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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阿根廷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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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阿根廷政變
阿圖羅·羅森將軍、佩德羅·帕布洛·拉米雷斯將軍和埃德爾米羅·朱利安·法雷爾將軍，1943年政變（四三革命）的三位獨裁者。
日期1943年6月4日 (1943-06-04)
地點阿根廷
發起人阿圖羅·羅森
結果拉蒙·卡斯蒂略政權被推翻；軍政府建立。

1943年阿根廷軍事政變，又稱四三革命（西班牙語：Revolución del 43）是發生在1943年6月4日的軍事政變。該政變推翻了憲法和拉蒙·卡斯蒂略總統的欺詐政權，終結了臭名昭著的十年（英語：Infamous Decade）。

歷史學家米格爾·安赫爾·申納將本次政變描述為1930年9月6日政變歷史的封底。「1930年政變終結了一個合法政府；1943年政變終結了一個半合法政府」。[1]

三位獨裁者總統相繼就職：首先是阿圖羅·羅森（只執政了3天），然後是佩德羅·帕布洛·拉米雷斯、最後是埃德爾米羅·朱利安·法雷爾。同時，有四位軍官被依次任命為副總統：薩瓦·蘇埃羅、埃德爾米羅·朱利安·法雷爾（後擔任總統）、胡安·庇隆（後擔任民選總統並連任兩個任期，接着在1955年10月軍事政變中被推翻）和胡安·皮斯塔里尼。

在此過程中，通過庇隆上校領導的、主要由當時的社會主義者及革命工團主義者組成的聯盟，工團主義於阿根廷歷史上首次獲得政治權力，這導致了庇隆主義的興起。自由主義派諸組織則都認為應該與大經濟體保持良好關係，

背景

導致1943年6月4日政變發生的原因有兩個：臭名昭著的十年（英語：Infamous Decade）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臭名昭著的十年（1930-1943）

「臭名昭著的十年」中的四位總統：烏里武魯, 胡斯托, 奧爾蒂斯和卡斯蒂略。
主條目：臭名昭著的十年和協議（阿根廷）

所謂的臭名昭著的十年開始於1930年9月6日政變，信奉社團主義和天主教民族主義的何塞·費利克斯·烏里武魯將軍推翻了激進公民聯盟的伊波利托·伊里戈延（他於1928年經過民主選舉，就任了第二任期）總統。9月10日，烏里武魯被最高法院承認為實際總統，不過，這一任命使「實際」政府學說興起，並將被用於合法化其他軍事政變。[2]隨後，政府取締了激進公民聯盟。

1931年4月5日，布宜諾斯艾利斯省選舉舉行，結果在政府的意料之外：雖然政府認為激進公民聯盟已經完全「脫離歷史」（因為激進公民聯盟沒有組織競選活動，也沒有得到媒體界的支持），但是，激進公民聯盟候選人奧諾里奧·普埃雷東贏得了選舉。儘管在選舉人票數上，激進公民聯盟落後了幾票，只能與社會黨談判來獲取勝利，但是政府仍然十分恐慌，大多數部長都提出了辭呈。烏里武魯重組了內閣並任命了「自由」派的部長。5月8日，烏里武魯中止了省選舉人團的呼籲，並任命曼努埃爾·拉蒙·阿爾瓦拉多為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的實際省督。[3]

幾周後，科連特斯省爆發了由格雷戈里奧·波馬爾中校領導的革命；這場革命雖然很快就被鎮壓，但是卻給予了烏里武魯所需的藉口：他查封了激進公民聯盟的所有營業場所、逮捕了若干激進公民聯盟領導人並禁止選舉人團選擇跟伊里戈延直接或間接相關的政治家；普埃雷東曾任過伊里戈延的部長，這使得他無法參選，還與阿爾韋亞爾一起被驅逐出國。烏里武魯還暫停了計劃好的科爾多瓦省選舉和聖菲省選舉。[4]他把9月的大選推遲至11月，並在此後不久取消了布宜諾斯艾利斯省選舉。[5]

社團主義試驗失敗後，阿根廷就被代表阿根廷傳統保守自由主義[6]的政治聯盟「協議」統治。該聯盟由國家民主黨（又稱保守黨）、反人格主義激進公民聯盟和獨立社會黨組成，從1932年掌權至1943年，歷經阿古斯丁·佩德羅·胡斯托總統（1932-1938）、羅貝托·瑪麗亞·奧爾蒂斯總統（1938-1940）和拉蒙·卡斯蒂略總統（1940-1943）（在奧爾蒂斯逝世後接任），這一時期被稱為臭名昭著的十年。

這一時期的特點是開啟了被稱為進口取代工業化的新經濟模式。

1943年選舉本應通過選舉欺詐，選舉出新的總統——充滿爭議的製糖商人羅武斯蒂亞諾·帕特龍·科斯塔斯，過去四十年裏薩爾塔省的一位強人。帕特龍當選總統意味着欺詐政權的延續及深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對於阿根廷政治，特別是1943年6月4日之後的政治有着複雜而又決定性的影響。

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英國在阿根廷具有決定性的經濟影響力。同時，美國掌握了整個美洲大陸的霸權，準備徹底取代英國，成為阿根廷的新霸主。從1941年日本襲擊珍珠港，致使美國放棄中立開始，二戰就成為了使美國達成這個目的的最佳時機。

對於歐洲戰爭，阿根廷長期保持着「中立」，這一傳統自從19世紀起，就被所有的政黨捍衛。導致阿根廷「中立」的原因比較複雜，其中最重要的是需要保持對英國和歐洲的食品供應。無論在一戰還是在二戰，英國都需要保證對人民和部隊的食物供給（糧食和肉類）良好。阿根廷必須保持中立以避免自己的貨船被襲擊，否則供應鏈就會被切斷。[7][8]並且，阿根廷一直對19世紀末以來，推動美國發展的泛美霸權主義保持着沉默。

1939年12月，阿根廷政府就放棄中立、加入同盟國的可能性，與英國進行了商議。英國政府斷然拒絕了這一提議，並重申了以下原則：阿根廷主要的貢獻是供應，為了保證供應，阿根廷有必要保持中立。此時，美國也保持着中立的立場（1935年至1939年的美國中立法和美國傳統的「孤立主義」使得這一立場更加堅固），不過，這一立場在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的軍事基地遭到日本襲擊時，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8]

珍珠港事件之後，在1942年1月舉辦的外交部長協商會（即1942年里約會議）上，美國試圖讓所有美洲國家跟隨它參戰。美國不會因阿根廷與歐洲之間的貿易被切斷而受到任何影響，因此二戰對於它來說，是獲得政治（體現在泛美洲主義上）及經濟上的大陸霸權，並且在優勢上徹底取代英國的好機會。但是，通過外交部長恩里克·魯伊斯·吉尼亞蘇，阿根廷反對跟隨美洲國家參戰，並拒絕了美國的提議。從這時起，美國就一直對阿根廷施加着壓力，直到壓力無法遏制。

面對戰爭，阿根廷人民分成了兩派：「親同盟國派」和「中立派」。「親同盟國派」希望阿根廷加入同盟國並參戰，「中立派」則堅持阿根廷應保持中立。另外還有一個少數派系：「親德派」[來源請求]。鑑於阿根廷不可能加入軸心國，這一派系常常支持中立，與中立派混合在一起。[來源請求]

反人格主義激進公民聯盟黨人羅貝托·瑪麗亞·奧爾蒂斯總統（1938-1942）和保守黨人拉蒙·卡斯蒂略總統（1942-1943）都堅持中立，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官方總統候選人羅武斯蒂亞諾·帕特龍·科斯塔斯會對軸心國宣戰。這一狀況在軍隊，尤其是中立派佔主導地位的陸軍，有着巨大的影響力。

經濟及社會狀況

1943年是工業和工人階級取得巨大發展的一年。社會經濟的轉型預測了社會政治的重大變革。

二戰對阿根廷的一個直接影響，是工業化進程的飛躍。1943年，工業生產指數第一次超過了農業。[9]在紡織業的帶動下，工業出口率從1939年的2.9%，增長到1943年的19.4%。[10]

從1941年到1946年，產業工人階層人數增長了38%（從677,517增長到938,387）。[11]在1946年，主要集中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市區的工廠聚集了全國56%的工業設施和61%的工人。[12]

另一方面，1929年的大蕭條限制了歐洲的移民潮，因此，新型的內部遷徙正在從數量和文化上徹底地改變工人階級。在1936年，布宜諾斯艾利斯市36%的人口來自外國，只有12%的人口來自國內（農村及小城市）；在1947年，外國人數量減少到26%，同時內部遷徙者數量翻了一倍，達到了29%。[13]從1896年到1936年，從各省遷徙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年平均人口量為8,000；這一數值在1936年到1943年之間為72,000，在1943年到1947年之間為117,000。[14]

新的社會經濟條件及地理集中預測了以布宜諾斯艾利斯為中心的社會政治重大變革。

6月4日政變

阿圖羅·羅森將軍和佩德羅·帕布洛·拉米雷斯將軍於政變當日在五月廣場向人群致意。

軍隊儘管一直是維持臭名昭著的十年中歷屆政府的支柱，[來源請求]但是由於軍隊人員越來越年輕，軍隊與政府的關係逐漸惡化。並且，最重要的是，在這十年中阿根廷的工業開始穩定發展，而阿根廷的（以及世界上許多地方的）工業發展在某種程度上與軍隊和國防需要密切相關。

拉蒙·卡斯蒂略總統已經遭遇了數起軍事陰謀及未遂政變，並且在當時也存在數起公民軍事陰謀（比如由聯合軍官組織策劃，激進公民聯盟黨人埃內斯托·聖馬蒂諾和阿圖羅·羅森將軍實施的陰謀[15];由激進公民聯盟工會派的埃米利奧·拉維尼亞尼實施的陰謀等）。[15]不過，1943年6月4日政變並未經過計劃，而是臨時發起的。另外，該政變與曾經發生在阿根廷的政變不同，幾乎沒有公民參與。[16]

導致軍事政變的具體原因，是卡斯蒂略總統於6月3日要求國防部長佩德羅·帕布洛·拉米雷斯將軍辭職，因為拉米雷斯在5月26日會見了激進公民聯盟的一些領導人。在會議上，激進公民聯盟提出要在接下來的選舉中提名他為總統候選人，於是，民主聯盟成立了[17]。該聯盟由激進公民聯盟溫和派（工會派）組成，希望在共產黨的支持下，團結社會黨和民主進步黨。[18]

阿圖羅·羅森將軍和佩德羅·拉米雷斯將軍於政變前日在五月營地舉行會議，決定發動政變。從歷史意義上來說，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埃德爾米羅·法雷爾將軍和胡安·庇隆上校均未參加本次會議，卻都在之後成為四三革命的最大推手；羅森將軍當時邀請了法雷爾參與政變組織，不過法雷爾因個人原因而沒有參加。至於庇隆，當時沒人能找得到他。[19]

6月4日清晨，8,000名士兵跟隨着起義領袖（阿圖羅·羅森將軍、埃爾維奧·阿納亞將軍、埃米利奧·拉米雷斯上校、福爾圖納托·焦萬諾尼上校和颶風俱樂部主席托馬斯·阿道弗·杜科中校），離開了布宜諾斯艾利斯市西北的五月營地。抵達努涅斯區的海軍機械學院時，隊伍遭遇了忠於政府的駐軍的攻擊，這場戰鬥造成了30人死亡、100人受傷。[20]在海軍機械學院的幫助下，卡斯蒂略總統登上一輛德拉蒙德卡車，[21]向着烏拉圭方向逃走了，胡安·皮斯塔里尼將軍、阿曼多·貝達高埃爾將軍、佩德羅·帕布洛·拉米雷斯將軍、埃德爾米羅·法雷爾將軍和薩瓦·蘇埃羅海軍上將因此得以進入玫瑰宮。中午過後不久，叛軍隊伍也抵達了玫瑰宮，將領們於是把阿圖羅·羅森將軍任命為總統。[22]

最開始，除了共產黨外，所有的政治或社會力量都或多或少支持政變。[23]英國和美國也都如此。根據當時的英國駐阿根廷大使大衛·凱利爵士所言，英國對政變「呼喊着滿意」。[24]另一方面，德國大使館在政變前日燒毀了他們的文件。[25]

學者們對於政變的評價分歧巨大。何塞·路易斯·羅梅羅[注 1]稱政變為「忠於納粹滲透的組織的營救行動，同時阻止了卡斯蒂略轉向美國」。[26]米格爾·安赫爾·申納[注 2]則把政變描述為「1930年9月6日政變歷史的封底……1930年政變終結了一個合法政府；1943年政變終結了一個半合法政府」。[27]工人運動開始後，二號阿根廷總工會又將政變描述為「卡斯蒂略下台後，工人失去了一個敵人，投機者失去了一個盟友，賄賂者和盜用公款者失去了一個對他們不怎麼關心的人，納粹和法西斯分子失去了一個好朋友。」[28]

政變組織者GOU的作用

主條目：聯合軍官組織

當時，阿根廷軍隊只有陸軍和海軍。海軍由貴族和上層階級組成，而另一方面，陸軍在組成上發生了巨大變化，開始出現來自中層或中下層階級的軍官。新軍官們帶來了新的國防觀念：工業化和軍事企業的創辦是必需的，國家需積極地推動它們。

陸軍主要分為兩個派系：民族主義派和自由主義派。民族主義派諸組織都關心國家的工業發展、與天主教會的關係和擁有自治權的國際地位；這個派系的成員大多來自中產階級，與激進公民聯盟關係密切。

20世紀30年代發生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重大變革，使得包括軍隊在內的所有政治及社會領域出現了持有新主張的多個組織。阿古斯丁·佩德羅·胡斯托將軍統領軍隊時，這種異質性尚能得到控制。但是，在1943年1月11日，胡斯托去世了。失去了胡斯托的約束的軍隊開始了重組和數個軍事組織之間的內部鬥爭。

大多數持不同傾向性的歷史學家都認為：1943年3月10日成立、1944年2月23日解散的軍事組織——聯合軍官組織（GOU），在政變組織及政變之後的軍事政府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29] 不過，最近有一些歷史學家質疑GOU的真正影響力，並把它稱為「傳說」。[30]

詳細研究過軍隊在現代阿根廷歷史上的表現的美國歷史學家羅伯特·波塔什，把GOU對6月4日政變的參與相對化：

GOU的領導層並未直接控制發動革命所需的軍事資源……6月4日的軍事行動並非GOU，或者哪個軍官組織小心計劃的結果……而是一場臨時起意的行動，這使得在推翻卡斯蒂略總統後，參與者們幾乎沒法針對具體的目標達成共識。[31]

註釋

  1. ^ Historiador e intelectual considerado como el máximo representante de la corriente de renovación historiográfica que, a mediados de la década de 1950, introdujo las perspectivas de la Historia social en la Argentina (Fernando Devoto y Nora Pagano, Historia de la historiografía argentina, Buenos Aires, Sudamericana, 2009, Cap. 6, pp. 339 y ss.), doctor en Historia en la Facultad de Humanidades de l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La Plata, militó en el Partido Socialista, escribió una de sus obras clásicas sobre el tema: Las ideas políticas en Argentina que, junto a otras le valieron un lugar de gran notoriedad dentro del mundo intelectual argentino. Docente en l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La Plata, fue expulsado en 1946 por sus posturas abiertamente anti-peronistas y continuó como docente en la Universidad de la República de Montevideo. Fue designado rector de la UBA por la dictadura que derrocó al gobierno constitucional de Juan Domingo Perón. En 1962 fue elegido por el claustro de la Facultad de Facultad de Filosofía y Letras, donde fundó la cátedra de Historia Social General, que tuvo una influencia decisiva en la renovación historiográfica de las décadas de los 50 y los 60. A través de publicaciones y programas de investigación, su cátedra de Historia Social introdujo en la Argentina la perspectiva historiográfica de la Escuela de los Annales. La renovación historiográfica propuesta por Romero abrió el diálogo con otras ciencias sociales, principalmente con la economía desarrollista en todas sus variantes locales y con la sociología de cuño estructural-funcionalista (cuyo máximo representante en la Argentina era Gino Germani) y contribuyó a formar historiadores y sociólogos renovadores como Tulio Halperín Donghi, Ernesto Laclau y Ezequiel Gallo. Desde 1975 integró el Consejo Directivo de la Universidad de las Naciones Unidas, con sede en Tokio.
  2. ^ Historiador argentino, especializado en historia política de la Argentina, de profesión médico oftalmólogo. Publicó gran cantidad de libros y artículos, entre los que se destacan por su impacto, Cuando murió Buenos Aires 1871 (1974) sobre la trágica epidemia de fiebre amarilla, Los Militares (1980) y F.O.R.J.A., una aventura Argentina (De Yrigoyen a Perón) (1983). Fue un habitual colaborador de la revista Todo es Historia, dirigida por Félix Luna, donde publicó gran cantidad de artículos. Se lo consideró un miembro moderado de la corriente revisionista.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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