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衡
學衡（Hsuehheng，或Xueheng），指一個學術流派、文化流派（學衡派），一個組織（學衡社），或一個刊物（《學衡》雜誌，英译：The Critical Review）。
學衡宗旨：“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
 |
背景
1912年民國成立，確立民主共和政體，思想文化上步入自由時代。儒家思想失去官定國家信仰的地位，歐美各種新文化思潮湧入中國，造成對於傳統文化的衝擊。
辦刊概況
緣起
早在國外，1910年代中後期留美中國學生群體當中，以對中國文化、文言文及白話文的意見分歧，可以分爲兩派，一派以梅光迪、胡先骕等人爲代表，認同、捍衛中國文化，及文言文；一派以胡适等人爲代表，認爲西方文化高於中國文化，主張全盤西化，意圖打倒文言文，推行白話文。這些留洋學生回國后在國内形成兩派，維護中國文化派以南京大學為中心，胡先骕、梅光迪、吳宓等人先後來到南高、東大。1917年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胡先驌則在《南高日刊》上發表《中國文學改良論》，白話文和文言文文學之爭日益成爲導火綫。1920年胡適出版白話文詩集《嘗試集》，隨後胡先驌撰《評〈嘗試集〉》，但“曆投南北各日報及各文學雜誌”，無一為之刊登[1]，胡先驌遂和梅光迪等人商量自辦刊物。1921年10月，學衡雜誌社成立。1922年1月，《學衡》雜誌創刊。
文學的起因是表象，文化的因素是要因，在那個文化開放不久的轉型時代，中國文化傳承的使命感，是學衡誕生的根本緣起。《學衡》雜誌雖因文學評論而起，卻非純粹文學方面的刊物，雖和陳獨秀、胡適、魯迅等進行所謂新文化運動的《新青年》常持不同主張，卻並非論戰刊物，而是綜合的學術刊物。
《學衡》雜誌
《學衡》雜誌以位於南京鼓樓北二條巷二十四號的吳宓寓宅作為辦公之所，第一次會議公推吳宓為“集稿員”，柳詒徵為《發刊辭》執筆人。按梅光迪“脫盡俗氣”的主張，不設社長、總編輯、撰述員等名目，發表於《學衡》第三期上的《學衡雜誌簡章》中則署“本雜誌總編輯兼幹事吳宓”。
1921年11月，《學衡》第一期完稿，1922年1月，《學衡》雜誌正式出版。《學衡》為月刊，至1926年底停刊，出刊60期。1928年復刊，改爲雙月刊，1930年停辦一年又零星出刊，至1933年7月停刊，又出19期，共79期。
《學衡》雜誌分析
《學衡》雜誌是中国最早的綜合性人文學術刊物，涵蓋了文化、文学、史学、哲学、宗教、伦理、教育以及政治等諸多領域。如同中國科學社主辦的《科學》雜誌對於中國現代科學研究的啓蒙一樣，學衡社主辦的《學衡》雜誌是中國現代人文學術的啓蒙刊物。
據統計[2]，在《學衡》雜誌上發文較多的學者有：
- 柳詒徵：49篇
- 吳宓：35篇
- 繆鳳林：22篇
- 王國維：20篇
- 胡先驌：15篇
- 湯用彤：7篇
- 劉伯明：6篇
- 梅光迪：5篇
學衡派刊物
除了《學衡》雜誌，學衡派成員的刊物尚有《國學叢刊》、《史地學報》、《文哲學報》。學衡的黃金時代在其創辦後的最初數年，1928年復刊后的《學衡》已難比往昔。1923年11月劉伯明病逝，1925年1月郭秉文因黨派勢力介入被免職引發易長風潮，都對學衡社造成重大的負面影響。到1932年後，《國風》半月刊取代《學衡》成為學衡派的主要刊物。
學衡派
學衡的宗旨中明確宣示“无偏无党”，因此，如果說學衡是一個組織，也是一個鬆散的組織。依學衡的最初精神，凡在《學衡》雜誌發文之人，通常視為學衡成員。學衡派成員雖有共同的旨趣，但仍有各自觀點的差別。
學衡人物
學衡派主要人物
- 劉伯明：作為中國現代學術的精神宗師，同樣以其人格力量擔當著學衡的精神領袖。
- 柳詒徵：中國文化宗師，學衡的國學支柱。
- 梅光迪：《學衡》雜誌的發起、籌辦人。
- 吳宓：長期擔任《學衡》雜誌主編，所費心力最多。
- 胡先驌：學衡核心人物之一。
學衡派是一個文人群體，成員多為飽學之士，他們往往学贯中西，因此構成了當時向現代文化社會轉型時代中國的精英文化群體。在以上五位核心人物之外，还有蕭純錦、馬宗霍、邵祖平、湯用彤、徐则陵、王國維、繆鳳林、張其昀、陳寅恪、黃節、林損、王易、张歆海、郭斌和、景昌極、王焕镳、劉永濟、吴芳吉、張蔭麟、向達、鄭鶴聲等人。
學術
文化
哲學
文學
史學
教育
思想
學衡派是一個學術流派，也是一個文化流派，存在其思想主張。
中國文化
學衡派認爲，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粹具有永恆的價值，是構成民族文化的基石。孔子是中國文化的集大成者和開創者，儒家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主軸。
學衡派認為從上古至秦漢，“為吾國人創造文化及繼續發達之時期”。“自漢以降，則為吾國文化中衰之時期”。
儒家思想
學衡是現代新儒家的學術源頭。學衡派認為，“以儒家之根本精神，為解決今世人生問題之要義”。
學衡派把中國社會的病源歸于不真正實行孔教。“盖中国最大之病根，非奉行孔子之教，实在不行孔子之教”，並具體指出今人悖於孔子之教的事實，比如，“孔子教人以仁，而中國大多數之人皆不仁。孔子教人以義，而今中國大多數之人惟知有利。孔子教人尚誠，而今中國大多數之人皆務詐偽。孔子教人尚恕，而今中國大多數之人，皆務責人而不克己。孔子教人尚學，而今中國大多數之人皆不悅學。總之，孔子之教，教人為者也。今人不知所以為人，但知謀利，故無所謂孔子之教徒”[3]。認爲孔教不能完全實行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君主專制政治對孔子之道的利用和歪曲，二是科舉制度對孔子之道的利用和歪曲。對於孔教，須推倒秦漢以來諸儒之流弊，返孔孟原始儒家，“返本開新”。
“在現代科學昌明的物質狀態下”，只有儒家思想，才能“使吾中國人免蹈近百年來歐美生計組織之覆轍，不至以物質生活問題之糾紛，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並認爲儒教是世界之光，以儒教拯救當今物質社會，“此吾儕對於全人類之一大責任也。”[4]。
道德理想
學衡派倡導以道德構建理想社會，德化天下，以人文道德拯救现世世界。提倡君子之德，注重人格修養。
人文主義
從文化理念上看，學衡派持人文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中西人文主義在現代社會的結合。中國人文主義學者柳詒徵源溯孔夫子，孔夫子被看作是人文主義的鼻祖。西方新人文主義導師白壁德遠宗亞裏斯多德及柏拉圖、蘇格拉底，梅光迪、吳宓、湯用彤等人從孔教，又都是白壁德的弟子。劉伯明亦融通中西，是中國現代人文主義的先驅。人文主義的基本觀念是尊重人本，崇尚理性。
對各種思潮的評價
西方宗教：
學衡派不贊成把孔教當作一種宗教。“欲比孔子於耶穌、穆罕默德，以孔教為標幟，是皆不知孔子者也”。認爲孔子“不假宗教以惑世”，而立人倫道德，中國以人倫立國，西方以宗教立國[5]。
實用主義（實驗主義、工具主義）：
科學主義：
白話文運動（新文化運動）：
學衡派一致地維護文言文。是否反對白話文，則存在觀點的差別，胡先驌、梅光迪、吳宓等人持反對立場。胡先驌主張文化改良，反對白話文“文學革命”。學衡派認爲，文言文和白話文並非舊與新的關係，“文學乃由古今相孳乳而成”。反對廢除文言文和白話文專制，認爲文言文和白話文可以并存，“各行其是，各擅其長”。
學衡派認爲應當“文以栽道”，“立言首貴立誠”，“不偏不黨，不激不隨，平心而言不事謾駡以培俗”。針對新文化運動派的風氣弊端，提出：“一不志乎利。二不趨時勢。三不尚術（術者，欺世盜名之方，沽名釣譽之具，政客之所管用，而文人所宜擯斥也，世風不古，為術滋多。簡以言之，厥有五端，一曰標榜，二曰假勢，三曰乘機，四曰籠絡，五曰恫嚇）。四不濫著述。五不輕許可（文人不能相輕，亦不能濫相推許）。”[6]
共產主義：
國家主義（國家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