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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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車上書，指康有为于清朝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率同梁启超等一千兩百位公车[註 1]联名向北京的光绪皇帝上书，反对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舉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背景
光緒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國败于日本。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春，参加完乙未科會試的各省举人雲集北京，等待發榜。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簽訂的《马关条约》內割讓台灣及遼東，賠款白銀二萬萬兩的突然消息傳至，群情激愤。4月22日，康有為、梁啟超寫成一萬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書》，內地十八省與中國東北舉人接連響應，共一千二百多人連署。5月2日，由康、梁二人帶領，各省舉人與數千北京官民集於「都察院」門前請代奏光緒帝。
结果及影响
虽然，上书被清朝官方拒绝，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康有为等以“变法图强”为号召，组织强学会，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维新思想。严复、谭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传维新思想。之后，光绪帝启用康有为、梁啟超等，史称戊戌变法（或百日维新）。
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都先后失败，但是维新思想从此唤醒、激励了愈來愈多的中国人，思考中國如何救亡图存於歐日列強帝國主義，在中国歷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争议
2005年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茅海建在《近代史研究》第3期和第4期上发表《“公车上书”考证补》，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其已公开发表过的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其观点是：“公车上书”是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另一个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而且康有为组织的18省联名上书，并不是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由此学术界进行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并且对“公车上书”进行了进一步的审视和研究。
参见
注解
外部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