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后大借款

善后大借款是1913年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的一次大借款，款项高达二千五百万镑，年息五厘，分47年偿清，以解决政府的国库空虚问题。

历史

善后大借款的历史背景

武昌起义之后，孙中山在回国前，就曾经找过美、英、日等列强商洽借款事宜，但列强并不看好孙中山的政治资本而加以婉拒。1911年12月孙中山抵达上海对记者表示借款失败，称：“我空着两手回来，可是我带回来国人最需要的东西，就是革命精神。”

善后大借款的经过

善后大借款谈判始自1912年2月，最早英国的汇丰银行、法国的法兰西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及美国银行，前后历时一年，谈判官员三易其人，最早为唐绍仪，唐绍仪曾试图向比利时某财团借贷借得一百万英镑，但不成功，唐因此下台，后由熊希龄接任。5月12日，银行团的七项办法进入国会审议，垫款章程签订后，立刻遭到强烈反对，革命党人反对尤烈。熊希龄谈判破裂后，总统府内曾设立了财政委员会，主持另辟借款途径，美国在3月20日退出银行团，并奖励个别对中国的投资。善后借款的条件过于苛刻，合同规定以盐税、海关税等作抵押，盐税征收由外国人协管，银行团在垫款七条之外，又提出非经五大银行团同意，不允许地方各省自行借款等特别规定。以致遭各界人士的极力反对。参议院正副议长张继、王正廷求见袁世凯，袁拒不接见。

1912年8月，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抵京共商国是。在京期间，孙袁两人切磋借债问题，孙中山称：“目下财政极端困难，势不能不借外债，以济眉急，唯不可借多，致启政府侈肆之心。”

1913年4月26日夜至27日凌晨，赵秉钧、陆征祥、周学熙等在北京东交民巷汇丰银行大楼签署《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换算各国货币是：德国51125万马克，法国63125万法郎，俄国23675万卢布，日本24490万日元，发行价格九扣，实收八四扣，实际借到不过2100万英镑，再扣除前债600万镑，省债280万镑，另还有各国损失赔偿200万镑，实得不过债面40％。事件在社会上引起巨大震动。国民党人等认为袁意在扩张北洋军队，而借款未经现任国会批准属非法。5月初，国民党员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反对贷款。

黎元洪居中斡旋，希望化解北京及国民党之争。6月，北京免除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三人的都督职务。之后袁世凯以江西湖口“匪党谋乱”为借口，派北洋军第六师李纯部进入江西，二十四团团长张敬尧于5日进至九江附近沙河镇，与赣军林虎旅交火。孙中山见战火迫在眉睫，发动二次革命。7月8日，李烈钧奉孙中山之命潜抵湖口，发布讨袁檄文，痛斥“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暗杀元勋，弁髦约法，擅借巨款……近复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7月18日，陈炯明在广东宣布讨袁。二次革命后，善后大借款终于强行通过。

评价

善后大借款是北洋政府不得不然之举，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早已破产，熊希龄回忆当时，“南京库储仅余 3 万，北京倍之，不及 6 万。”武昌起义之后，孙中山在回国前，就曾经找过美国、英国、日本等列强商洽借款事宜，但列强并不看好孙中山的政治资本而加以婉拒。孙中山回国后在有记者问他带回了多少款项时，只好以带回“革命精神”搪塞。

北京政府本来就已濒临财政破产的边缘，一时又无法打开国内财源，所以只好向外国告贷，当时的第一个借款要求，是南京政府提出的，并不是北京政府。当时由孙中山主导的南京临时政府仍在执行职务，其中就包括外国谋求借款。

参考书目

• 《熊希龄先生遗稿》
• 马陵合《垫款问题与民国初年政治的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