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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乾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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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紀乾隆時期清朝疆域與藩屬國

康乾盛世指的是清朝从康熙帝到雍正、乾隆中期，出现了经济全面繁荣的局面，清朝国力达到其鼎盛，嚴格而言，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年到嘉慶四年（1799年）期間[1]。这段时期，局勢較為穩定，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國家財富有所積累，國防力量也相對強大，整個社會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都處於上升狀態，其时间跨度至少有100多年，是清朝统治的高峰，[參 1]故中国大陆等地的史学界及教科书中，一般将康、雍、乾时期称为康乾盛世或康雍乾盛世。臺灣亦稱為康乾之治。西方史学界称这段时期为“High Qing”，即清朝高峰時期，认为是其繁华和成功的时代[參 2]。盛世時期長期保持了穩定和繁榮的局面，皇家財政收入增長極其迅速，雖有一系列難題，但中國這塊土地仍保持著富裕和有序[2]。

歷史

康熙朝

《康熙帝讀書像》
参见：南北黨爭、康雍乾盛世、平定準噶爾、清代蒙古和清朝治藏歷史

清朝平定三藩後進入康雍乾時期，雖然還在處於小冰期最嚴重的時期並受太陽活動的影響，但憑著廣泛種植於明亡一百年前徐光启已提倡引進的新大陸高產作物，清朝的發展有了根基，中國大陸、台湾等地的史學界通常稱為“康雍乾盛世”或“康乾盛世”[參 3]。康熙帝為政寬仁，留心民間疾苦，在他親政不久後，便宣佈停止圈地，放寬墾荒地的免稅年限。他還著手整頓吏治，恢復京察、大計等考核制度。受康熙帝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政策以及外來農作物的引進等影響，清朝人口大大提升。他先後任用靳輔和于成龍治理黃河與大運河，得到很大的成績。在他六次南巡期間，考察民情習俗之外，更是親自監督河工。康熙中期以後，因戰亂而遭到嚴重破壞的手工業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為安定社會秩序，他頒行十六條聖諭，要地方人士循循告誡鄉民。他又派心腹包衣（即家奴）如曹寅、李熙等人打探地方物價、人民收入與官紳不軌之事，並以密摺奏報。此即密摺制度的萌芽，到雍正時期趨於完善。康熙帝重視對漢族士大夫的優遇，他多次舉辦博學鴻儒科，創建南書房制度，並且向來華傳教士學習西方科學與文化[參 4]。

《雍正帝祭先農壇圖》（部分）

清初蒙古分為四大部[註 1]。其中準噶爾汗國與沙俄友好，其可汗噶爾丹先滅領葉爾羌汗國與青海和碩特，又佔領喀爾喀蒙古，喀爾喀三部南下投靠清朝。康熙帝首先派薩布素於雅克薩戰役驅除入侵黑龍江的沙俄軍隊，與沙俄所簽訂的尼布楚條約以確立東北疆界並獲得沙俄的中立。接著於1690年至1697年間烏蘭布通之戰與三征噶爾丹使噶爾丹戰死，創立多倫會盟以保護喀爾喀蒙古[參 4]。青藏地區的[註 2]和碩特汗國協助黃教達賴五世擊敗紅教統一全藏，之後分裂成青海與西藏和碩特。達賴六世時，藏區政事交由第巴（理事大臣）桑結嘉錯管理，他聯合準噶爾對抗西藏和碩特的拉藏汗，拉藏汗先下手殺桑結嘉錯並廢除達賴六世。1717年噶爾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攻殺拉藏汗，並且佔領拉薩。清軍于1718年试图进藏但被準軍擊敗，最後於1720年由胤禵率軍驅除成功，協助七世達賴入藏，以拉藏汗舊臣[註 3]管理藏區。這是清朝正式經營青藏地區之始。清政府从此在西藏驻军[參 4]。

康熙晚期，由於官員薪資過低以及法律過寬，導致官吏貪污，吏治敗壞。此外，為消除士大夫的反抗意識，對其言論管控趨於嚴格，并发生南山案文字獄事件，到雍正與乾隆時期这种情况加重。康熙帝本來按照中國立嫡立長的傳統封胤礽為太子，由於太子本身的素質問題及其在朝中結黨而廢太子，使得諸皇子為皇位互相結黨傾軋。故太子一度復立，但康熙帝仍無法容忍其結黨而廢除。最終在1722年臨終時傳位於胤禛，即雍正帝[參 4]。

由於康熙親民的形象以及對自然災害的妥善處理而受到人民的尊敬和擁戴，因此法國人白晉和比利時人南懷仁對他的評價十分高。[3][4][5][6][7][8][9][10]但是康熙也有残酷的一面，另如多次針對性地對待旗人徐元夢[11]。

雍正朝

雍正帝朝服像

雍正帝獲得隆科多的協助繼位，賴年羹堯平定青海亂事以穩固政局，然而後來因故賜死年羹堯、幽禁隆科多。雍正帝在位時期，針對康熙時期的弊端採取補救措施，以延續康雍乾盛世。他設置軍機處加強皇權，一度架空康熙年代的內閣，廢殺與他對立的王公並削弱親王勢力。注重皇子教育，採取秘密立儲制度以防止康熙晚年諸皇子爭位的局面再度發生。將丁銀併入地賦，減輕無地貧民的負擔。為解決地方貪腐問題使火耗歸公，耗羨費用改由中央政府計算；設置養廉銀以提高地方官員的薪水[參 4]。 對外方面，雍正初年青海親王羅卜藏丹津意圖復興和碩特汗國而亂，隔年年羹堯與岳鍾琪等人平定。為此雍正帝佔領部分西康地區，又在西寧與拉薩分置辦事大臣與駐藏大臣以管理青藏地區。聽從鄂爾泰建議推行改土歸流，廢除具自治性質的土司，以地方官管理少數民族。將喀爾喀蒙古併入清朝；於1727年與沙俄簽訂恰克圖條約，確立塞北疆界。1729年聽從張廷玉建議，以傅爾丹與岳鍾琪兵分二路於科布多對抗準噶爾汗噶爾丹策零，最後於和通泊之戰戰敗。1732年噶爾丹策零東征喀爾喀蒙古，兵至杭愛山，被喀爾喀親王策棱擊敗。1734年清準和談，以阿爾泰山為界，西北大致和平[參 4]。

雍正元年，雍正帝採納監察御史年熙的主張，認為「壓良為賤」的賤戶制度是明朝的弊政並應該革除。於是開始著手廢除賤戶制：「先後下令廢除山西、陝西樂戶的賤籍，“改業為良民”。廢除浙江紹興惰民的丐籍。」雍正五年下令：「將那些“年代久遠，文契無存，不受主家豢養”的部分伴當、世僕准予“開豁為良”。」雍正七年下令：「廣東一帶的疍戶可以“與齊民一同編立甲戶”。此外，還有江西的棚民，蘇州一帶的丐戶也先後削去賤籍。」，廢除存在了一千多年的賤民制度[12]。

雍正帝勤於政事，自詡「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他在位期間的奏摺大多由他親自批改，軍機處的諭旨也由他再三修改。他所親信的內外臣僚如張廷玉、鄂爾泰、田文鏡與李衛等人也都以幹練、刻覆著稱。他所派遣的特務遍即天下以監控地方事務，密摺制度至此完善，然而屢興文字獄箝制打擊異己(如查嗣廷案)。雍正登上皇位之后，对骨肉同胞心狠手辣，刻薄寡恩，对待近臣也毫不容情，年羹尧和隆科多就是突出的例子[參⁠ 1]。1735年雍正帝於工作時去世[註 4]，其子弘曆繼位，即乾隆帝[參 4]。

乾隆朝

郎世寧繪乾隆帝南苑閱兵的《大閱鎧甲騎馬像》
清乾隆《平定臺灣得勝圖》
主条目：康雍乾盛世、十全武功、乾隆下江南和中國風

乾隆帝繼位後獲得張廷玉與鄂爾泰的協助，穩定初期政治。他以「寬猛相濟」理念施政，介於康熙帝的仁厚與雍正帝的嚴苛之間。人口不斷增加使乾隆末年突破三億大關，約佔當時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江南與廣東等地的絲織業與棉織業都很發達，景德鎮的瓷器都達到歷史高峰。與此同時，銀號亦開始在山西出現。然而乾隆晚期多從寬厚，寵信貪官和珅，官員腐化使政治大壞[參 5]；六次下江南所至被指供張過盛，擾民有餘[參 6]，然而乾隆帝六次南巡實際上有安撫百姓，檢閱軍隊，視察水利，增加科舉以及免除税收之舉[14]。

此時期有許多書籍出版，例如《續三通》、《皇朝三通》與《大清會典》等史書；著名小說《紅樓夢》、《聊齋誌異》和《儒林外史》等；1773年更下令編纂《四庫全書》，與《古今圖書集成》成為全世界最龐大的類書，這些都成為盛世的文化標誌。然而為維護統治却嚴厲控制思想，編書期間藉機割裂焚燬大量不符其思想的書籍。此外大興文字獄使如戴名世等人被株連殺害或者流放，有說法指這些都讓文人思想受到嚴厲阻礙，遲滯文化的發展[參 6]。

西方傳教士將中國文化介紹給歐洲人，引發18世紀中國風的热潮[參 7][參 8]。歐洲人追崇中國文化、思想與藝術[參 9]，在1769年更有人寫道：「中國比歐洲本身的某些地區還要知名」[參 10]。到18世紀末，康雍乾盛世進入尾聲，歐洲人出現負面評價[參 7]。與乾隆帝不歡而散的英國特使馬戛爾尼認為清朝已經衰落[註 5]。

郎世宁绘《万国来朝图》局部

馬戛爾尼在日記裡批評了乾隆獨斷專行、排斥異見、好猜忌以及過度防範身邊的大臣，但同時稱讚他豁達大度、本質善良、好讀書以及功業宏大令到國家興盛：「皇帝天性豁略有大度，讀書解事理。性質慈善而篤信佛教。對於臣下恆持恕道，然有與之為敵者必窮治弗敕。又為國家興盛、功業宏大之故，處事不免失之躁急。每有無關緊要之事，皇帝意中以為不善者輒盛怒以臨之。怒則其勢洶洶不可扼制。性又多忌，不特為大臣者不能操縱事權。」 [15]

《皇輿全覽圖》，該圖的山東半島、遼東半島及朝鮮半島

對外方面，1745年準噶爾汗噶爾丹策零去世，國內諸子爭位。乾隆帝乘機於1755年派降將阿睦爾撒納為引導，以定北将军班第率軍平定準噶爾，攻下伊犁。而後阿睦爾撒納想要成為新一代準噶爾之主，由於沒有獲得乾隆帝支持而叛變。乾隆帝派兆惠西征，最後於1757年平定天山北路，準噶爾亡，其族慘遭滅絕。然而在天山南路，脫離準噶爾統治的回部領袖大小和卓兄弟起兵反清，史稱大小和卓之亂。其領袖布拉尼敦與霍集占佔據喀什噶爾與葉爾羌，意圖自立。1758年乾隆帝再命兆惠西征，兆惠率輕軍渡沙漠圍攻葉爾羌（今新疆莎車），反被包圍於黑水營。隔年清將富德率軍解圍，兆惠與富德最終攻滅大小和卓，並讓帕米爾高原以西的中亞各國成為藩屬國[註 6]。乾隆末年，尼泊爾的廓爾喀王國兩次入侵西藏。1793年清廷派福康安與海蘭察領兵入藏，平定廓爾喀，不丹與哲孟雄（今錫金）亦為藩屬國，加強駐藏大臣的權力[參 12]。

西南方面，乾隆初年派張廣泗平定貴州苗民之亂，隨後清軍前往平定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今四川金川縣與小金縣）動亂，史稱大小金川之役。1747年到1749年期間發生大金川之戰，清軍於此吃盡苦頭[註 7]。1771年第二次金川之戰爆發，大小金川的諾木與僧桑格均叛，清將溫福戰死，阿桂歷經多次作戰，直到1776年方平定。期間緬甸貢榜王朝與清朝爆發清緬戰爭，清軍四次進攻皆失敗。1769年乾隆帝派傅恆、阿桂入緬未果，雙方最後停戰。1784年暹羅卻克里王朝派使朝貢，1788年緬甸為應付暹羅威脅，也派使朝貢。1789年安南發生西山朝統一後黎朝、鄭主與廣南國。清軍擊敗西山朝，護送黎帝黎愍宗復位，途中遭西山軍的伏擊而敗，史稱清越戰爭。西山朝阮惠遣使向清廷謝罪，清廷封為安南王[參 12]。

乾隆朝後期

乾隆期間清朝疆域達1310萬餘平方公里，東方的朝鮮與琉球國也早就成為藩屬國之一[註 8]。只有德川幕府統治的日本處於鎖國時期，與清朝來往甚少。乾隆帝以十全武功自譽，他平定準噶爾與回疆大小和卓之乱，使四川、貴州等地繼續改土歸流，然而其餘戰事皆小題大作使國庫嚴重損耗，讓清朝國力不支[參 12]。中後期之後，因太寵信和珅。放任貪污、人口擴張與發展過度，埋下了嘉道中衰的種子。當時人口暴增與鄉村土地兼併嚴重，使得許多農民失去土地；加上貪官和珅等官員腐敗，於乾隆晚期到嘉慶時期陸續爆發民變。白蓮教於1770年代舉兵，後來又於1796年爆發川楚教亂，八年後被清軍鎮壓，領袖王三槐被處死。台灣天地會領袖林爽文於1787年發動林爽文事件，歷時一年多。1795年乾隆帝因為誓言[註 9]禪位於子顒琰，即嘉慶帝。乾隆雖為太上皇，但依然「訓政」至1799年去世，嘉慶帝方得以親政。然而嘉慶帝未能解決弊端，清朝继續走向衰退[參 12]。

人口

清仁宗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大清帝国版圖

人口的增加

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開啟康乾盛世，止於嘉庆元年（1796年）川楚白莲教起事爆发。“康乾盛世”最主要地表现在人口的增长上，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全国人口突破一亿五千万，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亿，而且生活基本上比较安定。清朝时期，人口的大量增加主要原因是清政府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等政策以及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但是有網絡文章称番薯等高产作物也有其弱点：营养低且单一、味道差，可深加工的价值少。作为一时的救急尚可，长期为主食必然导致人的营养不良，“面如菜色”，身体素质大幅下降，也必然影响人的正常智力发育。经过清初到中叶100多年的兴旺蓬勃，番薯的作用也就终于走到了尽头[16]。然而，營養師指出除了因為番薯含糖分高以至糖尿病患者不宜多吃之外，番薯這種食物事實上被稱為高營養的健康食品，並沒有「营养低且单一、味道差，可深加工的价值少。作为一时的救急尚可，长期为主食必然导致人的营养不良，“面如菜色”，身体素质大幅下降，也必然影响人的正常智力发育。」一說[17]。

另外，在清朝中期玉米、番薯的产量合计僅占全国粮食产量的4.63%，美洲作物对清朝人口巨量增长并突破2亿、3亿直至4亿的作用并不重要，养活當時中国数亿人口的仍然是传统作物[18]。

據《清代前期小农经济研究》所紀錄，清朝糧食產量比明朝萬曆时期還增長了一倍之多[19]，並且遠超过以往的历史时期：「据统计，康熙二十四年，全国共有耕地六亿亩，到乾隆帝去世，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全国粮食产量则迅速增至2040亿斤。当时随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的巴罗估计，中国的粮食收获率高于英国，麦子的收获率为15：1，而当时的欧洲，粮食收获率居首位的英国也仅仅为10：1」[20]。

生态灾害

清朝在統一戰爭後土地嚴重荒蕪，人口大量流亡的狀況下，亦實行了減輕賦稅、招民墾荒、安置流民、興修水利、推廣高產作物等措施，以圖迅速恢​​復生產，使社會經濟回復到正常的發展軌道上，儘管18世紀的中國社會經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諸多不足與局限[21]，對環境的破壞便是一例：康乾盛世时期由于人口压力巨大，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更趋严峻，当时人们通过围湖造田和为围河造田[22]，来开拓更多的耕地，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灾害，比如在福建地区“闽中自高山至平地，截截为田，远望如梯，真昔人所云‘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尽力耕’者，可谓无遗地矣，而人尚什五游食于外。设使以三代井田之法处之，计口授田，人当什七无田也。[23]”这一明朝时期的描写，到了清代依然使用。在山东沂水县地区，“贪利愚民开垦”荒山，“虽种杂谷，一遇旱年，颗粒不收”；莱芜县“开山愈多，而良田之冲没益甚，草树既尽，土松石露，一雨未毕，沙石堕下，低田乃益受其害，垦一冲十，得不偿失。[24]”。在江南平原地区“地无不耕之土，水无不网之波，山无不采之木石，而终不足以供人用……向无人烟之处，今则宅舍弥望。盖人满之患，至斯极矣”[25]。

毁塘、填沟、截河、占用河道造田、与水争地，成为全国性的问题，这不仅摧毁了本就脆弱的水利设施，而且酿成了更大的生态灾难。还有因为种植方式的问题，正在引发大规模的水土流失，导致了乾隆年间出现大范围的江河湖堰淤塞[26]。当时清人汪士铎也感慨到环境破坏带来的灾害[27]。

疆域

康熙初期大清帝國版圖達到空前絕後擴張。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新疆，大清帝國版圖達到擴張，北起自薩彥嶺，東北至外興安嶺，東含庫頁島，西至巴爾喀什湖地区，形成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乾隆年間，香料群島的蘇祿上表求內附，乾隆帝以其險遠，不許。乾隆帝派明安圖等人兩次到新疆等地進行測繪，在《皇輿全覽圖》的基礎上，繪成《乾隆內府輿圖》。

據文獻數據紀錄，康熙年代中國國庫從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銀1810万兩，上升到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的銀4737万兩；晚期，由於出兵定西藏、屯重兵于青海以防准噶爾的因素，令庫存三年連續下降，到了康熙末年（1722年），國庫為銀2716万兩，錢138598串。另外在乾隆元年（1736年）國庫為銀3396万兩，到乾隆末年（1795年）為銀6939万兩，錢38串[28]。

在清朝的統治下，西藏和新疆分別自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和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起就一直處於中國中央政府長期、持續、穩定和有效的管轄之下。對於清朝對西藏和新疆的統治，史學家指出在清朝統治下中國中央政府對歷代中原王朝都沒有維持對當地統治的新疆（西域）一帶加強控制，正式實行行政和軍事管理。乾隆時期對西藏加強控制，開始規定所有事務都要由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商同辦理，並明示中央的派駐管員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的地位平等。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擬定并頒佈了《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正式制定了金瓶掣籤制度，並且指出《欽定藏內善後章程》為西藏屬於中國領土最有力的證據[29]。自此，西藏涉及国家主权和中央权威的重大问题已经完全由朝廷掌握，如西藏与邻国的关系、军队驻防、宗教领袖的继承、内部叛乱的镇压等必须由大臣处理或者上报朝廷决定[30]，清朝在疆域的大小和控制力度方面，都跟前朝比較有明顯的進步[31]。

對此，有學者指出：「有清一代的最大貢獻，厥為對邊疆的經營，使得近代中國的廣大版圖得以真正鞏固而確定」，同時亦指出「雖清季衰世，列強交侵，尤其是俄國在1850年至1881年間，對我東北、西北邊疆鯨吞蠶食，但至民國元年（1912年）二月清帝退位之日，其遺留給中華民國的領土，仍廣達1120餘萬平方公里。此一對我民族的豐功偉業，即以漢唐盛世版圖相況，亦不能與之比擬。」[32]。葛劍雄亦指出：「从秦始皇灭六国，开疆拓土，建立秦帝国开始，经过了近2000年，中国终于形成了一个北起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拥有100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空前统一的国家。」；「这样的统一范围和程度是以往任何朝代从来没有达到过的。」[33]

法國漢學家谢和耐指出：「中国农业于18世纪达到其发展的最高水平。由于该国的农业技术、作物品种的多样化和单位面积的产量，其农业看来是近代农业科学出现以前历史上最科学和最发达者。」 [34]

政治

政治的改革

内阁制度的变更

康熙汲取明朝的教訓，重建相似於宋代的丞相內閣體制，令内閣的權力與宋朝年代相近。在康熙年間內閣大學士的權力大約相當於宋朝的宰相[35]。而由於無大臣互訐宦官亂政之事發生，所以內閣大學士的職掌能夠正常發揮，功能有「代閱章奏」，「票擬批答」，「贊襄機務」，「總裁實錄、史志」（例如明史就是交由多名滿漢大學士監修總裁官所纂修而成）等數項[36]。

為了達到平衡心理的作用，在康熙晚年的內閣大學士中，經常在五至六人中保持一兩個南方人的名額，令南北地主共同參政。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的內閣新加入的成員當中，有兩名滿人，四名漢人，而在四名漢人當中南人北人各半。此外，康熙亦重點選拔升遷較快的漢族士大夫，這些士大夫同時是內閣的候補成員。[37]

官员的选拔

與前朝初期大量屠殺不願進仕和效忠新朝的民間有識之士：「才能之士，數年來倖存者百無一二」[38]的情況比起來，康熙朝對於不滿清朝統治的明朝遺民表現得相對較為寬容。康熙甚至容許有“反清”思想的學者嚴繩孫任命擔任官職，在任職一段時間之後，嚴繩孫放棄“反清”思想，從原本的“不享無妄之福”到“九死從今總負恩”，後來甚至把康熙視為恩人[39]。

君主专制

學者钱穆認為中国从汉朝到明朝都是“士人政权”政府大权都掌握在读书人“士”手里，而到了元朝和清朝却改变了，並引據鄒容的《革命軍》指中国由“士人政权”变为“部族政权”，蒙古人和满洲人变为中国内的特权阶级或特殊分子[參⁠ 2]。亦認為清朝政权始终是维护和偏袒满洲人，须满洲人在后拥护，才能控制牢固。而清朝的政治，制度的意义很少，法术的意义多。清朝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也是非常不合理的。比如“寄信上谕”是清朝特有的，不按照中国向来的程序，而是直接由皇帝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旁人都不知道[參⁠ 3]。然而徐復觀指出“士人政权”這種說法並不正確，他表示政府的性質必須就權力根源之地是由誰來運用而言，這應當是一種常識。通過二十四史一直都現代，都證明凡是站在平民的立場進入到仕途的人地位愈高，與皇帝愈接近，他命運性的困擾、艱難必定來自專制的機構與專制的觀念。亦指出錢穆對專制下的必然產物例如「外戚宦官」和漢代統治者的暴行視而不見，以及把中國「歷史中成千上萬的殘酷地帝王專制的實例置之不顧」。同時引據「報任安書」指出凡是皇帝親自交下與皇帝自己有關的案子，承辦的官吏決不敢問是非[參⁠ 4]。

清初時期順治帝繼位及官員間的人事變動也要由議政諸王協商而生，[43]，但到了 康乾时期的政治被指日益走向君主专制的鼎峰。康熙时期开始让地方官员打秘密报告，内容除了当事官员和皇帝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这样以来，内阁的权力不断边缘化，最后只能管一些琐碎小事，皇帝得以完全把控权力。这就是密折奏报制度。雍正时期有设立军机处，康乾盛世的中央集权达到顶峰[44] 。

钱穆亦認為，清朝以前的政治，因为政治的公开性，和六部尚书是全国的行政首长，外面送来的公事，都是先送到六部；而皇帝拿出来的公事，六部也一定要得先看，例如有关教育的，一定要经过礼部的，不能是皇帝私下决定的。而清朝却大大相反[參⁠ 5]。清朝的六部虽然沿袭明朝，但是清朝的六部权力大大缩小，六部尚书更不能直接对部下发命令，而六部尚书也不是行政首长了。六部无权限可操作，权力自然就集中到皇帝手里，同时清朝还要求满汉分开，有一个漢人尚书，就必须有一个满人尚书[參⁠ 6]。

钱穆亦指出，明末士人尚有结社议政的风气，清人入关之后，在政治上，清朝还禁止读书人上书建言、结社订盟、自行刊刻文字，对于读书人的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全部禁止。在明朝奖励大家发言，公开发言的，不进明朝如此，历代也是如此，而只有清朝不允许人讲话。在清朝，除了六部尚书和侍郎可以向皇帝讲话，其他的不论什么人，都不许向皇帝讲话了，而一直得到中央重视的翰林院等，向来他们可以向政府讲话的，但是到了清朝也不准专折言事。在地方上，只有总督、巡抚、藩台、臬台可以向政府讲话，其他的府县均不可，比起明代，布衣也可以直接向皇帝讲话，清朝相差甚远[參⁠ 7]。在地方上，清朝也不允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在顺治五年立在府学、县学明伦堂里的卧碑就足可以证明。在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朝在每一个明伦堂里都设置一个石碑，而这个石碑不是竖立的，而是横躺在那里，所以叫「卧碑」。在卧碑上有三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參⁠ 8]。然而根據相關文獻記載，在清朝敢言、批評或指責朝廷和統治者且未被追究的學者或「布衣」事實上為數不少，例如反對專制思想的袁枚、著書批評君權的唐甄、一道反朝廷的黃宗羲以及顧炎武等學者（參見「社會」和「文化成就」部分）。

康熙帝曾说：「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独任」[49] [50]，這句話表示出康熙要掌管「用人之權」，以阻止朋黨的形成，免得鰲拜掌權時期「結黨專權」和「罔上行私」的情況再度發生，也為了防止不同派別黨派之間互相鬥爭[51]。

军事

清朝火器的製造和質量技術於晚明開始超越明朝：「火器原為中國（明朝）長技...但所為長技者，已為奴有」；當今清人鑄百炮而有餘，我鑄十炮而無力」[52]。有说法称康乾时期的军事仍然是以骑射为本，废用大炮等热兵器，恢复大刀长矛弓箭等冷兵器，水兵仍是帆船，而西方的长枪大炮到这时却被看成了妖术，军舰则被目为怪物，广州守将对付英国人的是“驱邪”的马桶、秽物等[53]。同时军备废弛。该说法称马戛尔尼访问中国到镇江时却发现，城墙破败不堪，清兵士卒的衣冠不整，而且清兵的主要装备还是弓、箭、戟、矛、剑之类已沿用了千年的冷兵器。为数不多落后的火枪，也已破烂不堪。马戛尔尼带来的卫队，进行表演现代炮兵装备，然而，清廷不屑一顾。不但拒不观看卫队的操练和现代武器展示，甚至皇帝和大臣们对这些近代科技反应冷淡[54] 。

然而，实际上早在皇太极时期，他就命令軍隊建造當時最先進，最具殺傷威力的武器—紅衣大炮，並且將單一的騎兵兵種，改建成一支騎兵、炮兵與步兵多兵種的軍隊。[55]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康熙皇帝有感于火器的威力巨大，遂正式成立火器营。设鸟枪护军参领16人，鸟枪骁骑参领24人，分别作为统领官。在清軍与准噶尔汗国首领噶尔丹的战役中，清军就是以鐵心火炮、子母火炮猛轟噶爾丹的“駝城”战术而取得重大胜利的。隨行的傳教士張誠有以下記載：「每個火槍手營地前，放著八門火砲，我們曾帶到尼布楚去的砲也是這種，其中有兩門較大的野戰砲，從外表看，做工精細，上面還鍍有金色；還有兩門小型臼砲，共計有六十四門小型野戰砲，八門壯觀的中型砲和八門迫擊砲。」[56]，乾隆中期以后，火器营的建制确定为，设掌印总统大臣为首领官，总统大臣负责营务，此职从王公、领侍卫内大臣、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中选任。清朝所有禁卫军，都有扈驾的职责，火器营也不例外。皇帝出宫祭祀或巡游时，火器营也派出士卒随行。清宫兵器火器营的训练，从每年七月持续进行到次年四月，每月逢四逢九日演炮，逢二逢七日演鸟枪，逢六日校尉。每年春秋两季定期在安定门外的禁卫军校场会操。每年秋后，火器营还在卢沟桥演放子母炮。[57]從烏蘭布通之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清軍相当重視火炮的應用，這次戰役的勝利幾乎完全是通過火器和精銳騎兵相互配合從而取勝的。清朝的火器與騎兵既能夠合力並戰，也能夠各自為戰，野戰騎兵制勝，攻堅則靠火炮轟開缺口，騎兵衝擊，防守則深溝高壘用火器吸引敵軍猛攻，騎兵側後包抄。靈活而有威力的火騎配合，才打下了清朝偌大的一個江山。只是到了乾隆後期，清朝疆域已經十分穩定，清朝逼沙俄，平噶爾丹，定台灣，並西藏青海，周圍已無敵手，於是文恬武嬉，連騎射為本的祖訓也變成“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墜地”火器方面的研製當然也漸漸荒廢起來，於是本來在明朝就已經落後於時代的中國火器就開始更加落後於世界[58]。

另外，康雍乾年間在民間亦有大量火器流傳：「粵人善鳥槍，山縣民兒生十歲，即授鳥槍一具，教之擊鳥」，甚至有鐵匠私造火器在京城一帶售賣：「西城察院移送王四私造鳥槍一案。查王四開設鐵鋪，向系打造官用鳥槍。該犯希圖獲利，私造線槍十餘桿。查驗線槍，系挺長塘細，僅可灌貯鐵砂，堪以打雀，與軍械鳥槍身短，能容鉛丸者不同」[59][60]。對此清朝廷一直以來都有所禁止，但往往不了了之：「鳥槍為軍營利器，是以前經降旨，令各督撫實力嚴查，毋許私鑄，其民間舊有者，曉諭呈繳，並令年終匯奏一次。乃連年以來，並未見各該督撫實力遵辦。」[61]

经济成就

中华民族经过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发展，至康乾盛世，其经济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成就。她的农业、手工业、贸易、城市发展等，都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从农业来看，不论是当时的人口数量，还是耕地面积，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历史时期。从手工业来看，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生产规模扩大，手工作坊、手工业逐渐增多。市场也有了一定的发育。对外贸易急剧增长。主要出口商品有茶、丝、土布，尤以茶叶占第一位。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称赞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62]

清朝的經濟作物种植面积也逐漸擴大，促进商品经济的活跃。棉花在清朝已是十分重要的经济作物，其產地遍及全国，其中江苏、浙江、河北、河南、湖北、山东等地都是著名的产棉区，甚至连农业发展较晚的奉天，也成了外输地区之一。產棉量以河北保定一带，长江中下游的松江、太仓與通州一带，以及上海等地最大。[63]清朝的手工業也在康熙中期以後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至乾隆年間，江寧、蘇州、杭州、佛山、廣州等地的絲織業都很發達。江南的棉織業、景德鎮的瓷器都達到了歷史高峰。民间手工业興盛，例如云南民间炼铜場十分發達。[64]瓷器制作技术改进，產量也大幅提升。例如江西景德镇瓷窑所烧造的御瓷产量在雍正六年（1782年）时，一年之中生产了十数万件御器。玻璃制造有较大的进步，清宫玻璃厂能生产透明玻璃和多达十五种以上的单色不透明玻璃，造型也丰腴美观。丝织技巧也有了新的提高，出产的重要提花品种有妆花纱、妆花缎、妆花绢等。当时的棉织业以松江最为发达，技术最好，而染色、踹布业则以芜湖、苏州为最先進。[65]

康乾盛世之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三分之一，美国学者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當時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即使是工業革命之後，亚当·斯密说：“中国和印度的制造技艺虽落后，但似乎并不比欧洲任何国家落后多少”。[參 13]。当时虽然中国经济是世界第一，但这只是生产总量第一，而非人均。从人均来讲，英国、法国已经走在前面[66]。

《全球通史》裡對明清兩朝對外貿易作出了比較，指出明朝在“下西洋”後荒廢了中國的海上贸易並逐渐让给了外国人：「16世纪初，明王朝实行了闭关政策。明初，朝廷曾进行大规模的“下西洋”活动，这是明王朝自信力的标志。但这时，远洋探险已告结束。一度引以为荣的中国舰队成为停泊在沿海的一堆废物。海上贸易逐渐让给了外国人。而土耳其人和蒙古人则继续占据着通往中亚大陆的陆上商路。」[67]，而在康熙年間中国的对外贸易出現了：「急剧膨胀和发展。主要的出口商品被集中在南方的广州口岸，大量的茶叶、丝绸、棉布、瓷器和漆器经这里运往欧洲销售。然而尽管如此，清政府对与外国人的贸易，态度仍显得暧昧。」[68]，在18世紀時期的中國海外貿易的鼎盛還令荷兰东印度公司感到有危機感。[69]

《全球通史》亦指出：「城市手工業如棉紡織業，製陶業等也已從17世紀三四十年代經歷的蕭條陰影中走出來，得到了恢復和發展，甚至還超過了以前的生產水平。」，亦指出在17世紀末，紡織業，製陶業，製鹽業和礦冶業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同時提及：「這些可觀的經濟變化產生的大量財富使中國仍然分化劇烈的社會出現了差距縮小的趨勢，也使得僅憑人的著裝來判斷他的社會地位變得更加困難」[70]。

在海外貿易方面，史學家黃啟臣批評“清朝海外貿易萎縮停滯，比不上宋明兩朝發展”的看法缺乏計量根據，並且指出在清朝乾隆十年間四港貿易額是明朝最高時期的三十五倍，僅廣州一地，貿易額就是明朝全部貿易最高額的十餘倍：「雖有10年的“南洋海禁”和乾隆二十二年(1757)撤銷閩、浙、江三海關貿易的阻礙和影響，但中國的海外貿易並未因此停頓或萎縮，而是以不可抗拒的勢頭向前發展，其規模和貿易總值遠遠超越前代，達到了新的高度。」

黃啟臣亦比較不同朝代在海外貿易的發展與成果：「萬曆二十二年(1594)，是全國海外貿易稅餉收入最高的年份，共29000餘兩，按當時的稅率為一兩徵稅二分推算，這一年海外貿易商品總值約為100萬兩。而乾隆十年(1745)四港貿易總值達到36571777兩，比明代的最高年份增加35．5倍。」「就以粵海關一處的貿易而言，雍正七年(1729)的貿易值為11105800兩，比明代的最高年份也增長10．1倍。」「宋代海外貿易商品總量值未見統計，南宋趙構說；“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來推算，那麼，南宋的海外貿易商品總量值也不過500萬兩而已，這還達不到雍正七年(1729)粵海關貿易值的一半，不足道光七年(1827)粵海關貿易值的十分之一。」 [71]

在農業發展方面，據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农史专家閔宗殿表示，清代在農業方面取得了明顯比前朝高的成就，在全國范圍出現高複種指數並且在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變化。從清以前的一年一熟制，發展成了二年三熟制，一年二熟制，一年三熟制。耕作制的發展遍及黃河中下游、長江中下游和閩廣地區，是一種全國范圍的變化：「笔者又查考了长江流域的方志,查到有51个县有双季稻种植的记载，其中只有二个县是明代开始种双季稻的，其他49个州县都是到清代才具有双季稻的记载，说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双季稻绝大多数是在清代发展起来的」，「據方志記載，在福建（包括台灣）第一次記載雙季稻的35個縣的方誌中，明代12個，清代23個；廣東61個縣有雙季稻記載，其中明代1個，清代的60個；廣西19個縣有雙季稻記載明代也只1個，清代有18個[6]。閩廣地區115部方誌中，記載清代才有雙季稻的有101部，約佔總數的88％。可見清代雙季稻在閩廣地區推廣規模之大」，清代亦是历史亩产量最高的一个历史时期：「据研究，秦汉时我国的亩产量为264市斤／市亩，唐代是334市斤／市亩，清以前亩产量最高是明代，为346市斤／市亩，清代的亩产量达到了374市斤／市亩，分别比汉代增加了41.6％，比唐代增代11.9％，比明的亩产量高了8％」，亦指出清代是中國传统农学的大发展时期：「据《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著录，我国历代所编著的农书共714部，其中清以前的二千一百多年间编著的农书为231部，清代267年，编著的农书为483部，为清代以前农书数量的2.09倍。可见清代农学发展之快。」，清朝亦是中國治理研究蝗蟲技術最發達的時期：「蝗虫是我国古代主要的自然灾害之一，在历史上只有宋代的董煟写过2本有关治蝗的著作，清代随着蝗灾的严重，研究治蝗的著作不断出现，保留至今的治蝗书，至少还有26部」[72]。

可是當中亦談到了农具没有发展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清代的农具确实没有什么发展，使用的主要是明代以前创造的传统农具，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通过对元代《王祯农书》、明代《农政全书》、清代《授时通考》中收录的农具和农业设施粗略的统计，可以发现《王祯农书》收录235种，《农政全书》收录184种，《授时通考》收录192种；除《农政全书》中收录了西洋灌溉农具外，《农政全书》和《授时通考》所收的全是《王祯农书》中的农具和农业设施，没有什么新的创造。清代出了一部新的农具书叫陈玉璂《农具记》，所收的农具也都是《王祯农书》中所收的农具。」 「清代，中国的土地生产率是相当高的，亩产量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但农业劳动生产率却是相当低的，就一个农业劳动力（实际是一个农户）所生产的粮食能养活的人口来说，据记载，战国时期，一个农业劳动力可养活5－9人，（下农养5人，上农养9人）[1]；到农业生产最发达的清代，被称为全国农业最发达的太湖地区，其农业劳动生产率仍是如此，并没有什么提高，即一个壮夫可养活5－9人。靳辅在《生财裕饷第一疏》中说：“臣访之苏松嘉湖之民,知壮夫一丁,止可种稻田十二三亩，其岁收粒米，肥地不过三十余石，瘠地亦可得二十石,以每人每日食米一升科之,有三十余石者，可食九人,而二十石者，可食五六人。可见二千多年来，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提高，仍维持在同一水平上，唯一不同的是一夫可耕的土地面积不同……」[73]

亦有說法指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乾隆末年出使中國失败后說「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然而，马戛尔尼本人的日記裡卻記載了清朝的軍隊的整齊行裝：「又有兵丁一大隊，數在五百、一千之間，向吾行迎接之禮！此兵隊衣服極整齊，軍械亦極鋒利！」[74]。此外，在18世纪康乾盛世期间，欧洲人普遍對中國十分向往。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长达100余年间，在欧洲形成了長時間的“中国热”。对中国风的狂热追逐曾經是當時欧洲社会的普遍时尚，无论是日用物品，还是家居裝飾或園林建筑等。[參 14][參 15]

文化

文化成就

清代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集大成时期，清人在很多学术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对前人文集的搜集和整理，也不例外。比如清人整理宋人别集方面就取了很大的贡献和成绩。[75]自康熙帝以来，清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图书编纂，比如《古今图书集成》，是由福建侯官人陳夢雷所編輯的大型類書，共有一萬卷，目錄四十卷，约一億七千萬字，萬餘幅圖片，引用書目達六千多種，是現存最大部的類書和中國固有文化的寶庫，國外學者稱之為「康熙百科全書」[76]。同时康熙年间修订的《康熙字典》，是中國古代第一部收字最多、規模最大、價值最高、影響最廣的大型漢語字典，成为中國辭書史上的一座豐碑，對中國辭書編纂史具重大意義。而乾隆年间修订的《四库全书》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套叢書。[77]另外，清朝还诞生了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而清朝的《儒林外史》和《夜谭随录》等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作品。

另外，于18世纪初，在康熙帝主持下，清廷从事两项巨大的科学工程。一项是《律历渊源》（1713年—1722年），介绍了中国和西方音乐各种理论、乐器制造、天文历法以及西方的数学与中国的算学；另一项是用近代科学方法绘制了第一幅详细的中国地图（1708年—1719年）。[78]

有學者指出，清代修《四庫全書》收錄並留存了在清朝期間已為數不多且近乎消亡的唐代文献，當時的四库馆臣認為「古书亡失,愈远愈稀,片羽吉光,弥足珍贵,是固不以多寡论矣」，因此抱著「有見必錄」的原則，「体现了清人保存古文献意識的覺醒」，「同時亦指出限于时代及环境的影响，清人对唐代文献的认识或多或少受到考据学思想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和局限性，但白璧微瑕，并不足以影响清人在唐代文献认识上的正确性及其对后人的启迪作用。」[79]

至於「禁锢思想」一說，有學者指出明朝把中国哲学發展到了一條死路，並將宋代中國哲學的發展退化成單調且缺乏生氣的明代哲學，到明朝灭亡之后由清朝通过发展「考据学」带来了中国哲学的发展。而清朝的特殊科學－「考證學」是受到清朝自然科學和數學的發達所促成，並指出，中國近代科學方法我採用，是在清朝的「考證學」裡面就開始了[80]。

亦有學者認為文字獄的影響事實上被誇大，並引用顾炎武的觀點指出考据学的重要性：「清代文字狱集中于雍乾两朝，但考据之风则倡导于清初。顾炎武针对明代学风空疏而在清初倡导经世致用，力行实学并大搞考据，深刻地影响了清代的学风。學者们受他影响而搞考据，而愈搞考据愈觉求真知之不易，愈觉考据学之重要，于是相与研习，蔚为风气。总之，一个时代学风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无论把文字狱的作用如何夸大，它也只是外因，不能最终说明问题。」[81]

而且曾經自稱有「排滿思想」的梁啟超卻對清朝二百多年文化發展有高度評價：「此二百餘年間總可命為中國之『文藝復興時代』，特其興也，漸而非頓耳。然固儼然若一有機體之發達，至今日而蔥蔥鬱郁，有方春之氣焉。吾於我思想界之前途，抱無窮希望也……」。對於《四庫全書》的貢獻，梁啟超亦對此有正面評價，並指出清朝盛行的輯佚學救亡了不少早已失傳的大量中國古籍：「吾輩尤有一事當感謝清儒者，曰輯佚。書籍經久必漸散亡，取各史藝文、經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見也。」[82]。

當時有才華的傳教士被皇帝欣賞和重用，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也被推崇和應用。而在民間，民人與西方傳教士能夠互相交遊，西學在社會中得以自由傳播，亦指出分別由康乾皇帝敕輯的叢書－《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亦收錄了傳入中國的西方科學技術[83]。康熙亦曾經委派傳教士閔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返回歐洲招募人才，希望增進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84]。

文化专制和科技的進展

有說法指出康乾时期中国文化学术文化的凋敝呈现显著趋势。与表面“繁荣”的社会形势不同的是，康乾时期的学术文化表现出与盛世不协调的凋敝气象。明末的哲学一夜之间似乎消失了，传统儒学的人文关怀也逐步消失。而以考经证史为重要特色的考据学兴起，推动着学术向着无聊的方向发展。考据学对清代学术的败坏，不但表现为它彻底断送了古代哲学的发展，也表现为它促使知识界彻底地进入了“考古期”（然而，对于这种说法，学界明显有着不同意见，例如有学者认为清朝通过发展「考据学」带来了中国哲学的发展[85]；亦有学者指出考据学经由归纳法所达成的具惯通或通则特征的系统性，具有科学精神[86]）。满清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制造了几百起的文字狱，还将百万以上的知识分子流徙到穷山恶水的满洲。并称康乾对文人的极端摧残焉能不导致文化的凋敝，于是乎八股与考据得以茁壮成长[16]。但实际上八股文是由明朝开创并发展完善的[87]；而考据学也是清初学术思想呈现实用主义的风气的体现，发展出实事求是的“朴学”又称考据学[88]。

除了文字狱以外，清人又藉编修《四库全书》等机会，大规模禁毁各类书籍数千种[50][89]。

中国古代科学曾经非常发达，但是后来逐渐萎缩。有说法称明中晚期时中西方之间仍是互有短长（但实际上到明朝中后期时，中国的科学发展已经全面落后于西方[90][91]），到了清朝时期科学被认为是「奇技淫巧」（但实际上在儒学占统治地位的古代中国，科技向来不被人重视，被归为“奇技淫巧”[92]），不能登大雅之堂。古代数学书已经失传，在乾隆编辑《四库全书》的时候才发现。而此时的西方却截然相反，到了17世纪至18世纪，西方的自然科学迅速发展起来，涌现出伽利略、牛顿等一大批杰出科学家，为西方社会的近代工业革命提供了知识源泉[66]。经过清朝200多年，中国的科学技术已全面落后于西方。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等方面，中国比西方晚了几乎两个世纪，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些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才缓慢地介绍到中国[53]。然而事實上，中國在清朝之前的明朝數學和天文學就出現了大倒退，在明朝年間失傳的宋元兩代的數學知識經過清代學者梅穀成等人重新發現並加以研究[93]；明朝初期全面禁止天文學的發展，之後放寬禁令後有學者編寫了一部天文著作，可是無人問津、不被重視且「未曾用之」，令到後來明朝在天文學方面要依賴外國傳教士的貢獻利瑪竇[94]。

清朝對天文學有相當程度的重視，從順治到乾隆期間命傳教士製造以及添加不少天文儀器如赤道經緯、黃道經經緯、簡平儀等，同時有相關天文學術著作出現，亦改善和編製了較為先進的曆法。西方的物理學知識也從明朝末年起一直在中國傳播，康熙年間的學者戴震就写有关于阿基米德定律的作品，傳教士南懷仁著有《熙朝定案》等介紹各種工程技術的作品外，亦著有《驗氣圖說》和《形性理推》等對中國的物理學界產生了一定影響的介紹西方光學知識的書籍，並在一定程度下讓一些學者啟迪進而研究光學，例如在康熙年間寫有《鏡史》一書的孫云球以及在十九世紀前期寫有《鏡鏡詅痴》的鄭復光；在對待西洋器物方面，清代有不少學者、匠師和科學家如黃履莊、黃履、孫玄球等對西方「奇器」有一定的研究和高度仿製，西方「奇器」在一定程度上亦推動了中國的物理實驗和機械製造的發展。

另外，康熙年間有不少精通醫術的傳教士如張誠和白晉等向中國傳授西方醫學，並且被容許在入職朝廷、建立試驗室傳授解剖學知識，康熙對此深感興趣，以致在一次研探解剖學時得病。法國傳教士巴多明（Dominicus Parrenin）用滿文翻譯人體解剖學方面的著作並名之為《欽定格體全錄》，巴多明和白晉也在康熙的支持下翻譯出有關人體血液循環的著作，並且在北京傳播相關知識。西方傳入的醫學知識和理論亦引起了中國醫學界人士的注意，例如清初劉獻廷研究過人物圖說等西方醫學著作，乾隆年間著有《醫林改錯》的醫學家王清任亦十分重視解剖學：「著書不明臟腑，豈不是痴人說夢，治病不明臟腑，何異於盲子夜行！」[95]。

外交與海外貿易

有說法稱康乾时期的中国外交日益保守和封闭，清政府自认为是“天朝大国”对海外贸易有严格规定，严禁百姓随意出海；若出海，船只大小有限制，铁器不能带，粮食不能带多；到了海外限定必须两年回来，否则回国之后将被没收财产、充军戍边。限制贸易，无疑也就阻碍了经济的前进；另一方面对中国人民的思想也是束缚，看不到外面的情况，视野受到限制。乾隆时期仅仅因为马戛尔尼团队不给自己磕头这一礼节问题而把人赶走，也使中国失去了了解世界的一次机遇，中国被远远地被落到后面去了[66] 。

然而，马戛尔尼向清朝提出的要求被指侵犯中國主權，當中六項要求如下：

  1. 要求英國貨船能到浙江、天津等地收泊；
  2. 要求在北京設立商行；
  3. 要求在珠舟山佔一島嶼，以便英國人居住和收存貨物；
  4. 要求在廣州城劃一地方居住英國人，或者居住澳門之人出入自便；
  5. 要求准許英商從廣東內河航行澳門，貨物不納稅或少納稅；
  6. 要求確定關稅條例。

乾隆帝隨之復信批駁以上要求，信中有妄自尊大的一面，但西方史學家往往斷章獨引「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這句話證明清朝「閉關鎖國」，但對英國侵犯中國領土完整及關稅自主的六項要求卻避而不談[96]。

乾隆帝亦在回信中宣稱“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貨物以通無有”，在接見马戛尔尼使團時為了給對方留下“伟大的大清帝国不可能对遥远的小岛国家英国有任何的兴趣”的印象而問道：“英國距離俄羅斯有多遠？他們的關係是否友好？意大利和葡萄牙是否距離英格蘭不遠？是否向英格蘭朝貢？”，当马戛尔尼使團向乾隆展示英国海船的模型时，他详细询问了关于军舰上零件以及英国造船业的问题，次日，乾隆就密令军机大臣传谕两广总督：“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需要振作海防，提高警惕[97]。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东亚几乎所有国家，包括朝鲜和日本，都处于严厉的锁国状态。朝鲜当时被称为“隐士之国”（Hermit kingdom），因为它将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98]而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早在明末（1633年）就开始頒布第一次鎖國令，严禁日本人与外国贸易，禁止日本与海外交往，同时禁止日本人出国以及在外的日本人回國，甚至禁止制造适于远洋的船只。随后锁国令又颁布了多次，成为德川幕府的长期外交政策。1647年葡萄牙船來到日本，要求恢復外交關係，但被幕府拒絕。日本直到19世纪中叶才被迫打开国门。[99]在中国，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後，康熙接受东南沿海的官员请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但对于与西洋的贸易，康熙帝则十分谨慎指出“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100]

法國漢學家杜赫德指出，在清朝的統治下，原本閉關鎖國的中國逐漸向外界開放，並維持著國內、近鄰貿易以及歐洲貿易[101]。甚至說全歐洲的貿易量都無法跟巨大的中國貿易量相比[102] ,並且說中國的各個省就相當於歐洲的各個王國，他們各自擁有自己豐富且多種多樣的特產進行貿易，而且這傾向於聯盟保護的形式，在所有的城市裡也一樣[103]，以至官員們在商業界裡都擁有自己的股份／分成，他們當中有部分人會將他們的金錢委托給值得信任的人打理以保證他們的資產在商業往來中取得成果，連平民百姓也可以從商業貿易中得益[104] 。同時記載了清朝市集的繁華程度和中外商家的貿易情況，並稱中國商人在交易時都很誠實[105][106]。

中西方的贸易在乾隆年间获得了相當的发展，創始英国每年要从中国进口2300万镑红茶，这些茶叶带来的茶叶税，为英国王室提供了十分之一的收入来源。与此同时，每年有3000万两白银流入中国[97]。

社会

儘管在康熙晚年發生過《南山集》案，但對於某些“勝國（明朝）遺民”的反清思想，康熙皇帝在大部分情況下都以寬容的態度對待，不少著作例如僧函可的《千山詩集》、顧炎武“違礙之處觸目皆是”的《顧炎武詩文集》和王夫之的《讀通鑑論》都陸續結集出版：「在顧炎武的著作裡記了莊氏《明史》案以及自己如何以死相拒參加官修《明史》，當中還以“北去（按原抄本作“胡裝”）三百舸，舸舸好紅顏”之類的詩句對清朝初年滿洲貴族暴行的無情鞭撻。王夫之的民族情緒較之顧炎武猶有甚者，他在《讀通鑑論》中說，天下之大防有二，首先就是“華夏”和“夷狄”。在他看來，“夷狄”乃“異類”，“殲之不為不仁，奪之不為不義，誘之不為不信”，這簡直在公然號召漢族人起來造滿洲的反，然而在當時都未予追究」[107]。同為晚明清初著名學者以及在其著作《留書》和《明夷待訪錄》中激烈批判清朝統治者的黃宗羲，在康熙時代也逐漸稱清朝為「國朝」和清朝的統治為「王道」：「晚年的黃宗羲一改“太平有策莫輕題”之初衷... 書中稱清朝為“聖朝”、“國朝”，稱清聖祖為“聖天子”，稱清兵為“王師”，甚或一改《明夷待訪錄》之用中性干支紀年而採用清朝正朔。相應地，在梨洲（黃宗羲）晚年的詩文和書信中，讚美清朝的字眼不一而見。如稱清朝為“國朝”，稱清軍為“王師”，稱清聖祖為“五百年名世，於今見之”的“聖主”、“聖天子”，其統治為“王道”。」[108]。以至有學者指出，進入康熙年間，江南大部分儒士態度逐漸轉變，放棄了反清鬥爭並且承認清朝統治的合法性：「正如周學軍在《明清江南儒士群體的歷史變動》一文中，經過對江南知識分子對清態度變化的分析，從而指出到康熙朝以後，江南“大部分儒士則逐漸放棄了反清鬥爭，轉而承認統治的合法性，民族鬥爭漸趨回歸社會批判運動。」[109]

可見，跟前朝（明朝）有大量有識之士因不願意出仕為官而自殘抗議[110]的情況，清朝表現得明顯有所進步。

根據馬戛爾尼的日記著作《A Journal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他對中國的平民百姓有不少正面描寫，例如他發現中國的水手相當強壯，工作時會哼歌但勤懇且紀律嚴明，認為他們聰明並忠於職守[111]。看到有一些婦女靈活地行走，讓他想起有纏足這種習俗的在北方省份的底層婦女中已經很少見的一種說法，並形容這些婦女從臉上看似飽經風霜，但依然氣色良好、頭髮整齊，孩子眾多而大多一絲不掛。對於他看到的中國男性，他發現中國的男性大多樣貌美觀，精神良好，而且身軀健壯[112]。對於這種景象和中國人的樣貌，馬戛爾尼表示在當時情不自禁地想喊出莎士比亞的米蘭達在《暴風雨》：

[113][114]

在馬戛爾尼周遊中國的旅程中，看到乾淨整潔的農事，見到了辛勤勞動的平民百姓，百姓的臉容，馬車在道路上疾馳，恍惚自己身在英格蘭，回想起自己舊時的美好回憶[115]。

對於清朝公職人員的印象，馬戛爾尼在天津時受到當地官員的熱情款待，當地高級官員還向他們送上超乎他們所需的糧食，以至他寫道只有在東方，外國人才會受到如此熱情好客的款待和尊重[116]。馬戛爾尼亦稱當中兩名分別姓萬和周的官員為聰明，坦率，而且健談的人[117] 。此外，馬戛爾尼亦稱讚熱情地款待馬戛爾尼一員的直隸總督相當有禮貌，並且對中國的建築大加讚賞[118]。在宴會期間，馬戛爾尼稱無法用任何言語表達出該名總督的謙遜和高貴端莊，並感謝這位仁慈且值得敬佩的年老總督細心地聽取馬戛爾尼一員關於船舶方面的請求，馬戛爾尼亦表示對中國的高層官員以慈愛與謙遜對待下屬和平民百姓表示震驚[119]。儘管當時中國在外國人的印象中比起其他國家更注視階級長幼觀念以及比較推崇家長制，馬戛爾尼發現清朝的官員也是會以謙遜尊重的態度對待自己家的僕人，主僕關係非常融洽親密且真誠。而中國的父母也會以慈愛與寬容對待他們的孩子，並且指出有些中國父母偶然會賣掉自己親身孩子，但只會在父母處於極端無助的情況下才會發生[120]。 總體而言，馬戛爾尼對中國平民百姓的評價大致上為正面，稱他們性格頑強，富有商業頭腦，在繁雜的體力勞動中依然能保持樂觀開朗的心態，在工作中會發生爭吵甚至打鬥，但只是在極端情況下且不常見，馬戛爾尼認為這是因為有嚴厲的法律抑制他們的行為，因為他知道在中國殺人償命的法律，不論有意無意，亦不論是否僅僅出正當防衛[121][122]。對於上述馬戛爾尼對中國清朝的描述，前朝（即明朝）的利瑪竇身處的環境卻有明顯的分別：「大臣們作威作福到這種地步，以至於簡直沒有一個人可以說自己的財產是安全的，人人都整天提心吊膽，唯恐受到誣告而被剝奪他所有的一切。正如這裡的人民十分迷信，所以他們也不大關心什麼真理，行事總是十分謹慎，難得信任任何人」[123]。

说法来源

关于康乾盛世说法开始于1980年代，最初是清史界兴起，渐为中国史学界所采用，进而影响到全社会。虽然称颂“盛世”并非始于清人，但是到了清代，官方文献中所大量出现之赞美本朝为“盛世”的文字，其使用频率之高、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以往的朝代[50] [124]。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时期的欧洲正处于长时间的对中国十分追捧的“中国热”中，且这种时尚在18世纪中叶（时为中国乾隆前期）时达到顶峰[125]。

到了晚清时期，清朝国势式微，士大夫还是习惯用“盛世”一词谀颂清朝，有关“盛世”的著作仍层出不穷[50][126]。這種情況，跟明成祖在國家“财力大窘”和在位期間連續發生四十多起人民動亂和加重政府腐化的狀態下亦常以“圣主”和“明君”自許有類似之處[127]。

評價

負面評論與記載

尽管清朝在康雍乾三朝时达到顶峰，18世纪被视为清朝的最繁华时期，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段时期代表了中华文明的一个新的高峰[參 16]。但这段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仍颇具争议，以致学界对“康乾盛世”是否真的存在尚存争议；虽然康乾时期的人口和粮食产量呈快速增长态势，但与同时期的欧洲国家英国来横向比较的话，无论从存量还是从增速来看均具有较大差距。此外有说法称康乾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不高、生产力水平低下、军事实力不强、文化事业停滞不前，政治制度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有学者认为“康乾盛世”并不存在[128]。某些史学家也不赞同“康乾盛世”的提法，如周思源不同意康乾时期是“盛世”，只能稱“康乾之世”。[參 17]他的主要理由有：汉唐之所以公认为盛世，与其政治环境宽松、精神昂然进取有很大关系。而康雍乾三朝最大的失误就是禁锢思想，以文字狱为代表的严厉的残酷的禁锢思想。至于“康雍乾时期的经济发展，是明末以来战乱频仍之后的一种恢复性发展。而并不是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和使用新的科学技术引起的生产力革命性大提高。”[註 10]

清初以敢言而闻名的思想家和政论家唐甄所著《潛書》曾描述：「清興五十年來，四海之內，日益困窮，農空、工空、市空、仕空。」[參 18]（然而在清初50年的後期才正式為康乾盛世的開端），并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认为“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129]

鲁迅说他看了外国人的一些记载，怀疑康乾盛世完全是文字狱吹出来的[參 19]。鲁迅对康乾时期的重要文化成就之一《四库全书》多次发表批判言论，如“清人篡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參 20]

然而，在18世纪康乾盛世期间，当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们将当时的中国图景呈现在人们面前时，立即引来整个欧洲對中國的強烈向往。结果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100余年间，在欧洲形成了長時間的“中国热”。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热”期间，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欧洲都对中国极为追捧，以至于在1769年曾有欧洲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对中国风的狂热追逐曾經是當時欧洲社会的普遍时尚。這種時尚滲透到了歐洲人生活的各個層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裝飾、園林建筑等。[參 21][參 22]

不過，在欧洲普遍流行“中国热”、对中国持正面态度的同时也存在某些不同的声音。如在佩雷菲特的書中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國出使清廷的馬戛爾尼使團的出使任务以失败而归国期间，其副使斯當東見聞卻是：「（某地）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人們衣衫襤褸甚至裸體……我們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搶著吃。」而馬戛爾尼本人則認為：「人民生活在最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懼之中，所以人們膽怯、骯髒並且殘酷。」[參 11]，并认为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内中国没有改善和前进，相比欧洲反而倒退了。[參 23] 到19世纪马克思也称康乾时期为“奇异的悲歌”：“一個人口幾乎佔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參 24]。

佩雷菲特書中的马戛尔尼还研究了清朝的法律，认为「一个民族的法律是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性格明白无误的见证」。「天朝的法律只是十分细致并不断地干涉个人行为」所以，它不可能强盛，它的衰亡是必然的，因为「一个民族是否强盛和幸福完全要严格地取决于它的每人诚实的荣誉感是否强烈」[130]。

正面評論與記載

然而根據馬戛爾尼的日記記載，他本人對中國事實上有不少正面評價和描述，對上述資料的描述近乎相反。

馬戛爾尼一行人經過直隶省的清河镇時，马戛尔尼稱讚當地人的勤俭和诚实以及環境建設：「吾侪自馆舍出发，行四英里半出北京城，又行五英里至清河。稍息，进早食。清河乃一小镇，有城墙卫之，自清河前行，一路景色绝佳，道路亦平坦极利行车。而人民勤俭、诚实之状复与英国人民相若。吾行至此，恍如置身于英国疆土之中，不禁感想系之矣。」 [131]

對揚州的商業堪盛和境色的描述：「至扬州，其地商业堪盛，吾等本拟在此略作休止。兹以松大人已改换计划，拟抵杭州后始命停船，故此间并未耽搁，扬州名胜之区仅在吾眼帘中一闪而过也。」 [132]

馬戛爾尼亲口转述一位常驻中国的英国神父劳克斯的言论：「又言：『我辈读中国历史证以目睹，则中国社会似尚无显著之缺点，唯残害婴儿一事，吾西人以为极背天理，华人则视为无足轻重，即日日见之，亦不以为怪。』」 [133]

馬戛爾尼对于中国工业的描述，：“中国工业虽有数种，远出吾欧人之上，然以全体而论，化学上及医学上之知识，实处于极幼稚之地位。”[134]

另外，馬戛爾尼访华团的成员之一爱尼斯·安德逊对中國乾隆年间刑法方面亦有正面評價與概述：「杀头案在中国是非常少见的。关于这问题，我甚为注意而且好奇地去打听，一有机会就向人探问，我不只问过一个人，有好几个人，至少有70岁高龄的老人，他们从未见过或听到过有杀头处刑的事……」。他同時讚揚中國的犯罪率低，發達的商業狀況和農作物的豐盛：「……比较轻的刑事案，在这人口非常多、商业又发达的国内也不常有。」；「周围是各种富饶的农作物，广阔的草场上满布着绵羊和最肥美的牛。他们的园圃看上去可以供应家庭所需也能观赏，它同时生产大量的蔬菜和水果；这美妙的景色使我的眼光缭乱」。

除了馬戛爾尼本人，其访华团的成員在中國多處亦有詳細的描述，例如天津「富饶丰盛」的郊區農村，以及都是砖砌房屋且悦目的市鎮“曹東浦”：「我们经过的农村依旧是一片富饶丰盛的面貌，虽然有些部分比以往所见的多些变化，参差不齐。上午我们经过一市镇名“曹东浦”。这镇靠在河边，看来很悦目，地区相当广阔。房屋是砖砌的，一般不超过一层房；显然的特点是房屋前面都有墙。」；在描述北京郊区“吉阳府”、以及对整个直隶省的時指出了清朝時期中國人口的稠密時形容「（每）走过的乡村前后每1英里路上的人数足以充塞我们英国最大的市镇」，並指出散佈在道路两旁和田野之间的不少别墅田庄证明了當地的富裕[135]；除了描述山东省南部的自然環境，同時亦描述出「巍然的房屋」、「高耸的宝塔」以及「颇有哥德式建筑之风」的环湖高处的房屋[136]；到广州城参观時有如此描述：「这城市的街道一般是15英尺到20英尺宽，用宽大的石板铺砌，房屋超出一层的很少，用木材和砖建筑。商店的正面大门之上有漂亮的阳台，因而门前形成一街檐，用各种油漆装修得很美丽」，认为广州城发展得不错，並對城市裡的多間服装店，丰富的皮料，以及因皮料在當地顯然不單屬於上流人士而感到驚異[137][138]。

馬戛爾尼亦稱「中國政府的行政機制和權力是如此的有組織和高效，有條件能夠迅即排除萬難，創造任何成就」[139][140]。

亦有学者指出尽管并非一切皆好、一点缺欠也没有，但从国家实现统一、国家疆土受一个政权管辖；经济发展繁荣、国家积蓄丰厚；政局稳定、社会长治久安；国力强大、拥有雄厚的军事力量、有足够的实力保卫国家安全；文化昌盛、教育发展等五大方面判断出以康雍乾三朝所取得的巨大甚至超越前代的成就，名为“盛世”是当之无愧的。[141]

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對周思源作出了反駁，指出「整个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都没有“新的生产方式”与“新的科学技术”，都是专制的封建制度。按照周先生（周思源）的理由，中国封建社会就不会有什么“盛世”。」；亦指出“盛世有阴影，衰世也有希望”，不認為「盛世就是美哉善哉，万事大吉。这不是客观的历史事实，也不是辩证的思想方法。」 ；同時指出清初大概只用100多年时间使粮食生产翻了一番多。在当时农业技术并无显著提高的水平下，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不但恢复了明末的水平，而且大踏步地前进了。这是广大农民的努力，也离不开清政府重视农业，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减轻赋税，推广高产作物（玉米、甘薯、花生）以及鼓励和默许移民等政策的结果[142]。

日本人亦尊重和推崇康熙和雍正，有日本學者翻译了《圣谕》，并且称呼康熙帝为“上国圣人”，康熙的訓渝《十六條》，以《聖渝廣訓》書名刊行，天明八年（公元1788年）並附以雍正對十六條訓渝的敷衍釋文於書後再次出版。稱該訓渝“實為萬世不易的金言”，對雍正亦稱為“希世仁君”[143][144]。

注释

  1. ^ 康雍乾三朝盛世.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
  2. ^ High Qing.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
  3. ^ 康乾盛世藏富於民.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
  4. ^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姜公韜. 《中國通史 明清史》〈第六章 清朝的極盛與中衰〉. : 第104頁－第112頁. 
  5. ^ 《乾隆起居注》六十年八月：「各省督撫中廉潔自愛者，不過十之二三。」. 
  6. ^ 6.0 6.1 6.2 姜公韜. 《中國通史 明清史》〈第六章 清朝的極盛與中衰〉. : 第1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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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美）William Worthen Appleton. A Cycle of Cathay: The Chinese vogue in England during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17至18世紀英國的中國熱）. 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 1951. 
  10. ^ 17、18世紀歐洲的中國風（一） （二）.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
  11. ^ 11.0 11.1 （法）佩雷菲特 著 王國卿等 譯. 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台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3. ISBN 9787108026934.  引用错误：带有name属性“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的<ref>标签用不同内容定义了多次
  12. ^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姜公韜. 《中國通史 明清史》〈第六章 清朝的極盛與中衰〉. : 第113頁－第115頁. 
  13. ^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三部分，第十一章，165页
  14. ^ 17、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一）
  15. ^ 17、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二）
  16. ^ High Qing.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
  17. ^ 周思源, 《正确看待康雍乾之世》 
  18. ^ [清] 唐甄. 潛書︰附詩文錄（繁體版）. 台北: 中華書局. 2009. ISBN 9787101067033. 
  19. ^ 《买小学大全记》
  20. ^ 鲁迅. 《且介亭杂文》. 
  21. ^ 17、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一）
  22. ^ 17、18世纪欧洲的中国风（二）
  23. ^ 许涤新、吴承明. 第四章第一节.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人民出版社. 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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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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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法國人白晉评价康熙：「康熙皇帝經常到各地巡視，以便了解百姓的生活情況和官吏們的施政狀況。在這樣的觀察時，即便最卑賤的工匠和農夫，皇帝也允許他們接近自己，並用非常親切溫和的態度詢問他們，這常常使得普通百姓至為感動。康熙皇帝會經常向百姓提出各種問題，​​並且他一定要問到的問題是他們對當地的官吏是否滿意。如果百姓普遍傾訴對某個官員的不滿，康熙皇帝會將他撤職。但是如果百姓讚揚到某個官員，他卻並不一定僅僅因此就提升那個官員。」
  4. ^ [法國] 白晉，《康熙大帝》，載《老老外眼中的康熙大帝》，人民日報出版社，2008年版，第１９頁。
  5. ^ 而且「康熙皇帝的孝順和感恩是如此罕見，他因此獲得了舉國百姓的尊敬和擁戴。」
  6. ^ [法國] 白晉，《康熙大帝》，載《老老外眼中的康熙大帝》，人民日報出版社，2008年版，第４５頁。
  7. ^ 白晉亦提到康熙對賑濟災區與安撫饑民的手法：「我們在北京的其中兩年，我們親眼目睹了以下這些確證的事實。當時，兩三個省遭受了大旱災，造成農業嚴重欠收。康熙皇帝為此深為憂慮，他免除了這些省份的賦稅，並設立常平倉進行賑恤，但仍不能滿足災區的需要，於是，他又向災情最為嚴重的地區調撥了大量的糧食和巨額款項。為了進一步賑濟災區的窮人，康熙皇帝又採取了捐官的政策，允許富人中有學識的人，如果能夠通過做官資格的考試、證明他確有才幹，並向災區捐獻一定數目的糧食，便可買到一個相應的官職。當時，為了尋求生路，大量的窮人紛紛湧入北京，康熙皇帝下令把這些人全都招用於六部官署的建築工程，從而找到一個既幫助了窮人又使他們對社會有所貢獻的辦法。並且，這個辦法也有利於安撫饑民，防止他們因走投無路而發生動亂。」
  8. ^ [法國] 白晉，《康熙大帝》，載《老老外眼中的康熙大帝》，人民日報出版社，2008年版，第１８頁。
  9. ^ 比利時人南懷仁對康熙的評價：「（康熙）親切地接近老百姓，力圖讓所有人都能看見自己，就像在北京時的慣例一樣，他諭令衛兵們不許阻止百姓靠近。所有的百姓，不管男女，都以為他們的皇帝是從天而降的，他們的目光中充滿異常的喜悅。為一睹聖容，他們不惜遠涉跑來此地，因為，對他們來講，皇帝親臨此地是從不曾有過的事情。皇帝也非常高興於臣民們赤誠的感情表露，他盡力撤去一切尊嚴的誇飾，讓百姓們靠近，以此向臣民展示祖先傳下來的樸質精神。」
  10. ^ [比利時] 南懷仁，《韃靼旅行記》，載《老老外眼中的康熙大帝》，人民日報出版社，2008年版，第６３頁。
  11. ^ 《清史稿·徐元梦传》载：侍讲官徐元梦因不会射猎，遭皇上责备，上疏辩白，令杖五十，抄没家产，父母发边。次日，康熙气消，令太医为徐治病，照常侍讲。徐求释父母，才令追回。冬天，有人劾某学士与徐互相标榜，徐被削去官职，投下大牢。翌年被判绞刑，康熙改为重刑，鞭百枷示三月，入内务府服劳役。五年后，康熙想到徐还忠诚，又令回上书房侍讲。
  12. ^ 《圖說天下：清》，吉林出版集團，2009年5月版，第95頁
  13. ^ 引用錯誤：頁面正文含有沒有分組的<ref>標籤
  14. ^ 鄭永昌《御駕南巡 規劃河工－院藏乾隆南巡紀程圖考析》，《故宮文物月刊》，第357期，2012年，第42-51頁
  15. ^ 《乾隆英使覲見記》，百花文藝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２０４頁
  16. ^ 16.0 16.1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全面颓废崩溃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17. ^ 【自由時報】吃番薯 營養師：好處多多
  18. ^ 侯杨方《美洲作物造就了康乾盛世？ ——兼评陈志武〈量化历史研究告诉我们什么？〉》，南方周末，2013-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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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民国续修莱芜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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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张祥稳，《清代乾隆时期自然灾害与荒政研究》。
  27. ^ 《乙丙日记》卷3：“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种植之法既精，糠核亦所吝惜，蔬果尽以助食，草木几无孑遗，犹不足养，人事之权殚矣。”。
  28. ^ 史志宏，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清代户部银库收支和库存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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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 《清代學術概論》：「此二百餘年間總可命為中國之『文藝復興時代』，特其興也，漸而非頓耳。然固儼然若一有機體之發達，至今日而蔥蔥鬱郁，有方春之氣焉。吾於我思想界之前途，抱無窮希望也……吾輩尤有一事當感謝清儒者，曰輯佚。書籍經久必漸散亡，取各史藝文、經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見也。膚蕪之作，存亡固無足輕重；名著失墜，則國民之遺產損焉。乾隆中修《四庫全書》，其書之采自《永樂大典》者以百計，實開輯佚之先聲。此後茲業日昌，自周秦諸子，漢人經注，魏晉六朝逸史逸集，苟有片語留存，無不搜羅最錄。其取材則唐宋間數種大類書，如《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最多，而諸經註疏及他書，凡可搜者無不遍。當時學者從事此業者甚多，不備舉。而馬國翰之《玉函山房輯佚書》，分經史子三部，集所輯至數百種，他可推矣。遂使《漢志》諸書、《隋唐志》久稱已佚者，今乃累累現於吾輩之藏書目錄中，雖復片鱗碎羽，而受賜則既多矣。」
  83. ^ 李曉丹，王其亨，金瑩《17-18世紀西方科學技術對中國建築的影響——從《古今圖書集成》與《四庫全書》加以考證》，故宮博物院院刊 2011年03期
  84. ^ ［德］夏瑞春《德國思想家論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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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 《戴震學的形成: 知識論述在近代中國的誕生》，52页
  87. ^ 明朝的科举和八股文
  88. ^ 清之文化略介
  89. ^ 孟森曾论到：今检清代禁书，不但明、清之间著述，几遭尽毁，乃至自宋以来，皆有指摘，史乘而外，并及诗文，充其自讳为夷狄之一念，不难举全国之纪载而尽淆乱之，始皇当日焚书之厄，决不至离奇若此。盖一面毁前人之信史，一面由己伪撰以补充之，直是万古所无之文字劫也。
  90. ^ 《浅析明朝中后期以后中国科学发展落后于西方的原因》，第1页
  91. ^ 《中国宰相传—亡国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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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 《萬曆野獲編》卷二十，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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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 从锁国走向开国的日本
  100. ^ 《清圣祖实录》
  101. ^ ‘Their Ports under the Emperors of their own Nation were always shut up to Foreigners, but since the Tartars are become Masters of China they have been open to all Nations. Thus, to give a full Account of the Chinese Trade, we may speak of that carried on among themselves and their Neighbors, and then of that carried on by the Europeans with them. ’。
  102. ^ ‘The Trade carried on within China is so great that that of all Europe is not to be compared therewith;’
  103. ^ ‘...the Provinces are like so many Kingdoms, which communicate to each other what they have peculiar to themselves, and this tends to the Preservation of Union, and makes Plenty reign in all the Cities. The Provinces of Hou quang and Kiang Si supply all the Provinces with Rice that are not well provided; the Province of Tcbe kiang furnishes the finest Silk; Kiang nan Varnish, Ink and curious Work of all forts; Yuan, Chensi, and Chan si yieldIron, Copper, and several other Metals, Horses, Mules, Furs, etc. Fo kien has Sugar and the best Tea; Se tcbuen, Plants, Medicinal Herbs, Rhubarb, etc. and so of the rest; for it is not possible to describe exactly the articular Riches of every Province.’
  104. ^ ‘The Mandarins themselves have their Share in Business, and there are some among them who give their Mony to trusty Merchants to increase their Income in the way of Trade. In short there are none but the poorest Families, who but with a little Management can find means the subsist very easily by their trade. There are many families whose whole Stock does not amount to a crown, and yet the father and mother, with two or three children, and maintained by the little trade that they carry on, get garment of silk of days of ceremony, and in a few years time enlarge their commerce to something considerable.’
  105. ^ ‘In a word the most frequented fair is but a fair resemblance of the incredible crowds of people that are to be seen in the generality of cities, who either fell or buy all sorts of commodities. It were to be wished the Chinese Merchants were more honest in their dealings, especially when they trade with foreigners they always endeavor to fell as dear as they can often make no scruple of adulterating their commodities.
  106. ^ Du Halde, J.B., London‘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107. ^ 郭成康，《清代文字獄》
  108. ^ 《清初遺民社會》，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第344頁
  109. ^ 《論中國古代正統觀的演變與中華民族融合之關係》，載自《史學理論研究》，1999年04期
  110. ^ 《大誥三編》：「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
  111. ^ "The Chinese sailors are very strong and work well, singing and roaring all the while, but very orderly and well regulated, intelligent and ingenious in contrivance and resurce, each of them seeming to understand and excrcise his proper share of the business and labor going forward."
  112. ^ "Among those who crowded the banks, we saw several women, who tripped along with such agility, as induced us to imagine their feet had not been crippled in the usual manner of the Chinese. It is said indeed that this practice, especially among the lower sort, is now less frequent in the northern provinces than in the others. These women are much weather-beaten but not ill featured, and wear their hair (which is universally black and coarse) neatly braided, and fastened on the top of their heads with a bodkin. The children are very numerous and mostly stark naked. The men in general well-looking, well limbed, robust and muscular.
  113. ^ I was so much struck with their appearance, that I could scarcely refrain from crying out with Shakespear's Miranda in the Tempest:Oh wonder!How many goodly creatures are there here,How beauteous mankind is! oh brave new worldThat has such people in it."
  114. ^ Barrow, J (1807). “Some Account of the Public Life, and a Selection from the Unpublished Writings, of the Earl of Macartney”, London
  115. ^ “during all this day, the neat husbandry of the country, the industry of the people, and the air of business that appears in their faces, the goodness of the road, and the circumstance of travelling in a post-chaise, almost made me imagine myself in England, and recalled a thousand pleasing ideas to my remembrance.”
  116. ^ "At noon two Mandarines of high rank, attended by seven large junks, laden with variety of provisions for our ships, came along side. The profusion of these was so great and so much above our wants, that we are obliged to decline accepting the larger part of them... In truth, the hospitality, attention, and respect which we have experienced at Tyron, Chusan, Ten-chou-fou, and here, are such as strangers meet with only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world."
  117. ^ "The two Mandarines seem to be intelligent men, frank and easy in their address and communicative in discourse."
  118. ^ “The viceroy received us at the gate with distinguished politeness and a air of cordiality, and led us into a great saloon which was soon filled by his officers and attendants, from whence, after drinking tea, we removed to another apartment, to which we passed through a spacious square court, each side of which was formed by magnificant buildings, much resembling those in my book of Chinese drawings. The ornaments were so brilliant and so diversified, that I at first imagined them to be of wood, painted and highly varnished but, on a nearer inspection, I found them to be of porcelain and tiles of various molds and colors. Though the Chinese architecture is totally unlike any other, and most of its combinations and proportions contradictory to ours, yet its general effect is good, and by no means displeasing to the eyes.”
  119. ^ “It is impossible to describe the ease, politeness, and dignity of the viceroy during the whole conference, the attention with which he listened to our requests, and the unaffected manner in which he expressed his compliance with them. With regard to the ships, imagining their stores must have been exhausted in so long a voyage, he offered to supply them with twelve months provisions immediately. I hope this does not forebode his wished for our speedy departure. He is a very fine old man, of seventy eight years of age, of low stature, with small sparkling eyes, a benign aspect, a long silver beard, and the whole of his appearance calm, venerable, and dignified. During the course of this visit, I was particularly struck with the apparent kindness and condescension with which the people of rank here speak to, and treat their inferiors and lowest domestics”
  120. ^ “Although the difference of ranks be perhaps more distinctly marked in China than in any other country, yet Loften observed that the Mandarines treat their domestic servants with great condescension, and talk to them with good nature and familiarity; but in return an unremitted attention and obedience are expected and never withheld... A Chinese family is regulated with the same regard to subordination and economy that is observed in the government of a state; the paternal authority, though unlimited, is usually exercised with kindness and indulgence. In China children are indeed sometimes sold, and infants exposed by the parents, but only in cases of the most hopeless indigence and misery, when they must inevitably perish if kept at home; but when the thread of attachment is not thus snapped asunder by the anguish of the parent, it every day grow stronger and becomes indissoluble for life.”
  121. ^ The common people of China are a strong hardy race, patient, industrious, and much given to traffic and all the arts of gain; cheerful and loquacious under the severest labor, and by no meas that sedate, tranquil people they have been represented. In their joint efforts and exertions they work with incessant vociferation, often angrily scold one another, and seem ready to proceed to blows, but scarcely ever come to that extremity. The inevitable severity of the law probably restrains them; for the loss of a life is always punished by the death of the offender, even though he acted merely in self-defence, and without any malice aforethought.
  122. ^ Barrow, J (1807). “Some Account of the Public Life, and a Selection from the Unpublished Writings, of the Earl of Macartney”, London
  123. ^ 《利瑪竇中國札記》第一卷，第九章
  124. ^ 《四库全书》康、雍、乾三朝的几种官书所使用的“盛世”一语，如《万寿盛典初集》（康熙五十六年）出现73次、《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乾隆三年）出现52次、《钦定千叟宴诗》（乾隆五十年）出现39次、《八旬万寿盛典》（乾隆五十七年）出现62次。而其语意也十分雷同，无非「恭逢盛世」、「盛世丰年」、「太平盛世」等熟烂套语。三朝君臣对于“盛世”一语之偏爱，由此可见从康熙晚年开始，以“盛世”谀颂本朝已经成为风气。历经三朝，此风久兴而不衰。不难推知，当时君臣是在构建一幅政通人和、主圣臣良的“盛世图景”，其用意是以此粉饰升平、维系人心、稳固统治。有的时候，这种粉饰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比如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称：「盖列祖之至德感孚，奉若天道者，为从古之极盛，是以皇天之保佑，申命恩厚于我朝者，为从古之极隆。」
  125. ^ “春天”吹来清新中国风
  126. ^ 左宗棠在其《议减杭嘉湖三属漕粮大概情形折》中，仍称“臣等躬逢盛世”，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奏折作于同治三年（1864）十月，当时太平天国运动的烽火尚未最后平息。此外，文人笔下，文康《儿女英雄传》还要“点缀太平盛世” ，而诸如《盛世危言》 、《盛世元音》 、《盛世人文初集》等名目。
  127. ^ 白寿彝《中国通史》，明时期下册：「唐赛儿起义是人民群众对永乐太平盛世的断然否定，是对朱棣“以爱民为本”的统治的恰当评价。仅就《明太宗实录》统计，永乐一朝所谓“民乱”、“强贼”就达四十起之多。永乐末年，山西、河北，甚至号称富庶的苏、常、嘉、湖等地都出现了成伙的“强盗”和大批“流民”。」「亦常以“圣主”“明君”自许，希望留芳百代，但朱棣为政过猛，步伐太急，给当时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再加上他好大喜功，而财力、精力有限，不免顾此失彼。南征安南，战争持续近二十年，八十万大军疲于奔命；郑和六下西洋，“费钱谷数十万，军民死者以万计”，修建北京宫殿，赴四川、云、贵、湖广采木，工程历时十数年，“所费数以万计，役死军士百姓不计其数”；五次亲征漠北，每次动员兵力三十万至五十万不等，搜尽天下府库以充军饷，数十万军民为之转输，造成“财力大窘”，正如仁宗洪熙元年（1425）湖广布政司左参政黄泽上言所说：“向也，南征北讨，出师连年，辎重牛马，耗散巨万，又江北困于营造，江南疲于转输”，“土木屡作，劳者弗休”，结果是“丁男疲于力役，妇女困于耕耘，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为支付巨大的开支，永乐末年甚至将官吏的俸给都撙节了十之六七，官吏家属已有冻馁之虞，百姓生活可想而知了。“人民流离，饿殍盈路，税粮逋负，盗贼横生”，便是永乐末年的社会生活图景。」「在其他方面，永乐时期也表现出不少问题，如官僚队伍中“贪风，永乐之末已作”，“请托贿赂，公行无忌”，官员任用“渐循资格”，办事“循习”成弊；经济上钞法败坏，“物价腾涌”；军队中“自永乐以后，新官免试，旧官即比试，贿赂无不中”，造成“军职日滥”，而其间“多贪暴怠懈，纪律不严，器械不利，城池不修，军士缺伍，攻战屯守之法渐废弛”，由于“调度频繁，营造日久”，致使“虚有屯种之名而田多荒芜”，“兵之力疲而农之业废”。总之，朱棣一意要建立大功，垂名后世，而举国上下已经漏洞百出。”」
  128. ^ 李强; 徐康宁、魏巍. 《“康乾盛世”真的存在吗?——基于经济数据测算的分析》. 《北京社会科学》 (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安徽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2013年, (2013年01期). 
  129. ^ 《潜书·室语》
  130. ^ 引用错误：没有为名为谎言的参考文献提供内容
  131. ^ 《乾隆英使觐见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81頁）
  132. ^ 《乾隆英使觐见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１７７頁
  133. ^ 《乾隆英使觐见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76頁）
  134. ^ 《乾隆英使觐见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10月版，第197頁
  135. ^ “七时，这个马车队伍停歇在一个大市镇内，镇名“吉阳府”。说它是人口稠密，则我又用了这冗繁的语词，这语词可以同样应用于整个帝国，如每个村庄、市镇、城市；不，每一条河流和河流的两旁也充满了人。在这国家里，在我们所经过的地方，人口是极为众多而且是到处是那么多：我们走过的乡村前后每1英里路上的人数足以充塞我们英国最大的市镇，道路两旁不少别墅田庄散布在田野之间，大为增色，也足以证明其富裕。”
  136. ^ 「呈现一幅美丽的图画：密密的丛林、巍然的房屋、高耸的宝塔，以及山似的高坡，还有相互交织的湖沼与河流，种种景色读者虽能想象，但作者的拙笔无力描写尽致。其中又值得一提的是环湖高处的房屋都装上金字塔式的或者是尖顶式的屋顶，颇有“哥德”式建筑之风。」
  137. ^ 「居民服装与我已经叙述过的无异，但使我惊异的是，这城市虽已靠南，离北京很远，而在这冬季气候依然很冷，居民要穿上皮衣：这种衣服显然不单是一种奢侈品，或限于上流人士，因为我们所见的皮衣服装店很多，店里的皮料很丰富，如豹皮、狐皮、熊皮和羊皮都有。」
  138. ^ 《英国人眼中的大清王朝》，群言出版社，2002年版
  139. ^ Indeed the machinery and authorit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re so organized, and so powerful, as almost immediately to surmount every difficulty, and to produce every effect that human strength can accomplish.
  140. ^ Barrow, J (1807). “Some Account of the Public Life, and a Selection from the Unpublished Writings, of the Earl of Macartney”, London
  141. ^ “康乾盛世”解读
  142. ^ 戴逸《怎样认识“康雍乾盛世”——答周思源先生》
  143. ^ 孫乃民《中日關係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當時，日本朗野對清朝康、乾兩帝極其崇敬，對康熙尤甚， 蹲之為上國聖人。 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順治時頒布的《六渝》，從琉球傳入日本。八代將軍吉宗見了極其重視，命獲生祖來附以訓點、室塢巢譯成日文，以《六渝衍義》書名刊刻發行，很快流行全國，甚至在明治維新前夕還再版發行。康熙的訓渝《十六條》，以《聖渝廣訓》書名刊行，天明八年(公元1788年)並附以雍正對十六條訓渝的敷衍釋文於書後，再次出版。稱該訓渝“實為萬世不易的金言”，對雍正亦稱為」希世仁君”
  144. ^ 东龟年：《兰田文集》二稿，卷1，心赋一节。转引自中村久四郎：《近世支那の日本文化に及ぼしたる勢力影響（近世支那を背景としたる日本文化史）》《史学杂志》第25编，第2号，第12页

期刊文章

  • 周寧、梁光玉. 《停滯的繁榮與發展的貧困》. 中華讀書報. 2000年4月12日. 
  • 郭成康. 《康乾盛世的成就與隱患》. 
  • 周思源. 《正確看待康雍乾之世》. 
  • 戴逸. 《盛世的沉沦——戴逸谈康雍乾历史》. 《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 2002年3月21日. 
  • 傅光明. 《正确看待康乾之世——与戴逸先生商榷》. 《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 2002年6月19日. 
  • 戴逸. 《怎样认识康雍乾盛世——答周思源先生》. 《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 2002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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