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洽卿
| 虞洽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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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家、社會活動家 | |
| 個人資料 | |
| 性別 | 男 |
| 出生 | 1867年6月19日卯時 大清浙江省寧波府鎮海縣龍山山下村（今屬慈谿市） |
| 逝世 | 1945年4月26日15:50 中華民國重慶市 |
| 籍貫 | 浙江省寧波府鎮海縣 龍山山下村（今屬慈谿市） |
| 國籍 | 大清 中華民國 |
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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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和德（1867年6月19日—1945年4月26日），幼名瑞岳，字洽卿，是清末民初的中國知名企業家和社會活動工作者。同時也是民國初年的東正教教徒之一，教名安利烈·帕夫洛維奇·虞。
生平
出生
1867年6月19日（清同治六年陰曆五月十八日卯時），虞和德（字洽卿）出生在浙江省寧波府「三北」地區鎮海縣北部龍山鄉山下村（鎮海、慈谿、餘姚三縣北部臨海，並稱「三北」，1949年以後行政區劃調整時，三北地區組建新的慈谿縣，即今慈谿市）。虞洽卿成名後，上海人常稱「寧波虞洽卿」或「三北虞洽卿」。
虞和德的父親虞萬豐原是當地一名裁縫，母親虞方氏，生了兩個兒子，長名瑞岳（即虞洽卿）；次名瑞芳[1]。虞洽卿5歲時父親病故，因此家庭經濟陷入困境，依靠母親從事紡織維持一家生計。虞洽卿對母親極為孝順，凡是他母親所命無不盡力辦到。包括他後來捐出巨資興辦家鄉公益事業，以及平素勤儉節約的習慣，均與母教有關。1930年他母親去世，虞洽卿為其母大辦喪事，也曾轟動一時。[1] 虞洽卿只勉強讀了三年私塾，就被迫輟學，每天到海灘上撿拾蚌蛤貼補家用（稱為「靠海囡」）。
洋場買辦
望平街
自從1843年上海開埠以後，寧波籍人士就形成了在上海經商的傳統，旅居上海的寧波籍人士當時已經是當地勢力最大的一個商幫。在1881年，年僅14歲的虞洽卿經人介紹，也只身前往上海，在望平街（今黃浦區山東中路）上的瑞康顏料行當學徒[2]。由於他工作勤快、善於招攬生意，使得瑞康顏料行的盈利大幅增加，很快得到老闆奚潤如的賞識，未及滿師就升為跑街，負責聯繫業務。望平街上的同行競相以高薪爭聘虞洽卿，店主則用加薪、贈乾股等辦法設法籠絡挽留。
瑞康的主要業務是經銷德國進口染料。虞洽卿經常與外國洋行接觸，認識到英語在上海這個國際商埠的重要性，於是開始利用業餘時間向傳教士學習英語，併到城隍廟等處為外國遊客導遊，藉以練習會話。
魯麟洋行
1892年，25歲的虞洽卿經族人虞薌山介紹，被聘任為德商魯麟洋行跑街，旋即升買辦。由於可以抽取高額佣金，收入頗豐。同時虞洽卿自己也兼做進出口生意及房地產買賣，他設立升順、順征等地產公司和通惠銀號，購進閘北順征里全部房產和浙江路等多處房地產。1896年，虞洽卿花了400多兩白銀，向清政府捐得「道員」官銜，具備了紳商的身分，
荷蘭銀行
1902年，他辭去了魯麟洋行的職務，改任華俄道勝銀行買辦，次年荷蘭銀行在上海新設立分行，虞洽卿又轉任該行買辦。荷蘭銀行發行紙幣，並做進出口押匯等業務。虞洽卿的買辦身分雖延續到1941年離滬為止，但自1924年起已由其子虞順恩代理。由於虞洽卿任職期間使該行獲得巨額利潤，1929年2月荷蘭政府頒給他勳章，並贈王室保存了200多年的自鳴鐘一座。
航運巨子
1906年，虞洽卿赴日本考察，回國後決心發展實業。
1908年，虞洽卿與一批旅滬寧波籍人士袁鎏、朱佩珍、吳傳基、李厚垣、方舜年、嚴義彬、葉璋、周晉鑣、陳薰開辦四明銀行[3] 。
1909年，虞洽卿又開始投資於航運業，先後創辦寧紹、三北、鴻安3家輪船公司，經營上海至寧波、上海至漢口的航線，獲得巨利，為當時國內民營航運企業之首。
1910年，他在南京發起著名的南洋勸業會，任副會長。1920年起任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長。1924年當選為上海總商會會長。
1941年到重慶後，他的主要身份從一個航商變成了貿易商。利用特權關係，囤積戰時緊俏貨物，大量購買汽車，走陸運，獲得巨額利潤。
社會活動
在清末的一系列華洋糾紛中，虞洽卿充分表現他的活動能力，聯絡各界人士，給予租界當局相當的壓力；又適時出面充當調解人，從而平息了不少糾紛，在商民中聲譽鵲起。
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
1898年，上海法租界發生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四明公所是旅滬寧波籍人士的會館，創建於1797年，1862年被劃入上海法租界內。1874年，已經因徵地築路遷墳發生過一起法租界公董局與寧波同鄉會之間的流血衝突。24年後，雙方再次發生流血衝突，引發全體旅滬寧波人的一致停工罷市抗議，最終四明公所的地產得以保全。在這次事件中，虞洽卿嶄露頭角，特別是他鼓動洗衣業領袖沈洪賚，帶領全市洗衣業工人拒絕為法國人服務，使他成為滬上婦幼皆知的知名人士。他也因此被選為四明公所會董。
大鬧會審公廨案
1905年12月，上海發生大鬧會審公廨案，一名廣東籍的官太太黎黃氏帶着15名婢女從四川回廣東原籍，路過上海時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販賣人口罪名拘捕。租界會審公廨審理此案時，又發生中英兩國會審官對女犯應當關押在何處的爭議，外國巡捕不尊重中國官員，用武力搶奪犯人。上海居民對本國官員受辱反應強烈，四處圍打巡捕，還放火燒了巡捕房。虞洽卿作為代表與租界當局交涉，據理力爭，又策動商人罷市，工人罷工，租界華捕罷崗，最終迫使英方讓步，釋放黎黃氏，規定「今後一律由中方巡捕到會審公堂維持秩序」。這次「大鬧公堂案」與「四明公所事件」使虞洽卿成為上海灘婦幼皆知的知名人士。
萬國商團中華隊與辛亥革命
1905年，虞洽卿等人領導上海總商會發起創辦了華商體操會，並帶頭操練。1907年3月，華商體操會正式加入上海公共租界萬國商團，是為「萬國商團中華隊」。每當政局動盪不安，「中華隊」就隨「萬國商團」出防維持秩序。當時五大臣考察回國，載澤、端方等人途徑上海，虞洽卿率華人隊前往接受了他們的檢閱，受到他們嘉獎。以後上海華界也效仿組織了「上海商團」，在辛亥革命期間，參加攻打江南製造局，成為光復上海的一支武裝力量。1911年辛亥革命時，他資助同盟會經費，滬軍都督府成立，任顧問官、閘北民政總長。
1920年代
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上街勸說開市。1925年五卅運動中起初曾支持罷工、罷市等活動。1927年支持北伐，反對孫傳芳，又支持蔣中正四一二清黨反共。在南京國民政府統治的10年時間內，他曾任上海特別市參議會參事、中央銀行監事、國民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華董、上海公共租界納稅華人會主席。
抗日
虞洽卿首先是商人，對日本關係的考慮首先出於經濟利益的考量。他創辦過的不少企業甚至表面上打着國貨的旗號，實際上有日資背景，還組團赴日考察經濟。總體而言，對與日本發展經濟的關係持謹慎態度。抗日戰爭時期，在上海組織中意輪船公司，並任上海難民救濟會會長，從西貢、仰光運來平糶米，解決租界內難民擁擠而缺糧的危機。不過也有人指出他從中假公濟私，獲取大量利潤。全面抗戰爆發後，他一直留在上海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完成重慶方面的任務，和日汪勢力鬥爭捍衛重慶在上海租界的有限主權，保證重慶對上海租界華人法院、及華董位置的控制。但是1941年，汪精衛集中力量要控制租界主權，虞洽卿在滬已無可為，他離滬赴港，蔣介石方面為了避免虞洽卿被汪精衛政權利用，建議他去重慶。到重慶後，蔣介石設宴歡迎他。但是離開上海的他，在公共事務上影響力銳減，蛻化成一個純粹的政商。（該部分敘述根據馮筱才《政商中國：虞洽卿與他的時代》，社科文獻出版社，2013年）
同鄉領袖
四明銀行與寧紹輪船公司初成立時，受到外商排擠，於是虞洽卿組織了寧波旅滬同鄉會，使得這2個企業得以度過難關生存下來。
虞洽卿熱心於家鄉建設，包括先後在寧波地區投資興建數條公路，疏浚湖泊等。他用於龍山一帶的公益經費，幾乎超過其當時的全部財產[1]。
趣事
- 傳說虞洽卿初到上海當學徒時，從十六鋪碼頭下船後，恰逢天下大雨，他怕布鞋被淋濕，便赤腳前往瑞康顏料行，手提布鞋，一進門便因路滑而跌倒。正好瑞康老闆前晚作夢，夢見一財神，赤腳，手持元寶，與虞洽卿手提布鞋的形象相似，故說虞是「赤腳財神」上門，對其多所優待。
- 虞洽卿還是為數極少的華人東正教徒之一，教名安利烈·帕夫洛維奇·虞，1935年成立上海中國正教協會時，他擔任會長。不過該會存在了2年，就因為抗日戰爭爆發而停止活動。
遺蹟
- 虞洽卿路：1936年，虞洽卿慶祝七十歲生日，寧波旅滬同鄉會[4]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活動。1936年7月26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一致通過了一項決議（外籍董事佔絕對多數），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公共租界內第一條、也是唯一的一條以華人姓名命名的街道，將位於寧波旅滬同鄉會門前，縱貫租界中心的南北向主要街道西藏路改名為虞洽卿路，10月1日正式改名，舉行了盛大的命名典禮。（上海法租界內也有一條用華人姓名命名的朱葆三路—今溪口路，但只是一條又短又窄的小馬路，朱葆三是浙江定海人）。虞洽卿路的名稱一直使用到1943年汪精衛政府接收租界，恢復原名西藏路，1946年蔣中正政府再將其更名為西藏中路，此後路名未再更改。
- 浙江慈谿龍山虞氏舊宅建築群（天敘堂，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5]
- 上海武進路虞氏住宅（閘北區武進路560號、580號），列為不可移動文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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