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
兩個階段
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依最高領導人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的不同，可以分成兩段
- 毛澤東時代（1949--1978）
- 鄧小平時代（1978---）
最高領導人（實際）
毛澤東 1949--1976
華國鋒 1976--1978
鄧小平 1978--1994(?)
江澤民 1994(?)--2004
胡錦濤 2004--
毛澤東時代
建國初期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時的中國經歷了長期的動亂與戰爭，社會矛盾尖銳，經濟水平落後，貨幣貶值，交通運輸不暢。建國後，一個仿蘇聯的社會模式迅速建立起來。
在1950年代早期，新政府進行了大規模的經濟以及社會改革。新的政府成功地抑止了通貨膨脹、重振經濟，並且建立起了因戰火而受到嚴重損害的工業體系，也因此得到了人民的廣泛支持。中國共產黨對當時中國人民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大影響：共產黨獲得了廣泛民意支持，再加上對軍隊的絕對控制，政府根據黨的政策靈活應變，黨的基層組織深入到中下流勞工、婦女以及其他群眾中。
「大躍進」及中蘇關係的破裂
1957年，毛澤東發動了「反右」運動，使共和國的民主力量受到了空前的打擊。 1958年，毛澤東部分放棄了蘇聯經濟模式，轉而開始了自己的經濟計劃。提出 「大躍進」，希望能在短期內快速提升工業和農業產值。大躍進的結果是災難性的：基層為達到不可能的目標，虛報、謊報、誇大實際產出。當時的人們普遍看輕那些強調技術規範的專家，批評他們為「右傾主義」、「三脫離」等。全國興起了大煉鋼運動，宣稱要在15年或更短時間內"超英趕美"。農業上，原有的農業合作社改組成2.6萬多個人民公社，99%的農民加入到組織中來。原有正常的經濟體系被破壞，農業產值大幅度減少。1960年開始的三年自然災害（是否為自然災害有爭議）更為國民經濟雪上加霜，農村大批人口面臨饑荒。現在估計，當時全國死亡數字在1000萬以上。
此時中蘇關係也開始出現裂痕，最終在1959年尖銳化。蘇聯撤走了在華的所有人員，並且停止對中國的技術協助，中國的工業幾乎因此完全停頓。中蘇兩國的矛盾之後又迅速公開化，兩國在國際論壇上公開翻臉。
1960年大躍進結束，毛澤東在黨內受到批評，之後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務實派重新掌握大權，試圖恢復被嚴重破壞的經濟次序。
「文化大革命」
1960年代初劉、鄧兩人主宰着一部分黨、政大權，採取較為務實的經濟政策，國民經濟在最初幾年曾有所好轉。但是毛澤東對這種務實的政策不滿，共產主義遠景及自己的政治野心令他最終與劉少奇等人決裂。1965年開始，毛澤東及其親信開始了針對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政治攻擊。1966年春天開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共產黨的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的毛澤東派第一次試圖利用民意來打擊領導層的劉鄧派，稱後者是「資產階級司令部」。8月5日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矛頭直指劉少奇。從此整個中國都陷入了十年的瘋狂動亂。
在「文革」的最初階段，毛澤東與他「最親密的戰友」、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成功地在政治上打擊了劉少奇、鄧小平等「走資派」。全國的青年學生組織「紅衛兵」被教唆來攻擊全國各階層的黨的當權者。大批知識分子、專業技術人員、早期革命家被粗暴對待，有些人被活活打死，有些則自殺身亡。在一些地區情況失控，不同派系之間的紅衛兵發聲武裝內鬥，甚至連毛澤東本人也無法控制。最後，毛澤東不得不派出軍隊來平息這些過激的衝突。
毛澤東發現學生失控之後，決定發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一方面緩和緊張的政治局勢，同時也要減輕癱瘓了的城市的經濟壓力。而中國的政治局勢也在1971年發生了重要變化。試圖奪權未遂的黨的第二把手林彪在該年9月出逃，在飛往蘇聯途中飛機失事墜毀。周恩來等穩健派暫時控制局勢，在他們的協助下，鄧小平恢復工作，並在1975年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黨的最高權力機構。雖然政治運動依然頻繁，但較「文革」初期已經有所改善。
不過在共產黨內部，權力鬥爭依然嚴重。1975年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及其同夥（「四人幫」）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矛頭指向鄧小平。1976年春周恩來去世，清明節期間發生了以紀念周恩來為名、實為支持鄧小平的天安門事件。
同年9月，毛澤東去世。黨內第一把手的職位出人意料地由華國鋒取得。華國鋒在軍隊的支持下，成功地逮捕了四人幫，鞏固了其在黨內地位。
毛澤東的影響
毛澤東對中國歷史產生了重大影響。1949--1978， 中國歷史打上了深深的毛澤東的印記。在其任內有上千萬人死去。有人認為，這個死亡數字如果和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前在中國由於戰爭、饑荒等原因而死去的人數比起來就微不足道了。
毛澤東的支持者還指出，1949年以前，中國人的文盲率高達80%，平均壽命僅為35歲。而當毛澤東去世時，文盲率下降到不足7%，平均壽命則提升到70歲。另外，鴉片戰爭後中國的人口就一直維持在4億人，而到毛澤東去世時人口已經達到7億。
不過批評毛澤東的人則認為，毛澤東對人口沒有進行控制，反而鼓勵生育的結果，對中國是災難性的。毛澤東以後的中國領導人面對這個嚴峻的問題時不得不採取了計劃生育政策，一個家庭只能有一個孩子。不過這種政策主要針對城市人口，在農村很難貫徹執行。
這種政策無疑是有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再面對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所面臨的營養不良以及饑荒等問題，同時平均壽命卻增長了1倍。隨着人口增長的穩定，中國現在的經濟發展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國家之一。
毛澤東式的馬列主義，被後人稱作毛澤東主義或毛澤東思想（前者多在中國以外地區使用，中國共產黨官方將毛澤東的理論稱為毛澤東思想）。他的理論影響了很多「革命者」，如柬埔寨的紅色高棉、秘魯的光輝道路以及尼泊爾的革命運動。
鄧小平時代
鄧小平掌權
「四人幫」的垮台意味着「文革」的正式終結。鄧小平在1977年重新出山，並在黨內安插了許多自己的支持者。在1978年鄧小平成功地取代了由毛澤東親自欽點的繼承人華國鋒。不過這次鬥爭並沒有像共產黨以前的政治鬥爭中那麼得你死我活，而是讓華國鋒漸漸地隱退。1980年華國鋒國務院總理的職務由趙紫陽取代，而黨總書記的職務則由胡耀邦取得。直到80年代中期鄧小平一直都是中國的實際最高領導人，雖然他握有的頭銜只是中國共產黨中央軍委主席。
1979年以後中國走上了更加務實的發展道路。原先被打擊的一大批知識分子、學者恢復了工作。而藝術家、作家、記者們也給予了更大的自由度，更多地從批評的角度來創作、報道。到1980年末，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被官方正式認定為一個錯誤。中國也公開審判了包括江青在內的「四人幫」等「文革」中的主要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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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
中國與世界的聯繫也更加緊密。美國總統尼克遜在1972年9月首度訪華，並且會見了毛澤東本人。1973年雙方同意互設聯絡處，增加聯繫。1979年兩國建交。中國與英國、法國、日本等國的關係也明顯改善。在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1973年成為聯合國中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標誌着共產中國首次受到主要國際組織的承認。
鄧小平上台後出訪了多個西方國家，1979年他訪問美國，與卡特總統會晤。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正式決定在1997年英國將歸還在鴉片戰爭中侵佔的香港。鄧小平同意在50年內不干涉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這種一國兩制的構想後來還解決了澳門問題，中國政府也希望這個模式能夠在台灣問題上使用。但是鄧小平並沒有尋求與蘇聯的和解。作為世界的另一個超級大國，鄧小平認為由於地理上的原因，蘇聯對中國的威脅要比美國對中國的威脅還大。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新的、較務實的領導層更加重視經濟建設，而不是頻繁的政治運動。在1978年12月轉折性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共領導層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經濟建設口號，擴大農村人口收入，鼓勵國有企業自主經營，降低中央計劃，並在中國建立外國直接投資。全會也決定加快司法體系改革，還向1979年6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交了多份新法律的草案。
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目標指的是農業、工業、科技與國防的四個現代化。而實現這四個現代化、使中國成為一個現代化工業國家的方法，就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鄧小平指出，中國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而黨的任務就是完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種對馬克思主義的新解釋降低了意識形態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而更強調政策的有效性。鄧小平拋棄了毛澤東理想主義的共產主義遠景，轉而認為社會主義並不意味着共同貧窮。鄧小平也批評華國鋒的「兩個凡是」，認為並不能因為與毛澤東的看法不同就放棄某一政策。鄧小平也不像陳雲等一批比較保守的共產黨人，認為那些見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就不能用在社會主義中國。
雖然鄧小平為經濟改革提供了理論基礎與政治上的支持，鄧小平本人並沒有提出很多經濟改革的具體方案。很多時候改革是由地方領導自行提出的，往往並不符合中央政府的決策。但是如果這些改革措施是有效的，那麼全國就都可能普遍採取這種措施。很多經濟改革的政策都來自其他有經驗的國家，例如亞洲四小龍等。
中國的經濟改革與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實行的「新思維」有很鮮明的對比。「新思維」的很多政策是由戈爾巴喬夫本人親自貫徹落實的。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鄧小平採取的「從下到上」的改革方法，而不是蘇聯「從上到下」是中國經濟改革成功的關鍵因素。
鄧小平的改革中，計劃型、中央管理的宏觀經濟由技術官僚負責，而放棄了毛澤東以前採取的全民運動式的經濟發展策略。但是，與蘇聯體制或毛澤東時代不同的是，這種宏觀管理是間接通過市場體制來實現的，而很多還是從西方國家所採用的經濟規劃及控管機制中借鑑過來的。
宏觀的經濟管理並不妨礙在較低層次的市場經濟。鄧小平與毛澤東一樣，十分重視農業產出，他用家庭承包來取代原有的集體化農業。在地方一級，政府利用物質刺激而非政治口號來提高農民的積極性。農民被允許通過向自由市場販賣農產品來獲得額外的收入，縣、省一級也可以自己投資建設工廠，政府鼓勵對輕工業的投資。鄧小平將中國的經濟引上了一條重視輕工業、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道路。
輕工業產出對一個發展中國家而言往往是十分關鍵、重要的。這種周期短、成本低、高外匯收入的產業所創造的收入，能夠為以後技術含量高、資本運作複雜的產業提供資金支持。然而與其他經濟改革並不太成功的國家，如匈牙利或南斯拉夫想比，中國的輕工業投資並不需要政府批准。而中國重工業投資主要來自銀行貸款，而銀行的資金則主要來自消費儲蓄。鄧小平改革的第一個項目就是防止利潤通過稅收或銀行體制以外的任何方式進行再分配；因此，在更高端產業中的再分配往往是間接的。總而言之，鄧小平的改革開啟了中國的工業革命。
這些改革措施與毛澤東的自力更生政策是想矛盾的。中國決定通過增加國際貿易，特別是購買來自日本和西方的機械來加速現代化進程。通過這種出口導向經濟模式，中國獲得了一定的外國資金、市場、先進技術與管理理念，從而加快其經濟建設的步伐。鄧小平在中國建立了多個經濟特區，吸引外國企業投資。
改革也十分重視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新的物質刺激與獎賞制度在全國實施。農村市場恢復銷售家產或多餘的農產品，也促進了農村工業發展，還為更艱難的經濟改革提供了政治上的支持。
鄧小平的（特別是早期）市場社會主義在某些地方與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或布哈林的經濟政策有某些相似之處。它們都允許私有企業以及貿易市場的存在，而不是完全的政府控制。有趣的是在鄧小平首次會見阿曼德·哈默時，鄧小平要求這位曾經參與投資過列寧時代蘇聯的工業家向他詳細地解釋列寧當時的新經濟政策。
八十年代民主運動與六四天安門事件
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對現實政治專制以及諸如通貨膨脹、幹部腐敗，雙軌制引發的官倒等社會問題的不滿也開始顯現。雖然學生和一些知識份子要求更大的政治改革與自由，一些黨內元老不斷懷疑改革的進度以及改革的最終目標。1986年12月，一批示威的學生利用當時較寬鬆的政治環境，開始公開反對改革的緩慢進度，也更確信了這些黨內保守派對改革的懷疑，擔心這種改革可能危及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地位。胡耀邦，鄧小平的親信以及改革的積極推動者，被指責應該為1986年的示威事件負責，而於1987年1月被迫辭去中共總書記職務。總理趙紫陽接任總書記，而副總理李鵬被任命為總理。
在趙紫陽接任後，他所倡導的政治與經濟改革受到越來越多的攻擊。而他在1988年5月提出的價格調整也引起了普通民眾對通貨膨脹的強烈不滿，有人提出應該加強中央在經濟上的控制，並且抵禦西方影響。這最終導致了一場政治論爭，把1988到1989年的冬天吵得火熱。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部分北京大學生的以祭奠名義開始的請願活動，因政府的應對失當而升級。幹部腐敗再加上因高通貨膨脹所帶來的經濟困境，是學生、知識份子以及其他城市人口大規模抗議浪潮的主要原因。大學生和大批北京市民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紀念胡耀邦的同時也要求更大幅度的政治改革和言論自由。不斷擴大的示威人群要求政府處理腐敗問題，並且要求保護中國憲法37條所賦予每一名公民的言論結社遊行示威自由。抗議也迅速蔓延到上海、廣州等其他大城市。
國家主席楊尚昆與政府總理李鵬在黨政軍幹部大會上宣佈了對北京實行戒嚴，最後命令軍隊進入廣場。這個決定是趙紫陽甚至很可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大部分委員都不願意看到的。
1989年5月20日戒嚴令發佈。6月3日晚、6月4日清晨，軍隊進入北京。他們使用武力清除廣場、街道上的示威者。北京死亡數字官方報道為超過200人，其中學生超過30人，不過海外媒體的報導則多稱死亡人數在千人以上。
6月4日之後，雖然外國政府強烈批評中國政府的鎮壓行為，中央政府認為示威已經威脅到當局的穩定與秩序，並拘留了大批示威者。
九十年代初的中國
應該注意到，六四天安門事件的主要導火線通貨膨脹在事件之後很快就被消除。政治局勢再度穩定，對此鄧小平的貢獻還是很大的。他成功地從一個早期革命家的角色迅速轉型成為一個受良好教育的技術官僚。此後中國的社會問題也得到處理，中國之後再度進入快速發展時期。從目前來看，另一場類似的運動是不太可能在中國發生的。
六四之後黨內保守派勢力再度興起，經濟改革步伐一度減慢，直到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鄧小平再度重申要發展市場主導的經濟。在十四大中，一批年輕、支持改革的新領導人取得了最高領導地位。鄧小平及其支持者認為，經濟的自由化以及進一步的改革對提高中國的生活水平是十分必要的。
在南巡以外，共產黨政治局還公開支持鄧小平的經濟開放政策。雖然中國依然沒有進一步進行政治改革，經濟開放卻依然是中國的首要目標。
鄧小平的影響
如前所述，鄧小平主張經濟對外開放並且在社會主義體制下實行市場經濟。在鄧小平去世後，中國保持了年均8%的經濟成長，成為全球經濟發展最迅速的地區之一。
然而，鄧小平的改革也遺留了很多未解決的問題。他市場改革的直接結果就是，在1990年代中期，很多國有企業已經無法贏利，而需要關閉。更嚴重的是，到九十年代中，很多鄧小平的經濟改革（特別是農村經濟改革）措施已經不再有成效；農村收入降低，中國的三農問題是現在領導人所面對的極大挑戰。
最後，鄧小平強調務實，否定毛澤東共產主義空想的作風雖然在中共黨內佔主導地位，卻引起西方世界的懷疑。很多在中國國內或國外的觀察家都懷疑一個一黨制的政治體制是否依然能夠控制越來越活躍與繁榮的中國社會。然而，這種問題與六四事件之前的中國或1949年前中國所需要面對的戰亂、饑荒及社會不穩定等問題比起來，無疑是非常輕的。
根據《財富》雜誌記者吉姆·羅沃(Jim Rohwer)的說法，「鄧小平及其支持者在1979~1994年間的改革帶來的有可能是任何時候、任何地方所發生的最大規模的對人類福利的提高。」("The Dengist reforms of 1979-1994 brought about probably the biggest single improvement in human welfare anywhere at any time.")這種進步影響了上億的人口。
鄧小平於1997年去世。但他的時代並沒有結束。迄今，他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依然居主導地位。
第三代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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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是鄧小平以及其他黨內元老的折中選擇，來取代當時指定的繼任人趙紫陽。趙被認為對學生抗議過於容忍。雖然江澤民並沒有直接捲入對示威的鎮壓，他因迅速穩定上海的局勢而受到賞識。當時，侯選人有兩個：江，李瑞環。
鄧小平的健康狀況在1997年去世之前每況愈下。在鄧小平的晚期，江澤民及其同僚逐漸開始負責日常工作。這個「第三代」領導是以江澤民為中心來運作的。
1998年3月，江澤民在第九屆全國人大中連任主席。總理李鵬任期屆滿後擔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總理一職由朱鎔基接任。
經濟發展
在1990年代的困難時期，朱鎔基仍然使得經濟保持正常發展，這使得中國在過去二十年內一直保持着9.7%的平均增長率。中國政府在最近亞洲危機上面發揮的有效作用也讓人注目。雖然經受了亞洲金融危機和國內洪水的衝擊，中國大陸的國內生產總值在最初的九個月內仍然保持7.9%的增長。雖然全球經濟衰退，經濟增長仍然達到了政府7%的目標。這主要通過國家對經濟的積極干預，包括在公共部門增加工資和其它方式來刺激需求。
當世界外國直接投資在2000年減半的時候，流向中國的資金增長了10%。因為全球的公司都希望在繁榮中的中國取得利潤。2002年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上升了22.6%。正當全球貿易處於衰退之中，2002年的增長率只有1%時，中國在2002年頭九個月的貿易增長劇增18%，其中出口超過進口。
雖然統計數據顯示經濟的持續增長，但是朱鎔基仍然面對着一些深厚的結構性問題：發展不平衡、國營企業效率低下以及陷入呆賬的銀行系統。觀察家認為，在中共內部對於經濟政策沒有太多的實質上的不一致，主要集中在改革的步調上。
中共領導人正在面臨處理現代化國有企業的同時引發的大量失業工人。由於上百萬的工人失業，朱鎔基決定為失業工人建立金融保障體系。但是中國大陸在未來5年將需要1億新的職業崗位以吸收失業工人和來自農村的移民。由於高資本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這個目標正在實現。在朱鎔基和溫家寶的主導下，國家通過有效措施增加稅收，同時保持消費需求使得失業情況已經開始減輕。
有批評家指出，生產過剩使得產品的價格和利潤下降，這增加了銀行系統的壞賬水平。但是中國國內和國外的產品需求使得這種情況還不會發生。消費開銷正在增加，並受到長假期的推動。
朱鎔基的右手，副總理溫家寶監視股票市場的規則，發展內陸貧困地區省份來阻止移民和地區性的不滿。朱鎔基和溫家寶設立了不同的稅率來保護他們，使得他們與貪污的高收入官員相區別。朱鎔基受到中國普通公民的尊敬，同時也受到了西方政治和商業領袖的尊重，因為他們認為朱鎔基是可靠的，並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得以成功歸功於他，而這正在使得外資大量進入這個國家。
朱鎔基擔任總理職務一直到2003年3月人民代表大會為止。而他的接任者是經過他爭取後受他信任的溫家寶。
第四代領導人與十六大
雖然江澤民在十六大上退出中央委員會，讓位給由胡錦濤率領年輕的「第四代」領導集體，很多人認為江澤民依然會在幕後發揮巨大影響力，甚至有人懷疑胡錦濤是否真的會全權掌控。九名政治局常委中有六人（吳邦國、賈慶林、曾慶紅、黃菊、吳官正和李長春）被認為是江澤民的親信。
然而，領導層中派別的不同不應當被誇大。在中國的最高領導集體中，繼續現行的經濟政策與近一步的經濟改革是廣泛的共識，存在的只可能是具體政策上的分歧。
胡錦濤畢業於中國頂尖的清華大學，大部分人認為他智商高、記憶力好。他的仕途順利，主要是因為其較普通的觀點及良好的人緣。他是第一個1949年立國後加入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胡錦濤在1992年49歲時就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是所有委員中最年輕的。新一屆的領導人被賦予高度期望，無論是國內國外，大多數媒體都相信，「胡溫體制」會把中國大陸帶入一個新的階段。國外的媒體更關注新政府在政治改革方面的舉措，而中國大陸的媒體則更關心新領導層的親民形象。
SARS
新領導層上任後所面對的第一個重大挑戰就是SARS。SARS在2002年11月開始在中國廣東省蔓延，但是當地政府沒有及時公開疫情，雖然當時曾經出現過短暫的恐慌，官方媒體卻鮮有報道。事件直到次年2月才擴大，當時該病蔓延到了香港、東南亞及北美等地，越來越多媒體開始懷疑廣東、北京等中國內地城市也有疫情，但是中國官方開始時不願承認。
2003年4月，中國政府改變了先前的做法，公開承認SARS確實在中國大陸多個省市造成嚴重危害，胡錦濤並將隱瞞疫情的衛生部長和剛剛上任的北京市長撤職，然後積極在全國範圍展開疫情防治工作，每天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疫情。新領導層的做法得到了國際媒體的普遍好評。中國政府也允許世衛專家進入中國了解疫情，這也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
==== 香港基本法23條和政制改革 ==== 參看香港基本法第23條
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後，由於亞洲金融風暴和一系列的經濟、政治難題的影響，當2003年初港府宣佈將就基本法第23條有關顛覆罪立法時，引起了許多人的反對。部分香港人認為，23條立法是特首董建華受命中央政府而做出的決定，他們擔心立法會限制到港人的政治自由。港府做出多項讓步，但是還是無法平息爭議，最終在7月1日回歸紀念日當天，50萬市民走上街頭抗議立法，該事件也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關切，遊行最終導致香港政府宣佈放棄立法計劃。
在7·1大遊行後，更多香港人開始要求政治改革。他們公開提出，要2007年特首直選、2008年立法會全面直選。爭議在民主派立法會成員李柱銘訪美要求美國協助香港民主化後達到白熱化，北京政府提出了「愛國者」的討論，點名批評李柱銘賣國。北京政府認為，香港立即民主化會給香港帶來不穩定，影響香港的經濟民生，而李柱銘要求美國協助的行為更加激怒北京，因為中國政府始終堅持香港是中國的內政，無需外人，特別是美國人插手。北京政府的立場是，「一國兩制」應以「一國」為先，香港作為中國的一個部分，沒有權利自行改變政治體制。2004年4月人大常委對《香港基本法》做出解釋，否決2007年特首和2008年立法會直選，並重申解釋和修改基本法的權力在人大，而不是香港立法會。
經濟發展
新政府依然將經濟發展放在首位。2003年中國經濟發展良好，雖然SARS給中國經濟帶來衝擊，全年的經濟成長還是達到了近幾年來最高的9.1%。但是經濟發展依然面對深層的問題，包括了東西部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新政府提出了幾項措施，包括繼續實施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區，以及關注弱勢群體。
加入WTO後的中國也繼續開放其市場，雖然還是受到很多國家指責沒有完全履行入世承諾。不過，多種外國產品的關稅已經下降很多。2003年末，大陸還和香港、澳門簽署了CEPA，保證兩地的產品能夠以零關稅進入中國內地市場。這項舉措被認為事實上是對香港更為有利，是中央支持香港經濟發展的措施之一。
中國的貨幣政策在2003年末也成為焦點。美國政府批評中國故意將人民幣匯率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以取得在國際市場上的不公平優勢。而中國方面則不願做出讓步，反批評布什政府面臨選舉年，指責中國的貨幣政策只是為了其自己的選舉。但是到2004年初，似乎有跡象顯示中國將會改變其貨幣政策，與美元脫鈎，曾有一個大陸媒體報導過將在2004年年內使人民幣擴大浮動範圍，但是立即遭到當局的否認。
總結：現代化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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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運載火箭發射
成就
中國社會經歷了一次由上到下、有其自己特色的巨大變革，從貧窮、落後轉變為一個日益現代化的國家，而且正在發生有可能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生活水準的全面提升。現在的中國只有12%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大多數人民享有食品、住房、醫療等生活必需品。中國，再加上越南，這兩個前共產主義國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之下，已經成為發展最快的第三世界國家。
1949年以前中國的文盲率高達80%，而現在已經下降至不到7%。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國人民的平均壽命僅為35歲，而現在則達到70歲，比一般第三世界國家要高10歲左右。
中國的城鄉醫療保健系統主要集中在疾病的預防上。中國已經在1950年代末基本消滅血吸蟲病，1994年基本消滅絲蟲病，1995年消滅骨髓灰質炎。中國政府正在計劃在短期內消滅麻風病，在來年消滅碘缺乏症。雖然人口的壽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又由於1970年代以來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中國的人口增長率正在穩步下降。因此，中國已經很大程度的解決了人口過剩和營養不良的問題，所以，中國保持穩定的前景將會相當好，而一個持續的增長也是可能的。
問題
然而，這樣的成就應該從宏觀上來看。也應該注意到在相同的被戰爭破壞的德國和日本，以及附近的亞洲四小龍在更早的時候就已經都取得了相似的成就：人均壽命和識字率的提高，更高的生活水平。雖然中國現在正在享受空前的增長，但是這些都是在毛澤東時代以後才得以實現。但是從另一個角度講，新中國的工業基礎都是在毛澤東時代打下的。正因如此，改革開放後，引進的大量外資可以直接用於投資建廠，不必為資源等事擔心。德、日及「亞洲四小龍」，和中國（大陸）相比，面積和人口都要小得多，所面臨的困難比起擁有數億人口的中國大陸來說，雖不能說是微不足道，但實在是少太多了。而且有一點很重要：這些國家和地區都沒有遭到向中國大陸一樣的國際封鎖。
政治改革和貪污
與中國的經濟改革相比，政治體制方面的改革進程緩慢，政府將社會穩定視為第一位，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很少有人會認為中國將很快實現民主，但大多數人相信，隨着經濟改革的深化，政治體制改革與民主化將是不可避免的。近年來，基層直選普遍展開，但是更高層的民主直接選舉依然沒有實現。在中共新領導人上台後，很多人對進一步民主化抱有期望，不過要政治體制的全面開放，還是需要一段時間的。
包括江泽民在内的很多领导人都强调，腐败可能导致共产党失去民心。民意调查也显示腐败是人民最不满意的地方。虽然中共不断加强反腐败力度，还是有人批评政府是选择性办案。有评论认为中共不愿查办一些较高层的领导人，而查办时往往是为政治目的而非司法调查。尽管如此，政府已经采取措施，如加强法制体系与执法体系等。
中國領導人了解到媒體是反腐敗的重要力量。政府對媒體的控制已經放鬆，引入市場機制，使得更多媒體開始報導有關問題。但噹噹局認為某些報導太過火時，依然會查封相關報社或解僱某些記者。參見中國媒體。
互联网与手机短信的出现令政府控制媒体的能力下降。而香港媒体也越来越深地报导内地较敏感的新闻。
隨着香港和澳門的回歸，以及西藏和新疆的獨立運動大大受到控制，主要的突出問題是台灣問題。陳水扁在2004年台灣總統大選中勝出（還有爭議）並已就職，使得海峽兩岸的關係又進入了不穩定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