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标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繁体字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简化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汉语拼音
标音
官话; （現代標準漢語）
- 汉语拼音	Wúchǎnjiējí Wénhuà Dàgémìng
闽语
- 閩南語白話字	bô-sán-kai-kip bûn-huà tuā kik-miā
吴语
- 拉丁化	vu平tshae上cia平cih入 ven平ho去 du去 keh入min去
粤语
- 粵拼	mou4caan2gaai1kap1 man4faa3 daai6 gaak3ming6
通常简称
汉语	1. 文化大革命; 2. 文革
- 汉语拼音
标音
官话; （現代標準漢語）
- 汉语拼音	1. Wénhuà Dàgémìng 2. Wéngé

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始于1966年的一场重大政治运动，即政治清洗，被广泛认为是自1949年建国至今最动荡不安的灾难性阶段，常被称为“十年动乱”、“十年浩劫”、「文化浩劫」。一般认为文革正式开始于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出台，结束于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和10月6日懷仁堂事變四人帮被捕後。五一六通知的内容表现出“党内走资派正在全面篡权”是当时在党内高层流行的说法，是发动文革的最初动机，但它是一个缺乏证据的阴谋论，类似于妄想。

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活动性质均在由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于1981年6月27日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被正式否定，决议认为毛泽东应负上主要责任。该决议的正式表述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文革前因和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斯大林模式作为新中国国家建设的蓝本。正当毛泽东满怀信心以斯大林模式的方针进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共开始全盘否定斯大林，国际反共和非斯大林化的呼声迭起。毛泽东遂以反右、阶级斗争扩大化、防修反修重新捍卫斯大林模式。^[1]^[2]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一般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针对党内刘、邓的路线政策，毛主席多次指出了其路线的错误，由于刘邓认识上的差距，他们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上发生了对立，出现了尖锐的矛盾，后来发展到他们搞小团体，开会时不通知毛泽东。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毛主席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之前几年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

四清运动和毛泽东、刘少奇歧见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后，防修反修就成了毛泽东关注的焦点。1959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强调权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由他挂帅。^[3]1959年7月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庐山召开，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4]庐山会议原本是要整顿在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极“左”错误，但是在会议后期出现了分歧。7月14日，彭德怀写了一封“横直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信”，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要阻止斯大林晚年的危险”。^[5]彭德怀的批评意见与一年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意见十分相近，而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毛泽东收到信后分发给各小组讨论，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赞同。7月23日，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意见的毛泽东，经权衡党内具有压倒性趋势的肯定彭德怀的意见，认为信件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黨进攻。毛泽东怒责彭德怀：你是反中央，信是准备发表的，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6]8月2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动员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明确宣布，现在已不是反“左”而是反右的问题。从次日开始，各组分别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和周小舟开始批判。8月10日下午，胡乔木作了长篇发言，内容是批判所谓“斯大林晚年”，这是彭、张谈话一个重要把柄。胡乔木说，毛主席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用意显然是专门说斯大林错误方面，这是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恶毒的污蔑。胡乔木引述恩格斯《论权威》中的相关文字，说明党需要领导者个人的威信，是党和人民宝贵财富，必须保卫，决不能破坏。这显然是指要维护毛泽东权威而言的。^[7]庐山会议至此峰回路转，开始批判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和右倾。会议结束後，彭德怀被罷官，宣布彭黄张周为“反党集团”，一批同情彭的意见的干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各地党的地方委员会先后召开常委会、党委书记会、党支部书记会和工业战线上的党员厂长、支部书记会，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两个文件，采用大放大鸣大字报的方式，揭发、批判右倾问题。参加“反右倾”斗争的党员，从领导开始，个个作自我检查，搞人人过关，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提出的不同看法，作为右倾情绪加以批判。^[8]

1958年11月，在准备和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反复号召全党认真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澄清“大跃进”中的思想混乱，毛泽东在他那篇著名的《关于读书的建议》中，要求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委、县四级党委的委员认真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两本书，每本用心读三遍。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9年上半年，在学习斯大林著作的基础上，毛泽东把学习的重点转到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上。毛泽东在所列“庐山会议讨论问题”中，第一条即读书。“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读者范围，由中央委员到县委书记，都要读。”^[9]1959年7月，五省干部开始学习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10]

1959年11月刘少奇召集了九次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学习讨论会，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问题时指出：“教科书没有分清专政和民主的方法，没有明确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只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是组织群众、教育群众。把国家组织和教育群众的职能叫做‘专政’，那么就可以对群众粗暴了。专政只能对反革命。从国家职能的发展趋势来看，专政的作用越来越少，组织教育的职能越来越多。国家专政对内的作用越来越缩小，组织教育群众的职能一万年也有。”“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就没有阶级对抗和民族对抗，它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这里只讲一致，不讲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无冲突，但可以减少冲突，预防冲突。没有对抗性矛盾，处理得不好，也会冲突起来的。”“社会主义是向着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短暂的阶段，这是对长期的共产主义而言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几十年或者更长些，而共产主义可能有几万年、几十万年。这样看，思想就解放了。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利用许多资本主义的旧形式，如商品、价值、货币、银行等，都是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斯大林同志在两个问题上，扭扭捏捏。一是矛盾问题，讲社会主义有矛盾，好像心虚得很；一是对采用资本主义的旧形式问题。他对生产资料是商品不敢承认，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劳动力是商品，不承认剩余劳动时间，不讲有盈利。现在教科书承认了剩余劳动时间，不承认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剩余价值。自然，剩余价值的形式和性质都发生了变化。劳动力的本质不是商品，也还是采取了商品的形式。剩余价值是有的，但不是个人占有，是社会占有，或劳动者集体占有。不要回避这些问题，回避了，反而讲不清楚。”^[11]1959年12月毛泽东组织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

1959年开始，中国进入了当时被官方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结束后被称为“三年经济困难”的时期，粮食产量严重下滑，全国大部分地区陷入飢荒之中。官方表示很多人“非正常死亡”，非官方的分析意见认为有两千万至五千万人死于飢荒。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中共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和处理；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党、政、军日常工作进行决策和处理。毛泽东在经济领域退居决策二线，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与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12] ^[13]在内的一些决策者改变了大跃进中的一些政策，部分恢复大跃进以前的体制，解散公社，实行三自一包。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农村人民公社的“共产”风、浮夸风，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14]公社开始退还社员自留地、粮食、房屋、农具、家具、生猪、家禽。1960年8月14日李维汉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为六个民主党派的中央全会扩大会议所举行的报告会上讲话指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向工商界、知识界和各民主党派成员提出了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的需要，同时也提供了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的可能和条件。希望我们大家不做一个言行不一致的自由主义者，而做一个毛主席的老实学生。”^[15]

大跃进和中苏论战

七千人大会

在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中，国民经济陷入了非常的困境。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指出，在1960年，全国人民继续高举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1958年和1959年伟大跃进的基础上，取得了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胜利。^[16]在1961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之說。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来统一思想。由于毛泽东的态度，会议报告对经验的总结，就只能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1961年11月5日，刘少奇宣布由陈伯达牵头，胡绳和吴冷西等参加，担负具体的报告起草工作。刘少奇反复强调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撕毁全部协议和合同，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17]

1962年1月，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央决定这次扩大的会议参加者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地)、县、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及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共7078人，又称“七千人大会”。1月18日，彭真在发言时称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彭真接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18]而1月19日会议一开始，陈伯达就抢着发言，称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

后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都在这次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作了自我批评，他说：“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承认中央犯了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毛泽东提到了国家变修的可能性，他说：“我们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是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毛泽东还讲道：“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5年以后，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巴卢库谈话时说：“1962年1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系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19]

刘少奇的报告表示，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1月27日刘少奇在向大会解说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时，提出“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20]1月29日下午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于在大会上发言指出：“我感觉到，我们的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

七千人大会以后，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题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被人称作“西楼会议”。在会上陈云做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刘少奇提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会议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坚决的全面的调整：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从1961年初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职工约2000万、城镇人口2600万。^[21]1962年上半年各地出现了有关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做法。毛泽东批评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主张，是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表现，是刮“单干风”。1962年7月，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22]

以阶级斗争为纲

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在北京正式召开。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五人不参加全会。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毛泽东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批判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把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对1960年以来我国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形势所作出的实事求是的估计，说成是只讲“黑暗”、不讲“光明”的“黑暗风”，是右倾机会主义；把有些地区为了反对平均主义而采取的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和邓子恢等支持这种责任制的意见，视为刮“单干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彭德怀为了澄清1959年庐山会议上强加于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按照党的组织原则，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信申诉和为受错误处分的干部平反，视为“翻案风”、“平反风”，是对1959年反右倾的“一风吹”。会上，康生首先提出，李建彤写的历史小说《刘志丹》有严重政治问题，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曾为小说《刘志丹》提出过意见，是利用小说反党，为高岗“翻案”，是个“反党集团”。^[23]全会接受了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的基本观点，并将它写进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公报指出：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外国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外国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24]

公报还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

文革发展过程

Template: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25]

第一阶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第二阶段：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第三阶段：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

舆论准备

1965年11月10日，在毛泽东的指示及其夫人江青等人的策劃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将矛头对准了明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1960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评》文认为该剧借古讽今，通过描写“平冤狱”为被打倒的彭德怀翻案，而剧中的“退田”情节则是为单干风和三自一包做舆论准备，并认为全剧实质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此文一出引起极大震动，全国各大报纸、杂志纷纷转载。支持吴晗的北京市长、当时负责中共文化宣传工作的彭真带头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于1966年2月草拟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等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试图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局限于纯学术范围。然而与此同时江青则在上海活动，宣称文艺界已经“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而同时林彪则通过解除罗瑞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一事，基本掌握了军队的主导权，为江青出面的文化方面的斗争做好了保障。共青团九届三中全会公报通过了《关于在全国青年中更好地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议》。在1966年4月举行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决定：以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会议期间，陈伯达等人起草了《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26]

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前夕，《解放军报》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指出应该全面“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随后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再度将矛头对准“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彭真、吴晗等人。

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被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者篡夺了^[27]据此毛泽东提出的所謂“四个存在”理论，^[28]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展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29]

文革爆发

1966年5月16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党内走资派篡权”的阴谋论在党内最高层已经到达一个顶点，已经达到严重妄想的程度。该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30]《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会议还决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原先由彭真、陆定一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原五人小组上报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批准，《二月提纲》也被废除。^[31]“五一六通知”发布和“二月提纲”被撤销，往往被视为文革正式开始的标志。不过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才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在此之前是作为党内二级机密文件，只有达到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才能接触。^[32] 会议同时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职务，不过对于他们犯下的错误的通告同样也是机密文件，并不公开。

5月18日，林彪发表谈话，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开始在全国各地實施及倡導个人崇拜。1966年教育部、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教育战线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一九六六—九六七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中央批示指出:目前中学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教育方针。要求中小学停开历史课，合并政治与语文课，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33]由于原来负责北京市、中共文化宣传、解放军、中央文书等重要职务的四人被撤职，其下的大批党员干部也受到牵连，而林彪、康生等人则开始逐渐获得实权。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34]同一天，《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邓拓自杀，由康生接管改组这一共产党的喉舌。

与此同时由于中下层并不了解高层发生剧烈人事变动的原因和内情，康生等决定采取手段“发动群众”。康生派遣自己的妻子曹轶欧赴北京大学调查工作，并专门会面了曾在延安结识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35]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大饭厅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甚么？》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此时一直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大举赞扬这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1日亲自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由于毛泽东的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于当晚八时，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经陈伯达、王力、关锋修改的头版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呼吁民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同时还发表的有聂元梓等六人撰写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号召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等打倒。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仍挂副部长名义）。当时，原中央宣传部连同前已改组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称为“三旧”。^[36]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一群学生慷慨激昂地宣誓：要用生命和热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1966年8月《人民日报》转载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打碎旧世界，创立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宣扬《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北京城里尽朝辉》^[37]。此后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等高校的校长被公开批判^{[來源請求]}。

当时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在此之前已经长期不在北京，由刘少奇领导中央一线工作。在这种非常局势之下，刘少奇在六月初主持中央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试图减缓基层被挑动起来的革命情绪。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八条规定”，包括不应影响工作学习、不得打人等，口头传达下去。这时毛泽东在杭州，对于刘少奇给他的请示汇报，没有明确回复。6月6日的《解放军报》刊登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其中提到“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剥削制度，逐步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乘专机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有关工作，毛泽东拒绝，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的问题，但是同意了向北大派遣工作组的想法。^[38]

派工作组是共产党在对"有问题"下属机构进行接管的传统办法，在不久以前的“四清”运动中，刘邓依然沿用，派大量的工作队下基层大兵团作战，结果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后来被认为是“形‘左’而实右”。现在他们依然按照传统的党的领导的方法理解文革，认为是“四清”运动的继续，所以想到还是派工作组。刘邓派到基层的工作组站在党委一边，把起来造反的造反派镇压下去，结果引起很多激进分子“造反派”的不满，激起很多矛盾和争斗事件。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39]。

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在同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谈话中说，我们都是70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他还说：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40]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41]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其中指出，不论高小或初中都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8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42]

学者认为，此时中国可能还没有人意识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对象是最高层的刘少奇等人，而误以为只是反右四清等运动的延续，所以他们的目标仅仅是中下层敢于发表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等。日后“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在1967年5月承认，自己当时也绝对没有想到“五一六通知”中“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指的是刘少奇。^[43] 而副总理薄一波在当时对工作组讲话时，就认为目前已经把牛鬼蛇神引蛇出洞了，现在就可以一网打尽，显然也完全误读了当时的形势。^[44]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

7月18日，毛泽东在畅游长江后，终于从武汉回到北京。当天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看了一些学校反工作组的材料。19—23日，文革情况汇报会上毛泽东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7日，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45]2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下达《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同时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并于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当众宣布这一决定。会上，刘少奇承认，文化大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他也不晓得；邓小平的发言承认，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当日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声称“造反有理”，毛泽东表示同意。

8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上，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再次指责中央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原定在8月5日结束，但在当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令会议日程被延长，内容也很快转向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判。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来简称《十六条》）。其中第十条“教学改革”提出：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其中第九条规定：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直到明年暑假。^[46]10月,中共中央又召开工作会议，着重指责刘少奇、邓小平“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邓小平是批判对象，自然出席了会议。他在检讨时直言不讳：“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在这次会上，林彪拖着惯有的长音煞有介事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47]

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后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文中说：“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实际矛头已经直指过去50天内执政的刘少奇。毛泽东同时将之前缺席了一周会议的林彪从大连召回北京，林彪随即于8月8日发表针对刘少奇发表了言辞激烈批判，并与其在5月18日关于彭陆罗杨等人“错误”地言论，一起印发大会。^[48]

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文化大革命”一语首次出现于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十六条”里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并做出了“‘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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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砸烂刘邓反动路线漫画

8月12日，会议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等11人为政治局常委。其中新常委为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林彪则第一次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此后不久又以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出现，成为毛泽东形式上的接班人，而比之资历更高的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的副主席身份不再被提及。会议还正式确认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5月对于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四人撤职的决定，更高层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被点名批判。

红卫兵与大串联

在中共高层权力大规模调整的同时，5月底出现的红卫兵于此同时大规模壮大。6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6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废除高考制度。^[49] 从此中国的大学十多年内无法正常招生，而在校的中小学生也失去了继续就学的必要。

由于得到毛泽东对“造反有理”的支持，之前各级政府党委试图控制局面的措施反而可能被视为镇压革命，于是对于红卫兵的管制全面撤销。有大量“革命师生”从各地前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革命”，至8月十一中全会期间，北京市有数万名外来学生，仅清华大学校园内就住下了7000人。^[50] 8月12日，文革小组提议劝导学生返回居住地进行革命，但是毛泽东不同意，反而决定鼓励红卫兵运动，并安排亲自接见在京红卫兵。

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至11月期间，毛泽东又陆陆续续会见了超过1100万红卫兵，并且由红卫兵代表为其佩戴红色袖章，成为全面支持红卫兵活动的最有力表示。从此全国便进入混乱状态，红卫兵四处串联并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标语，开会演说辩论，对各地的事物进行改名活动，以“破四旧”的名义冲击寺院、庙宇、教堂等，大肆砸毁文物，破坏古蹟，焚烧书籍、字画。同时针对被视为“剥削阶级”“反动派”的个人开始抄家，攻击学术权威、知识分子，大批学者、知识份子被殴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被害或自杀。除了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外，全国红卫兵还进行了大串联。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外地师生来京观摩文革运动者，交通费与生活费由中央财政补助，这个通知使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大串联达到高潮。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

这一期间受到波及的人不计其数。比丘、比丘尼、修女、神父、牧師、传教士等被公开批斗，学生当众殴打、侮辱教师，还有教师遭到以粪淋头等极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为有亲戚在国外，被红卫兵以有“海外关系”等罪名批斗抄家。8月与9月，北京市共有33695户家庭被红卫兵或自称红卫兵的人员抄家，红卫兵在一个多月内获得了十万三千两（约5.7吨）黄金、三十四万五千二百两白银、5500余万人民币现金，以及613,600件古玩玉器等。在上海，仅8月23日至9月8日期间就有84,222户家庭被抄家，其中1,231户为教师或知识分子，红卫兵除获得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外，还获得了334万元美金、价值330万元人民币的其它外币、240万民国银元，以及3.7亿元的人民币现金或凭证。据1966年10月的党中央工作会议文件称，至此之前全国的红卫兵仅黄金就获得了一百一十八万余两（约65吨），并将这称为充公“剥削阶级”的不义之财。^[51]

针对出现了許多人被打死的事件，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发生打人事件的指示》，内容是：“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再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8月22日，毛泽东厌恶当权派利用国家机器大肆逮捕学生，发布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规定警察不得干涉、镇压“学生革命运动”。在这段后来被称为“红色恐怖”的时间内，据官方统计仅在北京就打死1700多人，在市郊的大兴县更是发生屠杀，三天之内用包括活埋等手段杀死了325人^[52]。而全国自杀人数达到20万人，这个数字需要确切的统计资料证实。

在1966年10月为期近三周的中央党会上，刘少奇、邓小平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并分别作了自我检讨，内容向全国印发，这也成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过刘邓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职。11月8日，那个张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又与另外10人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带领5000余人在北京城区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巨幅标语，贴上了天安门城墙。1967年1月1日，北京20几所高等院校学生和一些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集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动下，北京各学校也纷纷打出“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刘、邓”的大字报。^[53]与此同时，六年前就已经被“打倒”的彭德怀被押送回北京，与彭真、罗瑞卿等一起接受批斗。

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刘少奇住处的院墙上张贴“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大标语。三日晚，在戚本禹等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六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谎称刘少奇女儿车祸致残，将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扣押并批斗(后在周恩来干预下释放)。^[54]

1967年3月上旬，陈伯达、康生在军以上干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开始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5月8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长篇批判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5月11日专门发出中共中央通知，说这篇文章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55]

全面夺权与文攻武卫

1966年11月以后，原来以教师和学生为主的红卫兵运动开始向工厂和农村扩张，上海率先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由年仅三十出头的工厂职工王洪文领导，很快取代了各种红卫兵组织。1967年1月3日，张春桥与姚文元从北京赶赴上海，支持王洪文等工人运动的首脑夺取了上海的党政大权，陈丕显、曹荻秋等原上海市委领导被批斗。这次事件被称为“一月风暴”，也成为全国“夺权”行动的开始。1月8日，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誉，《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给上海的“贺电”。11日，由湖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1月23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3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决定》要求：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要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即“三支两军”。11月5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九大和整党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56]全国多个省区市的领导机构被“革命群众”夺权，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往往无法履行原有的政府机关职能，导致中央和全国各地的政府机关陷入瘫痪。同时由于没有明确的原则和规则，夺权的形式与内容也是无奇不有，比如北京市就在同一天内被三股不同革命群众先后夺权，黑龙江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最后就是夺权前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而中央某部委居然还向康生写信申请批准被夺权。^[57] 月中，原本负责港澳事务的廖承志被红衞兵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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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推廣毛澤東個人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宣傳海報

文革时代藝術家並將毛泽东的形象应该是“红、光滑、发光”的表現方式來顯示毛泽东本人是光的主要来源，無產階級專政的獨裁專政代表：無產階級專政為文化大革命主要的意識形態及口號之一，表現在數張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宣傳海報中，在1949年文盲率為80%到1964年文盲率降為57%的歷史背景下，以海報圖文的方式去對大眾宣傳特定想法及口號，^[58]。

与此同时，在中央，陈伯达、江青等开始将斗争对象转移到当时中央第四号人物、主要协助周恩来维持社会和生产秩序的陶铸。此后虽然毛泽东对于陈伯达、江青随意针对文革小组同僚的行为提出指责，并且要求他们在小组内自我批评，但是并未插手陶铸被“打倒”。^[59]

不过毛泽东对于陈、江的批评是这些在文革开始后权力日大的活跃人物第一次重大受挫，也促使一些不满其做法的中共元老做出了联手抗争。2月11日和2月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两次中央碰头会议上，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七位国家和军队的最高层领导对当时混乱的局势感到不满，发表反对造反运动的强硬谈话，与张春桥等人当场发生激烈争论。此后张春桥召集姚文元、王力，先与请病假的江青会面，随后于当晚即会面毛泽东，汇报了这些元帅副总理的发言。最终毛泽东认为这是从根本上反对文化大革命，而这次事件则被张春桥等称为“二月逆流”。^[60] 此后虽然这些领导人并未立即被正式停职，但实际上国务院、政治局在少了他们以后已经无法继续正常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实际已经取代了政治局的地位。到该年5月，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已经完全公开化。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的风潮已经蔓延至南面受英国统治的香港，这种风潮直至同年12月才告结束（参阅六七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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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时期“批斗”刘少奇的海报（1968年10月）

与此同时，各个红卫兵组织之间的矛盾也日益严重。3月份，中共中央就不得不发出通知，停止一切串联活动。4月6日，中南海造反派第一次公开批斗刘少奇。7月20日，武汉发生七二〇事件，江青批示“反革命运动”，乘机指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7月22日，江青首次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支持左派，有些红卫兵开始抢军队的权。此后，全国冲击军队、抢掠武器、枪支的事件不断发生，武斗已经升级。这种武斗一直持续到1968年8月份才渐渐平息下来。

上山下乡与清理阶级队伍（1968年）

1967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其中规定：春节后各地小学一律开学。在外地串连的小学教师和学生应当返回本校。五、六年级和1966年毕业的学生，结合文化大革命，学习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十六条”，学唱革命歌曲。一、二、三、四年级学生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学习一些算术和科学常识。^[61]196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除了要求各地由中央统一规划建造毛泽东塑像外，还提到：“各地编印了一些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材料，甚至将别人的讲话、诗词也编进去了。中央重申：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章、文件、诗词，未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编印，不得出版发行。^[62]

1967年4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戳穿<修养>再版的恶毒用心》^[63]：

一九六二年，国际国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异常激烈。《修养》的作者、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真的在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吗？不！他是打着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幌子，来攻击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妄想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从而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否定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以便他篡党夺权，取而代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思想，反对毛主席，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殊死斗争，是一场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社会主义的你死我活的大搏斗。

３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１９３６年８月至１９３７年３月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从此在全国到处刮起“抓叛徒”的恶风（这件错案已于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６日宣布彻底平反）。林彪、江青等还诬称有一条所谓“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由此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南方叛徒集团”等重大冤案。在“抓叛徒”活动最猖獗的时候，５月１７日，江青还利用三十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抄件，妄图诬陷、攻击周恩来。^[64]

1967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重要文章，要求各单位“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十八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名词，对刘少奇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65]

196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伟大里程碑热烈欢呼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来的伟大胜利》指出：“当前，中国亿万革命群众，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特别是对他那本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阴险的《修养》——这本书被贩卖到全世界，取名为《怎样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进行彻底的批判。这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因为这个人是当前在中国这个世界革命中心扛着修正主义和对帝国主义的投降主义破旗的旗手，他的这本书就是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的纲领。”

1967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中国赫鲁晓夫》指出：“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表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斗争的焦点始终是一个政权问题。在资产阶级方面，挂帅的人物始终是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的“理论”是他提供的，反革命的活动是他策划的，他是中国一切反动势力的总后台。”

1967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赫鲁晓夫的镇压群众运动、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不仅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还打击广大要求革命的干部起来革命，甚至直接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当他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总攻击面前，陷入穷途末路的时候，又施展故技，把他在土改运动中那一套“搬石头”，以及四清运动中要干部“大换班”、“统统罢官”的形“左”实右的机会主义路线，全盘搬到文化大革命中来了。他不仅到处散布“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而且公然叫嚷要中央文革小组“退到二线去”。甚至丧心病狂地鼓动反革命分子“多活动一点，多写一点反动标语，多发表一些反动言论”，猖狂地直接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他靠了边以后，还继续以各种形式，通过他安插在各地的爪牙，挑动武斗，制造混乱，同无产阶级继续进行较量。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继续。

1968年春天，在全国兴起了一股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浪潮，当时的口号就是“三忠于四无限”，毛泽东已经被神化。

不过此时的毛也已经发现局势有些失控。全国武斗日益严重，打死、打伤的人不计其数，接近于开始一场内战。7月27日，中央派出“工宣队”进驻各高校，试图停止武斗，实际采取的正是两年前刘少奇、邓小平等因之获罪的措施。但在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子蒯大富无视工宣队，甚至下令抵抗，打死五人，情况已经非常严重。8月26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下达全国：“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鬥、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武斗才逐渐平息。10月，毛泽东提出干部下放，于是全国各地大批被打击的干部下放五七干校。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新党章，提请接下来的中共九大批准，第一次将林彪正式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而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则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10月17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央决定，攻击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66]

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时候，愤怒地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在建党路线上推行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他们指出，中国赫鲁晓夫大肆推行他的所谓“六论”，就是妄图用修正主义来腐蚀工人群众，腐蚀我们的党，扼杀党和党员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蜕化变质，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服务。他们表示，一定要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彻底批倒批臭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指引下，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纯洁，更加朝气蓬勃。

随后人民日报揭露刘少奇攻击毛泽东的亲自树立起来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肆贩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黑货，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刘少奇这个党内头号走资派是美帝国主义、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走狗，反动派的帮凶。^[67]毛泽东在大会上的发言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邓小平，使其得以去江西的一家拖拉机场工作、反省，而没有得到毛泽东维护的另外两名元老刘少奇、贺龙则不得不面对更加严酷的待遇。刘少奇被匿名关押，缺医少药，1969年11月在河南开封的一座封闭的旧银行中因肺炎去世，1967年后就未能与其见面的妻子王光美被继续关押至文革结束。^[68] 而元帅贺龙则连基本的饮食饮水都得不到供应，“贺龙专案组”还刻意造成错误用药，促使其于1969年6月在北京解放军三〇一医院去世。^[69] 这次全会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革对于中共政治局面的影响，中央委员会1966年十一中全会后仍然在世的87位正式中央委员中，仅有40人被邀请出席十二中（其余多数已经被“打倒”），1956年及1958年八大选举的96名候补委员中，仅有19名参加了会议，其中10人被补选为正式委员，替换已去世的10名正式委员（其中两人自杀身亡），才使得出席人数达到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最低标准。而与此同时，又有74名非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被邀请参加了大会，主要来自文革开始后得势的中央文革小组、“夺权”成功的各省市的革命委员会、实际控制局势的解放军机构等，也使得大会成为中共历史上罕见的与会非委员人数超过委员的奇观。^[70]

12月，毛泽东又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后来称为“老三届”）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

5月起，按毛泽东的要求，全国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的方式，对在文化大革命进程中，以各种名义，各种方式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进行了一次大清查。非官方的数据认为，此间全国有3000万人被斗，50万人死亡。^[71]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成了「一打三反」运动。由中共各级组织正式领导，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对相当多的人进行了死刑，有期徒刑和剥夺政治权利的惩罚。27岁的遇罗克就是在1970年3月5日，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在北京被公审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林彪与九一三事件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届党代表大会召开。九大正式会议上，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所谓“斗、批、改”的新任务，宣告“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72]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过程中，林彪、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73]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作为党的接班人列入党章^[74]。国家主席刘少奇已经被打倒，主席一职悬空，周恩来继续保持党内第三的位置且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担当处理国家日常事务大权^[75]。

九大会议由林彪作政治报告。原政治报告草稿为陈伯达所写，题目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76]。该题目遭到毛泽东反感，后由张春桥起草政治报告，林彪在会上宣读。而中共官方指出，林彪对张春桥起草的报告不满，宣读时磕磕巴巴，照本宣科^[77]。张的报告中不断引用毛泽东语录，再度批判“刘少奇反革命集团”，还赞扬了军队的作用。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修改党章。新的党章中明确提到“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从此毛泽东与林彪的名字就一直联系在一起。会议还选举了中共的新领导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江青、林彪集团进入中央政治局，周恩来维持了自己的地位，至于陈云等一些中共元勋则全都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而有资料称，周恩来在九大期间地位上升，并几乎成为党的第二副主席^[78]。

1969年，因刘少奇逝世，国家主席职务空缺。而此时面临召开四届人大，宪法需要修改以容纳文革纲领。1970年3月，毛泽东在收到周恩来送来的宪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之后明确与汪东兴说，“宪法中不要写国家主席这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79]。3月8日晚，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中央政治局一致拥护毛泽东的建议^[80]。整个过程中，林彪仅有一次单独表态，即在1970年4月11日，林彪写信给毛泽东“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81]。周恩来向政治局转达了林彪的建议，“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81]。

由于按照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在除毛泽东外多数政治局委员要求设立国家主席的情况下，毛泽东再度以个人权威压倒集体决议，声称“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82] 九届二中全会上，事情再度出现转折，康生、周恩来、陈伯达等人再度要求设立国家主席^[83]。周恩来建议设立国家主席是为了外事活动，如毛泽东不愿意参加外事活动，可以授权他人进行。宪法修改小组的康生对撤销国家主席反应激烈，他认为撤销国家主席违背民众愿望，但又不能违反主席的指示，导致他们修宪小组压力很大。陈伯达表示毛泽东任国家主席是对人民的鼓舞。^[83] 林彪仅表示附和^[83]。

有学者认为^[80]，国家主席问题涉及国家体制，多数政治局委员对于涉及国家大事的重大问题有激烈反应完全可以理解。而撤销国家主席职务这样的更改国家体制的提议，毛泽东应光明正大地说明原因和理由，但他一直未能做出解释，反而指责反对者有阴谋^[80]。中共的史料对此也指责反对者，即林彪觊觎国家主席职务而引起毛泽东怀疑^[84]，“林彪阴谋设立国家主席以篡党夺权”^[85]。

有学者认为^[80]，据中共承认^[86]，毛泽东最早公开指出林彪有篡夺国家主席野心是在1971年8月南巡期间^[87]，而中共迄今认定林彪有篡夺国家主席野心的唯一证据^[80] 是吴法宪在1971年10月21日对中央专案组揭发叶群对他的谈话^[88]。该学者认为，根据这两个时间可以得出毛泽东是在得到证据两个月之前就开始怀疑林彪阴谋夺取国家主席职务的结论。

关于毛泽东与林彪关系恶化的原因，目前有两种对立的说法。中共官方说法是林彪觊觎国家主席，篡党夺权的野心引起毛泽东怀疑，后林彪袭击毛泽东专列未果，仓皇出逃。而有学者则提出相反的观点^[75]，认为是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与张春桥的文人相斗，引起了大会成员对张春桥的怒讨。而偏袒张春桥的毛泽东则怀疑这种大规模声讨（毛泽东语“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运转之势”^[89]）是林彪背后指使，故引起毛泽东批判陈伯达，矛头对准林彪，毛林关系由此恶化。这个观点认为国家主席问题仅仅是为遮掩批斗张春桥事件引发毛林关系恶化的一个藉口^[75]。

高文谦等学者则明确指出^[75]，毛泽东在1971年8月绕过党中央直接向南方的地方干部揭发林彪问题，并采取“掺沙子”“抛石子”等办法斗争林彪，均成为后来林彪出走事件的直接原因。

受到挫败的林彪，虽然并没有被直接点名批评，但毫无疑问他也已经意识到，其在党内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及其儿子林立果与其亲信组成了代号为“联合舰队”的秘密组织，并在林彪等人的根据地上海制订了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取自“武装起义”的谐音）。纪要内明确提出“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林彪的计划是要利用空军为主导武力夺权，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一举逮捕所有要员，获得全国的政权。另一种可能性则是形成割据局面。

有学者对此说法提出质疑^[90]，认为迄今尚无任何证据证明林彪参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制订，甚至连林彪亲信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均不知道该纪要的存在。该学者提出一个论点，即“似乎死了的（指飞机上摔死的），都是‘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者，而活着的，却没有一人见过这个‘纲领’。”^[91]。

不过林彪的计划并没有实现，政变失败了。根据香港《明报》几星期后的报导，1971年9月8日至10日之间，毛泽东曾在上海险些遭到一系列袭击。在此之前公安部就已经接到情报，称林彪正在预谋一起重大政治阴谋，一批军中林彪的亲信正在接受特殊军事训练。而上海的袭击阴谋则完全证实了该情报。此外还有其他各种传闻，称毛泽东在往北京的火车上险些遭袭，甚至有人到毛泽东寓所行刺。这些传闻是否属实不得而知。

据中共官方表述，9月13日晚，林彪等人仓促从隶属海军的山海关机场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准备逃往苏联伊尔库茨克，飞机在没有副机长和领航员且跑道灯未开的情况下强行起飞，在进入蒙古国领空几百公里后在温都尔汗坠落，林彪及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驾驶员潘景寅在事故中丧生。而在同一天，北京的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林彪事件。直到9月14日林彪坠机的消息才传到北京。当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国庆庆祝活动也取消。这和1976年也是十年文革中没有在天安门广场举办国庆庆典的两年。

近年来，有学者发现林彪飞机的飞行轨迹是从山海关至苏蒙边境后折返蒙古，在蒙古坠毁^[92]。林彪出走事件因整个事情扑朔迷离，其出走原因，出走过程，出走目的，出走性质仍然争议极大^[93]。

文革后期

林彪的死，一方面使毛泽东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身体状况急剧变差；另一方面国家也失去了原定的接班人，林彪就是毛泽东心里最理想的国家领导接班人。

1972年9月，毛泽东将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北京，次年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就成为名列周恩来之后的党的排名第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似乎有意培养为接班人。十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为中央政治局常委。^[94]从此，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95]

1973年，十大党章删去了九大党章中有关林彪为接班人的内容。十大党章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并且强调“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96]

1973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和国民党都是尊孔的。1974年1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批语说：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江青等人便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批判宣扬“上智下愚”维护等级制度的孔孟之道，同时「批林批孔」后面本来还有「批周公」三字，指向当年10月病重入院的国务院总理、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毛泽东曾经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赞扬秦始皇，并且针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写了一首诗表示异议，而四人帮把此事提升为「儒法斗争」。林彪死后，周已经成为四人帮在毛泽东死后获取政权的最主要障碍。“批林批孔运动”虽然是对着死去的孔丘和林彪，周恩来却强调林彪“左”的错误，而此时中国普通老百姓经过长时间的政治运动，对各种新的批判运动也失去了兴趣。四人帮的“批林批孔”并不是很成功。

1974年10月，周恩来入院后，中央委员会委员邓小平获任排名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其后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实际负责日常工作，工作方向就是延续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

1975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毛的指示《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到了9月，毛泽东也病重，毛泽东把他的姪儿毛远新由沈阳调回北京陪在身边当上传话人。

1976年，是文革关键的一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但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却受到政府压制。从第二天开始，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就已经出现了纪念周恩来的花圈，向纪念碑前送花圈，这在过去是从未出现过的。1月15日，是周恩来的追悼会，全国都有自发的纪念活动，邓小平致悼词。

2月，情况再度改变。自认已经没有了障碍的四人帮开始打击唯一剩下的邓小平，经毛泽东批准，搞出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针对的正是邓小平。但是毛泽东并没有任命四人帮中的任何一个担任总理，而是看中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由他出任国务院代总理。

3月底，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南京三·二九事件”，并迅速扩展到全国。4月4日清明节，从3月底开始北京群众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逝世，同时也有人是对四人帮的抗议。人们还自行在纪念碑上张贴悼词，并送来花圈。广场上还逐渐出现了一些直接针对四人帮的批判性文章。到4月5日，已经有大约200万人来过广场上。由于担心有人放火焚烧堆积在纪念碑四周的花圈，四人帮派出警察在夜间把花圈收走。对立情绪演变成烧毁汽车和房屋，于是要求各单位禁止本单位人员去广场，并下令广场上的人群离开，当夜，广场上剩下的200余人不肯离开，被北京市委组织的工人民兵拘留甄别后遣散。这个后来被称为“四五天安门事件”的活动，毛泽东把之定性为反革命活动，并指责邓小平是事件的幕后黑手，撤消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但留下一句“以观后效”的伏笔。同时并决定代总理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天安门事件直到1978年冬才完全平反。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中国政治最高领导权归属不明，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毛泽东逝世前的五个月给华国锋写了三句话，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四人帮在上海组织民兵，有夺取政权之意。^[97]

9月1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简称“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文里，偷偷塞进一个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社论说：“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当前要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社论发表以后，江青给张春桥打电话：“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发表出去以后，有什么反应没有﹖我已对文元同志强调，宣传工作要以宣传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为中心，要反复宣传。”在姚文元的再三再四指示下，北京、上海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新华社《内部参考》、《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杂志等连篇累牍地宣扬“按既定方针办”。据从9月17日至30日的不完全统计，上述6种报刊就登了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消息和文章236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把“按既定方针办”做了通栏大标题。《光明日报》在报眼毛主席语录栏，连续9天刊登“按既定方针办”；从9月17日到10月4日的17天中，有45篇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文章和消息被塞进“按既定方针办”的内容，就连一些专刊专页的文章和诗歌散文，也被强加上“按既定方针办”的话，达到了“四人帮”所要求的让“按既定方针办”覆盖报纸版面的目的。 9月21日《文汇报》头版头条大标题是《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支持毛主席的既定方针》；9月24日《解放日报》一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是《驻沪三军上海民兵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学习与批判》杂志在第10期刊出该刊记者写的《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上海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10月2日，华国锋在乔冠华9月30日送来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送审报告上批道：“此发言有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话，我查了一下原件，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10月4日，《光明日报》登载《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中说“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98]

1976年10月6日——《永》文发表的第三天——，华国锋先发制人，在中共和军队元老叶剑英、毛泽东的侍卫长汪东兴的支持下，以通知四人帮成员开会为名，由汪东兴负责的警卫部队8341部队就地逮捕四人帮所有成员，对其进行“隔离审查”。立即派以刘西尧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光明日报》，接管了报纸的宣传大权；继而宣布对《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即总编辑）莫艾隔离审查，责成莫艾交代《永》文发表经过和他同姚文元的关系。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这次事件被称之为“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也由此落幕。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洪文、张春桥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99]

文革的正式结束则是在197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华国锋宣布文革结束^[100]。会议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决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全会一致认为，华国锋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华国锋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领导人。

结束

华国锋上台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後，华国锋当权。

10月10日，邓小平亲自写信给华国锋，表示永不翻案，要求恢复工作。

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

8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會議上除华国锋宣布文革结束外^[101]，会议另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决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全会一致认为，华国锋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华国锋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领导人。

十一全選出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为副主席。五人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102]

華國鋒虽然成功击溃了四人帮，但是由于他的权力来源只是毛泽东的遗言“你办事，我放心”六字以及汪东兴等毛泽东晚年的卫士支持，面对着邓小平这一批元老，华国锋的经验、政策、革命历史也比不上邓小平，故华国锋忧心会被这些元老夺去大权，所以他奉行的依然只是毛泽东的政策及方向，他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宣布文革结束

1977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华国锋宣布「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仍以肯定的态度对待文革。批判了四人帮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揭发了他们篡党夺权、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宣告“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结束。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因此，今后依然要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纲。^[103]

揭批查运动与清理“三种人”

文革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开展了对文革的清理运动，对文革中积极参与的人进行了抓捕，审判。但是期间亦有打击面过大、冤假错案及选择性办案的情况。

邓小平掌权

1975年1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04]

1976年4月，鄧小平因為「四五天安門事件」被撤職（見前幾段）。

1977年7月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被恢复撤职前的一切党政军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他的支持者胡耀邦、万里、赵紫阳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105]。

同年8月，邓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1978年3月，鄧小平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

1978年5月，邓小平把握机会，由他最亲密的战友、当时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胡耀邦负责，在《光明日报》发表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初创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该文在全国引起广泛讨论。他们巧妙地利用毛泽东的语录，来为自己造势，当时凡是支持该文实用主义论点的，都是邓小平的支持者，而党内大部分人确实接受了该观点（唯一没有表态的是华国锋和毛泽东的亲信汪东兴）。7月1日，建党节时，邓小平成功地公开了毛泽东1962年为“大跃进”在党内作自我批评的谈话，表明即使是毛泽东也会犯错误，间接批评“两个凡是”。到了9月，邓小平已经开始公开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了。

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华国锋被迫在会上作自我批评，承认“两个凡是”的错误，而汪东兴也被批判。会上还重新评估了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为其平反。1979年1月胡乔木在中央宣传部会议上指出康生对毛泽东的四个存在理论进行了篡改，强调党的历史不等于就是路线斗争的历史。^[106]

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刘少奇、彭真等大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人被平反，^[107]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中央书记处负责人），邓小平的另一亲信赵紫阳也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9月，全国人大召开，华国锋迫于形势，辞去国务院总理一职，由赵紫阳接任，至此邓小平已经成为中国实际的最高领导人。

对四人帮的审判

1980年11月，由江华担任庭长的特别法庭开始并案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全国也开始广泛讨论，重新评估毛泽东的功过是非。1981年1月，最后判决江青和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他人分别被判为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江青后来在保外就医期间在寓所内自杀。文革中的受害者陆续平反，这个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是胡耀邦。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

叶帅：他们利用篡夺来的权力，大搞法西斯专政，上整干部，下整群众，制造大量冤案、错案、假案，把许多老同志打倒，把大批干部和群众打成“走资派”、“反革命”，进行残酷迫害。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

影响

文化大革命影响了当时生活在大陆的中国人。文革频繁的政治运动令经济活动近乎停顿，同时也消耗了不少的资源。例如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大串联，全国铁路系统就承受了极大压力，总共运载了1100万人次。也有观点认为大串联停止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不愿意屡番接见红卫兵而决定打发红卫兵“上山下乡”接受改造^[108]。武斗时期被破坏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蹟则更是难以统计。

而「紅衛兵」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下，給當時社會帶來了極大的破壞，紅衛兵所帶來的破壞不僅是對於中國歷史文物及倫理道德的摧殘，他們也影響了人民生活及社會秩序，交通、生產為之大亂。他們在各地互相串連，彼此交換經驗，並免費供應食宿，分別建立了所謂的「革命造反派的核心組織」。為了「破四舊」，他們闖入了知識份子、富人及官員們的家中，焚書、羞辱甚至毒打殺死屋主；學校也為他們所佔據，教師成為他們批鬥的對象，甚至被打成「牛鬼蛇神」；寺院、宮觀、佛像和名勝古蹟、字畫、古玩等也成為紅衛兵的破壞對象。紅衛兵在文革期間所造成的破壞，帶來了難以挽回的恐怖災難。

人道主义灾难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主要包括由各地各级行政、司法和临时运动组织完全不必按照中国大陆的法律程序和原则而判决处决的，因受迫害而得不到基本的生活所需、医疗服务等的，以及不堪受辱而自杀的。有些人的死刑没有经过审判，往往是一个人说了算，例如：张志新。中国大陆政府至今没有公开这一数目。由于文革期间各国家职能机构均陷入不同程度的混乱状态，可能这一总数早已无准确记录、统计的可能。同时文革期间中国基本对境外完全封闭，而国内正常信息的传递也陷于瘫痪，所以国内外非政府机构也无法做出可信的计算。国外科学家依靠在国内出版的县志资料计算1966年到1971年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有50万到200万人因受文革的迫害而死亡^[109]。

社会影响

文化教育

十年文革令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取消。文革开始后的数年内，中国各级、各大教育机构基本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图书馆藏书被焚烧，在校园内发动武斗，教师被当众羞辱、打骂，一切教学科研工作全部停止。文革中，知识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数被下放进行体力劳动，有些则遭到残酷对待，财产被没收。知名学者往往不堪羞辱，选择自杀。

1968年，毛泽东在一次批示中表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掛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一段话被称为“七二一指示”。1970年开始，许多大学按照这个指示招收“工农兵学员”。工农兵学员由各地各界单位推选，选择对象主要是家庭背景贫穷、政治思想激进的二、三十岁的青年，与本身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质基本无关，很多是初中甚至小学以下文化水平。工农兵大学生去各大高等教育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以毛泽东思想改变教育系统，即将激进的思维强加到各大院校中。工农兵学员虽然文化水平低，但是由于其政治立场和后台，往往可以随意批判学术权威，他们中还有不少人编写政治思想符合毛泽东愿望的教材等供中小学使用。工农兵学员招收持续到1976年，虽然也有个别人日后做出成绩，但总体上这是中国各大院校历史上学生地位最高而学生素质最低的奇特阶段，而中国社会至今的重理轻文现象也是起源于此。^{[來源請求]}

因为不论是当时无法无天的红卫兵还是被批斗的知识分子现在已经为人父母甚至祖父母。这些经受了精神折磨的人的子女普遍继承了他们的思想和性格。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使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很大程度上被抹去，而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却在文革以后逐渐浮现。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一代甚至几代人，实际上都在承受着文革的负面影响。

青年与知识分子

上山下乡运动令无数中国青年接触了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一些年轻的学生因不能适应艰苦的自然环境和繁重的劳动，因病或自然灾害而身故。很多人在文革结束后返回城市，但是也有人则永远地留在了那里。部分知识青年在农村真正地“落户”，有的还有了自己的孩子，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农村和城市的割裂的文化局面。

但是同年龄的老三届大部分人都失去了继续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只有少部分人在文革后接受高等教育。知识青年下乡，对农村开发建设起著微小的作用，但是由于知识青年在鄉間所受的教育不多，演化成知识青年务农的怪現象，对中国教育资源、人力资源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而由於农村的建设作用不大，直到今天中國大陆的農村依舊貧窮落後，其農村建設也不如鄰近的日韓和中華民國台灣地區。

中华文化传统

毛泽东思想在文革中成为中国的主导政治理论，截止到1967年12月，已经出版《毛主席语录》3.5亿册，这对在中国扫除文盲起到了一定作用。毛泽东热爱法家思想，不爱儒家，因此在1966年兴起了“兴法批儒”运动。毛泽东的威望空前高涨，任何修正主义倾向都会受到批评和批判，全国盛行“造反有理”的口号，法律完全受到漠视。全国大量文物受砸毁，古蹟被破坏，对中国，以至人类文化遗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害^[110]。出身成分论在文革中十分流行。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成为文艺歌颂的主角，但是劳动人民除外的资本主义家，或者那些学者，都遭到了抄家，批判，他们的孩子上学都会遭到歧视，辱骂。提出了“破四旧”、“开门搞科研”、“人民代表以工农兵为主体”等众多新观点，提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大民主。很多历史文物、私人古玩，甚至祖辈遗物在“破四旧”的口号下被红卫兵砸烂；大量的藝術家、文學家、科學工作者被迫下乡，甚至在文革期间受迫害而死。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批孔扬秦，直接对准了中华文化自汉朝后的主流儒家文化。

民族与宗教

文革期间，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完全丧失，回族等其他少数民族受到迫害。1975年发生的沙甸事件中，发生了整村武装反抗事件，后遭到镇压。红卫兵曾前往扎什伦布寺的佛塔将在该寺曾存放的五世至九世班禅的遗骨挖出肢解抛弃，后被藏人找回^[111]。

科技經濟

文革期间，中国亦取得了一系列科学，技术和基础建设的成就：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红旗”高级轿车，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成昆铁路建成通车，第一台晶体管大型数字计算机，第一台自动化立体摄影机，第一台离子注入机，第一艘核潜艇，第一台集成电路数控机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第一台天文测时、测纬光电等高仪，华北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大庆油田的扩建，刘家峡水电站投入使用，葛洲坝的开工，杂交水稻，大型通用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

大量文物古蹟严重损毁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有大量文物被焚毀，古蹟等也遭到摧毀破壞，给中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文革中的“破四旧”活动将中国城市与乡村千百年来形成的历史文化古蹟和遗产当成封资修的东西彻底破坏和毁尽。就连和平解放的古北京城的大量古迹也惨遭破坏。

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也在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影响。

日本文化界发表「反对文化大革命」宣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曾经居住于中国东北十数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安部公房、三岛由纪夫等数百位作家、艺术家联名发动抗议，盼望中国当局能保护中国历代文物免遭破坏；受鼓动学生高举毛主席语录向防暴警察扔自制的燃烧弹；
英屬香港在文革期间爆发多次由共产党领导的激进左派工人罢工运动，之后演化成六七武装暴动；
法國在1968年发生全国性罢工动乱，工人、学生高举《毛主席语录》游行；^[112]
美国学生佩带红袖章示威；^{[來源請求]}
澳大利亞大学汉语系的学生自制红卫兵袖章卖钱，生意兴隆。“造反有理”这句口号被全世界所有对现状不满的人使用；^{[來源請求]}
中華民國政府于1966年11月以复兴文化之名义开展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抵制文化大革命，并组成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总统蒋中正则多次发表谴责说话，甚至已经指示中华民国国防部令五十万国军备战，战斗机天天升空演习，准备反攻大陆，据说蒋也以前黄埔军校校长身份与学生林彪保持信函连络；后因美国拒绝提供中華民國台灣地區作战战略物资补给，趁大陆「文革」来「反攻大陆」作战之举方停。
北朝鲜在1964年秋，苏联勃列日涅夫上台之际，与苏联恢复了关系。与苏联决裂的中国对此表示不满。1966年起，中国领导人以及红卫兵谴责金日成是修正主义者，朝鲜则批评中国的领导人是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中朝两国甚至互相召回大使，两国关系跌至冰点。但是，中国对毛泽东的崇拜之风反而使朝鲜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加以强化，朝鲜和中国一样在强调独立思想体系。^[113]

负面评价

对于文化大革命，现在中国官方自从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始终采取否定的态度。其长期正式的说法是——文化大革命是“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并指出毛泽东应为“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主要责任。文革爆发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毛泽东对国内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极端的估计；另一方面，由于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功绩，使他的声望达到高峰，成为人民心目中的「伟大领袖」，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逐渐脱离实际而个人专断，凌驾于中央之上，使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受到严重破坏。
文革对中国的经济破坏是灾难性的。毛泽东曾经的战友林彪的心腹就曾经私下说“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114]。
在文革时期，文化教育被轻视、不用考试是当时教育的特点。学生生活是无休止的政治学习（学习对象有《毛泽东语录》、最新指示、《毛选》）和停课闹革命、街头运动等内容，教育质量极低。高校招生人数减少10万人。
大量文物遭到破坏。^[115]^[116]
此外文化大革命后军队长期战力受到严重损毁，造成军队「红而不专」（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而欠缺军事知识技能）和训练不足与沟通不良的结果，使后期的中越战争所造成严重的死伤就是一例。
在文革结束后不久，中国便出现了以《班主任》、《伤痕》等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流行，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对于文革暴露批判的潮流。著名作家巴金在从1978年开始撰写的《随想录》中，对于文革也进行了反思。并且在此后不断地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在2005年春节，广东省澄海市塔山风景区上、民间组织的文革纪念馆 ^[117] 正式开放，但直至4月17日，经《汕头都市报》报导后才引起注意^[118]。
蒋介石：“权力斗争是真，其余都是假的。”^[119]
文革確保了毛澤東獨裁權力^[120]^[121]^[122]，而紅衛兵的動員，以群眾專政為口號對群眾的「思想再教育」及暴力也發揮作用；毛澤東主張，无产阶级专政若無社會主義經濟的建立，其專政「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的專政」

文艺相关

文学

《血火痴情——被尘封的另类文革故事》，加拿大诺曼出版社2007年出版，作者李宪源为著名“新毛派”人士。这一声称全面客观公正反映“被主流掩盖扭曲”之文革历史真相的60万字历史长篇小说，例外受到了汪晖、黄纪苏、陈子明等中国左中右思想界代表人物和多位“文革造反领袖”的一致好评。
《天雠》厦门第八中学红卫兵凌耿着作描述文革时福建实况及全中国年轻红卫兵串联至北京动人描述之纪实长篇小说 1970年代美国纽约时报印制出版。
《反修楼》鼕鼕等十数篇文革中短篇小说着作集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
《牛棚杂忆》季羡林着。
《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着写反右派、学者在文革时的种种
《白色的路》刘青着内容概述：青年将自己的粮票和工资送给在学校认识的女同学，而使得自己顿失生活依靠，由于太过飢饿，他在无意间犯了抢夺罪，而被送到农场劳改。之后他的人生完全被排拒在正常生活之外，他曾经尝试回到正轨，却一次次地失败，最后他选择用偷窃等不正当的方式生存，在被捕后，他以一种嘲弄却无奈的情绪，回想自己过去的经历。
《一百个人的十年》冯骥才着，记录了遍及全国的数十位平民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

电影

（以出品年代顺序排列）

《武训传》（1950年，孙瑜导演，孙瑜编剧，赵丹、黄宗英主演）
《早春二月》（1963年，谢铁骊导演，柔石原著，谢铁骊编剧，孙道临、谢芳、上官云珠主演）
《再见中国》1974年：唐书璇导演及编剧，描述文革时中国大陆知青因不同理想而逃亡到香港，影片曾被香港政府以「影响与邻近地区关系」禁映^[124]
《枫》1980年峨嵋电影制片厂摄制，编剧：郑义、导演：张一、演员：徐枫（饰卢丹枫）、王尔利（饰李红钢）。
《戴手铐的旅客》1980年导演：于洋编剧：纪明马林演员：于洋、邵万林，赵子岳，马树超，葛存壮
《苦恋》（1980年，彭宁导演，白桦、彭宁编剧，刘文治、黄梅莹主演）
《天云山传奇》（1980年，谢晋导演，石维坚主演）
《皇天后土》（1980年）：中央电影公司（台湾）出品，描述中国大陆文革时期种种荒谬情况，主要演员有秦祥林、刘延方、郎雄、柯俊雄、胡慧中、归亚蕾
《小街》198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编剧：徐银华导演：杨延晋摄影：应福康、郑宏美术：刘藩作曲：徐景新演员：郭凯敏（饰夏）、张瑜（饰俞）
《牧马人》（1982年，谢晋导演，朱时茂主演）
《芙蓉镇》（1986年，谢晋导演，阿城、谢晋编剧，刘晓庆、姜文主演）
《霸王别姬》（1993年，陈凯歌导演，李碧华、芦苇编剧，张国荣、张丰毅、巩俐主演）
《蓝风筝》（1993年，田壮壮导演，萧矛编剧，吕丽萍、濮存昕、李雪健、郭冬临、郭宝昌、张丰毅主演）
《活着》（1994年，张艺谋导演，余华原著，芦苇编剧，葛优、巩俐主演）
《阳光灿烂的日子》（1994年，姜文导演，王朔原著（《动物凶猛》），夏雨、宁静主演）
《天浴》（1998年,陈冲导演，陈冲、严歌苓编剧，李小璐、洛桑群培主演）
《巴尔扎克与小裁缝》(2002年,法国籍的华人戴思杰执导之电影，由周迅、刘烨和陈坤主演)
《八九点钟的太阳》（2004年，卡玛、白杰明、高富贵导演）
《山楂樹之戀》（2010年，张艺谋导演，艾米原著《山楂樹之戀》，尹麗川、顧小白、阿美编剧，周冬雨、竇驍主演）
《归来》（2014年，张艺谋导演，严歌苓原著《陆犯焉识》，邹静之编剧，陈道明、巩俐主演）

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