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货
特货,“特殊货币”的简称。为20世纪初鸦片在中国的特殊称谓[1][2][3][4],是一种毒品。由于价值高,体积小,流通性好,20世纪50年代前在中国可作为硬通货使用。
由于中共鸦片贸易属于敏感内容,在中共公开资料中,一般以“特货”、“特产”、“土产”、“土货”、“土特产”、“肥皂”为等代称鸦片[1],偶尔会因审核不严出现鸦片字样。一般可以根据代称货物的体积、价值,运输方式判断“土特产”、“特产”、“肥皂”是否为特货。
中共从红军时期开始,部分苏区开始收鸦片税,零星开始鸦片贸易。到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共官方主导鸦片种植与鸦片贸易,解决财政危机。国共内战时期,鸦片已经作为重要经费来源。中共建政以后,初期通过香港向世界出售鸦片与鸦片制品,获得外汇。1952年中国全面禁毒后,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国营农场以“药用”为名,种植罂粟,估计到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终止大面积种植[5],中国药用罂粟集中到甘肃农垦集团种植[6][7]。
中共鸦片贸易主要是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一般实行比较严格的对内禁止,对外销售。但由于获利甚巨,也出现过较多的鸦片内销情况。
红军时期
红二、六军团在1936年2月再大定县打土豪,没收鸦片2000挑,在徽县,没收烟土230多两[8]
川陕苏区
《川陕苏维埃税务条例草案》中,第三条(甲)特种税第2点中提到“特货:开设特货馆者,每月照三等征收:头等2元,二等1元,三等5角。专门以贩卖特货为业,按每两抽5%。”[9]苏区税务局员工回忆中也多次记载收取特货税或特货馆税。[10]
1935年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川陕苏区后,共产党的巴山游击队于1937年1月在川陕道上的龙神殿,铁炉坝设关卡收买路钱,对过往商队强制“有偿护送”,其中对特货按价值收取10%税金。[11]
长征时期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打下贵州遵义后,没收了军阀王家烈的十几万元的烟土与食盐,交由毛泽民的“苏维埃国家银行”充当准备金发行“苏维埃银行钞票”,在城中设立4个兑换点,并规定了卖烟土、食盐的方法:烟土、食盐等国家银行经手的物资,一律只收苏维埃银行钞票,以此筹集物资与军粮。[12]
陕甘苏区
抗日战争时期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改编红军,中共主要依靠国民政府提供给边区的每月六十万法币(2个师)军饷,苏联的经费以及海外募捐,依仗外援支撑财政。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完全切断对中共的援助,并实行封锁,中共中央财政陷入极度困难。1941年开始贺龙从大青山根据地向陕甘宁边区输送特货,缓解了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困境。根据地各军队与“小公”开始做特货贸易,1942年12月31,边区银行行长南汉宸亲自带稽私队到保安司令部军需处十三箱“肥皂”(特货),作为准备金,为1942年的财政打下了基础,尔后毛泽东向南汉宸确认了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官营特货贸易,从1942年开始,中共财政获得极大改善。后为平息物议,1943年陕甘宁边区逐步禁种,由晋绥边区作为主要特货种植区,并向陕甘宁中共中央输血。
陕甘边区
1938年4月18日,在新疆盛世才处任财政厅长的毛泽民为缓解陕甘边区的财政困难,曾请示中共中央,准备把新疆所存的16万两烟土在平津地区变卖,以筹措经费,缓解边区财政困难[14][15][16]。毛泽东于5月20日回信同意并由陈云操办:“请陈云同志替他办,财政事情第一要紧,不但那里好,将来也有助于我们,请陈抄办一份,送洛甫”。[15][16]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陕甘宁抗日根据地
南泥湾
晋绥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
国共内战时期
热河解放区
东北解放区
随军销货
销往香港
根据《山东解放区海关史料纵览》,国共内战后期,中共将国共内战时期种植的鸦片通过山东烟台等地销往香港。
中共建政以后
中共建政后,部分西方报纸,美国国会听证会报告[17]及国民党方面资料[18],中共鸦片通过香港转销到西方。
国民党方面称,中国由农垦部统一生产经营鸦片,外贸部统一外销。[19]值得注意的是,原南泥湾屯垦并种植鸦片的359旅旅长王震一手创立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织北大荒开荒,并长期担任中国农垦部长一职。
香港澳门销货
根据中国情报人员陈发光回忆录[20][21][22],中共建政后,其由中共南方情报局处长王革菲(后任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指示,在香港与澳门推销特货,换取外汇,并掩护情报工作“从政治上起到麻醉敌人、削弱战斗力的作用,又换来外汇交上级统一开支,解决了情报经费困难”。后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清洗,定为“贩卖毒品罪”,并被多次关押收监。
“药材百号”
根据插队知青与本地学生回忆录及部分中共公开资料,中共在20世纪60-80年代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5][24]的国营农场以药用为名,种植罂粟,代号“100号”[5]、“百号”[25]、“一百号”[26],据称是因为罂粟从种植到结果需要100天[26]。
百号种植一般由上级分配种植任务与种植面积到连队,由于鸦片割烟需要抢期,一般会组织知青与在校学生割烟。收割鸦片是两个人一组,一个人负责在前面割,一个人紧跟在后面收,遵循割烟传统迷信的让未结婚的女学生或女知青参与收割,据说会比一般人多割一些出来。回忆录中女知青或女生割烟的占多数。收割的鸦片由连队统一保管并上交。
由于与长期的禁烟宣传,各地知青们与学生普遍用“难忘”来形容割烟过程。割烟工序与过程描述,罂粟壳治病功效,做菜描述高度一致。
特货贸易的争论
中共党内的两种声音
在官营特货政策初期,很多老同志有意见,还有人向毛泽东写过长信。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称,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几位中共领导人,如高岗,是反对特货贸易的,“宁肯而死,也不能做这个买卖”,认为陕北根据地坚持多年,条件比这还困难的时候都没有做这个买卖。毛泽东在接见南汉宸时,也表示,“关于经营土特产的事儿,许多同志都来反映意见,而且是相当尖锐的”。[27]
特货带来的内部斗争
特货贸易的意义
特货贸易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共财政困难,对中共夺取中国政权有决定性影响。如1949年年初西北财经办报告:“由于西北贫瘠,特货七、八年来向为西北支持财政,稳定金融,周转贸易的杠杆。一九四二年以来,凭藉着这种特种经营解决了财政经费的百分之七十上下,换入入口物资历年来供给了党政军百分之六十至八十以上,供给市场百分之四十至二十,银行外汇之绝大部分过去也依靠了它的出口换取,这些都相对地减轻了人民负担和支援了革命事业。在一九四八年,除华北援助之外,也还主要地是依靠它使我们渡过了财政困难的一年,如果现在忽尔停止了这种经营,则今后将用何种力量来周转贸易和支持金融,实为一很大困难问题”[28]。
共产党政权贩毒问题并非中共一家,朝鲜劳动党、越南共产党、缅甸共产党、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等共产党政权或武装,都在遇到财政困难时,将目光瞄准了毒品[29][30][31]。
特货相关轶事
- 黄克诚贪污案:庐山会议上,吴法宪突然揭发黄克诚不但是个“伪君子”,而且还是个“贪污犯”,称其贪污了“黄金万两”。吴法宪所指的是1946年,新四军三师进军东北时,黄克诚所携带的一批黄金、银元、烟土、钞票,是全师所有经费。而吴法宪在会议上列出了一些具体数字(据当代中国出版社《黄克诚传》记载:金子440余两,银洋21222元,鸦片42斤,还有各种钞票几亿元),称黄克诚把这些黄金白银从苏北带到东北,从东北带到热河,从热河又带到天津,从天津带到湖南,长期把持这个“经济摊子”。这批财务一直下落不明,应该进行追查。[33]
- 贺龙文革中被揭批为大烟贩子:文化大革命中,首都批斗三反分子贺龙联络站编写的揭批贺龙的材料,《打倒反党篡军大野心家贺龙》中有一段:“八月十七日《新华日报》刊登《农民将军贺龙》,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土匪头子、马贩子、贩卖大烟的贺龙说成是‘耕种着自己的田地的农民’,把一次就背了五个老婆的土匪贺龙说成‘还没有结婚……’”[32]
- 南汉宸文革中被揭批为大烟贩子:2006年南汉宸诞辰110周年,“在中国人民银行现任领导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现任领导的关怀下”,《当代金融家》杂志2006年2期推出南汉宸纪念专栏,文章《传奇一生照汗青——南汉宸同志传略》中提到“早对南汉宸怀恨在心的康生,和陈伯达勾结起来,给南汉宸扣上“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大烟贩子”等莫须有的罪名,妄图抹杀南汉宸立下的丰功伟绩。”[34]
特货相关艺术作品
由Paradox公司开发的战略模拟类游戏钢铁雄心4的扩展包《唤醒猛虎》中,中共国策树出现了“允许鸦片贸易”与“禁止鸦片贸易”的选项。
特货相关资料
论文与专著
- 《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陈永发
- 《统筹与自给之间:中共陕甘宁边区的财经政策与金融、贸易体系》,陈耀煌
-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特货贸易》,岳谦厚
- 《抗战时期的货币战争》,林美莉
- 《试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特货》, 贾克佳
-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与财政》/《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史》(美国出版),侯天岚
媒体文章
- 《延安的经济“奇迹”》,张杰,财经文摘,2012年第10期
- 《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洪振快,《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
- 《“忻州鸦片档案” 红太阳下的罂粟花:1940年代边区鸦片经济》,高龙,网易真话,2013-07-18
- 《中共在延安做的什么特货生意》,看中国,2016-06-08
著名网文
资料文献
回忆录及个人传记
- 《延安日记》
- 《谢觉哉日记》
- 《毛泽东经济年谱》
- 《我的回忆》,张国焘
- 《李先念年谱》
- 《习仲勋传》
- 《萧军日记》
- 《南汉宸传》
- 《朱理治传》,《纪念朱理治文集》,《朱理治金融论稿》
- 《贺龙年谱》,《贺龙元帅》
- 《吴玉章回忆录》
- 《李庆寿回忆录》
- 《黄亚光文稿和日记摘编》
- 《高鲁日记》
- 《杨立三年谱》
- 《王恩茂日记》
- 《赖传珠日记》
- 《吴亮平传》
- 《陈伯钧日记》
- 《黄克诚传》
- 《独臂上将彭绍辉日记》
史料编摘
-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
- 《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辑》
-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
- 《中原解放区工商税收史料选编》
- 《华中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工商税收史料选编》
- 《热河解放区》
- 《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
- 《西北农民银行史料》
- 《中国秘密战——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纪实》
重要文章
- 《南泥湾调查》,《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三年(一)
- 《永远难忘的革命岁月》,梁爱民,《延川文史资料》第3辑
- 《种罂粟》,王锡富,《伊春文史资料》第8辑
- 《晋西北贸易工作和土地改革》,牛荫冠,《吕梁党史资料》第8辑
- 《陇东贸易的发展及其活动》,庆阳地委党史办,《陇东革命史料选辑》第1辑
- 《回忆大青山抗日战争与绥中地区财经工作》,成枫涛,《包头文史资料》第7辑
- 《对禁烟局工作的一些回忆》,张孟望,《盂县文史资料》第5辑
国民政府方资料
- 《苏俄在中国》,蒋介石
- 《延安内幕》,齐世杰,华严出版社,1943年
- 《陕北鸟瞰》,马季铃等,正义出版社,1941年
- 《无孔不入的中共毒化政策——陕北“红区”推行鸦片政策的铁证》,《忠报》,1947年第1期
- 《陕北匪区闻见实录》,曾问吾,《文化先锋》,1947年2-3期
- 《中共在陕北边区的经济措施》,曾问吾,《经济论衡周刊》,1947年12期
- 《中共统治区写真》,乐天,民主书局,1946年
- 《抗战胜利以来中共罪行纪要》,国防部新中国出版社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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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加收入,支援抗战,我们秘密经营大烟土。我党是严禁吸毒的,经营烟土必须秘密进行。为了方便,我们不叫大烟土,而称其为‘土货’或‘特货’,后来称做‘肥皂’,论条论块,最后证实定名为‘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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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货,即大烟(鸦片),吗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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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职工都称它为“百号”……就是人们熟知的罂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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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表明朝鲜每年生产40吨鸦片,是世界第三大鸦片出口国和第六大海洛因出口国,年出口毒品收入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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