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任輝
洪任輝（本名：詹姆士·弗林特，James Flint）（？1720-？） 是18世紀的一名英國商人和外交家，曾為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少年時在廣州學習漢文，得以通曉中國語言，長期在廣州擔任翻譯之職，是英國第一個中文翻譯。
1759年，他所引發的「洪任輝事件」，是清政府實行廣州一口通商的直接原因。
洪任輝事件
起因
乾隆十九年（1754），東印度公司想在業務上有所突破，指示洪任輝設法擴大貿易範圍，開闢新的貿易港，並派遣喀喇生 （Samuel Harrison） 前來，一同主持此事。
乾隆二十年（1755），洪任輝在澳門租用葡商華貓殊的商船，選擇了寧波為試航港，分兩批前往。當時的寧波亦是清朝政府指定的通商口岸；有海關和行店等設施。由於外國船很久沒有來此地貿易，因此，洪任輝等人抵達時，受到當地官員熱烈的歡迎。因浙海關關稅比粵海關低，陋規雜費也比廣州方面少，所以從乾隆二十一年至乾隆二十二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都派船去寧波貿易。
為此，廣州口岸大受影響，前來貿易的商船比前減少了半數有餘，並出現關稅銳減的局面。
兩廣總督楊應琚見狀，急忙會同閩浙總督喀爾吉善奏請禁止洋船往浙江貿易。乾隆皇帝同意他們的意見，通知浙海關先把關稅稅率提高一倍，企圖通過加稅的辦法，使外商無利可圖，從而達到不再來寧波貿易的目的。豈料乾隆二十二年，英國東印度公司仍派「歐斯諾」號往寧波貿易。乾隆帝感到以這種增加關稅的辦法不解決問題，便下令關閉寧波等地口岸，只留廣州一口通商。
英國東印度公司見新開闢的事業剛剛有點起色，便遭到清廷粗暴的干預，於心不甘，因此，便指示洪任輝再往寧波試航一次，如不得要領，可直航天津，設法到乾隆帝的面前去告御狀。
經過
乾隆二十二年（1757）六月，洪任輝率船攜運大量槍砲軍火等違禁品到達寧波，就增稅之事與官員激烈爭執，閩浙總督楊應琚親赴寧波調處並奏報中央。十一月，乾隆帝裁示禁止英國商船進入寧波，由兩廣總督李侍堯傳諭各國商人限於廣州貿易，提高舟山、寧波、廈門關稅一倍，強制起卸軍火、帆具上岸。
乾隆二十四年（1759），洪任輝接指示後，即於五月九日，由廣州出航，佯言乘船回國。但卻偷偷地直航寧波。此事為南海縣知事所發覺，報告兩廣總督李侍堯，李通知海防同知密切注視他的行蹤。五月三十日，洪任輝坐船到達定海海面時，浙江總兵羅英笏派出水師，不准他駛進寧波。洪任輝按公司的指示，北上天津，停泊在大沽海口炮台水域。當前往檢查的官員登上他的海船時，他自稱是英吉利國的四品官，一向在澳門、廣州兩地做生意，因有冤情，廣東地方當局不予作主，所以前來京師鳴冤告狀，把「狀紙」送給直隸總督方觀承，然後轉呈乾隆皇帝御覽。
此「狀紙」內容長達七項，但主要有四點：第一，狀告粵海關監督李永標縱容家人屬吏敲詐勒索，徵收陋規雜費68項，核銀1000多兩；第二，狀告資元行老闆黎光華，拖欠東印度公司貨款5萬多兩；第三，狀告廣州官吏不循舊例接見洋人，致使家人屬吏敲詐勒索；第四，保商制度弊病甚多，延誤外國商船正常貿易的進行。
乾隆皇帝閱後，認為「事涉外夷，關係國體」，命給事中朝詮、福州將軍新柱為欽差大臣赴廣東會同兩廣總督李侍堯查辦審訊。審理結果，粵海關監督李永標被革職處分，海關陋規雜費一體廢除，同時重申外國商船不可赴寧波貿易。[1]洪任輝明知違反律例，不顧地方官多次警告，擅赴天津告狀，判罰圈禁於澳門的前山寨，圈禁期滿驅逐回國；代寫訴狀並呈狀詞的四川商人劉亞匾，以觸犯訟棍教誘主唆、為外夷商謀砌款罪被處死[2]；黎光華家產也公開拍賣抵債，洪任輝供稱指使告狀的徽州商人汪聖儀，與任輝交結、收受英國大班銀一萬三百八十兩，按交結外國互相買賣借貸財物例治罪，但潛逃未獲。[3]
結果
洪任輝事件發生後，清廷將廣州作為唯一口岸的力度加強，頒佈《防夷五事》，規定外商不得在省城過冬；規定行商要加強對外商的管束；禁止行商向外商借債；加強對泊所周圍的治安管理；甚至有外商僱人傳遞信息，也在禁止之列。洪任輝本人也被囚禁在澳門三年（1759年12月-1762年11月），刑滿後被帶到黃埔乘船遣送回英國，終身不得再返回中國。其實，東印度公司可以付一筆贖金，以免去洪任輝的刑期，但東印度公司並沒有這麼做。不過，洪任輝在六年裏（1760年至1766年）一共賺了8500英鎊，其中2000英鎊是為了補償他受囚時所承受的「苦難」。
事件過後
洪任輝在中國的日子裏，有許多機會接觸到中國的農業生產方式。離開中國後，他與前東印度公司職員塞繆爾·波文（Samuel Bowen; 洪任輝是於1759年認識波文）一起把大豆迎進北美洲。1770年，洪任輝還與美國著名政治家、科學家本傑明·富蘭克林通信，討論華人是如何把大豆製成豆腐。這相信是英語詞"toufu"首次出現之處。
參考文獻
- 徐中約. 中國近代史 第6版. 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