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家族 (蒋宋孔陈)
四大家族，或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据称是控制南京国民政府、中华民国四大银行、中华民国中央企业、国民革命军的四个家族，即蒋中正家族、宋嘉澍家族、孔祥熙家族和陈其美家族。曾有“蒋家的天下陈家的党，宋家的姐妹孔家的财”的说法[1]。
中国四大家族一说最早是由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在1920年代提出的。陈伯达著有《中国四大家族》一书。
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
四大银行
“上海的买办，因为亲眼看见蒋总司令确实在那里诚意地清除共产党，也便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他们立刻筹集了叁佰万元给总司令，并答应继续筹集，蒋介石的反共行为，大班们很乐闻，蒋总司令居然显出手段了。他选定南京为首都的所在地，设立了一个反共的国民政府，因此以来，上海的金融界对于南京政府更加热烈地加以赞助了。”[2]
四一二事件之后，蒋介石想涉足金融界，于是开始了一个增加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官股的活动，通过发行公债的“买空卖空”的办法筹集资本增加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的官股，“三行之实收资本，虽如账面所载，但其中以公债抵充者，中央银行占60%稍弱，交通银行占50%以上，即中国银行也占37.5%。”[3]“百业不振，破产继出，惟银行独见繁荣，我们考察这种盈余的来源，其中不少银行，除了公债的经营之外，便觉无法可以解释。”[4]“内债发行，须以租税的收入为担保，故内债发行愈多，则租税之增加亦必愈甚，中国的租税，大部分都转嫁到农民身上。”[5]“各银行盈余大部分属于公债，直接虽取自政府，间接实来自农村。”[6]
具体到外汇，马寅初指出：“有几位大官，乘国家之危急，挟政治上之势力，勾结一家或几家银行，大做其生意，或大买其外汇。其做生意之时以统制贸易为名，以大发其财为实，故所谓统治者，是一种公私不分之统制。至于这几位大官大买其外汇之事实，中外人士，知之甚稔。”[7]
具体到黄金现货，“在黄金政策的幌子之下，翻云覆雨，兴风作浪，又不知制造了几多暴富，这种暴富，唯有制造消息的权贵，才有十足把握。试想开战停战至于今日，一会儿宣布黄金国有，一会儿解除国有恢复自由买卖，一会儿实行平衡买卖，一会儿又实行官价平卖；就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以来，自由价格的平衡买卖变成固定官价的平衡买卖；再又取消固定官价，停止平衡买卖；恢复自由价格的平衡买卖；每次变动前后，市场上总是谣言四起，作浪兴风，最后，谣言十九成为事实，则其内幕如何，也就可想而知。”[8]
逃税走私与囤积
抗日战争中，重庆祥记公司、庆记纱号、华强公司、大元公司是属于孔祥熙家族的，恒义升属于孔令俊。“政治条件很便利于孔祥熙，逃税一项是任何其他商人所不及的，所以这些公司的业务比一般商人好了不知道多少倍。”[9]
抗日战争自由区（国民党统治区）向日本占领区的走私，非特具有超额的商业利润，并且因官僚资本垄断了交通和金融机构，还产生了垄断利润，中国抗日战争初期几年的外汇基金，除了一部分为敌伪所套购而外，大部分是为官僚资本所攫去。官僚资本在外汇的窃取上既获得厚利，复以之调剂敌我物资，互通有无，这样的生意，真是本大利宽。[10]
“囤积商游击商以至于一部分特权商人，他们是恶性膨胀下的天之骄子，一切工商利润以及消费者的货币都白白地向他们的荷包滚来。最近两年来，产业的发展停滞了，不少的工业资本转化为商业资本，商业资本又转化为囤积资本，原因是商业利润高过于工业利润，而囤积利润，又高过于运销商的利润。正正当当的企业家与技术专家都逐渐消瘦了，而官僚奸商都迅速肥壮起来，不过正当的中小商人都并不在幸运之列。”[11]
德国日本与工业
中华民国在中国抗日战争前的重工业是完全由纳粹德国帮助建设的。纳粹德国帮助中国建设的工业企业及矿场包括：江西采矿公司、四川采矿公司、欧亚航空、中央钢铁厂，中国从同济大学及浙江大学派遣人员赴德国克虏伯进行实习。
中华民国在中国抗日战争后组建了具有全国性垄断的大规模中央企业：南方包括台湾中油（首任董事长翁文灏）、上海重型机器厂（今为上海电气子公司）、上海船厂与江南造船（今为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子公司）、中国中丝集团公司、中纺集团、中国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纺织建设公司（首任董事长翁文灏，1949年后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华东纺织管理局）、熊猫电子、南京华东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紫金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接收新日本制铁大冶矿业所成立的湖北新冶钢及武汉钢铁、湘潭电机、华中矿业公司、台湾电力公司、台湾国际造船、台湾糖业公司、台湾肥料公司。
据新华社调研，日本华北开发株式会社下属的工业产业全部落入宋子文家族之手，包括龙烟铁矿公司石景山炼厂（首钢）、唐山钢铁、天津通广集团、日本裕丰纺织株式会社天津分厂。宋子文另委派翁文灏为秦皇岛耀华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其他中华民国经济部接收的日本资产包括，日本东亚烟草株式会社（红塔集团下属红塔辽宁烟草有限责任公司）、中华燐寸株式会社等等。
官僚资本
（一）官僚资本侵入了生产事业的各部门：官僚资本在“商民无力经营”和“国营争取世界市场”的两个口号之下，穿了“国营”的伪装，囊括了生产事业的各部门。例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垄断了纺染织业；中国中丝集团公司、中纺集团垄断了江浙的蚕丝事业；中华民国经济部垄断了全国重要的煤、铁、钢、锌、钨、锡、汞、锑和石油等矿的开采，以及钢铁、机械、电器化学和制糖等工业；中华民国交通部垄断了铁路、轮船、汽车、航空及其有关的一切制造工业；中华民国粮食部垄断了面粉、碾米、榨油等工业，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接办了农具工厂和农场。使各部门，民间经营的机关，都遇到了业务上的劲敌。
（二）动力的控制：煤块的运销，自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是归经济部的燃料委员会统制，官营、民营工业的用煤，都由该委员会配给，可是我们民营工业不仅不能获得和官营工业平价的供应，甚至不能保证源源不断地取得，并且根本没有获得供应的保证，而必须仰给于黑市，黑市价格，比较官营工业获得的配给价格平均高高出一倍到十倍——燃料委员会对于官营工业的配给价，每吨最低三万余元，最高十八万元，而黑市价格则在三十万元左右——这就增加了民营工业的成本，削弱了和官营工业竞争的力量。
（三）
美国的特殊地位
宋美龄与陈纳德合办的中美实业公司总部设于上海市，在南京、芜湖、九江、武汉、长沙、衡阳设立一级分公司。中国向美国出口的茶叶、猪鬃、毛骨、桐油、湘绣全部由中美实业公司实行垄断贸易，其他任何公司禁止插手；美国向中国出口的机械、药物、化工原料全部由中美实业公司实行垄断贸易，其他任何公司禁止插手。[12]
据中央通讯社1946年3月5日电：美国《援华》月刊报道：美国帮助中国工业化计划如下，（一）1947年年底以前将有5000名美国技术专家来华，（二）美国将向中国运送电力、钢铁、铁路等工业设备，（三）美国派出专家对中美贸易的商品进行质量鉴定，包括生丝、茶叶、瓷器，（四）帮助中国进行石油勘探。以上活动由中美工商业协会统筹。[13]
马寅初指出：“新近政府公布的新公司法中第七条和第一百九十二条中没有规定外国公司在他们本国的总公司必须营业。这是一种可怕的错误，因为照新公司法的规定，外国在华设立的分公司既不必呈报资本额，那么他们可以随便增加资本额而逃避中国政府的所得税，另一方面，他们可以在本国向自己的政府说，总公司既未营业，当然也不必纳股东所得税。这样他们可以逃避一切的征税，试问在这种状况之下，中国的工商业如何能够和这种‘外国公司’竞争。这是外国资本家剥削中国老百姓的一种可怕手段。立法委员们知道这关系中国民族工商业以及整个经济前途太大，曾据理力争，但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几个大佬反对，这几个大佬中，大多是拥有雄厚资力的官僚，与买办资本勾结，想借此发财。”[14]
各家族人物
蒋家
宋家
- 宋霭龄，孔祥熙之妻
- 宋庆龄，孙中山之妻
- 宋子文，宋美龄的哥哥，雍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扬子电气公司、淮南路矿公司、汉口既济水电公司、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控制人
- 宋美龄，蒋介石之妻 中美实业公司控制人
- 宋子良，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控制人
- 宋子安
孔家
- 孔祥熙，宋霭龄之夫，中国兴业公司及长江公司控制人
- 孔令侃，孔祥熙长子，扬子建业公司控制人
- 孔令仪，孔祥熙长女
- 孔令俊，孔祥熙次女，恒义升公司控制人，2006年中国民国国税局称孔令伟去世前不久曾经卖股获利，要求其唯一的继承人，年已90岁的长姊孔令仪补缴遗产税1亿5700万新台币。
- 孔令杰，孔祥熙次子
陈家
争议观点
孔祥熙、宋嘉澍原本就是巨富，孔祥熙、宋嘉澍曾是孙中山革命时期的金主。
美国斯坦福大学所藏的张嘉璈档案中，发现了1939年10月，侵华日军特务机关“登集团参谋部”对国民政府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所做的秘密报告显示：“蒋介石拥有资产6639万（809万美元）、宋美龄有3094万（377万美元）、宋子文有5230万元（637万美元）、孔祥熙有5214万（635万美元）、陈立夫2400万元（292万美元），并列出国府高层政要29人总计存款额为78606.7万元”。另据美国底特律大学教授戴鸿超的研究，日本当局确曾在战时制造过国民政府高层财富的谣言。其中最著名一例，即通过散布所谓国府政要在外国银行的存款，宣传“宋子文是1940年代的世界首富”。美国联邦调查局因此秘密调查了宋在美国花旗银行与大通银行的存款，据1983年解密的美国调查局文件，“证明这一消息是来自日本的战时谣言”。考虑到日军“登部队”本身即负有对华宣传战的任务，所谓登集团所做的中国党政要员的财产统计其真实性，是极为可疑的[15][16]。）
参考文献
- ^ 《‘两朝国舅’宋子文秘史》，香港环球内幕秘闻社
- ^ 《出卖黄埔滩》，转自1949年华东新华书店《中国四大家族》陈伯达
- ^ 王宗培：《中国金融业之今后动向》，申报月刊四卷五号
- ^ 《中国银行之危机及其当前问题》《东方杂志》31卷14号
- ^ 吴承禧：《中国的银行》81页
- ^ 《江西农民经济》91页
- ^ 马寅初：《马氏战时经济论文集》282页
- ^ 《周报》第36期，1946年5月10日，《经济上扫荡官僚资本》
- ^ 镜升：《中国官僚资本》
- ^ 《文汇报》1946年7月4日，狄超白：《中国官僚资本发展道路》
- ^ 《文化杂志》二卷四号，1942年6月25日，千家驹：《论当前物价问题》
- ^ 《联合日报》晚刊，1946年6月4日
- ^ 1946年7月20日《经济快报》
- ^ 1946年5月21日《商务日报》
- ^ http://view.news.qq.com/original/intouchtoday/h0247.html
- ^ http://view.news.qq.com/original/legacyintouch/d298.html
- 《剑桥中华民国史·官僚主义的恢复与资产阶级的衰落·1927—1937年》
- 《蒋宋孔陈 : 中国四大家族》，陈伯达，一桥出版
- 《蒋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震撼一个时代的王朝》
- 陈廷一:《宋子文大传》，团结出版社
- 《论官僚资本》，郑振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