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

18世纪乾隆时期清朝疆域与藩属国

康乾盛世指的是清朝从康熙帝到雍正、乾隆中期，出现了经济全面繁荣的局面，清朝国力达到其鼎盛，严格而言，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年到嘉庆四年（1799年）期间。这段时期，局势较为稳定，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国家财富有所积累，国防力量也相对强大，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处于上升状态，其时间跨度至少有100多年，是清朝统治的高峰，故中国大陆等地的史学界及教科书中，一般将康、雍、乾时期称为康乾盛世或康雍乾盛世。台湾亦称为康乾之治。西方史学界称这段时期为“High Qing”，即清朝高峰时期，认为是其繁华和成功的时代。盛世时期长期保持了稳定和繁荣的局面，皇家财政收入增长极其迅速，虽有一系列难题，但中国这块土地仍保持著富裕和有序。

历史

康熙朝

《康熙帝读书像》

参见：南北党争、康雍乾盛世、平定准噶尔、清代蒙古和清朝治藏历史

清朝平定三藩后进入康雍乾时期，虽然还在处于小冰期最严重的时期并受太阳活动的影响，但凭著广泛种植于明亡一百年前徐光启已提倡引进的新大陆高产作物，清朝的发展有了根基，中国大陆、台湾等地的史学界通常称为“康雍乾盛世”或“康乾盛世”。康熙帝为政宽仁，留心民间疾苦，在他亲政不久后，便宣布停止圈地，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他还著手整顿吏治，恢复京察、大计等考核制度。受康熙帝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以及外来农作物的引进等影响，清朝人口大大提升。他先后任用靳辅和于成龙治理黄河与大运河，得到很大的成绩。在他六次南巡期间，考察民情习俗之外，更是亲自监督河工。康熙中期以后，因战乱而遭到严重破坏的手工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安定社会秩序，他颁行十六条圣谕，要地方人士循循告诫乡民。他又派心腹包衣（即家奴）如曹寅、李熙等人打探地方物价、人民收入与官绅不轨之事，并以密折奏报。此即密折制度的萌芽，到雍正时期趋于完善。康熙帝重视对汉族士大夫的优遇，他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南书房制度，并且向来华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与文化。

《雍正帝祭先农坛图》（部分）

清初蒙古分为四大部。其中准噶尔汗国与沙俄友好，其可汗噶尔丹先灭领叶尔羌汗国与青海和硕特，又占领喀尔喀蒙古，喀尔喀三部南下投靠清朝。康熙帝首先派萨布素于雅克萨战役驱除入侵黑龙江的沙俄军队，与沙俄所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以确立东北疆界并获得沙俄的中立。接著于1690年至1697年间乌兰布通之战与三征噶尔丹使噶尔丹战死，创立多伦会盟以保护喀尔喀蒙古。青藏地区的和硕特汗国协助黄教达赖五世击败红教统一全藏，之后分裂成青海与西藏和硕特。达赖六世时，藏区政事交由第巴（理事大臣）桑结嘉错管理，他联合准噶尔对抗西藏和硕特的拉藏汗，拉藏汗先下手杀桑结嘉错并废除达赖六世。1717年噶尔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攻杀拉藏汗，并且占领拉萨。清军于1718年试图进藏但被准军击败，最后于1720年由胤禵率军驱除成功，协助七世达赖入藏，以拉藏汗旧臣管理藏区。这是清朝正式经营青藏地区之始。清政府从此在西藏驻军。

康熙晚期，由于官员薪资过低以及法律过宽，导致官吏贪污，吏治败坏。此外，为消除士大夫的反抗意识，对其言论管控趋于严格，并发生南山案文字狱事件，到雍正与乾隆时期这种情况加重。康熙帝本来按照中国立嫡立长的传统封胤礽为太子，由于太子本身的素质问题及其在朝中结党而废太子，使得诸皇子为皇位互相结党倾轧。故太子一度复立，但康熙帝仍无法容忍其结党而废除。最终在1722年临终时传位于胤禛，即雍正帝。

由于康熙亲民的形象以及对自然灾害的妥善处理而受到人民的尊敬和拥戴，因此法国人白晋和比利时人南怀仁对他的评价十分高。但是康熙也有残酷的一面，另如多次针对性地对待旗人徐元梦。

雍正朝

雍正帝朝服像

雍正帝获得隆科多的协助继位，赖年羹尧平定青海乱事以稳固政局，然而后来因故赐死年羹尧、幽禁隆科多。雍正帝在位时期，针对康熙时期的弊端采取补救措施，以延续康雍乾盛世。他设置军机处加强皇权，一度架空康熙年代的内阁，废杀与他对立的王公并削弱亲王势力。注重皇子教育，采取秘密立储制度以防止康熙晚年诸皇子争位的局面再度发生。将丁银并入地赋，减轻无地贫民的负担。为解决地方贪腐问题使火耗归公，耗羡费用改由中央政府计算；设置养廉银以提高地方官员的薪水。 对外方面，雍正初年青海亲王罗卜藏丹津意图复兴和硕特汗国而乱，隔年年羹尧与岳锺琪等人平定。为此雍正帝占领部分西康地区，又在西宁与拉萨分置办事大臣与驻藏大臣以管理青藏地区。听从鄂尔泰建议推行改土归流，废除具自治性质的土司，以地方官管理少数民族。将喀尔喀蒙古并入清朝；于1727年与沙俄签订恰克图条约，确立塞北疆界。1729年听从张廷玉建议，以傅尔丹与岳锺琪兵分二路于科布多对抗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最后于和通泊之战战败。1732年噶尔丹策零东征喀尔喀蒙古，兵至杭爱山，被喀尔喀亲王策棱击败。1734年清准和谈，以阿尔泰山为界，西北大致和平。

雍正元年，雍正帝采纳监察御史年熙的主张，认为“压良为贱”的贱户制度是明朝的弊政并应该革除。于是开始著手废除贱户制：“先后下令废除山西、陕西乐户的贱籍，“改业为良民”。废除浙江绍兴惰民的丐籍。”雍正五年下令：“将那些“年代久远，文契无存，不受主家豢养”的部分伴当、世仆准予“开豁为良”。”雍正七年下令：“广东一带的疍户可以“与齐民一同编立甲户”。此外，还有江西的棚民，苏州一带的丐户也先后削去贱籍。”，废除存在了一千多年的贱民制度。

雍正帝勤于政事，自诩“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他在位期间的奏折大多由他亲自批改，军机处的谕旨也由他再三修改。他所亲信的内外臣僚如张廷玉、鄂尔泰、田文镜与李卫等人也都以干练、刻覆著称。他所派遣的特务遍即天下以监控地方事务，密折制度至此完善，然而屡兴文字狱箝制打击异己(如查嗣廷案)。雍正登上皇位之后，对骨肉同胞心狠手辣，刻薄寡恩，对待近臣也毫不容情，年羹尧和隆科多就是突出的例子。1735年雍正帝于工作时去世，其子弘历继位，即乾隆帝。

乾隆朝

郎世宁绘乾隆帝南苑阅兵的《大阅铠甲骑马像》

清乾隆《平定台湾得胜图》

主条目：康雍乾盛世、十全武功、乾隆下江南和中国风

乾隆帝继位后获得张廷玉与鄂尔泰的协助，稳定初期政治。他以“宽猛相济”理念施政，介于康熙帝的仁厚与雍正帝的严苛之间。人口不断增加使乾隆末年突破三亿大关，约占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江南与广东等地的丝织业与棉织业都很发达，景德镇的瓷器都达到历史高峰。与此同时，银号亦开始在山西出现。然而乾隆晚期多从宽厚，宠信贪官和珅，官员腐化使政治大坏；六次下江南所至被指供张过盛，扰民有馀，然而乾隆帝六次南巡实际上有安抚百姓，检阅军队，视察水利，增加科举以及免除税收之举。

此时期有许多书籍出版，例如《续三通》、《皇朝三通》与《大清会典》等史书；著名小说《红楼梦》、《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1773年更下令编纂《四库全书》，与《古今图书集成》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类书，这些都成为盛世的文化标志。然而为维护统治却严厉控制思想，编书期间借机割裂焚毁大量不符其思想的书籍。此外大兴文字狱使如戴名世等人被株连杀害或者流放，有说法指这些都让文人思想受到严厉阻碍，迟滞文化的发展。

西方传教士将中国文化介绍给欧洲人，引发18世纪中国风的热潮。欧洲人追崇中国文化、思想与艺术，在1769年更有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到18世纪末，康雍乾盛世进入尾声，欧洲人出现负面评价。与乾隆帝不欢而散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认为清朝已经衰落。

郎世宁绘《万国来朝图》局部

马戛尔尼在日记里批评了乾隆独断专行、排斥异见、好猜忌以及过度防范身边的大臣，但同时称赞他豁达大度、本质善良、好读书以及功业宏大令到国家兴盛：“皇帝天性豁略有大度，读书解事理。性质慈善而笃信佛教。对于臣下恒持恕道，然有与之为敌者必穷治弗敕。又为国家兴盛、功业宏大之故，处事不免失之躁急。每有无关紧要之事，皇帝意中以为不善者辄盛怒以临之。怒则其势汹汹不可扼制。性又多忌，不特为大臣者不能操纵事权。”

《皇舆全览图》，该图的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及朝鲜半岛

对外方面，1745年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去世，国内诸子争位。乾隆帝乘机于1755年派降将阿睦尔撒纳为引导，以定北将军班第率军平定准噶尔，攻下伊犁。而后阿睦尔撒纳想要成为新一代准噶尔之主，由于没有获得乾隆帝支持而叛变。乾隆帝派兆惠西征，最后于1757年平定天山北路，准噶尔亡，其族惨遭灭绝。然而在天山南路，脱离准噶尔统治的回部领袖大小和卓兄弟起兵反清，史称大小和卓之乱。其领袖布拉尼敦与霍集占占据喀什噶尔与叶尔羌，意图自立。1758年乾隆帝再命兆惠西征，兆惠率轻军渡沙漠围攻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反被包围于黑水营。隔年清将富德率军解围，兆惠与富德最终攻灭大小和卓，并让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各国成为藩属国。乾隆末年，尼泊尔的廓尔喀王国两次入侵西藏。1793年清廷派福康安与海兰察领兵入藏，平定廓尔喀，不丹与哲孟雄（今锡金）亦为藩属国，加强驻藏大臣的权力。

西南方面，乾隆初年派张广泗平定贵州苗民之乱，随后清军前往平定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今四川金川县与小金县）动乱，史称大小金川之役。1747年到1749年期间发生大金川之战，清军于此吃尽苦头。1771年第二次金川之战爆发，大小金川的诺木与僧桑格均叛，清将温福战死，阿桂历经多次作战，直到1776年方平定。期间缅甸贡榜王朝与清朝爆发清缅战争，清军四次进攻皆失败。1769年乾隆帝派傅恒、阿桂入缅未果，双方最后停战。1784年暹罗却克里王朝派使朝贡，1788年缅甸为应付暹罗威胁，也派使朝贡。1789年安南发生西山朝统一后黎朝、郑主与广南国。清军击败西山朝，护送黎帝黎愍宗复位，途中遭西山军的伏击而败，史称清越战争。西山朝阮惠遣使向清廷谢罪，清廷封为安南王。

乾隆朝后期

乾隆期间清朝疆域达1310万馀平方公里，东方的朝鲜与琉球国也早就成为藩属国之一。只有德川幕府统治的日本处于锁国时期，与清朝来往甚少。乾隆帝以十全武功自誉，他平定准噶尔与回疆大小和卓之乱，使四川、贵州等地继续改土归流，然而其馀战事皆小题大作使国库严重损耗，让清朝国力不支。中后期之后，因太宠信和珅。放任贪污、人口扩张与发展过度，埋下了嘉道中衰的种子。当时人口暴增与乡村土地兼并严重，使得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加上贪官和珅等官员腐败，于乾隆晚期到嘉庆时期陆续爆发民变。白莲教于1770年代举兵，后来又于1796年爆发川楚教乱，八年后被清军镇压，领袖王三槐被处死。台湾天地会领袖林爽文于1787年发动林爽文事件，历时一年多。1795年乾隆帝因为誓言禅位于子颙琰，即嘉庆帝。乾隆虽为太上皇，但依然“训政”至1799年去世，嘉庆帝方得以亲政。然而嘉庆帝未能解决弊端，清朝继续走向衰退。

人口

清仁宗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大清帝国版图

人口的增加

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开启康乾盛世，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楚白莲教起事爆发。“康乾盛世”最主要地表现在人口的增长上，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全国人口突破一亿五千万，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突破三亿，而且生活基本上比较安定。清朝时期，人口的大量增加主要原因是清政府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等政策以及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但是有网络文章称番薯等高产作物也有其弱点：营养低且单一、味道差，可深加工的价值少。作为一时的救急尚可，长期为主食必然导致人的营养不良，“面如菜色”，身体素质大幅下降，也必然影响人的正常智力发育。经过清初到中叶100多年的兴旺蓬勃，番薯的作用也就终于走到了尽头。然而，营养师指出除了因为番薯含糖分高以至糖尿病患者不宜多吃之外，番薯这种食物事实上被称为高营养的健康食品，并没有“营养低且单一、味道差，可深加工的价值少。作为一时的救急尚可，长期为主食必然导致人的营养不良，“面如菜色”，身体素质大幅下降，也必然影响人的正常智力发育。”一说。

另外，在清朝中期玉米、番薯的产量合计仅占全国粮食产量的4.63%，美洲作物对清朝人口巨量增长并突破2亿、3亿直至4亿的作用并不重要，养活当时中国数亿人口的仍然是传统作物。

据《清代前期小农经济研究》所纪录，清朝粮食产量比明朝万历时期还增长了一倍之多，并且远超过以往的历史时期：“据统计，康熙二十四年，全国共有耕地六亿亩，到乾隆帝去世，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全国粮食产量则迅速增至2040亿斤。当时随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的巴罗估计，中国的粮食收获率高于英国，麦子的收获率为15：1，而当时的欧洲，粮食收获率居首位的英国也仅仅为10：1”。

生态灾害

清朝在统一战争后土地严重荒芜，人口大量流亡的状况下，亦实行了减轻赋税、招民垦荒、安置流民、兴修水利、推广高产作物等措施，以图迅速恢​​复生产，使社会经济回复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上，尽管18世纪的中国社会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诸多不足与局限，对环境的破坏便是一例：康乾盛世时期由于人口压力巨大，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更趋严峻，当时人们通过围湖造田和为围河造田，来开拓更多的耕地，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灾害，比如在福建地区“闽中自高山至平地，截截为田，远望如梯，真昔人所云‘水无涓滴不为用，山到崔嵬尽力耕’者，可谓无遗地矣，而人尚什五游食于外。设使以三代井田之法处之，计口授田，人当什七无田也。”这一明朝时期的描写，到了清代依然使用。在山东沂水县地区，“贪利愚民开垦”荒山，“虽种杂谷，一遇旱年，颗粒不收”；莱芜县“开山愈多，而良田之冲没益甚，草树既尽，土松石露，一雨未毕，沙石堕下，低田乃益受其害，垦一冲十，得不偿失。”。在江南平原地区“地无不耕之土，水无不网之波，山无不采之木石，而终不足以供人用……向无人烟之处，今则宅舍弥望。盖人满之患，至斯极矣”。

毁塘、填沟、截河、占用河道造田、与水争地，成为全国性的问题，这不仅摧毁了本就脆弱的水利设施，而且酿成了更大的生态灾难。还有因为种植方式的问题，正在引发大规模的水土流失，导致了乾隆年间出现大范围的江河湖堰淤塞。当时清人汪士铎也感慨到环境破坏带来的灾害。

疆域

康熙初期大清帝国版图达到空前绝后扩张。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新疆，大清帝国版图达到扩张，北起自萨彦岭，东北至外兴安岭，东含库页岛，西至巴尔喀什湖地区，形成了空前“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乾隆年间，香料群岛的苏禄上表求内附，乾隆帝以其险远，不许。乾隆帝派明安图等人两次到新疆等地进行测绘，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绘成《乾隆内府舆图》。

据文献数据纪录，康熙年代中国国库从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银1810万两，上升到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的银4737万两；晚期，由于出兵定西藏、屯重兵于青海以防准噶尔的因素，令库存三年连续下降，到了康熙末年（1722年），国库为银2716万两，钱138598串。另外在乾隆元年（1736年）国库为银3396万两，到乾隆末年（1795年）为银6939万两，钱38串。

在清朝的统治下，西藏和新疆分别自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和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起就一直处于中国中央政府长期、持续、稳定和有效的管辖之下。对于清朝对西藏和新疆的统治，史学家指出在清朝统治下中国中央政府对历代中原王朝都没有维持对当地统治的新疆（西域）一带加强控制，正式实行行政和军事管理。乾隆时期对西藏加强控制，开始规定所有事务都要由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商同办理，并明示中央的派驻管员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的地位平等。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拟定并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正式制定了金瓶掣签制度，并且指出《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为西藏属于中国领土最有力的证据。自此，西藏涉及国家主权和中央权威的重大问题已经完全由朝廷掌握，如西藏与邻国的关系、军队驻防、宗教领袖的继承、内部叛乱的镇压等必须由大臣处理或者上报朝廷决定，清朝在疆域的大小和控制力度方面，都跟前朝比较有明显的进步。

对此，有学者指出：“有清一代的最大贡献，厥为对边疆的经营，使得近代中国的广大版图得以真正巩固而确定”，同时亦指出“虽清季衰世，列强交侵，尤其是俄国在1850年至1881年间，对我东北、西北边疆鲸吞蚕食，但至民国元年（1912年）二月清帝退位之日，其遗留给中华民国的领土，仍广达1120馀万平方公里。此一对我民族的丰功伟业，即以汉唐盛世版图相况，亦不能与之比拟。”。葛剑雄亦指出：“从秦始皇灭六国，开疆拓土，建立秦帝国开始，经过了近2000年，中国终于形成了一个北起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拥有100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空前统一的国家。”；“这样的统一范围和程度是以往任何朝代从来没有达到过的。”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指出：“中国农业于18世纪达到其发展的最高水平。由于该国的农业技术、作物品种的多样化和单位面积的产量，其农业看来是近代农业科学出现以前历史上最科学和最发达者。”

政治

政治的改革

内阁制度的变更

康熙汲取明朝的教训，重建相似于宋代的丞相内阁体制，令内阁的权力与宋朝年代相近。在康熙年间内阁大学士的权力大约相当于宋朝的宰相。而由于无大臣互讦宦官乱政之事发生，所以内阁大学士的职掌能够正常发挥，功能有“代阅章奏”，“票拟批答”，“赞襄机务”，“总裁实录、史志”（例如明史就是交由多名满汉大学士监修总裁官所纂修而成）等数项。

为了达到平衡心理的作用，在康熙晚年的内阁大学士中，经常在五至六人中保持一两个南方人的名额，令南北地主共同参政。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的内阁新加入的成员当中，有两名满人，四名汉人，而在四名汉人当中南人北人各半。此外，康熙亦重点选拔升迁较快的汉族士大夫，这些士大夫同时是内阁的候补成员。

官员的选拔

与前朝初期大量屠杀不愿进仕和效忠新朝的民间有识之士：“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的情况比起来，康熙朝对于不满清朝统治的明朝遗民表现得相对较为宽容。康熙甚至容许有“反清”思想的学者严绳孙任命担任官职，在任职一段时间之后，严绳孙放弃“反清”思想，从原本的“不享无妄之福”到“九死从今总负恩”，后来甚至把康熙视为恩人。

君主专制

学者钱穆认为中国从汉朝到明朝都是“士人政权”政府大权都掌握在读书人“士”手里，而到了元朝和清朝却改变了，并引据邹容的《革命军》指中国由“士人政权”变为“部族政权”，蒙古人和满洲人变为中国内的特权阶级或特殊分子。亦认为清朝政权始终是维护和偏袒满洲人，须满洲人在后拥护，才能控制牢固。而清朝的政治，制度的意义很少，法术的意义多。清朝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也是非常不合理的。比如“寄信上谕”是清朝特有的，不按照中国向来的程序，而是直接由皇帝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旁人都不知道。然而徐复观指出“士人政权”这种说法并不正确，他表示政府的性质必须就权力根源之地是由谁来运用而言，这应当是一种常识。通过二十四史一直都现代，都证明凡是站在平民的立场进入到仕途的人地位愈高，与皇帝愈接近，他命运性的困扰、艰难必定来自专制的机构与专制的观念。亦指出钱穆对专制下的必然产物例如“外戚宦官”和汉代统治者的暴行视而不见，以及把中国“历史中成千上万的残酷地帝王专制的实例置之不顾”。同时引据“报任安书”指出凡是皇帝亲自交下与皇帝自己有关的案子，承办的官吏决不敢问是非。

清初时期顺治帝继位及官员间的人事变动也要由议政诸王协商而生，，但到了 康干时期的政治被指日益走向君主专制的鼎峰。康熙时期开始让地方官员打秘密报告，内容除了当事官员和皇帝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这样以来，内阁的权力不断边缘化，最后只能管一些琐碎小事，皇帝得以完全把控权力。这就是密折奏报制度。雍正时期有设立军机处，康乾盛世的中央集权达到顶峰 。

钱穆亦认为，清朝以前的政治，因为政治的公开性，和六部尚书是全国的行政首长，外面送来的公事，都是先送到六部；而皇帝拿出来的公事，六部也一定要得先看，例如有关教育的，一定要经过礼部的，不能是皇帝私下决定的。而清朝却大大相反。清朝的六部虽然沿袭明朝，但是清朝的六部权力大大缩小，六部尚书更不能直接对部下发命令，而六部尚书也不是行政首长了。六部无权限可操作，权力自然就集中到皇帝手里，同时清朝还要求满汉分开，有一个汉人尚书，就必须有一个满人尚书。

钱穆亦指出，明末士人尚有结社议政的风气，清人入关之后，在政治上，清朝还禁止读书人上书建言、结社订盟、自行刊刻文字，对于读书人的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全部禁止。在明朝奖励大家发言，公开发言的，不进明朝如此，历代也是如此，而只有清朝不允许人讲话。在清朝，除了六部尚书和侍郎可以向皇帝讲话，其他的不论什么人，都不许向皇帝讲话了，而一直得到中央重视的翰林院等，向来他们可以向政府讲话的，但是到了清朝也不准专折言事。在地方上，只有总督、巡抚、藩台、臬台可以向政府讲话，其他的府县均不可，比起明代，布衣也可以直接向皇帝讲话，清朝相差甚远。在地方上，清朝也不允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在顺治五年立在府学、县学明伦堂里的卧碑就足可以证明。在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朝在每一个明伦堂里都设置一个石碑，而这个石碑不是竖立的，而是横躺在那里，所以叫“卧碑”。在卧碑上有三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然而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在清朝敢言、批评或指责朝廷和统治者且未被追究的学者或“布衣”事实上为数不少，例如反对专制思想的袁枚、著书批评君权的唐甄、一道反朝廷的黄宗羲以及顾炎武等学者（参见“社会”和“文化成就”部分）。

康熙帝曾说：“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独任” ，这句话表示出康熙要掌管“用人之权”，以阻止朋党的形成，免得鳌拜掌权时期“结党专权”和“罔上行私”的情况再度发生，也为了防止不同派别党派之间互相斗争。

军事

清朝火器的制造和质量技术于晚明开始超越明朝：“火器原为中国（明朝）长技...但所为长技者，已为奴有”；当今清人铸百炮而有馀，我铸十炮而无力”。有说法称康乾时期的军事仍然是以骑射为本，废用大炮等热兵器，恢复大刀长矛弓箭等冷兵器，水兵仍是帆船，而西方的长枪大炮到这时却被看成了妖术，军舰则被目为怪物，广州守将对付英国人的是“驱邪”的马桶、秽物等。同时军备废弛。该说法称马戛尔尼访问中国到镇江时却发现，城墙破败不堪，清兵士卒的衣冠不整，而且清兵的主要装备还是弓、箭、戟、矛、剑之类已沿用了千年的冷兵器。为数不多落后的火枪，也已破烂不堪。马戛尔尼带来的卫队，进行表演现代炮兵装备，然而，清廷不屑一顾。不但拒不观看卫队的操练和现代武器展示，甚至皇帝和大臣们对这些近代科技反应冷淡 。

然而，实际上早在皇太极时期，他就命令军队建造当时最先进，最具杀伤威力的武器—红衣大炮，并且将单一的骑兵兵种，改建成一支骑兵、炮兵与步兵多兵种的军队。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康熙皇帝有感于火器的威力巨大，遂正式成立火器营。设鸟枪护军参领16人，鸟枪骁骑参领24人，分别作为统领官。在清军与准噶尔汗国首领噶尔丹的战役中，清军就是以铁心火炮、子母火炮猛轰噶尔丹的“驼城”战术而取得重大胜利的。随行的传教士张诚有以下记载：“每个火枪手营地前，放著八门火炮，我们曾带到尼布楚去的炮也是这种，其中有两门较大的野战炮，从外表看，做工精细，上面还镀有金色；还有两门小型臼炮，共计有六十四门小型野战炮，八门壮观的中型炮和八门迫击炮。”，乾隆中期以后，火器营的建制确定为，设掌印总统大臣为首领官，总统大臣负责营务，此职从王公、领侍卫内大臣、都统、前锋统领、护军统领中选任。清朝所有禁卫军，都有扈驾的职责，火器营也不例外。皇帝出宫祭祀或巡游时，火器营也派出士卒随行。清宫兵器火器营的训练，从每年七月持续进行到次年四月，每月逢四逢九日演炮，逢二逢七日演鸟枪，逢六日校尉。每年春秋两季定期在安定门外的禁卫军校场会操。每年秋后，火器营还在卢沟桥演放子母炮。从乌兰布通之战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清军相当重视火炮的应用，这次战役的胜利几乎完全是通过火器和精锐骑兵相互配合从而取胜的。清朝的火器与骑兵既能够合力并战，也能够各自为战，野战骑兵制胜，攻坚则靠火炮轰开缺口，骑兵冲击，防守则深沟高垒用火器吸引敌军猛攻，骑兵侧后包抄。灵活而有威力的火骑配合，才打下了清朝偌大的一个江山。只是到了乾隆后期，清朝疆域已经十分稳定，清朝逼沙俄，平噶尔丹，定台湾，并西藏青海，周围已无敌手，于是文恬武嬉，连骑射为本的祖训也变成“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坠地”火器方面的研制当然也渐渐荒废起来，于是本来在明朝就已经落后于时代的中国火器就开始更加落后于世界。

另外，康雍乾年间在民间亦有大量火器流传：“粤人善鸟枪，山县民儿生十岁，即授鸟枪一具，教之击鸟”，甚至有铁匠私造火器在京城一带售卖：“西城察院移送王四私造鸟枪一案。查王四开设铁铺，向系打造官用鸟枪。该犯希图获利，私造线枪十馀杆。查验线枪，系挺长塘细，仅可灌贮铁砂，堪以打雀，与军械鸟枪身短，能容铅丸者不同”。对此清朝廷一直以来都有所禁止，但往往不了了之：“鸟枪为军营利器，是以前经降旨，令各督抚实力严查，毋许私铸，其民间旧有者，晓谕呈缴，并令年终汇奏一次。乃连年以来，并未见各该督抚实力遵办。”

经济成就

中华民族经过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发展，至康乾盛世，其经济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成就。她的农业、手工业、贸易、城市发展等，都曾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从农业来看，不论是当时的人口数量，还是耕地面积，都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历史时期。从手工业来看，也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生产规模扩大，手工作坊、手工业逐渐增多。市场也有了一定的发育。对外贸易急剧增长。主要出口商品有茶、丝、土布，尤以茶叶占第一位。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称赞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

清朝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也逐渐扩大，促进商品经济的活跃。棉花在清朝已是十分重要的经济作物，其产地遍及全国，其中江苏、浙江、河北、河南、湖北、山东等地都是著名的产棉区，甚至连农业发展较晚的奉天，也成了外输地区之一。产棉量以河北保定一带，长江中下游的松江、太仓与通州一带，以及上海等地最大。清朝的手工业也在康熙中期以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至乾隆年间，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都很发达。江南的棉织业、景德镇的瓷器都达到了历史高峰。民间手工业兴盛，例如云南民间炼铜场十分发达。瓷器制作技术改进，产量也大幅提升。例如江西景德镇瓷窑所烧造的御瓷产量在雍正六年（1782年）时，一年之中生产了十数万件御器。玻璃制造有较大的进步，清宫玻璃厂能生产透明玻璃和多达十五种以上的单色不透明玻璃，造型也丰腴美观。丝织技巧也有了新的提高，出产的重要提花品种有妆花纱、妆花缎、妆花绢等。当时的棉织业以松江最为发达，技术最好，而染色、踹布业则以芜湖、苏州为最先进。

康乾盛世之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三分之一，美国学者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指出，当时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即使是工业革命之后，亚当·斯密说：“中国和印度的制造技艺虽落后，但似乎并不比欧洲任何国家落后多少”。。当时虽然中国经济是世界第一，但这只是生产总量第一，而非人均。从人均来讲，英国、法国已经走在前面。

《全球通史》里对明清两朝对外贸易作出了比较，指出明朝在“下西洋”后荒废了中国的海上贸易并逐渐让给了外国人：“16世纪初，明王朝实行了闭关政策。明初，朝廷曾进行大规模的“下西洋”活动，这是明王朝自信力的标志。但这时，远洋探险已告结束。一度引以为荣的中国舰队成为停泊在沿海的一堆废物。海上贸易逐渐让给了外国人。而土耳其人和蒙古人则继续占据着通往中亚大陆的陆上商路。”，而在康熙年间中国的对外贸易出现了：“急剧膨胀和发展。主要的出口商品被集中在南方的广州口岸，大量的茶叶、丝绸、棉布、瓷器和漆器经这里运往欧洲销售。然而尽管如此，清政府对与外国人的贸易，态度仍显得暧昧。”，在18世纪时期的中国海外贸易的鼎盛还令荷兰东印度公司感到有危机感。

《全球通史》亦指出：“城市手工业如棉纺织业，制陶业等也已从17世纪三四十年代经历的萧条阴影中走出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甚至还超过了以前的生产水平。”，亦指出在17世纪末，纺织业，制陶业，制盐业和矿冶业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同时提及：“这些可观的经济变化产生的大量财富使中国仍然分化剧烈的社会出现了差距缩小的趋势，也使得仅凭人的著装来判断他的社会地位变得更加困难”。

在海外贸易方面，史学家黄启臣批评“清朝海外贸易萎缩停滞，比不上宋明两朝发展”的看法缺乏计量根据，并且指出在清朝乾隆十年间四港贸易额是明朝最高时期的三十五倍，仅广州一地，贸易额就是明朝全部贸易最高额的十馀倍：“虽有10年的“南洋海禁”和乾隆二十二年(1757)撤销闽、浙、江三海关贸易的阻碍和影响，但中国的海外贸易并未因此停顿或萎缩，而是以不可抗拒的势头向前发展，其规模和贸易总值远远超越前代，达到了新的高度。”

黄启臣亦比较不同朝代在海外贸易的发展与成果：“万历二十二年(1594)，是全国海外贸易税饷收入最高的年份，共29000馀两，按当时的税率为一两征税二分推算，这一年海外贸易商品总值约为100万两。而乾隆十年(1745)四港贸易总值达到36571777两，比明代的最高年份增加35．5倍。”“就以粤海关一处的贸易而言，雍正七年(1729)的贸易值为11105800两，比明代的最高年份也增长10．1倍。”“宋代海外贸易商品总量值未见统计，南宋赵构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来推算，那么，南宋的海外贸易商品总量值也不过500万两而已，这还达不到雍正七年(1729)粤海关贸易值的一半，不足道光七年(1827)粤海关贸易值的十分之一。”

在农业发展方面，据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农史专家闵宗殿表示，清代在农业方面取得了明显比前朝高的成就，在全国范围出现高复种指数并且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化。从清以前的一年一熟制，发展成了二年三熟制，一年二熟制，一年三熟制。耕作制的发展遍及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闽广地区，是一种全国范围的变化：“笔者又查考了长江流域的方志,查到有51个县有双季稻种植的记载，其中只有二个县是明代开始种双季稻的，其他49个州县都是到清代才具有双季稻的记载，说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双季稻绝大多数是在清代发展起来的”，“据方志记载，在福建（包括台湾）第一次记载双季稻的35个县的方志中，明代12个，清代23个；广东61个县有双季稻记载，其中明代1个，清代的60个；广西19个县有双季稻记载明代也只1个，清代有18个[6]。闽广地区115部方志中，记载清代才有双季稻的有101部，约占总数的88％。可见清代双季稻在闽广地区推广规模之大”，清代亦是历史亩产量最高的一个历史时期：“据研究，秦汉时我国的亩产量为264市斤／市亩，唐代是334市斤／市亩，清以前亩产量最高是明代，为346市斤／市亩，清代的亩产量达到了374市斤／市亩，分别比汉代增加了41.6％，比唐代增代11.9％，比明的亩产量高了8％”，亦指出清代是中国传统农学的大发展时期：“据《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农业历史卷》著录，我国历代所编著的农书共714部，其中清以前的二千一百多年间编著的农书为231部，清代267年，编著的农书为483部，为清代以前农书数量的2.09倍。可见清代农学发展之快。”，清朝亦是中国治理研究蝗虫技术最发达的时期：“蝗虫是我国古代主要的自然灾害之一，在历史上只有宋代的董煟写过2本有关治蝗的著作，清代随着蝗灾的严重，研究治蝗的著作不断出现，保留至今的治蝗书，至少还有26部”。

可是当中亦谈到了农具没有发展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清代的农具确实没有什么发展，使用的主要是明代以前创造的传统农具，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通过对元代《王祯农书》、明代《农政全书》、清代《授时通考》中收录的农具和农业设施粗略的统计，可以发现《王祯农书》收录235种，《农政全书》收录184种，《授时通考》收录192种；除《农政全书》中收录了西洋灌溉农具外，《农政全书》和《授时通考》所收的全是《王祯农书》中的农具和农业设施，没有什么新的创造。清代出了一部新的农具书叫陈玉璂《农具记》，所收的农具也都是《王祯农书》中所收的农具。” “清代，中国的土地生产率是相当高的，亩产量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但农业劳动生产率却是相当低的，就一个农业劳动力（实际是一个农户）所生产的粮食能养活的人口来说，据记载，战国时期，一个农业劳动力可养活5－9人，（下农养5人，上农养9人）[1]；到农业生产最发达的清代，被称为全国农业最发达的太湖地区，其农业劳动生产率仍是如此，并没有什么提高，即一个壮夫可养活5－9人。靳辅在《生财裕饷第一疏》中说：“臣访之苏松嘉湖之民,知壮夫一丁,止可种稻田十二三亩，其岁收粒米，肥地不过三十余石，瘠地亦可得二十石,以每人每日食米一升科之,有三十余石者，可食九人,而二十石者，可食五六人。可见二千多年来，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提高，仍维持在同一水平上，唯一不同的是一夫可耕的土地面积不同……”

亦有说法指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乾隆末年出使中国失败后说“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然而，马戛尔尼本人的日记里却记载了清朝的军队的整齐行装：“又有兵丁一大队，数在五百、一千之间，向吾行迎接之礼！此兵队衣服极整齐，军械亦极锋利！”。此外，在18世纪康乾盛世期间，欧洲人普遍对中国十分向往。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长达100余年间，在欧洲形成了长时间的“中国热”。对中国风的狂热追逐曾经是当时欧洲社会的普遍时尚，无论是日用物品，还是家居装饰或园林建筑等。

文化

文化成就

清代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集大成时期，清人在很多学术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对前人文集的搜集和整理，也不例外。比如清人整理宋人别集方面就取了很大的贡献和成绩。自康熙帝以来，清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图书编纂，比如《古今图书集成》，是由福建侯官人陈梦雷所编辑的大型类书，共有一万卷，目录四十卷，约一亿七千万字，万馀幅图片，引用书目达六千多种，是现存最大部的类书和中国固有文化的宝库，国外学者称之为“康熙百科全书”。同时康熙年间修订的《康熙字典》，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收字最多、规模最大、价值最高、影响最广的大型汉语字典，成为中国辞书史上的一座丰碑，对中国辞书编纂史具重大意义。而乾隆年间修订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套丛书。另外，清朝还诞生了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而清朝的《儒林外史》和《夜谭随录》等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作品。

另外，于18世纪初，在康熙帝主持下，清廷从事两项巨大的科学工程。一项是《律历渊源》（1713年—1722年），介绍了中国和西方音乐各种理论、乐器制造、天文历法以及西方的数学与中国的算学；另一项是用近代科学方法绘制了第一幅详细的中国地图（1708年—1719年）。

有学者指出，清代修《四库全书》收录并留存了在清朝期间已为数不多且近乎消亡的唐代文献，当时的四库馆臣认为“古书亡失,愈远愈稀,片羽吉光,弥足珍贵,是固不以多寡论矣”，因此抱著“有见必录”的原则，“体现了清人保存古文献意识的觉醒”，“同时亦指出限于时代及环境的影响，清人对唐代文献的认识或多或少受到考据学思想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和局限性，但白璧微瑕，并不足以影响清人在唐代文献认识上的正确性及其对后人的启迪作用。”

至于“禁锢思想”一说，有学者指出明朝把中国哲学发展到了一条死路，并将宋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退化成单调且缺乏生气的明代哲学，到明朝灭亡之后由清朝通过发展“考据学”带来了中国哲学的发展。而清朝的特殊科学－“考证学”是受到清朝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发达所促成，并指出，中国近代科学方法我采用，是在清朝的“考证学”里面就开始了。

亦有学者认为文字狱的影响事实上被夸大，并引用顾炎武的观点指出考据学的重要性：“清代文字狱集中于雍乾两朝，但考据之风则倡导于清初。顾炎武针对明代学风空疏而在清初倡导经世致用，力行实学并大搞考据，深刻地影响了清代的学风。学者们受他影响而搞考据，而愈搞考据愈觉求真知之不易，愈觉考据学之重要，于是相与研习，蔚为风气。总之，一个时代学风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无论把文字狱的作用如何夸大，它也只是外因，不能最终说明问题。”

而且曾经自称有“排满思想”的梁启超却对清朝二百多年文化发展有高度评价：“此二百馀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吾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对于《四库全书》的贡献，梁启超亦对此有正面评价，并指出清朝盛行的辑佚学救亡了不少早已失传的大量中国古籍：“吾辈尤有一事当感谢清儒者，曰辑佚。书籍经久必渐散亡，取各史艺文、经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见也。”。

当时有才华的传教士被皇帝欣赏和重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被推崇和应用。而在民间，民人与西方传教士能够互相交游，西学在社会中得以自由传播，亦指出分别由康乾皇帝敕辑的丛书－《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亦收录了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技术。康熙亦曾经委派传教士闵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返回欧洲招募人才，希望增进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

文化专制和科技的进展

有说法指出康乾时期中国文化学术文化的凋敝呈现显著趋势。与表面“繁荣”的社会形势不同的是，康乾时期的学术文化表现出与盛世不协调的凋敝气象。明末的哲学一夜之间似乎消失了，传统儒学的人文关怀也逐步消失。而以考经证史为重要特色的考据学兴起，推动着学术向着无聊的方向发展。考据学对清代学术的败坏，不但表现为它彻底断送了古代哲学的发展，也表现为它促使知识界彻底地进入了“考古期”（然而，对于这种说法，学界明显有着不同意见，例如有学者认为清朝通过发展“考据学”带来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亦有学者指出考据学经由归纳法所达成的具惯通或通则特征的系统性，具有科学精神）。满清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制造了几百起的文字狱，还将百万以上的知识分子流徙到穷山恶水的满洲。并称康乾对文人的极端摧残焉能不导致文化的凋敝，于是乎八股与考据得以茁壮成长。但实际上八股文是由明朝开创并发展完善的；而考据学也是清初学术思想呈现实用主义的风气的体现，发展出实事求是的“朴学”又称考据学。

除了文字狱以外，清人又藉编修《四库全书》等机会，大规模禁毁各类书籍数千种。

中国古代科学曾经非常发达，但是后来逐渐萎缩。有说法称明中晚期时中西方之间仍是互有短长（但实际上到明朝中后期时，中国的科学发展已经全面落后于西方），到了清朝时期科学被认为是“奇技淫巧”（但实际上在儒学占统治地位的古代中国，科技向来不被人重视，被归为“奇技淫巧”），不能登大雅之堂。古代数学书已经失传，在乾隆编辑《四库全书》的时候才发现。而此时的西方却截然相反，到了17世纪至18世纪，西方的自然科学迅速发展起来，涌现出伽利略、牛顿等一大批杰出科学家，为西方社会的近代工业革命提供了知识源泉。经过清朝200多年，中国的科学技术已全面落后于西方。在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等方面，中国比西方晚了几乎两个世纪，直到19世纪下半叶，这些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才缓慢地介绍到中国。然而事实上，中国在清朝之前的明朝数学和天文学就出现了大倒退，在明朝年间失传的宋元两代的数学知识经过清代学者梅谷成等人重新发现并加以研究；明朝初期全面禁止天文学的发展，之后放宽禁令后有学者编写了一部天文著作，可是无人问津、不被重视且“未曾用之”，令到后来明朝在天文学方面要依赖外国传教士的贡献利玛窦。

清朝对天文学有相当程度的重视，从顺治到乾隆期间命传教士制造以及添加不少天文仪器如赤道经纬、黄道经经纬、简平仪等，同时有相关天文学术著作出现，亦改善和编制了较为先进的历法。西方的物理学知识也从明朝末年起一直在中国传播，康熙年间的学者戴震就写有关于阿基米德定律的作品，传教士南怀仁著有《熙朝定案》等介绍各种工程技术的作品外，亦著有《验气图说》和《形性理推》等对中国的物理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介绍西方光学知识的书籍，并在一定程度下让一些学者启迪进而研究光学，例如在康熙年间写有《镜史》一书的孙云球以及在十九世纪前期写有《镜镜詅痴》的郑复光；在对待西洋器物方面，清代有不少学者、匠师和科学家如黄履庄、黄履、孙玄球等对西方“奇器”有一定的研究和高度仿制，西方“奇器”在一定程度上亦推动了中国的物理实验和机械制造的发展。

另外，康熙年间有不少精通医术的传教士如张诚和白晋等向中国传授西方医学，并且被容许在入职朝廷、建立试验室传授解剖学知识，康熙对此深感兴趣，以致在一次研探解剖学时得病。法国传教士巴多明（Dominicus Parrenin）用满文翻译人体解剖学方面的著作并名之为《钦定格体全录》，巴多明和白晋也在康熙的支持下翻译出有关人体血液循环的著作，并且在北京传播相关知识。西方传入的医学知识和理论亦引起了中国医学界人士的注意，例如清初刘献廷研究过人物图说等西方医学著作，乾隆年间著有《医林改错》的医学家王清任亦十分重视解剖学：“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

外交与海外贸易

有说法称康乾时期的中国外交日益保守和封闭，清政府自认为是“天朝大国”对海外贸易有严格规定，严禁百姓随意出海；若出海，船只大小有限制，铁器不能带，粮食不能带多；到了海外限定必须两年回来，否则回国之后将被没收财产、充军戍边。限制贸易，无疑也就阻碍了经济的前进；另一方面对中国人民的思想也是束缚，看不到外面的情况，视野受到限制。乾隆时期仅仅因为马戛尔尼团队不给自己磕头这一礼节问题而把人赶走，也使中国失去了了解世界的一次机遇，中国被远远地被落到后面去了 。

然而，马戛尔尼向清朝提出的要求被指侵犯中国主权，当中六项要求如下：

1. 要求英国货船能到浙江、天津等地收泊；
2. 要求在北京设立商行；
3. 要求在珠舟山占一岛屿，以便英国人居住和收存货物；
4. 要求在广州城划一地方居住英国人，或者居住澳门之人出入自便；
5. 要求准许英商从广东内河航行澳门，货物不纳税或少纳税；
6. 要求确定关税条例。

乾隆帝随之复信批驳以上要求，信中有妄自尊大的一面，但西方史学家往往断章独引“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这句话证明清朝“闭关锁国”，但对英国侵犯中国领土完整及关税自主的六项要求却避而不谈。

乾隆帝亦在回信中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无有”，在接见马戛尔尼使团时为了给对方留下“伟大的大清帝国不可能对遥远的小岛国家英国有任何的兴趣”的印象而问道：“英国距离俄罗斯有多远？他们的关系是否友好？意大利和葡萄牙是否距离英格兰不远？是否向英格兰朝贡？”，当马戛尔尼使团向乾隆展示英国海船的模型时，他详细询问了关于军舰上零件以及英国造船业的问题，次日，乾隆就密令军机大臣传谕两广总督：“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需要振作海防，提高警惕。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东亚几乎所有国家，包括朝鲜和日本，都处于严厉的锁国状态。朝鲜当时被称为“隐士之国”（Hermit kingdom），因为它将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而统治日本的德川幕府早在明末（1633年）就开始颁布第一次锁国令，严禁日本人与外国贸易，禁止日本与海外交往，同时禁止日本人出国以及在外的日本人回国，甚至禁止制造适于远洋的船只。随后锁国令又颁布了多次，成为德川幕府的长期外交政策。1647年葡萄牙船来到日本，要求恢复外交关系，但被幕府拒绝。日本直到19世纪中叶才被迫打开国门。在中国，1683年清军攻占台湾后，康熙接受东南沿海的官员请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但对于与西洋的贸易，康熙帝则十分谨慎指出“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法国汉学家杜赫德指出，在清朝的统治下，原本闭关锁国的中国逐渐向外界开放，并维持著国内、近邻贸易以及欧洲贸易。甚至说全欧洲的贸易量都无法跟巨大的中国贸易量相比 ,并且说中国的各个省就相当于欧洲的各个王国，他们各自拥有自己丰富且多种多样的特产进行贸易，而且这倾向于联盟保护的形式，在所有的城市里也一样，以至官员们在商业界里都拥有自己的股份／分成，他们当中有部分人会将他们的金钱委托给值得信任的人打理以保证他们的资产在商业往来中取得成果，连平民百姓也可以从商业贸易中得益 。同时记载了清朝市集的繁华程度和中外商家的贸易情况，并称中国商人在交易时都很诚实。

中西方的贸易在乾隆年间获得了相当的发展，创始英国每年要从中国进口2300万镑红茶，这些茶叶带来的茶叶税，为英国王室提供了十分之一的收入来源。与此同时，每年有3000万两白银流入中国。

社会

尽管在康熙晚年发生过《南山集》案，但对于某些“胜国（明朝）遗民”的反清思想，康熙皇帝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不少著作例如僧函可的《千山诗集》、顾炎武“违碍之处触目皆是”的《顾炎武诗文集》和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都陆续结集出版：“在顾炎武的著作里记了庄氏《明史》案以及自己如何以死相拒参加官修《明史》，当中还以“北去（按原抄本作“胡装”）三百舸，舸舸好红颜”之类的诗句对清朝初年满洲贵族暴行的无情鞭挞。王夫之的民族情绪较之顾炎武犹有甚者，他在《读通鉴论》中说，天下之大防有二，首先就是“华夏”和“夷狄”。在他看来，“夷狄”乃“异类”，“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这简直在公然号召汉族人起来造满洲的反，然而在当时都未予追究”。同为晚明清初著名学者以及在其著作《留书》和《明夷待访录》中激烈批判清朝统治者的黄宗羲，在康熙时代也逐渐称清朝为“国朝”和清朝的统治为“王道”：“晚年的黄宗羲一改“太平有策莫轻题”之初衷... 书中称清朝为“圣朝”、“国朝”，称清圣祖为“圣天子”，称清兵为“王师”，甚或一改《明夷待访录》之用中性干支纪年而采用清朝正朔。相应地，在梨洲（黄宗羲）晚年的诗文和书信中，赞美清朝的字眼不一而见。如称清朝为“国朝”，称清军为“王师”，称清圣祖为“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的“圣主”、“圣天子”，其统治为“王道”。”。以至有学者指出，进入康熙年间，江南大部分儒士态度逐渐转变，放弃了反清斗争并且承认清朝统治的合法性：“正如周学军在《明清江南儒士群体的历史变动》一文中，经过对江南知识分子对清态度变化的分析，从而指出到康熙朝以后，江南“大部分儒士则逐渐放弃了反清斗争，转而承认统治的合法性，民族斗争渐趋回归社会批判运动。”

可见，跟前朝（明朝）有大量有识之士因不愿意出仕为官而自残抗议的情况，清朝表现得明显有所进步。

根据马戛尔尼的日记著作《A Journal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他对中国的平民百姓有不少正面描写，例如他发现中国的水手相当强壮，工作时会哼歌但勤恳且纪律严明，认为他们聪明并忠于职守。看到有一些妇女灵活地行走，让他想起有缠足这种习俗的在北方省份的底层妇女中已经很少见的一种说法，并形容这些妇女从脸上看似饱经风霜，但依然气色良好、头发整齐，孩子众多而大多一丝不挂。对于他看到的中国男性，他发现中国的男性大多样貌美观，精神良好，而且身躯健壮。对于这种景象和中国人的样貌，马戛尔尼表示在当时情不自禁地想喊出莎士比亚的米兰达在《暴风雨》：

“ 啊，好奇怪！

这里怎么有这样多的好人！人类有多么美！ 啊优美的新世界，有这样的人在里面！

”

在马戛尔尼周游中国的旅程中，看到干净整洁的农事，见到了辛勤劳动的平民百姓，百姓的脸容，马车在道路上疾驰，恍惚自己身在英格兰，回想起自己旧时的美好回忆。

对于清朝公职人员的印象，马戛尔尼在天津时受到当地官员的热情款待，当地高级官员还向他们送上超乎他们所需的粮食，以至他写道只有在东方，外国人才会受到如此热情好客的款待和尊重。马戛尔尼亦称当中两名分别姓万和周的官员为聪明，坦率，而且健谈的人 。此外，马戛尔尼亦称赞热情地款待马戛尔尼一员的直隶总督相当有礼貌，并且对中国的建筑大加赞赏。在宴会期间，马戛尔尼称无法用任何言语表达出该名总督的谦逊和高贵端庄，并感谢这位仁慈且值得敬佩的年老总督细心地听取马戛尔尼一员关于船舶方面的请求，马戛尔尼亦表示对中国的高层官员以慈爱与谦逊对待下属和平民百姓表示震惊。尽管当时中国在外国人的印象中比起其他国家更注视阶级长幼观念以及比较推崇家长制，马戛尔尼发现清朝的官员也是会以谦逊尊重的态度对待自己家的仆人，主仆关系非常融洽亲密且真诚。而中国的父母也会以慈爱与宽容对待他们的孩子，并且指出有些中国父母偶然会卖掉自己亲身孩子，但只会在父母处于极端无助的情况下才会发生。 总体而言，马戛尔尼对中国平民百姓的评价大致上为正面，称他们性格顽强，富有商业头脑，在繁杂的体力劳动中依然能保持乐观开朗的心态，在工作中会发生争吵甚至打斗，但只是在极端情况下且不常见，马戛尔尼认为这是因为有严厉的法律抑制他们的行为，因为他知道在中国杀人偿命的法律，不论有意无意，亦不论是否仅仅出正当防卫。对于上述马戛尔尼对中国清朝的描述，前朝（即明朝）的利玛窦身处的环境却有明显的分别：“大臣们作威作福到这种地步，以至于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人人都整天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他所有的一切。正如这里的人民十分迷信，所以他们也不大关心什么真理，行事总是十分谨慎，难得信任任何人”。

说法来源

关于康乾盛世说法开始于1980年代，最初是清史界兴起，渐为中国史学界所采用，进而影响到全社会。虽然称颂“盛世”并非始于清人，但是到了清代，官方文献中所大量出现之赞美本朝为“盛世”的文字，其使用频率之高、范围之广，远远超过以往的朝代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时期的欧洲正处于长时间的对中国十分追捧的“中国热”中，且这种时尚在18世纪中叶（时为中国乾隆前期）时达到顶峰。

到了晚清时期，清朝国势式微，士大夫还是习惯用“盛世”一词谀颂清朝，有关“盛世”的著作仍层出不穷。这种情况，跟明成祖在国家“财力大窘”和在位期间连续发生四十多起人民动乱和加重政府腐化的状态下亦常以“圣主”和“明君”自许有类似之处。

评价

负面评论与记载

尽管清朝在康雍干三朝时达到顶峰，18世纪被视为清朝的最繁华时期，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段时期代表了中华文明的一个新的高峰。但这段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仍颇具争议，以致学界对“康乾盛世”是否真的存在尚存争议；虽然康乾时期的人口和粮食产量呈快速增长态势，但与同时期的欧洲国家英国来横向比较的话，无论从存量还是从增速来看均具有较大差距。此外有说法称康乾时期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不高、生产力水平低下、军事实力不强、文化事业停滞不前，政治制度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有学者认为“康乾盛世”并不存在。某些史学家也不赞同“康乾盛世”的提法，如周思源不同意康乾时期是“盛世”，只能称“康乾之世”。他的主要理由有：汉唐之所以公认为盛世，与其政治环境宽松、精神昂然进取有很大关系。而康雍乾三朝最大的失误就是禁锢思想，以文字狱为代表的严厉的残酷的禁锢思想。至于“康雍乾时期的经济发展，是明末以来战乱频仍之后的一种恢复性发展。而并不是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和使用新的科学技术引起的生产力革命性大提高。”

清初以敢言而闻名的思想家和政论家唐甄所著《潜书》曾描述：“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然而在清初50年的后期才正式为康乾盛世的开端），并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认为“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

鲁迅说他看了外国人的一些记载，怀疑康乾盛世完全是文字狱吹出来的。鲁迅对康乾时期的重要文化成就之一《四库全书》多次发表批判言论，如“清人篡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

然而，在18世纪康乾盛世期间，当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们将当时的中国图景呈现在人们面前时，立即引来整个欧洲对中国的强烈向往。结果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100余年间，在欧洲形成了长时间的“中国热”。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热”期间，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欧洲都对中国极为追捧，以至于在1769年曾有欧洲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对中国风的狂热追逐曾经是当时欧洲社会的普遍时尚。这种时尚渗透到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

不过，在欧洲普遍流行“中国热”、对中国持正面态度的同时也存在某些不同的声音。如在佩雷菲特的书中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出使清廷的马戛尔尼使团的出使任务以失败而归国期间，其副使斯当东见闻却是：“（某地）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著吃。”而马戛尔尼本人则认为：“人民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所以人们胆怯、肮脏并且残酷。”，并认为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内中国没有改善和前进，相比欧洲反而倒退了。 到19世纪马克思也称康乾时期为“奇异的悲歌”：“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佩雷菲特书中的马戛尔尼还研究了清朝的法律，认为“一个民族的法律是他们的精神状态和性格明白无误的见证”。“天朝的法律只是十分细致并不断地干涉个人行为”所以，它不可能强盛，它的衰亡是必然的，因为“一个民族是否强盛和幸福完全要严格地取决于它的每人诚实的荣誉感是否强烈”。

正面评论与记载

然而根据马戛尔尼的日记记载，他本人对中国事实上有不少正面评价和描述，对上述资料的描述近乎相反。

马戛尔尼一行人经过直隶省的清河镇时，马戛尔尼称赞当地人的勤俭和诚实以及环境建设：“吾侪自馆舍出发，行四英里半出北京城，又行五英里至清河。稍息，进早食。清河乃一小镇，有城墙卫之，自清河前行，一路景色绝佳，道路亦平坦极利行车。而人民勤俭、诚实之状复与英国人民相若。吾行至此，恍如置身于英国疆土之中，不禁感想系之矣。”

对扬州的商业堪盛和境色的描述：“至扬州，其地商业堪盛，吾等本拟在此略作休止。兹以松大人已改换计划，拟抵杭州后始命停船，故此间并未耽搁，扬州名胜之区仅在吾眼帘中一闪而过也。”

马戛尔尼亲口转述一位常驻中国的英国神父劳克斯的言论：“又言：‘我辈读中国历史证以目睹，则中国社会似尚无显著之缺点，唯残害婴儿一事，吾西人以为极背天理，华人则视为无足轻重，即日日见之，亦不以为怪。’”

马戛尔尼对于中国工业的描述，：“中国工业虽有数种，远出吾欧人之上，然以全体而论，化学上及医学上之知识，实处于极幼稚之地位。”

另外，马戛尔尼访华团的成员之一爱尼斯·安德逊对中国乾隆年间刑法方面亦有正面评价与概述：“杀头案在中国是非常少见的。关于这问题，我甚为注意而且好奇地去打听，一有机会就向人探问，我不只问过一个人，有好几个人，至少有70岁高龄的老人，他们从未见过或听到过有杀头处刑的事……”。他同时赞扬中国的犯罪率低，发达的商业状况和农作物的丰盛：“……比较轻的刑事案，在这人口非常多、商业又发达的国内也不常有。”；“周围是各种富饶的农作物，广阔的草场上满布着绵羊和最肥美的牛。他们的园圃看上去可以供应家庭所需也能观赏，它同时生产大量的蔬菜和水果；这美妙的景色使我的眼光缭乱”。

除了马戛尔尼本人，其访华团的成员在中国多处亦有详细的描述，例如天津“富饶丰盛”的郊区农村，以及都是砖砌房屋且悦目的市镇“曹东浦”：“我们经过的农村依旧是一片富饶丰盛的面貌，虽然有些部分比以往所见的多些变化，参差不齐。上午我们经过一市镇名“曹东浦”。这镇靠在河边，看来很悦目，地区相当广阔。房屋是砖砌的，一般不超过一层房；显然的特点是房屋前面都有墙。”；在描述北京郊区“吉阳府”、以及对整个直隶省的时指出了清朝时期中国人口的稠密时形容“（每）走过的乡村前后每1英里路上的人数足以充塞我们英国最大的市镇”，并指出散布在道路两旁和田野之间的不少别墅田庄证明了当地的富裕；除了描述山东省南部的自然环境，同时亦描述出“巍然的房屋”、“高耸的宝塔”以及“颇有哥德式建筑之风”的环湖高处的房屋；到广州城参观时有如此描述：“这城市的街道一般是15英尺到20英尺宽，用宽大的石板铺砌，房屋超出一层的很少，用木材和砖建筑。商店的正面大门之上有漂亮的阳台，因而门前形成一街檐，用各种油漆装修得很美丽”，认为广州城发展得不错，并对城市里的多间服装店，丰富的皮料，以及因皮料在当地显然不单属于上流人士而感到惊异。

马戛尔尼亦称“中国政府的行政机制和权力是如此的有组织和高效，有条件能够迅即排除万难，创造任何成就”。

亦有学者指出尽管并非一切皆好、一点缺欠也没有，但从国家实现统一、国家疆土受一个政权管辖；经济发展繁荣、国家积蓄丰厚；政局稳定、社会长治久安；国力强大、拥有雄厚的军事力量、有足够的实力保卫国家安全；文化昌盛、教育发展等五大方面判断出以康雍乾三朝所取得的巨大甚至超越前代的成就，名为“盛世”是当之无愧的。

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对周思源作出了反驳，指出“整个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都没有“新的生产方式”与“新的科学技术”，都是专制的封建制度。按照周先生（周思源）的理由，中国封建社会就不会有什么“盛世”。”；亦指出“盛世有阴影，衰世也有希望”，不认为“盛世就是美哉善哉，万事大吉。这不是客观的历史事实，也不是辩证的思想方法。” ；同时指出清初大概只用100多年时间使粮食生产翻了一番多。在当时农业技术并无显著提高的水平下，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不但恢复了明末的水平，而且大踏步地前进了。这是广大农民的努力，也离不开清政府重视农业，奖励垦荒，兴修水利，减轻赋税，推广高产作物（玉米、甘薯、花生）以及鼓励和默许移民等政策的结果。

日本人亦尊重和推崇康熙和雍正，有日本学者翻译了《圣谕》，并且称呼康熙帝为“上国圣人”，康熙的训渝《十六条》，以《圣渝广训》书名刊行，天明八年（公元1788年）并附以雍正对十六条训渝的敷衍释文于书后再次出版。称该训渝“实为万世不易的金言”，对雍正亦称为“希世仁君”。

参考文献

期刊文章

• 周宁、梁光玉. 《停滯的繁榮與發展的貧困》. 中华读书报. 2000年4月12日. 
• 郭成康. 《康乾盛世的成就與隱患》. 
• 周思源. 《正確看待康雍乾之世》. 
• 戴逸. 《盛世的沉沦——戴逸谈康雍乾历史》. 《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 2002年3月21日. 
• 傅光明. 《正确看待康乾之世——与戴逸先生商榷》. 《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 2002年6月19日. 
• 戴逸. 《怎样认识康雍乾盛世——答周思源先生》. 《中华读书报》“文史天地”. 2002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