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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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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团民
一个拿著旗上写著“钦命 义和团粮台”字样的义和团拳民。

义和团运动或称庚子事变、庚子国变、庚子拳乱，是公元1900年前后中国清末，在西方列强对华渗透侵略日益加重和对清廷控制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在中国北方发生的以华北农民和部分清军为主体，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在华西方人及华人基督徒的暴力活动及其引发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义和团原称义和拳，其参与者被称为“拳民”，贬称则为“拳匪”。

义和团兴起

1900年，外国画家笔下的义和团。
主条目：毓贤 § 从义和拳到义和团

义和拳本来与长期流行在山东、直隶（今河北省）一带的白莲教等传统民间秘密宗教有关[1]，最初反对满族统治，以“反清复明”为口号[注 1]，而遭到镇压。 另外，在1900年的旱灾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以及扩散有着很重要的作用。由于长时间的旱灾，导致农民无事可做。参加义和团可以锻炼武术，并且义和团从富裕农民或者地主处夺取食物并提供食物给这些农民，所以义和团运动迅速扩张。

随着鸦片战争后的国势开始衰落，外国势力渗入寻求最佳利益的冲突，华夷之辨取代了满汉之争，义和团有部分会众转向，开始支持清朝，演变成亲清的民团组织。

他们利用设立神坛、画符请神等方法秘密聚众，称为“义和拳”，其中掺杂有一些教授信众“刀枪不入”的愚昧成分。

1898年由梅花拳拳师赵三多首次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注 2]。

义和团领袖于栋成布告：“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污辱我们。自道光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而现在又想来瓜分中国。”可被视为义和团运动全面爆发的政治纲领。

遇害人数

在义和团运动中，有250多名外国传教士及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死亡（根据基督教会方面的统计）；也有许多与教会无关的中国人被义和团杀害，数量远超被害教民[3]，未有统计（单北京死于义和团手下的有十数万人[4]）；死亡的义和团拳民、义和团支持者以及其他中国人不计其数，义和团和八国联军进据北京时都有奸淫据掠的劣迹[5][6]。义和团事件通常与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这两件事合在一起。

教案

主条目：教案 (宗教)和列强瓜分中国

教案一般指清朝末年中国境内牵涉基督教教会的社会事件（常引起争讼、暴力甚或演变为外交事件）。义和拳活动主要集中在华北的直、鲁地区，正是教案频仍的地区，义和拳活动与教案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被迫在1895年签署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赔款白银二万万三千万两，显示了之前的洋务运动失败，再次引起欧洲列强对中国的野心。1896年，欧洲强国，要求清政府准许修建铁路和采矿。1897年11月，山东冠县梨园屯发生“曹州教案”，两名德国圣言会传教士能方济（Franz Nies）及理加略（Richard Henle）被冲入教堂的村民打死。

德国立即作出了反应，以此出兵占据了胶澳及其周边地区（今青岛市胶州湾地区）。德皇更对其舰队训言，谓：“如中国阻挠我事，以老拳挥之”。接下来的一个月，俄军进驻了辽阳南方的旅顺，英国和法国之后分别派兵占领威海和广州湾（现在广东湛江）。

外国的进占，更激发起山东各地的排外情绪。1898年3月，拳民活动在山东加剧。1899年，捐官出身的汉裔旗人毓贤出任山东巡抚，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对义和拳采用安抚的办法，将其招安纳入民团。于是义和拳成了“义和团”，而其口号亦由“反清复明”改成“扶清灭洋”。义和团四处烧教会、杀害教士；抵制所有外国事物和之前失败的“洋务运动”。在义和团的积极排外下，外国人被称为“大毛子”，一律杀无赦。中国人如信奉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通被称为“二毛子”；其他通洋学、懂洋语、以至用洋货者，被称“三毛子”以至“十毛子”等，轻则被殴辱抢劫，重则可能有杀身之祸。时人记载：“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生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罗稷臣星使之弟熙禄，自河南赴津，有洋书两箱，不忍割爱，途次被匪系于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顾以为乐；一仆自言相从多年，主人并非二毛，亦为所杀，独一马夫幸免。其痛恨洋物如此。”[6][7]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8]

义和团传单抄本，声称干旱是因为教堂遮蔽天空，外国人俱是乱伦所生，并以蓝眼睛为证；灭洋的方法除了练拳外，就是拆铁路，拔电线杆。

教案频发的主要原因

《猪叫剜眼图》描绘邪教收纳妖人，挖眼制药。

教案频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治外法权凌驾中国法律
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被准许在中国传教和成立教会。在治外法权之下，不单教会的西方神职人员不受清政府管辖，一般中国信徒也常获教会庇护。地方上，基督教教会每每因为文化、风俗差异等等各种原因，与地方民众发生冲突。部分不良教民利用特权优势欺压当地普通民众[注 3]，而地方政府却往往因为惧于教会的治外法权，不欲与洋人作对而未能持公处理，加剧社会矛盾和不公，造成教案。
基督教会财产争议
雍正禁教之后，教堂大多被没收充公。到咸同年间，这些房产有的早已翻拆改建，挪作他用，有的则是多次易手，查还已相当困难，但外国基督传教士仗着清廷上谕和法国公使的权威，往往不顾实际情况，任意索要绅民所尊崇的公所、会馆、书院、庙宇等，迫令退还，到后来发展到强迫买卖田地、低价勒索甚至霸占田地，因而激起中国人反抗。[10]
基督徒与中国文化信仰的冲突
一些外国基督传教士不尊重中国文化，歧视中国文化，贬低佛教与道教为主的中国民间信仰，有的破坏中国风俗，造成当地保守中国人的不满。
仇外心态
清末华北地方经济破产，传统社会纲纪解体；在转变的时代，人心惶惶，各式秘密会社纷起。总之，教会、教众和洋人、洋货，成为了仇视的对象。
谣言
当时社会有许多诋毁西方人的谣言，如说洋人医院挖小孩眼睛制迷药、神父用特制器具吸男童阳精等等，而一般中国百姓一向迷信这类传言，从而人人自危，对西方人及中国教友恨之入骨[注 4]。诬指被中国政府处死的基督传教士马赖，勾引奸淫妇女，而且奸污别人的新娘。再如，1901年被罗马天主教会封为圣徒的郭西德，被诬指奸污民女，放纵一些无赖基督教徒在农民田地里抢劫收割庄稼，最后被中国民众处死。[12]
守旧势力的反扑
教会除了传教之外也兴医办学、提倡破除陋习（如缠足纳妾）、传播新思想（如宪政、民主），与维新运动一样不可避免会引起守旧势力的仇恨。

导火线

一则法国报纸报导中国拳民拆毁铁路的消息，刊于1900年6月。

自义和拳兴起，开始提出“仇教仇洋”的口号后，时任山东巡抚李秉衡以民族主义观点，视之为义民，加入者日众。

公元1897年，山东省曹州府巨野县（今菏泽市巨野县）张家庄的天主教堂遭到当地大刀会土匪数人的抢劫，2名在堂内的德国神父能方济（Father Franciscus Nies）和韩理加略（Father Richard Henle）被杀死，史称曹州教案。11月6日，德国以此冲突为借口出兵山东，并于11月14日强行占领中国山东省胶州湾（今青岛），李秉衡因而被革职，由张汝梅继任山东巡抚，但反教事件蔓延，清廷下令严查。张汝梅为了掩饰事实，将“义和拳”归入乡团，称为“义和团”。

1899年，毓贤继任山东巡抚，当年12月30日（农历十一月二十八日），山东肥城发生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卜克斯被杀案件，在西方各国连续抗议后，煽动和支持义和团[13]的毓贤被清廷免职。毓贤离职后到北京觐见慈禧太后，向她提出招安义和团；之后获得调任山西巡抚[注 5]。毓贤任山西巡抚后，更变本加厉纵容义和团残害教民[13]，其卫队数十人都是义和团团民[13]。而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带领北洋新军在山东大力镇压义和团，稳定山东局势，迫使一部分义和团拳民逃入直隶境内。

1900年1月24日，溥儁受诏入宫，封为大阿哥，但外国公使均不承认。戊戌政变后完全控制朝廷的慈禧，对列强反对她废黜光绪感到十分不满，中外关系趋于紧张。

1900年1月，慈禧不顾西方外交人员的抗议，发布维护义和团的诏令。直隶总督裕禄于是由本来剿灭义和团，转变成扶助义和团。除了向团民发放饷银外，裕禄还邀请义和团的首领大师兄曹福田到天津开坛聚众。于是山东的拳民涌入直隶。由天津至涿州、保定都有拳民起坛请神、烧教堂、杀洋人、杀清军、并到处毁坏铁路及电线杆等洋物。

八国联军

外国使馆在北京东交民巷，受义和团围困方位图。
京城各国暂分界址全图
主条目：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自从各国收到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人员的求援后，他们在1900年5月31日组成一支432人，由八国海军人员组成的联合部队（法国75人，俄罗斯79人，英国79人，美国53人，意大利39人，日本24人，德国水兵51人、奥匈士兵32人于6月3日出发），从大沽经铁路通往120公里左右的北京城，协助使馆人员防守。

西摩尔远征

不过随著局势不断恶化，6月9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Colonel Sir Claude Maxwell MacDonald）透过电报向西摩尔称，北京城内局势每小时正在恶化，要求西摩尔为进军北京作好预先安排[15]。6月10日，北京使馆区与外界的电讯联络中断[5]。因此各国急商，增派一支由2066名各国海军及海军陆战队人员（英军916人、德军540人、俄军312人、法军158人、美军112人、日军54人、义军40人、奥匈军25人）组成的援军入京，决定由英国副海军上将爱德华·霍巴特·西摩尔（Edward Hobart Seymour）任联军司令，美国海军上校麦卡加拉（Bowman McCalla）为副司令、俄国上校沃嗄克任参谋长，从天津搭火车出发前往北京保卫使馆。可是天津至北京的铁路已被破坏，西摩尔的选择唯有一路修复铁路，一路沿著铁路行军。

1900年，日本人所绘的八国联军。

由于清政府对列强的态度朝令夕改，故令聂士成无所适从，根据聂士成上司荣禄的命令，聂士成一度容许联军先遣队火车通过天津[16]，旗下武卫军士兵对联军的态度亦显得友善，并没有意图攻击联军的举措[17]。

不过西摩尔向北京行军的举动惹怒清廷，因此支持义和团的端王载漪迅即取代庆王奕劻，成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并命令武卫军聂士成，董福祥甘军攻击八国联军先遣队。另一方面，清廷又透过招募义和团成员入军，以保卫首都，阻止西摩尔的行军[18]。

联军火车通过天津后随即被包围，聂士成率所部守卫天津杨村一带，与义和团一起阻击八国联军先遣队。由于八国联军先遣队不擅陆战，武器并不占优，多数武器得自天津的清军军火库[19]，清军与联军互有死伤。至于义和团则被聂士成派上前线，遭联军机枪扫射，撤回时又遭聂军机枪扫射，死伤惨重。西摩尔本来打算停止前进，但在6月18日收到使馆被袭的报告后，决定继续沿著白河前往通州（距离北京城25公里）。

由于京津铁路已被义和团破坏，加上聂军装备精良，配有德制重机枪、克虏伯大炮和最新式的毛瑟枪，联军无法前进。根据一位前线英国士兵描述，平均要发射4粒子弹才能射杀一名义和团拳民，联军弹药不足，只能后撤，其间造成超过200人伤亡。事后联军副司令麦卡加拉报告，指单一的步枪射击是不足够消灭所有拳民，因此联军需要携带更多弹药[20]。

清廷称此役为廊坊大捷，可是裕禄将之归功并大赏于义和团，而聂军则分文无赏[21]。

联军撤退天津期间征用4艘中国渔船，沿著河岸牵著绳索，载上所有伤员及剩馀的食物、弹药及医疗用品前往天津。途中占领清军的西沽武库[19]，发现除了有德国克虏伯野战炮外，还有大量步枪与数以百万计的子弹，连同数百万斤大米和充足的医疗用品。

得到充足的军事物资后，西摩尔决定坚守待援，透过一名中国仆人穿过义和团活动范围，向各国公使告知联军的困境。联军在待援期间遭到清军、民团日夜不断的攻搫，处于崩溃的边缘。直到6月25日，一支1800人组成的援军（其中俄国900人，英国500人）解西摩尔之围，在战场使用了价值超过300万英镑的弹药数量后，终于在6月26日清晨成功接应西摩尔联军撤退，西摩尔行军北京期间总计损失62人，有225人受伤[22]。

当时被困在北京使馆区的外国人对西摩尔充满信心，认为西摩尔军队离自己很近，他们很快就会安全，完全无视西摩尔的军队拯救失败的事实[23] 。另一方面，直到西摩尔撤回天津为止，清政府都不知道自己有一支军队成功阻止西摩尔的行军[24]。

慈禧太后及光绪皇帝西狩

天津的义和拳民众。
File: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jpg
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

8月14日凌晨，德国人瓦德西统帅得到加强的联军来到北京城外，发起总攻击——俄军攻东直门，日军攻朝阳门，美军攻东便门。俄军与日军面对的城墙较高，且遭遇的抵抗较强，各自阵亡了约100人；而美军进攻的东便门城墙较低，且离清军火力较远。当日上午11时，美军使用云梯，让第九步兵队带着星条旗爬上城墙，成为最先攻入外城的部队；美军虽入外城，但被清军的炮火压制，难以继续前进。英军中午始达北京，攻广渠门，至下午2时许攻入。晚上9时，俄、日军分由东直、朝阳二门突入。15日，联军逐步攻占北京各城门，与清军在城内展开巷战；至当晚，联军已基本占领全城；慈禧太后、光绪帝和亲贵大臣仓皇离京，珍妃遭投井溺毙。慈禧太后等人先逃至怀来县，又辗转逃亡至大同、太原，最后来到西安。

联军攻占北京及河北各地农民与八国联军的战斗

File:八国联军及清军斩杀义和团.jpg
八国联军及清军斩杀义和团

联军占领津京后，当地排洋、仇洋的风气大变，街头一改人人包红布、穿红衣义和团打扮，天津百姓家门首皆插白旗，行人亦各持白旗，上写“某某国户人”，或“某某国顺民、良民”。北京商铺争先贴出保护单，各国占管区居民，纷纷向洋兵送万民伞，时人记载：“昔则挟刃寻仇、灭此朝食，今乃颜娟敌，载道口碑，京师及各省都会，其翻译通事之人，声价骤增，势力极盛，于是都中之人，咸歆而慕之，昔之想望科举者，今皆改而从事于此途。”[19]

日本军除了掠去户部近三百万两存银外，对占领区的百姓秋毫无犯，因此八国联军分区占领北京的时候，日占区和美占区是联军当中社会秩序最好的，军纪最为严明，时人记载，“俄军界内，存者唯狗而已，法意军界内，触目萧条，几无人迹，德军界内，惨况倍之，英军界内，虽有人烟，亦甚寥寥，日军界内，熙熙攘攘，往来如市，而美军界内，安堵如故，市肆全开，静谧。”[19]

二次大战期间，日军将领冈村宁次感慨自己的士兵军纪今不如昔，认为这是日本堕落的标志[19]。

相比之下，德军、俄军、法军在北京城内则做出滥杀、强奸[25]、抢劫、烧毁等非人道暴行。

在北京，以樊国梁为首的教士们发出“布告”容许天主教徒在8月18日教堂解围后八天之内抢夺生活必需品，规定抢夺不满50银两的，不用上缴；超过50银两的，应负责偿还，或交教堂处理。[26]法国媒体曾刊登回国士兵的陈述：“从北堂我们开向皇宫，修士们跟着我们去，...他们怂恿我们屠杀、抢劫，...我们行抢都是替教士干的。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爱杀就杀，爱拿就拿，实际抢了八天。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我们进一家就随便拿东西，我们把店掌柜抓了当仆役，教士们把抢来的东西，让他们背着运到北堂去了...”[27]。

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则于1900年11月23日，在纽约公共教育协会上发表《我是一名义和团》的演讲：[28]

为什么不让中国人摆脱那些外国人？既然我们并不准许中国人到我们这儿来，我愿郑重声明，让中国人自己去决定，哪些人可以到他们那里去，义和团是爱国者，我们祝愿他们成功。义和团主张把我们赶出他们的国家，我也是义和团，因为我也主张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家。

另一方面，根据马克·吐温撰文的揭露，仅在河北任丘县一处，美国基督传教士梅子明以‘用人头抵人头’为口号就杀害了中国无辜农民680人[29]，

《日本邮报》编辑刊发的弗兰克·布林克利在谈话录中说：“当得知在中国的40名女传教士和25名儿童被义和拳民屠杀的消息时，西方人士无不悚然动容。但是八国联军在中国所犯下的暴行，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犹如天壤之别。仅在通州一地，在这座中国未设一兵一卒抵抗的城市中，就有573名中上层妇女因不堪忍受联军士兵污辱羞愤自尽，而同样受辱的下层妇女们，则只能忍气吞声。当西方士兵本身的所作所为意味着野蛮和残暴的时候，他们还有什么资格去控诉中国义和拳的野蛮行径？”[30]

俄国入侵东北

俄国除了与随联军进攻北京外，更另外从南北两路派二十馀万人进占中国东北。北路俄军8月攻占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至9月占领吉林省城吉林；南路8月占据营口，10月1日占领沈阳，10月6日两军会师，占据了东北全境。

各方历史记载

在美国的历史记载里，称这次军事解除公使馆危机行动为“中国解救远征”，中国则称之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在德皇威廉二世的坚持下，瓦德西于8月7日被任为联军总司令。然而瓦德西及德军在联军攻进北京后两个月才到达中国。他们因为热切执行威廉二世7月2日发布的命令：“你们知道，你们面对一个狡猾的、勇敢的、武备良好的和残忍的敌人。假如你们遇到他，记住：不要同情他，不要接收战俘。你们要勇敢地作战，让中国人在一千年后还不敢窥视德国人。”[注 6]四处掳掠，而备受批评。威廉二世的这段讲话是对5世纪匈人入侵欧洲的回忆。后来这段话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英国人借用来贬损他们的德国敌人。

时间轴

董福祥像
董福祥辖下的回族军队，自甘肃前往北京支援义和团的行动。
紫禁城内的八国联军。

5月27日，三万拳民占领涿州。

5月28日，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有感使馆区有危险，要求泊在大沽附近的17艘外国战船增援。337名外国水手及陆战队员于5月31日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京，防卫使馆区。另外89名德国及奥国陆战队员于6月3日抵京。[31]

6月6日，慈禧派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和顺天府尹赵舒翘到涿州调查。义和团首领李来中向刚毅等表示义和团只反洋人，不反朝廷。结果刚毅回京后，向慈禧报告“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朝中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亦主抚义和团，向洋人开战。

6月9日，慈禧从颐和园回宫，并调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进城，驻扎在永定门内。董军中不少士兵参加了义和团。董福祥还与义和团首领李来中结拜兄弟。

6月10日，慈禧委派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义和团拳民于同时开始大举入京。最多时北京的拳民超过十万。是日起，北京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对外通讯断绝。

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在永定门内被刚调入京的董福祥甘军所杀，被开腹剖心。[31]驻天津的各国领使组织二千人的联军，由英国的海军司令西摩尔带领，乘火车增援北京十一国公使馆。因为铁路被拳民破坏，西摩尔受阻于天津城外的杨村、廊坊一带，与清兵及义和团展开战斗不利，退回城中，致使第一次试图解除清兵和义和拳民对公使馆的围困失败。该战事被清政府及义和团认为是一次抗击外敌的重大胜利，并被命名为“廊坊大捷”。

6月13日，义和团进入内城，当天烧毁孝顺胡同亚斯立堂、双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伦敦会、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东堂、灯市口公理会、东四五条西口的美国福音堂、交道口二条长老会、鼓楼西鸦儿胡同长老会、西直门内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驸马桥安立甘会、宣武门内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保护）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拳民在北京放火烧掉教堂和一切与西洋有关的事物。

6月15日，军机处曾一度传旨，令在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及山东巡抚袁世凯速入京。

6月16日，义和团烧毁前门老德记西药房，而附近约千家（一说四千家[6][4]）商铺受波及而被烧成废墟，正阳门楼、北京24家铸银厂也遭烧毁。拳民同时四处破坏教堂攻击教民，庄王府前大院被当成集体大屠杀的刑场。除了屠杀教民外，义和团更滥杀无辜，诬指许多市民(包括许多妇女小童)为白莲教而烧死戮死，如据当时目击者记载：“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3]；也有被公报私仇而杀者，如扶持义和团的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的好友副都统神机营翼长庆恒一家大小十三口因被寻仇于七月初被全部杀害。[4]而义和团民的不同派别也互相武斗残杀。义和团、京师禁军和甘军也肆意奸杀妇女，不计其数[5]。除了屠杀奸淫外，义和团及清军也掳掠洗劫商户平民，并将赃物公开拍卖。当时的权贵之家也不能幸免，如吏部尚书孙家鼐、大学士徐桐的家都被抢掠[6]，徐桐（时年八十）[注 7]更被义和团民拖出批斗[5]。是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后，一度发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谕。

6月17日联军攻占大沽口炮台。慈禧收到此消息的同时，得到虚假情报，以为外国的要求她归政于光绪[5]。慈禧态度作出一百八十度转变，转为支持义和团及向洋人开战。命刚毅、载漪、载勋、载濂、载澜统领义和团，任载勋为步军统领九门提督。

6月，山西义和团焚烧教堂，山西巡抚毓贤登高望到火光称“天意也”并禁止清军救火，有英国教士逃出，对群众说“昔晋省大（旱），吾输财五六万，活数千人。今独不能贷一死耶？”被清军杀害。一英国妇女抱著儿子跪下，说她施医每年救活数百人，请求饶过她和儿子。被士兵击倒，和儿子一起推入火中活活烧死。7月，毓贤派士兵守太原城门，禁止教士出入，又将教士老幼囚禁在铁路公所。7月9日，毓贤将这几十名教士及其家属妇孺押至抚署，杀害英国教士及家属男女老幼三十馀人及仆役二十馀名，枭首示城门，剖心弃尸，积如丘山。又驱赶法国天主堂修女二百馀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从。毓贤下令斩为首二人，令修女饮两人的血，有十六人将血饮下。毓贤下令将这十六人䌸悬高处，迫其他人背教，皆不从。清军士兵又掠走貌美的修女几十名，但都不屈，最后全被杀害。[13]

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国前去总理衙门要求保护，途中被清兵伏击（由于克林德曾经枪杀义和团众，此次行为被认为是报复）；酿成战争的导火线。

6月21日，按照慈禧太后的旨意，清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彼等”（并未列出“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等十一国”）同时“宣战”。实际上皇室只曾向清室臣下下达一份谴责洋人和表达决心的诏书，而该诏书未曾按现代外交惯例，交予外国使节。

清廷向各国宣战的同时，也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5]。义和团及朝廷军队围攻各国在北京的使馆。使馆区内被围人数约3,000人，当中约2,000为寻求保护之华人；400人为外国男性平民，147名妇女及76名小童。另有士兵、水兵及陆战队共409人，武装有3挺机枪及四门小口径火炮。各国在准备以武力解救使馆的同时，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抵抗。[31]

6月25日，在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的率领下，义和团一行六十多人直奔瀛台欲弑光绪帝，被慈禧太后阻止而未果。

事件最终演变为国际军事冲突，在事件平息之前，约有45,000[注 8]名来自日本、美国、奥匈帝国、英国（英军中包括英在威海卫训练的由中国人组成的中国兵团）、法国、德国、意大利及俄国的八国联军以及反抗拳乱的中国军队与义和团拳民对战。7月至8月进军北京的联军指挥官是俄国人General Linevitch[31]。

6月27日，许景澄及袁昶联衔上奏，请杀主战派，而再后杀两人以谢主战派。

7月14日，联军占领了天津；直隶总督裕禄兵败后自杀。

7月28日，主和的大臣许景澄及袁昶被清廷处死。

8月4日，联军向北京进逼，沿途并没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当时沿途的清兵和义和拳民估计有15万之多，而联军总数开始时仅3万多人（后来有所增加）。时值8月，气候炎热而潮湿，加上沿途浓密的玉米地形成天然屏障，为进军增添了种种困难。

8月11日，清廷处死主和的大臣联元、立山及徐用仪。此三人与之前被杀的许景澄、袁昶号称庚子被祸五大臣。

8月14日凌晨，联军至北京城外，经两天的激战，到8月15日逐步攻占了北京各城门，随即与清军在京城各处展开巷战。

8月16日晚，八国联军已基本占领北京全城。慈禧等皇室在北京陷落之后立即仓皇离开，逃到西安。

东南互保与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
战后被立枷处死的义和团拳民。
义和团领导人遭处决，一旁有德国士兵驻守。
前往中国镇压义和团的美国部队。
File:Soldier sit in dragon chair.jpg
官兵在乾清宫内坐在龙椅上
主条目：辛丑条约

在清政府尚未向各国宣战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闽浙总督许应骙等即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同时密议盘算倘若北京失守而两宫不测，当由李鸿章作总统支撑局面。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骙、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外国达成地方上的协议，称东南互保。他们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

而清朝皇室逃往西安途中，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9月7日，清廷发布上谕，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中外势力的联合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同时，清政府派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全权特使，与各国和谈。

1900年10月，李鸿章抵达北京，向八个占领国展开谈判。当中俄国志在另约取得中国的东北；德、法、日、意皆有瓜分中国领土的想法；但英、美则以商业为重，希望保持在华的贸易利益，对俄国的扩张存有戒心，故此反对各国的领土要求。李鸿章从国际法上，提出义和团为叛逆，皇室之前的宣战诏令是被挟持之下发出，不承认中国与十一国交战，事件是外国派兵来华助剿叛乱所引起。故此各国无割地的理据，而中国则只有赔偿军费的义务。最后达成的《辛丑条约》的正式名称，亦只是一个中国与十一国之间的赔偿协定，而并非交战国之间的正式和约。至今，西方国家仍然以“拳民暴乱”（Boxer Rebellion），来称呼整个义和团及八国联军事件。 1901年6月11日，清廷下诏，停止外侨被“戕害凌虐”的以下45个城镇文武考试五年：山西省太原府、忻州、太谷县、大同府、汾州府、孝义县、曲沃县、大宁县、河津县、岳阳县、朔平府、文水县、寿阳县、平阳府、长子县、高平县、泽州府、隰州、蒲县、绛州、归化城、绥远城；河南省南阳府、河内县、郑州、光州、陈州府；浙江省衢州府；直隶省北京顺天府、保定府、永清县、天津府、顺德府、望都县、获鹿县、新安县、通州、武邑县、景州、泺平县；东三省盛京、甲子厂、连山、于庆街、北林子、呼兰城；陕西省宁羌州；江西省鄱阳县；湖南省衡州府。

另一方面，慈禧太后一直被视为义和团事件的罪魁祸首，因此李鸿章在“惩办祸首”的问题上与列强多番据理力争，最后得到保证，列强在“惩办祸首”的条款中不提及慈禧太后的名字，变相不再追究慈禧在义和团事件中的主要责任。

此外，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作为战败国的中国，不能在天津市及京津铁路沿线驻兵，袁世凯就从他武卫右军挑了3000人，换上警察制服，接收天津的防务，变相收回了京津沿线主权，这支三千人的部队就是中国最早的警察队伍。仅用了半年时间，天津就被外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拥有最好的警察制度的城市[32]。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签署《辛丑条约》。中国虽然免于领土被瓜分，但需要向各国给予总计4.5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分39年偿还，史称“庚子赔款”，由关税及盐税中扣付。这个数目的意味著要向每个中国人惩罚一两白银。对此申报发表社论说“中国不能保护使臣致惨遭毙……曲诚在我……不得谓外人过于要挟也。”[33]赔款的总值按当时银价，约为3亿330万美元。这笔赔款金额过于庞大，后来在中国驻美公使梁诚的交涉下，美国退还了部分赔款；应付赔款2444万，美国将当时尚未付足的1078万从1909年1月起退还帮助中国建立海外留学教育系统。最初称为“清华学堂”，为留美预备学校，即后来清华大学的基础，成为后来中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洋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宣战，并停止向这两国赔付庚子赔款。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除日本）为用和平方式维护其在中国的利益，故陆续放弃或者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

死亡华人基督及天主教徒统计

在这幅插画中，西方人被满族官员当作猪或羊杀害。
义和团的令旗。

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省，主要是华北的直隶、山西，以及内蒙古和东北，普遍发生针对外国人及中国基督徒的大规模集体屠杀事件。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教职人员及中外信徒皆有死伤。以下伤亡情况和死亡数字大都根据教会人士的统计，中国官方未有正式史料证实：

据统计，共有241名外国人（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3]、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34]在1900年夏天的屠杀中死亡。

在山西，全省被杀的中国天主教徒计据说有5700馀人[3]，新教徒也有数千人，其中以内地会为最多，其他属于公理会，英国浸礼会等。7月9日，在太原巡抚衙门前，巡抚毓贤杀死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12人（意大利籍艾士杰和富格辣2位主教，3位神父、修士，7名修女）[35]，新教传教士及其家属子女34人（属于英国浸礼会和寿阳宣教会，其中儿童11人），共计46人。[36][37]山西是全国仇杀外侨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详见：太原教案）

在内蒙古，7月19日，清军马队攻进蒙古西南教区主教座堂所在的二十四顷地，村内大批天主教徒被杀，比利时籍的韩默理主教则被“手足合系，贯以竹竿，”然后“以铁索穿肩骨，囚以笼”，到处游街，7月24日，在托克托城被杀。[38]蒙古东部教区则发生滦平县活埋神甫事件。[39]蒙古中部教区除在西湾子（河北崇礼）主教座堂避难的5000多教友外，绝大部分（3200多人）被杀。

在直隶（今河北），由于总督裕禄和臬司廷雍的支持，义和团遍及全省各县，该省大批天主教徒（至今该省仍是中国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突然面临死亡的威胁，纷纷在各处天主教徒集聚的村庄筑堡垒顽抗。7月20日，陈泽霖率领的清军攻破景州朱家河村，聚集在该村的3000多天主教徒与两神甫，不分男女老幼，尽戮，[40]是1900年一次性死亡人数最多的屠杀事件。朱家河所在的直隶东南代牧区，共有50575名教徒，在庚子事变中死亡了5153人，674座大小教堂几乎全部被毁，只有献县张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得以幸存。[41]保定附近的东闾村集中了9000名天主教徒在此避难，由于击退了4万名义和团的进攻，战后成为北方著名的圣母朝圣地和中国天主教信徒最集中的一个村落。

在奉天（辽宁）被杀的天主教徒有1400多人，其中有1名主教，10名神甫[39]。7月3日，义和团联合清军摧毁奉天小南门外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纪隆主教、7名中外神父、以及400余名信徒全部烧死在堂内[42]。

在浙江的衢台二州，也发生了集体屠杀事件。湖南衡州和陕西，也发生主教神甫被杀事件。在山东、河南，教堂被毁者占十之七八。

影响

守旧顽固派被清除

义和拳运动的结果之一是朝廷体制内的守旧顽固派被清除，改革阻力减少，因而在1901年清政府延续戊戌变法的思潮，启动了一场政治体制改革——新政，以求避免清朝灭亡。

清廷威信下降

前往镇压义和团的日本海军陆战队。

在中国仕绅阶级看来，清政府在事件中对联军势力无能为力，统治威信大幅下降。东南各省总督在事件中擅自违令行动，事后反而得到褒奖。各地督抚开始出现不受中央控制的政治意向，统一集权的态势开始解体。十年后，南方革命党反政府的活动激进化，团结各省新军于1911年武昌爆发辛亥革命，南方各省直接违抗清政府自行宣布独立或观望。最终袁世凯进逼清帝退位，中华民国得以肇建。而地方政治实力上升所造成的割据局面，导致民国军阀混战的政局。

俄日在中国的扩张

俄国乘机占据了大量中国东北（或称满洲）的领土。俄国对辽东的租界（1898年）被正式得到承认。俄国的行动威胁英美所希望维持的中国的领土完整及贸易开放（门户开放）政策；并最终与在辽东和满洲东部省份希望扩展势力范围的日本冲突。经过两年的谈判，最终双方关系破裂并在1904年2月爆发了惨烈的日俄战争。

日本驻屯军

根据辛丑条约，日本可以在中国一部分地区驻军，保护侨民和交通路线，这为日后的中日冲突埋下了祸患。

列强对华政策的改变

义和团事件亦改变了列强的对华政策，减缓了当时列强殖化中国的步伐，正如当时谚语所讲：“老百姓怕官，官怕洋鬼子，洋鬼子怕老百姓”。列强意识到利用虚弱不堪的清政府统治中国百姓，显然比列强直接派总督统治百姓有利。

其他

八国联军中德俄两军被普遍认为在镇压义和团暴乱中最为野蛮凶悍，而且军纪较差，而美日军队被认为“严守纪律，不扰居民”。[6][4]当时北京满大街都是居民自制的太阳旗及“Belong Japan（日本所有）的标语”。[43]德军因其凶悍被冠以绰号为“匈奴”。

同时代人的评价及其他情况

当时华北民间谚语

“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

八国联军司令瓦德西的评价

“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无德行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之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

孙中山的评价

“（义和团）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虽然被联军打死了几万人，伤亡枕籍，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

列宁的评价

列宁著有《中国的战争》一书：“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

其他人士的评价

欧弗莱区在《列强对华财政控制》一文中论证义和团运动时说：“关于它兴起的原因，劳顿引证了义和团领袖于栋成所发布的一个布告，布告写道：‘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污辱我们。自道光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而现在又想来瓜分中国。’由这段布告看来，义和团的兴起虽然最初发生于幻想，但很明显的还是民族精神的觉醒。”

拆铁路拔电线杆

“高碑店兵拳开仗，拳死数十人。大沟等村拳闻之，急欲赴高碑助战，而白沟拳欲拆北河铁桥以阻运兵。定兴拳因与官绅约，不拆路，力阻之，甚至叩头，白沟拳不允，竟烧桥。”[44]“拳匪恐俄兵即至，故将天津铁路毁坏，以阻俄兵来攻。”[45]}}。清政府也曾命令清军拆毁铁路以阻挡敌军[46]。

1899年至1901年义和团之乱时期的中方武力：
左两位站立者为新军步兵；前站立者为传统正规军。右站立者为义和团。

宗教冲突

义和团运动中的“殉道者”，由俄罗斯正教会册封。

义和团运动运动中，中国汉教（以奉玉皇大帝为天地最高神、奉儒释道三教尊神为基本特征并杂奉各种民间俗神的中国民间信仰）和外来的基督教（被称为“洋教”）的矛盾是冲突的重要方面，“保汉教、反洋教”是义和团运动的重要目的之一[47]。

清朝宫廷斗争

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义和团运动的另一原因是清廷的权力斗争。唐德刚将义和团比喻为红卫兵，而将刚毅比作林彪，惇亲王载濂、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庄亲王载勋四兄弟比作四人帮。载字辈四兄弟、刚毅及其一帮扶助义和团的大臣，赵舒翘、毓贤、董福祥等，利用义和团的民间力量及慈禧太后对洋人又怕又恨的心态，排斥光绪帝等帝党。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本拟废光绪立载漪之子大阿哥溥儁为帝，但遭到西方列强反对，因此，载漪等人对西方列强及光绪帝极为仇恨。[13]在多次御前会议上，他们当众羞辱光绪帝及主和大臣，溥儁甚至直斥光绪为二毛子。1900年6月25日，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率义和团六十多人欲弑光绪帝，被慈禧太后阻止。但慈禧太后虽保住了光绪的命，却也忌他们几分，无法控制他们。董福祥的甘军杀了日本使馆三等书记员杉山彬后，慈禧太后曾召董福祥及载漪面斥，欲下旨惩办，但董福祥以甘军哗变来要胁慈禧，慈禧也只好作罢[5]。

而其时清廷中也有很多人将义和团当成升官发财的好机会，“士大夫谄谀干进者，又以义和拳为奇货”。如御史徐道焜上书：“洪钧老祖令五龙守大沽，龙背拱夷船，皆立沉”，御史陈嘉称自己“从关壮缪得帛书，书言无畏夷，夷当自灭”，“当是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4]，当时的报纸评论说：“推本言之，有守旧，而后有训政，有训政，而后有废立，有废立，而后有排外。”“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48]

文艺作品

义和团运动于1963年的电影《北京55日》（55 Days at Peking）[49]中被提及。《北京55日》于西班牙拍摄，由于拍摄需要数千名中国演员，电影公司从西班牙全国各地几乎把找到的中国人都拉来排戏了。这样的结果导致在电影拍摄期间西班牙全国的中国餐馆几乎都关闭，因为餐馆员工（通常是业主）都被电影公司所雇用。电影公司雇用了如此多的中国人以致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西班牙全国几乎找不到中国餐馆吃饭。这套电影因为题材敏感，后来一直被禁止在香港上映，在台湾虽曾打算以“慈禧太后失政记”片名上映但亦被禁映，本片在两地都直至1980年代中后期才解禁上映。

1975年，香港的邵氏兄弟拍摄了一部反映此事件的电影，名为《八国联军》（Pa kuo lien chun）[50]，导演张彻使用高预算拍摄了一个关于觉醒与复仇的大场景故事。 《八国联军》描述了拳民的追随者因受欺骗而相信他们刀枪不入水火不伤。电影的武术导演是刘家良，由傅声主演。

1986年，中国大陆作家冯骥才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小说《神鞭》被改编成电影，著名演员陈宝国参演。电影的主人公“傻二”的辫子神力无比，可作为伤人利器，被称为“神鞭”。傻二亦凭借这项才能加入了义和团。在一次和“洋人”的战斗中，傻二的战友大都阵亡，傻二的辫子也被洋枪打断，此后傻二一度陷入消沉。但在故事的结尾，傻二剪掉了辫子，变成了一位神枪手，继续和外国势力作斗争。傻二有一句总结全剧主旨的名言：“祖宗的东西再好，该割的时候还得割”。

1992年香港导演徐克所拍摄电影《黄飞鸿之狮王争霸》，也以这段史事作为故事背景。

1995年尼尔·斯蒂芬逊（Neal Stephenson）写了一部后数字朋客小说《钻石时代》（The Diamond Age），义和团拳民在2100年代的上海布置中被含糊提及。

注释

  1. ^ 与传统观点不同，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义和团从未反对过清王朝的统治，也没有提出过“反清复明”的口号[2]。
  2. ^ 赵三多最先于1898年提出“助清灭洋”，稍后改为“扶清灭洋”，1902年又改为“扫清灭洋”
  3. ^ 有历史学家认为，教民的成分多为白莲教等秘密教会教徒、土匪和穷人，他们皈依基督教的原因多是为了获得世俗的庇护[9]。
  4. ^ 同类谣言引致社会恐慌事件屡见不鲜，如乾隆时的叫魂剪辫事件[11]
  5. ^ 他在后来的任期内先后亲自下令诱杀、捕杀了超过150名传教士和他们的家眷[14]。
  6. ^ （德语原文: Ihr wisst es wohl， ihr sollt fechten gegen einen verschlagenen， tapferen， gut bewaffneten， grausamen Feind. Kommt ihr an ihn， so wisst: Pardon wird nicht gegeben. Gefangene werden nicht gemacht. Führt eure Waffen so， dass auf tausend Jahre hinaus kein Chinese mehr es wagt， einen Deutschen scheel anzusehen. 这个演讲有两个不同的版本，详细参见讨论页）
  7. ^ 支持义和团的大臣，曾奏请慈禧太后下诏“无论何省何地，见有洋人在境，径听百姓歼除”
  8. ^ 数字统计不一。按唐德刚《晚清七十年》，8月中从天津进至北京的部队其实只有七国（当中两国只为象征式的掌旗兵）约一万六千人，分别为：日军八千人，俄军四千八百人，英军（主要为锡克兵）三千人，美军二千一百人，法军八百人，奥国五十人，意国五十三人。

参考文献

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

引用

  1. ^ 见1899年劳乃宣所编《义和拳教门源流考》
  2. ^ 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ISBN 7-214-01269-3
  3. ^ 3.0 3.1 3.2 3.3 袁伟时，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4. ^ 4.0 4.1 4.2 4.3 4.4 清．罗惇曧，庚子国变记
  5. ^ 5.0 5.1 5.2 5.3 5.4 5.5 5.6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ISBN 957-32-3514-5
  6. ^ 6.0 6.1 6.2 6.3 6.4 西巡回銮始末
  7. ^ 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第2册，第146页
  8. ^ 柴萼《庚辛纪事》[1]
  9. ^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10. ^ 章开沅、刘家峰《如何看待近代历史上的教案》
  11. ^ 孔飞力（Philip A. Kuhn）教授的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12. ^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0年10月03日第二版
  13. ^ 13.0 13.1 13.2 13.3 13.4 清．罗惇曧，拳变馀闻
  14. ^ 中华书局1983年版《中国近代史》
  15. ^ （英文）Fleming, Peter. The Siege of Peking. New York: Harper, 1959, p.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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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19.0 19.1 19.2 19.3 19.4 凤凰网历史：八国联军在京烧杀为何日军对平民秋毫无犯，2011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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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英文）Peter Fleming. The Siege at Peking: The Boxer Rebellion illustrated. Dorset Press. 1990年: 第97页. ISBN 0880294620. The Imperial Council seems to have had no clear idea of the difficulties which Seymour, although he was only thirty-odd miles from Peking, was encountering. Two of its members were ordered to go south, intercept him and dissuade him from entering the capital. 
  25. ^ 《拳事杂记》记载：“联军尝将其所获妇女，不分良贱老少，尽驱诸表背胡同，使列屋而居，作为官妓。其胡同西头，当径设法堵塞，以防逃逸，惟留东头为出入之路，使人监管，任联军人等入内游玩，随意奸宿。”
  26. ^ “（1）每户为全家使用，在解围后八天之内所抑之粮、煤或其他物品，如基其总值不超过五十两银子（折合175法郎），可视为无义务偿还，因为这些东西属于绝对必需。（2）每户或每人于上述期间所抢之物，价值如超过五十两银子的，应负责偿还，可通知自己的本堂神父，将多余之物归公”。……（《遣使会年鉴》1902年（合订本），第229页－230页）
  27. ^ 法国《北方醒报》 1900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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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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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iana Preston: A Brief History of the Boxer Rebellion--China's War on Foreigners， 1900 ISBN 1-84119-490-5
  • 季理斐（Rev. Donald MacGillivray）：《庚子教会受难记》，上海广学会出版；
  • 柴莲甫：《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圣教书会出版。
  • 李杕：《拳祸记》，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出版。

研究书目

  • Joseph W. Esherick著，张俊义等译：《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 R.G. Tiedemann著，崔华杰译：《华北的暴力与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基督教传播和社会冲突》（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 Paul A. Cohen（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 佐藤公彦著，宋军等译：《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 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英文版同年初出版）。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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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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