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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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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货就是鸦片、由罂粟制成，是毒品

特货，“特殊货币”的简称。为20世纪初鸦片在中国的特殊称谓[1][2][3][4]，是一种毒品。由于价值高，体积小，流通性好，20世纪50年代前在中国可作为硬通货使用。

由于中共鸦片贸易属于敏感内容，在中共公开资料中，一般以“特货”、“特产”、“土产”、“土货”、“土特产”、“肥皂”为等代称鸦片[1]，偶尔会因审核不严出现鸦片字样。一般可以根据代称货物的体积、价值，运输方式判断“土特产”、“特产”、“肥皂”是否为特货。

中共从红军时期开始，部分苏区开始收鸦片税，零星开始鸦片贸易。到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共官方主导鸦片种植与鸦片贸易，解决财政危机。国共内战时期，鸦片已经作为重要经费来源。中共建政以后，初期通过香港向世界出售鸦片与鸦片制品，获得外汇。1952年中国全面禁毒后，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国营农场以“药用”为名，种植罂粟，估计到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终止大面积种植[5]，中国药用罂粟集中到甘肃农垦集团种植[6][7]。

中共鸦片贸易主要是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一般实行比较严格的对内禁止，对外销售。但由于获利甚巨，也出现过较多的鸦片内销情况。

红军时期

红二、六军团在1936年2月再大定县打土豪，没收鸦片2000挑，在徽县，没收烟土230多两[8]

川陕苏区

《川陕苏维埃税务条例草案》中，第三条（甲）特种税第2点中提到“特货：开设特货馆者，每月照三等征收：头等2元，二等1元，三等5角。专门以贩卖特货为业，按每两抽5%。”[9]苏区税务局员工回忆中也多次记载收取特货税或特货馆税。[10]

1935年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川陕苏区后，共产党的巴山游击队于1937年1月在川陕道上的龙神殿，铁炉坝设关卡收买路钱，对过往商队强制“有偿护送”，其中对特货按价值收取10%税金。[11]

长征时期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打下贵州遵义后，没收了军阀王家烈的十几万元的烟土与食盐，交由毛泽民的“苏维埃国家银行”充当准备金发行“苏维埃银行钞票”，在城中设立4个兑换点，并规定了卖烟土、食盐的方法：烟土、食盐等国家银行经手的物资，一律只收苏维埃银行钞票，以此筹集物资与军粮。[12]

陕甘苏区

抗日战争时期

抗战时期中共边区鸦片贸易流程图[13]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改编红军，中共主要依靠国民政府提供给边区的每月六十万法币（2个师）军饷，苏联的经费以及海外募捐，依仗外援支撑财政。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完全切断对中共的援助，并实行封锁，中共中央财政陷入极度困难。1941年开始贺龙从大青山根据地向陕甘宁边区输送特货，缓解了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困境。根据地各军队与“小公”开始做特货贸易，1942年12月31，边区银行行长南汉宸亲自带稽私队到保安司令部军需处十三箱“肥皂”（特货），作为准备金，为1942年的财政打下了基础，尔后毛泽东向南汉宸确认了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官营特货贸易，从1942年开始，中共财政获得极大改善。后为平息物议，1943年陕甘宁边区逐步禁种，由晋绥边区作为主要特货种植区，并向陕甘宁中共中央输血。

陕甘边区

1938年4月18日，在新疆盛世才处任财政厅长的毛泽民为缓解陕甘边区的财政困难，曾请示中共中央，准备把新疆所存的16万两烟土在平津地区变卖，以筹措经费，缓解边区财政困难[14][15][16]。毛泽东于5月20日回信同意并由陈云操办：“请陈云同志替他办，财政事情第一要紧，不但那里好，将来也有助于我们，请陈抄办一份，送洛甫”。[15][16]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陕甘宁抗日根据地

南泥湾

晋绥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

国共内战时期

热河解放区

东北解放区

随军销货

销往香港

根据《山东解放区海关史料纵览》，国共内战后期，中共将国共内战时期种植的鸦片通过山东烟台等地销往香港。

中共建政以后

中共建政后，部分西方报纸，美国国会听证会报告[17]及国民党方面资料[18]，中共鸦片通过香港转销到西方。

国民党方面称，中国由农垦部统一生产经营鸦片，外贸部统一外销。[19]值得注意的是，原南泥湾屯垦并种植鸦片的359旅旅长王震一手创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织北大荒开荒，并长期担任中国农垦部长一职。

香港澳门销货

根据中国情报人员陈发光回忆录[20][21][22]，中共建政后，其由中共南方情报局处长王革菲（后任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指示，在香港与澳门推销特货，换取外汇，并掩护情报工作“从政治上起到麻醉敌人、削弱战斗力的作用，又换来外汇交上级统一开支，解决了情报经费困难”。后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清洗，定为“贩卖毒品罪”，并被多次关押收监。

“药材百号”

根据插队知青与本地学生回忆录及部分中共公开资料，中共在20世纪60-80年代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5][24]的国营农场以药用为名，种植罂粟，代号“100号”[5]、“百号”[25]、“一百号”[26]，据称是因为罂粟从种植到结果需要100天[26]。

百号种植一般由上级分配种植任务与种植面积到连队，由于鸦片割烟需要抢期，一般会组织知青与在校学生割烟。收割鸦片是两个人一组，一个人负责在前面割，一个人紧跟在后面收，遵循割烟传统迷信的让未结婚的女学生或女知青参与收割，据说会比一般人多割一些出来。回忆录中女知青或女生割烟的占多数。收割的鸦片由连队统一保管并上交。

由于与长期的禁烟宣传，各地知青们与学生普遍用“难忘”来形容割烟过程。割烟工序与过程描述，罂粟壳治病功效，做菜描述高度一致。

特货贸易的争论

中共党内的两种声音

在官营特货政策初期，很多老同志有意见，还有人向毛泽东写过长信。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称，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几位中共领导人，如高岗，是反对特货贸易的，“宁肯而死，也不能做这个买卖”，认为陕北根据地坚持多年，条件比这还困难的时候都没有做这个买卖。毛泽东在接见南汉宸时，也表示，“关于经营土特产的事儿，许多同志都来反映意见，而且是相当尖锐的”。[27]

特货带来的内部斗争

特货贸易的意义

特货贸易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共财政困难，对中共夺取中国政权有决定性影响。如1949年年初西北财经办报告：“由于西北贫瘠，特货七、八年来向为西北支持财政，稳定金融，周转贸易的杠杆。一九四二年以来，凭藉着这种特种经营解决了财政经费的百分之七十上下，换入入口物资历年来供给了党政军百分之六十至八十以上，供给市场百分之四十至二十，银行外汇之绝大部分过去也依靠了它的出口换取，这些都相对地减轻了人民负担和支援了革命事业。在一九四八年，除华北援助之外，也还主要地是依靠它使我们渡过了财政困难的一年，如果现在忽尔停止了这种经营，则今后将用何种力量来周转贸易和支持金融，实为一很大困难问题”[28]。

共产党政权贩毒问题并非中共一家，朝鲜劳动党、越南共产党、缅甸共产党、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等共产党政权或武装，都在遇到财政困难时，将目光瞄准了毒品[29][30][31]。

特货相关轶事

File:贺龙文革中被揭批为大烟贩子.jpg
贺龙文革中被揭批为大烟贩子[32]
  • 黄克诚贪污案：庐山会议上，吴法宪突然揭发黄克诚不但是个“伪君子”，而且还是个“贪污犯”，称其贪污了“黄金万两”。吴法宪所指的是1946年，新四军三师进军东北时，黄克诚所携带的一批黄金、银元、烟土、钞票，是全师所有经费。而吴法宪在会议上列出了一些具体数字（据当代中国出版社《黄克诚传》记载：金子440余两，银洋21222元，鸦片42斤，还有各种钞票几亿元），称黄克诚把这些黄金白银从苏北带到东北，从东北带到热河，从热河又带到天津，从天津带到湖南，长期把持这个“经济摊子”。这批财务一直下落不明，应该进行追查。[33]
  • 贺龙文革中被揭批为大烟贩子：文化大革命中，首都批斗三反分子贺龙联络站编写的揭批贺龙的材料，《打倒反党篡军大野心家贺龙》中有一段：“八月十七日《新华日报》刊登《农民将军贺龙》，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土匪头子、马贩子、贩卖大烟的贺龙说成是‘耕种着自己的田地的农民’，把一次就背了五个老婆的土匪贺龙说成‘还没有结婚……’”[32]
  • 南汉宸文革中被揭批为大烟贩子：2006年南汉宸诞辰110周年，“在中国人民银行现任领导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现任领导的关怀下”，《当代金融家》杂志2006年2期推出南汉宸纪念专栏，文章《传奇一生照汗青——南汉宸同志传略》中提到“早对南汉宸怀恨在心的康生，和陈伯达勾结起来，给南汉宸扣上“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大烟贩子”等莫须有的罪名，妄图抹杀南汉宸立下的丰功伟绩。”[34]

特货相关艺术作品

由Paradox公司开发的战略模拟类游戏钢铁雄心4的扩展包《唤醒猛虎》中，中共国策树出现了“允许鸦片贸易”与“禁止鸦片贸易”的选项。

特货相关资料

论文与专著

  • 《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陈永发
  • 《统筹与自给之间：中共陕甘宁边区的财经政策与金融、贸易体系》，陈耀煌
  •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特货贸易》，岳谦厚
  • 《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林美莉
  • 《试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特货》， 贾克佳
  •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与财政》/《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史》（美国出版），侯天岚

媒体文章

  • 《延安的经济“奇迹”》，张杰，财经文摘，2012年第10期
  • 《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洪振快，《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
  • 《“忻州鸦片档案” 红太阳下的罂粟花：1940年代边区鸦片经济》，高龙，网易真话，2013-07-18
  • 《中共在延安做的什么特货生意》，看中国，2016-06-08

著名网文

  • 《漫谈土特产对革命的贡献》
  • 《再谈特货——揭开一段尘封的历史》
  • 《陕甘宁边区鸦片问题考》
  • 《鸦片托起的延安奇迹》
  • 《那些年我们一起种过的特货》
  • 《陕甘宁边区特货(特产)贸易初探》

资料文献

回忆录及个人传记

史料编摘

重要文章

  • 《南泥湾调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三年（一）
  • 《永远难忘的革命岁月》，梁爱民，《延川文史资料》第3辑
  • 《种罂粟》，王锡富，《伊春文史资料》第8辑
  • 《晋西北贸易工作和土地改革》，牛荫冠，《吕梁党史资料》第8辑
  • 《陇东贸易的发展及其活动》，庆阳地委党史办，《陇东革命史料选辑》第1辑
  • 《回忆大青山抗日战争与绥中地区财经工作》，成枫涛，《包头文史资料》第7辑
  • 《对禁烟局工作的一些回忆》，张孟望，《盂县文史资料》第5辑

国民政府方资料

  • 《苏俄在中国》，蒋介石
  • 《延安内幕》，齐世杰，华严出版社，1943年
  • 《陕北鸟瞰》，马季铃等，正义出版社，1941年
  • 《无孔不入的中共毒化政策——陕北“红区”推行鸦片政策的铁证》，《忠报》，1947年第1期
  • 《陕北匪区闻见实录》，曾问吾，《文化先锋》，1947年2-3期
  • 《中共在陕北边区的经济措施》，曾问吾，《经济论衡周刊》，1947年12期
  • 《中共统治区写真》，乐天，民主书局，1946年
  • 《抗战胜利以来中共罪行纪要》，国防部新中国出版社资料室

參考文獻

  1. ^ 1.0 1.1 永远难忘的革命岁月. 延川文史资料第3辑. : 第99页. 为了增加收入，支援抗战，我们秘密经营大烟土。我党是严禁吸毒的，经营烟土必须秘密进行。为了方便，我们不叫大烟土，而称其为‘土货’或‘特货’，后来称做‘肥皂’，论条论块，最后证实定名为‘土产’ 
  2. ^ 山东解放区海关史料综览 第三卷. : 第1605页. 特货，即大烟（鸦片），吗啡等 
  3. ^ 民主革命时期的镇原县边区政府. [2018年4月3日]. 据《解放日报》报道，……三岔贸易支公司，当年输入粮食1500石……特货（大烟）1200两。 
  4. ^ 内蒙古革命根据地货币史. : 第46页. 关于特货问题“一种特殊货币的商品，大烟……也有将其称之为特货的” 
  5. ^ 5.0 5.1 5.2 一三○团史志编纂委员会. 一三○团志.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年: 第124页. ISBN 7-101-02705-9. (五)罂粟：七十年代作为药材上级指令种植，代号为“100号”……八十年代停种 
  6. ^ 国家罂粟种植基地. 2010-06-18 [2018年4月5日]. 
  7. ^ 凤凰网. 内地唯一合法罂粟种植基地：高压电网阻隔 武警24小时看守. 2010年10月12日 [2018年4月5日]. 
  8. ^ 程安辉. 红军长征中的后勤供应工作. 二十世纪人类的奇迹——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文集.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6年. 
  9. ^ 四川省税务局. 川陕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 第一版. 重庆出版社. : 第25页. ISBN 7536604246. OCLC 20401744. 
  10. ^ 四川省税务局. 川陕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 重庆出版社. : 第45，50,73,83–183页. 
  11. ^ 四川省税务局. 川陕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 重庆出版社: 第138页，巴山游击队厘金局的税收政策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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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26.0 26.1 伊利新闻网. 记忆中的“一百号”. 2014年9月9日 [2015年5月9日]. 当时，不许说是罂粟或者鸦片，而是用“一百号”代之。据说，这是因为罂粟从种植到收割需要一百天的时间 
  27. ^ 邓加荣; 韩小蕙. 南汉宸传.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3年: 第254–256页. 
  28. ^ 《1948年西北财经情况及目前问题》
  29. ^ 周宇. 朝鲜毒品攻陷东北. 凤凰周刊. 2011年, (29期). 数据表明朝鲜每年生产40吨鸦片，是世界第三大鸦片出口国和第六大海洛因出口国，年出口毒品收入5亿美元 
  30. ^ 官方下令种植罂粟　指使边民走私贩毒 越南当局大规模生产鸦片捞取外汇. 人民日报 (新华社). 1983-07-19. 
  31. ^ 欣芸. 骇人听闻的越南官营鸦片生产. 了望（新闻周刊）. 1983年, (第7期). 
  32. ^ 32.0 32.1 打倒反党篡军大野心家贺龙. 北京: 首都批斗三反分子贺龙联络站编. 1967年. 
  33. ^ 专案人员谈开国大将黄克诚“贪污黄金案”. 2015年1月15日 [2018年4月14日]. 
  34. ^ 曾舜朴. 传奇一生照汗青——南汉宸同志传略. 当代金融家. 2006年,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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