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指一场發生在清宣统三年（1911年），旨在推翻清朝君主政體，建立共和政體的革命。辛亥革命成功顛覆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長達两千多年的帝制，開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在中国农历的干支纪年法中，1911年为辛亥年，故稱爲辛亥革命。
狹義的辛亥革命，指的是由1911年10月10日爆發武昌起義，至1912年元旦孫中山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這一段時間的歷史。辛亥革命另一種廣義的用法，指自清末開始中國出現的連場革命運動，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滿清統治結束為止。
背景
国情
1840年發生的鴉片戰爭，一般认为是中國近代史的起點。中國長期的閉關自守終於被迫劃上句號。國內部分官員及知識分子開始明白不變革並不足以應付中國千年未逢的挑戰。1860年代至1890年代(同治至光緒初年)的洋務運動，是一場由清室自發的改革。其重點為改良生產技術，透過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和生產方式，試圖以興辦工商業來加強中國的國力。然而中國在1894年的甲午戰爭再敗於日本，顯示只限於技術層面的洋務運動，並未能根本改變中國的落後。
自1895年的公車上書，國內開始出現民間問政的風氣，在知識份子中普遍出現要求更深層的改革。當中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物成為維新派，主張在體制內的改良，提倡效法日本及俄國，在皇權之下大幅改變政治及社會制度。維新得到光緒皇帝的支持，而得以在1898年開展戊戌變法。但是進行103天以後，因清室內保守勢力發動政變而告流產。部份維新人物流亡海外後，主張繼續維持皇室；實行類似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度，將政治實權逐漸交出至民選政府，主張這種變革方法的當時被稱為“保皇黨”或“立憲派”。
在義和團事件及八國聯軍的打擊下，在民主形势推动下，以慈禧為首的清政府開始推行康梁在戊戌變法中所提出的改革方案。其中影響最大的政策，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廢除了延續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制度，開始興辦新式學堂。到辛亥革命前，全國已經有6万多所新式學堂。廢除科舉后，大量以參加科舉謀求官職的傳統文人失去了出路。
此外，清政府於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仿行宪政”，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即立憲運動。
其後各省選出了以地方士紳為主要成分的諮議局代表，這些各省的實權人物，要求清政府加速推行制憲，成立內閣，但屢為清政府所阻。而宣統三年（1911年）5月所成立的內閣竟然是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13名内阁成员有9名是满族，7名是皇族的皇族内阁，更使立憲派人士大為失望。也因此種下在武昌起義之後，各省的士紳由支持立憲轉而附和和支持革命。
編練新軍
清朝末年，以八旗、漢人綠營爲主的舊式軍隊已失去戰鬥力。平定太平天國時主要倚靠的是已是地方武力。甲午戰爭後，因舊式軍隊已落伍，加上為免兵權旁落，清政府於1901年年起決定對陸軍進行全面改革，計劃在全國練新式陸軍36鎮，以取代八旗、綠營及地方的防營。當中北洋新軍6 鎮直屬朝廷，由袁世凱所編練的“新建陸軍”擴編。其餘各省亦由地方巡撫、總督負責編練新軍。爲了培養新軍的軍官，各地開辦了許多新軍學堂。部份地方的新軍(如張之洞主持的湖南)大量起用為留學生為軍官；相反北洋新軍中留學生極少。
反滿思潮
滿漢問題，在清初長期的盛世、文字獄的壓抑以及薙髮制度的影響之下，到了清中葉的思想中，已經幾乎不成問題，絕大多數的漢人對於統治者為滿人一事已不甚在意。但隨著清朝統治的日漸衰弱，首先在太平天國革命中，開始再度引出了滿漢問題。到了1890年代以後，排滿思想更是再度大興，明末遺老的著作成為當時人的重要思想資源，例如原本並不著名的王夫之的著作在清末重新被發現，成為當時知識分子們的重要讀物。許多革命人士更是藉反滿思潮來鼓吹革命，最著名的反滿宣傳著作如鄒容的《革命軍》等，對於年輕的革命參與者們造成很大的影響。雖然一些革命家如孫中山在種族革命之外，所強調的是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改革，但清末革命最主要源動力仍是排滿反滿的思潮。
但在推翻滿清後，口號也迅速地從「打倒韃虜」改為「五族共和」，以求統一分崩離析的中國。
革命組織
革命的主要組織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復會等革命团体，以及後來成立的中国同盟会。除此以外，還有共進會，文學社，同盟會中的丈夫團等。
兴中会主要在华南一带开展活动，光复会在江苏，浙江，上海一带开展活动，华兴会主要在湖南开展活动，共进会在长江流域开展活动，而后来成立的同盟会是全国革命力量的一个松散同盟，同盟会会员还在各地建立了各种同盟会的外围组织。
革命的领导者主要有孫中山、黃興、宋教仁、蔡元培、趙聲、章炳麟、陶成章等。
政治主張
革命者的主要政治主張有推翻滿清統治，恢復漢人江山，建立共和體制等。成立于1894年11月24日的興中會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眾政府」。成立于1904年2月15日的華興會的政治主張是“驱逐鞑虏，复兴中华”。1905年8月20日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其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被认为是民族主义，“创立民国”被认为是民权主义，“平均地权”被认为是民生主义。
但是革命党在宣传政治主张时，更多地是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内容，这样能够煽动起民众的反满情绪，更重要地是能最大程度上的团结各种力量。至于清朝覆灭后，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进行什么样的社会改革，当时的人都认为等取得成功以后再考虑。
发展历史
1890年代，不少人開始主張以暴力革命徹底推翻由滿人成立的皇朝及帝制，建立類似法國及美國的共和政體。最早主張革命的人多數集中在海外，以留學生、華僑青年為多。最早期的革命團體亦是在海外成立，當中由楊衢雲為骨幹的輔仁文社在1890年左右即成立於香港。而孫中山亦於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首次組織興中會，為革命籌措經費。二者後來在1895年1月在香港合併，繼續稱之為興中會，並且於同年10月26日首次在廣州發動武裝暴動起義，但並未取得成功。孫、楊二人亦因此而被通緝，並被香港當局禁止入境。孫中山於次年在倫敦為清廷所綁架，事件成為國際新聞，孫亦因而聞名國際。楊衢雲則在1901年被清吏在香港刺殺。
1900年，中國北部爆發義和團事件。清朝皇室在事件中的拙劣舉措使其威信大幅下降。1901年的辛丑条约签订後，國內的知識份子更感受到中國正面對前所未有的危機。自甲午戰爭起，中國派往海外留學的學生大量增加，當中以日本為數最多，1904年時一度達到二萬多人，不少為官費留學。革命的思想在留學生中廣為散播，主張革命的學生成立各種團體，發行刊物鼓吹民主革命。當中章炳麟、鄒容、陳天華等在日本非常活躍。後來不少留學生歸國，成為國內革命組織的骨幹。
1903年日俄在中國東北開戰，滿清政府劃出部份國土讓兩國交戰而自稱保持中立；皇室內更有人稱滿清的國土，“寧贈友邦，不予家奴”，令革命救亡的呼聲更高。各種革命團體亦於此時紛紛在國內出現。最主要有黄兴领导的华兴会（1904年在長沙成立，成員有黃興、劉揆一、宋教仁等，以湖南青年為主), 以及陶成章、蔡元培領導的光復會（1904年10月在上海成立，為會長，成員包括秋瑾、章炳麟等，以江浙青年為主)；此外有更多各式各樣的革命小團體,如江苏的励志学会、强国会，四川的公强会，福建的益闻会、汉族独立会，江西的易知社，安徽的岳王会，广州的群智社等等。這些革命團體不一定互相隸屬，而且多數帶有地方色彩。但大致上他們都有相同的目標：謀求推翻滿清、恢復漢人原來的江山；建立類似美國的共和制國家。當中推翻滿清的訴求著重滿漢之分；而要求恢復的江山亦只限以漢人為主的十八省，東北三省、新疆、西藏及內外蒙都被排除。排滿的態度正與中國各地方地下幫會“反清”傳統相通。故此不少革命組織都有借助秘密會黨的勢力進行革命。例如华兴会與哥老會，光復會與青幫，興中會與三合會皆有密切關係；而孫中山亦為洪門致公堂的會員。
孙中山在1905年夏，在日本成功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復會等革命团体，在8月20日于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在《民报》（原名《二十世紀之支那》，為華興會機關刊物，同盟會成立後易名民報）上阐述了这一观点。同盟會积极宣传他们的思想，大力推动群众的觉醒。《民報》在章炳麟、陶成章等主編下，由胡漢民、汪精衞等執筆，與主張保皇、由康有為、梁啟超執筆的《新民叢報》展開激烈論戰，成為革命思想的重要陣地。同盟會雖在1907年曾一度出再次分裂(孫中山因未經眾議收受日本政府資助，光復會退出。孫中山與汪精衞、胡漢民等於南洋另組總部；黃興則繼續支持孫中山)，但是在革命中仍起極為重要的作用。
1906年2月，日知會召開成立大會，由劉靜庵主持，到會的還有孫武、張難先、何季達、馮牧民等百餘人。日知會的前身是武昌美國聖公會下設的一個閱報室，日知會，注重在學生、新軍和會黨中灌輸新知識和革命思想。後來日知會成爲同盟會湖北分會的機關。
1906年起，陈去病等人在江南先后组织成立黄社、神交社、匡社等文学团体，1909年又组织成立南社，通过文学创作传播新思想。
1907年七月，在東京的部分同盟會會員主張在長江流域發動革命。劉揆一、焦達峰、張伯祥、孫武等人在東京成立共進會。共進會性質及綱領與同盟會幾乎相同，但不直接隸屬同盟會。共進會是武昌起義的領導組織之一。
1911年1月30日，振武學社改名為文學社，推舉蔣翊武為社長，詹大悲為文書部長，劉復基為評議部長。文學社為新軍內青年軍人組織，旨在通過滲透到新軍中，掌握武裝。文學社是領導武昌起義的另一個領導組織。
階層和群體
辛亥革命的力量有很多，包括留洋归国的学生及知识分子、会党群众、海外华侨、新军士兵、地方士绅、农民、游民等。
新兴知识阶层
新兴知识阶层以留洋学生和新式学堂学生为主体。科举制度废除后，清政府兴办新学并鼓励留学，很多年轻士子或进入新式学堂，或留洋学习。在陶成章的倡导下，很多士子捐官学军，到日本学习军事，如徐锡麟等。
1900年代，中国出现了留日热潮，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已累计万人多，在日本留学生周围，集结了一大批反清中坚力量。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参加者90%以上都是留日学生。在日本学习军事的同盟会成员还组织了丈夫团。
留日学生在辛亥革命中具有巨大贡献，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除孙中山外，如黄兴、宋教仁、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汪精卫等领导和骨干都是留日学生。
科举制度的废除,使的新兴知识阶层出现和崛起。受过西方文化洗礼的新兴知识阶层，成为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
会党群众
在清朝末期，许多秘密会党，包括洪门、哥老会、致公堂、三合会、洪江会是领导群众进行反清斗争的主要力量。会党的会众包括地主士绅，农民，手工业工人，小商贩，士兵，城市平民和无业游民等。会党的上层为地主士绅所把持，会党向来提倡“反清复明”的思想。
华兴会與哥老会，光復會與青幫，興中會與三合會皆有密切關係；而孫中山亦為洪门致公堂的會員。1908年前，革命党人着眼于联系和利用会党，准备通过会党会众发动反清起义，充当推翻清朝的重要力量。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回忆当初寻找革命力量时说“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的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
海外华侨
在辛亥革命中，海外华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在侨居地积极参加和支持同盟会，提供经费支援革命活动，还回到家乡建立革命组织，多次参加武装起义。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兴中会，首批加入兴中会的20余人都是华侨。
辛亥革命的成功,海外华侨功不可没，在黄花岗起义中遇难的黄花岗72烈士中,华侨就占了29人。
新军士兵
1908年起，革命党人将发动群众起义的重点转向新军。革命党人在新军内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向士兵进行革命的宣传。由于科举制度被废除，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投入当时兴办的新军当兵，成为新军中的有生力量。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和许多骨干如刘尧澄（刘复基）、詹大悲、王宪章、张廷辅、蔡大辅、王文锦都是投营当兵的青年。
士绅和商绅
1907年9-10月，清政府下诏筹设资政院和咨议局。这为士绅和商绅参政议政提供了机会。1909年，各省谘议局成立，许多士绅、商绅通过选举进入咨议局，在咨议局中集结了一批开明士绅。地方士绅的力量在地方政治中有着越来越突出的地位。
这些士绅、商绅本来都是立宪派，后来推出的第一个内阁竟然是皇族和满族主导的，立宪派对满清政府有所失望。武昌起义后，立宪派才纷纷附和革命。
外國人
除了中國人及華僑外，支持及參與辛亥革命的還有部份外國人；當中以日本人對中國革命的參與最為積極。不少革命組織都是在日本成立和運作；而中國同盟會亦是在支持革命的日本人撮合下在東京成立，部份日本人更加入同盟會成為會員。在多次革命起義中都有日本人直接參與，部份更在起義過程中犧牲。
革命的準備
從1895年至1911年間，興中會以及後來的同盟會先後發動了十次的起義，而光復會亦發動多次起義。這十多次的起義雖僅曇花一現，但卻在全中國種下了革命的種子。
第一次广州起义及同时期其他起义
1895年春天，以香港为中心的興中會策劃第一次廣州起義，由陆皓东绘制青天白日旗。10月26日，楊衢雲、孫中山率领鄭士良、陆皓东到广州，准备一举而袭取广州。但是事机泄漏，清政府展開大搜捕，陆皓东在這次的起義中被捕，不幸身亡。第一次广州起义因此宣告失败。孫中山及楊衢雲則被清廷通緝。香港當局在清政府壓力下亦下令禁止二人於五年內再次入境。孫中山開始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國、倫敦等地宣傳革命及籌措經費。
1900年，中國發生义和拳之乱，北方陷于無政府状态，于是決定准备軍事起義。6月，孫中山與鄭士良、陳少白、楊衢雲及日本人宮崎滔天、平山周、內田良平等從橫濱抵達香港，但被英國當局拒絕入境。9月25日，孫中山在日本黑龍會的幫助下，經馬關赴台灣。會見日本民政長官之後，得到日本駐台殖民地官員承諾支持在廣東舉事。孫中山於是在台北建立起義指揮中心。10月8日，孫中山命鄭士良等人于惠州三洲田發動起义，也稱惠州起義、庚子革命、庚子首义、三洲田首义等。起義軍在三多祝發展至2万人。但日本官員於此時改變態度，推翻之前軍備補給、軍官參與的承諾。革命軍因粮绝弹尽而解散，不久在清政府镇压下宣告失敗，史堅如、山田良政等被殺。孫中山被台灣日本當局送離境，回到日本。
1907年5月，革命党及三合會人许雪秋、陈芸生、陈涌波、余紀成等发动黄冈起义，一举占领了黄冈城（今潮州饒平縣）。许雪秋、陈芸生為星加坡華僑，在星加坡加入同盟會。起义後，清潮州总兵黄金福立即带兵前往镇压，革命党人被杀害200餘人，历时6天的黄冈起义遂告失败。
同年，孙中山派人到广东惠州发动起义，以响应黄冈起义。6月2日（四月廿二），邓子瑜和陈纯等集合少数三合会党在距惠州20里的七女湖截获清军防营枪械，击毙巡勇及水师哨弁多人。5日，进攻泰尾，清守兵溃逃，起义军乘胜连克杨村、三达、柏塘等地，旋又在八子爷打败清营管带洪兆麟。归善、博罗、龙门各地会党纷起响应，队伍增至200余人。清水师提督李准急调兵镇压，起义军声东击西，使得军获于奔命。后因黄冈起义失败，得不到声援，遂在梁化墟解散。部分起义军流亡香港，大部分退人罗浮山区。
1907年7月6日，光復會的徐錫麟在安徽安慶起義。徐錫麟時任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在畢業典禮當天刺殺巡撫恩銘，然後率學生軍，連同陳伯平等與清軍戰鬥，激戰四小時後寡不敵眾戰敗，徐錫麟被捕後被處死。秋瑾亦因而受牽連被斬首。
8月，廣東(今屬廣西)欽州那彭那麗那矺三鄉反抗塘捐出現民變，孫中山命會黨首領王和順為“中華國民軍都督”前往聯繫，於9月率眾成攻攻取防城。之後圖攻取欽州，未果，最後退到十萬大山一帶，王和順返回越南。
12月，孫中山派黃明堂為鎮南關都督，於12月2日，在守軍作內應下，攻佔中越邊境之鎮南關炮台。孫中山、黃興、胡漢民等親自在炮台指揮作戰。廣西提督調陸榮廷率四千人圍攻，革命軍退入山區。鎮南關起義失敗後，清朝政府到安南追查孫中山等人，孫中山轉赴新加坡，要到武昌起義成功才再次踏足中國國土。
1908年2月，黃興以越南為基地，以二百多人從法屬越南進攻廣東欽州、廉州，作戰十四天。是為欽州、廉州起義。
1908年4月發動於雲南河口，4月30日黃明堂從越南率二百餘人進攻雲南河口，守軍響應兵變。黃興亦加入指揮。至26日清軍攻陷河口，部分革命軍退入越南。1910年，黃興、胡漢民及新軍內的倪炳章策動廣州新軍兵變，因清庭事先得到消息戒嚴而未能成功。
第二次廣州起義（黃花崗起義）
1910年11月13日，孫中山在馬來半島的檳榔嶼，召集趙聲、黃興、胡漢民、鄧澤如等同盟會重要骨幹會議。以之前用會黨為主力在邊區的起義皆未能成功，革命正陷入低潮，議決集同盟會精英，在廣州起義，和清政府決一死戰。
1911年4月，赵声、黄兴等人在广州领导起义。起义队伍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但最终因力量不敌而失败。后收殓到72具烈士遗骸，合葬于黄花岗，由此建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而此次起义中牺牲的起义军则不止此数。牺牲者多為同盟會精英，當中包括有支持中國革命的日本人。
馬來亞地區的革命活動
在馬來亞地區的革命活動指的是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所發生的有關辛亥革命的活動。由於當時馬來亞地區是中國以外，華人人口最多和最密集的地方以及擁有較雄厚的財力，孫中山多次到該地區並號召當地華人響應革命，而當地華人也大力支持，故馬來亞地區成了當時革命活動的主要中心之一。
孫中山以及同盟會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所展開的革命活動並非一帆風順。從國家關係上來看，英國殖民政府和清政府保持外交關係，清朝在新加坡和檳城所設立的領事館成為了革命活動的阻力。另一方面，清政府也派外交官和特使到訪馬來亞和新加坡各地進行訪問，而這些清政府的官員也一樣受到當地華人的歡迎。這些官員到來的目的主要是呼籲當地華人對清政府效忠，也有售賣官銜以拉攏當地華人。当时胡汉民曾这样讲述南洋华侨，“只要在满洲人底下作过小官儿的到南洋去吹，说道：‘我们家里三代都是一品大官，我也是身为显官，有阔气的顶戴的！’，这样一吹马上可以哄动华侨来崇拜你。” 从胡汉民这样的叙述，可以看得出当时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的保守思想。这样的保守思想，也使得在该地区活动的保皇党康有为得到了当地华人的响应。
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由于在建立新的申汇制度构想上差距甚大，因此当这两派的在南洋汇合时引发了一番唇枪舌剑的大论战。保皇党和革命党都创办自己的报纸，在报上围绕着君主立宪与民主革命的课题进行激烈的争论。在这一场论战中，当地华人社会的上层阶级是保皇党的支持者，他们为了自己的财产不受影响，为了维护已经取得的利益而用护保皇党。而中下阶层如店员，小商人，文教人士，矿工，胶工，贩夫走卒等平民百姓则是革命党的支持者。笔战最先在新加坡开始，支持保皇派的报纸有《叻报》、《星报》 和《天南新报》。而革命派方面则有《中兴日报》和《总汇新报》的支持。当时《叻报》和《中兴日报》与《总汇新报》的笔战成了南洋华文报纸的第一次笔战。在马来亚方面，1906年，黄金庆创立《槟城日报》，该报成了革命党在槟城的第一份报纸。1910年12月10日，孙中山，陈新政，庄银安等人，在槟城创办《光华日报》。《光华日报》不但是个革命党人在马来亚最重要的机关报，也马来西亚新闻史上以及世界华文报业新闻史上发行历史最久的华文日报。“光华”二字意味着光复华夏，是孙中山手定的。
武昌起義
文学社和公进会是新兴知识阶层的革命组织，新军士兵是发动革命的潜在力量，文学社和公进会一直以新军士兵作为主要工作对象。1911年3月，武汉新军各标营均已经建立起文学社的组织。共进会主要集中于新军第三十二标发展会员。武昌起义时已经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约佔新兵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實行鐵路國有政策，宣佈收回由民間出資建造的粵漢鐵路、川漢鐵路。 這一舉措引起湘、鄂、川、粵四省各階層的強烈不滿，掀起了四省保路運動，尤以四川最爲強烈。
6月17日，四川民間各團體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推舉咨議局議長蒲殿俊為會長，副議長罗纶为副会长，張貼文告，四處講演，甚至上京請願。8月5日，在成都召開川漢鐵路股東特別大會，8月24日，群衆開展罷市罷課，9月1日，在川漢鐵路公司股東會議的號召下，開展抗糧抗捐活動。9月7日，四川都督趙爾丰誘捕保路同志會領袖，封閉鐵路公司和同志會。這一舉措激起了大量群衆到總督衙門請願，趙爾丰下令清兵彈壓，打死30餘名請願群衆，釀成成都血案。9月8日，成都附近農民在同盟會和會黨組織哥老會的領導下組成保路同志軍起義，圍攻省城，與清兵交戰，附近州縣群衆紛紛響應，幾天内隊伍發展到20多万。9月25日，同盟會會員吳玉章、王天傑等人領導榮縣獨立。清朝政府得知激起民變，成都被圍后，非常驚恐，忙調端方率湖北新軍入川鎮壓革命。
湖北新軍原為張之洞所練的“鄂軍”，中下層軍官不少曾官費派日留學，因而遍布革命黨人。當中以共進會及文學社兩個革命團體滲透最廣。保路運動釀成民變后，端方奉命率湖北新军入四川鎮壓。此時，武漢新軍大部被調入川，武漢的防務非常空虛，革命黨人認爲這是發動起義的好機會。
1911年9月24日，文學社與共進會在武昌召開由雙方負責人和新軍代表60餘人參加的聯席會議，會上組建了起義的領導機構——起義總指揮部。文學社負責人蔣翊武被推舉為總指揮，共進會負責人孫武被推舉為參謀長。共進會負責人劉公被推舉為政治籌備処總理。起義總指揮部設于武昌小朝街85號文學社機關，正值籌備処設于漢口俄租界寶善里14號。起義機關定為1911年10月6日（舊歷八月十五日，中秋節），後因準備不足，起義日期推遲到10月16日。
10月9日共進會人孫武在漢口俄租界寶善里14號秘密製造炸彈時發生事故，孙武被炸傷。俄國巡捕前來搜查，受傷的孫武和其他人脫逃，但起義的文件，旗幟等被搜走，並在相鄰的劉公住所内帶走了劉公的弟弟劉同。湖廣總督瑞澂聞得此事後下令全城戒嚴，搜捕革命黨人。文學社負責人蒋翊武聞訊后，決定當夜發動起義，並派人給各營送信。當日晚彭楚藩、劉復基在起義總指揮部被捕、楊宏勝在運送彈藥的路上被捕，10月10日晨三人被被斬首。
后队正目（相當於班長）熊秉坤等人決定起義，並拉來隊官（相當於連長）吳兆麟作爲起義軍臨時總指揮，熊秉坤為參謀長。1911年10月10日（農曆8月19日）晚間八時，程定國發出武昌起義的第一槍，新军工程营首先發難攻佔楚望台軍械庫，繼而深受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影响的大部分新軍共同響應。吳兆麟、熊秉坤率起義部隊攻打總督府，在南湖炮隊的炮擊下，起義軍在次日黎明前，佔領總督衙門，湖廣總督瑞澂逃走。
10月11日黎明，起義軍聚集在湖北省咨議局大樓會議廳，蔡濟民召集會議，商討組建軍政府和推舉都督人選。除革命黨人吳醒漢、徐達明等十餘人外，還邀請咨議局議長湯化龍、副議長張囯溶以及議員，還有舊軍官吳兆麟參加。會議請湯化龍主持。吳兆麟提議由第21混成協統領黎元洪擔任都督，立憲派一致擁戴，部分革命黨人也因爲黄兴、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被害，孙武被炸傷，蒋翊武被迫逃，沒有更好的人選表示同意，因此會議通過了以黎元洪為都督，湯化龍為民政縂長（一說為總參議）。
11日上午，武昌全部光復。晚上成立謀略処。在謀略出的主持下，宣佈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即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公佈軍政府檄文和《安民布告》，宣佈改國號為中華民國，廢除清朝宣統年號，改用黃帝紀元，宣統三年改爲黃帝纪元4609年。軍政府建立參謀部、軍務部、政事部、外交部。以咨議局大樓為辦公地，以十八星旗為軍旗。謀略處以軍政府名義發佈《布告全國電》，《通告各省文》等文告通電全國。 10月12日，革命黨人胡玉珍、邱文彬等率漢陽新軍起義，光復漢陽；革命黨人趙承武率漢陽新軍起義，攻佔漢口，至此，漢口與漢陽全部掌握在革命軍手中。
武昌起義之後的發展
各省響應
在武昌起義成功之後，清政府派北洋軍南下攻擊漢口，隨後启用了早先被罢黜的原北洋軍首領袁世凯，以穩定北洋新軍。清军与革命軍在漢口的作战中革命军最终戰敗，在49天的作戰中傷亡約萬餘人，但能仍堅守武昌，也因此在這的七個星期之內，中國15個省陸續宣佈脫離清室獨立，其中主要以各省的諮議局成员為主要領導，少數地區由革命黨主導。
10月22日，湖南共进会会员焦达峰、陈作新率领以会党和新军组成的队伍在长沙发动起义，攻克长沙，杀死清军统领，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推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并发布《讨满清檄文》。同日陕西同盟会会员景梅九、井勿幕等人同哥老会联合，发动会党和新军的革命分子同时起义，经两天激战控制西安，成立秦龙复汉军政府，推举原日知会会员，新军队官张凤翔被为都督。
10月23日，江西同盟会会员林森、蒋群、蔡蕙等人策动九江的新军举行起义，胜利后即宣告独立，次日成立九江军政分府，推举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为九江军政分府都督。
10月29日，山西同盟会会员、新军标统阎锡山联合姚以阶、黄国梁、温寿泉、赵戴文、南桂馨、乔熙等人发动新军在太原起义，杀死山西巡抚陆钟奇，宣布成立山西军政府，推选阎锡山为都督。
10月30日，云南同盟会会员李根源联合新军标统蔡锷、罗佩金及管带唐继尧等人率领新军发动武装起义，次日占领昆明，成立云南军政府，推举蔡锷为都督。
10月31日，南昌同盟会会员蔡公时等人率领新军发动起义并获成功，建立江西军政府，推举李烈钧为都督。
11月3日,上海同盟会、光复会、上海商团的陈其美、张承槱、李平书、李燮和与宋教仁等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主要力量有张承槱、刘福标等人组织的以帮会力量为主的敢死队，上海商团李平书的一支武装力量，朱家骅、徐霁生等人组织的中国敢死团，除此以外，起义队伍还得到了淞沪地区部分军警的支援。4日，攻占江南制造局，继而占领上海，8日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沪军都督府，推举陈其美为都督。
11月4日，贵州革命党人张百麟等的领导和发动新军和陆军学堂的学生举行起义 ，随即攻占贵阳，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推举贵州新军第一标教官兼讲武堂堂长及陆军小学堂总办杨荩诚为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同日，浙江革命党人发动驻杭州新军八十一标朱瑞部，八十二标周承菼部军官吴思豫、吕公望、蒋百里、蒋百器、杨廷栋、吴肇基人等及王文庆率领从上海赶来的敢死队起义，从笕桥、南星桥出发进攻省城杭州。朱瑞、吴思豫、吕公望等率八十一标及王金发敢死队攻占军械局。周承菼统八十二标和蒋介石、尹志锐所属敢死队攻占抚台衙门。杨廷栋率兵包围了巡抚府，巡抚增韫被俘，5日，杭州光复。浙江咨议局议长陈絅宸、沈钧儒及马叙伦等人，推举立宪派汤寿潜为都督。
11月5日，江苏的立宪派及绅商怂恿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并于宣布成立江苏革命军政府，程德全自任都督。安徽同盟会会员吴旸谷等率标炮营等也在当日起义，并向省城进攻。立宪派则劝说朱家宝独立，11月8日，咨议局出面宣布独立，推举朱家宝为都督，王天培为副都督。
11月6日，广西咨议局作出决定，与清政府脱离关系，宣布广西独立，原清朝巡抚沈秉担任都督，几天后清军提督陆荣廷发动兵变夺取了都督之位。
11月9日，福建同盟会会员郑祖荫、彭寿松、许崇智、新军第十镇统制孙道仁率领所部起义，向清军发起进攻，清总督松寿自杀，11月11日，福建宣告光复，福建军政府成立，推举孙道仁为都督。
10月底，广东同盟会会员陈炯明，邓铿和彭瑞海等人在广东化州、南海、顺德、三水等地组织民军起义。11月8日 在胡汉民的劝说下，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和龙济光同意反正，民军声势浩大，两广总督张鸣岐被迫召集各界代表在咨议局讨论广东独立问题，决定次日宣布广东独立。11月9日，陈炯明率部光复徽州，同日，广东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推举胡汉民为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
11月13日，在山东革命党人丁惟汾的劝说和新军第五镇部分贾宾卿等中下级军官的胁迫下，山东巡抚孙宝琦同意山东独立，推举孙宝琦为都督。
11月17日宁夏同盟会支会发动宁夏会党起义，21日成立支那宁夏革命军政府。
11月21日，广安州组成大汉蜀北军政府。22日，蜀军政府在重庆成立，27日，在四川的鄂军在资中反正，杀死督办铁路大臣端方。同一天成都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由革命党人蒲殿俊担任都督。
11月8日，在同盟会会员策划和支持下，新军第九镇统制官徐绍桢，于南京城外六十里之秣陵关宣布起义。徐绍桢与上海都督陈其美及苏浙起义军将领商定组建联军会攻南京，徐绍桢任总司令。11月11日，联军司令部在镇江成立。11月24日至12月1日，在总司令徐绍桢的统一指挥下,联军相继攻占乌龙山、幕府山、雨花台、天保城等据点。12月2日一举攻占南京城(见苏浙联军攻克南京之战)。至此，长江以南全部为革命军据有。而以黃興為首的革命軍在12月2日攻克南京，更奠定革命軍在南方穩固的基礎。
成立南京臨時政府
11月1日，清政府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海外华侨，留学生和国内舆论界认为“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主张争取袁世凯反正，推举其为第一任大总统。11月9日，黄兴致函袁世凯，希望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主张给袁世凯“一个民选的总统”，避免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的悲剧。11月16日，孙中山在巴黎也致电国民军政府，表示同意举袁世凯为总统。
1911年11月，以黎元洪為首的武昌集團和以上海都督陳其美、江蘇都督程德全為代表的上海集團，同時展開了籌組中央政府的活動。11月9日，黎元洪以湖北軍政府都督的名義，向獨立各省發出通電，要求各省速派代表到武昌開會，商組中央政府事宜。11月11日，上海都督陳其美、江蘇都督程德全等三省军政府都督電邀各省派代表到上海開會。11月1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在上海舉行，上海、江蘇、浙江、福建等省代表參加。武昌集團堅持會議要移到武昌召開。由於武昌最先發動起義，多省代表已抵達武漢，同盟會主要領導人黃興、宋教仁等人也在武漢。最後，上海集團讓步，議決各省代表赴武漢，定于30日在汉口召開會議，商議組織臨時中央政府，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但每省在上海仍須留1名代表作爲通信聯絡機關。
11月21日，各省代表陆续到达武昌。11月30日，各省代表等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召开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十四省代表二十四人，推谭人凤为议长。议决临时政府成立以前，由鄂军政府代中央军政府职权。12月2日，决定先制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雷奋、马君武、王正廷为组织大纲起草员。并做出了“如袁世凯反正，当共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决定。12月3日，会议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分三章共二十一条，并即日由全体省代表签名宣布。同時決定以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確定臨時政府為總統制共和政府。各省代表於七天內齊集南京，如有十省以上代表到達，即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
12月4日，宋教仁、陳其美等却召集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沈恩孚、俞寰澄、朱葆康、林长民、马良、王照、欧阳振声、居正、陶凤集、吴景濂、刘兴甲、赵学臣、朱福诜在上海江苏省教育总会举行会议，列席會議的還有章炳麟、赵凤昌、章驾时、蔡元培、王一亭、黄中央、顾忠琛、彭锡范。大会以投票的方式，议决公電孫中山歸囯主持大政，推舉黃興為革命軍政府大元帥，黎元洪為副元帥，由大元帥主持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議決黃興對於大元帥一職再三推辭，黎元洪卻不願屈居黃興之下，表示反對。在讨论国旗时，湖北代表提议用十八星旗，福建代表提议用青天白日旗，江浙方面提议用五色旗为国旗象徵五族共和，红、黄、蓝、白、黑，象征汉、满、蒙、回、藏。最后形成了以五色旗为国旗、铁血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的折衷方案。
12月11日，上海和汉口两地的17省代表来到南京，继续商讨建立中央政府。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決定根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選舉總統，此時各代表分成支持在湖北首功的黎元洪以及黃興兩派，相持不下。12月15日，代表获悉袁世凯赞成共和，決定暫緩選舉臨時總統，虚位以待袁世凯反正。
12月25日，孙中山从法国马赛回国抵达上海。孙中山由于有着比较高的威望，受到许多革命团体的支持，成为众望所归的总统人选。立宪派和旧势力也认为孙中山是在争取袁世凯反正之前的总统人选。12月28日，在南京召開臨時大總統選舉預備會。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召開選舉臨時大總統會。臨時大總統根據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第一條：「臨時大總統，由各省都督代表選舉之；以得票滿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者為當選。代表投票權，每省以一票為限。」選出。參加選舉的有直隸、奉天、山東、山西、河南、陜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雲南、四川等十七省代表四十五人，孫中山獲得十七張有效票的十六票，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正式宣佈中華民國成立，並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月2日，孫中山通告各省廢除陰曆，改用陽歷，以中華民國紀年，1912年為中華民國元年。1月3日，各省代表會議推選黎元洪任臨時副總統，並通過了孫中山提出的臨時政府各部總長、次長名單，正式組成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臨時政府下設十個部，陸軍部總長黃興兼任參謀本部總長，海軍部總長黃鐘瑛，外交部總長王寵惠，司法部總長伍廷芳，財政部總長陳錦濤，內務部總長程德全，教育部總長蔡元培，實業部總長張謇及交通部總長湯壽潛。此外，總統府秘書長胡漢民，法制局長宋教仁，印鑄局長黃復生。1月11日，各省代表会议通過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為綱領，以南京為臨時首都，以紅黃藍白黑五色旗為中華民國國旗，象徵五族共和之意。1月28日各省代表會議成立臨時參議院，各省代表會為任參議員，推林森、陳陶遺任正副議長。1912年3月11日，孫中山簽署並公佈《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南北议和
武昌起義之后，在中国有重大利益的外国列强保持了观望态度，并试图从北京政权或武昌政权中寻找到最能符合各方利益的一派来支持。
10月14日，清廷任命前被罢黜，现在彰德养病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统率北洋軍向武漢進攻。11月2日在攻下漢口之後，便按兵不動，開始暗中與南方議和。而後帶衛隊抵京。11月袁世凯成为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并获各国承认与支持。
11月26日，袁世凯托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Herbert Goffe）向军政府和各省代表提出议和三条件：停战，清帝退位，选袁世凯为总统。12月1日，南北双方签订了《武汉地区停战协定》，武汉地区于12月3日上午8时至12月6日上午8时停火三天。12月3日武汉地区停火，进行休战谈判。
12月8日袁世凯派唐绍仪为总理内阁大臣的全权代表，12月9日，唐绍仪等离京赴武汉与黎元洪或其代表商谈大局。 同日，各省代表正式推举伍廷芳为民军议和全权总代表。
在外国列强的干预下，代表北方的唐绍仪与南方的伍廷芳在上海英租界进行了谈判。後來達成協議，袁世凱支持逼清廷退位，換取南方各省支持袁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為了防止新生的共和政體遭到內戰或外國軍隊可能的入侵而夭折，孫中山同意袁世凱提出的把中國統一到以袁世凱為首的北京政府之下的要求。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1月11日，17日，19日，南京临时政府接连三次要求列强承认，均无一字答复。1月2日，袁得知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后，撤销唐绍仪和谈代表的资格。
1月16日，袁世凯在下朝的路上遭到同盟会京津分会组织的炸弹暗杀，炸死袁卫队长等十人，袁幸免遇难，17日袁派人向革命党人表示效忠革命，希望革命党人不要再对其进行暗杀活动。
1月20日, 南京临时政府向袁世凯正式提出清帝退位优待条件。1月22日，孫中山發表聲明，只要袁世凱贊成清帝退位，自積即行辭職，讓位于袁世凱。袁世凯得到这个保证后，便加紧了逼宫的进程。袁世凯以利害游说和买通庆亲王奕劻和那桐，并以金钱贿赂隆裕太后身边受宠的太监张兰德（人称小德张），威吓隆裕太后，大势已去，如果革命军杀到北京，则皇室生命难保，而同意让位，则可有优待条件。
1月25日，在袁世凯授意下，段祺瑞率北洋將領47人联名致电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和各王公大臣，提出民军已答应对清朝皇室、王族及满蒙回藏各族的优待条件，陈情“即此停戰兩月間，民軍籌餉增兵，佈滿各境，我軍皆無後援，力太單弱，加以兼顧數路，勢益孤危”，要求“懇請渙汗大號，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體”。1月29日，召开清廷御前会议，会上决定推诿，以取得革命党人的优待条件。2月3日，隆裕太后授予袁世凯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商定清朝皇帝退位条件。
2月6日，南京参议院通过清室退位《优待条例》和张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诏书》。优待条例包括：
- 一，大清皇帝尊号 不废，民国政府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
- 二，民国每年拨四百万元供皇帝支出；
- 三，皇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
- 四，清王室的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并由民国派兵保护；
- 五，德宗（即光绪）崇陵所有产用经费由民国支出。
- 六，宫内执事之人，继续留用，唯不得招阉人。
- 七，皇室私有财产，由民国派兵保护。
- 八，禁军编入民国陆军。
除清室退位优待条例外，还有对清王族及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七条。
清帝退位
2月12日，在清朝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等大臣的勸說和逼迫下，宣統帝溥儀的母后隆裕太后接受清室《優待條件》，發布《退位詔書》，宣佈清宣統皇帝退位，並授權袁世凱組織臨時共和政府。
《退位詔書》由张謇起草，並由臨時參議院通過，但其中，“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為袁世凱手下所添加。至此，中華民國正式終結並取代與繼承大清帝國。統治了中國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宣告滅亡，中國兩千年來的帝制也宣告滅亡。
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
宣統退位後，臨時參議院選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職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4月1日，孫中山蒞臨參議院宣佈解除臨時總統職。直到此時，各強國才開始陸續承認中華民國。袁世凱以北京兵變為由,遷都北京。
袁就職之後，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断绝了一些革命黨人分省独立的企图。同时袁积极与列国交涉，保全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
從此至1928年間稱為「北洋時期」，該時期的中華民國政府也稱為「北洋政府」。
1913年2月，中國首次根據臨時約法的規定，進行國會選舉。國民黨所得議席最多，預備由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弒身亡，袁世凱被認為是背後策動暗殺者。7月，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武力討伐袁世凱，但被袁擊敗。袁世凱最後更复辟称帝，失敗後，中国进入军阀割据的时期。孫中山則在廣州多次組織護法政府（即“三次革命”)，中國出現南北分治局面，
影响
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政府及中國實行二千餘年的皇帝制度。中國歷史上，都是以一個朝代代替另一個朝代，而辛亥革命，卻徹底推翻帝制，試圖建立新的政治體制--共和制。辛亥革命建立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儘管後來民主共和的規則受到北洋軍閥不同程度的破壞，甚至一度有短暫帝制的復辟，但他們都不能從根本上顛覆眾望所歸的共和國體。
当时中国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儘管因為現實社會條件的限制和統治者們對約法的蔑視，例如孫文為約制袁世凱而隨意更改《民元約法》，袁世凱後來又因稱帝而中止了約法。民國初年並未能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但畢竟是中國首次試圖實行民主共和政體。辛亥革命后，真正的民主和共和並沒有得到實行，無論是北洋政府，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君臣關係是漢代董仲舒以来中國思想中“三綱五常”中三綱之首，皇帝不僅是政治上的權威，也是文化中諸多價值觀念的重要依據與合法性的來源，因此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除了打破了帝制政治的價值觀和政治思想之外，也對於中國傳統以儒家為主的諸多價值觀的權威性產生衝擊，因此在其後的新文化運動中會進一步出現打倒孔孟、「全盤西化」的思想。
辛亥革命極大地推動了民主、共和觀念在中國的傳播，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但帝制、专制思想并没有立刻得到完全消除，仍有很大的社会基础。
文化權威的消失，也造成這一代知識分子產生前所未有的焦慮感，加上民主主义没有得到成功地施行，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尤以具有明確進程的共產主義為然，此外尚有国家社会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統的新價值體系，會在民初成為不少知識分子的新信仰。直到今日，在中國大陸，還是實行一黨獨大的政治體制，全盘西化的共產主義（马列主义）仍然是官方的权威信条，而一些帝制时期的价值观仍然以不同的形式起着作用。
辛亥革命各省獨立響應，使得中國進入長期的分裂之中，除了袁世凱曾在二次革命之後曾短暫大致統一全國之外，其他中華民國的政權都未能直接統治整個中國（如號稱統一的國民政府只能收到五個省的稅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國共產黨使中國再度統一。長期的分裂及戰亂，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及現代化建設造成很大的阻礙。
社會影響
辛亥革命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並不如想像中來得大。辛亥革命雖然常被稱作「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但當時中國其實缺乏一個強大的資產階級，參與革命者也並非以資產階級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資產階級的進一步發展。而在傳統社會的改變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會頂層的滿人權貴，但中國傳統地方社會居領導地位的各省士紳及漢人舊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轉投向革命而獲得地位，反而更加鞏固他們的地位。
辛亥革命並沒有像西方資產積極革命那樣，重新建構社會結構。參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軍人，舊式官僚，各地士紳。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權力。中國貧窮的平民階層沒有參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條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辛亥革命后的軍閥割據，大量戰亂及軍人政治才使傳統擁有知識和功名的士紳官僚力量漸衰，代之而起的是具軍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惡霸。
辛亥革命對於十八世紀后的人口劇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強對中國的壓迫和經濟侵略等問題，沒有從根本上改觀。
對邊疆地區的影響
辛亥革命爆發前的革命組織，多以漢族為本位。他們提出“驅除韃虜”後所建的民國，往往指單限於以漢族為主的十八行省(武昌起義時所用的十八星旗即為佐證)；東北、內、外蒙、新疆與及西藏都被排除在外。辛亥革命爆發後，清朝權威下降，自顧不瑕，列強更趁機支持邊疆地區的民族獨立運動，如俄羅斯支持外蒙古独立（包括唐努烏梁海地區），自此该地區开始了脱离中国的进程。
1910年，清朝借故由赵尔丰率两千军队，强行驻扎于拉萨，达赖喇嘛因此前往印度避难，而清朝则再次取消了达赖喇嘛的封号。在大吉岭的达赖喇嘛开始与英国人接触，希望通过英国、印度的帮助，使西藏获得更大的自治。随着辛亥革命爆发，各地发生兵变，赵尔丰在四川被杀，驻藏军队也采取行动，抓捕了清朝的驻藏大臣，但在随后与藏军的冲突中，被缴械投降，后全部被遣返内地。1913年1月，达赖喇嘛回到拉萨。袁世凯发电报，表示要恢复达赖喇嘛的封号，而达赖喇嘛在回复中，则直接重申了他对西藏的全权统治，这份声明甚至被部分西藏人看作“独立宣言”。内地对西藏的影响急转直下，而后西藏各地产生了“驱汉事件”。为了防止内地军队再次入藏，噶厦政府开始从英国购置军火，绝大部分藏军都被部署到西康，这也导致西藏北部疆域无法得到有力的维持。由于军费开支的猛涨，更加剧了西藏的内部矛盾。中华民国政府由于忙于战事，对西藏主要采取外交策略，特别是在国际场合不断地强调对西藏的主权。英国尽管不支持西藏完全独立，但西藏噶厦政府还是对其抱有很高的期待，1914年，双方签定协议，西藏噶厦政府将“东北边境特区”割让给了印度，也就是现在的阿鲁那恰尔邦，对于此协议，中华民国以及后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拒绝承认。
在馬來亞的影響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華人介入中國的革命活動是史無前例的，雖然革命活動主要在於挽救中國，但這一行動已對當地華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於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的影想大致可以分為：
- 馬新華人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
- 馬新華人團結力量的增長
- 新思想的湧現
- 政黨政治的影響
孫中山於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臨時總統後，許多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的中立派及保皇派份子轉而支持孫中山。武昌起義後，馬來亞和新加坡各地華人剪掉辮子，另一方面，在同盟會和孫中山的號召下，當地華人也基極捐款支持革命運動。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後，啟開的民族主義思潮，成為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華人與中國維繫關係的主要指導源泉。由於民族主義的思想鼓吹，遂使到數以千計的當地華人青年回到中國參加推翻清朝，並在個方面給於孫中山金錢上的援助革命。同時這種思潮也帶著反對外來殖民勢力的意念，一直發展下去。
當孫中山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展開革命之前，當地華人是不團結的，常有幫派和籍貫的斗爭。不團結阻礙了革命思想的傳播，幫派斗爭影響華人社會的經濟成長並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團的合作。
1906年孫中山在吉隆坡主持同盟會支會成立儀式時發出警告說：當地華人的不團結最終將導致整個華人社會的崩潰。因此同盟會展開各種宣傳活動，如閱書報社、夜校、戲劇表演，使到不同方言的集團為孫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這使得不同籍貫的華人有機會學習相互了解，相互合作以解決共同的難題。通過不間斷的聯繫，華人的團結精神和國民意識逐漸被加強和發展起來。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輸團結思想的組織。
另一項最主要的發展便是在馬來半島和新加坡的學校傳播標準華語，主要目的在於打破使用以往的方言教學。這使得不同籍貫的華人間有了共同的媒介語。
孫中山的革命思潮帶為馬來半島和新加坡帶來了新的思想，衝擊了華人傳統的舊社會和舊傳統。利他主義，捨己為群，平等和自由之觀念因此不斷傳開。鼓勵設立女子學校，女人被允許加入社會活動和參加孫中山革命。
孫中山革命成功後，在1912年8月13日成立國民黨。得到英國殖民政府的許可後，便在馬來亞成立國民黨馬來亞支部。由於英國當局認為非與英殖民政府對抗，1912年12月18日，又許可在新加坡成立北京國民黨星洲聯絡支部。國民黨在馬來亞繼續作合法活動，直到1925年其註冊被吊消，理由是未根據社團法令提供所需的資料。雖然如此，國民黨的活動未停止，而是繼續秘密地存在。而國民黨在馬來亞和新加坡的活動，為日後的抗日戰爭、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政治運動等都帶來了深远的影響。
評價
在民國前幾年，知識分子們和革命的參與者尚為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滿清而興奮不已，對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較高的評價。不过，由于共和民主并没有在辛亥革命后得到真正的实施，因而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作出反思。孫中山在1921年給俄羅斯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的信中提到“現在我的朋友們都承認：我的辭職是一個巨大的政治錯誤”，孫中山在遺囑內也囑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當時的知識分子認為政治革命不足以救中國，因此要進一步發動文化上的改革。
1920年代以後的國共兩黨，則對於辛亥革命有了較高的評價。國民黨視孫中山為中華民國的國父，視辛亥革命為其所領導成功的革命，賦予辛亥革命有極高的評價，辛亥革命是現代中國史的起點，是中國能發展成民主及現代的國家最重要的關鍵。
而共產黨雖然認爲辛亥革命由於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和軟弱性，只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沒有提出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主張，沒有建立共和體制，更沒有進行土地改革和深刻的社會革命，來達到平均地權的主張，而是在列強的壓力下，與代表舊勢力的袁世凱妥協，把勝利果實拱手相讓。但同時又認可辛亥革命是個具有階段性成就的革命，為後來進一步革命奠定基礎。例如刘少奇认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周恩來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何香凝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它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广大人民中传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促进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新发展”。其後馬克斯主義史學的史家，多把辛亥革命視為中國資產階級革命，亦即社會主義革命之前所需要的前一階段的革命。這種以視辛亥革命為正面意義的想法，1950年代以後的海峽兩岸，都是主流的觀點。
一直要到了1980年代晚期到1990年代，才開始有人對這種以革命是正面甚至是「革命崇拜」的想法作出反省，例如中國的思想史家李澤厚、劉再復等人，認為在20世紀初的中國，保留君主的漸進改革比暴力的革命更能使中國在穩定中發展，袁世凱、康梁、嚴復、楊度等君主立憲的主張比孫中山更適合於當時的中國。台灣的歷史學者也開始對國民黨加諸於「辛亥革命」的一些「神話」作消解，重新評估辛亥革命的價值和作用。
西方学者，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也有很多研究。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评价辛亥革命仅仅是“政体的变革”，而“基本是上一场失败”。 高慕柯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大于它所有领袖的革命，是一次“没有真正领导者的革命”。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纳散尼尔·佩弗（Nathaniel Petter）对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试图建立起的共和整体给予很低的评价：“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
参看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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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偉時：〈辛亥革命的是是非非〉
- L.S.斯塔夫理阿诺斯 《全球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