英文）. 
  163. ^ 杰弗里·里彻尔森（Jeffrey Richelson）和麦可·伊云斯（Michael Evans）. Secretaries Morning Summary, 3 June 1989. 乔治华盛顿大学. 1999年6月1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164. ^ 纪思道. Beijing Residents Block Army Move Near City Center: Tear Gas said to be Fired. 《纽约时报》. 1989年6月3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165. ^ U.S. Embassy Beijing, To: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 DC, SITREP No. 35: 6 June 0500 Hours. 乔治华盛顿大学. 1989年6月6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166. ^ Secretary of State's Morning Summary for 6 June 1989, China: Descent into Chaos. 乔治华盛顿大学. 1989年6月6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167. ^ 167.0 167.1 Verna Yu. No regrets for defiant Tiananmen general. 《南华早报》. 2011年2月1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168. ^ 张良. 中国“六四”真相──June Fourth: The True Story（第912页）. 六四档案. 2001年4月1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69. ^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 《1989ʼ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 中国北京: 《北京日报》. 1989年8月: 第126页至第128页. ISBN 978-7805023395 请检查|isbn=值 (帮助).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简体中文）
  170.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至六月九日每日纪实（第177页）. 六四档案. 1990年6月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71. ^ 张良. 中国“六四”真相──June Fourth: The True Story（第913页）. 六四档案. 2001年4月1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72. ^ 张良. 中国“六四”真相──June Fourth: The True Story（第921页）. 六四档案. 2001年4月1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73. ^ 张良. 中国“六四”真相──June Fourth: The True Story（第922页）. 六四档案. 2001年4月1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74. ^ 174.0 174.1 张良 (作家)张良. 中国“六四”真相──June Fourth: The True Story（第923页）. 六四档案. 2001年4月1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75. ^ 175.0 175.1 蒂莫西·布鲁克（Timothy Brook）. title= Can you, from your own investigations, give me a sense of the scale of the uprising? Can you, from your own investigations, give me a sense of the scale of the uprising?. 公共电视网. 2006年4月11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76. ^ 176.0 176.1 张良. 中国“六四”真相──June Fourth: The True Story（第924页）. 六四档案. 2001年4月1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77. ^ 丁子霖教授: 六四死难者名单. 六四民运志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78. ^ 178.0 178.1 178.2 香港电台. 一九八零─一九八九：六四清场（下）. 《神州五十年》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79. ^ 179.0 179.1 张良. 中国“六四”真相──June Fourth: The True Story（第915页）. 六四档案. 2001年4月1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80. ^ 180.0 180.1 潘文. Interview John Pomfret. 公共电视网. 2006年4月11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181. ^ 张良. 中国“六四”真相──June Fourth: The True Story（第916页）. 六四档案. 2001年4月1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82. ^ 吴仁华. 《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 真相出版社. 2007年 [2012年2月28日查阅]. "其中一辆装甲车高速驶达东长安街建国门立交桥附近……当场死亡，脑浆、鲜血溅了一地，另外有十多名士兵不同程度地受伤。"（繁体中文）
  183. ^ 70天大事记（第80页）.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90年6月 [2012年2月28日查阅]. "1:00，戒严部队冲破层层阻截，陆续进入天安门广场，并在北侧集结待命。天安门广场尚有学生、市民数万人。"（繁体中文）
  184. ^ 184.0 184.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至六月九日每日纪实（第179页）. 六四档案. 1990年6月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85. ^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 《1989ʼ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 中国北京: 《北京日报》. 1989年8月: 第129页. ISBN 978-7805023395 请检查|isbn=值 (帮助).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简体中文）
  186. ^ 186.0 186.1 186.2 186.3 186.4 张良. 中国“六四”真相──June Fourth: The True Story（第917页）. 六四档案. 2001年4月1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87. ^ 张良. 中国“六四”真相──June Fourth: The True Story（第918页）. 六四档案. 2001年4月1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88. ^ 188.0 188.1 188.2 张良. 中国“六四”真相──June Fourth: The True Story（第919页）. 六四档案. 2001年4月1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89. ^ 189.0 189.1 Picture power: Tiananmen stand-off. 英国广播公司. 2005年10月7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190. ^ 六四纪念馆 血染的历史.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91. ^ 张良. 中国“六四”真相──June Fourth: The True Story（第920页）. 六四档案. 2001年4月1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92. ^ Tiananmen killings: Were the media right?. 英国广播公司. 2009年6月2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193. ^ 专访方政：六四坦克从我双腿碾过.... 《大纪元时报》. 2005年5月31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94. ^ 张良. 中国“六四”真相──June Fourth: The True Story（第925页）. 六四档案. 2001年4月1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95. ^ 张良. 中国“六四”真相──June Fourth: The True Story（第926页）. 六四档案. 2001年4月1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196. ^ There Was No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CBS News. 2009年6月4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197. ^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纪思道. A Reassessment of How Many Died In the Military Crackdown in Beijing. 《纽约时报》. 1989年6月21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198. ^ 198.0 198.1 198.2 黎安友和林培瑞. The Memory of Tiananmen 1989. 公共电视网. 2001年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199. ^ 天安门大屠杀二十周年. 世界社会主义者网站. 2011年6月24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200. ^ 理察·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 China Makes Zhao Purge Formal, But He Still Gets to Be a Comrade. 《纽约时报》. 1989年7月1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201. ^ 马修·怀特（Matthew White）. Minor Atrociti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istorical Atla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2010年10月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202. ^ 六四民运 (June4th 1989 Archive). 中国文学网站. 1990年6月4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203. ^ 达姆弹. 六四档案. 1989年6月4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204. ^ 独立电视服务（Independent Television Service）. 尾声. Long Bow Group Inc.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205. ^ 李洁明. China Hands: Nine Decades of Adventure, Espionage, and Diplomacy in Asia. 美国纽约: 公共议题（PublicAffairs）. 2005年7月5日: 第322页 [2012年2月28日查阅]. ISBN 978-1586483432 （英文）. 
  206. ^ 杰伊·马修斯（Jay Mathews）. The Myth of Tiananmen. 《哥伦比亚评论回顾》（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2010年6月4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207. ^ Malcolm Moore. Wikileaks: no bloodshed inside Tiananmen Square, cables claim. 《每日电讯报》. 2011年6月4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208. ^ 208.0 208.1 Andrew Langley.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Crushes China's Democracy Movement. Snapshots in History. 2009年1月1日: 第16页 [2012年2月28日查阅]. ISBN 978-0756541019 （英文）. 
  209. ^ 国际特赦组织. Document - China: 15 years after Tiananmen, calls for justice continue and the arrests go on. 国际特赦组织. 2004年6月3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210. ^ 杜林. 新华社记者张万舒回忆“六四”，在香港出版新书《历史的大爆炸》. 华夏快递. 2009年5月19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211. ^ 严家其. 严家祺：两次"天安门事件"的对比. 看中国. 2009年4月20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212. ^ Secretary of State's Morning Summary for 4 June 1989. 乔治华盛顿大学. 1993年8月30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213. ^ 丁子霖. 《“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选载》. 《民主中国》. 2003年12月4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中文）
  214. ^ 六四屠杀死难者名单. 天安门母亲运动. 2006年6月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215. ^ dfwgator. "Please remember June the Third, 1989." [15th Year Anniversay of the Tienanmen Square Massacre]. Free Republic. 2004年6月4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216. ^ 216.0 216.1 十，“六四”惨案. 新生网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217. ^ Eugenio Bregolat. TVE in Tiananmen. 《先锋报》（La Vanguardia）. 2007年6月4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西班牙文）
  218. ^ 理察·罗斯（Richard Roth）. Remembering Tiananmen Square. CBS News. 2009年2月11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219. ^ Kallie Szczepanski. Eyewitness at Tiananmen Square, 1989. About.com. 2008年6月8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220. ^ 申雪. 目睹戒严部队枪击少年. 《议报》. 2004年5月24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221. ^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 《1989ʼ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 中国北京: 《北京日报》. 1989年8月: 第133页至第135页. ISBN 978-7805023395 请检查|isbn=值 (帮助).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简体中文）
  222. ^ Chu-Yuan Cheng. Behind the Tiananmen Massacr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erment in China. 美国博尔德: 西景出版社（Westview Press）. 1991年8月: 第139页. ISBN 978-0813310473 （英文）. 
  223. ^ 223.0 223.1 李鹏中枪 年青武警军官家仇国恨 人民大会堂内射鹏身亡. 《明报》. 1989年6月6日: (1版)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224. ^ 袁木口中的“真相”. 北京爱国民主运动日志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225. ^ 225.0 225.1 225.2 张良、林培瑞和黎安友. 《天安門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 美国纽约: 公共议题（PublicAffairs）. 2001年1月: 第389页. ISBN 978-1586480127 （英文）. 
  226. ^ 英国广播公司. Public Transport Suspended, Roads Barricaded in Shanghai. 英国广播公司全球服务. 1989年6月6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227. ^ 张良、林培瑞和黎安友. 《天安門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 美国纽约: 公共议题（PublicAffairs）. 2001年1月: 第403页. ISBN 978-1586480127 （英文）. 
  228. ^ 张良、林培瑞和黎安友. 《天安門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 美国纽约: 公共议题（PublicAffairs）. 2001年1月: 第407页. ISBN 978-1586480127 （英文）. 
  229. ^ 229.0 229.1 229.2 229.3 张良、林培瑞和黎安友. 《天安門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 美国纽约: 公共议题（PublicAffairs）. 2001年1月: 第410页. ISBN 978-1586480127 （英文）. 
  230. ^ 张良、林培瑞和黎安友. 《天安門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 美国纽约: 公共议题（PublicAffairs）. 2001年1月: 第399页至第404页. ISBN 978-1586480127 （英文）. 
  231. ^ 231.0 231.1 张良、林培瑞和黎安友. 《天安門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 美国纽约: 公共议题（PublicAffairs）. 2001年1月: 第405页. ISBN 978-1586480127 （英文）. 
  232. ^ 232.0 232.1 232.2 张良、林培瑞和黎安友. 《天安門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 美国纽约: 公共议题（PublicAffairs）. 2001年1月: 第408页. ISBN 978-1586480127 （英文）. 
  233. ^ 233.0 233.1 233.2 张良、林培瑞和黎安友. 《天安門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 美国纽约: 公共议题（PublicAffairs）. 2001年1月: 第409页. ISBN 978-1586480127 （英文）. 
  234. ^ 234.0 234.1 张良、林培瑞和黎安友. 《天安門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 美国纽约: 公共议题（PublicAffairs）. 2001年1月: 第413页. ISBN 978-1586480127 （英文）. 
  235. ^ Chong-Pin Lin. Deng's 9 June Speech: WE FACED A REBELLIOUS CLIQUE AND DREGS OF SOCIETY. 美国华盛顿: 《世界时事》（World Affairs）. 1989年6月28日: 第152页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236. ^ 米克尔·奥森柏格和劳伦斯·沙利文（Lawrence R. Sullivan）. Beijing Spring, 1989: Confrontation and Conflict : The Basic Documents. 美国阿蒙克: M. E. Sharpe. 1990年12月: 第378页 [2012年2月28日查阅]. ISBN 978-0873326841 （英文）. 
  237. ^ Joseph 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 英国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1年7月30日: 第42页 [2012年2月28日查阅]. ISBN 978-0521001052 （英文）. 
  238. ^ 公安部发出通告 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制止动乱 维护首都和全国正常社会秩序. 《人民日报》. 1989年6月13日: (1版)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239. ^ 《联合报》. 通缉令 中共“简介”21名学生领袖. 六四档案. 1989年6月14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240. ^ 学运领袖. 北京爱国民主运动日志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241. ^ 241.0 241.1 尾声：中国向何处去. 新生网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242. ^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 《1989ʼ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 中国北京: 《北京日报》. 1989年8月: 第155页. ISBN 978-7805023395 请检查|isbn=值 (帮助).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简体中文）
  243. ^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 《1989ʼ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 中国北京: 《北京日报》. 1989年8月: 第156页. ISBN 978-7805023395 请检查|isbn=值 (帮助).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简体中文）
  244. ^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 《1989ʼ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 中国北京: 《北京日报》. 1989年8月: 第158页. ISBN 978-7805023395 请检查|isbn=值 (帮助).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简体中文）
  245. ^ 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 《1989ʼ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 中国北京: 《北京日报》. 1989年8月: 第167页. ISBN 978-7805023395 请检查|isbn=值 (帮助).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简体中文）
  246. ^ 詹姆士·米斯（James Miles）. The Legacy of Tiananmen: China in Disarray. 美国安娜堡: 密歇根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年6月1日: 第30页. ISBN 978-0472084517 （英文）. 
  247. ^ Melinda Liu. Still on the wing; inside Operation Yellowbird, the daring plot to help dissidents escape.(special report: China). Highbeam百科（HighBeam Research）. 1996年4月1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248. ^ 民运人士要剥光猪验证 港英高层力劝黄雀核心：别走近海边. 《苹果日报》. 2009年5月22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249. ^ 林琬绯. 联合早报专访王丹. 博讯. 2006年6月1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250. ^ 周晓丹. 近距离看王丹. 周晓丹的个人主页. 2007年11月20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251. ^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 Listening to China's Dissidents. 《彭博商业周刊》. 2001年12月17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252. ^ All Girls Allowed. 女童之声（All Girls Allowed）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253. ^ 管理员. 王有才. 未来中国. 2006年9月23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254. ^ Lachlan Strahan. Australia's China: Changing Perceptions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90s. 英国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8年1月13日: 第302页 [2012年2月28日查阅]. ISBN 978-0521484978 （英文）. 
  255. ^ 255.0 255.1 China: Aftermath of the Crisis. 乔治华盛顿大学. 1993年8月30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256. ^ 杜博. 益多：从达赖到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说明了什么. 人民网. 2010年10月14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257. ^ 罗伯特·苏廷格（Robert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美国华盛顿: 布鲁金斯学会. 2004年11月: 第103页至第104页 [2012年2月28日查阅]. ISBN 978-0815782070 （英文）. 
  258. ^ 黄一丁. 冯仑新作批评娃哈哈再引争议. 人民网. 2008年8月29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259. ^ 夏禹龙. 邓小平南方谈话─跨世纪宏伟乐章的主旋律. 人民网. 2001年12月30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260. ^ 拉加·莫汉（Raja Mohan）. Places 20 years apart. 《印度快报》（Indian Express）. 2009年6月4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261. ^ 王新玲. 李慎明：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产生的渊源、发展脉络及相关思考. 人民网. 2011年11月30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262. ^ 詹姆士·米斯（James Miles）. The Legacy of Tiananmen: China in Disarray. 美国安娜堡: 密歇根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年6月1日: 第27页至第30页. ISBN 978-0472084517 （英文）. 
  263. ^ 党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会. 《人民日报》. 1989年6月25日: (1版)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264. ^ 赵紫阳. 赵紫阳六四事件自辩书──中共中央文件影印件全文. 六四档案. 1989年6月22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265. ^ 赵紫阳去世五周年不镇压原则获高度评价. 美国之音. 2010年1月19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266. ^ 乔龙. 民众祭奠赵紫阳当局紧张 鲍彤仍被禁. 自由亚洲电台. 2010年4月2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267. ^ 陈思名. 实现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顺利过渡. 人民网. 2009年2月17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268. ^ 理察·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 Beijing Orders Its Ambassadors Home for a Meeting. 《纽约时报》. 1989年6月29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269. ^ 任逸夫. 实地采访：北京人眼中的六四. 博讯. 2003年6月4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270. ^ Michael Fathers. China in Crisis: Reporting continues, but for how long?. 英国伦敦: 《独立报》. 1989年6月10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271. ^ 纪思道. Beijing Ousts 2 American Correspondents. 美国曼哈顿: 《纽约时报》. 1989年6月14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272. ^ 孟建和陶建杰. 我国实施“北京奥运会外国记者采访规定”的理论阐释. 人民网. 2007年5月21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273. ^ Michael Bociurkiw. Shanghai student leaders prepare offensive despite crackdown. 加拿大多伦多: 《环球邮报》. 1989年6月12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274. ^ Michael L. Evans. The U.S. Tiananmen Papers. 美国国家安全档案数据库（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2001年6月4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275. ^ 马若德. The Politics of China: The Eras of Mao and Deng. 英国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 1997年1月13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ISBN 978-0521581417 （英文）. 
  276. ^ 276.0 276.1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Deng Xiaoping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277. ^ Lachy Leung. IMG_3577. Flickr. 2009年6月4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278. ^ 立法局会议纪要(21.5.97). 香港立法会. 1997年5月21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279. ^ 陆肆. 曾钰成：六四不是一场单纯的学生运动. 香港独立媒体. 2010年5月14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280. ^ 张植荣和李昀. 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涉藏报道分析. 人民网. 2006年12月2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281. ^ 郑永平. 《树欲静而风不止：近年来的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 《美国研究》. 1991年 [2012年2月28日查阅].（中文）
  282. ^ 282.0 282.1 朱镕基答CNN敏感问题：我们年轻时都为民主而斗争. 人民网. 2009年9月22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283. ^ M. Thakur、G. E Burton和B. N. Srivastava.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印度诺伊达: Tata McGraw-Hill. 1997年: 第404页至第405页 [2012年2月28日查阅]. ISBN 978-0074633953 （英文）. 
  284. ^ Lane Kelley和Oded Shenka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 China. 英国伦敦: Routledge. 1993年4月19日: 第120页至第122页 [2012年2月28日查阅]. ISBN 978-0415053457 （英文）. 
  285. ^ Wendell Gordon. The United Nations at the Crossroads of Reform. 美国阿蒙克: M. E. Sharpe. 1994年11月: 第167页 [2012年2月28日查阅]. ISBN 978-1563244001 （英文）. 
  286. ^ Luo Shaoyang. Rule by Law. Flickr. 2007年6月4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287. ^ 287.0 287.1 China: Tiananmen’s Unhealed Wounds. 人权观察. 2009年5月13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288. ^ 288.0 288.1 Relatives of dead at Tiananmen seek review - Asia - Pacific -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纽约时报》. 2006年5月29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289. ^ David Kootnikoff. Hong Kong's Long-Haired' Provocateur. 大韩民国: OhmyNews International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290. ^ 周贺. 1989年政治风波. 人民网. 2004年5月1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291. ^ 代小琳. 今年全国高校本科生将开设中国近现代史必修课. 湖南红网. 2007年1月1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292. ^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 中国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年7月1日. ISBN 978-7040267723.  （简体中文）
  293. ^ 郑光魁. 改革开放改变中国命运. 人民网. 2011年4月19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294. ^ 中共重申对六四事件有明确定论. 《联合早报》. 2009年6月26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295. ^ 乐安. 评论：十九年的坚持与遗忘. 英国广播公司. 2008年6月4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296. ^ 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人 十八年后丁子霖首次祭奠儿子. 《大纪元时报》. 2007年6月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297. ^ 297.0 297.1 Michael Bristow. Journalists banned from Tiananmen. 英国广播公司. 2009年6月4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298. ^ 美联社. Security tight on Tiananmen anniversary. MSNBC. 2009年6月3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299. ^ 法新社. 法新社：北京将在沉默中度过六四.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2009年6月3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300. ^ 300.0 300.1 金·泽特尔（Kim Zetter）. China Censors: The Tiananmen Square Anniversary Will Not Be Tweeted. 《连线》. 2009年6月2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301. ^ 詹姆斯·雷诺兹（James Reynolds）. Tiananmen in anniversary lockdown. 英国广播公司. 2009年6月4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302. ^ 《光华日报》. 港大学生公投 要中平反六四. 新浪. 2009年4月17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303. ^ 蒋彦永建议为六四平反. 英国广播公司. 2004年3月8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304. ^ Tania Branigan. Chinese detain soldier who spoke out against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卫报》. 2009年3月20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305. ^ 首位六四死难者获中国政府赔偿. 英国广播公司. 2006年4月30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306. ^ 丁小采. 天网：第一个89死难者索赔案取得成功. 《大纪元时报》. 2006年4月29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307. ^ China makes 1989 Tiananmen payout. 英国广播公司. 2006年4月30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308. ^ 雷志龙. 郑筱萸和他的秘书们. 人民网. 2009年2月19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309. ^ 姜敏. 从否决到赞成 沈阳市人大两次审议法院报告. 人民网. 2001年8月10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310. ^ Robert J. Saiget. China faces dark memory of Tiananmen. Google新闻. 2009年5月30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311. ^ 311.0 311.1 Alexa Olesen. Web-savvy & cynical: China's youth since Tiananmen. 《西雅图时报》. 2009年5月30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312. ^ 裴敏欣. From Reform to Revolution: The Demise of Communism i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美国剑桥: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98年8月19日: 第152页 [2012年2月28日查阅]. ISBN 978-0674325630 （英文）. 
  313. ^ 成都晚报编辑因刊六四广告被解职. 美国之音. 2007年6月7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314. ^ 《新京报》登六四照片后据报被调查. 英国广播公司. 2008年7月2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315. ^ 《明报》. 新京报闯大祸登六四图片全城急缴. 万维读者网. 2008年7月24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316. ^ 谷晴. CCTV.COM : 香港四万市民烛光晚会哀悼地震遇难同胞. 天安门母亲运动. 2008年6月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317. ^ 317.0 317.1 All references to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closely censored for 20 years. 无国界记者. 2009年6月2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318. ^ Google censors itself for China. 英国广播公司. 2006年1月2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319. ^ 麦可·温斯（Michael Wines）. Far-Ranging Support for Google’s China Move. 《纽约时报》. 2010年1月14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320. ^ China's youth post-Tiananmen: Apathy a fact or front?. 有线电视新闻网. 2009年6月3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321. ^ 权娟. 1992年2月　中央传达小平同志南方谈话. 人民网. 2007年5月30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繁体中文）
  322. ^ 中国历史教科书避谈六四被斥犯罪. 《民主中国》. 2009年4月9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中文）
  323. ^ Young clerk let Tiananmen ad slip past censors: paper. 路透社. 2007年6月6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324. ^ 劳伯·吉福德（Rob Gifford）. China Road: A Journey into the Future of a Rising Power. 美国纽约: 蓝灯书屋. 2008年6月3日: 第167页至第168页 [2012年2月28日查阅]. ISBN 978-0812975246 （英文）. 
  325. ^ 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亦得到政府的支持. 《环球时报》. 2011年11月8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326. ^ 京沪穗蓉高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 最强烈抗议北约轰炸我使馆暴行. 《人民日报》. 1999年5月9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327. ^ 新华社. 首都高校数千学生举行示威游行 抗议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 新浪. 1999年5月9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328. ^ 克林顿自传中说江泽民曾拒接电话. 美国之音. 2004年6月24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329. ^ 李叶. 2009，雨过天晴的中法关系. 人民网. 2009年12月10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330. ^ 丹尼尔·格里菲斯（Daniel Griffiths）. EC leader urges China to reform. 英国广播公司. 2005年7月1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331. ^ Japan concerned by call to lift China embargo – official. 美国纽约: 《福布斯》. 2008年11月27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332. ^ 332.0 332.1 CONSIDERATION OF REPORTS SUBMITTED BY STATES PARTIES UNDER ARTICLE 19 OF THE CONVENTION. 禁止酷刑委员会. 2008年11月21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333. ^ CONSIDERATION OF REPORTS SUBMITTED BY STATES PARTIES UNDER ARTICLE 19 OF THE CONVENTION. 禁止酷刑委员会. 2008年11月21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The State party should conduct a full and imparti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uppression of the Democracy movement in Beijing in June 1989, provide information on the persons who are still detained from that period, inform the family members of their findings, offer apologies and reparation as appropriate and prosecute those found responsible for excessive use of force, torture and other illtreatment."
  334. ^ 334.0 334.1 334.2 Consideration of reports submitted by States parties under article 19 of the Convention. 禁止酷刑委员会. 2009年12月18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335. ^ French protests 'Tiananmen'. 《Finweek》. 2006年3月28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336. ^ Observer: Just a little comment. 英国伦敦: 《金融时报》. 2006年3月30日: 第14页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337. ^ Kate Adie Returns to Tiananmen Square. 英国广播公司. 2009年6月3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338. ^ 夏洛特·希金斯（Charlotte Higgins）. Director hailed at Cannes faces five-year film ban in China. 《卫报》. 2006年9月5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 （英文）.
  339. ^ 《法制晚报》. 娄烨违规参赛戛纳电影节 五年内不准拍片. 新浪. 2006年9月4日 [2012年2月28日查阅].（简体中文）

参考文献

中文资料

外文资料

外部链接

Template:Link FA Template:Link FA Template:Link FA Template:Link GA Template:Link GA

ru:События на площади Тяньаньмэнь (1989) sv:Protesterna och massakern på Himmelska fridens torg

检索自“https://zh.wikipedia.org/zhwiki/w/index.php?title=User_talk:Symplectopedia&oldid=25642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