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指一场发生在清宣统三年（1911年），旨在推翻清朝君主政体，建立共和政体的革命。辛亥革命成功颠覆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在中国农历的干支纪年法中，1911年为辛亥年，故称为辛亥革命。
狭义的辛亥革命，指的是由1911年10月10日爆发武昌起义，至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一段时间的历史。辛亥革命另一种广义的用法，指自清末开始中国出现的连场革命运动，迄辛亥年成功推翻满清统治结束为止。
背景
国情
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一般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中国长期的闭关自守终于被迫划上句号。国内部分官员及知识分子开始明白不变革并不足以应付中国千年未逢的挑战。1860年代至1890年代(同治至光绪初年)的洋务运动，是一场由清室自发的改革。其重点为改良生产技术，透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试图以兴办工商业来加强中国的国力。然而中国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再败于日本，显示只限于技术层面的洋务运动，并未能根本改变中国的落后。
自1895年的公車上書，国内开始出现民间问政的风气，在知识份子中普遍出现要求更深层的改革。当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物成为维新派，主张在体制内的改良，提倡效法日本及俄国，在皇权之下大幅改变政治及社会制度。维新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而得以在1898年开展戊戌变法。但是进行103天以后，因清室内保守势力发动政变而告流产。部份维新人物流亡海外后，主张继续维持皇室；实行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将政治实权逐渐交出至民选政府，主张这种变革方法的当时被称为“保皇党”或“立宪派”。
在义和团事件及八国联军的打击下，在民主形势推动下，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开始推行康梁在戊戌变法中所提出的改革方案。其中影响最大的政策，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废除了延续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经有6万多所新式学堂。废除科举后，大量以参加科举谋求官职的传统文人失去了出路。
此外，清政府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仿行宪政”，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即立宪运动。
其后各省选出了以地方士绅为主要成分的谘议局代表，这些各省的实权人物，要求清政府加速推行制宪，成立内阁，但屡为清政府所阻。而宣统三年（1911年）5月所成立的内阁竟然是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13名内阁成员有9名是满族，7名是皇族的皇族内阁，更使立宪派人士大为失望。也因此种下在武昌起义之后，各省的士绅由支持立宪转而附和和支持革命。
编练新军
清朝末年，以八旗、汉人绿营为主的旧式军队已失去战斗力。平定太平天国时主要倚靠的是已是地方武力。甲午战争后，因旧式军队已落伍，加上为免兵权旁落，清政府于1901年年起决定对陆军进行全面改革，计划在全国练新式陆军36镇，以取代八旗、绿营及地方的防营。当中北洋新军6 镇直属朝廷，由袁世凯所编练的“新建陆军”扩编。其馀各省亦由地方巡抚、总督负责编练新军。为了培养新军的军官，各地开办了许多新军学堂。部份地方的新军(如张之洞主持的湖南)大量起用为留学生为军官；相反北洋新军中留学生极少。
反满思潮
满汉问题，在清初长期的盛世、文字狱的压抑以及薙发制度的影响之下，到了清中叶的思想中，已经几乎不成问题，绝大多数的汉人对于统治者为满人一事已不甚在意。但随著清朝统治的日渐衰弱，首先在太平天国革命中，开始再度引出了满汉问题。到了1890年代以后，排满思想更是再度大兴，明末遗老的著作成为当时人的重要思想资源，例如原本并不著名的王夫之的著作在清末重新被发现，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们的重要读物。许多革命人士更是藉反满思潮来鼓吹革命，最著名的反满宣传著作如邹容的《革命军》等，对于年轻的革命参与者们造成很大的影响。虽然一些革命家如孙中山在种族革命之外，所强调的是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但清末革命最主要源动力仍是排满反满的思潮。
但在推翻满清后，口号也迅速地从“打倒鞑虏”改为“五族共和”，以求统一分崩离析的中国。
革命组织
革命的主要组织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以及后来成立的中国同盟会。除此以外，还有共进会，文学社，同盟会中的丈夫团等。
兴中会主要在华南一带开展活动，光复会在江苏，浙江，上海一带开展活动，华兴会主要在湖南开展活动，共进会在长江流域开展活动，而后来成立的同盟会是全国革命力量的一个松散同盟，同盟会会员还在各地建立了各种同盟会的外围组织。
革命的领导者主要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蔡元培、赵声、章炳麟、陶成章等。
政治主张
革命者的主要政治主张有推翻满清统治，恢复汉人江山，建立共和体制等。成立于1894年11月24日的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成立于1904年2月15日的华兴会的政治主张是“驱逐鞑虏，复兴中华”。1905年8月20日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其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被认为是民族主义，“创立民国”被认为是民权主义，“平均地权”被认为是民生主义。
但是革命党在宣传政治主张时，更多地是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内容，这样能够煽动起民众的反满情绪，更重要地是能最大程度上的团结各种力量。至于清朝覆灭后，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进行什么样的社会改革，当时的人都认为等取得成功以后再考虑。
发展历史
1890年代，不少人开始主张以暴力革命彻底推翻由满人成立的皇朝及帝制，建立类似法国及美国的共和政体。最早主张革命的人多数集中在海外，以留学生、华侨青年为多。最早期的革命团体亦是在海外成立，当中由杨衢云为骨干的辅仁文社在1890年左右即成立于香港。而孙中山亦于1894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首次组织兴中会，为革命筹措经费。二者后来在1895年1月在香港合并，继续称之为兴中会，并且于同年10月26日首次在广州发动武装暴动起义，但并未取得成功。孙、杨二人亦因此而被通缉，并被香港当局禁止入境。孙中山于次年在伦敦为清廷所绑架，事件成为国际新闻，孙亦因而闻名国际。杨衢云则在1901年被清吏在香港刺杀。
1900年，中国北部爆发义和团事件。清朝皇室在事件中的拙劣举措使其威信大幅下降。1901年的辛丑条约签订后，国内的知识份子更感受到中国正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自甲午战争起，中国派往海外留学的学生大量增加，当中以日本为数最多，1904年时一度达到二万多人，不少为官费留学。革命的思想在留学生中广为散播，主张革命的学生成立各种团体，发行刊物鼓吹民主革命。当中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等在日本非常活跃。后来不少留学生归国，成为国内革命组织的骨干。
1903年日俄在中国东北开战，满清政府划出部份国土让两国交战而自称保持中立；皇室内更有人称满清的国土，“宁赠友邦，不予家奴”，令革命救亡的呼声更高。各种革命团体亦于此时纷纷在国内出现。最主要有黄兴领导的华兴会（1904年在长沙成立，成员有黄兴、刘揆一、宋教仁等，以湖南青年为主), 以及陶成章、蔡元培领导的光复会（1904年10月在上海成立，为会长，成员包括秋瑾、章炳麟等，以江浙青年为主)；此外有更多各式各样的革命小团体,如江苏的励志学会、强国会，四川的公强会，福建的益闻会、汉族独立会，江西的易知社，安徽的岳王会，广州的群智社等等。这些革命团体不一定互相隶属，而且多数带有地方色彩。但大致上他们都有相同的目标：谋求推翻满清、恢复汉人原来的江山；建立类似美国的共和制国家。当中推翻满清的诉求著重满汉之分；而要求恢复的江山亦只限以汉人为主的十八省，东北三省、新疆、西藏及内外蒙都被排除。排满的态度正与中国各地方地下帮会“反清”传统相通。故此不少革命组织都有借助秘密会党的势力进行革命。例如华兴会与哥老会，光复会与青帮，兴中会与三合会皆有密切关系；而孙中山亦为洪门致公堂的会员。
孙中山在1905年夏，在日本成功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8月20日于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并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在《民报》（原名《二十世纪之支那》，为华兴会机关刊物，同盟会成立后易名民报）上阐述了这一观点。同盟会积极宣传他们的思想，大力推动群众的觉醒。《民报》在章炳麟、陶成章等主编下，由胡汉民、汪精卫等执笔，与主张保皇、由康有为、梁启超执笔的《新民丛报》展开激烈论战，成为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同盟会虽在1907年曾一度出再次分裂(孙中山因未经众议收受日本政府资助，光复会退出。孙中山与汪精卫、胡汉民等于南洋另组总部；黄兴则继续支持孙中山)，但是在革命中仍起极为重要的作用。
1906年2月，日知会召开成立大会，由刘静庵主持，到会的还有孙武、张难先、何季达、冯牧民等百馀人。日知会的前身是武昌美国圣公会下设的一个阅报室，日知会，注重在学生、新军和会党中灌输新知识和革命思想。后来日知会成为同盟会湖北分会的机关。
1906年起，陈去病等人在江南先后组织成立黄社、神交社、匡社等文学团体，1909年又组织成立南社，通过文学创作传播新思想。
1907年七月，在东京的部分同盟会会员主张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刘揆一、焦达峰、张伯祥、孙武等人在东京成立共进会。共进会性质及纲领与同盟会几乎相同，但不直接隶属同盟会。共进会是武昌起义的领导组织之一。
1911年1月30日，振武学社改名为文学社，推举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文学社为新军内青年军人组织，旨在通过渗透到新军中，掌握武装。文学社是领导武昌起义的另一个领导组织。
阶层和群体
辛亥革命的力量有很多，包括留洋归国的学生及知识分子、会党群众、海外华侨、新军士兵、地方士绅、农民、游民等。
新兴知识阶层
新兴知识阶层以留洋学生和新式学堂学生为主体。科举制度废除后，清政府兴办新学并鼓励留学，很多年轻士子或进入新式学堂，或留洋学习。在陶成章的倡导下，很多士子捐官学军，到日本学习军事，如徐锡麟等。
1900年代，中国出现了留日热潮，辛亥革命前留日学生已累计万人多，在日本留学生周围，集结了一大批反清中坚力量。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参加者90%以上都是留日学生。在日本学习军事的同盟会成员还组织了丈夫团。
留日学生在辛亥革命中具有巨大贡献，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除孙中山外，如黄兴、宋教仁、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汪精卫等领导和骨干都是留日学生。
科举制度的废除,使的新兴知识阶层出现和崛起。受过西方文化洗礼的新兴知识阶层，成为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
会党群众
在清朝末期，许多秘密会党，包括洪门、哥老会、致公堂、三合会、洪江会是领导群众进行反清斗争的主要力量。会党的会众包括地主士绅，农民，手工业工人，小商贩，士兵，城市平民和无业游民等。会党的上层为地主士绅所把持，会党向来提倡“反清复明”的思想。
华兴会与哥老会，光复会与青帮，兴中会与三合会皆有密切关系；而孙中山亦为洪门致公堂的会员。1908年前，革命党人着眼于联系和利用会党，准备通过会党会众发动反清起义，充当推翻清朝的重要力量。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回忆当初寻找革命力量时说“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的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
海外华侨
在辛亥革命中，海外华侨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在侨居地积极参加和支持同盟会，提供经费支援革命活动，还回到家乡建立革命组织，多次参加武装起义。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兴中会，首批加入兴中会的20余人都是华侨。
辛亥革命的成功,海外华侨功不可没，在黄花岗起义中遇难的黄花岗72烈士中,华侨就占了29人。
新军士兵
1908年起，革命党人将发动群众起义的重点转向新军。革命党人在新军内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向士兵进行革命的宣传。由于科举制度被废除，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投入当时兴办的新军当兵，成为新军中的有生力量。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和许多骨干如刘尧澄（刘复基）、詹大悲、王宪章、张廷辅、蔡大辅、王文锦都是投营当兵的青年。
士绅和商绅
1907年9-10月，清政府下诏筹设资政院和咨议局。这为士绅和商绅参政议政提供了机会。1909年，各省谘议局成立，许多士绅、商绅通过选举进入咨议局，在咨议局中集结了一批开明士绅。地方士绅的力量在地方政治中有着越来越突出的地位。
这些士绅、商绅本来都是立宪派，后来推出的第一个内阁竟然是皇族和满族主导的，立宪派对满清政府有所失望。武昌起义后，立宪派才纷纷附和革命。
外国人
除了中国人及华侨外，支持及参与辛亥革命的还有部份外国人；当中以日本人对中国革命的参与最为积极。不少革命组织都是在日本成立和运作；而中国同盟会亦是在支持革命的日本人撮合下在东京成立，部份日本人更加入同盟会成为会员。在多次革命起义中都有日本人直接参与，部份更在起义过程中牺牲。
革命的准备
从1895年至1911年间，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先后发动了十次的起义，而光复会亦发动多次起义。这十多次的起义虽仅昙花一现，但却在全中国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第一次广州起义及同时期其他起义
1895年春天，以香港为中心的兴中会策划第一次广州起义，由陆皓东绘制青天白日旗。10月26日，杨衢云、孙中山率领郑士良、陆皓东到广州，准备一举而袭取广州。但是事机泄漏，清政府展开大搜捕，陆皓东在这次的起义中被捕，不幸身亡。第一次广州起义因此宣告失败。孙中山及杨衢云则被清廷通缉。香港当局在清政府压力下亦下令禁止二人于五年内再次入境。孙中山开始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国、伦敦等地宣传革命及筹措经费。
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拳之乱，北方陷于无政府状态，于是决定准备军事起义。6月，孙中山与郑士良、陈少白、杨衢云及日本人宫崎滔天、平山周、内田良平等从横滨抵达香港，但被英国当局拒绝入境。9月25日，孙中山在日本黑龙会的帮助下，经马关赴台湾。会见日本民政长官之后，得到日本驻台殖民地官员承诺支持在广东举事。孙中山于是在台北建立起义指挥中心。10月8日，孙中山命郑士良等人于惠州三洲田发动起义，也称惠州起义、庚子革命、庚子首义、三洲田首义等。起义军在三多祝发展至2万人。但日本官员于此时改变态度，推翻之前军备补给、军官参与的承诺。革命军因粮绝弹尽而解散，不久在清政府镇压下宣告失败，史坚如、山田良政等被杀。孙中山被台湾日本当局送离境，回到日本。
1907年5月，革命党及三合会人许雪秋、陈芸生、陈涌波、余纪成等发动黄冈起义，一举占领了黄冈城（今潮州饶平县）。许雪秋、陈芸生为星加坡华侨，在星加坡加入同盟会。起义后，清潮州总兵黄金福立即带兵前往镇压，革命党人被杀害200馀人，历时6天的黄冈起义遂告失败。
同年，孙中山派人到广东惠州发动起义，以响应黄冈起义。6月2日（四月廿二），邓子瑜和陈纯等集合少数三合会党在距惠州20里的七女湖截获清军防营枪械，击毙巡勇及水师哨弁多人。5日，进攻泰尾，清守兵溃逃，起义军乘胜连克杨村、三达、柏塘等地，旋又在八子爷打败清营管带洪兆麟。归善、博罗、龙门各地会党纷起响应，队伍增至200余人。清水师提督李准急调兵镇压，起义军声东击西，使得军获于奔命。后因黄冈起义失败，得不到声援，遂在梁化墟解散。部分起义军流亡香港，大部分退人罗浮山区。
1907年7月6日，光复会的徐锡麟在安徽安庆起义。徐锡麟时任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在毕业典礼当天刺杀巡抚恩铭，然后率学生军，连同陈伯平等与清军战斗，激战四小时后寡不敌众战败，徐锡麟被捕后被处死。秋瑾亦因而受牵连被斩首。
8月，广东(今属广西)钦州那彭那丽那矺三乡反抗塘捐出现民变，孙中山命会党首领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都督”前往联系，于9月率众成攻攻取防城。之后图攻取钦州，未果，最后退到十万大山一带，王和顺返回越南。
12月，孙中山派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于12月2日，在守军作内应下，攻占中越边境之镇南关炮台。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亲自在炮台指挥作战。广西提督调陆荣廷率四千人围攻，革命军退入山区。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清朝政府到安南追查孙中山等人，孙中山转赴新加坡，要到武昌起义成功才再次踏足中国国土。
1908年2月，黄兴以越南为基地，以二百多人从法属越南进攻广东钦州、廉州，作战十四天。是为钦州、廉州起义。
1908年4月发动于云南河口，4月30日黄明堂从越南率二百馀人进攻云南河口，守军响应兵变。黄兴亦加入指挥。至26日清军攻陷河口，部分革命军退入越南。1910年，黄兴、胡汉民及新军内的倪炳章策动广州新军兵变，因清庭事先得到消息戒严而未能成功。
第二次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集赵声、黄兴、胡汉民、邓泽如等同盟会重要骨干会议。以之前用会党为主力在边区的起义皆未能成功，革命正陷入低潮，议决集同盟会精英，在广州起义，和清政府决一死战。
1911年4月，赵声、黄兴等人在广州领导起义。起义队伍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但最终因力量不敌而失败。后收殓到72具烈士遗骸，合葬于黄花岗，由此建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而此次起义中牺牲的起义军则不止此数。牺牲者多为同盟会精英，当中包括有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人。
马来亚地区的革命活动
在马来亚地区的革命活动指的是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所发生的有关辛亥革命的活动。由于当时马来亚地区是中国以外，华人人口最多和最密集的地方以及拥有较雄厚的财力，孙中山多次到该地区并号召当地华人响应革命，而当地华人也大力支持，故马来亚地区成了当时革命活动的主要中心之一。
孙中山以及同盟会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所展开的革命活动并非一帆风顺。从国家关系上来看，英国殖民政府和清政府保持外交关系，清朝在新加坡和槟城所设立的领事馆成为了革命活动的阻力。另一方面，清政府也派外交官和特使到访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进行访问，而这些清政府的官员也一样受到当地华人的欢迎。这些官员到来的目的主要是呼吁当地华人对清政府效忠，也有售卖官衔以拉拢当地华人。当时胡汉民曾这样讲述南洋华侨，“只要在满洲人底下作过小官儿的到南洋去吹，说道：‘我们家里三代都是一品大官，我也是身为显官，有阔气的顶戴的！’，这样一吹马上可以哄动华侨来崇拜你。” 从胡汉民这样的叙述，可以看得出当时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的保守思想。这样的保守思想，也使得在该地区活动的保皇党康有为得到了当地华人的响应。
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由于在建立新的申汇制度构想上差距甚大，因此当这两派的在南洋汇合时引发了一番唇枪舌剑的大论战。保皇党和革命党都创办自己的报纸，在报上围绕着君主立宪与民主革命的课题进行激烈的争论。在这一场论战中，当地华人社会的上层阶级是保皇党的支持者，他们为了自己的财产不受影响，为了维护已经取得的利益而用护保皇党。而中下阶层如店员，小商人，文教人士，矿工，胶工，贩夫走卒等平民百姓则是革命党的支持者。笔战最先在新加坡开始，支持保皇派的报纸有《叻报》、《星报》 和《天南新报》。而革命派方面则有《中兴日报》和《总汇新报》的支持。当时《叻报》和《中兴日报》与《总汇新报》的笔战成了南洋华文报纸的第一次笔战。在马来亚方面，1906年，黄金庆创立《槟城日报》，该报成了革命党在槟城的第一份报纸。1910年12月10日，孙中山，陈新政，庄银安等人，在槟城创办《光华日报》。《光华日报》不但是个革命党人在马来亚最重要的机关报，也马来西亚新闻史上以及世界华文报业新闻史上发行历史最久的华文日报。“光华”二字意味着光复华夏，是孙中山手定的。
武昌起义
文学社和公进会是新兴知识阶层的革命组织，新军士兵是发动革命的潜在力量，文学社和公进会一直以新军士兵作为主要工作对象。1911年3月，武汉新军各标营均已经建立起文学社的组织。共进会主要集中于新军第三十二标发展会员。武昌起义时已经有5000多名士兵加入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约占新兵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宣布收回由民间出资建造的粤汉铁路、川汉铁路。 这一举措引起湘、鄂、川、粤四省各阶层的强烈不满，掀起了四省保路运动，尤以四川最为强烈。
6月17日，四川民间各团体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张贴文告，四处讲演，甚至上京请愿。8月5日，在成都召开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8月24日，群众开展罢市罢课，9月1日，在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的号召下，开展抗粮抗捐活动。9月7日，四川都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领袖，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这一举措激起了大量群众到总督衙门请愿，赵尔丰下令清兵弹压，打死30馀名请愿群众，酿成成都血案。9月8日，成都附近农民在同盟会和会党组织哥老会的领导下组成保路同志军起义，围攻省城，与清兵交战，附近州县群众纷纷响应，几天内队伍发展到20多万。9月25日，同盟会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人领导荣县独立。清朝政府得知激起民变，成都被围后，非常惊恐，忙调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革命。
湖北新军原为张之洞所练的“鄂军”，中下层军官不少曾官费派日留学，因而遍布革命党人。当中以共进会及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渗透最广。保路运动酿成民变后，端方奉命率湖北新军入四川镇压。此时，武汉新军大部被调入川，武汉的防务非常空虚，革命党人认为这是发动起义的好机会。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召开由双方负责人和新军代表60馀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组建了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共进会负责人刘公被推举为政治筹备処总理。起义总指挥部设于武昌小朝街85号文学社机关，正值筹备処设于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起义机关定为1911年10月6日（旧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后因准备不足，起义日期推迟到10月16日。
10月9日共进会人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孙武被炸伤。俄国巡捕前来搜查，受伤的孙武和其他人脱逃，但起义的文件，旗帜等被搜走，并在相邻的刘公住所内带走了刘公的弟弟刘同。湖广总督瑞澂闻得此事后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闻讯后，决定当夜发动起义，并派人给各营送信。当日晚彭楚藩、刘复基在起义总指挥部被捕、杨宏胜在运送弹药的路上被捕，10月10日晨三人被被斩首。
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熊秉坤等人决定起义，并拉来队官（相当于连长）吴兆麟作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1911年10月10日（农历8月19日）晚间八时，程定国发出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新军工程营首先发难攻占楚望台军械库，继而深受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影响的大部分新军共同响应。吴兆麟、熊秉坤率起义部队攻打总督府，在南湖炮队的炮击下，起义军在次日黎明前，占领总督衙门，湖广总督瑞澂逃走。
10月11日黎明，起义军聚集在湖北省咨议局大楼会议厅，蔡济民召集会议，商讨组建军政府和推举都督人选。除革命党人吴醒汉、徐达明等十馀人外，还邀请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副议长张囯溶以及议员，还有旧军官吴兆麟参加。会议请汤化龙主持。吴兆麟提议由第21混成协统领黎元洪担任都督，立宪派一致拥戴，部分革命党人也因为黄兴、宋教仁不在武昌，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害，孙武被炸伤，蒋翊武被迫逃，没有更好的人选表示同意，因此会议通过了以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縂长（一说为总参议）。
11日上午，武昌全部光复。晚上成立谋略処。在谋略出的主持下，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即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公布军政府檄文和《安民布告》，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用黄帝纪元，宣统三年改为黄帝纪元4609年。军政府建立参谋部、军务部、政事部、外交部。以咨议局大楼为办公地，以十八星旗为军旗。谋略处以军政府名义发布《布告全国电》，《通告各省文》等文告通电全国。 10月12日，革命党人胡玉珍、邱文彬等率汉阳新军起义，光复汉阳；革命党人赵承武率汉阳新军起义，攻占汉口，至此，汉口与汉阳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
武昌起义之后的发展
各省响应
在武昌起义成功之后，清政府派北洋军南下攻击汉口，随后启用了早先被罢黜的原北洋军首领袁世凯，以稳定北洋新军。清军与革命军在汉口的作战中革命军最终战败，在49天的作战中伤亡约万馀人，但能仍坚守武昌，也因此在这的七个星期之内，中国15个省陆续宣布脱离清室独立，其中主要以各省的谘议局成员为主要领导，少数地区由革命党主导。
10月22日，湖南共进会会员焦达峰、陈作新率领以会党和新军组成的队伍在长沙发动起义，攻克长沙，杀死清军统领，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推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并发布《讨满清檄文》。同日陕西同盟会会员景梅九、井勿幕等人同哥老会联合，发动会党和新军的革命分子同时起义，经两天激战控制西安，成立秦龙复汉军政府，推举原日知会会员，新军队官张凤翔被为都督。
10月23日，江西同盟会会员林森、蒋群、蔡蕙等人策动九江的新军举行起义，胜利后即宣告独立，次日成立九江军政分府，推举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为九江军政分府都督。
10月29日，山西同盟会会员、新军标统阎锡山联合姚以阶、黄国梁、温寿泉、赵戴文、南桂馨、乔熙等人发动新军在太原起义，杀死山西巡抚陆钟奇，宣布成立山西军政府，推选阎锡山为都督。
10月30日，云南同盟会会员李根源联合新军标统蔡锷、罗佩金及管带唐继尧等人率领新军发动武装起义，次日占领昆明，成立云南军政府，推举蔡锷为都督。
10月31日，南昌同盟会会员蔡公时等人率领新军发动起义并获成功，建立江西军政府，推举李烈钧为都督。
11月3日,上海同盟会、光复会、上海商团的陈其美、张承槱、李平书、李燮和与宋教仁等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主要力量有张承槱、刘福标等人组织的以帮会力量为主的敢死队，上海商团李平书的一支武装力量，朱家骅、徐霁生等人组织的中国敢死团，除此以外，起义队伍还得到了淞沪地区部分军警的支援。4日，攻占江南制造局，继而占领上海，8日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沪军都督府，推举陈其美为都督。
11月4日，贵州革命党人张百麟等的领导和发动新军和陆军学堂的学生举行起义 ，随即攻占贵阳，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推举贵州新军第一标教官兼讲武堂堂长及陆军小学堂总办杨荩诚为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同日，浙江革命党人发动驻杭州新军八十一标朱瑞部，八十二标周承菼部军官吴思豫、吕公望、蒋百里、蒋百器、杨廷栋、吴肇基人等及王文庆率领从上海赶来的敢死队起义，从笕桥、南星桥出发进攻省城杭州。朱瑞、吴思豫、吕公望等率八十一标及王金发敢死队攻占军械局。周承菼统八十二标和蒋介石、尹志锐所属敢死队攻占抚台衙门。杨廷栋率兵包围了巡抚府，巡抚增韫被俘，5日，杭州光复。浙江咨议局议长陈䌹宸、沈钧儒及马叙伦等人，推举立宪派汤寿潜为都督。
11月5日，江苏的立宪派及绅商怂恿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并于宣布成立江苏革命军政府，程德全自任都督。安徽同盟会会员吴旸谷等率标炮营等也在当日起义，并向省城进攻。立宪派则劝说朱家宝独立，11月8日，咨议局出面宣布独立，推举朱家宝为都督，王天培为副都督。
11月6日，广西咨议局作出决定，与清政府脱离关系，宣布广西独立，原清朝巡抚沈秉担任都督，几天后清军提督陆荣廷发动兵变夺取了都督之位。
11月9日，福建同盟会会员郑祖荫、彭寿松、许崇智、新军第十镇统制孙道仁率领所部起义，向清军发起进攻，清总督松寿自杀，11月11日，福建宣告光复，福建军政府成立，推举孙道仁为都督。
10月底，广东同盟会会员陈炯明，邓铿和彭瑞海等人在广东化州、南海、顺德、三水等地组织民军起义。11月8日 在胡汉民的劝说下，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和龙济光同意反正，民军声势浩大，两广总督张鸣岐被迫召集各界代表在咨议局讨论广东独立问题，决定次日宣布广东独立。11月9日，陈炯明率部光复徽州，同日，广东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推举胡汉民为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
11月13日，在山东革命党人丁惟汾的劝说和新军第五镇部分贾宾卿等中下级军官的胁迫下，山东巡抚孙宝琦同意山东独立，推举孙宝琦为都督。
11月17日宁夏同盟会支会发动宁夏会党起义，21日成立支那宁夏革命军政府。
11月21日，广安州组成大汉蜀北军政府。22日，蜀军政府在重庆成立，27日，在四川的鄂军在资中反正，杀死督办铁路大臣端方。同一天成都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由革命党人蒲殿俊担任都督。
11月8日，在同盟会会员策划和支持下，新军第九镇统制官徐绍桢，于南京城外六十里之秣陵关宣布起义。徐绍桢与上海都督陈其美及苏浙起义军将领商定组建联军会攻南京，徐绍桢任总司令。11月11日，联军司令部在镇江成立。11月24日至12月1日，在总司令徐绍桢的统一指挥下,联军相继攻占乌龙山、幕府山、雨花台、天保城等据点。12月2日一举攻占南京城(见苏浙联军攻克南京之战)。至此，长江以南全部为革命军据有。而以黄兴为首的革命军在12月2日攻克南京，更奠定革命军在南方稳固的基础。
成立南京临时政府
11月1日，清政府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海外华侨，留学生和国内舆论界认为“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主张争取袁世凯反正，推举其为第一任大总统。11月9日，黄兴致函袁世凯，希望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主张给袁世凯“一个民选的总统”，避免曾国藩剿灭太平天国的悲剧。11月16日，孙中山在巴黎也致电国民军政府，表示同意举袁世凯为总统。
1911年11月，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和以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为代表的上海集团，同时展开了筹组中央政府的活动。11月9日，黎元洪以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名义，向独立各省发出通电，要求各省速派代表到武昌开会，商组中央政府事宜。11月11日，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等三省军政府都督电邀各省派代表到上海开会。11月15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举行，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省代表参加。武昌集团坚持会议要移到武昌召开。由于武昌最先发动起义，多省代表已抵达武汉，同盟会主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人也在武汉。最后，上海集团让步，议决各省代表赴武汉，定于30日在汉口召开会议，商议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但每省在上海仍须留1名代表作为通信联络机关。
11月21日，各省代表陆续到达武昌。11月30日，各省代表等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召开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十四省代表二十四人，推谭人凤为议长。议决临时政府成立以前，由鄂军政府代中央军政府职权。12月2日，决定先制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雷奋、马君武、王正廷为组织大纲起草员。并做出了“如袁世凯反正，当共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决定。12月3日，会议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分三章共二十一条，并即日由全体省代表签名宣布。同时决定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确定临时政府为总统制共和政府。各省代表于七天内齐集南京，如有十省以上代表到达，即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
12月4日，宋教仁、陈其美等却召集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沈恩孚、俞寰澄、朱葆康、林长民、马良、王照、欧阳振声、居正、陶凤集、吴景濂、刘兴甲、赵学臣、朱福诜在上海江苏省教育总会举行会议，列席会议的还有章炳麟、赵凤昌、章驾时、蔡元培、王一亭、黄中央、顾忠琛、彭锡范。大会以投票的方式，议决公电孙中山归囯主持大政，推举黄兴为革命军政府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由大元帅主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议决黄兴对于大元帅一职再三推辞，黎元洪却不愿屈居黄兴之下，表示反对。在讨论国旗时，湖北代表提议用十八星旗，福建代表提议用青天白日旗，江浙方面提议用五色旗为国旗象征五族共和，红、黄、蓝、白、黑，象征汉、满、蒙、回、藏。最后形成了以五色旗为国旗、铁血旗为陆军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的折衷方案。
12月11日，上海和汉口两地的17省代表来到南京，继续商讨建立中央政府。12月14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开会，决定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选举总统，此时各代表分成支持在湖北首功的黎元洪以及黄兴两派，相持不下。12月15日，代表获悉袁世凯赞成共和，决定暂缓选举临时总统，虚位以待袁世凯反正。
12月25日，孙中山从法国马赛回国抵达上海。孙中山由于有着比较高的威望，受到许多革命团体的支持，成为众望所归的总统人选。立宪派和旧势力也认为孙中山是在争取袁世凯反正之前的总统人选。12月28日，在南京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预备会。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召开选举临时大总统会。临时大总统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一条：“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选出。参加选举的有直隶、奉天、山东、山西、河南、陜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十七省代表四十五人，孙中山获得十七张有效票的十六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并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月2日，孙中山通告各省废除阴历，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年，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1月3日，各省代表会议推选黎元洪任临时副总统，并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临时政府各部总长、次长名单，正式组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政府下设十个部，陆军部总长黄兴兼任参谋本部总长，海军部总长黄钟瑛，外交部总长王宠惠，司法部总长伍廷芳，财政部总长陈锦涛，内务部总长程德全，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实业部总长张謇及交通部总长汤寿潜。此外，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法制局长宋教仁，印铸局长黄复生。1月11日，各省代表会议通过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为纲领，以南京为临时首都，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象征五族共和之意。1月28日各省代表会议成立临时参议院，各省代表会为任参议员，推林森、陈陶遗任正副议长。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签署并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南北议和
武昌起义之后，在中国有重大利益的外国列强保持了观望态度，并试图从北京政权或武昌政权中寻找到最能符合各方利益的一派来支持。
10月14日，清廷任命前被罢黜，现在彰德养病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统率北洋军向武汉进攻。11月2日在攻下汉口之后，便按兵不动，开始暗中与南方议和。而后带卫队抵京。11月袁世凯成为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并获各国承认与支持。
11月26日，袁世凯托英国驻汉口总领事葛福（Herbert Goffe）向军政府和各省代表提出议和三条件：停战，清帝退位，选袁世凯为总统。12月1日，南北双方签订了《武汉地区停战协定》，武汉地区于12月3日上午8时至12月6日上午8时停火三天。12月3日武汉地区停火，进行休战谈判。
12月8日袁世凯派唐绍仪为总理内阁大臣的全权代表，12月9日，唐绍仪等离京赴武汉与黎元洪或其代表商谈大局。 同日，各省代表正式推举伍廷芳为民军议和全权总代表。
在外国列强的干预下，代表北方的唐绍仪与南方的伍廷芳在上海英租界进行了谈判。后来达成协议，袁世凯支持逼清廷退位，换取南方各省支持袁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为了防止新生的共和政体遭到内战或外国军队可能的入侵而夭折，孙中山同意袁世凯提出的把中国统一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之下的要求。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1月11日，17日，19日，南京临时政府接连三次要求列强承认，均无一字答复。1月2日，袁得知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后，撤销唐绍仪和谈代表的资格。
1月16日，袁世凯在下朝的路上遭到同盟会京津分会组织的炸弹暗杀，炸死袁卫队长等十人，袁幸免遇难，17日袁派人向革命党人表示效忠革命，希望革命党人不要再对其进行暗杀活动。
1月20日, 南京临时政府向袁世凯正式提出清帝退位优待条件。1月22日，孙中山发表声明，只要袁世凯赞成清帝退位，自积即行辞职，让位于袁世凯。袁世凯得到这个保证后，便加紧了逼宫的进程。袁世凯以利害游说和买通庆亲王奕劻和那桐，并以金钱贿赂隆裕太后身边受宠的太监张兰德（人称小德张），威吓隆裕太后，大势已去，如果革命军杀到北京，则皇室生命难保，而同意让位，则可有优待条件。
1月25日，在袁世凯授意下，段祺瑞率北洋将领47人联名致电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和各王公大臣，提出民军已答应对清朝皇室、王族及满蒙回藏各族的优待条件，陈情“即此停战两月间，民军筹饷增兵，布满各境，我军皆无后援，力太单弱，加以兼顾数路，势益孤危”，要求“恳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1月29日，召开清廷御前会议，会上决定推诿，以取得革命党人的优待条件。2月3日，隆裕太后授予袁世凯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商定清朝皇帝退位条件。
2月6日，南京参议院通过清室退位《优待条例》和张謇起草的《清帝退位诏书》。优待条例包括：
- 一，大清皇帝尊号 不废，民国政府待之以外国君主之礼;
- 二，民国每年拨四百万元供皇帝支出；
- 三，皇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
- 四，清王室的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并由民国派兵保护；
- 五，德宗（即光绪）崇陵所有产用经费由民国支出。
- 六，宫内执事之人，继续留用，唯不得招阉人。
- 七，皇室私有财产，由民国派兵保护。
- 八，禁军编入民国陆军。
除清室退位优待条例外，还有对清王族及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七条。
清帝退位
2月12日，在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等大臣的劝说和逼迫下，宣统帝溥仪的母后隆裕太后接受清室《优待条件》，发布《退位诏书》，宣布清宣统皇帝退位，并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
《退位诏书》由张謇起草，并由临时参议院通过，但其中，“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为袁世凯手下所添加。至此，中华民国正式终结并取代与继承大清帝国。统治了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宣告灭亡，中国两千年来的帝制也宣告灭亡。
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
宣统退位后，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莅临参议院宣布解除临时总统职。直到此时，各强国才开始陆续承认中华民国。袁世凯以北京兵变为由,迁都北京。
袁就职之后，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断绝了一些革命党人分省独立的企图。同时袁积极与列国交涉，保全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
从此至1928年间称为“北洋时期”，该时期的中华民国政府也称为“北洋政府”。
1913年2月，中国首次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进行国会选举。国民党所得议席最多，预备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弑身亡，袁世凯被认为是背后策动暗杀者。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但被袁击败。袁世凯最后更复辟称帝，失败后，中国进入军阀割据的时期。孙中山则在广州多次组织护法政府（即“三次革命”)，中国出现南北分治局面，
影响
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馀年的皇帝制度。中国历史上，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帝制的复辟，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
当时中国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民元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并未能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但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辛亥革命后，真正的民主和共和并没有得到实行，无论是北洋政府，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君臣关系是汉代董仲舒以来中国思想中“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因此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除了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之外，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因此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会进一步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的思想。
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但帝制、专制思想并没有立刻得到完全消除，仍有很大的社会基础。
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加上民主主义没有得到成功地施行，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为然，此外尚有国家社会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会在民初成为不少知识分子的新信仰。直到今日，在中国大陆，还是实行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全盘西化的共产主义（马列主义）仍然是官方的权威信条，而一些帝制时期的价值观仍然以不同的形式起着作用。
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使得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社会影响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来得大。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而在传统社会的改变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转投向革命而获得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他们的地位。
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积极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
辛亥革命对于十八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
对边疆地区的影响
辛亥革命爆发前的革命组织，多以汉族为本位。他们提出“驱除鞑虏”后所建的民国，往往指单限于以汉族为主的十八行省(武昌起义时所用的十八星旗即为佐证)；东北、内、外蒙、新疆与及西藏都被排除在外。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权威下降，自顾不瑕，列强更趁机支持边疆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如俄罗斯支持外蒙古独立（包括唐努乌梁海地区），自此该地区开始了脱离中国的进程。
1910年，清朝借故由赵尔丰率两千军队，强行驻扎于拉萨，达赖喇嘛因此前往印度避难，而清朝则再次取消了达赖喇嘛的封号。在大吉岭的达赖喇嘛开始与英国人接触，希望通过英国、印度的帮助，使西藏获得更大的自治。随着辛亥革命爆发，各地发生兵变，赵尔丰在四川被杀，驻藏军队也采取行动，抓捕了清朝的驻藏大臣，但在随后与藏军的冲突中，被缴械投降，后全部被遣返内地。1913年1月，达赖喇嘛回到拉萨。袁世凯发电报，表示要恢复达赖喇嘛的封号，而达赖喇嘛在回复中，则直接重申了他对西藏的全权统治，这份声明甚至被部分西藏人看作“独立宣言”。内地对西藏的影响急转直下，而后西藏各地产生了“驱汉事件”。为了防止内地军队再次入藏，噶厦政府开始从英国购置军火，绝大部分藏军都被部署到西康，这也导致西藏北部疆域无法得到有力的维持。由于军费开支的猛涨，更加剧了西藏的内部矛盾。中华民国政府由于忙于战事，对西藏主要采取外交策略，特别是在国际场合不断地强调对西藏的主权。英国尽管不支持西藏完全独立，但西藏噶厦政府还是对其抱有很高的期待，1914年，双方签定协议，西藏噶厦政府将“东北边境特区”割让给了印度，也就是现在的阿鲁那恰尔邦，对于此协议，中华民国以及后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拒绝承认。
在马来亚的影响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介入中国的革命活动是史无前例的，虽然革命活动主要在于挽救中国，但这一行动已对当地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影想大致可以分为：
- 马新华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 马新华人团结力量的增长
- 新思想的涌现
- 政党政治的影响
孙中山于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临时总统后，许多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中立派及保皇派份子转而支持孙中山。武昌起义后，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华人剪掉辫子，另一方面，在同盟会和孙中山的号召下，当地华人也基极捐款支持革命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启开的民族主义思潮，成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与中国维系关系的主要指导源泉。由于民族主义的思想鼓吹，遂使到数以千计的当地华人青年回到中国参加推翻清朝，并在个方面给于孙中山金钱上的援助革命。同时这种思潮也带著反对外来殖民势力的意念，一直发展下去。
当孙中山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展开革命之前，当地华人是不团结的，常有帮派和籍贯的斗争。不团结阻碍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帮派斗争影响华人社会的经济成长并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团的合作。
1906年孙中山在吉隆坡主持同盟会支会成立仪式时发出警告说：当地华人的不团结最终将导致整个华人社会的崩溃。因此同盟会展开各种宣传活动，如阅书报社、夜校、戏剧表演，使到不同方言的集团为孙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有机会学习相互了解，相互合作以解决共同的难题。通过不间断的联系，华人的团结精神和国民意识逐渐被加强和发展起来。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输团结思想的组织。
另一项最主要的发展便是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学校传播标准华语，主要目的在于打破使用以往的方言教学。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间有了共同的媒介语。
孙中山的革命思潮带为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带来了新的思想，冲击了华人传统的旧社会和旧传统。利他主义，舍己为群，平等和自由之观念因此不断传开。鼓励设立女子学校，女人被允许加入社会活动和参加孙中山革命。
孙中山革命成功后，在1912年8月13日成立国民党。得到英国殖民政府的许可后，便在马来亚成立国民党马来亚支部。由于英国当局认为非与英殖民政府对抗，1912年12月18日，又许可在新加坡成立北京国民党星洲联络支部。国民党在马来亚继续作合法活动，直到1925年其注册被吊消，理由是未根据社团法令提供所需的资料。虽然如此，国民党的活动未停止，而是继续秘密地存在。而国民党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活动，为日后的抗日战争、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政治运动等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评价
在民国前几年，知识分子们和革命的参与者尚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满清而兴奋不已，对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较高的评价。不过，由于共和民主并没有在辛亥革命后得到真正的实施，因而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作出反思。孙中山在1921年给俄罗斯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提到“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孙中山在遗嘱内也嘱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政治革命不足以救中国，因此要进一步发动文化上的改革。
1920年代以后的国共两党，则对于辛亥革命有了较高的评价。国民党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视辛亥革命为其所领导成功的革命，赋予辛亥革命有极高的评价，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的国家最重要的关键。
而共产党虽然认为辛亥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只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主张，没有建立共和体制，更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和深刻的社会革命，来达到平均地权的主张，而是在列强的压力下，与代表旧势力的袁世凯妥协，把胜利果实拱手相让。但同时又认可辛亥革命是个具有阶段性成就的革命，为后来进一步革命奠定基础。例如刘少奇认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周恩来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何香凝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它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广大人民中传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促进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新发展”。其后马克斯主义史学的史家，多把辛亥革命视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亦即社会主义革命之前所需要的前一阶段的革命。这种以视辛亥革命为正面意义的想法，1950年代以后的海峡两岸，都是主流的观点。
一直要到了1980年代晚期到1990年代，才开始有人对这种以革命是正面甚至是“革命崇拜”的想法作出反省，例如中国的思想史家李泽厚、刘再复等人，认为在20世纪初的中国，保留君主的渐进改革比暴力的革命更能使中国在稳定中发展，袁世凯、康梁、严复、杨度等君主立宪的主张比孙中山更适合于当时的中国。台湾的历史学者也开始对国民党加诸于“辛亥革命”的一些“神话”作消解，重新评估辛亥革命的价值和作用。
西方学者，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也有很多研究。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评价辛亥革命仅仅是“政体的变革”，而“基本是上一场失败”。 高慕柯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大于它所有领袖的革命，是一次“没有真正领导者的革命”。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纳散尼尔·佩弗（Nathaniel Petter）对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试图建立起的共和整体给予很低的评价：“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
参看
参考书目
- 唐德刚
- 晚清七十年·五：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 (台北：远流，1998) ISBN 957-32-3513
- 袁氏当国 (台北：远流，2002) ISBN 957-32-4680-5
- 张玉法：中华民国史稿（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ISBN 957-08-1826-3
- 林毓生〈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收入《思想与人物》（台北：联经出版社，1983) ISBN 957-08-0384-3
- 周伟民，唐玲玲：中国和马来西亚文化交流史（海口市：海南出版社，2002）ISBN 7-5443-0682-8
- 作者：梅·戈尔斯坦，翻译：杜永彬，《喇嘛王国的覆灭》，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ISBN 7-80057-725-2
- 尚明轩：《孙中山传》，北京出版社，1979年
- 宋平：《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
- 胡绳武：〈袁世凯为什么能窃取临时大总统的席位〉，《文史知识》，1984年第9期
- 林增平：〈会党与辛亥革命〉，《文史知识》，1984年第9期
- 王来棣：〈辛亥革命时期的湖北军政府剖析〉，《近代史研究》， 1980年第1期
- 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二十世纪中国对谈录》，（台北：麦田出版神，1999）ISBN957-708-735-3
- 袁伟时：〈辛亥革命的是是非非〉
- L.S.斯塔夫理阿诺斯 《全球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