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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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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历史：简明教程
原名История Всесоюзн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Краткий курс
作者集体编写
类型历史
语言俄语
發行信息
出版机构OGIZ Gosizdat （第一版）
出版時間1938年10月1日
出版地點苏联
媒介印刷
页数350页 （第一版）
规范控制
OCLC8504242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史简明教程》（俄文：Краткий курс истории ВКП(б)），或《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簡稱《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联共（布）党史》或《简要读本》，是一本1938年于苏联出版的历史著作。该书严格按照斯大林的观点论述苏联共产党历史，是斯大林主义主要文献之一，对苏联国内意识形态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称为“共产主义的圣经”。[1]日丹诺夫曾说此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从1938年9月到1953年的15年里，共出版了67种文本，再版3百余次，总印数达4281.6万册，是苏联图书出版史上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之一，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过巨大影响。列宁主义共产党的思想、组织、策略和理论的根本原则就来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与联共（布）的许多决议。苏共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具有极端的封闭性，是建立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上的。联共（布）党史文化是在“四大”中形成的，即在“大转变”、“大批判”、“大清洗”，和在对联共（布）党史的“大编纂”中形成的。

出版

1932年，斯大林曾决定，“结束对党史叙述的随意性和混乱状态，消除在已出版的许多党史教科书中存在的大量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对党的理论和党的历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的随意解释。”在斯大林的主导下，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成立“编写联共（布）党史小组”的决定，授权全体中央书记即斯大林、波斯特舍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斯捷茨基、皮亚特尼茨基负责这本著作的审定工作。1935年10月成立了以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为首的筹备编写这部教科书的专门委员会（即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2][3]1938年9月起在《真理报》登载，次月出版。全书共12章，叙述了自1883年联共（布）建党开始至1937年的党史。在《簡明教程》在《真理報》上分章發表的期間，共産國際執委會就迅速做出決議，要求各國共産黨要認真學習它。[4]《教程》开始发表的同一天，《真理报》发表社论称：“认真地、仔细地、坚持不懈地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每个布尔什维克、党员和非党人士的职责”，并且强调进行浩大的宣传鼓动工作。从一开始，联共（布）中央就把这本书宣布为“掌握布尔什维主义的不可取代的指南”，并把它作为“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历史文献”加以推荐。按照俄国东正教的说法是，俄罗斯民族是“上帝选定的民族”，要他们担负“第三罗马”的使命来拯救世界。布尔什维克的“世界革命”思想，基本上脱胎于此。[5]

9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定，立即把此书翻译成法文、英文、德文、波兰文、捷克文、瑞典文、芬兰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中文、日文、马来亚文、“印度文”、保加利亚文和“南斯拉夫文”。翻译成这些文字的最后期限为1938年11月15日，即总共只给1个半月的时间。 联共中央有一个专门决议，规定要根据联共的历史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编辑出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根本目的是要推广斯大林模式，把斯大林的做法当作供全世界效法的样板。[6]早在1930年代出版《苏联国内战争史》的时候，斯大林就给此书规定了向世界传授俄国革命的经验的任务。他说：“《简明教程》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清洗脑筋，以免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众所周知的概念和术语低级趣味化，完全恢复作为布尔什维克主义财富的那些观点，使其不受灰渣的侵袭，使其不被低级趣味化。”[7]1938年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再次就《简明教程》的宣传鼓动工作做出决议《简明教程》“是对联共（布）党史的主要问题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官方的、可信的说法，不允许有任何其他的、任意解释。”此书一出，其他所有关于联共党史的著作统统被封存或烧毁，关于联共历史上的各种事件、人物的写法、评价统统按照《简明教程》改写，斯大林成了党史中的主角。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立即发出通知，要求联共（布）全体党员和各国共产党人都要认真学习，并将书中的口径作为理解苏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唯一范本。[8]关于出版该书的目的，斯大林回答坦率，“要给党的积极分子对联共（布）党史有一个统一的指导，使党员和积极分子对这种指导不产生怀疑――这是中央委员会所正式建议的：应该怎样表达思想、说明观点、阐述党的方针，这是首要的任务”。[9]1939年10月1日，时值《教程》出版一周年，《真理报》发表了《为创造性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争》的社论，一连串的无以复加的溢美之词献给了《教程》，把它称为“是斯大林本人对我们干部的关怀和最大的关注”，“是中国劳动人民获取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域中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的最有价值的新贡献并且是其辉煌的发展”，“是最先进的科学”。

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之后，斯大林通过撰写《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终结真理了，于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被取消，除了人文科学各系外高校停止了哲学课。[10]苏联高等院校开设了一门新课程，叫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基础”，其基本教材既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不是列宁的著作，而是《简明教程》，这门课程直到苏共20大以后才被取消。[11]《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成为当时理论是非的标尺。意识形态准则的最高法度，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越出其规定的范围。斯大林1932年提出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口號以及之後形成的「工農兵文學」理論，1934年苏共中央宣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所有艺术的创作方向后就开始批判"形式主义"，贯彻执行联共中央《关于改组文学与艺术团体的决定》，更是导致了文化产品的单一化、模式化。

《简明教程》在苏联国内再版300多次，译成31个国家的文字，在世界共发行了约4.7亿册。[12]为了检查和控制的顺利进行，斯大林在组织机构上进行了调整。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提出：“把党的宣传鼓动工作集中在一个部门，把各个宣传鼓动部和报刊部合并为统一的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局，同时在每个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组织中成立相应的宣传鼓动部”。1939年10月19─20日，共産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在自己的正式決定中，明確了在帝國主義戰爭的條件下，主要的任務就是，要“集中火力反對機會主義”。而另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通過廣泛宣傳和學習《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著作，在戰爭的環境下，在後方和在前線組織系統深刻的群眾性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

德國共産黨中央説：“工人階級只有以惟一先進的理論——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為指導才能完成這一歷史任務。因此首要的任務就是要最廣泛和深入地學習《聯共（布）黨史》。”1939年10月22日，美國共産黨在向共産國際彙報時提到：“美國共産黨正在繼續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運動和宣傳活動，特別注意學習《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15萬冊已經售完，下一批10萬冊正在印刷中。”1939年10月23日，共産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於在斯堪的那維亞各國執行政策的建議中特別提出：“要加強黨在吸引社會民主黨群眾方面的工作。提高基層黨組織的主動精神。要聯繫帝國主義戰爭，充分利用《聯共（布）黨史》，改進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問題的學習。盡可能廣泛和更積極地利用群眾對政治生活的參與，出版和普及馬克思列寧主義讀物。”1939年11月3日，共産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在給加拿大共産黨的建議中，也明確指出：“應該不顧政府的禁令，最廣泛地學習《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並且在加拿大共産黨和整個工人運動中運用它。”在共産國際的嚴格號令和嚴密組織下，學習和傳播《簡明教程》的過程實際上就成了學習和傳播斯大林主義的過程，一個將斯大林崇奉為惟一正確領袖的過程、將其神話的過程。

斯大林要求各國共産黨學習《簡明教程》的一個根本目的，就是要在下述幾個問題上統一口徑：一是蘇聯所做的一切，甚至像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這樣的事都是正確的，都是為了保衛和平與支援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二是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是一條金光大道，與一切機會主義分子決裂和分道揚鑣、高速工業化、苏联农业集体化、以“大清洗”的方式無情鎮壓階級敵人和人民之敵是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只有他的越来越尖锐的党内斗争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以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才是维持苏联大国和强国地位的保证。蘇聯已經建成了社會主義，正在向共産主義過渡；三是斯大林是列寧主義的惟一繼承人，並且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一切勝利皆是在斯大林的領導下取得的，列寧—斯大林的路線必勝。因此，保衛蘇聯，就是保衛世界的和平與社會主義，而為了保衛蘇聯，就必須捍衛斯大林的英明和正確。[13]斯大林所主笔《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与日丹诺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诸多政治读物样板确立“党文化”。[14]对领袖的神化，对斯大林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神化，对斯大林主持下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神化，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神化就成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主线。斯大林死后,苏联重新编写《苏共党史》;赫鲁晓夫倒台后,勃列曰涅夫时期又重新编写;戈尔巴乔夫时期又要重新编。斯大林的后来者们，无论是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还是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都没有能摆脱《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书写历史的方法。[15]

内容

1937年5月6日，《真理报》发表了斯大林给编写者的信，斯大林亲自提供了以下“体系”作为他满意的编写依据：

  1. 为在俄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而斗争（从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解放小组——1883年到《火星报》最初几期的问世——1900—1901年”）
  2.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和党内布尔什维克派与孟什维克派的出现（1901—1904年）
  3. 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1904—1907年）
  4. 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以及布尔什维克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民主工党（1908—1912年）
  5. 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前工人阶级兴起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党（1912—1914年）
  6. 帝国主义战争和第二次俄国革命，即二月革命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党（1914—1917年2、3月）
  7.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准备和发动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4月—1918年）
  8. 国内战争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党（1918—1920年）
  9. 转向恢复国民经济和平工作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党（1921—1925年）
  10. 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党（1926—1929年）
  11. 为农业集体化而斗争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党（1930—1934年）
  12. 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实施新宪法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党（1935—1937年）

社会发展五阶段论

“五种社会形态说”或“五阶段论”，是列宁和斯大林提出的（列宁1919年的《论国家》，斯大林1938年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认为人类历史，是沿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直线发展。理论的源头当然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是马、恩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共丵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意志意识形态》：“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大体说来”就是猜测，到了列宁和斯大林那里，这个“五阶段论”就变成铁的事实了。1897年列宁在为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写的书评中讲，政治经济学应该这样来叙述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即原始氏族共产主义时期、奴隶制时期、封建主义和行会时期、资本主义时期。1919年，列宁在《论国家》中再次勾勒了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脉络。1938年，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讲:“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16]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节中把五种社会形态体系化，变成了自然科学意义上绝对不可更改的规律。

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强加于中国历史是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把它体系化并传入中国后、经由郭沫若等学者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适应性的结果。[17]《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延安整风的核心教材，“五阶段论”的观念通过这本书的流行，成为中共上上下下的一种思想定势。毛泽东在延安召集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瀾等一批史學家，佈置他們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社会進化五阶段论的精神，編造一部徹底否定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的《中国通史简编》供延安干部补习文化之用的历史教科书。[18]《中国通史简编》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19]范文澜采用了吴玉章于1930年提出的“西周封建说”，[20]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经过了原始公社制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诸阶段，否定亚细亚特殊之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完整的封建社会。[21]当时在解放区,历史教科书通用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简明中國通史》、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认为殷代是“一个原始公社制的氏族社会，至少应该是这种社会的末期”。吕振羽的见解：殷代是中国奴隶社会。[22]中共建国后，以五种社会生产方式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占有了无可争议的独尊地位。[23]郭沫若主持,成立了由陈寅恪、陈垣、范文澜、翦伯赞、尹达、刘大年等著名史学家参加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委会。郭沫若斩断中国学术传统，执意用“五阶段论”的模式来套裁中国历史，他的观点在1949年尤其是“文革”以后被奉为正统，教育部頒訂的教學大綱以郭沫若《中國古代史的分期問題》写入了各种历史教科书。翦伯赞根据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制定的计划，主编《中国史纲要》，作为高校文科教材。1977年，白寿彝发表了长篇演讲《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问题》，其中讲到“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阶段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统一和割据、集权和分权”等问题。[24]1982年教育部政治思想教育司在洛阳召开了全国《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学大纲》、《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修订会议。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历史教育改革后，1992年国家教委制订的《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用）要求“向学生进行初步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教育”。依据此纲，人教社编写初中三四年制教材两套，包括《中国历史》四册、《世界历史》两册。1996年，国家教委颁布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供试验用）。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大纲仍坚持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为奴隶社会的开始，公元前475年战国时期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1840年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在中国古代史内部，则基本仍按传统的分期法，划分为六个阶段。与以往不同的是将原始社会、夏商周和春秋战国统归为“先秦”时期，而将以往归在宋元时期的元朝 归入最后一段，合称为元明清时期。[25]高中《历史教学大纲》与《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的“五阶段论”是照搬苏联教材观点的结果，苏联历史教材早就在80年代已经放弃这种教条的说法。高中《历史教学大纲》：“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全日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指出:“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进步，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进步,资本主义比封建社会进步，社会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进步”。2000年教育部在1996年《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基础上修订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初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使学生进一步运用唯物史观，对社会历史进行观察与思考，逐步形成正确的历史意识”。90年大纲中，对世界现代史的定性从“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走向衰落、灭亡，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改变为现在的“是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曲折前进，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并存，互相对抗，世界人民争取独立、民主、和平与发展的历史”。2001年，教育部颁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26]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联共产党历史》提出“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的创造者”。历史的进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阶级斗争学说

斯大林强调要运用恩格斯1882年给伯恩施坦信中的思想，说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不可避免性。斯大林说：“如果不作这样的说明，联共（布）历史上各种流派的斗争就会被看作是不可理解的纠纷，而布尔什维克就会被看作是一些不可救药的好闹纠纷和好打架的人。”《教程》发表在1938年，当时斯大林已经在党内和社会各阶层相当大的范围内错杀了一大批人，整个社会充满恐怖氛围。为什么要如此多地错杀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指出阶级斗争的论据之一：“阶级敌人愈是失去立足的基地、社会主义愈是取得成就，阶级敌人的反抗就会采取愈是尖锐的形式，而阶级斗争只有在阶级敌人被消灭以后才会‘熄灭’。”“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说要领会这个理论的实质，学会在无产阶级斗争的各种条件下运用这个理论来解决革命运动的实际问题。”[27]其论点之二是“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为要达到胜利，首先就必须把工人阶级政党中间，工人阶级的领导司令部中间，工人阶级先头堡垒中间所有的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贼和叛徒清除出去。” 斯大林为大清洗的需要，制造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理论，硬说这是“列宁的著名原则”。列宁讲的无产阶级专政决不是个人暴政。显然，这是斯大林借列宁的名义制造出来进行自相残杀的理论。中国共产党在很长时间内把斯大林这种理论视为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精髓”，使党内和人民内部斗争越来越激烈，也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28]毛泽东运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休止地发动党内斗争和阶级斗争。

民主集中制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民主集中制的概括是：“（一）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从上到下按选举产生；（二）党的各级机关定期向自己的党组织报告工作；（三）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四）上级机关的决议，下级机关和全体党员必须绝对执行。”1920年，列宁提出：“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的。” 中国共产党作为由共产国际指导建立的新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然实行了这种制度。毛泽东的概括：“（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心。” 在另一处，又说：“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心” 。刘少奇说：“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心。”[29]

结论

该书的结论主要有以下几条：

  1. 没有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胜利；
  2. 工人阶级政党不掌握马列主义理论，就不能充当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3. 不粉碎破坏工人阶级统一的小资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胜利；
  4. 工人阶级政党要同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作不调和的斗争；
  5. 党不能陶醉于胜利而骄傲，要注意自己工作中的缺点，承认并开诚布公地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领导者；
  6. 工人阶级政党要同群众建立广泛联系，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疾苦，要有教导群众而且向群众学习的决心。
  7. 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

该书的指导思想是“以路线斗争为纲”的展开，认为党内出现的各种意见分歧是路线斗争的体现，而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体现；十月革命之后，苏联社会建设越取得成就，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就越激烈；苏联共产党内的反对派已经蜕变成为特务、暗害分子、叛国者，应该从肉体上消灭；农业集体化就是要消灭富农等等。《简明教程》表述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阶级敌人愈是失去立足的基地、社会主义愈是取得成就，阶级敌人的反抗就会采取愈是尖锐的形式，而阶级斗争只有在阶级敌人被消灭以后才会‘熄灭’。”教程把这叫做“列宁主义的著名原理”。

该书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以论代史”，将史实按照主观论述需要加以剪裁，突出部分领导人的个人作用。批判者认为该书是一部“无人化”的历史，在其中仅有类似于神的列宁、斯大林两个英雄人物，以及一群反对他们的“鬼”。将苏俄的革命史歪曲捏造为一部“路线斗争”史。把十月革命的胜利说成是列宁和斯大林两人领导的，列宁已死，实际上就是说斯大林一个人领导的，这就为他从肉体上消灭十月革命的其他领导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制造了“根据”。[30]列宁遗嘱中提到的6位苏共领导人，除斯大林外，另5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全被处决。托洛茨基流亡海外，缺席审判，后被暗杀。[31]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宣告:“苏维埃国 家的主人是苏联人民，而李可夫、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之流的老爷不过是暂时窃据了国家职务，而这个国家是随时都可以把他们从办公室里当作垃圾扔出去的。”综合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的自传和论述则发现《联共（布）党史》是伪造的历史。白俄學者德‧阿寧指出：“每個獨攬大權的領袖人物，實際上自己就是歷史學家。”[32]托洛茨基認為“那是一個撒謊年代的撒謊產物”。克倫斯基說“蘇聯關于十月革命的歷史著作都是贗品”。

对历史的纂改和歪曲

《简明教程》是由斯大林提供大纲、提供分期法，最后又由斯大林审阅定稿、为其树碑立传的、大树特树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一部歪曲苏联党史的著作。这部著作对列宁创建党的历史做了大量的篡改和歪曲[33]，主要表现在：

  1. 把1912年第六次党的布拉格代表大会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建党的开端，这样就贬低了列宁1903年建党的历史功绩。仅仅因为斯大林在此次党代大会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就制造了斯大林在建党之始就领导党的神话。
  2. 新经济政策阶段及其概念被完全排除在党史之外，这就基本否定了列宁的这一创造性政策。
  3. 制造了俄国革命的“两个中心”、“两个领袖”的理论，用伪造的史实把斯大林提到了同列宁并列的地位。
  4. 把一部生动丰富的党史变成了一部干瘪枯燥的党内斗争史。在其编撰者看来，斯大林是除列宁之外提供正确路线、方针和正确理论的唯一“源泉”。
  5. 编撰者以种种手法歪曲历史，或借助斯大林的言论为历史事件定性，或者通过突出斯大林著作的方法夸大其历史功绩，甚而通过伪造史实，制造斯大林同列宁的“伟大友谊”，以抬高其历史地位。这样，通过这部党史，就开启了以官方建制的形式，经党的最高机构审查核准，在充满教诲箴言的郑重党史中伪造史实，公然编造假话的风气。

《联共（布）党史》的破产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开始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34]从24日深夜到25日凌晨，向苏共代表们做了一个极端秘密的报告。他严肃地告诫与会者说：“我们不能把这个问题弄到党外去，尤其不能捅到报刊上去。”[35][36][37][38][39][40]会上，他钦定的公认为权威著作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被他自己的弟子米高扬宣布为“不忠实与不可靠”。[41]会后，根据赫鲁晓夫的指示，苏共中央分别向几个大党代表团的负责人提交了这一秘密报告的副本。秘密报告详细地说明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如何导致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破坏，如何导致了个人专断独裁，直至产生了完全无视民主与法制的骇人听闻的大规模镇压和恐怖行为。中共代表团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副本后，很快就由邓小平、王稼祥带回北京，并译成中文大字本，分别提交毛泽东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其他有关方面负责人。[42]3月16日，《纽约时报》驻东欧国家的记者就发出报道，披露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反斯大林秘密报告的消息。18日，毛泽东紧急召集书记处成员开会，商量对策。与会者对赫鲁晓夫这种不顾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大局的行动表示出更强烈的不满。1956年3月28日《真理报》发表题为《为什么个人崇拜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专论，列举《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斯大林传略》两本书，指责斯大林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这是苏联报刊首次公开点名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43]4月5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和毛泽东亲自修改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正式发表。1956年6月4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了这份秘密报告。[44]苏共二十大以后，在全世界掀起了批判斯大林的政治浪潮，该书停止出版。

当赫鲁晓夫要在某些方面的表层上调整斯大林模式，中国则批它搞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从苏共二十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先在是内部而后公开地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其内涵就是反对“弱化”斯大林模式。与此相联系的，就是中苏两党分歧的产生、扩大，最后发展到公开论战。南斯拉夫的铁托集团也要求“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更坚决投入斗争，以反对中共的所谓“斯大林主义准则”。[45]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针对苏联、东欧国家改革反而强化斯大林模式，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把对斯大林模式的任何调整都看成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46]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复辟”，中国以更加强化的方式来发展经济，1958年开始搞“大跃进”、刮“共产风”。[47]

1987年11月7日，在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对布哈林个人及其作用进行了重新评价，打开了重新审视以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基础的整个意识形态的闸门，掀起了彻底重新评价各种价值观的第一次浪潮。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写道：“[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这是对极权主义体制的第一次冲击，这是使我国社会朝民主化迈进的第一次尝试。” [48]1988年底，苏联开始修改从斯大林时代所沿袭下来的哲学教科书，推出全新的教科书《哲学导论》。当时苏联《哲学问题》解释了《哲学导论》的写作意图：“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全部丰富内容被压缩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的一些僵硬公式中。正是对辩证法的这种僵硬讲解，在哲学教学读物中统治了长达数十年之久。其结果是甚至那些正确的重要的东西，也变成了空洞的陈词滥调，丧失了任何一点生命力。”[49]苏联著名历史学家、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苏共党史教研室主任马斯洛夫1986年曾和别洛乌索娃合写了《向群众谈谈列宁党的历史》的长文,揭示了斯大林对联共党史的篡改。1988年他又在《苏共历史问题》杂志第11期发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百科全书》,详尽披露了斯大林利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个人树碑立传真相。 马斯洛夫强调,斯大林是有意识地对党史科学进行特殊控制,使之为个人目的服务。[50]

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1949年中国庆祝斯大林生日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有过重大影响的著作之―。斯大林模式首先是通过这部著作传入中国的。该书出版后被誉为“马列主义基础的百科全书”、“共产党员的教科书”，共产国际将其指定为各国共产党人的“必读书”，对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共产党产生了重大影响。[51]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迅速传入中国，任弼时协助苏联外文出版局校订《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中译本，并亲自翻译该书第四章中《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节，[52]1938年，《联共（布）党史》出版两个月后，在延安日报上开始出现对他的介绍。1941年，为加大宣传而发行到十万余册，中共中央对它进行了高度评价，称其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是百年来对国际共运的总结”。[53]此书成为中国共产党学习和宣传马克思的主要教材。[54][55]此教程曾相当长时期被指定为全国高等学校“马列主义基础课”教材，并且不断再版重印，还专门开设了“联共（布）党史”课。1941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在干部会上所做的一篇重要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里说，“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教材。《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56]1938年毛泽东在中共六中全会上根据指出“共产党是反对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57][58]1939年陈云谈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引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当布尔什维克保持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时，他们将是不可战胜的――这可以认为是一个规律。”“如果党在自己的党的狭隘圈子里闭关自守，如果它脱离群众，如果它蒙上了官僚主义的灰尘，那它就会遭到灭亡。”[59]1939年陈云谈干部建设引用道：“你们可以翻一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本书，在这本书里总结苏联革命成功的六条经验，其中第五条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那里说：“如果党不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它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果它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来教导和教育干部，如果它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60]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讲“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四条所说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义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我们如果还对他们宽容，那就会正中坏人的奸计。但是不能用同一手段对付偶然犯错误的同志；对于这类同志，就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就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五条所说的方法。”当时散发的《宣传指南》的小册子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从《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上摘下来的，讲的是列宁怎样做宣传。[61]毛泽东对列宁、斯大林关于“党的领导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与实践是全盘接受的。[62][63][64]斯大林意识形态工作思想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理论教科书的编写、报刊和文艺工作在意识形态中的作用。

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45年)》，就是仿照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方法，通过正确与错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对比，来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和正统地位。[65]在1949年以后，当中共取得如同苏共一样一统天下的执政党地位之后，进一步模仿斯大林的做法，写出一部更系统的类似《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样的中共党史教科书《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新讲义的特点是“以乔木同志的书为经，以伯达同志的书为纬”，同时参照毛泽东的著作和党报各个时期的社论，基本上是史从论出。[66][67]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除了毛泽东以外，几乎所有在毛泽东之前或与毛泽东同时代的中共党的领导人，在中共党史书中或者被隐去姓名、事迹，或者都成了反革命小丑，共产党历史上的每一项成功，不管有无事实依据，统统记在了毛泽东的头上。所谓中共党史终于也成了典型的个人崇拜史，成了毛泽东与一次又一次错误路线斗争的历史，毛泽东的名字在一本二三百页的书中能够出现数百次之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高校中共党史课程被取消。

1948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列主义思想的宝藏——纪念“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十周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了解社会发展规律的有力工具；是解决经济和文化建设实践任务的科学基础。斯大林同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夜所创作的这部书，对于我们干部的思想锻炼，起过极大的作用。在这部斯大林的创作中，布尔塞维克对于社会的发展规律，得到了充分的了解；获得了对于我们伟大事业的历史性的必胜的理解，对于战胜法西斯主义的信心。联共（布）的科学历史，为在我们国内建设共产主义的斗争上鼓舞了他们。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四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党的宣传方案的决议中说道：《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解决理解布尔塞维克主义以及以马列理论、即社会发展规律和政治斗争知识武装党员这一任务的最重要工具；是提高的和非党的布尔什维克政治警觉性的工具；是在高度理论水准上展开马列主义宣传工作的工具。”毛泽东派胡喬木以中宣部副部長的身份統領中宣部,領導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以後又指示胡喬木別管文藝界的工作,委任周揚統領全國文藝界。提倡文艺紧密配合当前中心工作,为当前政治任务服务。陈云甚至要求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实际的政治问题。[68]由共產黨各個文藝部門發言人來宣佈黨的決定,而不是由工、農、兵自己來決定、因為共產黨是工、農、兵的代表。

1949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为坚持党的路线斗争 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偏向必须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为坚持党的路线进行斗争，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偏向。我们只有一条路线——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共产党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路线。”

1950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1949年11月14日苏联《真理报》社论《提高马列主义的宣传水平——真理报社论》[69]：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四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曾通过了“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而应如何进行党的宣传工作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曾指出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在布尔塞维克党的思想生活中是最大的事件。斯大林同志—布尔塞维主义科学的历史的创造者—给与党新的而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和一部马列主义领域中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叙述和总结了共产党的丰富经验，这种丰富的经验，在世界上不论过去或现在没有一个政党能与其匹敌的。 斯大林的著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为用社会发展法则和政治斗争的知识武装党员和苏维埃知识分子干部的最重要的手段。《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斯大林的这本著作，以列宁——斯大林的党的历史经验，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常胜经验，曾武装了和武装着所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斯大林同志的共产党史的天才著作，促进了党的全部思想工作和我国马列主义宣传工作的新的而有力的提高。

建国之后，《简明教程》中的三章加上“结束语”被指定为广大干部学习的基本教材。这三章是：第10章“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1926-1929年）。第11章“布尔什维克党为实现农业集体化而斗争”（1930-1934年）。第12章“布尔什维克党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实施新宪法而斗争”。[70]毛泽东在1955年党代表会议上说，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而提出的，即《联共（布）党史》第9章到12章。[71][72][73]《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记述的苏联道路具有不可质疑的权威性，毛泽东多次要求党内髙层认真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并多次提及书中的有关内容,将其作为重要的经验参考。根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提供的材料,苏联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从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到完成,用了10年或稍多一些时间。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经济基础比苏联差,从这一点出发,应该准备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实现工业化,过渡到社会主义。195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结合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高级组干部学习列宁、斯大林有关苏联经济建设的部分著作,中级组干部读《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从50年代初起，宣传部、教育部等就陆续做出规定，强调要“通过党史宣传与教育，帮助人们了解党的历史经验，认识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系统地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解决问题，增强识别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能力”。[74]1956年之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还是全国高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的主要教材。1952年联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文件和斯大林同志著作的译文在中国先后发表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即在十月和十一月分别发出指示，号召全党党员和干部以极大的努力来学习。各地主要报纸普遍地转载了人民日报号召学习斯大林同志著作和联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文件的社论。学习杂志发表社论号召进行这一学习要联系实际工作。十一月十日出版的文艺报向全国文艺工作者提出认真学习斯大林著作的任务。[75]中国共产党出版了大量学习《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学习资料。周恩来的理论秘书范若愚编写了《为什么要学習和怎样学習联共(布)党史簡明敎程》，指出要根据苏共中央《關於联共(布)党史簡明敎程出版後怎样進行党的宣傳的决議》学習这部著作。只学《联共(布)党史簡明敎程》的第九章到第十二章是不对的。[76]红学家吳恩裕等人出版了《「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名詞解釋》。[77]《聯共(布)黨史教導着什麼?》总结到不把自己隊伍中的投降主義者粉碎,就不能保存自己隊伍底統一和紀律。江西省委党校政治常识教研室编写了《怎样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抓大众哲学》。

建国后，中共在《简要读本》的指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思想改造、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78]整风反右、大跃进、反修、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运动。[79]1964年2月《简明教程》录入中宣部的《干部选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目录》作为中共高级干部提高理论水平的教材。[80][81]而凡是马克思以后的非马克思主义著作只能内部发行。

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党的会议的报告中说斯大林"对历史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戈尔巴乔夫提出"公开性"政策，開放了蘇共黨史的禁區，主持重新清理了这一段历史,正式宣布平反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许多人。中國理论界开始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进行淸理、讨论，对斯大林主义进一步批判。 1987年11月3日至7日,在上海华东师大召开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研讨会，是对当时苏联史学改革的一种积极反响。1988年0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书林」月刊发表系列文章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书林》月刊在今年第二期上发表多篇评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文章。文章编者指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一本在苏联、在中国、在各社会主义国家乃至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产生过广泛而重大影响的书，该书在一个时期内对传播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起过积极作用，但无论是在理论或史实方面都有若干缺陷。这家刊物在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和今年第一期上先后发表了《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几点看法》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个人崇拜》两文，引起了读者的关注。《书林》杂志还将陆续发表国内十几位苏联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专家学者，就该书的各个侧面所作的评论性文章。第二期已经发表的文章有：《一部经不起历史检验的历史书》、《矫正歪曲历史而产生的被歪曲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个封闭的体系》。

1989年中國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世界历史》指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之深,我们接受了它的理论观点,也接受了它所编造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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