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后大借款
善後大借款是1913年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向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的一次大借款,款項高達二千五百萬鎊,年息五厘,分47年偿清,以解決政府的國庫空虛問題。[1]
历史
善后大借款的历史背景
武昌起义之后,孙中山在回国前,就曾经找过美、英、日等列强商洽借款事宜,但列强并不看好孙中山的政治资本而加以婉拒。1911年12月孙中山抵达上海对记者表示借款失败,称:“我空着两手回来,可是我带回来国人最需要的东西,就是革命精神。”
善后大借款的经过
善后大借款谈判始自1912年2月,最早英国的汇丰银行、法国的法兰西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及美国银行,前後歷時一年,談判官员三易其人,最早為唐绍仪,唐绍仪曾試圖向比利時某財團借貸借得一百万英镑,但不成功,唐因此下台,後由熊希龄接任。5月12日,銀行團的七項辦法進入國會審議,垫款章程签订后,立刻遭到强烈反对,革命党人反对尤烈。熊希龄谈判破裂后,总统府内曾设立了财政委员会,主持另辟借款途径,美国在3月20日退出银行团,並奖励个别对中国的投资。善后借款的条件過於苛刻,合同規定以盐税、海关税等作抵押,盐税徵收由外国人协管,银行团在垫款七条之外,又提出非經五大銀行團同意,不允许地方各省自行借款等特別規定。以致遭各界人士的极力反对。参议院正副议长张继、王正廷求见袁世凯,袁拒不接见。
1912年8月,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抵京共商国是。在京期间,孙袁两人切磋借债问题,孙中山称:“目下财政极端困难,势不能不借外债,以济眉急,唯不可借多,致启政府侈肆之心。”[2]
1913年4月26日夜至27日凌晨,赵秉钧、陆征祥、周学熙等在北京东交民巷汇丰银行大楼签署《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换算各国货币是:德国51125万马克,法国63125万法郎,俄国23675万卢布,日本24490万日元,发行价格九扣,实收八四扣,实际借到不过2100万英镑,再扣除前債600万镑,省債280万镑,另還有各國損失賠償200萬鎊,實得不过债面40%。事件在社會上引起巨大震動。國民黨人等認為袁意在擴張北洋軍隊[3],而借款未經現任國會批准屬非法。5月初,國民黨員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電反對貸款。
黎元洪居中斡旋,希望化解北京及國民黨之爭。6月,北京免除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三人的都督職務。之後袁世凱以江西湖口“匪党谋乱”为藉口,派北洋軍第六師李純部進入江西,二十四团团长张敬尧於5日进至九江附近沙河镇,与赣军林虎旅交火。孙中山见战火迫在眉睫,发动二次革命。7月8日,李烈钧奉孙中山之命潜抵湖口,发布讨袁檄文,痛斥“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暗杀元勋,弁髦约法,擅借巨款……近复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7月18日,陈炯明在广东宣布讨袁。二次革命後,善後大借款終於強行通過。
評價
善後大借款是北洋政府不得不然之舉,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早已破產,熊希龄回憶當時,“南京库储仅余 3 万,北京倍之,不及 6 万。”武昌起義之後,孙中山在回国前,就曾经找过美国、英国、日本等列强商洽借款事宜,但列強並不看好孫中山的政治資本而加以婉拒。孙中山回国后在有记者问他带回了多少款項时,只好以帶回“革命精神”搪塞。
北京政府本来就已濒临财政破产的边缘,一时又无法打开国内财源,所以只好向外国告贷,当时的第一个借款要求,是南京政府提出的,并不是北京政府。当时由孙中山主导的南京临时政府仍在执行职务,其中就包括外国谋求借款。
注釋
- ^ 袁世凯最诡异的一次“卖国”. 腾讯. [2013-10-17].
- ^ 《文史资料选编》第19辑 第1版. 北京出版社. 1984年11月: 第98-106页《孙中山三次北京之行》.
- ^ 《海关册》记载1913年天津海口输入的军火,共值银四百九十余万两,较1912年增加百分之八十。
參考書目
- 《熊希龄先生遗稿》
- 马陵合《垫款问题与民国初年政治的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