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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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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此条目的主题不是四五運動。
此條目介紹的是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学生运动。关于纪念此活动的节日，请见「五四青年节」。

五四運動發生於1919年的5月4日，是一場發生於中國北京、以青年學生為主的學生運動，以及包括廣大群眾、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階層廣泛參與的一次示威遊行、請願、罷課、罷工、暴力對抗政府等多形式的運動。事件起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完結後舉行的巴黎和會中，列強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即山東問題。當時北洋政府未能捍衛國家利益，國人極端不滿，從而上街游行表達不滿。當時最著名的口號之一是「外爭強權（對抗列強侵權），內除國賊（懲除媚日官員）」。

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是指自1915年中日签订《二十一条》至1926年北伐战争之间，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追隨「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1][2]探索强国之路的新文化運動的繼續和發展。[3][4][5]1924年4月19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局委員長陳獨秀、秘書毛澤東聯名發出通告，第一次要求各地黨和團的組織開展“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紀念和宣傳活動，強調恢復國權運動、新文化運動，紀念五五（馬克思誕辰），目的在於傳播馬克思主義。 [6]1939年八路軍總政治部、中央青委發出《關於部隊紀念“五四”青年節工作的指示》，明確指出中央青委決定每年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7]

背景

《每週評論》關於山東問題

新思想的傳播與社團的發展

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甲午戰爭之後大量傳入中國並影響年輕一族，而在民國初年這種影響隨著《新青年》等刊物的發展以及白話文運動的推展，自由、反抗傳統權威等思想，影響了學生以及一般市民。

新文化運動高舉民主、科學、人權、自由等大旗，從思想、政治、文化領域激發和影響了中國人尤其是中國青年的愛國救國熱情，從根本上為五四運動的出現奠定了思想基礎和智力來源。

社團組織在民國的發展，包括少年中國學會、工學會、新民學會、新潮社、平民教育講演團、工讀互助團等等，為五四運動在全國的開展奠定了組織基礎。

北京大學為首的高等教育發展

中國的教育制度在清末的新政中，學習西方及日本學制而改革。到了民初，高等教育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尤其是北京大學，在校長蔡元培的領導下，引進了開放的學風，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辦學方針，李大釗、朱家骅、陳獨秀、章士釗、胡適、辜鴻銘（英國文學）、劉師培、錢玄同（教音韻學）、吳梅（教戲曲史）、劉半農（教新文學）、嚴復（翻譯家）等被聘請於北大任教，同時培養學生獨立自主開放進步的思想和精神，這種思想和精神成為五四運動的重要動力。 （注：魯迅并不是北大职工，而只是兼职。因为当时北大规定，到北大任职，必须辞去原来职务，而鲁迅是教育部里资料抄写员。）

民初以來的反日以及國恥情緒

1914年8月23日，日本對德國宣戰，經70多日激戰，於11月7日全部佔領德國膠州灣租借地。1915年1月，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北洋政府在5月9日，接納了其中大多數的要求，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協定，為新聞界所得知，并發佈該協定，激起了民族主義的情緒，使中國知識分子及民眾對於日本以及「賣國」的政府強烈的不滿，被認為這是國恥，同時也引發了不少反日的活動，這種情緒在五四運動中進一步發展而發揮作用。

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向德國宣戰，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國”。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貸款，並協助組建和裝備一支中國參戰軍，其貸款還被用於安福國會龐大的賄選開支。同年9月，北京政府與日本交換了關於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為借款的交換條件之一，又交換了關於山東問題的換文，其主要內容為： 1、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國軍隊，除濟南留一部隊外，全部均調集於青島。2、關於膠濟鐵路沿線的警備：日軍撤走，由日本人指揮的巡警隊代替。 3、膠濟鐵路將由中日兩國合辦經營。 北京政府在換文中，對日本的提議「欣然同意」。駐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親遞換文，後被北京學生痛毆。在中國對德宣戰，與日本同為戰勝國，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沒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擴大了，這一換文成為巴黎和會上日本強佔山東的借口。

一戰期間工商階層的發展

清末以來，中國的工商業雖有所發展，但在西方產品的輸入情形下，中國本土工商業的發展仍然有限，一戰的發生使歐洲各國產業無力東顧，中國的工商業獲得很大的發展，參與工商業的人口持續增加，民族工業，尤其是輕工業得以巨大發展，城市中的工商階層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也更显重要，在五四運動中，他們成為聲援愛國學生的主要力量。

北京政府內部派系的權力鬥爭

「五四運動」前後，北京政府總統、內閣、國會之間達成了某種平衡，故政治運作較先前為暢順。當時政府領導者為大總統徐世昌、國務總理錢能訓，及「安福國會」幕後領袖段祺瑞。但政府仍深受各個黨派、各地軍閥的制約，政策因之時有變異。「五四運動」發生之後，「研究系」以政府外交失敗做鬥爭「安福系」工具，藉傳媒煽動學生舉辦愛國示威遊行，並進一步造成「六三運動」，使得學運風潮擴大，最終逼使相關政府領導人下臺負責。除此之外，「文治派」與「安福系」也藉機相互攻訐，以謀求自我派系之利益。是以「五四運動」絕對不可以單單理解為群眾在愛國意識之下的自發行為；事件源起、擴大都深受黨派鬥爭之影響。[8]

近因

天津學生支援北京

從1917年7月起，任交通兼財政總長的曹汝霖與駐日公使章宗祥等人受命於內閣總理段祺瑞以出賣主權的代價向日本政府大舉借款。1918年，曹汝霖與日本外相後藤新平商定，以髙徐、濟順兩路路權為抵押，借款三千萬日元，並密電駐日公使章宗祥在日本簽字。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和平會議」。4月15日，中國代表團向巴黎和會提出《廢除中日民四條約說帖》，提出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华驻军等七项希望取消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遭到拒绝。巴黎和會不顧中國也是戰勝國之一，根據《關於山東之條約》決定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只是归还了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被德国掠去的天文仪器。梁啟超致電汪大燮、林長民，建議警醒國民和政府，拒絕在和約上簽字。其電文稱：“汪、林二總長轉外協會：對德國事，聞將以青島直接交還，因日使力爭，結果英、法為所動，吾若認此，不啻加繩自縛，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署名，以示決心。”5月1日，中國談判代表、外交總長陸徵祥將此事電告北京政府，並稱如不簽約，則對撤廢領事裁判權、取消庚子賠款、關稅自主及賠償損失等等有所不利。5月2日，北京政府密電中國代表可以簽約。[9]林長民《外交警報敬告國人》一文刊載在5月2日的《晨報》頭版頭條：“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此噩耗前兩日僕即聞之，今得梁任公電乃證實矣！聞前次四國會議時，本已決定德人在遠東所得權益，交由五國交還我國，不知如何形勢巨變。”[10]此消息傳到中國後，北京學生群情激憤，學生、工商業者、教育界和許多愛國團體紛紛通電，斥責日本的無禮行徑，並且要求中國政府堅持國家主權。在這種情況下，和會代表提交了關於山東問題的說帖，要求歸還中國在山東的德租界和膠濟鐵路主權，以及要求廢除《二十一條》等合法條件。但結果，英、美、法、日、意等國不顧中國民众呼聲，在4月30日終於簽訂《協約國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即《凡爾賽和約》，仍然將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轉送日本[11]。在巴黎和會中，中国政府的外交失敗，直接引發了中國民众的强烈不滿，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

過程

五四运动时期抵制日貨

5月1日，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獲悉和會拒絕中國要求的消息。當天，學生代表就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緊急會議，決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禮堂舉行全體學生臨時大會。

5月3日晚，北京大學學生舉行大會，高師、法政專門、高等工業等學校也有代表參加。學生代表發言，情緒激昂，號召大家奮起救國。最後定出四條辦法，其中就有第二日齊集天安門示威的計劃。这四条办法是：（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

被學生燒掉的趙家樓

5月4日，上午10时，各校学生召开碰头会，商定游行路線。下午1点，北京大学等十三所院校三千余名学生汇集天安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提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合约签字”等口号，並在集会上宣读了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學界全體宣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然后，总指挥傅斯年扛着大旗走在遊行队伍最前面，队伍隨即向東交民巷使馆区进发，受到巡捕阻拦，学生代表求会见四国公使，羅家倫、江绍原前往各國使館遞送英文的備忘錄。仅美国使馆人员接受了学生的陈词书，英法意使馆均拒绝接受。在“外爭國權”而不得的情況下，隊伍中喊出一句：“去找曹汝霖算账去！”矛盾遂轉向“內懲國賊”——學生開始向位于北京长安街东端之北的趙家樓曹宅所在地移動，一路上高喊「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廢除二十一條」、「抵制日貨」、「寧肯玉碎，勿為瓦全」、「外爭国權，內惩國賊」等口號，並且要求懲辦交通總長曹汝霖、幣制局總裁陸宗輿、駐日公使章宗祥。下午兩點多鐘，大規模遊行隊伍到達曹宅，數百名軍警早把胡同口封住了，隊伍不得入內。學生向軍警講明來意說：“我們是愛國學生，來這裡是找曹總長談談國事，交換意見，要他愛中國。我們學生手無寸鐵，你們也是中國人，難道你們不愛中國嗎？”軍警於是放行。學生進入胡同，發生暴亂痛打了在曹家串門的章宗祥，並火燒曹宅，引發「火燒趙家樓」事件。隨後，軍警給予鎮壓，並逮捕了學生代表32人。[12]

揚州群眾火燒日貨支援學生

學生遊行活動受到廣泛關注，各界人士給予關注和支持，抗議逮捕學生，蔡元培、朱家骅等“歐美同學會”會員（時會長蔡元培）當時為了營救學生，不惜發動全國工商界罷工罷市。北京軍閥政府頒布嚴禁抗議公告，大總統徐世昌下令鎮壓。但是，學生團體和社會團體紛紛支持。11日，上海成立學生聯合會。14日，天津學生聯合會成立。廣州，南京，杭州，武漢，濟南的學生和工人也給予支持。5月19日，北京各校學生同時宣告罷課，並向各省的省議會、教育會、工會、商會、農會、學校、報館發出罷課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慶、南昌、武漢、長沙、廈門、濟南、開封、太原等地學生，在北京各校學生罷課以後，先後宣告罷課，支持北京學生的鬥爭。

6月，由於學生影響不斷擴大，《五七日刊》和學生組織宣傳，學生抗議不斷遭到鎮壓。3日，北京數以千計的學生湧向街道，開展大規模的宣傳活動，被軍警逮捕170多人。學校附近駐紮著大批軍警，戒備森嚴。4日，逮捕學生800餘人，此間引發了新一輪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6月5日，上海工人開始大規模罷工，以響應學生。上海日商的內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紗廠、日華紗廠、上海紗廠和商務印書館的工人全體罷工，參加罷工的有兩萬人以上。6日、7日、9日，上海的電車工人、船塢工人、清潔工人、輪船水手，也相繼罷工，總數前後約有六、七萬人。上海工人罷工波及各地，京漢鐵路長辛店工人，京奉鐵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舉行罷工和示威遊行。

6日，上海各界聯合會成立，反對開課、開市，並且聯合其他地區，告知上海罷工主張。通過上海的三罷運動，全國22個省150多個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6月11日，陳獨秀等人到北京前門外鬧市區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聲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陳獨秀因此被捕。各地學生團體和社會知名人士紛紛通電，抗議政府的這一暴行。面對強大社会舆论壓力，曹、陸、章相繼被免職，總統徐世昌提出辭職。6月12日以後，工人相繼復工，學生停止罷課。6月28日，中國代表沒有在和約上簽字。

大事記

  • 5月1日，中國談判代表、外交總長陸徵祥將此事電告北京政府，並稱如不簽約，則對撤廢領事裁判權、取消庚子賠款、關稅自主及賠償損失等等有所不利。上海《大陸報》"北京通訊"：「政府接巴黎中國代表團來電，謂關於索還膠州租借之對日外交戰爭，業已失敗。」
  • 5月2日，北京政府密電中國代表可以簽約。外交委員會事務長、國民外交協會理事林長民在《晨報》、《國民公報》撰文：「山東亡矣，國將不國矣，願合四萬萬眾誓死圖之。」
  • 5月3日下午，以林長民為首的北京國民外交協會召開會議，決定阻止政府簽約。國民外交協會協會理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將外交失敗轉報罗家伦、傅斯年等学生代表。當晚北大學生在北河沿北京大学法科禮堂召開學生大會，並約請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學校代表參加，大會決定於４日（星期天）天安門舉行示威遊行。
  • 5月4日上午10時，各校學生召開碰頭會，商定遊行路線。下午1時，北京學生3000餘人從彙集天安門，現場懸掛北大學生"還我青島"血書。隊伍由傅斯年带领向使館區進發，受到巡捕阻攔，學生代表求會見四國公使，羅家倫、江绍原前往各國使館遞送英文的備忘錄。僅美國使館人員接受了學生的陳詞書，英法意使館均拒絕接受。隨後發生學生大規模遊行。北京军警捕去学生32人。当晚，国务总理钱能训在其私宅召集内阁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 5月5日，北京各大專學校總罷課。清華學生宣佈"從今日起與各校一致行動"。蔡元培為首的校長團、朱家骅等“歐美同學會”會員斡旋，被捕學生返校，學生復課。
  • 5月6日，南北和谈双方代表朱启钤、唐绍仪在上海联合通电，要求中国外交代表拒绝巴黎和会签字，释放被拒学生。
“中华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界游街大会被拘留之北京高师爱国学生七日返校时摄影”
  • 5月7日，徐世昌下令全部释放因“火烧赵家楼”而被逮捕的学生。上海60多個團體舉行國民大會。
  • 5月9日，蔡元培出走。上海各學校全部罷課。驻军湖南衡阳的陆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通电曰：“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
  • 5月13日，北京各大專校長遞交辭呈。
  • 5月15日，徐世昌罢免教育总长傅增湘。
  • 5月19日，北京25000名學生再次總罷課，上书徐世昌，要求释放被拘学生、挽回傅增湘蔡元培、拒签和约、惩办国贼。之後開展演講、抵制日貨、發行愛國日刊等活動，組織「護魯義勇隊」。
  • 5月21日，徐世昌免李长泰步军统领职，令态度较强硬的王怀庆署理。
  • 6月1日，政府查禁聯合會。
被捕的学生去监狱。
  • 6月3日，北京學生因政府為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辯護，舉行大規模街頭演講，當日170多名學生被捕。
  • 6月4日，北京學生出動比昨日多一倍的人數上街演講，當日700多名學生被捕，关在北大三院校舍。军警包围了北大，在四周搭起帐篷。
  • 6月5日，全國各大城市罷課、罷工、罷市，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被監禁的學生獲釋。
  • 6月6－8日，罷工規模擴大。
  • 6月9日，南京路工人示威。
  • 6月10日，北京政府撤銷曹、章、陸職務。
  • 6月11日，徐世昌總統咨參眾兩院請求辭職，未被接受。
  • 6月12日，商人開市。錢能訓內閣全體請辭。
  • 6月13日，准錢能訓辭職，特任龔心湛兼代內閣總理。
  • 6月17日，北京政府致電專使在和約上簽字。
  • 6月22日，國務院通電全國，徐世昌總統打消辭意。
  • 6月23日，徐世昌會見山東各界代表，表示政府已電令中國全權代表陸徵祥從緩簽字。
  • 6月27日，京津學生，留日留美學生請願。
  • 6月28日，原定簽約之日，中國代表團駐地被留學生包圍，代表團發表聲明，拒絕在和約上簽字。[13]

後期

1921年11月11日至1922年2月6日，美國、英國、日本、法國、義大利、荷兰、比利時、葡萄牙、中國九國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國際會議。中國政府時值顔惠慶内閣，派出施肇基、頋維鈞、王寵惠三人爲全權代表，余日章、蔣夢麟爲國民代表，朱佛定爲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團秘書，1922年2月4日，中國和日本還在華盛頓簽訂了《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及其附約。條約規定，日本將德國舊租借地交還中國，中國將該地全部開為商埠；原駐青島、膠濟鐵路及其支線的日軍應立即撤退；青島海關歸還中國；膠濟鐵路及其支線歸還中國等。附約中規定了對日本人和外國僑民的許多特殊權利，但是中國通過該條約收回了山東半島主權和膠濟鐵路權益。

參見：五四運動大事記

學生代表

北京

天津

上海

武昌

运动主要领导人、支持者

  • 蔡元培（1868-1940），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北京大学时任校长。
  • 朱家骅（1893.5.30－1963.1.3），柏林大学博士，中国教育家，地质学家、学者，北京大学時最年轻的地质学教授、德语系主任。
  • 陈独秀（1879-1942），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 胡适（1891-1962），中国近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思想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
  • 梁启超（1873-1929），中国近代民主维新人士。
  • 林长民（1876-1925），国民外交协会理事。
  • 鲁迅（1881-1936）， 中国近现代思想家、作家。

五四時期的相關團體

北京

上海

天津

  • 觉悟社：為打破天津男女學生的組織分開局面，1919年9月16日創建。當時社員有21人，男女各半。其中包括周恩來、鄧穎超、郭隆真、馬駿、劉清揚、张若名、諶志篤等。這個組織比較嚴密，對外廢除姓名，發展新社員必須有三名以上社員介紹，由全體社員討論決定，他們用抓鬮辦法決定每人的代號，周恩來就是「伍豪」；鄧穎超就是「逸豪」。1920年1月該社創刊《覺悟》，其中周恩來撰寫《覺悟的宣言》等。後來周恩來、郭隆真等因領導學生運動被捕，覺悟社轉地下。

广州

湖南

四川

紀念活动

  • 中华民国纪念五四活动
    • 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认为“五四運動期間推動的「德先生」與「賽先生」，即使對於現今社會仍極具歷史意義，形成數十年後知識份子的奮鬥目標與社會改革方向。”“年輕學子不應被絕對真理或終極教條所左右，應培養自身獨立判斷思考與解決問題的實力，總統認為這象徵著五四時代最重要的啟蒙精神，相信這也將有助深化台灣民主經驗的內涵，讓我們的社會尊崇追求真實且不媚俗的精神。”“台灣以累积半世纪的民主经验，做出第二次的政党轮替，可以很自豪的说自己是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也就是在五四所提倡的民主方面，交出第一张成绩单。总统认为这不只对台湾，对整个华人世界都有很重要的意义。”[14]
  • 海外各界紀念五四

洛杉磯七團體紀念五四運動系列演講

  • 紀念五四大事
    • 2005年 兩岸四地大學生匯聚澳門 紀念「五四」運動

影響

五四運動從形式上是中國學生的愛國運動，但從整個社會背景社會發展來說，它的影響遠遠不止於此，除了波及中國思想文化，政治發展方向，社會經濟潮流，教育，亦對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有重要的作用，同時它對現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社會亦有著不可低估之影響。[15]因強調五四新文化運動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與文學發生中的獨立性與資源性,以此將以科學和民主為旗幟的啟蒙主義的「五四」,與“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捆綁在一起。[16][17][18]

五四精神、目標與思想

五四的根本精神是什麼，有不同看法。在一般的看法中，一種看法：科學，民主。1949年後，中共闡述為：愛國，进步，科學，民主。

五四運動，其主力是學生和青年，他們的愛國精神、為真理和正義而戰的精神、不畏強暴和黑暗政治精神值得任何時代的青年和學生學習。

林毓生論「五四精神」

林毓生[19]認為應當區分五四精神、五四目標與五四思想。林以為，五四精神是一種中國知識份子特有的入世使命感。這種使命感承襲儒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與「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精神，與俄國沙皇時代的讀書人與國家威權同制度發生的「疏離感」，因而產生的知識階級（intelligentsia）激進精神，以及西方社會政教分離為背景而發展出來的近代西方知識份子多元化專業研究的風格，有很大出入。這種使命感使中國知識份子以為真理本身應該指導政治、社會、文化與道德的發展。其最高境界乃孔子「知其不可為而為」的悲劇精神。

而林教授認為「使國家強盛」、「自由」、「民主」、「法治」和「科學」為五四目標。

而五四思想則包含「全盤反傳統」和「全盤西化」等傳統一元論模式的思想。

思想文化

在1919年10月，總統舉行秋定祭孔，同時組織了四存學會，以「昌明」「周公孔子之學」為宗旨，1921年更修訂了《褒揚條例實施細則》，進一步強化禮教。梁啟超和梁漱溟則高唱中國文化優越論。而在五四運動中，某些反對中華傳統道德思想文化的人士，推行了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孔家店」[20]、「推倒貞節牌坊」等口號。五四運動進一步促進了反傳統思想的發展，與尊重中華文化的思潮形成針鋒相對的局面。

中國語言文字政策的思想淵源大部分都來自於五四時期的西方理論，包括使用白話文（現代漢語）、國語（普通話）作為官方語言，以及漢字簡化、漢語拼音等。

对外关系

中國代表沒有在巴黎和平會議上簽字，這並不代表中國的利益和權益能夠保留下來，相反，刺激了日本吞併中國，排擠其他列強的速度。由於北京政府的失敗，各地軍閥利用北京政府的無力，相互攻伐，加劇了中國的內亂。

1921年到1922年召開了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提出「十項原則」，山東問題得到解決，日本把青島交還給中華民國政府但是膠濟鐵路仍由日本控制，山東實際仍由日本控制，中國權益沒有恢復。

社會經濟

學生和群眾的抵制日貨，一定條件下刺激了民族產業的發展，但是随着一戰的結束，中國的社會經濟依然無法擺脫遭受日本欺凌的厄運。[來源請求]

教育方面

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和「自動主義」「自律輔導主義」等教育思想在五四推動下，教育界引起巨變，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廢除學監制，在「開放女禁」呼聲下，1919年秋，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嶺南大學開始招收女生，在教育制度上，婦女權利在五四影響下發生變革。1921年10月，北京政府頒布了《學校系統改革案》（壬戊學制），小學六年，初中四年，高中兩年，大學四至六年，以美國為藍本，教育得到革新。

文學藝術

五四運動開創了中國文學新時代。五四以後，中國出現了大小40多個文藝社團，如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對中國文學發展影響深遠。這個時期，出現了大批文學巨匠，如沈雁冰、鄭振鐸、葉紹鈞、郭沫若、郁達夫等。

政治方面

五四運動使蘇俄在中國播下無產階級暴力革命的種子，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國民黨的改組便充份顯示出：當時很多人認爲“布爾什維克革命是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唯一出路”。但也有人認為當時對暴力革命的絕對化，對中國的長遠發展是一種破壞而非建設作用。

五四運動以後，工人罷工和政治鬥爭依然不斷，1920年五一，北京學生聯合會散發《五一歷史》傳單，使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理論傳入工人階層，為共產黨誕生創造了群眾基礎。在中國共產黨黨史上寫下了重要篇章。陳獨秀也在五四之後由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並接受了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等觀點。

五四運動的意識形態

歷史學家林毓生教授[21]認為，五四運動的意識形態可分內容與思維模式兩個方面來看。其內容又可分形式與實質兩個層次。從形式層次上，五四人物喊出了如自由、民主、科學、理性、思想革命、文學革命等口號。

意義

  1. 彰顯了學生當時救亡圖存的愛國精神
  2. 促進了社會各階層覺醒
  3. 加深國人自立圖強之意識
  4. 擴大了新文化運動的影響
  5. 進一步地使知識份子認識到建立工人階級政黨的必要性。

評價

与共产党斗争失利的势力一般认为五四運動直接影響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和發展，為後來的國共內戰打下伏筆，間接造成了中國歷史的倒退[來源請求]，給中國人民造成了災難[來源請求]。中國共產黨黨史一般將其定義為「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注意這裡的「封建」一詞是歐洲人馬克思意義上的封建觀，不是中國先秦時代“分封建國”之封建），並以此運動作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幹部上作了準備。

  • 五四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
  • 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的群众运动。
  •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中國大陸一直存在紀念五四運動的活動，尤其在黨活動中被視為重要紀念，各級黨組織、共青團組織、學校、機關都對其形式非常重視，每年都有大型的紀念活動。

五四延伸

其他以「五四」為名的事件

1980年代的新五四运动

1980年代的新五四运动(New May Fourth Movement)，當時稱為就是新古诗运动(Neo-classical Poetry Movement)，由范光陵博士(Dr.Fan Kuanling)等主张新古诗运动，主要提倡新古诗运动,、诗意油画、与四位先生打一桌牌，即德先生、赛先生、诚信先生（又名良心）、礼义先生（又名孝经）。

2014年的「新五四運動」上凱道

主要由中華民國（台灣）的新黨所提出的新五四運動，號召國人一起拿國旗走上凱達格蘭大道，用行動來抵制近期的太陽花運動以及426凱道反核，並呼籲發揚五四精神，要捍衛民主與法治[22]。根據警政署的統計，截至當日下午2點20分左右，約有1萬餘人參與[23]。張安樂、母喪中的馬以南、馬冰如[24]、王炳忠皆參與，並痛批學運、反核人物[25]。

注釋

  1. ^ 該機構為總統府智囊機構

参考文献

引用
  1. ^ 陳獨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拥护那德谟克拉西（民主）和赛因斯（科学）两位先生”，“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西洋人因為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來，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只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2. ^ 《红旗》1979年第5期，侯外廬《五四时期民主和科学思潮》:「五四時期思想解放運動的特點,就是揭櫫民主與科學,批判與它不相容的舊思想、舊道德和舊文化,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和新文化」。
  3. ^ 光明日報:五四新文化運動與近代中國對民主與科學的追求
  4. ^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韩璐:近年来国内五四运动研究述评
  5. ^ 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五四时期的民主和科学精神
  6. ^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龚育之,1999,《纪念“五四”的历史回顾和当代意义》
  7. ^ 1930年至1939年青年工作大事记
  8. ^ 試論北京政府對五四運動的態度及舉措[1]
  9. ^ 五四运动：文化的运动，还是政治的运动？
  10. ^ 梁启超：五四运动导火索的点燃者
  11. ^ German Rights and Interests Outside Germany. Treaty of Versailles. [2009-05-03]. 
  12. ^ 中華民國史事日誌．中華民國八年己未．第437頁
  13. ^ 五四運動大事記
  14. ^ 紀念五四 總統：自由民主將成兩岸對話共同語言[2]
  15. ^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6. ^ 五四運動
  17. ^ 《「五四」運動六十週年紀念論文集》:我们当前讲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这是比以往任何的"民主"都更广泛更彻底的无产阶级的民主。
  18.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紀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學朮讨论会文选》“列宁所说: 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19. ^ 林毓生著，穆善培譯，《中國意識的危機》，第335至336頁，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
  20. ^ 五四新文化运动无人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 国家历史. 2010-02-15. 
  21. ^ 林毓生，1998，《熱烈與冷靜》，第109至111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22. ^ 劉宛琳. 郁慕明號召「新五四運動」　周日上凱道. 《蘋果日報》. 2014年5月4日 [2014年5月4日查閱] （正體中文）. 
  23. ^ 翁嫆琄. 凱道「新五四運動」 警方估有萬人參與. 新頭殼newtalk. 2014年5月4日 [2014年5月4日查閱] （正體中文）. 
  24. ^ 馬家姐妹凱道現身　白狼狠批學運「罌粟花」. NOWnews. 2014年5月4日 [2014年5月4日查閱] （正體中文）. 
  25. ^ 陳詩璧. 新五四運動　王炳忠批陳為廷納粹法西斯. 《蘋果日報》. 2014年5月4日 [2014年5月4日查閱] （正體中文）. 
网页

相關閱讀

深入阅读

  • 林毓生著，穆善培譯，《中國意識的危機》，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
  •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同书较早译本名为《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出版。原书Chow Tse-t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近藤邦男著，丁曉強等譯：《救亡與傳統：五四思想形成之內在邏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
  • 余英時、張灝、王元化、林毓生、王汎森、歐陽哲生、劉軍寧、秦暉，《五四新論 : 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 聯經出版公司，1999年5月4日。
  • 林賢治，《五四之魂 : 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初版。
  • 叶曙明，《重返五四现场 : 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4月。
  • 劉再復，《共鑒“五四” : 與李澤厚、李歐梵等共論「五四」》， 三聯書店(香港)，2009年6月1日；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01月。
  • 曹汝霖，《一生回忆》，香港春秋杂志社，1966年初版；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
  • 張鳴，《北洋裂变 : 军阀与五四》，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5月初版。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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