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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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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卖局查缉员使用暴力手段取缔造成民众一死一伤的“缉烟血案”发生后，激愤前往包围肇祸者任职机关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的抗议群众，时间为1947年2月28日上午10时。
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建筑物的现状

二二八事件[a]是台湾于1947年2月底发生的大规模民众反抗政府事件，以及3月至5月间国民政府派遣军队镇压屠杀台湾人民事件[b]。其中包括民众与政府的冲突、军警镇压平民、当地人对外省人的攻击，以及台湾士绅遭军警捕杀等等情事。

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线是1947年2月27日发生在台北市的一件私烟查缉血案，触发2月28日发生台北市民的请愿、示威、罢工、罢市。同日，市民聚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抗议，其中有刚从海南岛回来的台籍日军欲夺枪，公署卫兵鸣枪示警，结果流弹命中人群，消息震动台北，民众情绪更加激昂，从此该事件由向公署的请愿活动骤变成对抗政府的行动，并爆发自国民政府接管台湾以来因贪腐失政导致民不聊生所累积的庞大民怨。抗争与冲突数日间自台北市蔓延全台湾，台湾各地发生军民冲突，国民政府由中国大陆增援军队抵台镇压屠杀与实施清乡。此事件造成许多伤亡，数字众说纷纭，而各方统计的死亡人数，由数百人、数千人、一万余人，至数万人不等。

二二八事件发生原因错综复杂，首先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军政人员，甫经历中日战争，对举目皆是日本风格的台湾生起排斥与歧视的心态，并时常对台湾人抱持着优越感，以征服者、胜利者自居，对待人民骄纵专横。而长期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人民，对于相对落后的中国社会现况、普及教育、法治观念、卫生条件、生活习惯等缺乏了解，导致由原本的满怀期望转变成深感失望。当时统治台湾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治台政策错误、官民关系恶劣[c]、军队纪律不良、官员贪污腐败。在经济方面，政府一手垄断并管制物资买卖、滥印钞票并掏空民生物资运往中国大陆支援内战，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大量民众失业，台湾经济因而巨幅倒退，终至民不聊生。由于国民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加上掌握资源控制权的人士对台湾人民的种种歧视与打压，使得台湾人民深受其害，因而不满的情绪不断累积，最终导致庞大民怨能量总爆发。1946年12月，美国驻台北领事馆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的台湾情势报告中，已预测台湾将可能随时发生动乱。事件发生后，情治单位得到陈仪授权进行“反间工作”，组织“忠义服务队”，利用黑道流氓在台湾各地制造混乱、烧杀掳掠、殴打外省人以扩大事端，制造中央派兵借口[2][3]。国民政府在二二八事件和缓后由于共产主义的渗入，所以实施清乡[4]，使二二八事件影响台湾长达数十年[5]。

二二八事件发生当时与台湾独立运动无关，当时几乎没有台独的倡议[6]，但是当政的国民政府以“阴谋叛乱”、“鼓动暴乱”、“阴谋叛国”、“台湾人与共党合作”等为由镇压，二二八事件也因此成为后来台湾独立运动兴起的重要原因[7][8]。

事件发生背景

二二八事件发生当时，中华民国正处训政时期，当时的政府称为“国民政府”。1931年国民政府制订《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实行“一党训政”、“一党领政”、“一党领军”，军队由中国国民党指挥[9]，政权与治权完全属于中国国民党[10]，为党政军合一的体制。当时的军队称为“国民政府军”（简称为“国军”、“国府军”，或称“国民革命军”），实行“以党领军”的政策，军队同时效忠国民党与国家，此乃1947年12月25日行宪后改组成中华民国国军的前身。

1945年10月25日，依照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一般命令第一号》第1条甲项规定，命令日军向麦帅指派的盟军将领蒋介石将军投降（此即1952年和平条约签署生效前的临时性军事占领），在台北公会堂举行受降典礼，受降典礼台上悬挂着同盟国英、中、美、苏四国同等大小的国旗。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宣布向美国、英国、中华民国、苏联等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并移交包含日本本土在内的所有日本统治区域的管理权。总理日本接管事务的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元帅（简称麦帅）发布军事命令《一般命令第一号》，指示日军将北纬十六度以北法属印度支那（现今的越南北部和老挝）、台湾、澎湖等地区交由盟军将领蒋介石将军代表同盟国暂时军事接管。虽然在日本的统治下（1895年至1945年），台湾的近代化有出色的表现，但仍未脱离殖民地的角色，政治上的压迫与经济上的榨取造成台湾人民不满，此种不满情绪后来转化为对中国的热烈期待。1945年10月17日，国民政府军七十军连同政府官员由美国军舰载运护送至台湾基隆登陆，并进入台北市，满怀期望的三十万民众砌成人墙夹道欢呼热烈迎接。1945年10月25日，依据麦帅《一般命令第一号》第1条甲项规定，在台北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受降典礼，受降典礼台上悬挂着同盟国英、中、美、苏四国“同等大小”的国旗，陈仪将军代表麦帅委任的盟军将领蒋介石来台接受日军投降。同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正式运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中国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武力争夺活动日炽而依然动荡不安，虽然美国于1946年1月开始派遣马歇尔上将介入调解，但终归失败收场，并自同年6月起展开全面性的国共内战。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经济情势江河日下，当时通行的法币一再贬值，民生物资飞涨，加上国民政府贪污腐败问题严重，使得中国大陆越来越多的人民不信任代表资本家利益的中国国民党，转向支持鼓吹工农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也因此国军在一连串战略错误、作战失败下逐渐陷入被动、士气低落，相较之下中国共产党势力则越来越强大。

战后初期台湾银行所发行的“台币一百万元”本票

台湾产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重创，战后台湾农业产值只有1937年的49％，工业产值则不到33％。此外学校、商店、工厂、医院、铁路、发电厂等建设也受到战火严重破坏，加上日本政府停止台湾人储蓄金归还申请，债券成废纸，造成金融与物价秩序混乱。

国民政府在接管台湾之后大量印制钞票应付财政支出（国民政府透过“资源委员会”所管辖的许多公营企业，无偿地将公营企业所统制独占得来的大量台湾物资捐输交给“贸易局”转运中国大陆，然后政府又要求台湾银行扩大放款给予被掏空的公营企业作为周转资金，台湾银行只得不断加印钞票支应，造成台湾的货币爆增，加上台湾的物资被掏空，于是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并将台湾人赖以维生的米、布、盐、糖等民生物资运往中国大陆资助国共内战，并强行征粮，造成台湾的粮食短缺、物价飞涨，以及恶性通货膨胀[11]（后来的币制改革中，以一元新台币兑换四万元旧台币，全台湾人民的积蓄几成壁纸）[12]。短短一年多台北市零售米价涨了四百倍，台湾开始出现饥荒，路有饿莩。《人民导报》于1947年2月12日的第三版报载“高雄饥民僵毙路上令人惨不忍睹”，台北市民依靠山芋维生，恒春一带的贫民吃槟榔叶果腹，各地发生抢米潮、四处盗贼横行。国民政府管辖台湾的第一年，刑事案件较前一年增加了二十八倍。由于物资的短缺与人祸，国民政府管辖台湾的第二年（1946年），台湾的生产指数竟然不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一年（1944年）的一半，台湾的生产陷入停顿，台湾人民的生活较日治时代更加困苦。而且国民政府一方面接收原属日本人的财产，将战后日本人留下的两百三十七家公私企业以及六百多个单位，通通纳入由行政长官公署各处局设置的二十七家公司来经营；另一方面又延续日本殖民政策中的专卖制度，垄断如烟、酒、糖、樟脑等的买卖，凭借公权力排挤民营公司与民争利。行政长官公署并积极实施全面的统制经济政策，管制各类物资、限制民间经济活动，不仅扼杀民间工商企业界的商机，又经由贸易局从中垄断台湾的进出口贸易及配销管道，造成大量民众失业。虽然时值国共内战的非常时期，政府声称严格的管制政策为避免奸商操纵图利，但是政府官员本身却经由台湾省贸易局（与台湾省专卖局并列台湾两大统制经济机关），以官商勾结，或亦官亦商的行径，私自从中获取暴利，统制所得绝大部分纳入官员的私囊，使台湾的经济命脉遭受到近乎全面性的垄断与掠夺，导致民不聊生。许多公共建筑、学校的设备，以及工厂的生产机具被军人洗劫一空，拆卸后以低价卖往上海谋取私利，造成工厂无法生产而关门，以及工人失业。原本期待结束殖民控制的台湾人，不满国民政府延续日本的殖民治理方式压榨台湾人民的生机，并且变本加厉。

日本人投降撤出台湾后，台湾人原本认为应该有更多自治与参政的机会，但是在台湾政治方面，行政长官陈仪本人不仅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于一身，还身兼军事大权，权力之大较过去的日本总督有过之无不及，而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重要职位几乎皆由外省人控制。行政长官公署的九个重要处会的十八位正副处长中，只有一位副处长是台湾本省人（即宋斐如，殁于二二八事件）；十七位县市长中，仅有四名台湾本省人，且均为自重庆返台的“半山仔”，并不受台湾人欢迎。此外，台湾人与外省人“同工而不同酬”的薪水差别待遇、外行领导内行，以及台湾人不易谋得公家机构职务的差别待遇，更是引发台湾人不满[13][14]。相较之下，在日本统治后期，台湾议会有半数官派、半数民选。反倒在台湾日治时期，台湾人拥有更大的自治权力。

管辖台湾的国民政府官员也有严重的官僚作风与贪污问题，例如舞弊营私、中饱私囊、把持机关任用自己人、涉足不良场所、不守纪律而常为报章媒体所报导。驻守台湾的国民政府军队更是军纪败坏，例如乘车不付钱、吃饭不付钱、低价强买、仗势赊借，乃至偷窃、抢劫、诈欺、开枪伤人（短短一年多就发生数千起杀伤事件）、奸污妇女、与民众之间的大小冲突不断。此等缺点与日治时期日本官员的纪律严明、高行政效率形成强烈对比[15][16]，也使得台湾人民越来越轻蔑与敌视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17]。

当时台湾刚经历五十年的日本统治，四处皆可见日文，举目皆是日本风格，甫历经中日战争来台的大陆人对于台湾文化感到适应不良[18]。从1942年1月以降，日本政府实施志愿兵役，虽然台湾人有权利选择不参战，但仍有部分年轻人因受日本军国主义灌输前往亚洲的中国战场参加中日战争，许多外省人因此迁怒于台湾本地的亲日人士，其中一些人在战后被诬为汉奸，并有受到缉捕的情况发生。

陈仪领导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与当时握有控制权的外省人并不信任台湾人，台湾人民遭构陷为日本化、皇民化，乃至于奴化[19]，这些歧视与误解断非台湾人民所能接受。诗人王白渊于1946年1月25日在《政经报》发表的〈告外省人诸公〉文章中对此指出：“……许多外省人，开口就说台胞受过日人奴化五十年之久，思想歪曲……”、“……台胞虽受五十年之奴化政策，但是台胞并不奴化，可以说一百人中间九十九人绝对没有奴化。只以为不能操漂亮的国语，不能写十分流利的国文，就是奴化。那么，其见解未免太过于浅薄，过于欺人……”、“……好像把台省看做一种殖民地，对台胞抱着一种优越感，使台胞和外省人，在不知不觉之中，渐渐发生隔膜。这些人未免太小气，人缺少大人的风度……”[20]。《民报》于1947年2月19日的一篇〈可怕的心理破坏〉社论中写着：“……自祖国来临的大先生们，时常说我们奴化，当初我们很愤慨，不知道指什么为奴化，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奉公守法，即是奴化，置礼义廉耻于度外，才能够在这个‘祖国化’的社会里生存……”[21]。再者，当时大多数的台湾人不懂中国的国语，乃至于国语发音不标准，加上前述台湾人被奴化的误解与歧视，造成当时的台湾人无论在政治权力、经济、社会，以及工作职位等各方面均受到其刻意的不公平对待，此种差别待遇不仅造成台湾人民处处吃亏、加深双方的隔阂，也使得台湾人民十分不满。

事件经过

缉烟血案

二二八事件爆发地点─天马茶房门口，该建筑物现已拆除。
1947年2月28日，愤怒的台北市民包围专卖局并焚毁烟酒。

1947年2月27日下午七点半左右，“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查缉员傅学通、叶得根、盛铁夫、锺延洲、赵子健、刘超群等六人及四名警察，在台北市大稻埕太平町法主公庙对面、天马茶房前[d](25°03′14″N 121°30′44″E / 25.053954°N 121.512233°E / 25.053954; 121.512233)，发现一名40岁并育有一子一女的寡妇林江迈正在贩卖私烟，查缉员于是没收林妇所有贩卖的香烟，以及身上所有的钱财。

林妇表示生活困难，跪地求饶，苦苦哀求至少归还其钱财、以及其余经过合法缴税的公烟，但查缉员坚持全部没收。而林妇的纠缠让查缉员心生不耐，同时纷扰也吸引越来越多的民众围观，使查缉员大为紧张，情急之下林妇被叶得根以枪托击伤头部，顿时血流如注，满脸是血昏迷倒地。围观民众目睹此景后，愤而将查缉员包围。傅学通逃到永乐町（今西宁北路）开枪示警，却击伤了在自家门口看热闹的市民陈文溪（20岁，胸部中弹，送医次日死亡）。随后查缉员逃至永乐町派出所，再被护送转移至中山堂旁的警察总局。激愤的群众六、七百人在当天晚上包围警察总局，要求警方惩凶，但是警察局长官有意包庇下属[22]。市民眼见官吏滥开枪伤及无辜，却得不到满意的答复。

由于缉烟血案未获解决，于是隔天2月28日上午九时，民众沿街打锣通告，积怨已深的市民群体展开罢工、罢市，大小商店纷起响应相继关门。民心愤慨，群情激昂，全市骚动[23]。上午十时，愤怒的市民前往包围肇事查缉员所任职的专卖局分局进行抗议，并要求专卖局分局长欧阳正宅下台负责。民众并将专卖局内堆存的香烟、酒类等物搬出并予以焚毁。

公署卫兵开枪事件与台北动乱

2月28日下午一时许，数千名群众集结于长官公署门口示威请愿，过程中公署卫兵无预警向市民开枪扫射，当场造成许多民众死伤，使得民众的情绪更为愤慨。

公署卫兵开枪事件后，局势急遽恶化，民众从此开始转往殴打外省人。

另一部抗议民众此时转进公署附近的台北新公园[e]继续示威集结，并同时在位于新公园内的台湾广播电台广播报导事件始末。

2月28日下午二时，在群众抗议中，经商的外省人、公务员及其眷属、来台旅行者受到报复。此时并发生民众迁怒滥施报复于外省人事端。本町正华旅社与虎标永安堂遭到民众破坏。

2月28日下午三时，警备总司令部眼见情况险峻[23]，于是紧急发布临时戒严令，并派遣武装军警扫荡台北市区，开枪扫射民众[14]。

2月28日下午五时许，新台百货公司[f]亦被捣毁焚烧，乘机偷窃百货者则遭毒打。对外省人则殴打或焚毁车辆[g]。在本町、台北车站、台北公园、荣町、永乐町、太平町、万华等地，均有不少外省人无端挨打。任职于联合国救济总署的汪彝定先生指称，大多是被棒打或棍击，尚未见武士刀，攻击妇孺老人的现象不太多，强奸只偶有传闻[h]。根据传闻，外省人被打死者至少有十五人，有些被木棍打成瘫痪[24]。

至此，一年多来台湾人民的积怨，再加上台湾省行政长官的处理不当，终于从3月1日起爆发了蔓延台湾全岛反抗政府的行为[25]。

担任“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宣传组长的台湾省参议员王添灯，在国军审讯时被打到头破血流并遭淋汽油烧死，弃尸淡水河，身后遗留七名失去双亲的孤儿。

政治交涉路线

“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于1947年3月5日成立并通过组织大纲，强调改革政治制度。

二二八事件初期本质是一年半以来的积怨所爆发出来的排斥外省人的行动[26]，之后事件的发展大致上循着两条路线进行：一为“政治交涉路线”、另一为“武装抗争路线”[27][28]。经由行政长官陈仪同意，台北与台湾各县市的各级民意代表及社会名流纷纷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并在台湾各地成立分会，进行整合民意、维持秩序，并和行政长官陈仪展开协商谈判，提出逮捕贪官污吏、废止行政长官公署、实施自治；在行政、司法、军事各方面起用台湾人等要求[29]。开会期间，警备总部结合军统局出动特务份子混入台北市中山堂“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展开情搜与分化工作，并进行大声鼓噪与扰乱会场，特务份子并于处委会处理大纲中添加军统所拟的各种脱轨的要求，做为后来被认定为反叛中央的条件，以为镇压的证据[30][31]。之后由于中国大陆的援军将至（陈仪于3月2日就暗中向中央请兵，发加急电报：“祈即派大军，以平怨气”），以援军为后盾的陈仪此时便断然拒绝处理委员会所提出的处理大纲，并于3月10日下令解散“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参与全台各地处理委员会的民意代表与仕绅等各界台籍菁英，随即成为遭政府捕杀整肃的对象。

嘉义县阿里山乡乡长高一生组成阿里山地区原住民高山部队，进入嘉义市区抗击国军。

台湾各地的反抗

因军警于戒严令后开始大规模开枪射杀街头民众，使得各地愤起反抗，其中以台湾中部地区之黄信卿的埔里队、何集淮及蔡伯勋的中商队（台中商业学校学生队）、吕焕章的中师队（台中师范学校学生队）、黄金岛的警备队（独立治安队）、李炳崑的建国工艺学校队、雾社泰雅族原住民青年参与陈明忠的突袭队等各队伍集合起来组成的二七部队最为有名，全台湾各地的抗暴也以这支在台湾中部地区（含括台中及南投）的势力最大、维持最久，也是二二八事件当时全台湾民众耳目的焦点。此外，较具规模的战斗还有包含阿里山邹族原住民在内的嘉义民兵所参与的嘉义水上机场与红毛埤军械库的战斗，嘉义市各学校学生几乎全体总动员支援民军的战斗与救护伤患；高雄一中学生于高雄市区与军队的巷战；云林虎尾机场攻防战达三昼夜，民众大多数以竹竿绑上菜刀、竹枪（削尖的竹子）做为反抗国军部队的主力武器；斗六市街战；屏东机场攻防战三昼夜；嘉义小梅、古坑樟湖抗击战。台湾西部地区的冲突较为严重，东部地区则大都只有小骚动。宪兵团长张慕陶指反抗人士收缴各地军警的武器达四千枝以上，地方政府却已失去控制情况能力，并指责陈仪：“似尚未深悉事态之严重，犹粉饰太平。”[32]

高雄冲突与军事镇压

由国军操作架设在消防车上的机枪进行沿路扫射。当时服务于联合国的Dr. M. Ottsen在台南新市亲眼看到该事件的发生。
高雄市苓雅区区长林界，殁于二二八事件

3月2日至3月4日间，已经有来自台北与台南的人士进入高雄，发生武装反抗国军冲突，攻击多处政府机关及部分外省人，并控制市政府。高雄第一中学（今高雄中学）的学生组成自卫队，并有雄工、雄商等学校的学生加入，高雄女中学生则提供食物，合称雄中自卫队。3月4日下午，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下令派出巡逻队，见聚会民众便开枪射杀，引起市民恐慌。3月5日，高雄要塞军队开始以八门七五炮对市区展开炮击，并向鼓山一路一带进行扫射、封锁。3月6日上午，高雄市长黄仲图、高雄市参议会议长彭清靠、市府清查室主任凃光明、苓雅区长林界、台电高雄办事处主任李佛续、医师范沧榕、曾丰明等人前往寿山与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谈判，希望彭司令约束其巡逻队禁止继续射杀高雄市民[33]；谈判破裂，除黄仲图、彭清靠与李佛续三人被释放外，其余谈判人士遭到枪决。3月6日下午，彭孟缉派遣军队下山，分别以吉普车架机枪以及持步枪士兵，兵分三路夺取高雄市政府、高雄火车站与高雄第一中学，军队下山后沿路扫射行人并入屋劫掠商家[34]。3月6日下午，高雄第一中学遭受何军章团第三营以多门迫击炮轰击，高雄一中学生并与何军章团第三营第七连王作金部展开巷战，雄中学生逐渐不支退至前金派出所，牺牲甚钜。另一路军队于同日下午攻击高雄火车站，火车站前方民众二、三百人纷纷走避并躲入地下道，地下道遭军队封锁并扫射，致使民众遭受重大伤亡。高雄要塞守备大队陈国儒部于3月6日下午攻击高雄市政府，当时市政府内正集结许多市参议员及地方人士开会，军队丢入手榴弹并见人开枪，律师陈金能、议员许秋粽、黄赐、王石定等五、六十人丧命市政府。前高雄市长王玉云回忆其在市政府地下室中救出其弟，室内积血逾五公分。

情治单位组织流氓殴打外省人

忠义服务队（属于警备总部之下的单位[35]）总队长许德辉在呈军统头号人物——保密局长毛人凤的《台湾二二八事变反间工作报告书》[2]（档案管有机关：行政院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中，详述他于2月28日晚经由军统台湾站站长林顶立，及陈仪之弟引见陈仪，面准创立忠义服务队应急制变的经过，明白透露当时情治单位利用黑道制造混乱的内幕。在吴浊流的著作《台湾连翘》中亦述及忠义服务队中的流氓实则在烧杀掳掠，烧毁外省人商店、殴打外省人，一方面造成民众对处委会的怀疑，一面制造中央派兵镇压的借口[3]。“反间工作报告”的曝光，证实了数十年来，有关陈仪等人曾于背后严密操控二二八事件的传闻[36]。

警备总部于四月初提出《台湾二二八事变报告书》[37]，这份报告书透露当时的情治单位透过直属的许通讯员，化名高登进，参加政治建设协会为会员，平日侦知该会行动，事件中则由许氏出面掌握“台北二十二处流氓首领及部分学生进行反间工作，且台中、台南、高雄、花莲各地亦如法进行，收效宏大”[36][38]。

国府增援兵力抵台镇压屠杀

陈仪一方面敷衍答应将实施政治改革，另一方面却暗地电请南京派兵来台扩大镇压。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陈仪表面上对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做了一些让步，如解除临时颁布的戒严令。但是陈仪对蒋介石隐瞒事件发生真相[i]，并将台湾人民污名化为受到日本奴化教育遗毒，影射台湾人民受共产党思想影响，产生“有组织叛乱行为”、“独立等叛国”、“对于奸党乱徒须以武力消灭”、“有政治欲望之人士，高唱大台湾主义，冀达台人治台之目的”为理由，暗中要求南京国民政府紧急派兵前来台湾镇压。而台湾省全体参政员上电蒋介石，说明事件原因及公署严重失政，并建请根本改革台湾政治，勿用武力弹压，以免事态扩大；但此说明不为蒋介石所接受[39]，蒋介石反而接受陈仪之暗中请求，下令派兵驰台绥靖清乡。

蒋渭川多次进出长官公署与陈仪会谈商讨解决方法，因得知陈仪已向中央请兵来台镇压，遂紧急以“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名义发出电文，期望获得蒋介石主席信任，特地委托台北美国领事馆转南京美国大使馆，转致蒋介石电文：“恳请蒋主席万勿派兵来台以免再激民心”（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司徒雷登于3月7日将此电文亲手交给蒋介石），但蒋介石电告陈仪，说“又接台湾政治建设促进会由外国领馆转余一电，其间有谈勿派兵来台，否则情势必更严重云，‘余置之不理’，此必反动分子在外国领馆制造恐怖所演成”（《大溪档案》之“蒋主席致陈仪三月虞电”）[40][39]，即火速调派位于江苏昆山由刘雨卿率领的国军整编第21师（整编计划前之21军）部队为主力赴台镇压。陈仪对全省广播戒严令之后，绥靖屠杀工作于是全面展开[41][32]。

二二八事件发生前夕，国军驻台兵力已有：陆军21师直属独立团（何军章团）（2500人）、陆军21师直属工兵营（517人）、三个要塞守备大队（1532人）、警总特务营、宪兵第4团2个营，总兵力共5251人。

版画家黄荣灿于1947年4月当年制作的木刻版画——《恐怖的检查》

自3月8日起，宪兵第4团第1营及第3营、陆军21师438团及436团、宪兵第21团第1营、陆军21师司令部及直属部队陆续跨海抵达台湾，增援兵力一万三千人。兵分二路，由基隆港及高雄港上岸，行政长官公署下令总攻击。部队肃清街头，沿路实施密集射击，进行南北夹抄，台湾全岛陷入血腥，各县市反抗国军的势力迅速溃败。至于已全盘控制台中市警政机关的“二七部队”为避免与国军在台中市区进行城镇战，也预先转移至埔里，最终于乌牛栏之役结束，成员则自行解散。由于二七部队的转移牵制国军转往南投山区追剿，使台中市得以成为逃过国军大规模滥杀的城市。与此同时，许多本省籍的菁英，例如省参议员王添灯、台北市参议员黄朝生、画家陈澄波、台大文学院长林茂生等人均于此波国军攻击行动中惨遭杀害。台湾许多民意代表、教授、医师、律师、作家、记者等几乎同时在此时被捕遇害。全台各地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死伤惨重，光是就台北市地区的学生而言，其一：受军统局号召参与维护治安工作的一百余名不满二十岁的各学校青年学生，被军队押到圆山仓库广场前面集体射杀，此即著名的“圆山事件”[42]。其二：军队进攻二二八处委会，台北市中山堂现场正在处理各部门事务的开南及延平学生牺牲惨烈，一百五十至二百五十人间遭到枪杀，弃尸于第六水门[43]。台湾十余家报社遭到查封。

3月10日，陈仪下令解散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及一切非法团体。同日，廿一师师长刘雨卿对省民广播[44]，声称“国军赴台目的在保国为民”。3月12日，陈仪向蒋介石呈报了一份“办理人犯姓名调查表”，列举二二八事件要犯共20人。3月14日，警备总部下令解散“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45]。3月16日，监察院派遣监察使杨亮功前往台湾调查。3月17日，国防部长白崇禧及蒋经国抵台[44]。3月19日，陆军21师434团及435团抵台。3月22日，监察院派遣监察委员何汉文抵台调查。

国防部长白崇禧于3月17日奉命抵台宣抚，但是陈仪却于3月26日发布展开清乡行动，二二八事件受难人数持续扩大。（图为白崇禧抵台宣抚期间于其所搭乘的火车前面发表演说）

经过一周的扫荡及强力整肃的绥靖屠杀后，国防部长白崇禧于3月17日奉令来台宣抚巡按调查，他至台后，下令停止滥杀，公开审判，保全许多人性命。随后他向中央提出报告[j]，在报告中严批陈仪，宣告军事行动暂告一段落，并声明政府将以和平宽大的方针处理，除奸徒、共党、图谋不轨者决予严惩外，其余一律从宽免究，但是国府军队仍旧继续追捕。3月26日，陈仪又发布“为实施清乡告全省民众书”，展开长达9个月的“清乡”行动；军宪人员藉清乡之名，沿户登门清查户口、搜捕可疑对象、追缴武器、连保切结共同承担责任，在各地滥捕滥杀，受害情况持续扩大。　

清乡扫荡

清乡期间，遭军队枪决而亡的人。
File:和平岛.PNG
基隆和平岛，原名“社寮岛”，二二八事件中在军队的武力扫荡下，岛上遍地死尸。为祈求和平、杀戮不再，社寮岛于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更名为“和平岛”。

虽然各种针对社会名流、乡绅和异议人士的捕杀行动，表面上暂时结束。但实际上，国民政府在台湾各地至此才正式展开缜密的清乡工作，整肃可能的反政府分子。军事镇压行动之后，继之进行清乡工作，其主要目的在逮捕潜逃嫌犯、收缴武器军品、清查户口、办理自新、取得连保连坐切结等[32]，然而其中有不少挟怨报复，造成许多民众的伤亡与社会的恐怖肃杀气氛。

基隆和平岛的日本冲绳琉球人聚落，约有三十余名日本琉球居民，连同当地的台湾居民，在国军的扫荡屠杀中枪决遇害[46]。

因为国民政府在清乡施行前已有详细的武力扫荡规划部署，而且事实上各地的动乱未如公署宣传之严重，故扫荡之进行远较预料中迅速；除中部地区“二七部队”之残部有较长久之抵抗外，其他各地几无战斗发生，但是仍有遭到网罗罪名的嫌犯，或遭私人挟怨报复举发之情况，也有军警与宪兵未详加查证即贸然逮捕之冤狱。不法军警借由清乡之名勒索敲诈财物、交付赎金赎命、顺手掠夺私人财物、曾有过节挟怨报复等诸多非法行为，此乃由于国民政府驻台军队素质不良，以及军纪教育欠缺所致[32]。

4月11日，台湾警备总部参谋长柯远芬出面揭举“奸党全部阴谋”，同时强调绥靖工作将于月底前完成。官方同时订颁连坐办法（结保人和被保人连坐，以及一百米内之人民须受连坐处分），以肃清反对势力。在此次行动当中留名的受难者，大都死于3月到5月之间[47]。之后零星的镇压继续持续了大约9个月[48]，许多被捕的嫌犯皆被冠上叛国罪，因而受到刑求而枪决，其中坚不认罪者死前皆体无完肤[49]。4月18日，陈仪发布“二二八事件首谋叛乱在逃主犯名册”[50]。直到5月16日政府才解除戒严，清乡表面上告一段落，实际上拘捕仍在持续，而各地街头仍然有零星的军人杀人报复事件发生（在国民政府开始接管台湾至二二八事件爆发的一年多期间，许多人曾有意无意间得罪政府官员或军人，从小纠纷至举报贪污等种种过节，被趁机公报私仇、挟怨报复）。

各族群的行动

高一生（右）与汤守仁（左）

台湾原住民的参与

二二八事件中也有台湾原住民参加反抗，邹族参与进攻嘉义水上机场是其中一例。邹族吴凤乡（今阿里山乡）乡长吾雍‧雅达乌犹卡那（汉名：高一生）通知各村部落的青年干部组成“高山部队”，命令警备官雅巴斯勇‧优路拿纳（汉名：汤守仁）带队。汤守仁集合了所有邹族村落中，各派出所的枪支及平常打猎用的猎枪，还带了山刀。邹族人与嘉义民众花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合力攻下红毛埤（今嘉义兰潭）军械库（当时台湾最大的军械库）。之后邹族人分成两组人马，一组维持嘉义市区的治安工作、另一组与嘉义地区民兵合力围堵嘉义水上机场阻止军队增援。围堵四天后，因主张继续对抗，与嘉义民兵主和派意见分歧，汤守仁便率领邹族部队撤回山上，平地代表答应和谈。后来国民政府援军一到，谈判代表随即被枪杀[51][52]。

嘉义地区则自三月二日事件发生后，就显现出与其他地方不同的特质。嘉义民众与阿里山邹族原住民组成武装队伍，参加攻击红毛埤军械库及水上机场的军事行动，惟参加者大半是临时结合之民众，亦有嘉义地区不少社会人士支持反抗行动[k][54]。

族群冲突与武装行动

虽然事件发生时的主要抗争目标是将腐败官僚赶出政府，但是由于国府迁移至台湾初期，外省人大多居于主管或等级较高的职位[l]。在长官公署的科长、股长、专员以上的316名中层官员中，也只有17名台籍人士，其余299名都是外省人或极少数的半山仔。因此将腐败官僚赶出政府的诉求由此缘故转变成为打倒外省人的行动，甚至扩大事端以致于最后伤及无辜外省人。在事变期间，台湾人不仅反抗公署，也有殴打伤害外省人之事。国军登陆后，由于军纪不佳，所以立即对台湾人采取极端的报复行动。

事件爆发后，部分地区亦有日治时期的旧台共成员乘机介入，例如台中地区的谢雪红和杨克煌。谢雪红利用示威群众并召开市民大会，参与组织“二七部队”以全面接管台中市的官方机构，在处委会的政治交涉路线之外另辟一条武装抗争路线。

在二二八事件中，直接的族群排斥对抗虽然激烈，不过有出现了不少不同族群之间互相施救的事例。外省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在建国中学担任教师的时候经历过二二八事件。他在台大医院住院时，曾受到医院台湾本省籍护士的保护[55]。

当时媒体报导

《澳洲伯斯每日新闻（英语：Daily News (Perth, Western Australia)）》于1947年3月31日关于二二八事件的报导。文中述及政府出动军队向每个遇见的人群射击达姆弹（the Government sent out flying squads of troops who fired dumdum machine-gun bullets into every group they met）[56]。

官方的《台湾新生报》（属于长官公署的机关报）在1947年2月28日当天即刊载了前一天的缉烟事件，以及林江迈送入林外科医院旋告毙命的事发经过（误报）。《台湾新生报》并在28日下午另外发行号外版，报导当天民众捣毁派出所并殴毙专卖局职员，以及卫兵开枪导致市民死亡的事件，并在之后持续报导当局的处置[57]。后来被迫停刊的《民报》在28日时也以“延平路昨晚查缉私烟队，开枪击毙老百姓”为题报导[58]。

在中国大陆，不同立场的报社对二二八事件有相当不同的报导。3月1日，首先刊出事件的是非国民党系的《大公报》；3月2日后才有其他报社报导事件。在国民党系的报纸，如《申报》与《东南日报》，事件篇幅较小并强调“电讯中断”影响其讯息；其中《申报》标题称“台北已解严，缉私纷扰事件解决”。至于非国民党系的报纸，则在报导中指出“人民不满政府”与“军警开枪过当”等，其中《文汇报》提及人民对经济与政治状况的不满，以及缉私伤及人命做为暴动发生原因[59]。

此外，事件初期多家报社报导3000到4000人死亡，例如在1947年3月2日的《大公报》头版，并受到外国媒体（如合众国际社）的引述。1947年3月3日的上海《文汇报》报导“在台北发生空前大流血惨剧，两日事变中，致有三四千人死于非命”，在“编者的话”专栏中，又记载“这次的骚动，警察曾开枪，死伤平民达三四千人，可见这骚动，还是以强力压平的”（事件头两天的伤亡）。与此同时，国民党系的报纸，以及陈仪的记者会上，都强调外省人的伤亡，如官方的《中央日报》以“台北秩序恢复，台胞伤亡数十人，监察院已电令查办”为标题，称台胞死伤不足百人，外省人则死伤超过四百。期间陈仪政府也曾透过报纸散布美国领事馆被攻击的消息，但事后遭美国大使馆澄清[59]。

1947年3月6日，上海《大公报》的社评〈台湾惨案感言〉里面写着：“……抑此次事件，固非全由专卖与贸易政策造成，远因近因，颇为复杂。人民无组织，何以能爆发如此大规模的行动？实由各级官吏，奉行政令者，平日对待人民骄纵专横，构怨多而且深，民众中怀怨愤，压抑已久，故尔一触即发……而台湾民众又久在法治严明，行政效率甚高的统治下生活，对于祖国官僚作风，万分不惯，再加生活艰难，环境压迫，愈觉痛苦无路，感情乃益激越，遂致演成此次不幸事件……”[60]。

1947年3月6日，南京《大刚报》的社评〈注意台湾〉内文中说：“……曾几何时，台民美丽的梦，逐渐为无情的现实所粉碎了！一年来，台湾政府，给予他们的，并不比日本人为多，经济生活更加困难，政治腐败层出不穷，自使台民极端受刺激。以是忧愤代替了欢欣，失望赶跑了希望。也许这次的民众骚动，就是这种情势转变的历史纪录……”[61]。

1947年3月8日起，行政长官公署为了管控言论，警备总部于是将台湾十一家报社、一家印刷厂予以查封充公，立即停刊，并查扣焚毁书刊，许多新闻从业人员立即遭到逮捕或杀害。

1947年3月19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约翰W·鲍威尔（英语：John W. Powell）等西方记者亲自到台湾采访[59]。鲍威尔指出中国政府部队使用了难以想像的残暴方式来镇压群众[56]，称当时统治状况劣于日治时期，并以“浴血台湾”（Blood Bath in Taiwan）为自己的报导标题；同时引用目击者称，提及一次机枪扫射造成25人死亡、百多人受伤[62]，以及台北附近一处有20名青年遭割耳鼻后处决等状况[63]。除此，在日本方面，《读卖新闻》于3月3日报导了台北暴动消息[64]。《新加坡自由报（英语：Singapore Free Press）》（Singapore Free Press）与《澳洲伯斯每日新闻（英语：Daily News (Perth, Western Australia)）》（The Daily News）等曾先后以“福尔摩沙的恐怖”（Terror in Formosa）为标题报导事件[56][65]。

1947年3月28日，行政长官公署机关报《台湾新生报》社论〈二二八不是民变〉称“事件完全出于有计划的预谋，查缉私烟之引起死伤，不过是它的导火线。主谋者是怀有政治阴谋与野心的乱党奸徒，和过去日人豢养下的一些鹰犬，附从者是一群被唆使的地痞流氓和一部分被煽惑被胁迫的青年学生”[66]。

1947年4月11日，上海《大公报》报导台湾旅沪六团体于上海八仙桥青年会举办记者招待会，并发表台湾事件报告书。报纸内文中记载：“据报告书所载，自三月八日至十六日止，台胞被屠杀者约在一万人以上”[67]。

到1949年以前，与228事件有关的新闻持续于《台湾新生报》存在，1949年后则逐渐没落。而1950年代陈仪被枪决与谢雪红相关报导，使有关于228的讯息再次被提及。之后，228议题直到1987年后才再复苏[66]。

受难者的平反

引发二二八事件的查缉员傅学通、叶得根、盛铁夫、钟延洲、赵子健、刘超群等六人，于1947年3月31日以杀人及伤害案件，经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官侦查终结，提起公诉。4月3日下午，地方法院刑庭庭长宣判，误杀台北市民陈文溪的傅学通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以枪托打伤林江迈的叶得根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褫夺公权3年；其余盛铁夫、钟延洲、赵子健及刘超群无罪开释。同年5月17日，傅学通上诉最高法院，获得改判十年定谳，而叶得根则维持原判。但这项追究罪责的判决并不代表二二八事件本身或事件中众多受难者的平反。

全台湾最早成立的二二八纪念碑：嘉义市弥陀路二二八纪念碑

随着1970年代后半兴起的党外运动、1980年代的自由化与本土化，台湾民间渴望平反二二八的声音逐渐出现。最初于1987年2月，由陈永兴、郑南榕等人串连数十个海内外台湾人团体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呼吁政府当局公布真相、平反冤屈、抚慰死难家属、兴建纪念碑和纪念馆等诉求。之后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在全台湾各地从南到北举办游行和集会演讲，到处受到警方的干预。其中在嘉义市面对一千五百名镇暴部队的阻扰、在彰化县被镇暴部队包围阻挡两个小时。1987年2月28日，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在台北市举办台湾40年来第一次公开祭拜二二八事件死难者的仪式。1987年2月28日，民主进步党中央党部在二二八事件爆发点附近延平北路上的永乐国小主办“二二八和平日演讲会”，三万余民众参与[68]；会后游行到淡水河十三号水门举行祭拜二二八冤死英魂之仪式。1989年，全台第一座二二八纪念碑：嘉义市弥陀路二二八纪念碑在嘉义市建立，由嘉义市府提供土地、民间人士捐款设计建筑物，于1989年8月19日落成。嘉义市弥陀路二二八纪念碑建碑过程中，施工中的建筑物曾遭人多次恶意破坏，而相关人士也遭到政府当局的恐吓及警方监听，嘉义市弥陀路二二八纪念碑设计者詹三原更为此而遭逮捕入狱[69]。碑文中呼吁：“政府公布事实真相、平反冤屈、安慰受难者家属、兴建纪念碑、制定二二八为和平纪念日”。1990年2月27日，立法院首次集体为二二八事件受难者默哀一分钟，至此，平反二二八的运动才进入较为明朗的阶段[70]。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 (民国84年)

解严以后，原本被视为禁忌的二二八事件在民间团体及反对党势力的强力组织行动及要求透明之下，开始获得政府的正视。1995年，当时的总统李登辉首先代表政府向所有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家属公开道歉[71]，以及公布《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定每年二月二十八日为“和平纪念日”，为不放假的国定纪念日[72]。同年10月21日，行政院成立的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正式运作，行政院政务委员张京育任首届董事长。1996年，担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宣布订定台北市的二二八事件纪念日，并率先订定2月28日为台北市的假日，并将二二八事件主要发生地点之一的台北新公园改名为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于公园内设立纪念馆和纪念碑，以“二二八和平纪念碑”为名的该纪念碑；除碑文外，另有水路、桥、始石、跳石、终石、阳石、阴石、瓮、手印、水池、曲折入口、岩壁和船身钢铁等建物设置。这些建物表达了对该历史事件的追诉、记忆起始、哀恸、宽恕、停留缅怀、悼念罹难者、低头沈思、族群融合等隐含意义。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 (民国86年2月)

依照1997年2月25日公布的总统（86）华总（一）义字第 8600052080 号令修正条文，于1997年起每年的2月28日“和平纪念日”，改成中华民国国定假日[73]。每年此日（2月28日），全国各机关降半旗，以示哀悼。

国民党政府的态度

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内的二二八纪念馆，建筑前身为台湾放送协会（THK）的台北支局。

中华民国政府在2000年民主进步党执政之前，国民党政府视二二八事件为一场反国民政府统治的民变[74]，解严前更认为二二八是日本人偏狭的奴化教育、中国共产党、台湾共产党、浪人、暴徒所煽动的骚乱[75]，尔后开始出现族群对立或是族群冲突的解释[76]，更名为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直到1980年代中期的台湾依旧为禁忌话题，政府绝口不谈，还以“不要挑起族群冲突”为理由不得去揭露二二八事件的真相。解严后，担任行政院院长的俞国华于1988年曾表示：“二二八事件乃中共利用偶发事件来扩大事端”，又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纷争自古便有。当年满洲人入关杀了很多汉人，满洲皇帝也未向汉人道歉”。1989年担任国防部长的郑为元认为二二八事件是谢雪红等台湾共产党分子“幕后策划”[77]。在1990年以前，国民党政府一味推诿卸责与合理化自身，丝毫没有为二二八事件反省与负责的态度。

解严后，台湾各界才开始有明显的检讨与大规模公开研究。1990年2月，立法院首次为二二八事件受难者起立默哀一分钟，新版高中历史科教科书第三册首度列入二二八事件。1994年出版官方版本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1995年将台北市的新公园改为二二八纪念公园，并建立“二二八纪念碑”，时任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亲临落成典礼并公开正式向受难家属道歉。1995年公布《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行政院并成立“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受理二二八事件的补偿申请、核发补偿金。

评价与影响

1961年8月4日，行政院长陈诚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台湾独立联盟”[m]前往示威抗议，批评陈诚无法替台湾人说话（can't speak for Formosans），并要求自由（Freedom）与台湾人民决定自己的命运（Self-determination for Formosans）。后于1964年2月底，“台湾独立联盟”发动美东留学生前往华府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馆举行大规模“二二八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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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文毅于二二八事件发生当时组成“台湾二二八惨案联合后援会”，主张撤办陈仪及取消专卖，遭陈仪发布通缉。后于1950年2月28日在日本京都召开“二二八事件三周年纪念”，首度在日本发表台湾独立主张。
廖文毅于1956年2月28日（二二八革命第九周年纪念日）于日本东京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公布独立宣言并创设机关报《台湾民报》，是台湾史研究学者所公认1950年代最重要的一个海外台湾独立运动团体。

在二二八事件中，不论是政治交涉路线，或者是武装抗争路线，台湾民众在事件中所提出的诉求，事实上都仅止于“高度自治”而已。在国家认同的层次上，基本上仍以中国做为认同的对象，并未寻求独立于中国之外。在这次事件以后，中国国民党加强对台湾的高压统治，导致台湾人和外省人之间的仇恨越来越深，使部分台湾人渐渐产生想要独立、建构属于自己国家的想法，因此二二八事件可说是战后台湾独立运动的起点[78]，例如台湾独立运动开创元老廖文毅与廖文奎兄弟。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于1964年时表示：“‘二二八’一词，不仅仅是海外流亡之台湾独立团体的口号，更是唤起所有已成年台湾人之个人悲惨经验的一个象征。”很多人认为二二八事件是台湾史上，死伤极多、影响深广的历史事件[17]。

因为二二八事件牵涉到省籍问题，不少老一辈的台湾人将这次悲剧归纳为中国大陆来的外省人欺压。而在二二八死亡阴影及后续长达38年的戒严与白色恐怖之下，台湾人为了保全生命安全，对二二八事件隐讳不谈避免引来祸端。另一方面，过去训政时期的国民政府，及行宪后长期实施戒严的中华民国政府，将二二八事件的发生缘由以及责任，一味的往外推给包括(1)共产党、(2)日本人及其在台鹰犬、(3)无业流氓与浪人、(4)野心家、(5)台独等等人士的阴谋所引起，并严格封锁及禁止事件的消息传递，以图合理化政府自身的所作所为，及回避其治台失政的责任。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后，政府当局在1947年进行高普考分省区定额录取的制度，以全中国各省区之间的人口比例来分配各省籍考生的高普考录取名额，使得在1950~1961年间参加高普考的外省籍考生相对于本省籍考生有高录取名额的绝对优势。其次，实际上更重要的另一个取得公务员资格的管道──特种考试，虽然没有分省区定额录取的设计，但是在1958~1981年间的退伍军人转任公务人员特考，其录取人数之多与录取率之高，使得当年透过这个管道取得公务员资格的人，实际上是享有各省省籍名额保障优待的。虽然高普考分省区定额录取制度于1996年《公务人员考试法》中的修法后彻底废除，但是外省人获得的优惠仍会让许多下一代继承（以统计论，子女的成就与父母的社经地位成正相关）。[79] 加上早年外省族群在商界容易先获得政府的有利消息，使台湾本省人长期在社会、婚姻上、就业上相当容易对外省族群产生排斥感[80]。

二二八事件爆发，张超英之父张月澄和台湾五大家族的“基隆颜家”颜国年的儿子颜沧海是少数被释放的知识分子。张月澄在拘留所时曾亲眼见到林茂生和陈炘，最后两人都在事件中惨遭杀害。对此张超英表示：“二二八的影响确如一般所说，台湾的菁英阶层顿时噤若寒蝉，心态上混合了恐惧、绝望和不屑，瞬间从公共事务的领域退缩，对政府工作不再感到兴趣。当他（张父）发觉同时代的知识菁英朋友失踪时，他也对生命的热诚挚意消褪殆尽，他的余生从此在孤独的书房度过，不再与外界接触，也不与家人多说一句话，过着自我封闭的日子[81]。”

二二八事件的影响，造成台湾人民对于军人、公务员等相关行业的畏惧及怯步，然而更根本的原因是当时政府坚持大中国法统的制度，与国民大会虚设各省代表一般，客观上限制了台湾人在政治、经济与传播等各重要领域的参与。例如：早期公务人员的考试录取名额是以中国各省区之间的人口数比例来分配的，所以，虽然在台湾以台湾本省籍人口比例为多，但是录取高普考的人数却是以外省籍居多[82]。此种现象直到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时才开始在人事上采取“专业化”、“台湾化”、“年轻化”政策因应，才使得政府机关开始迈向今日本土化的脚步[83]。

台湾人民在经历二二八事件后，因台籍知识分子受到摧残、整肃，及情势所迫大幅退出在台湾各界（如学术界、文化界、政治界...）的地位。台湾人民比过去更加自鄙自辱，开始表现出处处不敢违逆统治者的个性，人人独善其身以求自保。二二八事件后接着长期戒严，高压统治下全面实施连坐法，一有事即牵连众人，或遭受他人牵连受害。政府当局又鼓励告密，使人民遭到无端构陷入罪，以及遭到公报私仇迫害等情事不绝，人民动辄得咎；人与人之间彼此间存在着不信任感、不安全感，且普遍怀着忧虑感，交谈、行事处处谨慎以避免生命及财产不保。二二八事件后，台湾人民参与政治的热情也大幅滑落，劫后余生的知识分子惧怕遭受政府迫害从此不再谈论或参与政治，台湾领导阶层空虚，政府当局借此加强对台湾的控制，纷纷派员占据各界领导地位。至于地方政治方面，由于地方政治体质的改变、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使得土豪劣绅、黑道流氓，逐渐进入地方政坛。国民党结合地方派系担任地方官或提名参选民意代表，操控人民组织（如农会、渔会、水利会)，结合地方政府机关以左右甚至控制选举，职位则用来巩固地方派系，形成黑金势力[84][85][86]。

由于不同的历史记忆，加上政府以公权力主导下的资源分配不公、长期对台籍人士以及台湾文化的排斥、歧视与打压，使得台湾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省籍情结不仅于二二八事件当中完全成型并得到强化，之后数十年更普遍表现在人民的思想、言论、行为，以及蓝绿政治倾向上。此事件对台湾各层面有着极为深远长久的影响[17]。

纪念

二二八和平纪念日

1995年3月23日，立法院制定《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其中第四条第二项规定“定每年二月二十八日为‘和平纪念日’，为国定纪念日，不放假”，4月7日总统公布之。[72]1997年2月25日，立法院修正《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第四条第二项，和平纪念日改成放假，同日总统公布，其立法理由是：“‘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公布、实行至今虽已有年余，然为符合最初立法精神，正视历史中政府曾犯的错误，在族群和解前提下，应于每年二月二十八日之“和平纪念日”改为国定放假日，用以省思、缅怀并共勉为国家之和平而努力。”[73]2006年12月8日起规定，每年和平纪念日当天，全国各级政府机关（构）、学校、民间机构、团体皆降半旗[87]，以示追悼。

二二八纪念馆与纪念公园

二二八国家纪念馆
台北二二八纪念馆
台北二二八纪念碑
台铁八堵火车站旁的二二八事件罹难员工纪念碑，纪念17名被军队射杀遇害的八堵火车站正副站长及员工。
  • 1997年2月28日，台北二二八纪念馆于二二八事件五十周年时于台北市二二八纪念公园内正式开馆[88]。
  • 2002年3月23日，全台第一座私人的二二八纪念馆——阮朝日228纪念馆成立，作为南台湾二二八历史研究之据点。
  • 2006年2月19日，陈水扁总统出席“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发表会，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指蒋介石为二二八事件元凶，应负最大责任[89]。
  • 2007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届满六十周年，国家级的二二八国家纪念馆（原台湾教育会馆）正式揭牌成立，并于2008年2月28日开馆营运。

此外，握有最多二二八第一手史料的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亦开始逐步公开予民众和学者研究。

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纪念碑碑文

中国大陆方面的纪念活动

纪念邮票

File:February 28 revolution 30th Anniversary Stamp.jpg
《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三十周年》纪念邮票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人民邮政于1977年2月28日发行编号为J-14的《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三十周年》纪念邮票，是中国人民邮政发行的第一套台湾题材邮票，该套邮票设计者为卢天骄。规格为P11×11.5 40×30mm 50(5×10)，面值、图案、发行量为：8分 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 500万枚[93]。
  • 中华民国的中华邮政于民国八十六年（1997年）2月28日发行编号“纪264”的“二二八事件五十周年和平纪念”邮票，全套1枚，面值19元，图案为台北市的二二八和平纪念碑。
  • 中华民国的台湾邮政于民国九十六年（2007年）2月28日发行“二二八纪念邮票”，全套1枚，面值5元，图案为228国家纪念馆。

事件受难者

罹难人数调查

因为各机关的档案有计划性与超过年限的销毁动作，加上国民党政府长期的漠视、禁声，导致二二八事件中确实的牺牲受难者人数一直都有所争议。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组”委员兼总主笔赖泽涵表示：“八十年（1991年）四、五月间警备总部才拿了二箱资料，但档案却不连续。另外就是二二八事件被逮捕名单好几册，但是遭枪决的名单、尸体、地点全无档案，可见档案不齐全。”

《彰化县二二八事件档案汇编》所收录关于彰化县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以彰化市警察局与员林区警察所的警察官方档案为主，里面就记载着彰化一县378位受难者人名。如此有纪录登载当地受难人名的文件至今可谓硕果仅存，来源是由以前两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各自从准备销毁的文件中、与接到纸浆厂老板通知下所抢救出来的部分文件档案[94]，并交给由彰化县文化局委托进行“二二八口述历史调查研究”的吕兴忠老师编印成书。然而当时的受难者当中，只有受到正规有制度性的侵害的受难者才会被官方将其人名登载成册，这是局限。“彰化县二二八事件档案汇编”出版以来，彰化县已有多人在书里发现自己亲人的名字。国史馆台湾文献馆馆长刘峰松表示，彰化县文化局出版的“彰化县二二八事件档案汇编”，书中记载的三百多位当事人（378人）中，出版之前仅有约一百位当事人的后代知道其尊亲属的事迹；这本书籍出版后，也仅有二人从中得知尊亲属涉入二二八事件，其他当事人后代则一无所知，甚至误解或不谅解其尊亲属抛家弃子的行为[95]。

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申请补偿的案件中，除需知悉受难者姓名以外，还需具备具体资料或相关证人（非三等亲内证人二人以上）的佐证，并经二二八基金会严格的审查确认（调查当时实际情形且一一印证）后，才能通过补偿。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人民处在长期的戒严与禁止谈论二二八的白色恐怖氛围，以及处在长期施行高压统治与严密的思想控制之下，政府凭借绝对的权力将其意志彻底落实教化于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之中。长久下来，台湾民众被教化成完全服从政府、相信政府与敬畏政府的个性。数十年过去，民众对二二八事件的记忆几乎被政府强迫从脑海中移除。又二二八事件的讯息不流通，整个大环境使得知悉的长辈不敢告诉晚辈。多年之后，在人证与物证多已灭失的情况下，明确知悉亲属于二二八受难的权利人，进一步提出申请而获得基金会通过补偿的案件相当有限，何况世事变迁、人事不存，此乃造成补偿案件数与当时实际受难人数落差之所在。以南京大屠杀为例，根据《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谷寿夫案件判决书》[96]的内容显示，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为30万人以上。而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与名单的调查工作从二战后的1945年11月起，一直延续到今[n]，总计战后六十几年来的调查结果，搜集得到有名有姓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名单至今累计10324人[99]。若以南京大屠杀实际受难人数30万人计算，现今搜集到的受难人名10324人，与实际受难人数尚落差约29倍。

截至2015年2月3日，总共2265位受难者获国家赔偿的资料中发现，最年轻死者是在高雄车站前于母亲怀抱时，遭军人以刺刀杀害的1岁儿童；最年长死者71岁，在家中无故遭军队枪击，隔日伤重不治。其中以青年死伤最为惨重，获赔偿者高达47.39%都是20-30岁[100]。

若引自若林正丈[101]所估算的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数为15,000人至28,000人。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例如当时政府所主导的滥杀行动，很多没有书面资料遗留，因此各界对二二八事件确实的牺牲者人数，一直有极不一致的估算，从不到一千人[102]，一直到十几万人不等[103]。如Lai, Myers, and Wei所估算的数字是10,000以下，李乔则推估死亡人数为18,000人左右[104]。伤亡人数估计值依统计的方法论不同而异。至于向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申请赔（补）偿的有效案件，截至2015年3月止，已审件数2749件，成立件数2281件（死亡案684件、失踪案178件、其他类如监禁、受伤等1419件）[105]，但此“赔偿案件数不等同于实际受难数字”，原因有七项，受理赔偿的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于2005年2月所发行的“二二八会讯”创刊号里面对此有详细说明。

赔偿案件数不等同于实际受难数字，原因有七项，简略概述如下：
一、事件后政府以连坐法牵连关系人，紧接着实施戒严进入白色恐怖时期，有办法的受难者及家属早早避走海外。
二、受难者没有子女，五十年后父母又已死（此类有时在户籍资料里登载“失踪”或“行方不明”）。
三、死于街头的人，兄弟姊妹三等亲来申请补偿，但找不到证据也无人证，难以确认该事件受难者（不列入二二八基金会受难人数统计）。
四、被制度性正式处决者，因档案被公家人员销毁或私藏，申请者找不到证据，无法确定为受难者（不列入二二八基金会受难人数统计）。
五、许多家属因私人因素不愿申请（不列入二二八基金会受难人数统计）。
六、案件的档案明确、证据充足，却没有合法的补偿权利人，或申请者不是合法的补偿权利人（不列入二二八基金会受难人数统计）。
七、因二二八事件，在戒严时期才被冠以叛乱或匪谍名目判刑或枪决者，家属通常会选择另一个基金会（财团法人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申请赔偿（不列入二二八基金会受难人数统计）[106]。

二二八事件死伤人数各方数字整理

  • 杨亮功调查报告 死190人 伤1761人。
  • 白崇禧报告书 死伤1860人。
  • 《纽约时报》霍伯曼南京专电 死2200人。
  • 台湾警备总司令部 死3200人。
  • 保安司令部 死6300人。
  • 监察委员何汉文 至少死7000至8000人。
  • 《纽约时报》记者杜尔曼·德丁（英语：F. Tillman Durdin）专电 死1万人。[107]
  • 台湾旅沪六团体 《台湾事件报告书》 死1万人以上。
  • 民政厅长蒋渭川 死1万7000人至1万8000人。
  • 日本《朝日新闻》调查研究室 死1万至数万人。[108]
  • 美国驻台领事馆副领事乔治柯尔 死2万多人。
  • 行政院官方调查报告 死1万8000人至2万8000人。[109]

部分受难者名单与受难经过

以下所列人物为台湾二二八基金会所认定并公告的部分受难者，仅限于在二二八事件中及之后的屠杀行动中丧失生命或下落不明者，被捕入狱者则不记。由于该事件受难者过多，这里只举例比较有名的人物，不完全具备代表性。并按照受难者姓氏教会罗马字拼音顺序排列。

  • 庄木火：瑞芳小学校长，台湾教员检定试验合格，于瑞芳市场遭到枪决。
  • 杨元丁：艺人伊能静的外公、抗日人士、第一届基隆市参议员、基隆市副议长。筹设“基隆行商自冶协会”、组织 “瑞芳农民协会”热心帮助蓝领阶级。二二八事件时基隆地区闹米荒，运米车前往基隆因为没有通行证，副议长杨元丁于是前往交涉，被军人枪杀后踢入河中。
陈澄波教授
  • 陈澄波：台湾知名画家、嘉义市参议员、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毕业、东京美术学校研究所毕业、日本画家石川钦一郎的得意门生、台湾首位入选日本“帝国美术展览会”。受聘担任上海新华艺专西画系教授兼系主任、上海昌明艺专教授兼主任。1931年获选为“当代十二位代表画家”之一，作品参与美国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之展出。“二二八事件”时担任和平使者去水上机场慰问国军却遭逮捕，并被以粗铁线捆绑起来，未经审判枪毙于嘉义火车站前。
  • 陈炘：台北师范学校毕业、美国爱荷华吉奈尔学院就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大公企业公司”创办人。“二二八事件”时被警察带走而遇害，信托公司的资产被没收。
  • 陈能通：基督教世家、京都帝国大学物理科毕业，任教于台南长荣中学、淡水中学校长。二二八事件爆发后，于清晨五时在校长宿舍中被闯入的军人带走后失踪。马偕医师之子偕叡廉（George William Mackay）为营救陈能通，亲身冒险拜访警总参谋长柯远芬未果。
  • 陈屋：抗日人士、台北市参议员。日治时期热衷于劳工运动、组织“台北店员会”。二二八事件发生时亲自前往警总军法处调查专卖局私烟查缉员的侦办状况，确认凶手是否已遭羁押，后于国军扫荡行动中遇害。
台北市参议员
黄朝生医师
  • 黄朝生：台北市参议员、台湾总督府台北医学专门学校（今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毕业。就读医学专门学校时寄宿在学长蒋渭水的大安医院楼上，开业数年后当选台北市市参议员，曾与妻子陈招治（台北市立女子初级中学校长）协助多位外省籍老师躲藏到他们的亲友住处。先参与维护治安，后获推选代表“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赴南京向中央陈情说明事件真相，出发前遭陈仪与柯远芬所部杀害，尸首下落不明。
  • 黄妈典：台湾总督府直属医学校（今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毕业、日治时代任朴子街长（今镇长）、台湾总督府评议会员、经营嘉义客运、台南县商会理事长。二二八事件时任台南县参议员，在新营被枪毙示众。
  • 黄阿统：新竹芎林客家人、台北第二师范毕业、淡水中学训导主任。二二八事件中一天清晨到校处理遇害的学生，却与校长一同被闯入校园的武装军人带走后失踪。
  • 简锦文：台北帝国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今台湾大学公共卫生系）毕业、基隆要塞司令部军医。二二八事件在基隆要塞司令部上班后失踪，之后警备总部告知家属其罪名为煽动暴动及叛乱，并已遭正法，遇害时年仅23岁。简锦文遇害一年后，家属在掩埋现场民众的帮助下，取得遗骨。
  • 廖进平：台湾总督府农事试验场结业、台中葫芦墩区役所书记、台中州丰原郡神冈庄协议会员、广福洋行常务董事、南部电气工业会社监查、日治时期台湾民众党创党党员、社会运动家，蒋渭水大众葬出殡游行的总指挥。二二八事件时于台北八里被宪兵逮捕后失踪。
  • 顾尚泰：西医师。二二八事件时与好友中医师李持芳、印刷厂技师王济宁一同被枪毙于虎尾镇和平路东市。地方民众于1975年建庙，三人于1977年入祀，名虎尾三姓公庙。
  • 许朝宗：艺人许效舜的祖父、八堵火车站副站长。于二二八事件时不听亲友之劝阻，为免耽误火车正常营运坚持上班，后连同同事共八人，被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部下带走后失踪。
  • 许锡谦：花莲人、花莲首富许柳枝之子、三民主义青年团花莲分团担任宣传干事及该团7名干事之一、知名作家杨照的外祖父。“二二八事件”爆发后担任“青年大同盟”总指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花莲分会”成立后为该会重要干部。后走避台北，经当时官派花莲县长张文成及宪兵队长游说其叔父劝许锡谦回乡，保证无事。许锡谦于返回花莲途中于南方澳附近遭埋伏的军宪人员捕杀，头与手肘均中弹，后脑破裂，死状凄惨。
  • 徐春卿：台北市松山区人、台北市参议员、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今台北教育大学）毕业，服务于罗东公学校顺安分教场、锡口（今台北松山）公学校，担任公学校训导及教师13年。国民政府驻台后，徐春卿受聘为行政长官公署咨议，日产处理委员会委员。1946年当选台北市参议员。徐春卿于参议员期间勇于揭发弊端，批评陈仪政府贪污腐败，并公开反对浙江财团廉价收购在台日产，因而得罪官僚财阀。二二八事件发生后，被推选为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交通组组长，徐提议铁路不许运兵，及监视水源地以保护人民。友人劝徐暂时躲避，但徐自认没做亏心事，而继续留下来维持社会秩序，遭二名便衣特务骗出门后失踪。
  • 郭章垣：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医科毕业、宜兰省立医院院长。二二八事件时被军人打破窗户撬开门侵入家中带走，后发现郭被射杀陈尸于宜兰头城妈祖庙前。郭章垣遇难后，郭妻发现一张书信：“生离祖国，死归祖国，死生天命，无想无念”。
  • 郭守义：名医郭太平之子，日本昭和医学专门学校（日语：昭和大学）毕业、基隆市博爱医院院长。二二八事件时在家中遭军人以患者求诊为由诱捕，被军人掳走后开枪射击左胸贯穿死亡。
  • 李仁贵：台北市参议员、经营“御成轩”、台北商工协会理事、台北电气广福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会员。二二八事件发生前一个月还捐款300万元改建介寿馆。二二八事件时于住处无故遭三名便衣特务逮捕遇害。
台北市律师公会会长李瑞汉律师
  • 李瑞汉：日本东京中央大学法科毕业、高等文官司法科考试及格、台北市议员、台北市律师公会会长。二二八事件时，宪兵第四团团长张慕陶以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邀请开会为由，将李瑞汉兄弟及参议员林连宗一同带走，竟一去不回。律师事务所遭到劫掠、孩儿送到孤儿院。
  • 李瑞峰：执业律师，与兄长李瑞汉同是中央大学毕业。二二八事件时与兄长、及参议员林连宗同被四名便衣和一个宪兵军官带走后失踪。
  • 李丹修：基隆八堵火车站站长。二二八事件时连同车站副站长、总务、运转、剪票员等八人于二二八事件时被军人押上军车后失踪。
  • 林旭屏：东京帝国大学法务部毕业、日本高等文官考试及格、台籍烟酒专卖局烟草课长。二二八事件时外省籍员工皆离去，林旭屏照常乘公车上班，被军人骗出后杀害，陈尸于台北市南港桥下。
台湾省制宪国民大会代表林连宗（左）与其独生女
  • 林连宗：台湾省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台湾省参议员、台湾省律师公会会长、日本中央大学毕业、行政科及司法科双料高等考试通过、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委员。台湾省参议会中多次质询台湾警政、教育以及司法方面时弊，并提案组织地方监察委员会、撤销垄断经济的贸易局以防贪污腐化及垄断操控，引起政府不满，于二二八事件中被宪兵带走后失踪。
林桂端律师
  • 林桂端：台中神冈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部毕业、执业律师。因为担任过王添灯的辩护律师，于二二八事件中，宪兵队长借口王添灯有事找林桂端律师谈话，于是率领四位带枪的宪兵将林桂端从家中带走后失踪。
  • 林茂生：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哲学博士（1929年）和留美博士、长荣中学教务主任、台南师范学校兼职、台北高等商业学校（今台湾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台南高等工业学校（今成功大学）教授、台南商业专门学校任教。曾于终战后协助接收台湾大学，并创办《台湾民报》，结交了不少外省籍的朋友。担任台湾文艺社理事，与另一位江西籍的理事曾经过从甚密。“二二八事件”时被八名武装人员借口陈仪长官找谈话并带走，一去不回。
  • 阮朝日：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今台北教育大学）、福岛高等商业学校（日语：福島高等商業学校）毕业、阮家家族企业董事长、林边庄协议会议员、《台湾新生报》总经理。“二二八事件”时于自宅被五名著中山装人士强行带走，从此失踪。女儿阮美姝于1960年在日本学音乐时开始进行父亲死亡原因调查，至今仍积极从事“二二八事件”研究。阮美姝于2002年3月23日在屏东设立阮朝日228纪念馆，2006年6月30日纪念馆经营结束。文物分为四部分，分别保存于台北的台湾神学院、台南的真理大学麻豆分校、阮美姝二二八纪念室，及施国政先生（阮朝日二二八纪念馆执行长）保存。
  • 施江南：京都帝国大学医学博士，台湾第二位医学博士、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内科专攻。日治时期曾任台北州议员，受邀担任皇民奉公会中央本部参事、台湾奉公医师团本部理事。战后曾任“台北市医师公会”副会长、“台湾省科学振兴会”主席。二二八事件时患疟疾卧病在床，于台北市“四方医院”疗养，遭五、六个军人及两个便衣撞坏两扇门闯入医院带走后失踪。
当时全台湾最高位阶的台籍官员——长官公署教育处副处长宋斐如（右），殁于二二八事件
  • 宋斐如：台南仁德人、台北高等学校、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行政长官公署唯一一位一级单位副首长（教育处副处长）的台籍高级官员、《人民导报》创办人。“二二八事件”时在自宅被强行逮捕，从此失踪。
国民党党营媒体中华日报于1947年3月14日的报导，从内文可以见到汤德章被南部防卫司令部指控为暴徒，并押赴台南市民生绿园执行枪决。这则报导过几天后，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判决汤德章无罪，但是汤已枉死。
  • 汤德章：执业律师、高等文官司法人员考试通过。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敦请汤德章担任“台湾省公务员训练所”所长，汤深知官场贪污成习而予以拒绝。二二八事件爆发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台南市分会”于3月6日成立，汤被推为治安组长。3月11日被二、三十名宪警闯进家中逮捕。3月12日，汤德章被反绑悬吊刑求一整夜，肋骨被枪托全部打断，在遭受酷刑后，双腕被反绑，背后插有书写名字的木牌，押上卡车，绕行市街，神情自若，并向四周市民微笑示意，然后押赴台南市民生绿园枪决。临刑时不断遭受几名士兵踹踢，并强逼下跪，汤德章向士兵破口大骂，并坚拒下跪。子弹贯穿鼻梁及前额，身体犹然挺立过些时才倒下，双眼圆睁未阖。汤被枪决后，士兵不让他的家人收尸，任其尸体暴露三日，经过家人一再哀求，才准许以毛毡覆尸，但尸体仍不得立即移走。3月中旬，国府派国防部长白崇禧来台“宣抚”。白氏来台后，下令将被关在军法看守所的所谓“二二八疑犯”，全部移送高等法院审理，结果高等法院的判决书下来：“汤德章无罪！”
  • 凃光明：高雄市政府日产清查室主任，与高雄市长黄仲图和高雄市参议会议长彭清靠前往寿山要塞司令部找彭孟缉谈判，凃被以铁丝捆绑起来，铁丝并以老虎钳旋紧，直到凃痛极惨叫，经过一夜苦刑后，凃光明被枪杀[110]。
  • 王添灯：台湾省参议员、日治时期实业家，战后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台北分团主任、《人民导报》社长。王添灯强烈批判行政长官公署腐败、公务人员贪污，引起政府不满。“二二八事件”中被国军宪兵第四团团长张慕陶审讯时淋汽油烧死。
台湾第一位检察官王育霖
  • 王育霖：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毕业、司法官高考及格、日治时期的律师、台湾第一位检察官，战后曾任新竹地检署检察官。王个性耿直、不惧权势。于查缉新竹市长郭绍宗少将（河南人）涉贪污奶粉案时倍受打压。王育霖屡传郭不至，只好率警亲赴市府捉拿郭，王育霖反而遭受警察局长派人包围，并抢走他办案的卷宗，王育霖因此案成为政府的眼中钉。“二二八事件”中，被埋伏的便衣宪兵、警察拘捕。被捕后，王育霖被监禁于西本愿寺（欧阳可亮当时与王育霖关在一起，恐怖情况详见欧阳可亮的“地狱－－西本愿寺”一文），受尽酷刑折磨，三月底被处死，弃尸于淡水河。
  • 吴金链：台北师范毕业、东京青山学院文学部毕业、台湾新生报日文版总编辑，日治时期曾任《台湾新民报》台南支局长、宜兰支局长，并曾任职于总社社会部、政治部。总编辑吴金链于“二二八事件”时每日大篇幅报导各地二二八事件的消息，引起政府不满，于报社被强行带走后失踪。
  • 吴鸿麒：中坜客家人、台北地方法院法官、台湾高等法院法官、台湾总督府国语学校师范部（今台北教育大学）毕业、任教于龙潭公学校、中坜公学校。日本大学法科司法科毕业、高等文官考试通过、执业律师。“二二八事件”时在台湾高等法院被便衣人员以柯远芬要求见面为由强行带走。四、五天后，被发现陈尸于南港坑道口，生前身受酷刑、脸被枪托打烂、头部中弹。曾因判定一件军民纠纷，得罪军官而惹祸[q]。
  • 萧朝金：日治时期牧师、三民主义青年团冈山地区负责人。“二二八事件”时萧朝金劝阻平息反政府行动，并出面交涉被捕青年，仍遭罗织罪名逮捕。萧被捕后受尽酷刑，但拒绝下跪。萧的鼻子、耳朵、生殖器都被割掉，后遭枪毙。
台湾省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张七郎
嘉义市参议员
潘木枝医师
  • 张七郎：台湾省制宪国民大会代表、花莲县参议会议长、医师。自台湾总督府医学校毕业后，曾先后在基隆医院、台北马偕医院服务。二战结束后，张七郎在花莲筹建一个高大的牌楼欢迎国民政府，并要求三个儿子尽速返台服务。二二八事件发生时，长子张宗仁医师先被军人以士兵上吐下泻需要医治为由骗出门，而后张七郎与三子张果仁医师被军人强行带走，三人均以绳子反缚手背后，于凤林郊外的公墓遭到枪决。后来证明是被当时的花莲县长张文成挟怨报请军人报复[112]。其次子张依仁医师曾前往中国东北病院服务，医治过蒋介石腹泻。张依仁被搜身时，衣袋内有一枚现职军医上尉证章，及蒋的亲笔手条（感谢纸），才免去杀身之祸，后来避居巴西[113]。官派花莲县长张文成报请廿一师独立团第五连连长董至成密裁（意即不经审判、动用私刑）张家。保密局南京站在此事爆发、震惊地方之后，指示台湾调查站明确指出“张为一良善之代表，未曾参与事变之活动，似此不分善恶而捕杀，今后公家之事何人敢为。”
  • 潘木枝：日本东京医学专门学校毕业、东京长谷川内科医院实习三年、嘉义市东区参选参议会参议员最高票当选（第二高票为台湾第一位女博士许世贤，二二八事件发生时许世贤与其女儿张博雅前往阳明山避难），竞选期间仍继续在医院为病人看病。潘木枝医师免费帮驻扎在嘉义的国府军队看诊，也免费医治付不出医药费的穷人，救了许多嘉义市民的生命，其中包含萧万长，嘉义市长孙志俊更称呼潘木枝是他的再生父母，潘木枝医师广受嘉义市民众爱戴。二二八事件发生时，潘木枝与多人代表嘉义市处理委员会赴水上机场与国军谈和，却遭逮捕，经国军严刑拷打、指甲被插刺铁钉，被全身捆绑押赴嘉义火车站前枪毙示众，潘痛极喊叫直至下巴脱臼，曝尸街头多日不许家属收尸，其儿子潘英哲欲救父亲途中遭国军射击头部中弹身亡，年仅十五岁。
  • 卢园：日本上田纤维专门学校（日语：上田蚕糸専門学校 (旧制)）纤维化学科毕业、淡水中学化学科教师、三芝北新庄田心仔人。订婚当日早上，听闻陈能通校长长女之哀求，出门营救校长，遭两名持枪士兵射击中弹。陆路封锁，转送到北投一家外科医院急救，后又经淡水河以舢舨转送双连马偕医院救治，不治身亡。
  • 卢炳钦：医师、嘉义市参议员。二二八事件时舅子林文树参议员，和潘木枝、陈澄波、柯麟、邱鸳鸯、刘传来等多名参议员一起到机场担任谈和代表却遭逮捕。卢炳钦的大姐准备好行李要求卢快逃以避免被抓，但卢炳钦自认无错，表示“自己身为参议员，不出面解决不行”。国军21师开进嘉义市时，市街更显恐怖气氛，惨杀、抢掠、强奸等事件相继发生，市民唯恐遭难纷纷向市外疏散[114]。卢炳钦出面欲解救几位议会同侪，当场遭宪兵队捉走，后被枪杀于嘉义火车站前[115]。台北二二八纪念馆现存卢炳钦遭受子弹贯穿的血衣一件，以及“与妻诀别书”一封。

部分幸存者和亲历者

  • 蒋渭川：台湾日治时期民族运动领袖蒋渭水的胞弟[116][117] ，台湾贸易商同盟会会长、台北市商会理事长、省商联会常务理事。二二八事件当时国民党派特务暗杀，蒋渭川侥幸逃过一劫，但其女儿蒋巧云因挺身为父抵挡导致颈部中弹身亡、其儿子蒋松平胸部中弹重伤、蒋妻遭步枪枪柄重击倒地。之后蒋渭川过着逃亡的生活，直到丘念台向政府作保，蒋渭川方出。
  • 彭清靠：医师、第一届高雄市参议会议长。二二八事件发生当时，高雄市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在市政府召开会议，决定要求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禁止他的士兵再继续射击高雄市民或威胁委员会，并推派高雄市长黄仲图与议长彭清靠等七人前往高雄要塞司令部向彭孟缉交涉谈判。彭清靠和其他代表一进入司令部营地，随即遭到逮捕，被以绳索捆绑并在颈后打结，期间士兵不停地用刺刀指向胸部，众人只能坐以待毙。隔天彭突然被释放回家，之后二天没有吃东西，心情粉碎，彻底幻灭，从此彭清靠再也不参与中国的政治，或理会中国的公共事务了。
  • 张秀哲：原名张月澄，鲁迅最亲近的台湾学生，台北人。二二八事件时任长官公署经营的台湾纺织公司副总经理，将许多战后从唐山过来的朋友藏在自己的大宅里，保护他们的安全。国府大军抵台后，被特务从家里带走，关押在警总情报处地窖（被诬关过的前中研院副院长张光直称该处为人间地狱）。家族用尽所有的政商关系疏通，还送上钜款救援，直到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亲自下条子要求放人，警总参谋长柯远芬亲自到牢里将人提出，才让他幸免被杀。其独子张超英在《宫前町九十番地》书中形容父亲“全然不同的另一个人……永远面无表情”、“放出来后就如同废人一般，连笑都不会笑了”、“他的梦、他的希望，完全的破灭”、“他的余生从此在孤独的书房度过，不再与外界接触，也不与家人多说一句话，过着自我封闭的日子”。张超英猜想是好友居然全都人间蒸发所致，这种刻骨铭心的打击对他真是情何以堪，故于经历过台籍菁英一夕之间被害的冲击，自此灰心丧志。
  • 洪炎秋：鲁迅、周作人、许寿裳的台湾学生，彰化鹿港人，和台南人宋斐如同期到北京大学留学。二二八事件时任台湾省立台中师范学校校长。二二八事件后被国府当局以“鼓动暴乱，阴谋叛国”罪名撤职查办，在自己的老师许寿裳力保下被释放。
  • 庄垂胜：洪炎秋的彰化鹿港同乡。二二八事件时任台湾省立台中图书馆馆长，被推举为台中市二二八事件时局处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二二八事件后被国府当局以“鼓动暴乱，阴谋叛国”罪名撤职查办，通过洪炎秋和许寿裳的紧密师生关系幸免被杀。
  • 张深切：鲁迅的台湾学生，南投草屯人。二二八事件时任台湾省立台中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二二八事件后蒙上“鼓动暴乱、阴谋叛国”罪名。躲藏了半年，通过洪炎秋和许寿裳的紧密师生关系，及鲁迅和许寿裳的兄弟情谊幸免被杀。
杜聪明博士
  • 杜聪明：台北淡水人、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医学博士，台湾第一位医学博士，也是台湾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博士。台大医学院第一任院长、台大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台大代理校长、高雄医学院创校者暨首任院长。二二八事件时被列入黑名单，于3月16日被免去台大医学院院长的职务。杜聪明躲了半年，总算逃过国民政府军警特务的捕杀。
  • 蔡丁赞：台湾医学家、医学博士、台南人、台南市民营蔡耳鼻咽喉科医院院长。二二八事件时任台南市参议会参议员，后被抓捕，幸免被杀。
  • 朱点人：台北万华人、台湾日治时期的知名作家，用日本语和汉语写作。因为不满国民政府，又受到二二八事件的刺激，思想逐渐左倾，后来加入共产党，于白色恐怖时期被国民党特务捕杀。
  • 吕赫若：原名吕石堆，台湾作家、台中人，用日本语和汉语写作。“二二八事件”后左倾逃入台北县石碇乡鹿窟，被毒蛇咬死，是鹿窟纪念碑提到的白色恐怖受难者。
  • 锺理和：台湾知名作家、高雄美浓客家人。2月28日当日正在台大医院内科病房住院治疗肺结核吐血，亲耳听见行政长官公署卫兵向民众射击的枪声，并纪录送来尸体的枪伤伤势，以及228当天发生的情况，并用铅笔在药袋背面写成三张日记，收录在《原乡人‧二二八记事》。
  • 锺浩东：高雄美浓客家人，锺理和的异母弟。二二八事件时任基隆中学校长，作家蓝博洲的《幌马车之歌》一书便是以锺浩东为题材，导演侯孝贤更据此拍摄电影《好男好女》。之后锺成为共产党员，于白色恐怖时期被国民党特务捕杀。
  • 萧道应：屏东佳冬客家人、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抗日份子。二二八事件时任台大医学院法医学科教授兼主任。二二八事件爆发，萧道应对国民政府深感失望，之后被吸收为共产党员，白色恐怖时期被国民党特务抓捕转向。
  • 王桂荣：事件当时为台北二中（今成功中学）学生、台美基金会与台湾人公共事务会创办人。二二八事件当时和林江迈同在延平北路近南京东路口的天马茶房与黑美人的牌楼前当小贩卖洋烟，并亲眼目睹专卖局查缉员缉烟的事发经过[118]。
  • 柯乔治：美国外交官，在二次大战前即住在台湾。在担任美国外交服务干事和副领事之时，目睹了二二八事件，后来将此经历写入《被出卖的台湾》。
  • 艾伦·谢克顿(Allan J. Shackleton)：新西兰籍联合国驻台官员，目睹了二二八事件，后来将此经历写入《福尔摩沙的呼唤》[119]。

相关创作

  • 1948年，发表歌曲《补破网》，李临秋作词、王云峰作曲。台语的（鱼）“网”与（希）“望”同音，歌词以隐喻法描述“二二八事件”后，台湾社会残破、人心苦闷不安心酸哭红眼的情况，希望集众人力量重建破碎的社会[120]。但是政府当局以歌词含意过于灰色遭禁，李临秋于是被迫加入第三段歌词。1950年代开始禁唱，于1977年以情歌为由解禁。
  • 1949年，发表歌曲《杯底不可饲金鱼》，音乐家吕泉生作词作曲。吕泉生在“台湾广播电台”（今中广的前身）担任演艺股股长，电台共事的台籍主管一一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入狱，只有吕泉生幸免。吕泉生有感于“二二八事件”造成的伤亡无以计数，深觉痛心，歌曲隐喻希望外省人跟本省人大家都可以坐下来喝杯酒，杯底不要留酒养金鱼，一饮而尽，往后要和乐一起过生活，肝胆相照，乃化解双方仇恨的劝世歌。此歌发表不久后被政府当局长期禁唱。
  • 1970年，作家吴浊流的自传小说《无花果》首次出版，记述作者从日治到战后初期的经历。吴浊流，新竹新埔客家人。战后曾任台湾新生报、民报记者，性格忌恶如仇，对时事观察入微，批判不留情面。吴浊流于二二八事件当时任民报记者，后来将其目睹的经历写入自传小说《无花果》，书中记录当时许多官员的奸巧、邪恶与贪腐，以及台湾人民的怨恨与苦闷心情。《无花果》在1970年以单行本首次出版即被国民党政府列为禁书查扣，直到1988年才正式由前卫出版社在台湾公开发行。
电影《悲情城市》剧照
  • 1989年，由侯孝贤导演的台湾电影《悲情城市》，故事剧情描写国民党政府治理台湾初期的情形及二二八事件。由于剧情涉及到台湾政治最敏感的“二二八事件”，直接挑战当时台湾社会的禁忌话题，引发起各界人士瞩目。电影《悲情城市》为台湾第一部获得威尼斯影展最高荣誉“最佳影片奖”（金狮奖）的电影，并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道精神奖，还创下当时台湾电影史上最高票房纪录。
  • 1999年，由林正盛导演的台湾电影《天马茶房》，剧情里老妇林江迈为了生活铤而走险，在茶房外交易私烟时，遭专卖局缉查员盘问，于拉扯间被枪托击昏倒地，引起民众群起激愤进而暴发冲突，正要进戏院参与剧团演出《幸福进行曲》的阿进也受伤倒地，天马茶房在一团凄惨的混乱中熄灯关门。剧情铺陈台湾在二二八事件之前，跨越日治与国民政府两个不同文化、统治方式的人民生活及警政军与人民之间的冲突。
  • 2002年，公共电视八点档《后山日先照》，改编自吴丰秋先生的同名长篇小说《后山日先照》，以一个平凡女子周雨绸的一生为主轴，剧情贯穿日治时代以及国民政府在台时期。在第六集中，描述二二八事件时，军队乘军车四处抓人并开枪杀人的情况。而名导演兼资深演员梁修身所饰演的男主人陈北印，于二二八事件当时在自家门口无端遭国军枪杀身亡。
  • 2004年，民视无线台八点档《浪淘沙》，为台湾首部大河连续剧，改编自作家东方白长达150万字之同名小说《浪淘沙》。内容讲述台湾历史上第一位女医师丘雅信的坎坷人生。二二八事件当时，许多医生同业受害，丘雅信身历险境，吉卜生牧师专程赶来台湾探视。阿信对国民政府治理下的台湾深感失望，四年后便离开台湾前往加拿大温哥华定居。
  • 2004年，台湾电视公司八点档《台湾百合》。资深演员刘尚谦饰演的台籍前日本军官锺山峰领导乡民组织自卫队抵抗国军，最后兵败被捕。
  • 2005年，大爱电视的《明月照红尘》，在第二十集当中有主角针对二二八事件的记忆。其中包括当时的情势、台湾人对台湾籍外省配偶的做法，与主角庇护外省人的事实。
  • 2006年，中国大陆电影《云水谣》，根据《台湾往事》的原作者张克辉，并以电影文学剧本《寻找》所改编的爱情片，描述了二二八事件中一位被搜捕的左派青年学生陈秋水逃到大陆后的生活，剧中由中国大陆演员陈坤饰演陈秋水。
  • 2014年，台湾闪灵乐团制作民谣版的《暮沉武德殿》新MV，故事承接上一支〈薰空〉，叙述被日本派往南洋战场的台湾人正源，好不容易从战火中生还回到台湾与心爱的妻子团聚，却因国民党的恐怖统治而惨遭处决身亡。二战后的台湾，虽结束半世纪的日本殖民统治，迎来的却是中国国民党恐怖统治的开始。歌词中除彰显出当时代台湾人国族认同的矛盾，也表达了对国民党恐怖统治的沉重控诉，更对这时代的台湾人传递了浓烈的台湾主体意识。
  • 2014年，由台湾Erotes Studio游戏工作室制作、以基隆和二二八事件为背景的恋爱冒险游戏雨港基隆发售，这是第一部以台湾历史为主题的美少女游戏。

其他种类说法

  • 二二八事件的引爆点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二二八事件的起因并非取缔私烟造成，而是当时一位外省军人向林江迈的女儿（林明珠女士）买烟，由于语言不通，在该外省军人的手往口袋里掏时，被群众认为其欲掏枪，造成群众冲突，进而爆发此一事件[121]。然而对照当时（1947年3月18日）台北市警察局第四组张姓警员在事后对林江迈所做笔录内容（已经由行政院研考会举办的“二二八档案展”对外公布）相比对，这种说法（语言沟通不良的误会）与事实完全不符合[122]。
  • 朱浤源认为日本人于交接台湾前，蓄意放弃粮食配给管制，造成战后陈仪政府时期的粮荒灾难，进而指出日本人在228事件中需负最大责任。朱浤源又提出二二八事件是前美国副领事柯乔治支持台独，丑化蒋政权的结果，而二二八当天的枪击事件，“可能”是“暴民”所放的黑枪，并假冒政府人员所为。朱浤源在向华府汉学会发表研究成果有五大突破性发现：第一，过去若干口述历史，执笔者在文字中“上下其手，置入不该有的情绪”。第二，台湾光复以前，中共地下党已经渗透到国民政府多个部门。第三，台湾的国军可用之兵仅七百。第四，美国少数希望托管台湾人士介入很深。第五，长老教会广泛参与攻击行动。朱浤源认为基督教长老会与大流氓结合，会同台籍日本兵、中共地下党等人一齐暴动[123]。朱浤源指出，事件的第一位死难者陈文溪是在前一天丧生，系淡水中学毕业。陈文溪的哥哥是大流氓，侄儿也是大流氓，“大流氓与教会就在二二七的晚上结合了”[124]。所撰“二二八事件真相还原”文章中又称死亡人数遭灌水。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于事后发布“有关朱浤源等人所撰‘二二八事件真相还原’一文之澄清”[125]，特地对外澄清与说明。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的澄清文中，声明朱文内容诸多谬误，且所指与事实不符，而且朱误将户籍地当成受难地点，并以此例解读成死亡人数遭“灌水”，二二八基金会认为其不应草率解读，有违学术立场。
  • 中国大陆作家辛灏年在2005年3月6日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第三场“九评共产党”研讨会指出1927年第三国际、日本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为台湾共产党拟定了一份台独纲领（当时台湾还在大日本帝国的殖民统治下，所以“台独”一词在当时是指从日本独立，而非从中国独立）；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霞飞路45号一家照相馆的楼上，为台湾共产党拟定了新的台独纲领“台湾民族、台湾革命、台湾独立”；中国共产党党员还策划了造成台湾社会族群撕裂的二二八事件。事实上于台湾日治时期的1931年9月，台湾共产党党员就遭日警大举逮捕入狱，台湾共产党（旧台共）于1931年停止运作而宣告覆灭。战后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新台共）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当时尚处于初期立足时期（刚成立第二年），成员只有70余人，组织薄弱，而且跟以前覆灭的台湾共产党（旧台共）没有组织上的继承关系，共产党对二二八事件的影响甚微，“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组织反而在受到二二八事件刺激后快速成长。二二八事件后，1948年6月成员增加到400人。

附录

  • 战后初期台湾流行一句俗话：“狗去猪来”，形容日本人（狗）统治台湾刚结束，国民政府（猪）又来。狗很凶很会叫但还会看门，猪却只会吃，显示台湾人在国民政府取代日本人成为台湾统治者后，内心的失望与不满[126][127]。
  • 战后的台湾另流行一首俗谚：“吃铜吃铁，吃到ALUMI（铝）。有毛的，吃到鬃蓑；无毛的，吃到秤锤；有脚的，吃到楼梯；无脚的，吃到桌柜。”批评来台接收的国府军政人员，贪污腐败至极。
  • 228事件发生前一年（1946年）流行一首民谣：“台湾光复真吃亏，饿死同胞一大堆，物价一日一日贵，阿山一日一日肥。”描写当时米价暴涨，路有饿莩，而中国军公教人员却享尽好处的情形。
  • 战后的台湾流行一首打油诗，并为1946年“闽台通讯社”编的《台湾政治现状报告书》所引述：“盟军轰炸惊天动地，台湾光复欢天喜地，官员接收花天酒地，政治混乱黑天暗地，民生痛苦呼天唤地。”[128]描述国民政府政治腐败、贪污横行、人民痛苦民不聊生。
  • 1946年6月10日的美国《时代杂志》内文标题“This Is the Shame!”里面有一段话：“台湾民众迎接来访的美国人（记者）说：‘你们对日本人真仁慈，丢给他们原子弹，却丢中国人给我们！’”（Formosans greeted the few visiting Americans with: "You were kind to the Japanese, you dropped the atom on them. You dropped the Chinese on us!"），显示当时台湾人对陈仪政府的强烈不满[129]。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征召约一万五千名台湾青年投入国共内战（70军约征召10000人、62军约征召3000人、21师约800人、海军技术兵员大队约300人、其他如海外留用及医务人员约800人），其中约一万二千人死在中国战场[130]，最终只有一千余人得以回到台湾。
  • 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于1947年3月7日向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所提解决问题之《三十二条处理大纲》，当中的政治方面根本处理的要求之一“县市长于本年六月以前实施民选”，此项于1950年－1951年中华民国县市长选举才获得实现。
  • 二二八事件时镇压台湾军队之一的国军整编第21师，奉调返回中国大陆时恢复军级建制，1948年4月王克俊接任军长。事隔两年之后，于国共内战上海战役中，因军长王克俊带领团长以上军官丢下部队搭船逃跑，部队于1949年5月25日遭共军歼灭大部，残部于5月26日列队投降。
  • 二二八事件爆发一年多后，陈仪于1948年6月任浙江省主席。陈仪见当时局势对国民政府不利，欲投奔中国共产党，并以亲笔信函策反汤恩伯投共。最后陈仪便因“通共”的罪名遭处刑，陈仪由中国大陆被专程押赴台湾台北马场町执行枪决。《中央日报》报载前往守候观看行刑的台湾民众高达两万人。
  • 1949年7月13日在澎湖发生了山东流亡学生反抗国府征兵而导致流血冲突的澎湖七一三事件，被后人称为“外省人的二二八事件”。
  • 造成二二八事件的原因（资源掠夺、苛虐暴政、贪污腐化、经济崩溃、军纪败坏），也是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失去民心，在第二次国共内战失败的主要原因[131]。

相关史料与研究

在解严前的台湾，二二八事件在发生后的四十年当中是一个高度的政治禁忌，解严后情况趋变。相关文献枚举数端如下：

事件亲身参与者的口述历史

  • 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二二八口述历史补遗，台北市: 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 2007。
  • 江荣森，时空错置的新闻，嘉义市:财团法人嘉义市二二八纪念文教基金会, 2006。
  • 阮美姝，幽暗角落的泣声，前卫出版社，1996。
  • 阮美姝，孤寂煎熬六十年，前卫出版社，1994。
  • 陈明忠，被扭曲的历史集体记忆。台北：台湾日本综合研究所，2005。
  • 沈秀华，查某人的二二八：政治寡妇的故事，台北：玉山社，1997。
  • 苏新，未归的台共魂，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93。
  •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二二八事件文献辑录，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1。
  •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二二八事件文献续录，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2。
  •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二二八事件文献补录，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4。
  • 唐贤龙，台湾事变内幕记，载台湾文献汇刊第6辑，第16册，第375页。
  • 王万得，王万得回忆录，北京：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资料室，1987。
  • 吴克泰，吴克泰回忆录，台北: 人间出版社，2002。
  • 吴新荣，吴新荣回忆录：清白交代的台湾人家族史，台北市：前卫出版社，1989。
  • 谢雪红口述、杨克煌笔录、杨翠华编著，我的半生记，台北：杨翠华，1997。
  • 许雪姬等，高雄市二二八相关人物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
  • 杨克煌遗稿、杨翠华整理，我的回忆，台北：杨翠华，2005。
  • 叶纪东，海峡两岸皆我祖乡：一个台湾知识分子的两岸情结，人间出版社，2000年
  • 张光直，番薯人的故事：张光直早年生活自述，北京：三联书店，1999。
  • 张克辉，啊！谢雪红，北京：台海出版社，2006。
  • 张文义、沈秀华，噶玛兰二二八，台北：自立晚报，1992。
  • 张炎宪、李筱峰编，二二八事件回忆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89。
  • 张炎宪、胡慧玲、高淑媛，悲情车站二二八，台北：自立晚报，1993。
  • 张炎宪、胡慧玲、高淑媛，基隆雨港二二八，台北：自立晚报，1994。
  • 张炎宪、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嘉义北回二二八，台北 ：自立晚报，1994。
  • 张炎宪、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嘉义驿前二二八，台北：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1995a。
  • 张炎宪、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诸罗山城二二八，台北：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1995b。
  • 张炎宪、王逸石、高淑媛、王昭文，嘉云平野二二八，台北：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1995c。
  • 张炎宪、胡慧玲、黎中光，台北南港二二八，台北：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1995。
  • 张炎宪、胡慧玲、黎澄贵，台北都会二二八，台北：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1996。
  • 张炎宪、胡慧玲、黎澄贵，淡水河域二二八，台北：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1996。
  • 张炎宪、曾秋美，花莲凤林二二八，台北：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2010。
  • 沈秀华、张文义，噶玛兰二二八，台北：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2013。
  • 张炎宪、许明薰、杨雅慧、陈凤华，新竹风城二二八，台北：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2014。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第4期：二二八事件专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 朱昭阳回忆录(台北延平学院关闭)口述历史，新台湾文库26。
  • 张超英口述，陈柔缙执笔，2006宫前町九十番地，台北：时报出版公司。

官方史料

  • 林德龙编，1992，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陈芳明导读。台北：自立晚报。
  • 陈兴唐，1992，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上卷、下卷(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台北：人间。
  • 中研院近史所，1993，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一至四册)。台北市：中央研究院。
  • 中研院近史所，1997，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五至六册)。台北市：中央研究院。
  • 国史馆，1997，国史馆藏二二八档案史料(上、中、下)。台北县新店市：国史馆。
  • 王景弘编译，2002，第三只眼睛看二二八：美国外交档案揭密。台北：玉山社。
  • 吕兴忠编，2004，彰化县二二八事件档案汇编-彰化县二二八口述历史调查计划。彰化县:彰化县政府文化局。
  • 档案管理局，2005，228事件档案目录汇编。台北市：档案管理局(秀威代理)。
  • 国史馆，2008，二二八事件档案汇编(一至十八册)。台北县新店市：国史馆。

相关学术研究

  • Kerr, George H. 1965. Formosa Betray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 陈芳明编，1988，二二八事件学术论文集。Irvine，Calif.：台湾出版社。
  • 戴国煇、叶芸芸，1992，爱憎二·二八，神话与史实：解开历史之谜。台北：远流。
  • 二二八民间研究小组，1992，二二八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1)。台北：二二八民间研究小组、台美文化交流基金会、现代学术研究基金会。
  • Lai, Tse-han, Ramon H. Myers, and Wou Wei. 1991. A Tragic Beginning: The Taiwan Uprising of February 28, 1947.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或见繁体中文译著：赖泽涵、马若孟、魏萼，1993，悲剧性的开端：台湾二二八事变。台北：时报文化。
  •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1994，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台北：时报文化。
  • 陈翠莲，1995，派系斗争与权谋政治：二二八悲剧的另一面相。台北：时报文化。
  • 张炎宪、陈美蓉、杨雅慧编，1998，二二八事件研究论文集。台北：财团法人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
  • Phillips, Steven E. 1998. Between Assimilation and Independence: The Taiwanese Elite under Nationalist Chinese Rule, 1945-1950. Ph.D. diss., Georgetown University.
  • Hung, Chien-di. 2000. In Search of Taiwanese Identity: Trauma, Formation, and Recovery. Ph.D. diss., Drew University.
  • 夏春祥，2000，媒介记忆与新闻仪式：二二八事件新闻的文本分析(1947-2000)。国立政治大学新闻学系博士论文。
  • 陈宏昌，2003，二二八平反运动初探。东海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
  • 张炎宪等执笔，2006，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台北：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
  • 李功勤、沈超群（2009.07），二二八的转型正义：张七郎事件探讨，《通识教育与多元文化学报》，1：51-76。
  • 顾敏耀，2009，台湾古典诗与二二八事件——以林献堂、曾今可及其步韵诗为主要研究对象，杨振隆总编辑《二二八历史教育与传承学术论文集》，台北：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
  • 陈君恺，2013，解码228：解开二二八事件处理大纲的历史谜团。台北：玉山社。

相关

注释

  1. ^ 亦称为二二八大屠杀、二二八惨案、二二八起义、二二八民变、二二八事变
  2. ^ “二二八事件时间，以自1947年2月27日缉烟事件发生，以迄5月16日清乡结束为止[1]。
  3. ^ 行政长官陈仪个性刚愎，以致民情难以传达至中央政府。
  4. ^ 今延平北路、南京西路路口
  5. ^ 台北新公园为今之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
  6. ^ 荣町贸易局所开设之台北最大的百货公司。
  7. ^ 凡具有汽车、卡车之民众，均叫乘客下车殴打，再将车推至台北车站、圆环夜市附近烧毁。估计被烧车辆约有十余辆[14]。
  8. ^ 当时曾目睹此类现象有任职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汪彝定并指称之。
  9. ^ 在致蒋介石电函中以“台湾民众缺乏国家意识，易为排斥外省人的封建思想所惑。”
  10. ^ 调查报告现保存于中央研究院
  11. ^ 当时嘉义市长孙志俊认为：“嘉义地区战事进行之激烈，与公教人员损害之惨重，堪称为全省之冠”[53][54]
  12. ^ 1945-1946的台湾中央机关“台湾省行政公署”一级单位中的80多位正副首长中，只有一位是台籍人士，他是教育处副处长宋斐如，后来也于二二八事件中遭处决。
  13. ^ 台湾独立联盟（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简称UFI，1956年由五名台湾留美学生成立，1958年更名UFI。
  14. ^ 1945年11月起，由国民政府组织数个调查委员会[97] 开始进行调查。1946年，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又公告全南京市民以最大的合作配合调查南京大屠杀的证据[98]。1960年代起，中国大陆学术界开始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详细研究。1980年代起，中共官方又对南京大屠杀进行深入实地调查，发动群众对全南京市各区县、街道和乡村进行蒐寻，配合口述史调查。
  15. ^ 靠山指担任政府官吏却仗势欺人的台湾人
  16. ^ 吴氏秉性耿介，常批评法界之黑暗，并奉劝其同僚，可能得罪人。其中王姓检察官嫌疑不小，吴夫人称吴氏尸体所留下之名片，有用指甲押刻字迹清晰的“王”字，似暗示王氏所害。
  17. ^ …三月十五日深夜十二时，南港桥边闻枪声数响，次晨即发现吴鸿麒等八具尸体，南港桥下八命案为暗杀团之作为。官方指为有民间不良分子专以杀害官兵、外省人及靠山[o]为对象组暗杀团之说法，但民间却称“暗杀团”其为官方所收买之流氓团体，设于保安街戒烟所以对付异议人士。一般人与吴氏家属却认为系为人挟怨报复的[p] [111]。

参考文献

  1. ^ 第六篇-战后威权式现代化1945-1979，《嘉义县志‧卷二‧沿革志》，第311页，文化艺术网
  2. ^ 2.0 2.1 许德辉呈毛人凤之“台湾二二八事变反间工作报告书”，档案管有机关：行政院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
  3. ^ 3.0 3.1 浅论情治机关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淡江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陈翠莲
  4. ^ 瞿海源 - 学术资讯网
  5. ^ 第三章 战后语言问题与文学发展，重构台湾：当代民族主义的文化政治，第123页，萧阿勤，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12
  6. ^ 书写“民族”创伤： 二二八事件的历史记忆，第8页，吴乃德，《思想月刊》第8期，2008-01
  7. ^ 近百年台湾民主运动概要，李筱峰，2000-06-01
  8. ^ 《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真相研究小组，2006年
  9. ^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30条、第66条及第72条
  10. ^ 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有关制定实施训政之基本政策者-第3点，中华百科全书
  11. ^ This Is the Shame. Time Magazine. 1946年6月10日 （英语）. 
  12. ^ Howard, Joshua H. Workers at War: Labor in China's Arsenals, 1937-1953. [2004] (2004).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0-8047-4896-4. pg 363.
  13. ^ 文化大学机构典藏CCUR
  14. ^ 14.0 14.1 14.2 發生的背景. 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 （中文（台湾））. [失效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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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出处

维基共享资源中相关的多媒体资源：二二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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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美术、影片、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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