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國光
--老鹤（留言） 2015年7月31日 (五) 08:23 (UTC) 賀国光（1885年11月30日—1969年4月21日）字元靖，湖北省武昌府蒲圻县赵李桥晓阳畈贺家人，中華民国军事将领、政治家。他为创建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省的战争体制作出了贡献。
《蒲圻志》中对贺国光的部分记载
当时，四川地方军阀对南京政府采取敷衍态度。蒋介石利用贺与四川军阀刘湘、杨森、王瓒绪、唐武遵等在陆军军官速成学堂同学关系，于1934年12月任命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代表蒋入川指导川康军政，与四川军阀多次谈判，达成废除防区制，整编川军和堵截红军北上的协议，为蒋的中央势力伸入四川、后来抗日战争时在四川重庆建立部都奠定了基础。1935年10月，重庆行营成立，贺任行营参谋长兼第一厅厅长、川康军事整顿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因此，更获得蒋的信任。1937年升任重庆行营副主任、代主任。1929年1月改任成都行辕主任。1939年9月，蒋介石为控制川局，自兼省主席，任贺为四川省政府秘书长，兼重庆市长，代省主席职务。1940年11月，贺任宪兵司令兼重庆卫戎副总司令。1941年，日机对重庆实行“疲劳轰炸”，发生“六·五”防空惨案，蒋任贺兼重庆防空司令，负责处理善后事宜。贺即着手整理防空，厉行疏散，建立防空情报网，改善报警措施，深受蒋的赞许。1944年3月，贺再次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主办策反及建设海军工作。1946年任西昌行辕主任，旋改任西昌警备司令及川康滇黔边区边务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1949年秋，贺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昌警备司令。年底，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起义离开西昌后，贺继任主席。1950年3月，西昌解放前夕，贺去台湾。
生平
从直系到国民革命軍
早年丧父，母教甚严。賀国光早年学习旧学，曾两次到武昌参加府考，均落第。19歳時乃去四川省考入族兄贺伦夔开办的四川陆军军官速成学堂骑兵科，升入高級班。毕业後参加四川新軍，历任四川新军排长、队长、管带等职。辛亥革命后，贺投奔湖北都督黎元洪，任第四骑兵旅营附。曾以兵变消息向黎告密，收到黎器重。1913年（民国2年），他被保送到北京陸軍大学第4期正則班，1916年（民国5年）12月毕业回到湖北省，投北京政府方面的鄂軍，即在蒲通镇守使寇英杰部下任团附，后累获升迁，担任旅长。1921年，贺随寇英杰到河南省。此後，他顺利昇進，1925年（民国14年）冬，成为直系吴佩孚手下的陸軍第15軍軍長兼開封警備司令。[1][2]
1926年（民国15年）秋，国民革命軍攻克武漢，賀国光易幟转投唐生智的国民革命軍。此后，他任新編第4軍軍長。1927年（民国16年）秋，他任国民政府軍事委員会陸軍处处長兼武漢衛戌副司令。转赴南京后，任軍事委員会高級参謀。1928年（民国17年）8月，任軍事委員会办公厅主任。同年11月，任国民政府訓練总監部步兵監。以後，他历任建設委員会委員、国軍編遣委員会遣置局局長、国民革命軍总司令部参謀長、武漢行营参謀長兼第1縦隊司令、湖北省政府委員。[1][2][3]
1929年（民国18年）冬，他出任第1路軍总指揮部参謀長。翌年中原大战爆发，他兼任命令传达所所長，12月转任南昌行营参謀長兼作战厅厅長。1931年（民国20年）12月，任訓練総監部副監兼首都警備副司令。1932年（民国21年）4月，任軍事委員会第3厅副厅長兼贛粤閩湘四省剿匪总部参謀長，从事讨伐中国工农紅軍的工作,并提出许多机要决策,诸如"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因此,深受蒋介石信任。1934年（民国23年）2月，转任軍事委員会第2厅副厅長。[1][2][3]
在四川省的活動
同年12月，賀国光任委員長参謀团主任，入四川省。此后，他负责指导四川省及西康地方的軍事及政治工作。1935年（民国24年）4月，他获授陸軍中将之位。10月，他任重慶行营参謀長兼第1厅厅長兼川康軍事整理委員会秘書長。1937年3月，任国民政府軍事委員会委員長重慶行营副主任（代理主任）。[1][2][3]
抗日战争爆发後，賀国光在四川省整备组织抗日体制。1939年（民国28年）1月，他转任成都行营代理主任，5月兼任重慶市市長。9月，任四川省政府委員兼秘書長，代表兼任省政府主席的蒋介石负责四川省的政務。1941年（民国30年）1月，改任軍事委員会憲兵司令部司令以及軍事委員会軍法執行副監。1944年（民国33年）3月，任軍事委員会办公厅主任。[1][2][3]
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民国35年）2月，任西昌行轅主任。9月，任重慶行轅副主任兼西昌警備司令兼川康黔边区边務設計委員会主任委員。1947年1月，西康省發生空前激烈之民變，有組織之民兵超過10萬人，有槍支4萬餘，已佔領縣城四座，西康保安團6個團前往鎮壓，反被包圍，重慶行轅已派3個旅前往清剿；1月14日，行轅副主任兼西康警備司令賀國光乘軍用飛機離開南京經漢口、重慶，飛往西康。[4]:8266
1948年（民国37年）8月，重慶行轅改組为重慶綏靖公署，他继续任副主任。1949年（民国38年）秋，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其间，他兼任西昌警備司令，受蒋介石委托监视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1][2]
被中国人民解放軍击败
同年12月，劉文輝发表起义宣言，归顺中華人民共和国。賀国光被蒋介石任命继任西康省政府主席，以西昌为据点同中国人民解放軍抗衡。但大势已决，1950年（民国39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西昌后，贺国光经海口往台湾。在台湾，他任总統府国策顧問,一直为中将军阶。1969年（民国58年）4月21日，他在台北市因脑溢血病逝。享年85岁（满83歳）。[1][2]
著作
内容
余籍隶鄂南之蒲圻县，其地在三国时属吴，孙权称帝之赤乌九年（西二三八）始置县，县西有湖，湖畔多生蒲苇，故名蒲圻，初属长沙郡，历经变易，然后属武昌府：迨前清雍正年间，分湖广省为湖南湖北两省，本县遂随武昌府而划归湖北，民国成立，废府而县直隶于省。 寒族贺氏，聚居蒲圻南乡，耕读传家，年代久远，余生于前清光绪十一年（民前二七），岁在乙酉十月二十四日：先父镜泉公锡名国光，字元靖，取诗经：（乐只君子，邦家之光）之义而勉励之也。先父植品端正而待人和气，沈浸诗画而文名甚著，但不得意于科场，遂游幕终身，前清光绪三十四年（民前四年）卒于成都，享年五十有六，先母在家乡得耗，派人入川运柩归葬祖茔。先母氏刘，少于先父一岁，为湖南临湘县之名门淑女，恺悌慈祥，持家有道，一生信佛极虔，民国二十五年冬，国光迎养于重庆，虽年逾八十，以勤俭垂戒，三十六年冬弃养，享年九十有四：国光于大事甫毕，即扶柩回籍安葬。先母逝世前数日，夜有鹤飞来栖于寓所院中，翌晨戛然长鸣，展翅而起，绕屋数匝，翱翔西去：及先母寿终时，闻家人跪诵：“阿弥驼佛!”忽开眼望跪者，然后含笑徐徐闭目，状若安息，故亲友皆谓：“贺老太太真是鹤驭归天。”一时传为美谈。 寒族立有义塾，先伯祖工部尚书寿慈公加以充实，略如书院，定有弱冠月考与幼童默经给奖办法。余就学其中，十岁开始默写诗经，每月读熟三千字，即点默三百字，无错伪，奖制钱（外圆中有方孔）一百文：年终再将本年十个月所读之三万字点默三千字，无错伪，奖制钱一串（十个一百文）；幼童得之，在新年买鞭炮与所喜玩具，不受禁上，其乐陶陶。犹忆是年腊月，先父由省外回家团聚，国光恭请督背诗经全部与书经首部，因两者合计三万字，奉谕自诵三次免背，但赚其费时而一定要背，被认为不听教训，用竹板责打数下，国光恃爱，急而自掴不巳，先母见而和缓之，且笑曰：“父望于成龙，未闻有不要儿子背书者：惟吾儿纯善而素听命，今一抱屈，季非求伸不可，真有军人气慨，长大之日，岂为武官乎？”先父解颜笑诺；不意慈母此言后来果验。此情回意，如在目前，孺慕之心，油然生矣，不因耄耋一而稍匮也。次年余读默尚书，亦有一得之愚，此书为我国四千年前古籍之一，其中「禹贡」一篇，将海内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州，关于各州山川之形势，土壤之性质，重要之物产，贡赋之微收，均有提示；并将其田与赋各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但其文句诘诎，苦难记忆，余悟得左手记田右手记赋之一方法，即将左手中间三指每指三节记其田之等级，右手中间三指每指三节记其赋之等级；例如徐州“厥田惟上中”，则认定左手食指中节为徐州：又徐州“厥赋中中”，则认定右手中指中节为徐州。其他八州均仿此，自易记忆，似可为今日青丰默书之参考。余在十四岁以前，读毕四书、五经、史记精华录等书，并读古文、唐诗与点读史籍，预奠上进之基础，惜因中道改图，对国学未能深造有成，亦一憾事也。 前清光绪二十六年（民前十二）余十六岁时，先叔良朴公为上海广方言馆监督，先母令往投考肄业，以求新学，革命先烈邹容慰丹及名宿张家声君励、张家璈公权、陈大齐百年诸先生，皆当时同学少年，余之革命意志，受慰丹之启发者甚深，而其志则认定报国必须从军，遂于前清光绪二十八年（民前十）由沪回鄂，投考陆军学校，虽因病未能如愿，而此心耿耿；未尝一日忘之也。 余十九岁即前清光绪二十九年（民前九）冬，随侍先父镜泉公宦游四川，先堂兄伦夔先生正为成绵兵备道台，遂以代捐之佐贰官职，就道署学习官规者数月，深感其流于鄙陋，为贯彻从军初志，毅然于次年弃官习武，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校，肄业三年以优等毕业，获升在高级班深造半年，时为前清光绪三十三年《民前五》，余已二十三岁矣。 四川在清末创办此军校，为当日满廷发愤图强，整军经武之重要新政，无论教学或管理，均异常认真，所有各兵科科长，皆聘日本军官之在其本国陆军大学与各兵种专科学校毕业者担任之，兼授学术，故经其陶冶之生员，不乏杰出人才：当时与余同砚席者，如：刘湘甫澄、杨森子惠、唐式遵子晋、王赞绪治易诸学长，后皆各为大军统帅，兼主省政。子惠现寓台北，常与余往来话旧，且两人系同年生而彼长数月，今年（五三》春，余曾撰联语以祝其诞辰，并为大半世纪之亲善友谊留一永久纪念，联云：「同学同志同庚，同登寿域：有猷有为有守，有功国家。」联虽不佳，而四有则为颂其所当然也。 清末成立之四川陆军，凡干部之任班长者，皆出身于弁目学校：任排长及队官者，皆出身于新旧陆军军官学校：任管带(营长)标统（团长）者，多出身于日本士官学校：一切制度皆从新法，官场及社会亦悉以新军称之，以别于旧军之绿营（因军旗用绿色得名）。前清光绪三十三年（民前五》余毕业于速成学校及其高级班时，因成绩优良留校任排长，自是以后五年之间，历任陆军第十七镇（师）排长、队官，又调四川督练公所任科员、科长等职。前清宣统三年（民前一），川人反对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因赴总督衙门请愿，被排枪杀伤数十人，余既率卫生队冒险分往各处救护，又愤满人之专横残酷，乃暗同革命党人季雨霖、向岩等联络川中同志尹昌衡等鼓动风潮，演为革命运动，促成四川起义，此亦往事之可述者也。 民国元年，余由川返鄂，时年二十八岁：溯自前清光绪二十九年十九岁入川，至此有十年之久，而余之能勉随时贤为国家尽其绵薄者，系以曾在四川学习军事毕业为之基础。抵鄂后任湖北陆军第四旅七团营附：二年冬考取陆军大学第四期，三年一月入校，五年十二月毕业，仍分发湖北军中。自六年至十四年之间，历任湖北陆军第二旅营长、团附，第二混成旅团长及第一师旅长：复转升为陆军第五师师长，仍驻湖北：在此九年中，武汉下游长江两岸，粤汉铁路鄂境两侧与汉沔地区，驻防殆遍，因做绝不扰民，故军行所至，闾阎安堵，阗阗不惊：对于绥靖与戡乱工作皆有绩效。犹忆十年夏任团长，参加湘鄂战役，直军援鄂而暗联湘军以倒鄂督王占元：孙传芳总司令见机下令撤兵后退，前方军心动摇。本旅寇英杰旅长涉嫌逗留武汉，另一团官佐多自逃散，余在兵马仓皇中当机立断，赶到蒲圻车站，极尽各种方法，收容本旅部队，并告以此时前后皆敌，如果走散，必然被人宰割，不若集结力量尚有可为。因此，本旅两团陆续全部集结无遗，尚有无队可归而来附者约五百余人，遂成为人员装备齐全之一大力量，余代率之绕道金牛退至鄂东，后果为鄂军当道借重而屡获升迁。十四年冬，余在陆军第五师师长任内，由鄂率部队移驻河南，旋升为陆军第十五军军长兼开封警备司令。本军主力驻防豫南，适国民革命军于十五年秋会师武汉，余与靳云鹗将军同时响应，被任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是年十一月也。由是策动北方部队参加革命行列，使武汉形势趋于巩固。十六年春，中央厉行清党，吴佩孚有鉴于此，乃面告余曰：“我志在讨赤，今蒋介石先生正在清共，诚值得同情：而奉军强要南下，扬言讨赤，其实别有用心，君等尽可回师抵抗之?”我军大部乃北上对奉军作战，损失虽大，但为国民革命军北伐先驱，转移中原局势，亦赖有此一役也。十六年秋，率部由豫赴鄂整理，决心将部队交出，宣言绝对不再带兵。旋任军事委员会陆军处处长兼武汉卫戍副司令，但因宁汉分裂，中央适时奠都南京，乃赴京任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谋，承常务委员即今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何敬公擢荐于总司令蒋公。十七年春随军北伐，曾上建议书，对于军事、敌情、地形、民俗、有所条陈，幸蒙嘉纳，并印五千份分发各部队参考。其中．有一条为切忌顿兵坚城：盖以北方城寨最多，而军队又重守城，不如留置一部监视，大军仍绕道前进，必可收预期之效；后果以临沂、泰安未下，留队监视，而大军分向济南进攻，迅速成功，即其一例也。惟当时之济南惨案，日本军阀蓄意挑衅，如我方应付得宜，或亦可使其范围不致扩大；就记忆所及，在初次冲突前夕，余寓旅馆，正对日军师部，见其夜间撤除防御工事；翌日冲突既起，余与我方上中级军官多人正在市区洗澡，被围于其警戒线内，经我总部交涉，由日军宪兵护送出界，亦有礼貌；当冲突将扩大时，日方联络军官佐佐木到一建议，谓已商得其上级同意，由我方派兵一团手挂臂章标识，形同临时宪兵，由双方派员手持中日国旗，带领此团沿日军防区外围各路口分置守兵，旨在隔离，免起冲突。由此观之，日军固然忌我，犹重在防我，未必无和缓之可能：无如我参谋长杨杰将情况壅于上闻，而自作主张，复措置失当，致演成惨案。盖当我大军既抵济南，应令分守郊外，管制官兵禁入市区；另令政工人员会同宪兵前往维持秩序，并就情况研究可能发生之变化，策定妥善可行之解决方案，提供统帅裁夺，以期有利。但彼计不出此，任令官兵涌进市区，横冲直撞；余见其不纳佐佐木到一之隔离建议，曾力劝姑且试行，而彼固执己见，谓系多此一举，致一发而不可收拾。况日我两方军队各怀敌意，而我军又较复杂，见面就打，亦情势之所必至，故余认为此次惨案之酿成，在杨似应负责也。是（十七）年八月，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旋因中央军事机关改制，调任训练总监部步兵监，前后为时虽不甚久，关于中央高级军事机关制度之改善及军事教育之整理，均有建白而见诸实施。 十八年三月，余随总司令蒋公西征，忝任参谋长，四月初抵武汉，鄂桂两军均已撤退，遂设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何敬公兼主任，仍以余任参谋长，奉令兼任第一纵队司令赴荆沙收抚鄂军，原拟定任军长，因曾宣言决不带兵而坚辞获准，乃改用此司令名义乘舰赴荆沙，及晤鄂军石毓灵、严敬两师长与其干部，均表示竭诚拥护中央。并服从命令：即余原奉令暂行兼接石师之命令亦未宣布：正幸圆满解决问题，不料有人竟造鄂军皆不可靠之谣言，张军长发奎竟指挥该方面中央军围攻荆沙，由是石严两师亦奉命开至江陵顺从缴械，尹承纲旅本已由沙市上轮启碇下航，忽折回登岸求张庇护；而鄂军如此劲旅，不能留为国用，未免可惜。余返汉口，痛心之余，坚请辞职，以示坦白：经何敬公再三慰留，始回任行营参谋长，五月奉令兼湖北省政府委员。尔后有关豫西、长沙、郑州各方面之戡乱战役，因各战地在余以前领军时，曾经驻防或作战，其兵要较为明瞭，遂先后奉令调赴前方效力，均获成果：回忆是（十八）年冬豫西之役，原内定余任总司令部参谋长，但临行前夕，总司令面谕：“总部参谋长尚可缓用，但第一路方鼎英总指挥处最为重要，汝可改任彼之参谋长，以应戎机。”遵即前往。旋有所属阮玄武率师叛变，自由开到鲁山；总司令又命余前往解释使归，即乘夜由叶县冒两方火线危险赶往，与阮恳谈之后，打销其敌对行动，转抱观望态度，我军因获便利。十九年六月长沙之役，先是何云樵军队已由长沙退至岳州，原拟布防泪罗江之线；但何敬公恐其新败之余难以胜任，不如令其撤至湘西防守，乘机整顿待命；至于中央军夏斗寅师则令其撤至贺胜桥防守，并掩护新调两个师在武昌集中：此种退后部署，旨在利用长远战地，留有我方整军及集中时间，籍以诱敌深入：旋即侦悉桂军不独不敢深入，且另有企图后撤情报，立即下令反攻，何云樵部因整理而士气旺盛，一鼓而克复长沙，我中央军再鼓而会同聚歼逆军于湘南；此余追随何敬公参赞戎机最协机宜之一战也。是（十九）年秋郑州之役后期，奉令调赴漯河兼任「命令传达所所长」，并奉谕：「以本总司令名义指挥何雪竹刘经扶两路总指挥，时间许可，先行请示：否则直接下令，再行具报！)故此名义虽小而权力极大，余自亦审慎不敢轻用。最后奉令编成七个纵队，而每纵队兵力大小不同，有一团者，有一师者，分途深入敌方腹地及其后方，卒收瓦解逆军之特效，此我 总司令之英明睿智，出奇制胜，而在战史上开一新纪录者也。 十九年十二月中旬至次年一月初，国军对盘踞赣南之朱毛匪帮，进行第一次围剿，因崇山峻岭，道路崎岖，交通运输因难，而地方民众又尽为匪裹协利用，致张辉瓒师在兴国广昌间之龙岗败绩。于是中央特派何敬公代行陆海空军总司令职权赴赣督师，二十年二月初抵南昌，组设总司令南昌行营，余亦随之任参谋长，策划继续进剿是年（二十）四月初，开始第二次围剿，又因军队多为临时编组，部署尚未就绪，匪军承机猛犯，窜至吉安、南丰之线，尤以南丰方面，我军所受损失较大：何敬公鉴于南城重要，为指挥便利而进驻之，余亦随往：但为加强准备，五月下旬令各部恢复围剿以前态势，故第二次围剿未收预期效果即告结束。六月总司令蒋公亲临南昌，召开剿匪会议，第三次围剿遂于七月开始，七月二日总司令由南昌莅临川，驻节半月，并巡视南城、南丰等地，民心士气为之大振。不意此时汪兆铭竟在广州通电背叛中央，举行「非常会议」。而日本军阀复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何敬公因此奉调回京，第三次围剿军事遂归停顿。总司令南昌行营旋亦改组，余代办交代后，亦赴京于十二月任训练总监部副监，适顾墨公为南京警备司令，又兼任其副司令。 二十一年(一、二八）松沪抗日战争发生，全国民气激昂，但朱毛匪帮乘机嚣张，三月初因（国际联盟）斡旋，与日军签「淞沪停战协定」。中央为贯彻攘外必先安内国策，继续励行剿匪，尤以扫荡赣南匪巢为先务，遂设立赣粤闽湘四省边区剿匪总司令部于南昌，以何敬公为总司令，余任参谋长，四月初抵南昌，而匪在湘赣、赣粤、赣闽、赣鄂各边区及赣北等地，四出扰乱，欺骗胁迫人民，无所不用其极。于是重新调整剿匪军事部署：先清剿各地流窜散匪，颇著成效，继于七月间集结大军由乐安直捣赣南，不幸受挫而回师整理。嗣何敬公回京述职未返，适值日军进犯热河及察哈尔，中央又令其前往北平坐镇，在此期间，由余代行。二十二年一月初，朱德匪军三万余人曾进犯东乡，势颇猖獗：而被西路军痛剿之萧克残股，亦流窜至南昌车站西南方之万寿宫一带，均被击退，更各予以重创。二月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再度成立，三月初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任蒋公为委员长，五月初 委员长莅临南昌，设立南昌行营，其第一厅职掌军事，余奉令为厅长，四省边区剿匪总司令部同时撤销。当时委员长策定“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剿匪方略，使军事、政治与党务互相配合，励行澄清吏治，清查户口，整编保甲，组训民团，开辟公路，并宣扬三民主义，以期彻底肃清匪患。另派大军直捣赣南，初期节节胜利，遂西向转围兴国，原计划利用赣江，将吉安东南广昌及兴国地区之匪一举聚歼，因朱德匪军主力由闽南向兴国驰援，致未竟全功，此即所谓第四次围剿也。惟历次围剿无功，由于匪军专以游击战术困扰国军：其一贯伎俩为：「你驻我扰，你进我跑，中途腰击，伺机截援；进则人海猛攻，以大吃小；守则不打硬仗，见机就跑!」因此，剿匪军作战，不能依照普通战术进行，稍一不慎，不败于行军，即败于防守；倘真正对面作战，匪实不敌。于是 委员长针对匪之特性与惯技，几经研究，乃于二十二年秋，采用（碉堡战术）建议，立定实施，卒成大效；所谓（碉堡战术）即以拙制巧，稳打稳扎，逐步前进，并逐步围剿，使包围圈逐渐缩小，然后将其聚歼；故其构筑原则，在多不在大，重密不重坚，务使纵横连贯，目力火力皆能交叉。当二十二年十月中旬，开始第五次围剿时，先构筑自吉安经乐安、南丰至福建泰宁之碉堡封锁线；再派三个纵队分向赣南，利用碉堡与部队配合，实施围剿，匪遂感无法抵御，改用「短促突击战法」，亦无所逞。后匪军更在广昌采用「俄式口袋防御战术」，初尚有所得，我方损失亦大；旋明瞭其为弃长用短，乃利用此机会停攻月余，调集各种砲兵重新部署，因此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即前副总统陈辞公督部于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拂晓总攻击，匪军在我步砲协同猛攻，再加飞机更番轰炸之下，不到数小时全被击溃，遂克广昌。匪方称广昌为「苏区门户」。此战为匪军生死存亡关头，其门户既被打开，而国军亦从此势如破竹矣。 二十二年十一月，陈铭枢、蔡廷锴等宣布在福州成立伪“人民政府”背叛党国，事前与朱毛等匪已有勾结，订立「攻守同盟协定」。故彭德怀匪军于同月由黎川进犯东南门户之浒湾，以图策应。当时国军仅有三个营防守，情势严重，我北路军顾总司令在临川令调第四师由金溪驰援，因第四师系走小路捷径，到达浒湾附近，又恪遵委员长规定：「无论行军或作战，到下午四时必须停止，就地构筑工事」之命令，选择有利地形，将工事赶筑完成，部署亦妥．彭匪既未能在中途逞其截援狡谋，遂于傍晚倾全力来攻，战斗激烈，夜半无线电忽然不通，余接顾总司令在临川电话告急，乃派大批飞机于次日（十一月十二日）拂晓赴援，第四师亦配合反攻，我空军因能在距离三十里之临川就近补充油弹，遂得连续轰炸竟日，毙匪无算，使彭匪溃不成军，窜退至黎川黄狮渡一带，喘息整理。朱德匪军当时正抵宜黄，亦闻风丧胆，不敢来犯。由是检讨此役之胜负，实为大局安危之所系。盖匪帮企图，系倾朱彭两股匪军全力进犯南昌，一则可以转变国军剿匪局势，二则可以牵制国军不能抽调部队赴闽戡乱，三则匪军可以抽调往闽策应，扩大乱源而加强之。幸国军能先在浒湾将彭匪击破。迨闽变发生，委员长始得先调蒋鼎文总指挥大军由赣经衢州开往闽北，并后调卫立煌军由黎川经南平直趋闽南作战；而于二十二年十二月下旬更亲飞闽北浦城指挥，故二十三年一月即将叛乱敉平，为时仅月余耳。关于闽变，余有两种感想可述：其一、余在深夜将叛乱电文呈阅时，委员长痛心于陈逆等之自暴自弃，背叛党国，不禁击掌顿足而叹曰：“中国真正要亡吗!”谋国之忠与爱人之仁，均溢诸言表，为之感动不已，翌晨再将赶拟之讨逆作战计划呈核，多蒙采纳，认为胜算在握，其决心与毅力，复于态度安详中见之，诚足赞颂!其二、抗战期间，陈铭枢与余晤于重庆，曾谈及闽变：余谓此事之政治是非，姑置不论，惟检讨闽方之政略战略，似乎犯有错误!就政略言，国民党元老认系叛党作乱，无不反对；朱毛匪帮认为是假革命，虚与委蛇；英日方面认为是联共，不予同情；有此数因，皆足致败。再就战略言，先不部署周到，竞贸然通电背叛中央，及国军已在闽北集中，始行发觉，情报不灵，何以竟至此极。当时应在闽南防守，以逸待劳；但不此之图，仓卒派队赴闽北应战，而士气又异常低落，何能侥幸取胜?况闽南空虚，任国军长驱直入，更加速失败。陈闻余言，称是不已。二十三年一月，闽乱既平，国军益集中全力剿匪，余乃策定东北两路军合围计划，签请令颁实施：东路军在福建，三月收复泰宁、明溪，五月收复建宁、永安、连城。而北路军在四月下旬又克服具有战略价值之广昌。此时委员长为防匪西窜四川，手令西北两路守备部队督同地方政府赶筑袁江、绵江、修江之重层碉堡封锁线，以期将匪堵在江西聚歼之。余亦获得匪帮阴谋西窜之情报，又签请电知桂绥署会同湘军利用湘漓同源地形，赶筑沿湘江自兴安经全县至零陵(永州)碉堡线完成，以防匪军即在赣漏网，亦可将其歼灭于湘桂边区。国军既收广昌，士气益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匪区由是逐渐缩小：十月将石城、兴国、宁都相继克复：陈总指挥进驻宁都县城，侦知匪因迭受重创，在赣无法挣扎，确已准备突围西窜，并判断匪军必南奔信丰，再转窜赣粤湘边区而越湘南桂北边区以入黔川。盖南康、信丰、定南线上之守军，构筑碉堡未遵照规定，所建者皆营碉团碉．空隙过大，不能收封锁之效，匪可乘弱窜越也。关于此事．余曾召集会议，告以筑碉应守「在多不在大，重密不重坚」之原则，并解释其利害及妙用；嗣见尚未改善，第二次又召集开会，重申前议，惜终未彻底做到，而匪军残部约十二万人，由朱毛等匪首率领，果乘此弱点于十月下旬实行突围，在信丰、南康一带，偷渡章水、贡水、向西逃窜。福建长汀，江西瑞昌、会昌，均于十一月上旬收复。自二十二年十月开始之第五次围剿，奋战经年，遂于十一月胜利完成，而后国军积极从事追剿矣。 ． 江西剿匪军事，自十九年十二月中旬开始第一次围剿起，至二十三年十一月完成第五次围剿止，先后四年，国军高级将领在委员长指挥之下勉効驰驱：现又追随总统在台湾，更望追随同返首都者，何敬公、顾默公、陈辞公前已叙及。尚有北路军首任总司令刘经扶峙、东路军蒋总司令铭三鼎文、薛总指挥伯陵岳、钱总指挥慕尹大钩、余总指挥幄奇汉谋、孙总指挥仿鲁连仲、陈纵队司令武鸣继承、万警备司令武樵耀煌、毛指挥官慈衡秉文、刘指挥官和鼎、周师长至柔、王师长东原、韩师长楚箴德勤、李师长延年；空军晏队长瑞淋玉琮、刘队长挺生牧羣。其来台而先后作古者，有前副总统陈辞公、东路军陈总司令伯南、西路军何总司令云樵、朱绥靖主任一民、汤副总指挥恩伯、罗纵队指挥官卓英、许师长克祥、张师长干之贞。其他流血汗之人尚多，因年老记忆不清，不能悉举也。余在十九年末第一次围剿时，供职武汉行营：惟自二十年四月第二次围剿起，至第五次围剿完成止，均忝长戎幕，蒙委员长与何敬公以袜线材而制锦，虽竭尽绵薄而策划难周，致未将朱毛匪帮铲除而贻患至今，负疚之余，不无遗憾。 四川地处吾国西陲，面积三十万平方公里，江山险固，沃野千里，物产丰富，有人口四千七百余万，在全国各省中为数最多，无论人力物力皆足为国家建设之大资源。惟因地方军民各政未上轨道，不免引起共匪觊觎，妄想据为巢穴，故在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徐匪向前尚未窜入川北，而二十年四月我中央正调集大军准备第二次在江西围剿时，朱毛匪帮顿起恐慌，各匪首曾开会讨论对策，彭匪德怀主张舍赣入川，卒由毛匪泽东决定负隅赣南顽抗，尔后徐、朱毛、萧贺各股匪相继窜川会合，盖有所本也。但我委员长睿智远虑，在剿匪期间，无时不注意匪军此种动态。 徐匪向前一股，原盘踞豫鄂皖边区，二十一年六月国军予以围剿，十月徐匪在溃败之后，率残部二万余人由匪巢金家寨（安徽立煌）突围，窜扰罗田、英山、黄冈、黄陂一带，在广水越平汉铁路西窜，经应山、枣阳窜入豫西，复经新野、邓县、浙川、由荆紫关入陕，流窜于秦岭山脉；十一月辗转由陕南乘隙窜至川北，因沿途被国军追击堵剿，所剩不过二千余人：川省军队因有防区存在，进剿不易协同，致不及两年，通江、南江、巴中等县，皆被匪占据，压迫裹胁人民而匪化之。当二十三年十月下旬朱毛匪军由赣南突围，十一月折而西窜贵州以后，徐匪即乘机蠢动，企图进犯重庆而与之遥相呼应。因此，四川剿匪军总司令刘湘晋京请示方略，中央为适应当时情势需要，决定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参谋团于重庆策划指挥川康滇黔各省剿匪事宜，并督导川康军事政治之改进，以固西陲而维国本。余猥以辁材，奉命为参谋团主任，率本团于十二月二十九日，由南昌行营兼程入川；时，余年五十岁，距前清光绪二十九年（民前九年）十九岁随侍先父镜泉公入川，忽忽三十有二年矣。 二十四年一月十二日参谋团到达重庆，此行系由宜昌换乘四川民生公司轮船溯江而上，川中父老沭于匪情紧急，仰望中央之心情至殷且切：故本团一入川境，自巫山经奉节、云阳、万县、忠县、酆都、涪陵、长寿、以至重庆，每过一县，江岸皆竚立多人，鸣放鞭炮欢迎；抵重庆时，欢迎者尤万人空巷。翌日余在各界欢迎会上，掬诚宣告中央决心剿匪安川与委员长德意，全场欣然感动；并告以朱毛匪军残余实力，不过六万余人，枪仅二万余枝，不足为虑。事经报载，社会翕然称赞，人心赖以镇定。余又本「修己以安人」之古训，针对当时环境，规定本团守则六项：“l、操守要廉洁：二、处事要公诚：三、态度要谦和：四、言语要谨慎：五、行为要检点：六、工作要努力。”此条文虽极简易，而意义则甚深长，与同仁相约共勉，必须身体力行，以期能起示范作用，而为推行中央政令之一助。幸在事实上收到立竿见影之效，关于军政措施，无论与任何军事首长联系协调，言必听而计亦从。曾忆有一次刘总指挥文辉特对余曰：“贺先生，你是成功的!”余问其故?彼答：“你诚信服人，川康上下人等，对你皆有信仰!”乃笑谢之。 朱毛匪军在二十三年十月下旬由赣南匪巢突围，十一月初即窜到赣省崇义与湘省汝城一带。中央适时任原西路军总司令之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下辖五路，其第一、四两路为湘军，共六个师；二、三两路各辖四个师，以原北路军第六路总指挥薛岳任前敌总指挥兼第二路司令，周军长浑元任第三路司令，又第五路李司令韫珩一个师，共一十五师，蹑匪追击，或分途截堵，使匪军在逃窜中不能稍作喘息，加速溃灭。十一月中下旬，匪军在粤省乐昌以北与湘省宜章间，越过粤汉铁路，再由湘经临武、蓝山、宁远、道县窜至桂省兴安、全县间，被桂军在预筑之湘漓碉堡线上，迎头痛击，予以重创。十二月上旬，匪军由桂省龙胜复经湘省通道，窜至黔东。时湘西之萧贺股匪乘机蠢动，追剿军第一四两路之六个师，遍留湘剿办。其二三两路之八个师与第五路之一个师，皆蹑匪军之后，追剿入黔。 朱毛匪军窜黔后，因在沿途被国军歼灭过半，所剩只有六万余人，枪仅有二万余枝：适因黔省政治腐败，军队战力极弱，一经与匪接战，即仓皇撤退，致匪势复形猖獗：十二月中下旬，黎平、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瓮安等县，均曾陷匪，虽旋为追剿入黔国军克复，但人民掺遭蹂躏，元气大伤。二十四年一月上中旬，匪军续陷湄潭、绥阳、息烽、遵义、桐梓、仁怀等县：而遵、桐、仁，均归黔军侯之担军负责防守，所辖步兵六个团，在遵义有一部投匪，在桐梓不战撤退，而侯又于仁怀失守后，竞置部队不顾，只身远走重庆，致川南为之震动；但川军总司令已先由余洽定急调所部一个师及五个旅驰赴川黔边区布防，并相机进剿。是时参谋团甫抵重庆未久，余审度情势，欲振作剿匪士气，必须赏罚严明，建立中央威信：于是在「民具尔瞻」之环境中，谨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毅然将侯之担军长撤职扣交军法惩办，并通令各剿匪部队一体知照，以儆效尤，而军纪由此振肃。一月下旬，川军在川南古蔺及黔西赤水间之土城，与匪决战，卒将匪军击溃，分股窜扰川南之叙永、古宋、兴文、复经川军堵剿，向滇边西窜：二月上旬，在威信镇雄间，被滇军痛击，又向东回窜黔西。 ． 二十四年二月初，中央撤销追剿军总司令部，调整剿匪军为两路军，第一路军主力，即留湘进剿萧贺股匪之六个师。第二路军仍以薛岳任前敌总指挥，辖五个纵队：其第一、二两纵队为中央军，各辖四个师；第三纵队为滇军四个旅；第四纵队为黔军一个军与三个师；又第五纵队中央军一个师。尔后，朱毛匪军窜滇，令黔军留本省绥靖；匪军窜西康，又令滇军留本省绥靖；至中央军则始终蹑匪穷追，务期将其歼灭，以竟全功。被川滇两军先后堵剿而由川滇边区回窜黔西之股匪，三月间在赤水河流域辗转流窜，旋以一部徘徊于黔西，迟滞国军行动；朱毛两匪则率主力于四月上旬窜至贵阳龙里中间地区，是时委员长坐镇贵阳，而匪亦被我第三纵队滇军迎头痛击，受创后急向西窜，经安顺、镇宁、关岭、紫云、贞丰、兴仁、兴义等县，于四月中旬渡黄泥河窜至滇东；在滇窜扰平彝、曲靖、霑益、马龙、寻甸、嵩明、富民、禄劝、武定、元谋等县，五月上旬窜至金沙江右岸，因扼守左岸之川军刘文辉部稍战即退，匪遂从容渡江；其先在黔西徘徊之一股，亦由巧家渡金沙江来与会合，然后北窜；刘部又放弃会理、冕宁、越隽一带险要据点，撤至大渡河左岸，匪军遂一路跟窜；大渡河因地形险峻，水流湍急，自古以来，即有固定之渡口，非渡口不能渡河；而扼守富林渡口之刘部赖营，竟阵前叛变，使匪军于五月下旬得以渡过天险，北窜汉源、荣经、泸定，川边为之震动。刘总司令湘乃亲率大军在邛崃防堵，用保成都平原。匪见势不获逞，遂窜扰天全、芦山、宝兴等县，六月中旬在川西之懋功与徐匪向前合股，所剩又仅二万余人，较之初突围于赣南时人数，已被剿匪追堵各军歼灭十万，因与徐匪合股，始得苟廷残喘。 徐匪向前盘踞川北通、南、巴地区，拥众约八万，当二十四年一、二月间，朱毛股匪流窜于黔东北时，即进犯嘉陵江企图突渡，再南犯重庆。时，中央军第一师胡宗南部由陕南奉调进驻广元，嘉陵江自昭化以下，剑阁、苍溪、阆中、南部、蓬安、南充、武胜、合川、至江北之沿江两岸，已由四川剿匪军第一路邓总指挥锡侯，第二路田总指挥颂尧，第三路李总指挥家钰，第四路杨总指挥森，第五路范师长绍增等，依次分段负责严密布防，匪屡来攻，均被击退；参谋团又派员分赴各路军联络督剿，士气亦均旺盛。但徐匪终倾全力于三月下旬突破阆中南部间之田军阵地，抢渡嘉陵江获逞：余为整饬军纪，签请委员长令将田颂尧撤职，以孙副军长震代理总指挥，并升任军长。邓总指挥锡侯在成都不待命令毅然先自亲率五个旅赶赴江油、梓潼一带布防，以保成都，其本人则坐镇江油，忠勇殊堪钦佩。至其他各路剿匪军部署，亦因徐匪突渡重新调整。令杨总指挥率部取捷径推进至洪雅，堵剿朱毛股匪；孙李两总指挥及范师长，则率部追剿徐匪，在五月底以前，徐匪已由阆中南部地区，经彰明、北川、平武等县，窜据茂县、汶川、理番一带；我川军各部，沿途追剿截击，均有激战而毙匪无算。六月中旬，徐匪与朱毛等匪在懋功合股以后，胡宗南部推进至松潘，孙军在北川，李军及范师在安县，邓军在汶川，杨军亦由洪雅北进至懋功西南地区与邓军衔接，对朱毛徐等匪形成包围，时有激战；并加强碉堡战术，期在松、理、茂、懋地区将匪聚歼。 川省西北之松、理、茂、懋地区，山险水急，地方貧瘠，居民稀少，我进剿部队给养，虽有大后方供应，亦感运输困难而虞不济；匪军自驱死地，绝对不能久存。故在二十四年九月中旬，毛匪率其一、三两军团残部共约万余，由松潘西之毛儿盖北窜陇南；经岷县时，竟控制失效，而有匪千余向国军投诚；再窜通渭越会宁间之界铺，西吉隆德间之六盘山，由环县窜至陕北，但在六盘山被我骑兵师堵剿，又死伤二千余人；而沿途被陕甘部队追堵截击，伤亡、落伍及因病饿而倒毙者尤多。故十月下旬，毛匪由环县窜至陕北舆刘匪子丹、徐匪海东合股于保安时，所剩不过六千余人，林彪、彭德怀、周恩来诸匪及伪中央匪干之少数幸存者，均在其中。保安南边，即为后来之匪巢延安。 二十四年六月，朱毛与徐匪在懋功合股时，我第二路军薛总指挥已率部追剿至川康边区；主力在邛崃、名山、雅安、天全一带，一部进至泸定、康定；并奉令各就地构筑碉堡，期与四川剿匪军共收聚歼之效。七月初，为防匪北窜陕甘，又令其留两个师防守康、泸、天、雅一带，主力则东移绵阳待命；七月下旬，全军到达绵阳，且有一部推进至江油以北平武、旧州一带；八月薛总指挥先往陇南，设总指挥部于文县。但因湘西萧贺股匪有窜犯川鄂企图，又令薛军停止北进，南移南充待命。九月下旬，总指挥部及其第一纵队到达；第二纵队则在绵阳以北之南进途中。十月初，朱徐股匪因在松潘不能生存，开始南窜，为期歼匪于大渡河以北，乃令薛军由南充向成都集中待命；十月下旬，其在南充部队，经蓬溪、乐至、简阳，及其在绵阳途中部队，经罗江、广汉、新都到达。时，由松潘南窜匪军，已越懋功而陷宝兴、天全、名山；十一月又陷芦山、荣经；复令薛军由成都分途开赴丹稜及洪雅进剿，十二月中旬在荥经及二十五年二月上中旬在天全、芦山，舆匪军两度主力决战；各经激战八日，然后乘胜克复之。徐匪向前在二十四年三月突渡嘉陵江时，拥众约八万，迭被四川剿匪军痛击；及其六月剿至川西，在懋功与朱匪残部合股后，又经川军与薛军积极堵剿，损失过半；除毛匪先率残部万余北窜外，此次朱徐在松潘受冻饿压迫南犯，所部不过三万二千余人，枪枝更少：荥经及天芦两度决战，合计又伤亡近万，南犯既不逞，仍回窜懋功，残余仅有二万余而已。 二十四年八月，湘省大庸桑植之萧贺股匪约二万余，原图进犯川鄂，我薛军因而由绵阳以北，南移至南充，准备进剿。但该股匪忽又窜扰新化、溆浦一带，再西窜入黔。二十五年一月，由天柱循玉屏、江口、石阡、瓮安、开阳、修文、息烽等县窜至黔西、大定一带；四月中旬，越毕节窜入滇境。沿途被黔军及中央驻黔绥靖部队进剿，迭受重创；并在地属黔而距滇省镇雄较近之得章坝，与先由川西开赴陕南布防，再令由陕南开来追剿之万耀煌师遭遇，展开激战，匪卒不支窜退。且因此避免与国军接触，钻隙而逃；入滇以后，不敢再走朱毛旧路，即沿金沙江右岸之华坪、中甸窜入西康；复沿金沙江左岸北窜，经定乡、巴安到白玉折而东窜；复经瞻化、鑪霍、道孚窜至川西懋功，与朱德、徐向前两匪残部合股。嗣以地僻、人稀、粮绝，于六月下旬相率向陕甘方面窜去，川康滇黔之匪患皆告肃清，遂从事国家建设，积极准备抗日矣。 朱毛、徐与萧贺等股匪，先后由赣南，川北及湘西突围西窜；而朱毛一股，流窜赣、粤、湘、桂、黔、滇、川、陕、甘等十省，我剿匪将士，无论追堵截击，跋山涉水，流血流汗，完成歼匪任务，诚属功在国家。现其高级将领之在台湾者，有白健生崇禧、薛伯陵岳、杨子惠森、孙德操震、四总指挥，万武樵耀煌、王东原两军长及滇军鲁旅长子泉道源诸位；其他参加追剿在台之袍泽而余未晤者，必尚有人也。 二十四年一月，余率参谋团抵重庆，其任务为剿匪与安川。关于剿匪者，大略如前所述。关于安川者，因日本军阀猖狂，对我侵略不上，国人皆知最后难免一战。委员长为国家民族未雨绸缪，目光远大，认须奠定四川，俾作抗战根据地，而川康之政治中央化与军队国家化，又为其奠定之先决条件。余秉承指示，谨慎从事，而在事实上，其公私之关系复杂，个人之利害交错，故使各方面捐除成见，并使地方在中央领导之下一切趋于正常既难；而调和川康将领彼此之内部纠纷，尤为不易；如稍涉轻率，即可发生乱端。 刘甫澄湘在川康诸将中，部队较多，其数约占川康全部兵力五分之三，幕府中亦济济多士，因此安川先须安刘。幸其在前清与余同学，友谊笃厚，此次聚首，情感益亲，相见以诚，相信尤深；彼屡公开表示拥护中央，服从领袖，中虽几经波折，终能涣然冰释而和衷共济。其他高级将领，亦皆深明大义，爱国不肯后人；而余更一视同仁，无论旧雨新知，随时一本至诚，忠告而善导之。由是川康全体将领，皆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一致团结，先剿匪安川而后奋起对日抗战矣。惟自二十四年秋至二十六年夏，将近两年期间，其协调工作，亦有与大局安危有关者，兹就记忆所及，约略述之： 一、中央部队与刘甫澄之部队，曾一度为谣言所动，互有猜疑，且在重庆近郊之浮图关一带竟构筑工事备战。余获知此不幸消息，认为事态严重，如果枪声一响，纵可解释而能使范围不致扩大，但在中央与地方之关系上，将留一不愉快之痕迹；乃立即邀同刘部之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师长许绍宗及中央军周军长浑元等亲至工地，督令双方铲除工事，各回原防。对中央将领与有关人士，则保证刘甫澄绝不致犯上作乱，请体认委员长休休有容之胸襟，加以恢弘；并对我信任。对刘部将领，则保证中央绝不致无故加兵于彼，并谓诸君与刘甫公之关系固深，而我与彼亦极亲切，在道义上，在良心上，决不能作负友之事，请共同维护其光荣历史，而信我勿疑。由是彼疑团顿解，化干戈为玉帛矣。 二、成都军官分校，原为收容训练川康部队编余之校尉官六干余人而成立，校址在北校场，为成都北门锁钥。其教育长李明灏系由中央任命，此人小有才而不识大体，竟被流言煽动，擅作主张，在分校附近街口构筑工事，在城墙上建筑砲台，本来无事而庸人自扰，致引起刘部误会，态势顿形紧张。最不可思议者，彼居然一再请余发给步枪七千枝，子弹三百万粒，砲弹三百颗，为作战准备。余晓以大义，并提示该分校学员全系川军编余军官，而刘湘之部下又占其大半，此时中央无强大部队驻此，刘果作乱，则其部下学员因多年相随之利害与感情双重关系，一定倒戈附之；君之生命亦恐难保，所发械弹适足为人补充。况当此谣言孔多之际，社会已感不安，枪械一经领发，岂非将谣言加以证实，使局势益趋紧张，或至不可收拾，殊属不智已极，遂坚持不发，卒获和平。但李则屡次控余，并加毁谤，不知其是何居心?惟此人在大陆将陷时，即欣然投匪，亦可见其立身处世之一斑也。 三、关于四川政局，常有一部不识大体人士，从事颠倒是非，或推波助澜，或挑拨离间，或造谣生事。有一次余认为谣言足以危害大局时，曾电呈委员长，其大意将刘甫澄所作昕为，列举事实六项，证明全系防衞性质，绝非准备犯上作乱，再观察其个人历史与平日为人，循循善诱，定可为善：如所陈不实不验，或误大事，届时请以贻误戎机，交军法治罪，即不杀我，亦必自杀；盖为国家，为领袖，为朋友，甘愿以生命作担保，而坚定中央之信心也。 四、委员长深悉刘甫澄拥护中央之诚意为治川之热忱及余处事之不偏不激，守正不阿。曾由京亲颁电令，文曰：“中央人员在川气焰万丈，令人难堪；种种不法行为，殊堪痛恨!嗣后责成贺主任全权负责处理，无论为官为兵，为文为武，凡有不法者，一体先行拿办，然后具报!”余将此电转送甫澄一阅，彼异常感动。且欣然言曰：“足证彼辈行为，并非中央授意，全系私人妄动!”当即将电文照印数百份，分知其所属文武官佐，由是甫澄对委员长竭诚翊戴，而作风亦愈为改善矣。 五、中央与地方关系，虽时有谣言发生，而甫澄与余之亲善友谊，似亦有人故作蜚语，妄图离间。因此，余两人曾开诚倾谈一次，余谓：“我深知兄之所为，绝非积极性谋反，实系消极性自卫，万一不幸破裂时，则将部队撤至川康边区，再行观变图存，但兄之部下，如不能根本抛弃妻财子禄观念，岂愿随兄亡命吃苦，况我亦可喊应三分之一乎!故兄所为，不独不智，且是下策。”甫澄答以：“所见诚然，但如何才是上策?”余谓：“全国大势已有所趋，大权亦有所集，为兄计，惟有竭诚倾向中央而已。”甫澄曰：“我何尝不想如此，而兄更知我是如此,无如彼辈拒我于千里之外，使我难堪何!例如我的政治室主任初系直接交康泽，他的部属在外所喊口号：‘拥护中央，服从领袖!’ 诚应如此，而我在事实上亦时有表现；但他后头的口号，又喊‘打倒刘湘！’请兄涉身处地为我作想，岂能甘心!由是发生误会与摩擦，日甚一日，兄岂不知乎？”余谓：“兄之处境与苦心，我当然知之最深，种种误会，皆由于倾向中央在事实上未做到澈底：若能使政治真正中央化，军队真正国家化，并将枪弹厂及有名无实之十余架飞机队完全交出，坚定中央信心，使谗言无从而生，此时中央人员如再有捣乱者，兄可秉公直接惩办之；至于治川，更非偕重长才而切实支持不可，由是兄之爱国治川抱负，皆可达到，岂非快事!”甫澄极以为然。并谓：“容我排除内部障碍，再随时磋商，总要做到。”嗣我两人又有几度秘密恳谈，而余复多方斡旋，促其重要干部如刘航琛等之对中央同情者，从旁婉劝，避免使反对者知情，以免节外生枝，始将问题逐渐达成协议。甫澄即派航琛赴京请示，并随委员长往庐山代表陈情，详加研讨，请召开川康整军会议；而余自航琛去后频与甫澄进一步密商，更得圆满协议，惟恐夜长梦多，急电委员长请准迅速开会。由是中央令派军政部何部长为「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重庆行营顾主任及川康绥靖刘主任湘为副主任委员，余为委员兼秘书长；其他中央方面委员：川湘黔边区绥靖主任徐源泉、重庆行营总参议夏斗寅、第十六军军长李韫、第三十六军军长周浑元；川康方面委员：第二十军军长杨森，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第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第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刘主任之直属将领而为委员者，第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第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第四十军军长王赞绪、第四十六师师长范绍增、第一四七师师长郭勋祺、第一六一师师长许绍宗。二十六年七月五日，何部长飞抵重庆，发表整军意义之大要如下：“余与顾主任奉命来川，会同刘主任及川康各将领办理川康整军事宜；关于整军方案前已由中央决定，电达刘主任和川康各将领，都已电复中央，一致表示接受；本人此次来渝，不过会商整军方案实施之办法及步骤。简言之，整军乃充实军队的质量，第一将军队的编制，按照中央适应国防需要及现代兵器战术规定的编制划一；第二经费，是就原有的经费加以整理，并不减少分文；第三人事，完全照人事法规办理，使官兵得着保障，整编后若有少数编余的官长，各有安置，或者派充各部队附员，或者轮流送入军校深造，中央并不另外安插人下来。希望川康全体袍泽和全川人士，对此次整军有更明确的认识，一致协力赞助，使整军得以迅速完成，不仅四川之福，实为整个国家民族之福也。”遂于七月六日开幕，九日闭幕：会议进行极为顺利，有关整军之实施办法，均商有结果，而前此所有问题，亦在欢聚一堂之下圆满解决，达成军队国家化，兼及政治中央化，以奠定安川抗战之基础，此亦在历史上最富有价值之会议也。余在会前为表示开诚布公，命驻在重庆之中央部队及当地宪警，在开会期间，一律由刘部之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统一指挥，以明无他；并禁止其他开会、游行与贴标语等情事，以免引起无谓纠纷。会后，甫澄对余表示满意；不料卢沟桥之「七七」事变，竟在会议期间发生，当何部长以主席身份在会场宣布时，所有出席将领均义愤填膺，纷纷请缨率部出川抗日，故自八九两月起，川军遂分路出川，与日军冲杀于前线各战场矣，信乎“多难兴邦也。”
前经济部部长即当时四川财政厅厅长刘航琛先生，今寓台北；现任国防部人员司司长戴中将高翔当时为四川军管区司令部参谋长，在甫澄幕府中，皆系股肱干员，维护大局，献替良多，对余上述各点，必能补其不足也。
二十四年二月初，中央令四川省政府先在重庆成立，必要时再迁还成都，任刘湘为主席兼保安司令。杨总指挥森与余亦「精神有契，道德有同，」平生以豪爽明决见称，本其爱国爱乡热忱，慨允首先创导废除防区，并请调离，遂令其率部开赴宜宾洪雅待命；其他川军首长，见义勇为，亦相继而行；殊堪钦佩!而困扰人民二十年之防区，从此不再见矣。委员长于三月二日莅临重庆，分别接见当地党政军高级人员而慰劳之；旋通令严禁军人干政；三月二十三日由重庆飞莅贵阳，指挥剿匪军事；五月十日由贵阳飞莅昆明劳军安民；五月二十二日由昆明安返重庆，随于二十六日飞莅成都。委员长驻节成都时，大事可纪者：其一、发表告川省绅耆书，促其协助政府勦匪，羣起响应，社会风气为之一振；其二：出席成都扩大纪念周，宣示剿匪治川救国方针，认定四川可为复兴中华民族之根据地，亦即暗示将来可为抗日之根据地，后在国民政府迁川时又宣告之；其三、第二路军主力由川西调赴绵阳待命，薛总指挥曾因顺道率先头部队连长以上军官，晋谒于行辕，蒙对长途追剿朱毛残匪，奖勉有加；其四：创办峨眉军官训练团，召集川康滇黔各军中上级干部施以必要之精神训练，收效颇为宏远。委员长驻节贵阳、昆明时，徐匪向前已渡嘉陵江，余在重庆承命督率川军堵剿，不使南犯，以免富庶地区遭受匪扰。同时开辟川黔公路，加工赶筑，于是（二四）年六月二十日通车，不独军事运输便利，即川黔交通亦从此畅达。尔后重庆行营成立，设公路监理处，统筹之下，川康、川陕、川湘、川鄂各公路，先后建筑完成，行人不再叹蜀道难矣。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成立后不久即迁还成都，余在委员长驻节成都期间，曾率必要人员，前往办公。并计划整编川军，俾成劲旅，以御外侮。八月组设点验委员会，派员分组赴四川各路军切实点验，俾作整编根据。十月初，中央以毛匪由川西窜往陕北，亟应予以歼灭，乃特派委员长兼西北剿匪军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理总司令，指挥陕、甘、宁各省部队进剿。又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授权指挥督导川康滇黔各省军事、政治。以顾墨公为主任，余为参谋长兼第一厅厅长。参谋团则因重庆行营于十月一日成立而先结束。上（二十三）年十二月参谋团在南昌成立时，为防组织鹿大，人员过多，容易引起川军误会：在编制上尽量缩小，自主任以下，文武官佐初仅四十一人，嗣在重庆因业务需要，扩充编制，增加十余人：就南昌行营职员中平日工作成绩最优者，遴选任用之。故皆能胜任愉快，而助余完成任务。本团参谋长刘倚仁、第一（军事）处处长萧霖、第二（政治）处处长王又庸、总务处处长柏良，其中参谋仅十二人，处员八人；另有财政部特派员关吉玉任参议，及调查课长陈绍平。当时僚友之现居台湾者，参谋有王梦熊、王修明、左协、吕冠、锺华重，处员有周中一诸君与关君吉玉、陈君绍平，均已垂垂老矣。 余在参谋团及重庆行营任内，因中央对四川之计划远大，自知汲长粳短，陨越堪虞，惟有秉承委员长指示，抱戒慎恐惧心情，勉尽职责，以求达成任务。关于剿匪者，先消灭朱毛徐股匪实力，继消灭萧贺股匪实力，压迫其不能在川康边区生存，而北窜陕甘，粉碎匪帮素以占领四川为根据地之企图。关于整军者，参谋团组设之点验委员会，重庆行营成立后继续工作，但川康各军，合计有步兵三百四五十个团之多。第一期、由各军自行缩减五分之二为二百个团；第二期、再照军政部规定裁成一百二十个团；此事关系各将领切身利害，进行稍一不慎，即足愤事而误大局；余苦心孤诣，决置个人毁誉于不顾，一秉大公频频与川康各将领联系协调，虽大费周章，幸托委员长德威，卒获完成预定计划。同时请准成立陆军军官学校成都分校，设军事、团警、交通、屯垦各班，收容编余中下级军官六干余人，施以必要训练，然后使之就业；而在抗战时军官补充，亦幸有此。关于国防者，成立江防要塞建筑委员会，分别赶筑宜昌、重庆要塞；又长江上游，在川鄂两省之间重巖叠嶂，滩险流激，蜿蜒数百里，无论兵舰商轮航行，均需熟悉水性之「领江」，始无虞触礁，因此集训（领江）加以编管，预作抗日准备，而于政治之意义尤大。关于维护大局者，二十五年十二月三日，西北剿匪军副总司令张学良亲迎委员长于洛阳，请莅西安；讵其已受共匪蛊惑，竟于十二日发动事变，劫持统帅，全国为之震动，西南尤甚。顾墨公赶赴中央策划讨伐事宜，余则坐镇重庆，策动川滇将领声讨叛逆，稳定西南局势。委员长亦因张悔悟请罪，于二十五日由西安飞临洛阳，次日在全国欢腾中安返首都。惟当时窜往陕北之毛匪残股，虽死灰复燃，但溃败之余，实力已大不如前；而朱徐、萧贺两股，前在懋功合伙，共计只三万余人。械弹尤缺，由川西继毛匪之后北窜，在陕南凤县，在甘肃岷县、临洮、古浪及在宁夏同心等处，先后被国军与地方军队迭予痛击，伤亡众多，所剩不过四千余人，均成釜中游鱼。倘无西安事变，则国军指挥统一，力量集中，且积多年进剿经验，知彼知己，士气旺盛，绝不难在短期内澈底剿灭，不幸竟发生此意外事变，致功败垂成，而贻国家民族之无穷后患，诚堪痛心!
二十六年三月，余奉命为重庆行营副主任兼代主任，是时中日邦交，已濒破裂边缘，我中央正作积极准备；适日军在华北故意挑衅，「七七」抗战因而被迫发生，「八、一三」淞沪大战继之。在此大战期间，余主持公私工厂迁川事宜，使能各得其所，继续生产，财力物力，保全甚多；又为国民政府与中央各机关迁川预作准备，以免政务因撤迁而陷于停顿。同时与刘甫澄密切联系，促其运用省政府权力，首募壮丁十二万人，成立几十个补训团补充前方，为各省创。中央适时特任甫澄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又敦劝其本人与杨子惠森，唐子晋式遵，孙德操震，李其相家钰四总指挥及王师长铭章，相继率大军出川抗战；而王芳舟陵基王治易赞绪两总指挥又继之，先后共约二十万人，迭予日军重大打击。在抗战期间，甫澄积劳病故于汉口，中央轸悼元戎，饰终之典极为隆重；而铭章在滕县殉职，其相在豫西会战阵亡，饶国华师长在广德阵亡，其壮烈事绩，均详抗日战史，诚军人模范也。重庆为抗战首都，自系敌机空袭之最大目标，余为减轻空袭损害，维护市民生命财产之安全，预先督饬公私各方，利用重庆特殊地形，倚山建筑防空洞，并推行至其他各重要县市，故在抗战八年期间，四川所受空袭之次数虽多，而其损失比较甚徽。
二十七年秋，中央令张岳公为重庆行营主任，余仍为副王任兼参谋长。二十八年一月，余奉令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主任，就职以后，赓续办理重庆行营未完大事，并以巩固后方，协助川省府征兵补充前方，征粮供应前方与配给后方军公教人员，使无虞不继与匮乏为工作重点。抗战八年，四川之征兵征粮数量为各省冠，诚“天府之国”也。同（二八）年五月三、四两日敌机轰炸重庆，引起大火巨灾，余在成都应中央之召前往，并奉令兼任重庆特别市市长、重庆防空司令、重庆衞戍副总司令。其措施：关于市政者，清理火场，恢复市容，扩建交通，开辟火巷，维持秩序安宁，整理环境卫生；关于空袭防护者，整理防空洞，充实消防与救济供应设备，厉行疏散；关于防空情报者，加强防情网及其系统，务使迅速确实；改善空袭警报方法，务使绝对正确而音响普及；皆收良好效果。由是英、美、泰等国，先俊派员来我国观摩，威表赞许。同（二八）年十一月初，中央改组四川省政府，调王主席讃绪率军出川抗战，令委员长兼任省主席，以余为委员兼秘书长代行川政；遂在兼主席指示之下，建立人事独立制度，改善征兵方法，推行新县制，实施田赋征实；严厉禁止雅片，发展农工经济，凡此诸大端，在短期内皆获绩效。余此次在成都，关于肃奸防谍，保卫后方，有一事堪述；缘据报有不少奸匪勾结，阴谋暴动以扰乱治安，使抗战受其影响。即如火烧南门外各处米仓，诱使羣众抢米，此皆奸匪有组织有计划之行为，虽幸当时镇压敉平，而后患仍极堪虞，必须迅予整肃，以遏乱萌；遂与四川省党部黄主任委员季陆、成都警察局唐局长毅、成都行辕政工处邓主任文仪密议，佥以事关重大，必须紧急处置，请示又恐时间延误且诸多不便。余乃不顾有何政治影响，独断专行，先令宪警将证据确凿者，依法逮捕，使乱端消弭于无形，大后方之安宁秩序，因而益臻巩固；事毕由黄主委赴中央报告，认为处置甚当!后周匪恩来晤余于成都，曾质问：“为何枪毙我们同志朱亚凡?”余答。“因其叛乱，并未查问党籍。”周又说：“国共正在合作，不应出此，恐系有人捏造事实诬告。”余谓:“罪证确凿，告发之人实有所本。”周遂理屈词穷。二十九年十一月，中央令张岳公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成都行辕主任，余幸得卸此重肩，赴重庆另就新职。惟回忆离成都之日，各界举行欢送会，邓主任鍚侯谓：“贺先生事上以忠，待人以诚，处事以勤。”黄主委季陆谓：“暂时失去一和平、忠实、负责、宽大、诚恳的朋友，非常难受。”而在启程之际，由金河寓所至飞机场约有卅华里，沿途鞭炮之声不绝于耳。川中父老昆弟对我厚爱，永铭心版；成都报纸则载：“自民国以来，成都军政首长离去，不是骂走，就是枪炮赶走；惟有贺主任是民众放鞭炮把他欢送走!”词多溢美，感愧良深。三十年一月，余任宪兵司令部司令，兼陪都卫戍副总司令，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副监，其总司令仍为刘经公，总监为党国元老何上将雪公。当时宪兵约有三十五个团，分布全国各要地与各战区，经常保护领袖及维持军风纪之严肃，地方秩序之安宁，以如此众多之兵力，分布地区既广大，担任勤务又复杂，三年之间幸无陨越，堪以告慰。同（三十）年七月，重庆大隧道在空袭时发生窒息惨案，余又奉令兼任重庆防空司令，针对惨案发生原因，立即增加洞内通风与照明设备，改进洞内及洞口交通，加强维持避难秩序，整理甫毕，敌机实行疲劳轰炸，七昼夜连续不停，即每隔二小时，至少有二十七架一批飞来轰炸；余则恃情报迅速确实，在其轰炸之后，即发出休息信号，俾市民得以出洞休息。并在此一个半小时内，由防护人员分送茶水与食物，表示慰问；其离家近者，尚可回家料理饮食，俟敌机第二批快到时，再发紧急警报；但在发出休息信号时，因有胆小者不敢出洞，亦间或酌情发出解除警报，使其出洞换取新鲜空气，少时再发紧急警报；因此，虽经七昼夜之疲劳，亦能忍受而不甚困顿。又在敌机每次轰炸之后，我空袭防护队立即出动，从事救火救护，迅将秩序恢复，而重要工厂之设在防空洞内者，仍照常工作；故在当时虽受疲劳轰炸，民心士气毫未受其影响，而物力之损失亦微；反之敌机远来之损失较我为大，而对我空袭亦因之逐渐减少矣。 三十三年三月，奉令调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上距十七年八月第一次任此职务时，光阴若驷之过隙，不觉十有六载：而人事有代谢，旧日僚友，不见一人，感慨系之矣。迄三十五年二月奉令他调为止，而在此任职两年期间，事之可述者，其一、协调军政密切合作，共激时艰；其二、主办策反事宜，派遣东南工作团，其主任为赵冰谷，密往江浙等处担任策反工作，使伪政府人员及军民多数听命于我中央，例如策动伪政府任丁默村为伪浙江省长，旨在得以控制浙江保安团队为我军反攻响应之准备，及在胜利后能顺利接收：其三、主办海军复兴事宜，选派海军军官一百七十余人，学生二千人，分赴英美两国受训接舰；其四、主办抗战胜利后，还都复员事宜，完成预定计划。另有一事，至今引为遗憾者，即对收复东北，曾拟组策反委员会，以其元老莫德惠先生与马占山、万福麟、邵作华诸宿将为委员，借重其声望，以期易于号召；当蒙委员长默许，卒因议论未决，迁延稍久，致使俄寇共匪乘机掠取，殊堪浩叹。惟此次余在友谊上有一收获，即办公厅副主任为陆军大学第四期同班姚琮味辛学长，相处两年，极为和洽，无论公私，获益良多；且其文绍桐城，诗衍李杜，尤擅书法，著有味笋斋诗集行世，诚儒将也。 三十五年二月，余奉令调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昌行辕主任，旋改任西昌警备司令及川康滇黔边区边务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遂厘订开发本边区整套计划，对于辑睦汉夷民族，发展交通，开辟资源，促进文化教育，建立民主政治诸大端，均有周详计划，呈请中央核定实施。三十八年一月，总统宣布暂时引退，余在西昌闻讯，绕室徬徨，恐有危及国本之虞，乃具申翊戴悃诚，无论任何驱使，唯命是从；急电俞局长济时请代转陈。盖深信遗大投艰之反共救国任务，决非其他之人所能领导，而舍总统莫属也。同（三八）年秋，奉令为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昌警备总司令，总裁于是时飞莅重庆，余由防地赶往晋谒，建议国军应转守岷江延伸至云南之线，以雅安、西昌、会理为后方基地，派重兵镇守云南，负固西南边区，国事仍大有可为；并申述当抗战胜利后，命国光驰赴西昌，寓意钧长用意深远，旨在镇守边区，经营边区，当承首允；进而报告已建立相当基础，又承问粮食如何?答以经常担任三个军以上者，不成问题，亦蒙嘉许，并拟先派大本营及战斗内闾迁驻西昌；另令胡代长官部队飞运西昌，已到一营又两连，逢四川局势急变，未及实施，殊为可惜。当此情况正紧时，曾蒙总裁召共午餐，接谈之际，自以匪情猖獗如是，回西昌任所之后，惟有一死以报党国，乃敬谨奉告曰：“国光此次回防，职责所在，不成功，即成仁，今当永诀!惟感以前尚有人多加诽谤，今敢一述平生为人做事道理，如蒙垂察，求得正确定论，死亦甘心!窃自效驰驱以来：一、临危受命，决不苟辞，总是冒险犯难，完成任务；二、尽忠职守，勇于负责，埋头苦干，不作宣传；三、处事外柔内刚，大事抓紧，小事放松；四、事上忠实，待人诚恳，以勤补拙，以俭养廉。”再就以上几点，逐一举出事实证明。蒙慰勉有加，并谕：“汝所言我早深知！”此情此景，没齿不忘。同（三八）年十二月，云南卢汉、西康刘文辉两逆叛变，竟不知人间尚有羞耻事。一再对余广播及来书挑拨离间，要求合作；余在重庆拜别总裁时，已决心殉职，视死如归，一概置之不理。刘部师长伍逆培英驻西昌一带，其师部设于城内，阴谋响应共匪而忌有我在；乃强迫绅耆三十余人来见，语言吞吐，不敢直陈；但言外之意，一听便知。余正告彼辈曰：“君等受伍培英威胁来讲和平，一、所谓和平，即附逆投匪，我岂可不顾人格，不讲正义。况就立场言，我必须制裁其行动，以伸法纪；二、所谓和平不要打仗，免得糜烂地方，但也要看情势如何演变而定。”彼辈见我态度坚决，义正词严，皆面有愧色而黯然辞出。伍逆以狡谋不逞，立即布防，准备武力解决。余亦赶紧部署，占领城内高地，得瞰制之利，暗定在十二月十三日乘夜半月色初起时，即分途向彼夜袭而期先机消灭之；伍逆见势不佳，乘夜尽将所部撤至郊外以北地区，选定阵地，意在再行调集部队与团队，合力围攻。不料我决心迅速，令朱团长光祖与邱团长莼川各率兵一营，实行分途截击，遂在飞机场东西侧方将其击溃，拂晓追至礼州扫荡，获得伍逆之衣帽图章，其狼狈情形可以想见；其在沿途遗有大量银锭与鸦片，多被乡民拾去，所获俘虏七百余人大都为临时所抓之乡民店伙。其平日之腐败贪污，亦可由此得一证明。此役以寡击众，而为时又甚短暂，实余平生最富意义之最后一次胜仗。在击败伍逆之翌午，曾用无线电话接台北亲向总裁报告，颇蒙嘉许!旋又蒙派现任国防部蒋副部长经国持亲笔书飞西昌慰劳，书曰：“元靖吾兄主席，兹派经国来宁慰劳，并面达一切，望予详谈为荷：顺颂政祺!中正手启；一月二十八日。”书中「来宁」之（宁），即指西昌。因西昌在前清为宁远府之首县，又系府治所在地，故在习惯上皆以（宁）称之；又书中之「一月」，属于民国三十九年；因其上(三十八)年十二月，刘逆文辉在康定叛变投匪，中央即任余为西康省政府主席，而总裁亦以此名称之也。惟余遵令成立省府于西昌，为期有辅大局，乃延揽当地汉夷与友党知名之士而能起引导作用者为委员，旨在先求团结安定再图发展。当击破伍逆培英后，因刘逆文辉在西康驻军与执政十有余年，党羽自多，遂布告事变经过，归罪于伍逆一人，与其部属及地方人士毫不相干，以安人心；而中央声势，亦因击破伍逆而大振：夷族首领孙子汶、土司吉绍虞、诸葛世槐、张玉鳞等，及会理团队苏大队长国宪，均陆续亲来西昌请训，愿听命反共。三十九年三月，有前西康省议会高副议长上佑与建设厅王厅长梦周自康定逃抵西昌，带有刘逆文辉亲自签署盖章寄交其西康部属传阅之对匪报告书一册送余，始悉刘逆与匪已勾结有年，匪方亦早在雅安设有电台。其报告书详述为匪向各方运动与作战部署及阻碍国军作战之经过；并有派伍逆对贺某监视，相机予以消灭，不料反被其先机击败一段记截。余复寻绎而检讨之，得知国军在川失败，多因刘逆与匪暗中靠拢，四处为虎作伥，运动军队，并多方阻扰国军行动有以致之，殊堪痛恨!
三十九年一月，胡代长官宗南由海南岛飞抵西昌；旋有顾军长葆裕率队约六百人，枪三百余枝；刘军长孟廉率队约四百人，枪百余枝；潘副主任佑强率王团；国防部休养总队长金克明率三百余人，枪二百余枝：及张振国、张选澄，诸将官三十余人；一同由四川沿乐西公路击退富林刘逆守军而到达西昌。又有胡军长长青率游击干部数十人由天全绕道而至富林；田师长中田率部数百人由松潘绕道草地，经康定加以占领，后被刘逆所部击败；张师长桐森率部在昭通反正来归；王团长伯骅不愿附匪，脱离其本师反正，由乐西公路而击退富林刘逆守军，并留驻其地，另有老友唐式遵上将与伍道源、周瑞麟诸君，分别由四川来西昌请领械弹，仍各回四川从事游击。此时归来之部队整编及尔后之作战，均由胡代长官直接指挥之。似此情形，如稍假时日，实不难成为一种反共力量，无如匪方以三个军之众，较我绝对优势兵力，分由雅安、昭通、昆明三路来攻；三月二十六日晚匪军兵临西昌城下，余奉总统电令，同胡代长官宗南偕本部王副总司令梦熊、程参谋长冠珊、政工处长且司典、秘书主任耿心、科长孙桓章、李仲侯、谭炳森，稽查处长谈荣章、秘书罗杰、书记余兆青、副官潘学廉，及高副议长上佑、王厅长梦周等飞离此反共孤城。神州大陆亦从此期待恢复，而余自二十四年一月十二日率参谋团到重庆，于役至此，已十五年又两个月有半矣。西昌方面所有部队，统归罗列将军率领游击共匪，后虽失利几至身死，其忠勇实足钦佩。旋闻唐式遵上将，胡长青军长均在越隽遇难，为国捐躯；顾军长保裕与张军长桐森部队，亦均在会理一带为匪军所破；王伯骅一团，亦被匪军击溃；良堪浩叹。惟回忆当四川紧急时，中央军在川将领成一羣龙无首现象，假使立得有机宜之指示，或可保全一部实力于川康边境，不难与匪周旋，或可挽狂澜于既倒。又如李弥将军反攻昆明时，假使我军校学生七千余人，宪兵四个团及胡部空运，均能按照原计划到达西昌、会理，必可支援李弥将军反攻成功，而云南获得保全，则大局变化自又不同矣。古人信有天数，并谓：”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岂其然乎? 三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之夜，余飞离西昌，二十七日晨五时抵海南岛之海口，适闻匪军有一部妄图登陆，由我陆海空军联合作战击退，并予重创。中午宪兵阎俊团长设宴招待；晚又应薛总司令伯陵宴会，同座有各高级将领及美顾问柯克将军，共饮胜利之酒，主人盛情，皆可感也。二十八日由海口转飞台北，年已六十有六岁矣。时总统已顺天应人而复职，蒙任为总统府国策顾问，自当一本追随初衷，力谋反攻复国，以赎前愆而雪国耻，余之愿也。
余之西昌僚友先遣来台者，有军法处长陈世琰、监察官刘长佑、处长赵宗鼎、赵叔筠、贺家凤、政工副处长王道平、科长蒋治平、队长顾毅、队员段陵、秘书周丕正、邹文美、科员万惕志、宋梦信、吴振钦，而胡副总司令佛因在重庆阻绝，则迳绕飞海南岛而来台矣。 再余在三十五年，曾任国民大会制宪代表，三十七年第一次国民大会复当选为蒲圻县代表，因负边区警备责任，恐难分身，即行让贤。二十四年国民政府任补陆军中将实官，二十九年自以年龄、学问、道德均浅，请免轮补上将，盖礼让为国，而谦虚又为余之本性也。迭蒙政府垂念为国勋劳，曾先后颁授：一等宝鼎勋章、一等云麾勋章、国民革命誓师十周年纪念勋章、忠勤勋章、胜利勋章、乾元勋章及陆海空军甲等、光华、华胄、干城等各种勋章。美国政府亦赠有自由勋章。 总统府秘书长张岳公说：“人生七十才开始!”美国麦克阿瑟元帅说：“老兵不死!”余幸于二者兼而有之；中华民国五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岁在甲辰十月二十四日，为余八十初度之辰，乃略述平生经历，就教于大雅君子；惟当此反攻复国前夕、不佞在剿匪前期，舔长戎幕，遂特记围剿与追剿之大概，倘赐览观，亦可为加强反共信念之一助也。
中华民国五十七年元月十日、七月十日，台北
人物评价
贺国光生活简朴,注重乡情。1925年蒲圻大旱，贺从外地调回粮食，赈济灾民。抗日时期，蒲圻青年流亡恩施或辗转入川，生活有困难者，贺亦酌情帮助。
书法
贺的书法当时亦在军中小有名气。
注释
参考文献
- 徐友春主編. 民国人物大辞典 増訂版.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978-7-202-03014-1.
- 劉国銘主編. 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書. 団結出版社. 2005. ISBN 7-80214-039-0.
- 東亜問題調査会編. 最新支那要人伝. 朝日新聞社. 1941.
 中國（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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