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喊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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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喊派是1982年2月浙江省東陽、義烏事件發生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華人基督教界針對中國境內一些以呼喊作為宗教儀式的邪教團體的稱謂。
歷史
李常受1960年移居海外以後，以倪柝聲「職事」的主要繼承者自居。以加州安那翰為總部，傳揚和實行李常受的神學和組織思想的召會，是發源於中國大陸倪柝聲發起的地方教會運動的一個分支[來源請求]。在台灣是規模僅次於長老會的教會團體，影響較大[來源請求]；在美國等英語世界，「召會」以「地方教會」（英語：Local Church）為名，但未融入主流基督教。在亞洲的韓國、日本、中國香港、東南亞各國，歐洲、澳洲、南美以及非洲都有分支。
大致在1970年代到1990年代之間，地方教會在分裂過程中，一部分分支不同意李常受後期的教導，反對較激烈者控告其為異端。其他教派的見解不一：有接納的，亦有視為異端的。但是在海外，爭論只限於神學和組織、行為模式方面，一般認為[誰？]該教會成員普遍奉公守法，除了「呼喊」、「禱讀」等聚會方式，引起一部分其他基督徒的反感之外，並無危害社會的邪教特徵。[來源請求]
1970年代末期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在一些地方發生搶奪教堂、聚會點的糾紛。1983年，業已加入三自愛國教會的原上海地方教會人士唐守臨、任鍾祥根據流傳入中國的美國書籍《神人》（後被美國法庭判定為誹謗），編寫小冊子《堅決抵制李常受的異端邪說》，指外籍華人基督徒教師李常受為「呼喊派」領袖。
東陽義烏事件
1982年2月，浙江省東陽、義烏兩縣的基督徒和當地三自代表和公安人員起了衝突。最先報導這起事件的是一份名為《主在中華》的海外刊物，在它的創刊號里，有一封日期為1982年4月3日油印代禱信。東陽義烏事件發生後，這封信便在中國的中部及南方流傳。[1] 信上說到1982年2月14至16日有兩位三自的代表來東陽擴展三自分支。有幾千位來自不同團體的基督徒不同意這事，他們在三自會場前的廣場上舉辦了三天的露天禱告會。2月28日，三自代表煽動地方人士突襲東陽基督徒的聚會點，有些基督徒遭毆打或被石灰撒傷眼睛。信中提到在義烏也發生了同樣的事，與東陽不同之處在於義烏的三自代表教唆公安人員[來源請求]以電棒擾亂聚會。
位在香港的一個中國基督徒觀察機構─中國教會研究中心─也報導了此事；他們將東陽代禱信的部分內容翻譯成英文，刊在他們1982年6月發佈China Prayer Letter中。[2] 1982年的6月，香港的《百姓》雜誌也提到了這封信。[3] 中國教會研究中心更將該信再度刊於1982年7/8月的China and the Church Today（今日中國與教會）[4]，並在該機構7月的通訊中指出：
因着不肯屈服，浙江省东阳县的教会在三自和统战部手下受到严厉的迫害。
那些人告诉他们，拒绝加入三自就是不爱国，未经许可的聚集就是非法聚集。他们的蒙头帽是反革命的标记，呼求主名是他们反动的口号。[5]
1982年10月的《莫忘神州》裏，報導了更多迫害事件。[6]
就在同時，另一個由多個主流基督教派組成的跨教派中國研究聯合會（Ecumenical China Study Liaison Group），正在試圖與三自和解併合作。這個聯合會的成員包括道風山基督教中心、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世界信義聯合會、中國研究專案（聖公會）、天主教國際情報資料中心（Pro Mundi Vita）和其他團體。Philip Wickeri、 Edmond Tang、Arne Sovik、和Bob Whyte等人也參與其中。這些團體出版了一些刊物，如《橋》、Relig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華人民共和國下的宗教）、《景風》等，這些刊物經常刊登三自的官方文件和聲明，編輯的方向也多傾向三自的觀點。
東陽義烏事件及後續逼迫的消息傳開後，跨教派中國研究聯合會的代表組了一個訪問團到中國訪問三自代表，團員中包括了香港協進會的張喣羣和香港《景風》雜誌的編輯林汝升。訪問團回香港後，林汝升在1982年9月道風山基督教中國文化研究社出版的《景風》雜誌上寫了一篇文章。[7]這篇文章首度將三自所取的「呼喊派」一名帶到海外，也是第一次對東陽義烏事件提出不同版本，以李常受和「呼喊派」為暴動主因。（這篇文章提到李常受曾在1980年回到中國，但事實上自1949年後，李氏就從未進入中國。）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的張喣羣和另一位執行委員莫樹恩也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東陽義烏事件的另一面」，這篇文章被刊登在1982年10月號的《信息》雜誌和11月號的《七十年代》雜誌。[8][9]《七十年代》中還以「異端教派在中國大陸流播」為其標題，文中附和林汝升在《景風》裏的說法。
這兩篇文章將那些呼求主名的信徒，從原本守法的公民，描繪成極度反政府的危險教派。然而這種說法缺乏正當理由，任何擾亂社會秩序和反政府的活動，都違背倪柝聲和李常受的教導。李常受在教導呼求主名時，從未提倡任何政府歸咎「呼喊派」的脫序行為。 將倪、李定為反革命份子，更是師出無名，因為二人明言教會不應參與政治，基督徒應當服從其所在國家的政權。
為了回應這些社會主義者的報導，前英國駐中國外交官，也是海外傳教團契（原中國內地會）傳教士的Tony Lambert翻譯了一份名為「主在中國：東陽義烏迫害的另一觀點」的文件，文件中表示：「事實上，我們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在東陽、義烏被迫害的地下教會並不是屬於李常受的『地方教會』或是『呼喊派』。」[10] 1982年12月號的《莫忘神州》和中國教會研究中心1983年1/2月號的《中國與教會》裏，也重複此一說法。[11][12]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雙方各說各話。1983年2月，三自的官方刊物《天風》刊登了一篇文章，作者是參與當時事件的三自委員鄧福村，文章題目是「所謂『東陽義烏事件』的真相」，將整起事件歸咎於「呼喊派」[13] ，然而當時大部分的海外報導[來源請求]都持相反觀點。1983年4月10日的《福音報》刊了一封東陽聖徒「給主內各地肢體的信」，表示三自「對廣大不與他們同流合污的信徒加以種種迫害，多方製造矛盾，捏造的事實加上異端邪『道』、『不愛國』、『反革命』等莫須有的政治罪名一概打倒」。[14] 由上可見「呼喊派」這詞已被擴大應用到許多不願加入三自的人身上。
打擊「呼喊派」
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江平接獲指令，成立了一個由公安局、宗教事務局（現國家宗教事務局）和民族事務局人員共同組成的「呼喊派」調查小組。[15]調查小組於1983年1月15日到了他們的第一站─上海，在那裏與唐守臨和任鍾祥會談。[16]
一些信徒被組成監督思想改造的「信徒學習委員會」，並由此委員會（而非上海教會）選出唐守臨和任鍾祥為長老。兩人在控訴大會上與政府合作，指控倪柝聲為反革命分子。[17] 唐守臨早先被選為三自常委，上海教會的成員批評他出賣教會，唐氏因辭去職務。[18] 在公開批判倪柝聲後，唐守臨恢復三自職務，成為三自的副主席。[19]在唐、任兩人的帶領下，倪柝聲在時所建的南陽路大會所於1958年被交給了三自，上海市教會的聚會也因此停止。經歷了文革期間的鬥爭和勞改後，唐守臨復職為新三自的副主席和中國基督教協會的常委，[20] 後者由三自於1980年設立。[21] 1981年7月，唐守臨發表了一篇聲明，題目是「向黨傾訴一片心」，聲明中說：「我就立下一個決定：凡是對黨對祖國有利的事，只要我能做的，我要做而且要做好。」[22]
1983年1月16日，包括唐守臨、任鍾祥等多位三自委員，認定「呼喊派」是政治上的反革命、宗教上的異端，應儘速處理。唐、任兩人也受命寫作一本駁斥「呼喊派」的書。[23]
1983年4月，唐守臨、任鍾祥寫的《堅決抵制李常受的異端邪說》被金陵神學院作為教材發行。這本40頁的冊子被送往各地的公安局、三自教堂和基督教團體。[來源請求]書中多項指控都出自美國的《神人》一書，該書由偽靈剖析會出版，唐守臨輾轉得到一本。[24] 《神人》在1985年被美國法院裁定為不實和誹謗。[25]《堅決抵制李常受的異端邪說》的全文，被轉刊於1983年9月香港道風山基督教研究中心發行的《景風》雜誌里。[26] 該機構在1983年11月發行的另一刊物《橋》裏，專訪了唐、任二人，《神人》一書的封面也出現在該文的第二頁里。[27] 唐守臨、任鍾祥在其第二版里，還特別將《神人》列為參考資料之一。[28]
《堅決抵制李常受的異端邪說》出版後，一場打壓「呼喊派」並批判李常受教導的全國性運動就此展開。三自在各地舉辦批判李常受和「呼喊派」的座談會。[29] 1983年7月和9月的《天風》雜誌也刊登一些文章，響應唐守臨、任鍾祥的指控。
事實上，東陽義烏事件發生之時，中國社會正處於不安的狀態。[來源請求]文革結束留下了嚴重的犯罪問題，[30] 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又精簡了工人的數量，造成大量的失業。[31] 1983年8月，政府開始實施「嚴打」（嚴厲打擊犯罪活動），而東陽義烏事件後受逼迫的基督徒，很快就被納入嚴打目標。[來源請求]各級政府機構發佈了查禁邪教「呼喊派」的公告。[32] 雖然逮捕的重點是地方教會中接受李常受書報的領頭人，[33][34] 許多家庭教會的帶領者也因此下監。[35] 有些消息指出，「呼喊派」一名已被廣泛應用在一切不加入三自的基督徒團體上。[36][37][38][39] 中國基督教研究中心的趙天恩推測，三自可能想用唐守臨和任鍾祥的書，「將李常受的團體從其他基督徒中間孤立出來，此舉可能會奏效，因為家庭教會帶領人沒有理由為了支持李常受而與三自為敵。」[40]
1995年又被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的公安部內部文件定為邪教組織，繼續查禁取締[41]。
詞語釋意
李常受在海外領導「召會」以後，採用「呼求主名」、「禱讀」等「操練、釋放靈」的方式，被反對者蔑稱為「呼喊派」。中共政府在不公開的內部文件中[來源請求]，接受唐守臨、任鍾祥的說法，認定李常受是「呼喊派」創建者，執法部門把《聖經恢復本》及其註釋版、《晨興聖言》以及《生命讀經》等李常受著作等召會出版物定為邪教類違禁出版物並在執法中以其為識別「呼喊派」的部分依據。
許多召會人士均不承認召會與「呼喊派」概念的相關性，部分召會人士辯稱「呼喊派」只是對「常受主派」（實際由召會衍生）等邪教組織的統稱，而且召會人士自認為並無有關文件所說的那些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
在聚會中有類似集體重複「呼喊」現象的部分中國家庭教會（「召會」人士也不承認自己的組織屬於「家庭教會」概念）和靈恩派團體，有時也被外界錯誤地稱作「呼喊派」。
事實
2013年5月23日，金陵協和神學院教授王艾明博士在《自治：中國基督教唯一合理的教制設計》[42]一文認為，「呼喊派」及其變種組織是在中國大陸打着地方教會和李常受本人旗號的一批違法犯罪集團，而李常受則被這類非法團體冒用為教主。
2013年8月27日，新北市新店區召會長老歐陽家立（多次擔任台灣基督教教牧參訪團團長）在兩岸基督教論壇上代表地方教會正式發表聲明：召會不是「呼喊派」，全球超過四千處的地方教會都與「呼喊派」無關。2014年6月11日，台北市召會就中國反邪教協會針對山東省招遠市之「全能神」邪教份子當眾毆打婦人致死事件而將召會視為邪教之一「呼喊派」[43]提出聲明：地方教會不是「呼喊派」，李常受沒有成立過「呼喊派」[44]。
2014年6月10日，臺灣福音書房發佈由負責人吳有成署名的公開聲明，抨擊中國反邪教協會等單位把地方召會及臺灣福音書房與呼喊派連在一起，強調與呼喊派無涉，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依法取締邪教。[來源請求]
衍生教派
按照倪柝聲關於「地方教會」的理論和李常受關於「召會」的理論，每個地方教會獨立自治, 各自向元首（即「教會/召會」的頭，耶穌基督)負責；各地方教會，無論人數多寡，地方大小，一律平等；各地方教會之間只有屬靈的關係，沒有組織的關係；沒有羅馬天主教會那樣的階級制度和權力結構，地方教會沒有總會，也沒有「最高領導人」。作為「神的僕人」李常受的責任就是供應真理和生命。至於各地方教會接受他的教訓與否，或接受到什麼程度，則完全由那一地的教會自己決定。並且，各地教會照自己所領悟的，負責教導和實行。至於採用什麼樣的形式、步驟，達到什麼樣的結果，神的僕人並不參與或干涉。一些有野心及別有用心之人利用部分信徒對聖經認識不足，曲解正統信仰內容或在實行上有了偏差甚至走了極端，從召會分裂出來，衍生出一些異端教派，甚至有不法行為、擾亂社會秩序治安，被官方定為邪教組織，包括：
這些邪教組織的一個共同特徵是神化教主；這被認為與李常受的「神成為人（指基督道成肉身）、為使人在生命和性情上、但不在神格上成為神。」的說法相悖。因這些衍生教派與李常受系統召會的淵源，召會相當程度地被牽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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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 召會「聖徒」（會徒自稱）否認「呼喊派」所指
- 持守真實 - 呼喊派，常受主派與東方閃電
- 華人基督徒評述
- 美國基督教研究院（Christian Research Institu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